與子女書

一、致Ｍ兒（2002年9月）

　　授課是什么？
　　當老師是辛苦的；不過，苦中有樂。這個樂并不是別人給你的，而是一種主觀感受。也就是說：你主觀上感到樂，那就是樂；否則，你不會有快樂和安慰。主觀上怎么才能感受到快樂呢？這源于教師本人教學經(jīng)驗的積累，教學水平的提高，教學方法的改進和教學效果的績優(yōu)。要做到這些，也難也不難。難是因為它們需要一輩子不斷的積累，似乎永無止境；不難是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教師每一次的授課都會有一些心得和收獲，并不指望什么“奇跡”的出現(xiàn)，所以，她每一次授完課都可能會有某種成就感。成就感使人快樂、振奮、增強自信心，等等。這就是我對教師這個職業(yè)的苦樂觀。
　　授課是什么？授課就是體會快樂。韓愈說過：“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者也。”授課其實并非單純的“授業(yè)”。因為，要把理論闡釋清楚，把案例講解明白，把技術條分縷析，至少應該把“解惑”包括進去。而如果教師時常以表率的作用，榜樣的力量無聲地影響和熏陶學生，其實“傳道”已在其中矣！以此三者經(jīng)常地、“形影不離”地滲透到一個人的生活中去，這個人難道不快樂嗎？
　　當然，體會快樂是需要付出的。付出了什么呢？一是勤奮，二是智慧。勤奮就是大量的閱讀，大量的實踐，大量的體驗，并從中逐漸積累。智慧就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善于借鑒，以人之長，補己之短，博古通今，融會貫通，尤其是要重視吸取當代前沿的科學發(fā)現(xiàn)、發(fā)明和理論的成果（不論是哪個學科的）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改造自己的學術觀點和學識結構。很顯然，這樣的付出，又換得了豐碩的成果。
　　所以，一個人既然選擇了當教師，就不要消極、被動地把它當作一種“掙錢的營生”，而要積極、主動地把它當作是自己高尚的人生追求。這樣，快樂就會永遠伴隨著你，而你本人就是“快樂的化身”。

　　上好一堂課不容易
　　就我的切身體會，我覺得上好一堂課不容易，而上好所有的課不難。為什么呢？因為上課是一門綜合藝術，它是把教師的知識、能力、閱歷、見聞、習慣、愛好、靈感等等融為一體，加以整合的結晶。如果下大功夫，備好并講好一堂課，然后，總結其經(jīng)驗，克服其缺點，自我消化，舉一反三，以后的課基本上照這樣講，便沒有什么大問題了。毛主席把這種方法叫做“解剖麻雀”。俗話說：“麻雀雖小，肝膽俱全”。所以，只要你認認真真地解剖了一只麻雀，完全認識了它，別的麻雀或別的什么鳥是個什么構造，以至別的許多動物是個什么構造，你的心里應該是有數(shù)了的。把這個思路運用到工作中，就有了“通過試點，總結經(jīng)驗，加以提高，指導一般”的工作方法。
　　上好一堂課，就好比是“解剖麻雀”。這需要特別細致、小心，一點一點地割呀，剝呀，觀察呀，比較呀，記錄呀，最后還要寫出結論來。而且，有時還可能出現(xiàn)一次解剖不成功的情況，那就要反復進行了。“解剖麻雀”是細致、艱苦的，但那是基本功。如果成功地解剖了幾只（不要太多）麻雀，你這一輩子上課就不用犯愁了。因為你完成了一個“由特殊到一般”的認識過程的飛躍。
　　如果上好一堂課需要綜合知識、能力的配合的話，那么，在取得經(jīng)驗以后，能力、方法、靈感等等早已融入了你的教學水平之中了，它們已經(jīng)不再是處處有形的了，它們會在你以后的授課中，不知不覺地、得心應手地幫助你把課講得很精彩。而每次講授新課只需要你的新的知識加進去就行了。因為講課的藝術你已經(jīng)基本掌握了。
　　當然，任何人講課，不能僅憑如簧的巧舌，因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嘛！一個夸夸其談，言之無物的教師是不會受到學生真心愛戴的。上好課，最根本的是靠教師淵博的學識及對這些學識深刻的把握和靈活的運用。而這正是教學水平的主要體現(xiàn)。
　　你在你的專業(yè)知識方面，尚有許多欠缺，你也缺乏不斷積累有用知識的那種強烈意識和良好習慣。建議你先做到每周跑兩次資料室，每次瀏覽２小時專業(yè)期刊這個起碼要求。以后的路該怎么走，你自己會找到答案的。一根小草在未被充分開發(fā)之前，它僅是一根微不足道的小草而已；當它的能量充分釋放出來以后，人們就會公認它是稀世之寶了！我兒豈非此草耶？

　　科研是最好的備課
    一連三個學期，你講了三門課，這對一個青年教師來說是很重的負擔。過去，有些老教授，一輩子只能講一門課，當然有把一門課講得很好的，也有一生都沒有把一門課講好的。我們那個年代，一個助教至少要備一年課才能上講臺，而且只講課程的一小部分。這樣一比較，我們的小姑娘就真算不錯的，是很棒的！你有現(xiàn)在的基礎，再加以鞏固，突出個性，精益求精，你的前途是很令人羨慕的。
　　備課是講好課的前提，而科研是備課的基礎，科研是最好的備課。你要講好一門課，首先要選一本較好的教材為基礎，經(jīng)過一、兩年，把它弄得很熟，然后再加上其他人的成果，以豐富講授內(nèi)容。但是，真正使自己站得穩(wěn)的是自己結合課程內(nèi)容獨立進行的科研成果。每年作一些科研，每年有一些成果，每年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授課中去。這樣，久而久之，你的個性和特點就形成了，你就能自成一家。
　　現(xiàn)在有些高等學校不把教材看成是科研成果。為什么呢？因為教材無非是把前人的、他人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一起，按一定的體例編排了一下。編教材當然也是一種勞動，但一般說來，這不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所以它的學術價值不高。當然，也有例外，有些教材編得很有創(chuàng)意，它本身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和成果。但這樣的成果今后是越來越少了！
　　你其實已經(jīng)初嘗了科研武裝教學的好處。例如你對于資源的研究、對于用新的資源觀改造經(jīng)濟地理學架構的見解、對于把服務貿(mào)易提到世界貿(mào)易重要地位的主張，并把這些見解和主張融入到授課內(nèi)容之中。這些都是有益的嘗試。
　　一般說來，科研能積極調動人們的思考興趣，所謂冥思苦想、廢寢忘食，往往都是稿科研入了迷的一些表現(xiàn)和感受。科研無疑是高強度的智力勞動，因而它的成果也彌足珍貴。凡獲得過此類成果的人都會有一種成就感和自豪感，而且一定會逐漸養(yǎng)成一種“科研癖”，那時真是欲罷不能：一種如信仰一般的巨大神力，鼓舞她義無反顧地在科學研究的大道上向前，再向前！
　　一個人到了那個時候，她會變得真正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因為她懂得科學知識浩如煙海，無窮無盡，個人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她同時也會感到出神入化，她授課時，不會再把那當作一種勞動和負擔，而會是如數(shù)家珍，信手拈來，就像老人給孫子們講故事一般。當然，也只有到那時，“老師”這個稱呼對她說來才是當之無愧的。

　　學著搞科研（１）
　　你現(xiàn)在是一所重點大學的教師，這是很多人羨慕的。一個高等學校的老師要習慣于搞科研，要成為科研的行家。對你們年輕人來說，首先是學著搞科研。
　　科學研究并不神秘。一個人從幼兒時期已經(jīng)在從事“科研”了，只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大人們對這些也不經(jīng)心、不在意。科研就其本意就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每一個幼兒都曾提出過無數(shù)的問題，不過他們“解決問題”絕大部分不是靠他們的直接經(jīng)驗，而是靠大人的間接經(jīng)驗；當有極個別的問題是靠他們的直接摸索而部分解決的，他們就被人誤認為“神童”！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不同年齡段，都可能提出相應的生活中的疑問，他們曾試圖解答它們。不過“好心的”大人們，都為他們準備好了現(xiàn)成的答案。因此，兒童和青、少年們許多可能的科學研究都被“溫柔地扼殺”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現(xiàn)在下結論恐怕為時尚早。不過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倡導孩子們動手，“在玩中學”，而中國曾經(jīng)生怕孩子們貪玩而影響了“學習”，因而強迫青、少年搞“習題大戰(zhàn)”。德國的高等教育強調實踐和操作，鼓勵“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過程，以加深學子們對于所學知識的領悟和把握，而東方哲人們則注重“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際地學習方法。孰優(yōu)孰劣還很難說。不過，把科學研究神秘化，則是長期以來把理論與實際（實踐）分離的一種惡果。
　　其實，科學研究是從懷疑開始的。“本本主義”者、“好學生”、聽話的“乖孩子”對書本、對父母、對老師不敢、不愿、不會提出懷疑，因此他們沒有“科研課題”。只有經(jīng)常地、大膽地提出懷疑的孩子，才會與科研“有緣”。有了疑問，一般說來就有解決疑問的愿望。于是就去翻書、打聽、請教、實驗、調查，于是就會忘了吃飯、不愿睡覺、對其他事情“漠不關心”、“不近人情”，于是他們就“著迷”了！他們經(jīng)常失敗，他們的失敗被大人漠視，甚至遭到批評或斥責；但也有極少數(shù)成功的例子，他們馬上成了父、母們的“驕傲”，在各種場合被吹捧。其中又有極個別的孩子后來真的成器了，但其中大部分人不過像王安石筆下那位可憐的“仲永”那樣，仍然“掩埋”在凡人之中！
　　我們現(xiàn)在來研究正常情況下的科學研究。一個青年教師的教學內(nèi)容，恐怕大多是“舶來品”，是把別人的成果“倒手轉賣”而已。他們暫時少有屬于自己的東西。這樣混下去其實也不錯，至少“衣食無憂”吧。但是人性天生有好奇、好斗的基因：每一個有自尊心的人，都希望有屬于自己的財富（物質的和精神的）。他們在教學中，總會發(fā)現(xiàn)前人的、他人的知識缺陷，于是要“唱對臺戲”。“唱對臺戲”就要有自己的本錢。這就有了研究的原動力。開始，課題一般都是自定的，然后是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去證明自己的正確和別人的錯誤或不足。當你有了一定突破或創(chuàng)新之后，你就會有一種滿足感，當你的成果越多、越大時，滿足感就升華到成就感、自豪感、榮譽感的高度。然而，榮譽感和責任感、危機感是孿生姊妹：有榮譽感的人必然會珍視和保持他的榮譽。因此，科學研究就必然會向縱深發(fā)展，會繼續(xù)下去，而且“一發(fā)不可收拾”！理所當然地，新的發(fā)現(xiàn)、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成果就會不斷涌現(xiàn)。久而久之，你會聽到別人都在稱呼你為“專家”了。

　　學著搞科研（2）
　　今天仍接著說說“學著搞科研”的話題，當然不算是“結束語”，頂多只是個“開場白”。
　　搞科學研究，有四個階段（或層次，或形式）。即：附庸、游擊、獨立和領袖這四個階段或形式。
　　一個剛“出道”的人，被他的老板、導師、“頭兒”邀請或安排參加某一個課題或項目的研究。他被“綁”在這架戰(zhàn)車上，只是一個助手，一個附庸，他必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沒有什么“自由”可言。這樣的附庸地位，有時是很“沒勁兒”的！有時會覺得自己在“賣苦力”、“受剝削”、“為他人作嫁衣”，等等。總之，不是滋味！如果老板開明還可以忍耐；可惜，世上許多老板是極端自私的，他們同“小布什”一樣，他們是只管“美國利益”的！但是，這種附庸的階段幾乎是人人必經(jīng)的。一個聰明、好學的人，會珍惜這個階段。因為在這樣的“戰(zhàn)車”上，可以向許多人學習：學習別人的知識、方法、研究路線、思維模式、領導藝術、團隊精神，還有科研規(guī)則，等等。如果遇上一個“好老板”，也就只能學到這些；如果碰上一個古怪的老板，你還可能學得更多，至少可以學會適應同古怪人打交道的本事。因為忍辱負重，善于與不同的人（包括怪人）共事，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能力和本領。它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所必需的素質。
　　“游擊”階段是最“自由”的：選題、研究思路、方法、步驟、成果形式、完成時間、如何發(fā)表，都是自定的，誰也不能干涉你。它的好處是能鍛煉一個人獨立做一點研究的能力，有時會有成就感。但是，年輕人“打游擊”往往是很苦的。他不僅做研究很苦，好不容易做出的成果常常不被社會（或學術界）承認。這種不被承認，有時是因為一種莫名其妙力量左右，包括偏見、妒忌等，但也有這些成果確實水平不夠的原因。如果是實驗學科的研究，個人“賠錢”進去的事，也不少見。盡管如此，打游擊是絕對鍛煉人的。不論處于什么階段的科研工作者，都不免打游擊的經(jīng)歷與苦樂。
　　獨立的科研是在稍稍“成氣候”以后的人，有單位、機構、部門愿意與他合作了，愿意把課題（當然包括經(jīng)費）交給他了，他自度可以獨立完成，或以“夫妻店”形式完成，他就可以從容地一個個地完成科研課題任務。這個階段，雖然仍不免要吃很多“苦頭”，但比較而言，這是一個最愜意的形式和階段。有的人，終其一生滿足于以這樣的方式從事科學研究。文科、藝術類、理論數(shù)學等學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shù)。這一類人，其成果有相當高的水平，又有相當?shù)纳鐣P系和學術背景，所以不愁沒有課題做，各種“灰色收入”也不少，社會地位當然也不會低，有時充當一個什么“委員”、“代表”之類的也是常有的事兒。不過，這樣的人，往往很“狠毒”，他們常會利用研究生，無償?shù)卣加兴麄兊膭趧樱?BR>　　領袖階段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原因不全在水平，更多的是機會和關系。但在科學研究戰(zhàn)線，這是絕對不能缺少的。如果你達不到這個階段，不怪天，不怪地，只怪你沒有達到就是了。在現(xiàn)代知識和信息時代，不論什么學科，只要開展一個像樣一點兒的課題研究，就必須是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大兵團作戰(zhàn)”。既是這樣的兵團作戰(zhàn)，就應該確定一、兩個領袖人物帶領大家共同工作。這種領袖一般稱之為“學術帶頭人”，在大的“工程項目”中，他們被確定為有很大權力、掌握巨額經(jīng)費、負有很大責任的“首席科學家”。這種科研的領袖，首先應當是公認的某一學科的杰出專家，其次他必須有良好的公共關系，第三他應有卓越的組織才能，第四他對社會、對企業(yè)有良好的信譽，第五他的個人道德品行是無可挑剔的。這個階段，離你還遠，不說得太細了。不過，有當“附庸”經(jīng)歷的人，才有可能當“領袖”。因為附庸階段已使他學會和習慣了在兵團中如何處理好公共關系。而兵團里良好的公共關系是大型科研團體有效運作的重要保證。

　　學著搞科研（3）
    今天接著談談學著搞科研的話題，主要談科研的素養(yǎng)。當然仍然只能談點皮毛。
　　一、明確方向，充實基礎。當今學科分類已經(jīng)很細。因為每一門學科分支都包含了近乎飽和的內(nèi)容。一個人再聰明，其使用的科研手段再先進，好像他要把本學科的東西搞透、搞爛都是很要命的。所以，每一個搞科研的人，都應該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根據(jù)這個方向充實自己的專業(yè)基礎。切忌"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或者朝三暮四。因為那樣只能是亂打一通以后，一無所獲！一個人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應該是以他博士學位論文所涉研究領域為基準的。因為，一般說來，一個人的博士學位論文應該算他的"成名之作"和他的"看家本領"，今后大概這就是他的"飯碗"了。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學科本身內(nèi)容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所從事的方向明顯沒有發(fā)展前途或者干脆當初選讀的博士專業(yè)就是不情愿的"捆綁夫妻"。這些情況出現(xiàn)，當然會促使人們改變原來的研究方向。但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是一般規(guī)律，特例不是我們討論的內(nèi)容。方向明確以后，就要十分注意圍繞這個方向充實專業(yè)基礎。專業(yè)基礎絕不止于讀幾本教科書。因為教科書的內(nèi)容是該專業(yè)最普通、最大眾化的知識，它們充其量只能作為本科生和專科生的“知識讀本”。而專業(yè)基礎首先要了解和熟悉本專業(yè)發(fā)展的歷史和主要的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與學術觀點。Ｃ.Ｋ.舍得花800元買一套《新帕爾格雷夫經(jīng)濟學大辭典》及硬啃薩繆爾森《經(jīng)濟學》英文原著，說明他十分重視在專業(yè)基礎上下功夫。我看到那套“大辭典”非常欣喜和震驚：西方經(jīng)濟學（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的各種學說、流派、發(fā)展歷史都十分詳盡地收集在里面，兩種方式的索引極利于讀者查找和閱讀。它不是把某人的觀點進行主觀介紹，而是把那位學者的整篇論文忠實地原文照登。這是真正科學的態(tài)度。我們中國現(xiàn)在沒有這樣的“大家”敢于做這樣的工程。所以，現(xiàn)在的“科學研究”就顯得那樣的浮躁和短視！在充實基礎方面，你要多向他學習。當然，打基礎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二、瞄準前沿，把握信息。科學研究絕不是“炒現(xiàn)飯”和吃“別人嚼過的饃”，它應該是在學科前沿上進行的創(chuàng)新勞動。一個學者，在他的研究生階段就應該養(yǎng)成關注學科前沿發(fā)展動態(tài)的良好習慣，并對這些前沿動態(tài)進行經(jīng)常性的清理爬梳，做到心中有數(shù)。這樣做的好處，一是保證總能站在學科的制高點，不會迷失方向，二是你的科研避免了盲目性，三是你不會做重復性的勞動。你們兄妹，現(xiàn)在都已有了從網(wǎng)上收集信息并及時編輯儲存的良好習慣，這是現(xiàn)代科技給你們帶來的福祉。但是，你們還沒有養(yǎng)成經(jīng)常從專業(yè)期刊上有計劃和持之以恒地積累資訊的習慣。你們忙固然是一個原因，但重視不夠恐怕是根本原因。我覺得，減少一些上網(wǎng)的時間，堅持每周跑一、兩次圖書館、資料室是容易做到的。其實，現(xiàn)在各校經(jīng)費不裕，期刊訂得不多，你常去查閱，就會覺得內(nèi)容不多，因此也就不會占用你太多的時間。另外，現(xiàn)在國內(nèi)網(wǎng)上學術性資料不多，質量也不高，“垃圾”倒是不少！你應該逐漸涉獵一些英文網(wǎng)站，從中找到你需要的資料，并養(yǎng)成良好習慣。你上網(wǎng)的技術比我們強多了。你很清楚：其實相關的網(wǎng)站也不多，只要有好習慣，不當“網(wǎng)蟲”，也可以不必成天“泡”在網(wǎng)上。這樣，你就可以在汪洋大海中以最短的時間，收獲你所需的寶物。看來，經(jīng)常把握信息也就不是太費時的事情。
　　三、學科交叉，補充營養(yǎng)。杰出的科學工作者，其實都是“多面手”。世界是一個整體，其中的事物都以各種紐帶聯(lián)系在一起。客觀世界是各學科的研究對象，所以從事科學研究，應該注意學科的交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工商界研究《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成為“熱門”。就是企圖借用戰(zhàn)爭規(guī)律來指導商業(yè)競爭。學科交叉，有時是著眼于內(nèi)容，有時則是方法，甚至習慣。例如，工學的嚴謹，法學的規(guī)范，哲學的深刻，邏輯學的縝密，語言學的形象和生動，等等，都是互相補充，相得益彰的。不妨都涉獵一下，吸取一點，這對你的科研是絕對有益的。你們學院現(xiàn)在重視在教師中普及計量經(jīng)濟學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文革以前，中國只搞蘇聯(lián)的那種“政治經(jīng)濟學”，養(yǎng)壞了“坯子”的中國“學人”，習慣了“糊涂官打糊涂百姓”。所有的論著，都沒有準確數(shù)據(jù)，是“美國的響尾蛇導彈——空對空”！對于資產(chǎn)階級學者數(shù)百年來在經(jīng)濟統(tǒng)計上的成就和“我們的經(jīng)濟學家”“心中無數(shù)”的問題，毛主席早在六十年前在“延安整風”時期就有過明確的評論，要求搞經(jīng)濟的人，實際工作者要“心中有數(shù)”。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不少“經(jīng)濟學家”生搬西方理論，以圖“指導”中國的改革，不知鬧了多少笑話，造成多大損失！現(xiàn)在，經(jīng)濟學注重了定量分析，這是學術精神的回歸，它還了經(jīng)濟學的清白，是個好兆頭。你的高等數(shù)學學得不扎實，在“概率論與數(shù)理統(tǒng)計”上，你還有“欠帳”。你看，哥哥原學法學，基本上沒有同高等數(shù)學沾邊，現(xiàn)在他刻苦自學高等數(shù)學，在經(jīng)濟學研究的定量分析上有很大的進步。在這方面，你可多多向他取經(jīng)。另外，你既講授國際貿(mào)易法，是不是也該充實一些法學知識呢？而且，現(xiàn)代國際貿(mào)易的內(nèi)容既然向國際服務貿(mào)易和國際技術貿(mào)易領域大大地擴展了。那么，相關的學科知識也該是我們亟待補充的，是吧？學科交叉，使我們的知識與能力結構日趨科學、合理，那時，碩士也好，博士也好，就是名副其實的；“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就被賦予了時代精神。
　　四、注重交流，學術交友。以下內(nèi)容談簡單一點。只要有可能，盡量參加各類學術交流活動，包括學生組織的學術活動。教研室也好，系里也好，學院也好，校際也好，要多多交學術朋友。“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伞！眹乙_放，世界要開放，一個學者更要開放。開放就會不斷地獲取信息、知識、思路、技巧。特別是遇到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你可能會發(fā)出“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慨。如果你能在幾年中，結識10個這樣的“君”，豈不是一下子讀了100年書了么？這個道理至淺至明，不多講了。
　　五、勤奮努力，經(jīng)常練筆。這一點，你做得不錯，也不多講。但要想辦法提高寫作水平，大膽向國內(nèi)權威刊物投稿。因為在權威刊物發(fā)表論文的本身，就是學術知名度。
人老了，話就多，生怕別人不懂。還是那句老話吧：“狂夫之言，圣人擇焉”！

二、致Ｋ兒（2005年3月）

　　我的覺醒——關于科研思想路線的探討
　　不久前看電視“面對面”節(jié)目采訪楊振寧，其中有一點對我觸動很大，它讓我想了一個晚上，竟至失眠！
　　人問楊為什么否定《易經(jīng)》？楊答：未也；只對其中20%的內(nèi)容有所批評：認為《易經(jīng)》過于強調概括的作用，因而阻礙了科學的發(fā)展。楊并未就此展開，但我卻因這一句話受到啟發(fā)，浮想聯(lián)翩。
　　我常說：科學研究有兩種基本能力和方法，或者說兩種思維結構，即歸納和演繹。而概括是歸納的過程和表現(xiàn)形式。概括要借助邏輯思維，或稱抽象思維；演繹則需形象思維，又稱具象思維。我經(jīng)常以為自己邏輯思維比較好，善于歸納、概括，并以此自慰。當然，我也知道自己形象思維比較差，但只覺得這僅是一種思維的缺陷而并無大礙——只要自己不搞文藝創(chuàng)作就行了。現(xiàn)在知道這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它害人不淺！
　　為什么呢？因為缺乏演繹能力的人，缺乏形象思維的人，必然缺乏想象力，缺乏創(chuàng)造精神。而習慣概括、歸納的人，總是著眼于過去，滿足既有的成就，迷信前人的經(jīng)驗和固有的結論，于是青睞或有時熱衷秩序和規(guī)范。這樣的人，腦子里總有許多條條框框，總被這些條條框框所束縛和禁錮。我的思想趨于保守、中庸、平穩(wěn)，恐怕與這不無關系。
　　相反，演繹能力強的人，一般都富于想象力，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因為這種人沒有定勢思維，他們的思維是發(fā)散型的，非線性的，沒有人為的邊界的，他們想象的空間也沒有止境。所以他們老是不滿足于現(xiàn)狀，總想著要突破某些框框的束縛。他們經(jīng)常不斷地制造頭腦風暴，因而喜歡標新立異，喜歡挑戰(zhàn)權威。這種人常常不被人理解，并被說成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安份”的人。我這一生，習慣于自視“正統(tǒng)”，而不屑與此等人為伍。我曾同你們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也實因于此。
　　于是，我的人生，四平八穩(wěn)，少有創(chuàng)造。現(xiàn)在反省，確有今是昨非之慨！由此想到我們周圍的生活，其實到處都有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分野、矛盾和碰撞；這樣的例子太多了，真是不勝枚舉。例如體育運動，球類的乒乓、羽毛、網(wǎng)球、排球等等，它們就是概括的、定勢的，它們沒有紀錄可破，沒有“極限”可挑戰(zhàn)，頂多只能搞什么“三連冠”、“五連冠”之類來自我炫耀。而籃球、足球、體操、游泳、短、中、長跑、跳高、跳遠、投擲、冰上運動、鐵人三項、五項就不同了，它們沒有設定極限，永遠有破不完的紀錄，等待人們?nèi)ゲ粩嗟匕l(fā)揮、創(chuàng)造、刷新。因此，它們就更刺激、更熱烈、更受人歡迎，真正體現(xiàn)了“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又如最近教育部修改了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規(guī)定，把滿分定為710分，不設及格線，只通知考試成績，并且不把這類考試成績作為大學生在校的必需。這就比原來的規(guī)定好多了，因為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間，使人有了充分的自由度，不致成為考試的奴隸！在人群中，一般說來，老人比較傾向于經(jīng)驗、守成、秩序，愛說“總而言之”，他們總愛懷舊，愛“向后看”；青年人則不然，他們喜歡挑戰(zhàn)，愛幻想，愛“打破砂鍋問到底”，憧憬未來，所以他們是進取的，是向前看的。當然，思維結構上，老人在綜合上居優(yōu)；青年人在演繹上更強。在社會上，有“成就”的“名人”，老是希望有一種秩序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無名之輩”就不害怕天翻地覆，就會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宏議，他們天生具有“反骨”，正如你不久前讀過的《共產(chǎn)黨宣言》結尾所說：“共產(chǎn)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tǒng)治階級在共產(chǎn)主義革命面前發(fā)抖吧。無產(chǎn)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我說這些，絲毫沒有貶低歸納、概括能力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一向十分看重這類能力的培養(yǎng)和運用。但是，長期以來，我在重視歸納、概括能力的同時，卻比較忽視（自身也比較欠缺）演繹能力的革命性作用。我之所以稱“革命性作用”，是因為只有演繹，才可能去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去展望未來；只有演繹，才有經(jīng)濟、社會、科技、文化變革的思想動力。而如果孤立地使用歸納方法，只可能是總結過去，躺在成績上睡大覺！我過去有這樣的毛病，所以在“實現(xiàn)人生價值”上留下太多的遺憾！當然，如果這兩者能經(jīng)常結合在一起，那就會為人類帶來福祉，產(chǎn)生驚人的偉力。
　　你此次回家過年，幾乎每天都同家人探討新問題，其中有些是學科前沿的問題，而且對每個問題你都有獨到和新穎的見解。對這一點，我和老Ｍ都感到很欣慰。其實，從科研路線上看，這都是演繹的功勞。因為沒有發(fā)現(xiàn)就沒有探討和研究。我現(xiàn)在寫這些，也是對楊振寧關于“過于強調概括作用，阻礙科學發(fā)展”論的一種演繹。沒有這個演繹過程，不會使我有新春的覺醒。恐怕結論只是一句話：要想有科學創(chuàng)新就要慣于并善于運用演繹的方法。　　　
　　　　　　　　　　　　　　　　　　　　　　　2005-3-8

舊文三則

老且

董必武講歷史

　　董必武是湖北省紅安縣家喻戶曉的革命家。大家都親切地稱他“董老”。1961年暑假，我大學畢業(yè)，趁等待工作分配的時候，陪父母去北京。那一次，我們見了董老。我曾就當時情況，記成一文。摘抄如下：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董副主席辦公室”沈德純主任來電話說：董老今天回到北京，明天上午十點接見我們，要我們準時前往。而此前沈主任曾告知：董老去了北戴河，可能這次沒有機會見面。
    次日，我們按時到達中南海西門，“董辦”沈主任到大門口來迎接我們。走過一段林蔭道，來到一個幽靜的小院。走進北屋正廳，我們尚未坐定，董老就從室內(nèi)出來了。他和藹可親，穿得十分樸素，汗衫上還有一些小破洞。家父把我們介紹給董老，董老親切地同我們一一握手。然后，大家十分輕松地談起話來。
    話題從我父親開始。家父一九五六年因喉癌手術致殘而失音。董老便親切地詢問手術的效果和現(xiàn)在的感覺，還親看了家父手術后氣管改道的情形。接著便向沈主任介紹我父親說：“大革命失敗后，他表現(xiàn)得不錯。許多人叛變了，有的還當了特務。他沒有。他后來跑到上海去學工程技術去了。”家父寫道：“沒有堅持革命，始終感到慚愧！”董老安慰說：“不要那樣想，現(xiàn)在我們不是很需要技術嗎？”
    因家父不便說話，只有書寫。我便在一旁作“翻譯”，并要家父少寫。我說：“您寫得慢，董老又看得費力。”董老親切地說：“不要緊，讓他慢慢寫，不要催他。”我問：“您看字怎么不戴眼鏡呢？”董老說：“年青時近視，現(xiàn)在年紀來了，眼睛‘發(fā)’了，所以現(xiàn)在反而好看東西。”
    董老問起我們老家還有什么人。家父說：“什么人也沒有了。”董老聽后，十分感慨。又問：“萬元家里還有人沒有？”家父也作了回答（萬元是我祖輩的一個本家。開鋪子，做生意。）。董老對我們說：“你們是學歷史的，你們要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萬元一家，真是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一個典型：那真是勤耙苦做啊！”
    董老接著把話題轉到歷史問題上：“革命斗爭真是蠻殘酷的哩！我們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被敵人殺了的；還有的是被自己人殺了的。在艱苦、復雜的環(huán)境中，我們經(jīng)常錯殺人。我們殺了很多好人。（我當時體會，系指“左”傾錯誤路線殘害革命同志）所以革命不容易哩！”
    這時，一位青年同志端了一盤葡萄進來。董老忙招呼大家：“吃點葡萄。這是我們中南海里種的，剛剛摘下來的。都嘗嘗吧！”說著，他帶頭嘗了一顆。我們也跟著吃起來。董老說：“市面上現(xiàn)在買不到這樣新鮮的葡萄。”接著，他一口氣說出了好幾種小菜當天的市價。我當時十分吃驚，當然更由衷敬佩：董老是昨天才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怎么對今天小菜的市價這樣熟悉呢？他那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又是年過七十五歲的老人了，怎么記得這么細的事情呢？這至今對我還是一個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關心人民的生活。
    董老接著說：“這幾年，我們做了很多蠢事。我們違背了規(guī)律。我們上了當。你們是學歷史的，你們也要研究一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這里面的學問蠻大嘞。這幾年我們吃了苦頭，開始懂得規(guī)律是違背不得的。你們要好好研究這些問題。有些現(xiàn)成的東西，你們要學，但是不要總搞現(xiàn)成的東西。你們還很年青，你們應該多研究新的東西。”
    董老轉向我父親：“你現(xiàn)在也算老人了。大革命的時候，我不在黃安（即今紅安），你在那里。你可以抽空寫點回憶的材料。不要全，想到一點寫一點。老人不多了，但是武漢還有幾個人。王文煥你認不認識？”我父親點點頭。董老說：“你們有空，可以在一起談談。你不記得的他記得；他不記得的你記得。幾個人一扯，記的東西就多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以后是不是叛變了，你們都照當時的實際情況寫。不要因為這個人后來不好了，你們就不寫。寫歷史就要寫歷史事實。鄭位三那里你們?nèi)チ藳]有？”我們說：“去過。”董老說：“他知道的事比我多。你想寫點什么，可以再同他去談一談。”
    董老又轉向我們：“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好，要多讀點書，要多研究問題。我們現(xiàn)在有好多問題要研究哩。你們的條件比我們那時的要好。我們年青的時候是‘提著腦殼’研究問題的。”
    董老很健談，一個人談了一個多小時，還在滔滔不絕地講。此時約定會見的時間已到，沈主任示意要我們不再插話。到一個恰當?shù)臅r機，沈主任打斷董老的話，提醒說：“時間到了，今天暫談這些吧。”因為事前沈主任就說過：“董老中午要到機場去迎接巴西副總統(tǒng)古拉特。這次會見的時間不要太長。”所以一經(jīng)提醒，我們都起身告辭。董老談興正濃，于是笑呵呵地送我們到小院門口。邊走邊問：“沈主任：他們想看看人民大會堂，安排了沒有？”沈主任回答了具體的安排情況。董老點點頭。
   握別時，我對董老說：“愿您老越活越鮮健！”董老笑笑說：“你們比我活得長。你們要研究現(xiàn)代的問題。”
  

鄭位三談革命

　　鄭位三是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七屆和八屆的黨中央委員。大革命時期，他曾在武漢某中等專科學校讀書，并且入黨，后回湖北省紅安縣作黨的工作。大革命失敗后，黨組織轉入“地下”，他任黨的縣委書記，領導武裝斗爭，自此他在黨內(nèi)聲望日熾。他在大別山根據(jù)地的威望極高，29歲時即在黨內(nèi)被尊稱“位老”，此一稱呼一直延續(xù)到解放以后。1954年我國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他由湖北省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在湖北省選出的全國人大代表的排名中，他排名第二，位置僅次于董必武。
　　1961年暑期，我曾隨家父拜訪位老，其時他家住址是：北京景山東前街5號。那時景山前、后街可能都住著此類中央要人。因為我發(fā)現(xiàn)鄭家隔壁左右的房屋幾乎是一個式樣。鄭家是個兩層小洋樓，外面有一個大門，客人摁門鈴后，即有一位青年人出迎，問明來由，即電話報告，于是主人出來迎接。進得門去，有一個很大的“會客廳”，足可容30人開會。我們?nèi)r，鄭家老少都在客廳“開地鋪”納涼（當時沒有空調，電扇也不普及）。我們見過鄭伯母后，即隨位老上二樓書房。
　　鄭穿著簡單，頭戴一頂白帽，像一個回民。他不愧是位政委出身的人，話匣子一打開，就眉飛色舞，滔滔不絕。他思想活躍，脈絡清晰，記性特好。他說話，既有豐富史實，又有理論深度。聽他講歷史，是一種享受！
　　他當時講的內(nèi)容，有兩點，很新鮮，很特別，所以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一是，他說：大革命時期，紅安和黃岡群眾發(fā)動的程度差不多，為什么大革命失敗后，紅安革命能堅持下來，而黃岡卻偃旗息鼓了呢？原因就是紅安“殺了人”，而黃岡卻沒有。殺了人，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大革命失敗后，你向他求情、投降，他都要殺你，你只能鋌而走險，拿起武器同敵人拼命。黃岡沒有殺人，敵人來了，請個酒，認個罪，寫個“悔過書”，再找?guī)讉€鄉(xiāng)紳“擔保”，說不定敵人就會放過你。大革命時，紅安殺了四個惡霸、土匪，他們的人再回來，會饒了你嗎？二是，紅安革命，為什么在北鄉(xiāng)鬧起來了，而南鄉(xiāng)卻鬧不起來？因為，南鄉(xiāng)經(jīng)商的人多，離武漢近，形勢一變，往武漢一跑，找個商家親戚一躲，事情就完了。北鄉(xiāng)就不一樣，很少有做生意的，往漢口跑不容易，只有個大別山，這就只好往山里頭跑了。
　　他說的話是那樣淺顯易懂，但是道理卻是深刻的，符合唯物論的，用具體的事例，講了“存在決定意識”的大道理。當然，他還談了許多，諸如革命斗爭的艱苦等等。講的都是事實，卻一點也沒有居功的痕跡夾雜其間。
　　在此前一年，家父曾寫信給他這位“位三老哥”，轉達了我對他的敬仰之情，并引了李白的詩：“生不愿作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位老復信，十分謙遜，又毫不做作。他說，是歷史把他安排在這個位置上，讓他做了應做之事。可惜，“文革”期間，包括位老多封來信在內(nèi)的許多書信，都被迫“付諸丙丁”了！
　　解放后，鄭位三一直養(yǎng)病，未有具體職務。所以在黨內(nèi)和社會上的影響，漸漸淡去。

呂振羽論治學

　　我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分工教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對我說來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即當時的中國學者中也沒有多少人專門研究它。當時，有幾本相關的思想史著作，都是哲學史，主要是侯外廬、任繼愈、楊榮國諸家；呂振羽雖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但其實仍只是一部哲學史。可以想見，我要研究它們并且較快取得成果，難度是很大的。主觀上，要勝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教學，需要同時具有中文系和哲學系優(yōu)秀畢業(yè)生的條件，我當然不可能具備；客觀上，本校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專家指導，全國也很難找到幾位，而且別人為什么要指導我呢？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我只有硬著頭皮去碰！首先就是闖“古文關”。我在中學學的古文很少，大學階段只學了一個學期的《中國歷史文選》，老師教得不好，我也學得不認真。我開始是用的“笨辦法”：我到交通路古舊書店買了幾本諸子的線裝書，自己關著門練習“句讀”，因為讀古文，你至少要會斷句呀。但這樣做的效果很差，進度特慢，自己看不到成績，就會慢慢地喪失信心。雖然李達校長說：“爭取1964年先開出近代部分的課就是一個成功。”但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誰有把握在三年后開課呢！
　　正在此時，我遇上了一個絕好的機會：196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日。因為辛亥“首義”是在武漢發(fā)生的，所以主要的學術紀念活動在武漢舉行。紀念大會在武漢市政府禮堂召開，由我們的李達校長主持。好幾位史學大家蒞漢與會。其中有：吳玉章、翦伯贊、呂振羽、吳晗、白壽彝、何干之等等史學界“大老”。吳玉章把他的近作《辛亥革命》一書贈送給所有的與會者。吳晗和白壽彝專門到武漢大學來同我們幾位青年人座談。白先生談了什么，我已經(jīng)全忘了（雖然我的印象中，他那一口厚重的河南鄉(xiāng)音的談話很精彩）；而吳晗先生的講話則使我一生受益，甚至是造就了我的學業(yè)。令我終生難忘的有兩點：一、他說：有些人說記不住歷史朝代，其實，你把《三字經(jīng)》讀了，歷史朝代不就都在里面了嗎？二、他說：許多人為“過古文關”發(fā)愁（這正說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其實，你只要每星期背一篇古文，不管懂多少，只管背就是了，那么，你一年就背了五十篇。你有五十篇古文，這個“古文關”就基本上“過”了。我以后就是認真地遵循吳晗先生指導的方法，刻苦地背古文的（我想，過去的蒙童正是用這種笨辦法，一個個地學好了古文）。從那以后，我每天清晨到東湖邊上去大聲地讀古文，讀熟了就背，效果真的不錯。我現(xiàn)在有的那么一點點古文根底，全是在那一年里“背出來”的。可惜，仍然嫌學得太晚了，如果是在孩童時期就下了這樣的功夫，那是決不至速記速忘的。
　　當然，古文只是第一關，盡管它十分重要。但真正的難關是政治思想史本身。只是在紀念會期間，我沒有辦法找到呂振羽先生，這是非常遺憾的事。于是，我寫信到中共中央黨校，向呂先生求教。很快收到了呂先生一封很長的回信，信中對我的專業(yè)進修，詳盡地提了許多極好的意見。我也是認真地按呂先生的教導攻讀政治思想史的。他給我的那封信，我至今珍藏著。
　　呂先生的信寫于1962年3月17日。主要內(nèi)容如下：
    對于你提出的問題，在這封信里恐不能滿足你的要求，只能作你初步的參考。
    首先，我希望你提高信心，以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的氣慨，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的，也沒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郭沫若同志原是學醫(yī)的，范文瀾同志原是研究經(jīng)學和《文心雕龍》的，他們對歷史和哲學并沒有什么師承，而現(xiàn)在都成了名家。我自己在史學和哲學上是數(shù)不到的，也沒有什么師承（僅從李達同志——現(xiàn)在是你們的校長——那里學過《社會學概論》）；曾學電，因參加革命活動，也沒有學好；在革命過程中，由于要與偽馬克思主義流派、反馬克思主義流派等反動流派作斗爭，只有苦鉆，并常常是被迫應戰(zhàn)。你的情況，總比我好得多。因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黨給予的任務。
    對于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門課，我認為你目前可只抓三個環(huán)節(jié)：一、抓每個思想家的階級性；二、抓他們的世界觀；三、抓他的政治思想、主張和活動，并注意其這方面與階級性、世界觀的適應性。為著抓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可以分幾步走：第一步，掌握現(xiàn)有那幾本書對每個思想家的每個方面的分析和論證；對其引文，不管懂不懂，瀏覽一過即可，以此為基礎和線索。第二步，進而閱讀有注解的諸子書——前人的注解，不一定正確，且彼此常有出入，須選擇較好的本子，或用幾種本子對著看。我以為不必為過文字關而專去讀《古文觀止》之類的書——因為那雖然好，但不能濟急。這樣經(jīng)過一年二年的努力，我想是能夠上臺講課的。在講課的過程中，結合實踐，再步步提高，步步深入；相信必能在這方面作出創(chuàng)造性的成績來。
    拙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實際只能是中國哲學史ＡＢＣ；當時因主要在與陶希圣作斗爭，他的書名《中國政治思想史》，為著針鋒相對，故亦以此名書。所以在現(xiàn)在沒有正式教本以前，暫作“瓜菜代”。作為政治思想史，它缺少了關于每個時代的當權的階級、相互敵對的各集團的方針、政策以及綱領等方面的分析和論斷。作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希望你將來在可能的時候，在教學過程中，逐步地、慢慢地把這方面補充起來。
　　我這些意見，可能是主觀片面的，對你不準有用。如不適用，請你告我，使我能知道錯誤所在。
　　最后，有些字義的解釋，我介紹可請教武大劉永濟先生。
　　呂振羽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他自1963年即因研究民族問題而蒙冤挨整；“文革”期間，更因他曾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和學習秘書的工作關系，被殘酷迫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他于1980年7月17日逝世，終年八十歲。
　　
　　　　　　　　　——“舊文三則”寫于1980年左右

云夢秦簡出土記

老且

2003-11-06

    1975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云夢縣火車站西北方不遠處，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簡。這批竹簡以其內(nèi)容的重要，保存的完好，曾經(jīng)轟動了世界。一下子，云夢縣在全國，乃至世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從那以后，研究云夢秦簡，一度成為十分熱門的方向，相應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發(fā)表。整整三十年過去了，現(xiàn)在回顧一下云夢秦簡出土、整理和保護的經(jīng)過，讓更多關心此事的朋友詳細了解這一份重要文化遺產(chǎn)，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張澤棟榮立頭功 

       1975年初冬，云夢城關肖李大隊在云夢火車站鐵路西側開水渠。一個傍晚，回鄉(xiāng)知識青年張澤棟和另一位青年同伴，在收工回家的路上，他們發(fā)現(xiàn)在新開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泥土。張說：“這里保險有古墓"。同伴不相信。張又說：“前兩年，在大墳頭挖出的古墓，填的就是這種土。”青年氣盛，于是打賭。張掄起鋤頭，只挖了兩鋤，就觸到了木頭。繼續(xù)刨了幾下，便現(xiàn)出了一角古墓的槨蓋板。兩個青年人興奮得跳了起來：“是古墓！是古墓！”他們顧不得回家，飛也似地跑到縣文化館去報告。

睡虎地大有講究

    接到報告后，縣文化館專職文博干部蔡先啟等人當夜進行實地勘察，證實張澤棟等人的發(fā)現(xiàn)是真實的，于是把情況向上級匯報。
    由于1972年冬在云夢大墳頭出土了1號墓（大墳頭古墓地在云夢火車站東南約150m處，至今還留著一個很深的墓坑遺址。從這座墓出土的文物分析，多數(shù)人認為屬西漢墓，而當時的國家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局長、文博專家王冶秋卻認為是秦墓。因為在此前云夢縣并未發(fā)掘過秦墓，所以王冶秋的意見未被引起重視），又受到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了一具西漢女尸及大量珍貴文物）和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尸及相關文物）的影響，所以，人們對這次新的發(fā)現(xiàn)特別熱心：總希望也能挖出一具古尸來。
    發(fā)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館及考古隊的陳振裕和陳恒樹指導進行。陳振裕是福建人，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畢業(yè)；陳恒樹是武漢人，據(jù)他本人說，他在解放前曾做過盜墓的營生，有豐富的田野考古經(jīng)驗。在渠道里面長不過30m的地段，很明顯地暴露著12座古墓。所以發(fā)掘工作很順利，每天的田野考古都有新的收獲。在這些墓葬里出土的器物，以漆木、銅、陶器居多，但是，好像并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更沒有人們翹首期盼的奇跡出現(xiàn)。開始這個墓葬群仍以“大墳頭”命名編號。后來，考古隊又偶然問起這里的地名，一位中年農(nóng)民信口答道：“睡虎地"。這個名稱并不見于志籍，但是很動聽。于是這批古墓就正式改以"睡虎地"命名了。
    "睡虎地"雖然志籍不載，但在這一帶以“虎”命名，實在大有講究。因為云夢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同虎有極深的淵源。根據(jù)《左傳》記載：春秋早期，楚國有一位名聲顯赫的令尹子文就出生在云夢。他出生后不久，曾被遺棄在荒野，又經(jīng)乳虎喂養(yǎng)，所以后來他被取名為“鬬穀於菟”。鬬是他的姓氏；而楚人把“乳”叫“穀”；稱老虎為“於菟”。云夢縣城北約10km，曾有“於菟鄉(xiāng)”，距“睡虎地”不遠，就是紀念此人此事。子文在楚成王八年到三十五年（公元前664——637年）間，曾經(jīng)三度共做了28年的令尹（令尹之官，相當于宰相，大都以公子或嗣君充任），這在楚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他的美譽，在春秋時期盡人皆知。《論語·公冶長》有一段記述：“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這是孔子與其弟子對他的議論。由此看來，“睡虎地”的地名，應該不是憑空造出來的。

陳恒樹險中救簡

    本來9號墓讓人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它保存得非常完好，槨內(nèi)的頭廂、邊廂出土的器物也不少。在開棺的時候，大家就像期待嬰兒降生一般，心情格外緊張。但揭開棺蓋一看，只有一具婦人的骨架。大家又一次失望了！
    11號墓沒有9號墓完好。雖然出了一些器物，但沒有特別希罕的東西。冬天的陽光是溫暖的。每天下午都有數(shù)百名熱心的群眾在考古工地四周圍觀。1975年12月25日（當時大多數(shù)中國人還不知道有“圣誕節(jié)”），當11號墓的頭、邊廂器物清理完畢時，已見落日余暉了。因為圍觀的人多，踩塌了一方土，砸斷了墓內(nèi)的棺蓋板。由于工作已近結尾，誰也沒有把這次塌方看成是什么事故；當晚值勤守護的人員也都撤了回來。考古工地，一片沉寂，再也吸引不了任何人了。
    根據(jù)安排，次日上午田野考古的計劃，只是掃尾：把11號墓的棺內(nèi)，作一次例行的清理，全部發(fā)掘工作就可以結束了。而根據(jù)經(jīng)驗，棺內(nèi)可指望得到的，頂多一枚印章而已；至于古尸，誰也沒有再去想它。
    12月26日是個吉利的日子：那是毛澤東主席82歲的生日。太陽升得老高了，考古工作隊才遲遲去到工地。幾個青年人緩慢地走下11號墓坑，又懶洋洋地提著泥水走上來。突然，經(jīng)驗豐富的陳恒樹發(fā)現(xiàn)一個青年人膠鞋上沾著異常的東西。他大聲吼道："不要隨便走動！”陳恒樹迅速走下墓坑，彎腰拾起異常之物，原來是一小段竹簡！
    這一小段竹簡從何而來？在頭天清理槨廂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它，今天怎么會混在泥水中呢？陳恒樹招呼陳振裕，他們斷定：這是頭天下午塌方砸斷了棺蓋引起的。陳恒樹肯定地說："棺材里面有名堂！”
    考古隊員們頓時興奮了，心也緊縮了。等砸斷的棺蓋被小心地挪開以后，嗬：人們清楚地看見一具成人的骨架，在它的枕部、右側、腹部擺放著一卷卷竹簡！可惜其腹部、右髖骨旁的竹簡被頭一天的塌方砸碎了一些。現(xiàn)在想起來，如果沒有塌方事故，這批竹簡一定會保存得更加完好。

李學勤一錘定音

    11號墓的棺底板托著骨架和竹簡，覆蓋著尼龍薄膜，前呼后擁，抬到城里。路人們紛紛猜測那抬的是什么？街談巷議："大概是一具古尸"；又有人說：“不是古尸，聽說比古尸還要值錢。”一下子，云夢人的臉上好像都增添了不少光彩似的。
    縣文化館一樓東側一間陳列室被騰出來，專門安放這具骨架和竹簡。陳恒樹細致地清除棺內(nèi)的腐朽沉淀物；陳振裕緊張地抽樣辨認著竹簡上的文字。熱心的人，托了面子才能進入室內(nèi)來看上一眼，以為是“看希奇”。大家充滿了一種神秘感。
    竹簡從枕部到右側，再到腹部，被依次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組，由陳恒樹一支支地清洗出來，總數(shù)達1000多支，其中絕大部分保存完好。由于編織竹簡的絲繩均已朽斷，此時把它們復原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員只有按出土簡號編排繪制示意圖，并且按編號照相。但是，最初的攝影工具較落后，相照得不清楚，不理想，所以只能辨認出不多的簡文。于是只好迅速電告國家文物事業(yè)管理局。
    很快，北京來人了。他們是中國科學院（當時還沒有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國家文物局的李均明和王露（女）。李學勤是著名史學大家侯外廬的高足之一，我國“新生代”拔尖的古文字學家，他熟練地辨識簡文，很快讀出了這批竹簡的基本內(nèi)容。王露則在陳恒樹等人的配合下，使用先進的攝影機，熟練而敏捷地分組拍攝了全部竹簡和其他重要出土文物，在李均明的協(xié)助下，借縣醫(yī)院放射科的暗室，通宵工作，把全部膠卷沖了出來。
    竹簡的內(nèi)容偶有傳出，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李學勤在小范圍向縣里領導層作過介紹之后，決定再舉行一次普及性講座。那天晚上，縣文化館二樓展覽室里擠得水泄不通。聽者從縣委書記、科局長到一般群眾。他們沒有得到任何邀請，都是聞訊趕來的。李學勤當時介紹的，僅是竹簡中的《語書》、《封診式》、《編年紀》和《為吏之道》的若干內(nèi)容，大家聽得不知疲倦。李學勤于當晚，就在湖北省云夢縣文化館第一次宣布：這次出土的竹簡是極其珍貴的秦代文物，以秦代法律文獻為主要內(nèi)容，并確定了墓葬的絕對年代和墓主人的名字和職業(yè)。

云夢簡轟動全國

    李學勤等人回京不久，國家文物局決定云夢秦簡送京進行科學保護，同時由文物出版社牽頭，組織專業(yè)人員對秦簡進行文字整理。
    護送秦簡進京的有國家文物局的王丹華（女）、趙桂芳（女）、湖北省的舒之梅和陳抗生，共四人。
    為了文物的安全，四人乘座一個軟臥包廂，從武昌火車站啟程。1976年3月16日下午，秦簡安抵北京站。國家文物局劉金友師傅把后開門的北京吉普開到火車站月臺上迎接，再把秦簡抱在各人懷里，下午四時左右，秦簡安全護送到北京五四大街沙灘紅樓（北京大學舊址，當時和現(xiàn)在國家文物局所在地）。文物局辦公廳主任金鋒（王露的丈夫）、文物處處長謝辰生等負責人都在院子里迎候。秦簡原件當即交由國家文物局文物科學保護研究所保管。3月17日下午，文物處長謝辰生對相關人員作了七點交代：1、秦簡是首次發(fā)現(xiàn)，文物保存的完好程度也是過去沒有的；2、秦簡調來北京主要是為了保護，以后要出書，要重新照相；3、工作完后，秦簡最好能完整無損地歸還給云夢縣；4、竹簡先做小塊脫水試驗；5、明天（3月18日）開放，以后不再讓人看了；6、秦簡的釋文工作與調簡來京沒有關系。
    3月18日上午，在紅樓一樓的一間不大的房間里，云夢秦簡向有關人員開放，來參觀的人員由文物局確定并通知，文物保管者在場的主要任務是保證文物的安全，基本上不負責解釋。參觀人數(shù)并不太多，場內(nèi)十分安靜。次日，《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珠江電影制片廠又來攝影。此后，秦簡再沒有向任何人開放過。只有幾個工作人員每天按照保護程序進行操作。
    3月26日，國家文物局黨委電報云夢縣委，緊接著發(fā)了兩個相關文件，對云夢縣出土十分重要、影響巨大的珍貴秦簡，表示感謝、表彰和鼓勵，并匯出一筆獎金。云夢縣委專門把這份電報和兩個文件翻印轉發(fā)到全縣各生產(chǎn)大隊，要求加強對文物的宣傳和保護工作。
    3月28日，《光明日報》第2版以整版篇幅報道《云夢縣出土一批秦代竹簡》，并配以《南郡守騰文書》全文簡照、幾片秦代法律簡照、精選秦代銅器、漆器、書寫工具照以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對秦簡進行科學保護和文字整理研究的兩幀工作照。同日，《人民日報》及各省級黨報都報道了云夢大批秦簡出土的新華社消息，并附有文字整理研究工作照。當月，《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民族畫報》等，都以專版彩照對云夢秦簡出土進行了介紹。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每逢“五一”、“十一”到來，北京市都要清查“外來人口”，沒有“正當理由”的，必須在節(jié)前離京。湖北省來的兩人當時被安排到和平東路文化部招待所住。這個招待所當時住的人很雜，許多人是剛“解放”、待安排的文化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名人。所以，這里更是清查重點。四月底的一個晚上，他們的房間進來幾個值勤人員，詢問他們的來歷，要求出示證件。那時他們既無身份證，也無工作證，連一個出差介紹信都沒有。情急之下，他們拿出了3月28日的《光明日報》，因為那上面兩幀工作照上都有他們的像片。這比什么證明都管用。來人看后，大大放心，笑著示意：“沒事了。”你看：秦簡就有這么大的影響，分明是秦簡在保佑他們呢！
                                                                                  
秦簡的科學保護

    云夢秦簡是在與空氣完全隔絕的地下滲水的環(huán)境中得以完好保存了2000多年的。一旦出土，環(huán)境改變，對竹簡必須迅速進行科學保護。否則，這批文物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就會遭到完全的損壞。秦簡出土初期，在云夢縣雖然得到了細致保護，但那畢竟是最初級的應急保護措施。國家文物局決定把云夢秦簡調京，就是要對其進行科學保護。這個工作由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研究所化學組承擔。保護的方法有兩大類：一是濕保，一是干保。濕保就是維持竹簡出土前的環(huán)境，要恒溫、要無菌的水。但這種辦法很費事：每天都需專人換純凈水（當時只有蒸餾水）。而用這一辦法處理，估計文物也只能保存幾年、十幾年，頂多幾十年。所以要試驗干保。但那也只是老一套的漆木器脫水復原。其法是：把原簡（當然是先以無字小殘片做試驗）置于無水酒精中，使酒精逐漸置換簡中的水份；然后再把充滿酒精的竹簡，放進乙醚中，再讓乙醚慢慢取代簡中的酒精，最后讓乙醚自然揮發(fā)。竹簡脫水就算完成。但這種方法費時、費錢，效果也不理想。一次試驗周期約半個月。結果是：脫水的竹簡像一段較寬的掛面，一點竹篾的感覺都沒有了！最后還將把1000多支“脫水”后的竹簡按編號一支一支地裝進玻璃試管里，玻璃管中墊上脫脂棉花。可以想見：這是一種科技含量很低、財物成本極高的笨辦法。后來因為地震的緣故，我未能看到秦簡脫水保護的最后結果。
    人們對這個“科學保護”總的印象是不太成功。原因有三：一是領導不夠重視。科學保護工作在文保所進行，但所長蔡學昌從來沒有過問此事，他甚至對秦簡都沒有瞥過一眼。蔡所長是一位很低調的人，他極少與別人談話。在那個癲狂的年代，又剛剛發(fā)生過“天安門事件”，全國上下正在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作為業(yè)務人員的蔡所長，當時有什么情緒，有什么苦衷，一般人當然不得而知。二是科研人員水平不高，試驗工作封閉、守舊。脫水試驗小組名義上有六個人，但實際上“唱主角”的只有兩位女士。這兩位，一位中年人，是個“搞政治”的人，業(yè)務水平則不敢恭維，另一位是齊齊哈爾來的、剛剛畢業(yè)的“工農(nóng)兵學員”，頂多算個“學徒工”。靠這樣的人，自然只有“照本宣科”和“依葫蘆畫瓢”的份兒。三是“內(nèi)耗”太大。化學組并非無人，有一位胡姓人員業(yè)務能力就較強，但他始終被排擠在脫水試驗之外。他只被允許參加過半小時的業(yè)務討論，就再沒有讓他過問此事。這個小廟里，妖風還蠻大：所有的事，由一個女人一手遮天，別人根本不能過問。這樣的“科研集體”缺少創(chuàng)新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秦簡的文字整理

    與此同時，云夢秦簡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在緊張進行。當時，文物出版社組織的出土文物文字整理班子，稱為“竹簡、文書、帛書組”，包括好幾個小組。它們是：由李學勤牽頭的“秦簡組”；由裘錫圭（北京大學）獨立承擔的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代竹簡組（后來整理出《孫臏兵法》）；由張政烺（歷史研究所）牽頭的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以出土漢代女尸聞名于世）帛書組（后來主要整理出老子的《德道經(jīng)》，該帛書的書寫以“德經(jīng)”在前，而“道經(jīng)”在后，與流傳至今的“道經(jīng)”在前，“德經(jīng)”在后不同）；由唐長孺（武漢大學）牽頭的新疆吐魯番唐文書組（后來出版了《新疆吐魯番唐文書》，并迅速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因為同在紅樓四樓辦公（1919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也在這層樓），一個食堂用膳，又都是“同道”，所以“竹簡、文書、帛書組”的所有成員彼此之間關系很好。
    初期參加云夢秦簡釋文、整理的有李學勤、于豪亮（四川大學）、陳抗生、舒之梅、李均明、曾憲通（中山大學）等；中科院法學所的劉海年、高恒也多次參加討論；正在整理長沙馬王堆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簡的張政烺、裘錫圭有時也被邀請參加討論。
    云夢秦簡的文字整理工作分幾步走：一是釋文，就是要把簡上寫的內(nèi)容認出來。過去一般人誤以為秦代只是通行小篆，其實向來有“秦書八體”之說，云夢秦簡的字體就是一種比漢隸更古樸的隸書。只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功力，辨認秦簡上大部分的文字不是太難的事。二是順簡，就是把出土時已經(jīng)散亂的竹簡在釋文的基礎上，按其內(nèi)容進行銜接。這對于像“騰文書”和“大事記”也是不太困難的，因為它們的內(nèi)容連貫，容易讀順；但像“法律答問”就不那么容易，因為“答問”多半是一支簡一個獨立的條文，它們的排序就沒有一個準兒。于是我們只能按戰(zhàn)國時代李悝的學說，依據(jù)“盜、賊、囚、捕、雜、具”的順序，主觀地作了排列。所以，整理者至今也不敢說這種排列是真正恢復原貌了的。三是考訂，就是綜合現(xiàn)有的古代文獻資料，對照秦簡的內(nèi)容進行甄別考辨，尤其要注意現(xiàn)有的古籍所根本沒有出現(xiàn)過的人物、事件、名稱、辭語等等，務求把秦簡內(nèi)容完全吃透。四是注釋，就是把秦簡上一般讀者不易理解的地方，進行簡明的解釋。這事雖然不難，但要注釋得精煉準確，也是很見功夫的。
    可喜的是：文字整理工作進行比較順利。一是學術帶頭人學識過硬；二是參與者來自各單位，業(yè)務強，能吃苦，很團結；三是領導重視，文物出版社社長胡繩武經(jīng)常關心、過問卻又從來不加干預。如果不是后來遇上地震，這個工作本可一氣呵成。

我 祖 我 宗

——老且答小葉問

且翁燕居，林中納涼；鳴禽競歌，清風徐來。葉生好問，題涉古今；信口釋疑，不泥考辨。隨問隨錄，遂有斯文。（2006-05-16）

問01：有消息說：現(xiàn)在世界上有40多個國家設立了“孔子學院”。應該怎么看這件事？

答：許多國家設立了“孔子學院”，目前全世界有大約3000萬人學習漢語，將近15萬名外國學生到中國來留學。這當然是一些積極的消息，它對中國人和世界各國人民都是“利多”的消息。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傳播途徑，世界各國人民更重視中國文化，也更方便了解中國。不過現(xiàn)在的這些“孔子學院”主要還只限于學習漢語，而宣傳中國文化的力度還不大；到中國來留學的人也主要是想同中國做生意，到中國謀個人的發(fā)展。所以，指望它們現(xiàn)在就能產(chǎn)生多么巨大的影響，恐怕是不現(xiàn)實的，對此過度的宣傳也是不必要的。

問02：這幾年，國內(nèi)一些有識之士，十分重視發(fā)揚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并把這些當作是在學校推行素質教育的重要措施。我們可以預期它們的社會影響嗎？

答：“素質教育”在前幾年的確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這兩年大家對此冷靜許多了，看問題也要務實多了，全面多了。重視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然是好事。不過有些人的某些提倡也有他們某種動機，有些做法也不是沒有爭議的。例如，有一位大學校長曾經(jīng)規(guī)定他的博士生都要能背老子的《道德經(jīng)》，并把那作為“素質教育”的典范，影響相當大。這讓人聯(lián)想到“文革”初期，人人都要背“老三篇”的情景。聽說，那位先生的許多同事就對此表示不屑，他的博士生們也是叫苦不迭！這個“經(jīng)驗”，現(xiàn)在沒有人再談起了。這大概也算是一種實踐的檢驗吧！還聽說有些小學生，現(xiàn)在被要求背《三字經(jīng)》，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懷疑這種“改革”是不是走岔道了。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有的真讓人啼笑皆非！至于打著“弘揚傳統(tǒng)”的幌子兜售假藥的、騙取投資的、宣揚迷信的，更是讓人不齒！對于這些現(xiàn)象，我們應該耐心考察：不僅聽他說些什么，主要是看它做了什么，產(chǎn)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

問03：出現(xiàn)這些情況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論。那些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和事就不去說了。只說那些有善良動機而實際效果不理想的人和事，恐怕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本人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對這種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沒有進行過認真的研究。結果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效果當然不會好。一個教師如果對知識的把握不得要領，卻硬是指望他的學生去接受并因此成為什么“大師”，那不是笑話嗎！

問04：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答：這不好回答。如果有一個什么答案，極可能會引起爭議，可能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嘛。這類問題是最難找到“標準答案”的。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證明了這一點。

問05：能說說你個人的想法嗎？

答：我個人有點想法，但怕不成熟，尤其怕引起誤解，徒增煩惱。不過你既然問起，說說也無妨，算是引玉之磚。我想，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就是“祖”、“宗”二字。

問06：答案就這么簡單嗎？

答：既然是核心，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它就應當是很深刻但卻又是很簡單的。中國古代哲學，總是把本質的東西、根本性的東西歸結為“一”，或者“氣”，或者叫做“自然”的。我們討論問題的答案，好像也是這樣的。

問07：能不能作些具體解釋？

答：為什么中國文化的核心或根本是“祖宗”呢？

我們先來看一看“祖”是什么意思。“祖”就是自己的根，它回答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自己是從哪里來的。所以，許多海外華人，許多臺胞，都要回到大陸來“尋根問祖”。結果發(fā)現(xiàn)：“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中國人一般都把自己的父親的父親及這以上的人稱之為祖。例如：祖父、曾祖、高祖，等等。

在漢字中，最早的“祖”字就是“且”。這是一個象形字。是什么象形呢？是“男根”的象形，就是男性生殖器。我們在河南安陽殷虛出土的甲骨文中清楚地看到“高且王”三字的連寫，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證據(jù)。“且”本來讀作（zǔ），漢字中與“且”同音的字還有許多。組、阻、租、詛、俎、粗、助、鋤、沮、狙、齟、疽等都是。這反映了古代先民的一種生殖器崇拜的習俗和文化。在母系氏族社會，曾經(jīng)有過女性生殖器崇拜，這種習俗至今在西南某些少數(shù)民族中還有保留。反映在造字上，是把“厶”（“私”的本字，女性生殖器的象形）作為一個氏族的符號，而把兩個“厶”（“厸”）作為“鄰”，把三個“厶”（“厽”）作為“叁”或“參”。所以，漢字中從“厶”的字也不少。當我們的先民進步到父系氏族社會階段以后，就把男性生殖器看作是本氏族（或部落）的根本，并加以崇拜。崇拜需要一種形式，這就是祭祀。“祭”表示用手奉著肉到祭臺上；“祀”則表示一個人在祭臺下曲身禮拜。可見，“祭”與“祀”在文字上的共同代表，就是“示”。“示”也是一個象形字，代表祭臺。原來沒有左右的兩點（或者撇、捺），后來才加上的。而把“示”與“且”合在一處，就是現(xiàn)在大家認識的“祖”了。

問08：這種解釋很有趣。那么“宗”是什么意思呢？

答：在中國古代，人們把最早的先人稱為“祖”，祖之下才是“宗”，也是從“示”的字。歷代祖宗太多，如果不用一個簡便的方法進行區(qū)分，可能會亂套。于是用“昭”與“穆”來區(qū)分，就像“二進制”一樣：01、01、01……，其目的是把父與子、長與幼、遠與近、親與疏的序列分得清清楚楚，不致混亂。這種分法是：除始祖外，往下數(shù)：父、子、孫、曾孫、玄孫……單數(shù)為昭，雙數(shù)為穆。不論是家廟祭祀，還是墳地葬位，都是始祖居中，然后左為昭，右為穆，一代一代地排列，絕對不可錯位。這就是常說的祖、父、昭、穆的意思。明白了這些，就不會“數(shù)典忘祖”。

說到“宗”，就讓我們再來看一個“宀”字。它的讀音為棉（mián），俗稱“寶蓋頭”。它本來表示上古先民居住的洞穴或搭蓋的窩棚。但《說文》把它解釋為“交覆深屋”。這個解釋好像沒有道理，也沒有根據(jù)。但是后來清人段玉裁又據(jù)此更詳解其為“古者有屋四注，東西與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為深屋。象兩下之形，亦象四注之形。”真是煞有介事！其實，“宀”就是原始人的住所。所以，漢字凡從“宀”的，都與人們的住房有關。例如“宇宙”二字，雖然現(xiàn)在對它們的解釋很復雜、很深奧了，但它們最原始的含義僅僅是“宇，屋檐也；宙，棟梁也。”可見都是源于住房的。

問09：現(xiàn)在好像還沒有解釋“宗”的含義。是嗎？

答：是的。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祖”與“宗”兩個字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共同的因素是一個“示”，不同的是一個從“且”，一個從“宀”。我們知道：任何物種都有兩種本能：一是生存下來，二是繁衍下去。如果不是這樣，它就會滅絕，或者干脆就不會存在。人類也是如此，不過人類已經(jīng)不僅僅是憑借本能，而是清醒地意識到生命的這兩大使命和目的。而“宀”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且”則是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的根本。有共同的根本和共處的生存環(huán)境，就是同祖同宗的人群了。而有了這樣的根基，才可能派生出人類社會其它豐富無比的文化現(xiàn)象。不過，任何其它文化現(xiàn)象的地位，都不能同“祖”與“宗”相提并論。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問10：同“宀”相關的漢字很多，它們都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嗎？

答：是這樣的。舉幾個例子吧：有了住房，根據(jù)“宀”就派生了很多與住房和宗族有關的會意字或形聲字。例如“宅”表示居住的地方、“安”表示平安幸福、“實”（實）表示家中富足、“寶”（寶、寳）表示家中貯藏有值錢的東西。等等。你看：女人是一個家庭穩(wěn)定的基本因素，所以“安”從“女”；“實”（實）從“貫”，也就是成串的錢；“寶”（寶、寳）則是既包括玉器，又有陶器，還有錢，這些可都是古代人家的重要財富啊。

問11：聽人說“房子里有豬才叫做‘家’”。是這樣嗎？

答：啊，當然不能這樣來解釋。這是一種誤解，或者是一種玩笑。“家”從“豕”，而“豕”就是豬，這是不錯的。但為什么房子里有豬才叫做“家”呢？答案就不是那樣直截了當了。因為這個“家”字，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一種極其重要的習俗和文化現(xiàn)象，我們有必要對它進行認真的歷史考察。

中國古代的人非常重視對祖宗的祭祀。重大的祭祀有“太牢”、“少牢”和“特牲”三等（種）。天子、諸侯祭祀社稷，同時使用牛、羊、豕作犧牲，稱為“太牢”；諸侯的卿大夫祭祀宗廟，只能使用羊或豕作犧牲，而不包括牛，叫做“少牢”；“特牲”是天子郊祭，只用一牛。犧牲（犧牲）的“犧”字，既有牛，又有羊。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它的原始意義。關于“太牢”、“少牢”，還有一些相近的解釋，現(xiàn)在不去深究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個“牢”是一種特定的祭祀的處所，這種處所只有天子或諸侯及其卿大夫才擁有。有一種解釋說牢是指用作犧牲的畜牲。這是不對的。“牢”字還有一種寫法：就是“宀”下加一個“羊”。當然，也還有寫成“宊”的，也是“牢”的異體字，但這好像就有點濫了，失去本來的意思了。因為狗是不能作祭祀的“犧牲”的。可見，“牢”的原始意思，并不是現(xiàn)在人們習慣理解的監(jiān)獄的那種“牢”。這是很清楚的。

現(xiàn)在可以來說說“家”了。既然只有天子、諸侯可以用太牢或少牢，另外也只有卿大夫才享有少牢的特權，能用羊或豕來祭祀，因此，也就只有卿大夫才有“家”。普通的士庶人是不配有“家”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古代有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的說法。“國”是諸侯所擁有的，“家”則只屬于卿大夫。古代這種宗法等級制度，孟子說得很清楚。他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于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我們知道：在戰(zhàn)國時期，卿大夫們有養(yǎng)“士”的風氣，這些“士”就是卿大夫們的“家臣”。可見，古代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擁有“家”的，或者說，絕大多數(shù)的人是沒有“家”的。只有能以“少牢”在自己的宗廟祭祀的卿大夫才配有“家”。“宗廟”就是“家廟”。由此可見，現(xiàn)在人們關于“家”的概念已經(jīng)完全不是它原來的本義了。

需要說明的是：“犧牲”并不是今天人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擺一個牛頭、豬首之類。因為純毛色的才稱為“犧”（后以純白毛色為上），完整的身體才叫做“牲”。用犧牲來祭祀是要當場把牛、羊、豕殺死，那是要噴出血來的。被祭祀的祖先享受著這種祭祀，稱為“血食”。保證祖先永享“血食”，在上古時期是奴隸主們最重要的職責和義務。子孫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而是亡國了（指諸侯），敗家了（指大夫），那是不可饒恕的奇恥大辱。當然，這種觀念以后在普通老百姓中傳播，就不能強調“血食”了，只能改用燒香的形式并擺上一些點心、水果之類祭祀祖先。這就叫做接續(xù)“香煙”。

問12：在漢字中含“宀”的字那么多，都同“家”、“牢”、“宗”有關嗎？

答：可以這樣說。不過，三千多年來，概念在不斷發(fā)展和豐富。畢竟眾多同“宀”有關的字，都同人居有關，并不以“家”、“牢”為限。就說這個“字”吧。它是“宀”下面一個“子”。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女人懷孕、妊娠的意思，或者是已經(jīng)許了人家，尚未出嫁的女孩子。所謂“待字閨中”就是說的這類女孩子。而同在一個“宀”里祭祀的人們，就是同宗了。這一點在前面已經(jīng)提到。同一個“宀”里共同祭祀的祖先分列有序，就是相宜、和順。這個“宜”字，原本有兩個并列的“且”字，分別表示昭和穆的歷代祖宗，后來才簡略為一個“且”了。而家族興旺的大戶人家，一定是很寬敞、前后貫通的，因此有了表示通達的“宣”字，因為“亙”就是前后貫通的意思。在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時代，明確劃定土地、住地、領地的范圍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出現(xiàn)了“宥”，也就是囿。這是被圈定的、被國家認可、受法律保護的私有土地或領土。

    問13：你講了一些與漢字造字有關的內(nèi)容，很有意思。請介紹一下漢字的造字法。

    答：前人把漢字的造字法歸結為“六書”，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和轉注、假借。但是后兩個只是用字的方法，并不是造字，只有前四個才是造字的方法。

    問14：能不能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答：象形，就是描摹實物形狀進行造字。例如：日、月、山、川、馬、牛、羊、豕等等。指事，就是用象征性符號表示明確意義的造字。例如：上、下、左、右、本、末、十、卄、卅、卌等等。這在漢字中數(shù)量不多。會意，就是用已有的字，按一定的事理組成出一個新字，使人一看就懂。例如：“日月”為明，“山風”成嵐，“小鳥（隹）”是雀，“大力”成夯，手掐為采，火燒是炙，“目垂”應睡，“舌甘”便甜，“不正”就歪，“不好”是孬，“不用”相拼成甭，“不可”急讀就是叵了。研究漢字中的會意字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形聲，就是把意符與聲符結合并用的造字法。用這種方法所造的字占漢字的80%以上，真可以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例如：江、河、湖、泊、梅、蘭、松、菊等等都是。

問15：關于“祖宗”的話題已經(jīng)說得不少了。但為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可以用這兩個字來概括呢？

答：譬如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究其根本，只是一株弱不禁風的小小種子或胚芽。同樣，任何一個民族的燦爛文化，它都起源于樸實無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由“祖”“宗”發(fā)端也是一點兒不奇怪的。為什么呢？因為對祖宗虔誠崇拜的民族習俗，在中國形成了一個以“禮”為集中體現(xiàn)的獨特民族文化。而“禮”又派生出系列的、理性的、成熟的信仰、意識、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并以此來維系族群的和諧、社會的穩(wěn)定、民族的興旺和國家的安寧。“禮（禮）”原字沒有“礻”旁，表示把收獲的谷物放在“豆”上，敬奉給祖宗。“豆”是一種高腳盤子，盛食物用。“禮”發(fā)端于夏、商，大約在西周初期發(fā)展成熟，成為國家完整的統(tǒng)治秩序。孔子就曾指出了這一繼承的脈絡。禮，主要規(guī)范著人們的基本倫理關系。例如：君臣、父子、夫妻及朋友關系。這里面更包含今人與祖宗的關系。這些規(guī)范是沒有人可以不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用刑罰來制裁。這就叫做“出于禮而入于刑”。

反映和代表“禮”的思想、學說是孔子為首創(chuàng)者的儒家思想和理論。因為儒家的基本主張就是維護和恢復西周初期確立的“禮治”。孔子認定他所處的春秋末期是“禮崩樂壞”了，而為了維護和恢復禮治，孔子又提出了“仁”的學說。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要“愛人”，仁就是要“克己復禮”，仁就是要“泛愛眾”，要人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或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實就是說：共同祖宗傳下的子孫們，按照血緣遠近分出的貴賤親疏，都應各安其份，不可僭越，更不可互相殺伐，不可當“亂臣”，也不要做“賊子”。這種思想和主張深刻地影響了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各個發(fā)展階段和時期。

問16：這些思想和學說好像同我們討論的“祖”“宗”并沒有什么關系哩？

答：不要急，馬上就會解答你的問題了。

我們已經(jīng)講到：“禮”是成熟而系統(tǒng)的規(guī)范，又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主張。而希望維護的“禮治”秩序，恰恰是“祖宗”奠定基礎的。中國歷史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商王朝也好，周王室也好，統(tǒng)治者氏族都要杜撰一種神話，這神話就是：因為他們的祖上“有德”，所以獲取了統(tǒng)治地位，只要他們敬畏祖宗，定時祭祀，就會得到祖宗的庇護，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就能夠鞏固。這種伎倆，以后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傳承。而“統(tǒng)治者的意識就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意識”。于是，這種建立在“禮拜祖宗”基礎上的傳統(tǒng)、習俗和意識，也就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

問17：這樣看來，所謂“中國傳統(tǒng)文化”消極的成份很重啊，是吧？

答：不能這樣簡單地下結論。歷史問題一定要歷史地看。否則，相關結論難免偏頗。因為，許多現(xiàn)在看來比較消極的東西，曾經(jīng)有很強的生命力，發(fā)揮過很積極的作用；還有一些現(xiàn)在被某些人或利益集團看不上眼的歷史現(xiàn)象，其實它們至今還蘊藏著巨大的潛在力量，未被我們充分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成份就是這樣的。我們知道：中國對祖宗祭祀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端于原始公社時期。由于生產(chǎn)力的低下，人類必須依靠氏族或部落的群體力量，才能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生存。這種氏族或部落的群體需要強有力的領袖，否則不能形成合力。這種領袖是公認的，是在征服自然的斗爭中脫穎而出的，因此具有不可懷疑的威信。杰出的領袖死去以后，被全體氏族成員公認為自己的祖宗，久而久之更賦予了神圣的色彩。這種被神化了的祖宗，可以增強全體成員的安全感、歸屬感和凝聚力。領導地位由推舉制到禪讓制再到世襲制，體制變了，祀祖的習俗、傳統(tǒng)和文化卻在延續(xù)并不斷豐富和發(fā)展。于是天子的祖宗成了天下的祖宗，諸侯的祖宗成了“全國”的祖宗，卿大夫的祖宗成了“全家”，也就是全宗族的祖宗。這種觀念在一個民族國家形成之后，必然會確認一位全民族的共同始祖。并且千秋萬代受到全民族的尊崇和愛戴，成為民族團結、和諧及對外敵同仇敵愾的強大精神力量。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問題，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就容易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18：祖宗崇拜的傳統(tǒng)文化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怎樣被各民族共同接受呢？

答：祖宗崇拜不僅僅是一種習俗和觀念，它更形成了一種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說和國家制度。對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你所提出的問題。在古代，人們觀念里的祖宗是什么呢？這里有一個認識的演變過程。人們一般可以認識自己的父親，也可以認識自己的祖父，甚至還可以認識自己的曾祖父。認識的，就是形象的，具體的。但是，人們對于自己上幾代的祖先就不可能認識了。不認識，就要依靠想象。想象是抽象的、內(nèi)容豐富的、不必印證的。那么，人們可以認為自己的祖先死去以后，還會有“靈魂”存在，還會在周圍、或不遠處、或看得見的地方保護自己的子孫。這種“靈魂”既是虛無的，又是具象的，它無所不在。這是什么呢？這就是“鬼”。這里說的鬼，不是現(xiàn)在人們一般觀念中的那種害人的怪物，而是自己死去的祖宗。祖宗是不死的，他們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于永遠能保佑后人的地方。鬼是玄而又玄的，久而久之它便被神化了。所以，死去的祖宗成了鬼，鬼也就是神，對鬼神的崇拜就是對祖宗的崇拜。這是一種最原始、最樸素的信仰。

原始信仰到階級社會，升級為一種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規(guī)范。這類規(guī)范后來被儒家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就被歸納為“禮”與“刑”。禮是什么？前面已經(jīng)介紹過了：它就是階級社會人與人之間嚴格的等級制度，要求人們“自覺”或被迫地遵守，任何人都不能違反和逾越。“刑”又是什么？“刑”的本字是“井”，表示規(guī)范；而規(guī)范旁邊加一把“刀”，表示強制。現(xiàn)代法理學怎么定義“法”呢？“法”是以規(guī)范形式存在的、要求強制執(zhí)行的、被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tǒng)治階級意志。漢字“刑”的造字，準確地表達了法的定義和法的本質。先秦儒家本來只重“禮治”而恥談“法治”，但秦漢以后的“新儒家”一句經(jīng)典的“出于禮而入于刑”就道出了禮法一體或德刑一體的真諦。

儒家學說內(nèi)容十分豐富。但歸結起來不過大家熟悉的幾部文獻。司馬遷曾引孔子的話說：“‘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史記•滑稽列傳》）這里并沒有提到刑或法。但不論什么學說，都不外一個共同目的：實行有效的統(tǒng)治。這種源于祖宗鬼神崇拜的學說和理論，當然絕對不會受到其它學說的批判和抵制。因為，任何學派雖然立論不一，卻是“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的。關于這一點，《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說得很清楚，這里不多說了。

在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上，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中不斷融合。這些交往包括戰(zhàn)爭。歷史上還曾出現(xiàn)過少數(shù)民族控制全國政權的情況，例如元朝和清朝，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也算先后掌握過“半壁江山”。這些少數(shù)民族政權雖然有他們獨特的習俗、規(guī)矩和制度，但他們對于祖宗鬼神的崇拜卻與漢人是一致的，而基于這種崇拜的儒家思想，他們也終于全盤接受下來。不僅如此，中國在東南亞、東北亞的許多鄰國也都樂意接受這樣的文化。這充分說明：祖宗崇拜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它極容易為世界上許多民族所接受。

中國較有影響的“土生土長”的宗教只有道教；世界三大宗教先后傳入中國，而且在中國都產(chǎn)生過較大的影響。儒家學說雖然長期在思想上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但它從來沒有成為宗教。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xiàn)過少數(shù)皇帝對某一宗教的偏好、推崇甚至于癡迷，但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凌駕于政權之上或“政教合一”的所謂“國教”。所有這些，比起歐洲或阿拉伯世界，不能不說是非常獨特的。為什么會是這樣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中國有極具包容性的祖宗崇拜文化。它同任何著名的宗教教義都不發(fā)生矛盾，而這些宗教其實也在不同程度地宣傳或鼓勵這樣的崇拜和信仰。這是十分有趣的歷史現(xiàn)象，需要我們?nèi)フJ真研究。

問19：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祖宗崇拜的文化，為什么你把它強調成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

答：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文明古國。其中只有古希臘在西方，而古埃及、古巴比侖、古印度和中國都在東方。從現(xiàn)在所知的古希臘史和古代東方史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古國都曾有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在這些古代文明中，包括各自的祖宗崇拜或各種各樣的“圖騰崇拜”。尤其是古希臘，它的這些崇拜還演繹出了享譽全人類的“古希臘神話”。然而十分不幸：這些古代文明后來都被人為地中斷了。也就是說，這些文明古國的先人們，“斷子絕孫”了，他們的民族在殘酷的歷史進程中滅絕了。而現(xiàn)在生活在這些文明古國土地上的居民，并不是古老文明創(chuàng)造者的后代！

同所有這些不幸相比，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中國。因為現(xiàn)代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從古老傳說的人類搖籃時期，到夏、商、周，再從秦、漢直到今天，中華民族有著延綿不絕、脈絡清晰的傳承關系。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在今天通行的姓氏中，還有一些商代的古老姓氏；孔子在2500多年前傳下的后代，已經(jīng)繁衍了近60代人，而且在全國孔姓的族譜里保持了嚴格的一致（在中國，與孔姓相同情況的，還有孟姓、曾姓和顏姓）。過去連蒙童都能背誦的《三字經(jīng)》，已經(jīng)把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說得清清楚楚了。

于是，中國人在民族認同上的文化心態(tài)就與現(xiàn)在居住在其它幾個文明古國土地上的居民大不相同。中國人把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明同自己祖宗的豐功偉績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而前面提到的那幾個文明古國上的現(xiàn)代居民，他們只能談他們國家（請注意：這里只說“國家”，沒有說“祖國”）有著光輝的古代文明，卻不能說他們有值得驕傲自豪的偉大的祖宗。當然，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的人們崇拜自己民族的偉大先人。例如蒙古，他們今年將慶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800周年。不過，800年與5000年自然是不好比的！還有一些國家也常常以他們偉大的祖先自豪，我們充分尊重這種民族感情。但我們也注意到，在他們古老首都的街頭，至今矗立著羅馬帝國征服者的巨大塑像。僅僅這一點，就足夠說明許多問題了。至于現(xiàn)代的某個強國，他們以民主自由自詡，他們自以為不可一世。不過說起祖宗，他們真就不知所宗了。因為他們是一個移民國家，他們建國也不過200多年，全世界的人都是他們的祖宗。所以，他們是只有“國家”，并無“祖國”的。還有一個島國情懷很突出的國家，歷史不長也不短，人口不多也不少，整個歷史不是內(nèi)部的攻伐，就是對外的搶掠。談到他們的祖宗，根本就找不到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物。而他們硬要自吹自擂是什么“優(yōu)等民族”，不是很滑稽的事嗎！

    問20：中華民族的祖先究竟是誰？

    答：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一個漫長和漸進的歷史過程。她不僅是現(xiàn)有56個兄弟民族大團結的結果，而且還包含著曾經(jīng)在歷史上發(fā)揮過重大作用而今天已經(jīng)融入整個民族之中的民族，例如上古時期的“有苗氏”，秦漢到南北朝時期的匈奴，南北朝時期的若干個北方地區(qū)的民族，還有所謂的“東夷”、“西羌”、“南蠻”、“北狄”等。所以，今天我們把自己籠統(tǒng)地稱作“炎黃子孫”。在傳說中，我們的祖先可能是“有巢氏”，她有“構木為巢”的功勞，使后代免于猛獸的傷害。也可能是“燧人氏”，她“鉆木取火”，使人類能主動用火熟食而完全告別了動物。還可能是“伏羲氏”，因為據(jù)說人類正是他們兄妹相婚而生，而且他教給人們從事漁獵畜牧，所以他被尊為“人類始祖”。不過“神農(nóng)氏”的地位也不能小看：他是傳說中農(nóng)業(yè)與醫(yī)藥的發(fā)明者。當然黃帝“軒轅氏”被認定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他發(fā)明了戰(zhàn)車和指南針，打敗了據(jù)說是“壞人”的蚩尤，統(tǒng)一了中原諸部落。其實，這些傳說只是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在原始社會中所經(jīng)歷的各個不同階段的標志性成就。因為人類在蒙昧時期和野蠻時期沒有給今天留下有文字可考的文獻，對于中華民族形成的早期狀況，我們不可能知道得太多、太具體。

    問21：最后一個問題：什么是“五服”親？

    答：“五服”是中國古代一種喪服制度，在儒家經(jīng)典《儀禮•喪服》中有詳盡的記載，現(xiàn)在早已沒有實際意義了。但是作為古代文化，對它有一定的了解，在某種情境下還是有些用處的。古代的人死了，他的同輩及后輩親人需要以親疏關系，按嚴格的規(guī)定，分別穿五種不同的喪服。這“五服”就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和“緦麻”。穿哪一種喪服，就相應地稱作那一種親。這就是“五服”親。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強調的就是要重視喪禮。

    問22：分得這么細呀，請分別介紹一下。

    答：首先講“斬衰（音cuī）”。這是五服中最親、最近、最重的一種。它是兒子及未嫁女為父親、妻為夫所穿，服期三年。它用極粗的麻布制成，不絞邊，不能有任何裝飾。俗稱“披麻戴孝”，就是指的這一種。因為衣不絞邊，所以叫做“披麻”，并不是一般影視上表現(xiàn)的那樣把白布披在腦袋上，更不應把衣服縫制得那樣雪白、精細、整齊。

    “齊衰（音zī cuī）”在五服中次一等。用粗麻布縫制，絞邊。孫為祖父母、夫為妻所穿，服期一年。若為曾、高祖父母穿，則服期分別為五個月和三個月。

    “大功”服用熟麻布制成。這是為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穿的喪服；已嫁女對伯、叔父及兄弟也屬大功親。服期九個月。

    “小功”服用較細的熟麻布制成。服期五個月。這種親，所涉的人就多了：凡本宗族的人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的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從堂兄弟及未嫁從堂姊妹，還有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都服小功。古代刑罰的連坐，往往又讓“小功”親以下不坐，就是因為考慮牽扯的面太廣的緣故。

    “緦麻”服用細麻布制成。服期三個月。這是凡本宗族人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以及外姓中為中表兄弟、岳父母等所穿的喪服。可見，這其實已經(jīng)是接近遠親了。

    總起來看，所謂“五服”，就是扯得清楚關系的宗親。如果以本身為中心，向上數(shù)：父、祖、曾祖、高祖，向下數(shù)：子、孫、曾孫、玄孫，總共九代，均為“五服”，這就是俗稱的“九族”了。不在“五服”之內(nèi)，俗稱“出服”，這就談不上什么“親”了，頂多戲稱“家門”罷了。

                          2006-06-06

說龍話鬼

老且

題記：中華文化其實可以概括為"龍鬼文化"。龍為其表，鬼為其里；龍文鬼質，方得三昧。以故"龍的傳人"要弘揚"鬼的文化"， 方不致數(shù)典忘祖，一味崇洋。

中國人不應不知龍，也不應不知鬼。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那么，鬼是什么？我們現(xiàn)在來說說鬼以及龍和鬼的關系是有趣的。
提起"鬼"，人們就會想到各種怪異和可怖的形象："吊死鬼"、"無常鬼"、各色各樣的厲鬼！傳說中，既有吃人的鬼，也有把鬼捉來吃的人。
其實，誰也沒有見過鬼，但卻以不同的感情頻繁地使用"鬼"這個詞。有仇恨的，如：日本鬼子、洋鬼子；有鄙視的，如：酒鬼、色鬼；有親昵的，如：小鬼、鬼丫頭；有稱贊的，如：鬼點子多、這人真鬼；更有崇拜的，如宋人評品唐代詩人，說："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又說："李白為天才絕"、"李賀為鬼才絕"。太白即李白；長吉即李賀。這位僅活了二十七歲的唐代大詩人李賀，以其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創(chuàng)造出新奇瑰麗的詩境，傾倒了多少英豪俊彥。稱其為"鬼才"，是很貼切的。此外，"鬼斧神工"自然也絕對是贊賞的評價，而沒有絲毫的貶義。
在漢字中，從鬼的字大約有一百一十個左右，但常用的只有十五個左右。這些常用字中，就其字義來說，有抑有揚，有暗有明，也有兩可的。如：魔、魘、魑、魅、魍、魎，似乎不是什么好東西；魏、魁，就是令人稱羨的了；而魂、魄，并無所謂好壞；魈呢，原以為是山中怪物，實際上是一種狒狒，只因古人認識能力的局限，誤以為"山鬼"了。
說到"山鬼"，屈原《楚辭·九歌》中即有一首《山鬼》。而那個"山鬼"正是美麗的巫山神女。她的善良、她的哀怨，同另兩位美女：湘君和湘夫人（即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的命運，博得了百姓們二千多年的同情和嘆惋！
現(xiàn)在，我們再對"鬼"進行深入的了解。《說文》釋鬼："人所歸為鬼。從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從厶。"《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禮記·禮運》"列于鬼神"文后注："鬼者，精魂所歸。"《列子·天瑞》："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成語：視死如歸，應是從這個認識引申的。
以上所引古籍都說：鬼就是歸，是人的靈魂離開軀殼，回歸到它原有的地方去了。這些解釋雖不免牽強附會，但卻是一種天真愿望。至于許慎《說文》："鬼，陰氣賊害，從厶"則應看成是偏見了。讓我們解讀《說文》的釋義：鬼，從人。這是對的。像鬼頭。這就不對了。哪能用"象鬼頭"來解釋"鬼"字本身呢？其實就是"人"上長了一個聰明、神圣、怪異的大腦袋。鬼，陰氣賊害，從厶。這就更是妄議了：怎么見得這個"厶"就象征"陰氣賊害"呢？"賊"，在古代是專指為陰謀的，例如常說的"亂臣賊子"即是。"賊害"，當然是陰謀害人了。可見許慎給"厶"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
"厶"究竟是什么？"厶"是"私"的本字。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形。有了"厶"，才有子孫后代生生不息的繁衍。"厶"是一個民族的根本。由母系氏族社會發(fā)展的許多民族，對于生殖器的崇拜是最原始、最野性、也是最純潔的崇拜。至今我國云南還可在一些廟宇內(nèi)看得到異常醒目的、鮮明的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證明。
"厶"在以后的發(fā)展，不必完全理解為女性生殖器，而是一個氏族、宗族、民族及其血脈的象征。它的引申義比原義豐富得多。據(jù)此，一些有趣的字相繼產(chǎn)生了。例如，上下結構的兩個"厶"字是"幻"的本字；左右結構的兩個"厶"字是"鄰"的本字；"品"字形的三個"厶"字是"參"的本字；四個"厶"字在一起是"幽"的本字；而"厶"中一橫是"突"的本字；等等。"幻"有虛幻之意，非現(xiàn)實的世界，所以神秘；"鄰"則表示兩個相鄰氏族或家族；"參"是后代對歷代祖先的定期祭拜；"幽"則是幽遠深邃的意境；"突"是女性孕育和分娩后代的形象描繪，這個字本身非常像腹中的胎兒。"厶"既是氏族或宗族或家族共同崇拜的對象，那么，全族共有的寶物便成為"公"了。而《說文》的所謂"平分也。從八、從厶。猶背也"等有關"公"字原始義的解釋，強調了公與私相反的含義，忽略了相生的原義，因而是不足信的，不可取的。"鬼"而從"厶"，實際上"厶"是"鬼"最根本的成份。正因為如此，所以"繼"（繁體字為"繼"）字就把一切有關"厶"的最本質的含義都聯(lián)系在一起了。"繼"的本字原無絲旁，邊框順（從左向右折）則為"繼"；邊框反（從右向左折）則為"絕"。分明講一個氏族"香煙"的延續(xù)。以后加上絲旁，才成如今的"繼"字，更加突出宗族血脈紐帶及承續(xù)的關系。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斷"（繁體字為"斷"）字。斷與絕是近義詞，從繼，從斤。斤是斧的象形及本字。斤是用以斫伐的，它在這里表示外來暴力對正常血緣承續(xù)關系的摧毀，所以血脈紐帶斷絕了。足見：繼承、斷絕這些詞都是本原于"厶"而又對其本質的主要演變情況進行說明的。
至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鬼就是死去的祖先。對鬼的崇拜和神化就是對祖先的崇拜和神化。所以，中國人習慣把"鬼神"并稱。祖先死后變作鬼，他們升天后就是神。商代國王祭神祈天時始終自稱"小子"便是明證。
五千年來，我們歷代祖先，為了整個民族的繁衍、發(fā)展和進步，作出了可令子孫引為自豪的貢獻，積累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基礎。如果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那么"鬼"就是中華文明實實在在的創(chuàng)造者和傳播者。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就是繼承和發(fā)揚民族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
請欣賞一個有趣的造字："龍"字有一古老寫法：左邊是繁寫的靈魂的靈，右邊加一個鬼字（見于《康熙字典》）。它充分反映了古人對民族象征和民族本質關系的認識--龍脈是祖宗英靈的延續(xù)。慎終追遠，常在心中紀念我們的父母、祖先，此即"說龍話鬼"的寫作初衷。

認識王直

——老且答小葉問

老且
（2005-04-20）

01、葉：近兩個月，互聯(lián)網(wǎng)及一些報紙報道和討論著安徽歙縣柘林鎮(zhèn)王直墓碑被砸的事。你注意到了嗎？
且：我從網(wǎng)上看了一部分有關的文章和帖子，內(nèi)容重復的就沒有看了。
02、葉：你對這事有什么看法？
且：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03、葉：為什么？
且：中國有那么多青年人痛恨漢奸，這不是好事嗎？更重要的是：400多年了，基本上已經(jīng)是無人知曉的那位古人，一夜間有億萬網(wǎng)友知道了他，討論著他。這種討論的影響還會擴大。如果這樣的討論產(chǎn)生出一種毫無強制、毫不勉強的共識，使很多人了解了歷史真相，那不是更大的好事么？
04、葉：這么說，你是贊成砸碑的了？
且：我對砸碑這類事，腦子已經(jīng)十分麻木了。中國有一種怪現(xiàn)象：最怕別人“挖祖墳”又最愛挖別人的祖墳。最出名的是春秋末期，楚國那個伍子胥，攛掇吳王發(fā)兵，攻打自己的祖國，挖了楚平王的墳，鞭了他的尸。兩千多年來，誰對誰有仇了，就去挖人家的墳。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不過，做這種事，登峰造極的還是文化大革命：到處批斗，到處抄家，到處拘押，到處挖墳！甚至是認不認識、有沒有仇，都去挖，只要挖得痛快就行。挖墳好像成了中國的一種“國粹”。大家見怪不怪，都麻木了。
05、葉：日本人跑到中國來給王直修墳，還不該挖嗎？
且：我不了解具體情況。僅從網(wǎng)上看到的那些內(nèi)容，不足以評論是非。不過我注意到：那幾個日本人來為王直移墳樹碑并得到當?shù)卣猓@些行為并不是我國現(xiàn)行法律禁止的。而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禁止的行為，就應該認定為合法行為。這個原則是文明世界公認的。相反，無授權去砸人家的碑，是個人違法；有授權去砸人家的碑，是行政違法。在一個法治社會，一種行為，首先要分清合法與違法；而是非問題則不是法律要管的事情。
06、葉：有人說：日本人為漢奸王直樹碑是對中國的挑釁。我們?yōu)槭裁床荒馨阉业簦?BR>且：我們堅決反對極少數(shù)日本右翼分子美化其侵略歷史、拒不認罪、制造糾紛、公然支持“臺獨”的頑固立場。但是，廣大的日本人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日兩國人民應當、也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懷有友好感情。孫中山、周恩來、魯迅、郭沫若都曾得到過日本友人的寶貴支持和幫助。至今，在日本國內(nèi)還保存著對他們紀念的建筑或遺存。這些都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所以，嚴格地把廣大日本人民同極少數(shù)頑固不化的日本右翼分子區(qū)分開來，這是一條重要原則。并不是日本人做的事都懷有歹意，都是“挑釁”。另外，王直那個時代的日本，國家分裂，經(jīng)濟落后，遠非今日的日本可比。那時的日本人，渴求買到中國生產(chǎn)的商品，而王直卻能夠神奇地滿足他們的愿望。今天的普通日本人，當然不可能深知王直。但是，如果從傳說中他們知道王直是一位杰出人物，因而崇拜他、景仰他、甚至神化他，就像他們對待中國的鑒真大和尚一樣。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幾位日本人出于這種感情，慕名來到中國并捐資為王氏修一個并不奢華、并不排場的墓（從網(wǎng)上的照片看得出來），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倘若有確鑿證據(jù)，證明修墓是一種惡意的挑釁，那我們可以通過外交途徑，進行理性和智慧的國際政治斗爭。
07、葉：400多年前，日本人需要中國什么商品？
且：那就太多了。那時的日本很落后，不發(fā)達。他們十分迷信中國，把中國當他們的老師，什么都是中國的東西好。日本人需要中國許多商品：例如絲、水銀是很稀缺的；此外，絲綿、布、錦繡、紅線、針、鐵鏈、鐵鍋、瓷器、古錢、藥材、漆器、氈毯、醋，等等。這些都是深受日本人歡迎的。
08、葉：王直究竟是一個什么人？
且：關于王直的簡況，網(wǎng)上有些文章已經(jīng)有過介紹。我注意到有些介紹是認真的，是以史料為依據(jù)的。當然，對他定性的介紹，就是見仁見智了。現(xiàn)在好像還不能奢望有公認的科學回答。
09、葉：你對王直的評價呢？
且：王直是一個被人為地湮沒了的歷史人物。所以，如果不是專門研究明史，很少有人知道他。這種人為的湮沒，在封建時代是不足為奇的，而現(xiàn)代的史學研究又忌諱太多，這實在是一樁令人遺憾的事情！關于王直這個人，《明史》、《明書》等多稱汪直。《明書》有他的傳，歸到《亂賊傳》里面；《明史》未立傳，他的事跡散見于《胡宗憲傳》、《日本傳》中。明世宗嘉靖皇帝稱王直為“妖賊”；明代官吏或清初史家稱他“海商”、“海寇”、“奸商”、“大奸”、“叛人”等等；現(xiàn)代則有人硬把“漢奸”、“大漢奸”的廉價帽子往他頭上扣。政治和感情色彩越來越濃！以至如今有些習慣于道聽塗說、不想讀書卻愛“想當然”的人們，聽說王直是“倭寇”，是“漢奸”，便頓足痛罵！其實，王直是明中葉中國海商武裝集團的一位出色領袖。他領導的中國海商的武裝斗爭，曾給明王朝海禁政策以沉重打擊，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著重大的影響。
10、葉：為什么有人說王直是倭寇呢？
且：王直同時代的人，沒有人說他是倭寇。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中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于是有些進步的歷史學家開始研究明中葉的“倭寇問題”，想借此激發(fā)國人對日寇同仇敵愾的民族義憤。這中間有些人的文章，便指王直和他領導的武裝集團是“倭寇”。但這是不科學、不鄭重、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明朝有倭寇的概念，那是專指日本人的。王直是中國人，他領導的海商武裝集團的最重要的幾位首領，像徐海、陳東、葉明也是中國人，整個集團絕大多數(shù)成員都是中國人。試想，把這樣一個基本上都是中國人組成的集體，說成是“倭寇”，是不是很滑稽？是不是不尊重歷史？
11、葉：王直集團里不是也有日本人嗎？
且：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不應該成為聰明人的疑問。你看：列寧的身邊有中國人當衛(wèi)兵，孫中山身邊有蘇聯(lián)人的衛(wèi)隊，八路軍中有日本籍的戰(zhàn)士。傻瓜都不會因此說：列寧是中國人，孫中山是蘇聯(lián)人，八路軍是日本人的隊伍。王直的隊伍里確實有少量的日本人。但在數(shù)量上日本人只占到一、兩成；在地位上，這些日本人都處于從屬、附庸地位，沒有一個人進入決策和領導層；最主要的是，王直集團不是為日本人的利益服務的。
12、葉：為什么說王直勾結倭寇呢？
且：是呀，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勾結”在漢語里是個貶義詞。如果要攻擊誰，使用“勾結”這個詞也很方便。你看，那支隊伍里有日本人，他們販運的貨物有一部分運到日本去賣，他們中的有些人還經(jīng)常往返于中國和日本之間。這不都算是“勾結”了嗎？
13、葉：既然確實是有勾結，那說他是漢奸不也是有道理的嗎？
且：啊，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恐怕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了。要知道，只有在與外國交往時，有意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中國人，才可以稱其為漢奸。王直集團在進行海外貿(mào)易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出賣民族利益，而且大大弘揚了中國的國威，傳播了中華文化，促進了中國同東亞各國、各地區(qū)的經(jīng)貿(mào)往來。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交往中，中國人處于絕對支配的優(yōu)勢地位；日本人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人處于從屬、依附的地位，他們都是王直的“打工仔”。這同“漢奸”怎么沾得上邊呢？還要注意一點：日本只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才發(fā)展并逐漸強大起來的；日本侵略中國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正如周恩來所說：中日之間是友好二千年，交戰(zhàn)五十年（1894-1945年）。明朝中期，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強的泱泱大國，日本當時正處于分裂割據(jù)局面，連一個公認的中央政府都沒有。日本人很大程度上要仰賴中國的各種貨物，他們巴結咱還來不及哩！在這種背景下，王直這樣一位“五峰船主”、堂堂的中國“徽王”，怎么可能去當漢奸呢！
14、葉：明代的“海禁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且：海禁就是禁止老百姓出海，不準出海捕魚、不準出海運糧、不準出海經(jīng)商。如果“犯禁”，就要按《大明律》的“謀叛”罪治罪。
15、葉：是很重的罪嗎？
且：當然很重。按《大明律》，犯禁的“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chǎn)并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謀而未行，為首者絞；為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還有，“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當時老百姓的生命真是草芥不如啊！
16、葉：明朝為什么要實行海禁政策？
且：封建社會是一個封閉社會，所以它必然會有五花八門限制、約束、禁錮老百姓生活及社會開放、發(fā)展的制度和法令。這是普遍和一般的現(xiàn)象和規(guī)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明朝的海禁又有它的特殊性。朱元璋要當皇帝，同他一道反元的還有幾支義軍，如張士誠、方國珍等軍事集團，都成了他的眼中釘、肉中刺。當他相繼消滅了張、方以后，張、方的殘余勢力就被迫亡命浙江沿海的海島。海島上一無淡水，二無糧食。為了活命，盤踞海島的亡命者只能瞅機會上岸來搶劫一些吃的、用的。為了把他們困死，朱元璋下令“鎖海”。規(guī)定“片板只帆，不得下海。”接著，洪武六年又頒行《大明律》，對于私出外境貿(mào)易及下海者規(guī)定了極重的刑罰。后來，明朝歷代又把它奉為不得更改的“祖制”。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源起。
17、葉：海禁政策實行的實際情況怎么樣？
且：海禁政策是一個“奪命政策”。張、方殘部生存的條件更糟糕，這就不用說了；傳統(tǒng)上沿海的貿(mào)易或走私活動也無法照常進行下去了；更重要的是沿海的老百姓沒法活下去了。在當時，沿海貿(mào)易，不僅為民所需，而且有利可圖。福建山多田少，十分缺糧，福、興、漳、泉四郡都在海邊，食糧全靠海運。南自廣東的潮、惠，北自浙江的溫州，販米到福州來賣，可以得到三倍利。因此，福民有糧吃，廣、浙之人有錢賺。實行海禁后，糧食就要肩挑步擔，逾山度嶺地運。福建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浙南、粵北也是山多的地方。斷了水路，糧食、貨物都要從山路運輸，那樣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事實上也是不可克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地方官員一般并不那樣嚴格執(zhí)行海禁，或者陽奉陰違，或者時禁時弛，老百姓因此可以艱難度日。到明成祖朱棣時，更明確松弛海禁。所以，這種“祖制”還是因時因人而異的。雖說是“奪命政策”卻也并未盡奪人命。
18、葉：為什么海禁同“倭寇”問題連在一塊了？
且：在朱元璋作出海禁“祖制”的同時，還作出了與日本國斷絕交往的“祖訓”。這事的來龍去脈相當復雜，只能簡單介紹一下。先是朱皇帝登基，日本人消息不靈，朝賀來遲，朱皇帝生氣了，表示不快。后來又因為幾次朝貢的事，朱皇帝對日本人成見更深。但是最為關鍵的是胡惟庸案的牽扯。胡是明初淮西功臣集團的代表人物，因隨朱元璋起事，立國后慢慢做到了右丞相，權力很大，成了皇帝的心腹大患。朱元璋找個由頭殺了胡惟庸。胡案先后經(jīng)歷十年有余，因此案被處死的有三萬人以上！胡死后數(shù)年，據(jù)說又查出胡曾遣人“下海招倭”，陰謀造反。朱元璋因此下令拒絕日本的朝貢，不再同倭人往來。因為這樣一個“祖訓”，“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
19、葉：為什么嘉靖年間“倭患”成了一個突出問題？
且：明朝有一個海禁的“祖制”，加上一個“絕倭”的“祖訓”。江蘇、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了！朱元璋為了報復張士誠、方國珍，便大大地加重張、方家鄉(xiāng)的賦稅，所以當時杭、嘉、松、蘇的賦稅竟占了全國的一半。以至“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竟使浙、閩一帶“至有一縣之倉，無五斗之米者！” 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只能鋌而走險，下海走私。這些小民是些什么人呢？史書記載他們是一群“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可見都是社會的下層。這些下層小民走私經(jīng)商，只能依靠當?shù)貏菁掖髴艉偷胤焦倮舻谋幼o。而大戶和地方官又借機盤剝、敲榨他們。雙方經(jīng)常發(fā)生糾紛。當矛盾激化的時候，不免動起武來，燒房、殺人的事也時有發(fā)生。走私活動本來是隱秘進行的，現(xiàn)在因為矛盾激化竟然殺人、放火了。消息一傳出，朝廷便問罪。為了搪塞，地方官只好慌報“倭人造釁”。既是倭寇侵擾，朝廷就要派員督剿。嘉靖二十五年，朱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他一到任，便厲行海禁，以“違禁”、“謀叛”為借口，瘋狂屠殺沿海商民，一次就誅殺重要首領李光頭等96人。朱紈的屠殺政策使下層老百姓沒法活命，商人無法獲利，就是地方官吏和勢家大戶也失去發(fā)財?shù)臋C會。所以勢家紛紛告朱紈“擅殺”，結果朝廷革了他的職，還要逮捕他。朱紈又氣又怕，只有服藥自殺。但是，大屠殺更直接、更嚴重的后果是海商們被迫勇敢地組織起來武裝反抗明朝的海禁和屠殺政策。從此，東南沿海就沒有太平日子了。
20、葉：這就是歷史上的“壬子之禍”嗎？
且：明統(tǒng)治者所謂“壬子之禍”，實際上是從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干支紀年為壬子年）開始的、持續(xù)4年之久的、由王直等領導的中國海商聲勢浩大的武裝抗禁活動，這是抗禁斗爭的高潮時期。正如明朝人唐樞所說：“壬子（1552年）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丑（1553年）之寇，各業(yè)益之而為寇也；甲寅（1554年）之寇，沙上之黠夫、云間之良戶復大益之而為寇也；乙卯（1555年）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這段話，把從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王直等領導的武裝斗爭聲勢、規(guī)模、群眾基礎概括得十分清楚。這一聲勢浩大的斗爭，震動了明王朝，并使其內(nèi)部對立加劇，矛盾加深，發(fā)生了尖銳的相互攻訐和指謫。致使幾個督撫大員調的調，罷的罷，殺的殺！明廷一片混亂，一片烏煙瘴氣！
21、葉：為什么明代人記述“壬子之禍”中有那么多“倭寇”呢？
且：這里有一個“公開秘密”：一方面老百姓下海害怕官府迫害他們的家人，所以他們常常自稱“倭人”。另一方面地方官員對于海商的反抗斗爭，不敢據(jù)實上報。因為這類斗爭屬于“內(nèi)亂”，既是內(nèi)亂，證明官員的政績不佳。政績不佳，輕則丟“烏紗”，重則頭搬家！誰會那樣傻？加上那時人們的自然、人文、社會知識都不多。東南島嶼多，方言復雜。所以官員奏事，常常“倭夷”、“島夷”雜稱；聽不懂的話，一概稱之為“鳥語”。皇帝一直就只能受蒙蔽。只有少數(shù)明白人。你看，剛才提到的唐樞，他就是一個明白人，他就沒有說什么“倭寇”。事實上，以王直為最高首領的中國海商武裝船隊完全控制著東海的情勢下，他是容不得其它海上武裝存在的。要么扈從于他，要么被他消滅。其它的路是沒有的。
22、葉：王直真有這樣厲害嗎？他后來怎么失敗的呢？
且：王直領導的中國武裝船隊，經(jīng)常百余艘集結在一起遮海而來。我想，在當時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船隊比“五峰船主”的船隊還要大，還要牛！他的勢力之所以有這么大，一是得到廣泛的支持，二是他不斷吞并了其它的海上武裝力量，三是他同明朝官府協(xié)議，“剿滅”了其它“海寇”，并借機壯大了自己。特別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憲出任浙江總督后，王直同胡就有更多的政治交易。胡與王，同為徽州人，胡又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他任總督以后，一方面下力“剿寇”，同時他更借力“剿寇”。他同王直約定：希望王直剿滅其他的“海寇”，海上的勢力由王直統(tǒng)轄。王直本來就只希望爭取海上貿(mào)易的自由，從來沒有反叛之心。所以他被胡利用，做了胡無力做到的事情。后來胡宗憲引誘王直的條件正是“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東夷市。”并且假意“題請開互市，授直官爵，俾專主海上艘。”就是說：胡宗憲答應王直向朝廷建議寬海禁，通互市，讓王直當一個專管海上運輸和貿(mào)易的官員。王直就這樣上了當，被胡宗憲誘捕了。
23、葉：能說說王直被處死的情形嗎？
且：這本不是讓人開心的事情。不過說說當時的情景，也可以從中看出另一些問題。胡宗憲本意可能并不想殺王直，但是朝廷壓力太大。而且，他同王直兩人的“交易”，胡恐怕也不敢暴露。否則，他不僅沒有功勞，而且還會惹上嫌疑。所以，他非殺王直不可。明嘉靖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二十五日（1560年初）浙江省城杭州的官港口，布置了一個森嚴的法場。一位要犯被兵丁們用“肩輿”（一種無頂無圍的小轎）抬來。他下得轎來，要求同自己的兒子見一面。他兒子跑來抱著他哭泣；他則撫摸著兒子的頭，靜靜地從自己頭上拔下一支金簪遞給兒子，然后嘆了一口氣道：“沒有想到我會在這兒被處死！”他顯然有無限的怨恨，卻沒有再說什么。時辰一到，他毫無懼色，從容就縛，引頸受刃。一顆不屈的人頭滾落在地……。這顆頭顱的落地，標志著明中葉叱咤風云、倒海翻江的中國海商武裝抗禁斗爭高潮的終結。這就是王直殉難的大致情形。可以看出，在那樣的社會，王直還能以一種“尊嚴”和“體面”的方式接受死刑，這說明當政者是承認王直特殊社會地位的。其次，王直雖被處死，他的家人、孩子并未按《大明律》受到處罰，足見對王直給予了一種例外的處理。至少，他不是作為一個里通外國的“漢奸”被處死的。
24、葉：明朝的統(tǒng)治者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有過總結嗎？
且：是的，確有明朝的高官對于這段震撼明朝統(tǒng)治的歷史事件，有過清醒的總結和反省。這樣的總結還不少：有的從社會根源上分析，有的從政策或吏治上分析。其中有許多可取之處。現(xiàn)在只介紹其中一個人的見解。王直集團斗爭失敗以后，過了近百年，明崇禎年間的徐光啟在其《海防迂說》中說：“有無相易，邦國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亦百年無患也；高皇帝絕其貢，不絕其市；永樂以后，仍并貢、市許之。蓋彼中所用貨物，有必資于我者，勢不能絕也。自是以來，其文物漸繁，資用亦廣。三年一貢，限其人船，所易貨物，豈能供一國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貢，人、船逾數(shù)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后得為商矣。”
徐光啟的這段話，通俗易懂。所以我念給你聽，不用解釋了。這段話不長，卻對事件發(fā)生的原因，進行了清醒和有見地的評論。據(jù)此，他更進一步指出：發(fā)生王直領導的海商武裝抗禁斗爭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明朝錯誤政策造成的。他說：“譬有積水于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則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之禍，則溢而四出者也！若欲積而不出，其勢不能。豈有強勢之所不能，而名為百年經(jīng)常之策？又舉世而持之，可乎哉？”他敢于這般直率地批評“祖訓”和“祖宗之法”是難能可貴的。
徐光啟進一步指出：“當時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破格厘正，通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盜而不除商，禁私販而通官市，可不費一鏹，不損一人，海上帖而至今耳。”
25、葉：我們應該怎樣認識歷史上的王直現(xiàn)象呢？
且：王直現(xiàn)象是我國古代歷史發(fā)展到一個關鍵的轉型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時，如果轉得好，中國歷史就會改寫，中國的資本主義就能正常孕育和萌芽，因此，大概也就不會發(fā)生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屈辱歷史了。可惜，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歷史教訓是應該記取的。首先，我們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歷史，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決不能充當封建統(tǒng)治者的應聲蟲或傳聲筒；要充分占有史料，并且進行縝密的甄別和科學的分析；還要敢于沖破人為的“學術禁區(qū)”，敢于向傳統(tǒng)但錯誤的觀點和結論說“不”，不要向觀點錯誤但人數(shù)眾多的壓力低頭。
26、葉：這個問題，你能說得具體一些嗎？
且：這個問題很復雜，三言兩語恐怕說不清楚。只能簡略地說些我的見解。我想首先要研究王直活動的歷史背景。其中，重點要研究明代我國東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狀況；特別要注意當時東南沿海國內(nèi)外商貿(mào)活動的需要；還要用實例來證明當時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各地區(qū)對中國商品的仰賴；還有與此相伴而又對立的一個特殊因素則是明代海禁的歷史。我們可以從中清醒地了解到中國的商品和國外的市場的密切依存關系。第二個問題是從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視角，考察和認識王直事業(yè)發(fā)展的軌跡和他個人的特殊成就。要了解王直是在什么歷史背景下成為海商集團最高領袖的；與此相聯(lián)系的當然要考察東南沿海人民對明統(tǒng)治者海禁政策的強烈反抗；在這種情勢下，怎樣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亦商亦盜的海商武裝集團；當然還應就王直集團的斗爭對明海禁政策的沉重打擊給予正面的歷史評價。最后，應該研究王直集團武裝抗禁斗爭的影響。細分一下，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通商自由是王直集團的理想。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當時的沿海貿(mào)易和海外貿(mào)易完全可以帶動中國的商品輸出，成為刺激國內(nèi)商品生產(chǎn)的發(fā)動機，成為改變封建生產(chǎn)關系的催化劑。如果是那樣，十六世紀以后的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呢？另一點也很特別，那就是王直個人的理想是想做一名管理國際通商的官吏，而不是要推翻現(xiàn)有政權。這個特點是前無古人的。當然，我們也要準確揭示王直集團活動的弱點及其歷史的局限性。這不是什么“公式化”，而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我們可以邏輯地得到兩方面的結論：那就是王直失敗的必然性和王直類活動的不可撲滅性。
27、葉：你說王直斗爭的特點是前無古人的。這是什么意思？
且：這一點太重要、太有趣了。中國古代重要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都會提出他們的口號或訴求。例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提出：“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都是要奪取政權，改朝換代的。北宋年間王小波領導的起義卻提出“均貧富”的經(jīng)濟上的要求。明末李自成起義則唱出了“迎闖王，不納糧”這樣的農(nóng)民最切身、最緊迫的訴求。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則觸及了封建社會最根本的土地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唯獨人們長期以來忽視了對明中葉以來，東南沿海的貧苦百姓廢除海禁、發(fā)展海上及海外貿(mào)易的強烈呼聲。要知道，這是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里孕育的最有生命力的種子。一顆多么珍貴的種子啊！它集中代表了沖破頑固的封建生產(chǎn)關系的新時代要求。它是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上最具進步性的政治、經(jīng)濟口號和要求。它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農(nóng)民戰(zhàn)爭了，它甚至從來沒有提出政權的要求。因為只要向海外發(fā)展，中國就有希望。十分可惜，當時的當政者不可能把握住這一點，后世又沒能哪怕是稍微一丁點兒地重視和研究它，還要給它抹黑，設置研究禁區(qū)。直到今天，只要提起此事，就有人不依不饒。真讓人痛心！
28、葉：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現(xiàn)在會怎么樣呢？
且：鐵的歷史過程已經(jīng)完結，沒有什么“如果”了。
29、葉：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作些假想。
且：我以為意義不大。不是“亡羊補牢”，而是“于事無補”。在這一點上，我是有些悲觀的。如果一定要“假想”一下，如果我們真的重視了這方面的研究，那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就可以“撥開濃霧見青天”了。
30、葉：這樣的假想有意義嗎？
且：這太有意義了。它不僅可以順利地解決一個久拖未決的研究課題，還可以為我們今天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提供有益的“史鑒”，恐怕還會對古老的中國“民族精神”有些須的改造。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我國就有一些不同程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探討明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類研究逐漸深入，并取得一些階段成果。但那個年代的學術研究是有風險的。常會被“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學者，也遇到了這樣的尷尬。而“教條主義”、“修正主義”是常會被戴上的帽子。加之研究的路線不很恰當，確有從概念出發(fā)的教條主義毛病。頭腦里面有框框，清規(guī)戒律又多，研究就難免瞻前顧后，縮手縮腳。而這個問題離開了對于中國海商對海外貿(mào)易的開發(fā)以及武裝抗禁斗爭的研究，就是沒有抓住要領和癥結，怎么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特別是由于一種先入為主的定勢思維，硬要把抗禁斗爭說成是“倭寇襲擾”。因而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促進力量和表現(xiàn)形式，錯說成：如果不是這種消極因素的影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可能會“健康地”走上“正道”。這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讓人啼笑皆非！所以，如果對明代海商開發(fā)海外貿(mào)易和武裝抗禁斗爭的性質、作用和歷史經(jīng)驗教訓有了正確理解和相應結論，這個課題完全可能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得以解決。那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還會遲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提出來嗎？還用得著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苦心孤詣、苦口婆心地講那么多大白話嗎？中國有些人的思想境界還會那么低嗎？還會動不動就去搞打、砸、搶嗎？
31、葉：在充分肯定王直領導的發(fā)展中國海外貿(mào)易和武裝反抗明統(tǒng)治者海禁政策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以后，鎮(zhèn)壓這一反抗的戚繼光還能稱為民族英雄嗎？
且：這是不言而喻的。把一個殘酷、血腥鎮(zhèn)壓和殺戮自己同胞的兇惡的劊子手吹捧為“民族英雄”，這是對歷史的巨大嘲諷，是對千千萬萬無辜死難同胞靈魂的肆意褻瀆，是對中華民族智慧和良知的極大侮辱，也是革命者對革命信仰的真正叛離。
32、葉：你的這種看法，恐怕很多人難以接受。
且：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是憑感情，而是靠理性，靠對歷史事實的尊重。我們要相信中國人的智慧和良知。當人們知道了歷史的真相以后，誰還愿意為歪曲和欺騙去張目呢？
33、葉：戚繼光至少算一位杰出的軍事家吧？
且：這個問題已經(jīng)毫無意義了。一個兇殘的劊子手，他的“本事”越大，他雙手沾上同胞的血就越多，他的歷史罪孽也就越深重。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歷史事實。那就是：戚繼光“剿賊”，是在徐海、陳東、麻葉等人已死，王直已被胡宗憲誘捕以后開始的。那時，海商武裝集團已經(jīng)元氣大傷，力量分散，群龍無首。這樣的對手當然是沒有戰(zhàn)斗力的。除了用刀砍殺以外，戚繼光更常常把“山賊”、“海寇”圍在山谷中用火燒死，趕下大海把他們淹死。就這樣，從浙江殺到福建，又殺到廣東！這樣血腥的史實，我們的史學家們卻從不提起。真讓人不解呀！戚繼光治軍有三個“法寶”，一是特務手段：他對軍中所有人都建“檔案”，每一個人家里老小情況都要詳細記錄，誰違了軍規(guī)，家中老小連帶治罪。你看這有多毒！二是重賞手段：明軍中原來規(guī)定，殺“賊”一個人頭，賞銀一兩。戚繼光則提高到殺一個人頭，賞銀三十兩。你看還有誰不愿去殺人！三是臨陣殺人：仗打得不順了，軍隊沖不過去了，戚繼光就要殺一、兩個下級軍官。就是人們常說的“殺雞嚇猴”。可見，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為了那么多的賞銀，為了自己的腦袋不被當官的砍下來，去屠殺一群已無還手之力的對手，這就是所謂“戚家軍”的戰(zhàn)斗力。再說了：戚繼光從山東被派到浙江來打仗，開始只是一個小小的參將，后來也只做了個總兵，他上面的頭頭還多得很。把這樣一個軍人吹捧為一個什么“杰出的軍事家”，你不覺得有點兒滑稽嗎？戚繼光說過：“武臣猶走狗也，驅之則前耳。”我們最好還是尊重戚繼光的直率自白：他就是明統(tǒng)治者的一個忠實走狗。不過是一只更兇惡的狗！
34、葉：我真的很迷惑：為什么同樣的一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而今天對他們的定性和結論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甚至完全對立呢？
且：歷史科學應該以正確的立場、觀點為前提。封建統(tǒng)治者和封建史家咒罵農(nóng)民起義，難道我們也應該跟著他們起哄嗎？封建專制政權閉關鎖國，鉗制禁錮，阻礙對外貿(mào)易，束縛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例如他們厲行海禁，并因此借口殺害千千萬萬的窮苦百姓，幸存者被迫亡命海外，難道這也值得我們歌頌嗎？毛澤東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關于“‘糟得很’和‘好得很’”、關于“痞子運動”和“革命先鋒”的論述，給我們做了很好的榜樣。評論歷史的是非，首先要看你的立場，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在歷史研究中，曾有過所謂“影射史學”，所謂“借古諷今”，還有什么“古為今用”，什么“史學研究為當前政治服務”，等等。如果照那樣做，就必然要去扭曲歷史真相。那些玩藝兒都是擺在歷史真實面前的一排“哈哈鏡”。那里面反映的都是被人為地扭曲了的“歷史”。如果我們從“哈哈鏡”里來認識和學習歷史，我們就會吃大虧，上大當！

補充：

讀懂王直

老且
（2005-04-30）
1、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開始研究明代嘉靖“倭患”問題，一開始就提出許多疑點；后來看的資料越多，我就越感到明季“倭寇”之說，是一個被人為地扭曲了的問題。開始還只把這看成一樁歷史錯案，應該做些“翻案”的研究；后來受到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的啟發(fā)，我意識到這遠不是一個“翻案”那樣簡單的事，而是中國社會發(fā)展到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時，我們光榮的祖先把路選錯了！
2、“倭寇”問題的核心人物是王直。王直活動的主要內(nèi)容是海上貿(mào)易；同時，為了保衛(wèi)這種貿(mào)易，他被迫領導了武裝抗禁的斗爭。我在1982年寫了一篇研究王直的專文（初稿），正擬修改發(fā)表，就發(fā)生了東北卓長仁等人劫機去韓國的事件。這一事件使民航總局局長沈圖被撤職。中國是一個“禁忌大國”。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寫那樣一篇為走私集團“說好話”的文章，“你是什么意思呀？”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杰”。我只有“識時務”，“顧大局”：把文章壓著不發(fā)了。
3、但是，一個躁動的中國，爛事總是不斷。其中，走私販私成了社會的“保留節(jié)目”：年年有，月月有，可能還天天有。緊接著A海關、B海關、C海關都驚爆出走私大案，緝私艇幫著武裝走私，我軍的戰(zhàn)斗機、潛水艇都來……。反正什么怪事、奇事都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發(fā)生了。所以，研究王直的有關資料，我只能永遠地放進資料袋里！1999年8月7日，我在資料袋上無奈地寫上:“王直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是一個正直的史學家應予正面回答的問題。但中國的忌諱太多，總不能如愿。這材料蒐集十六年以上了。可能還會沉睡許多年！”
4、然而，十六世紀中國海商的武裝抗禁斗爭同二十世紀中國改革開放時的猖獗走私，它們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我們不能因為后者的違法犯罪而放棄對前者的科學研究。但是，我們可愛的“公仆”、“可敬的”法官、甚至莊嚴的“看守所”會去理會這些嗎？
5、中國的改革開放，農(nóng)村從“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開始。它的意義主要不是使糧食增點兒產(chǎn)的問題，而是解放了生產(chǎn)力，解放了勞動力。農(nóng)民可以掙脫土地的束縛，開拓自己的視野。于是，他們成為新興城市的建設者，成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管理者和經(jīng)營者，后來又成為“農(nóng)民企業(yè)家”，等等。城市則主要歸功于特區(qū)的成立和建設，歸功于以“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等手段，盡量吸引外資，把中國變成一個巨大的“加工廠”，加強和繁榮對外貿(mào)易，讓“中國造”去征服世界！有了這兩碗酒“墊底”，中國人就敢喝“烈性酒”了，就“什么樣的酒都能對付”了（《紅燈記》李玉和的道白）。
6、中國在明朝確實有了資本主義的早期萌芽。但它的主要表現(xiàn)是什么？現(xiàn)在好像還沒有人說得清楚。學者們研究中國的晉商、徽商，研究從北宋初年就出現(xiàn)的“交子”（一種初始的、有銀票職能的紙質憑證），等等，但卻沒有涉足對外貿(mào)易領域。封建鎖國的中國，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外貿(mào)易；古代中國政府一直沿用所謂的“六部”，根本沒有管理外貿(mào)的職能部門。中國歷代皇帝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們老指望別人向他們“進貢”，而那些奢侈的貢品只為皇家享用；他們高興了，就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賞賜”給“外夷”。所以，貢也好，賜也好，與民生福祉毫不相干。什么狗屁“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一種“東方古典形象工程”：它是中國皇帝無知、猖狂和虛榮心理的突出表現(xiàn)，它對社會進步，對世界人民之間的交往毫無正面意義。因而，它與資本主義萌芽也是完全沾不上邊、“風馬牛不相及”的。
7、如果我們注意到晉商在中國金融發(fā)展上的突出貢獻，徽商在國內(nèi)貿(mào)易上出色表現(xiàn)，以及他們在中國資本主義早期萌芽中的特殊地位，那么，我們不要忘記閩商和浙商。王直雖然是徽州人，但他卻是閩、浙商人的領袖。明中葉的閩商和浙商，他們習慣并擅長于沿海貿(mào)易和真正的對外貿(mào)易。這是他們所處特殊地理環(huán)境造就的，更是殘暴的“鎖海”政策逼出來的。這是古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希望之光。
8、因為對外貿(mào)易的存在和強力發(fā)展，它拓展了國外的商品市場，刺激了國內(nèi)商品生產(chǎn)，吸引了大量失業(yè)、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和社會下層的勞動力轉到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中來，并在這一過程中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對外貿(mào)易的壟斷集團或稱領導、管理集團。商品、市場、資本、勞動力、經(jīng)營管理者，所有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要素都作了初步的準備。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就有可能把中國的視線引向大海，把中國的國家和民間勢力擴張到海外。這個時候，中國向海外殖民的主、客觀條件都已基本具備。如果把握得好，不僅中國國內(nèi)的深刻社會矛盾可以因矛盾的轉移而得以紓緩，而且還可以大大加強中國的國力，沖破封建的禁錮，開啟民族的智慧和視野。
9、王直當然不會作這樣的思考。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開辟著這樣一條道路。如果走這條路能夠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或者默許，或者放任，或者至少不要殘酷鎮(zhèn)壓，中國就可以形成一支全無后顧之憂的、強大的海上勢力；中國國內(nèi)（至少是沿海地區(qū)）就可能出現(xiàn)眾多的手工工場；封建的自然經(jīng)濟就可以逐步由商品經(jīng)濟所取代（至少在東南沿海一帶是如此）。而由于這些因素的帶動，中國就能夠“百業(yè)興旺”，由一個形式的“禮儀之邦”，變成一個實在的工商強國。
10、如果是這樣，工業(yè)革命就不會在西方率先發(fā)起；近代的科學技術發(fā)明，就不會由西方人壟斷；近代哲學大師就應該是一批中國人；鴉片戰(zhàn)爭也不會在中國發(fā)生……。這并非“癡人說夢”。這樣的思路完全是由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啟發(fā)的結果。如果去除一些特殊的時代因素，進行一次有嚴格條件限制的類比，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歷史和今天是那樣的相似：同樣都是“發(fā)展——禁錮——再發(fā)展”這樣一個對立統(tǒng)一的運動邏輯。不過，今天的中國成功了，而昨天的中國卻葬送在血雨腥風之中！中共八大，事實上確立了發(fā)展和經(jīng)濟、文化建設的路線；但是文化大革命卻以“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對“唯生產(chǎn)力論”等為借口，對發(fā)展和解放生產(chǎn)力進行殘酷的鎮(zhèn)壓；而今天的改革開放路線使中華民族真正實現(xiàn)了偉大的復興。但是，400多年前，一批優(yōu)秀的中國人曾經(jīng)不自覺地實踐著發(fā)展中國經(jīng)濟之路，然而他們卻都倒在了屠刀之下和血泊之中，并至今背著“倭寇”和“漢奸”的罵名！
11、顯然，我們應該從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中去探尋明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關鍵契機，而不是僅把目光停留在國內(nèi)交易的發(fā)展和國內(nèi)錢莊或典當業(yè)的興旺上，更不能先入為主、作繭自縛，硬把外貿(mào)主力軍中國海商的經(jīng)濟開拓誣為“倭寇”騷擾，并進而把這種“騷擾”妄指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最大破壞因素。如果我們不能從迷霧中沖突出來，我們就將會繼續(xù)在迷團中苦撐幾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是民族智慧的源泉，是一個民族文明積累的必要手段和途徑。這正是我們讀懂王直的主要目的。
12、在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大約發(fā)生過數(shù)百次農(nóng)民起義。它們大多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或經(jīng)濟訴求，因此旋起旋落；另有一些具有明顯的理性訴求和政治目標，有的甚至奪取了政權。但是，當一個新生政權建立的瞬間，封建的幽靈早已附了體，所以這個政權依然只能是另一個封建王朝。誰也無法掙脫這樣一個鐵定的“宿命”。這原因當然是因為任何農(nóng)民戰(zhàn)爭都不可能催生新的生產(chǎn)關系，改變原有的生產(chǎn)方式。但是，明中葉中國海商的對外貿(mào)易活動及其被迫進行的武裝抗禁斗爭，從來沒有提出過政權要求，僅僅只是要求解禁和通商。而解禁和通商是完全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生產(chǎn)方式的，并且有可能避免大規(guī)模的血腥殺伐，避免對社會生產(chǎn)力的巨大破壞。這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次來自下層的、具有社會進步意義的“隱性革命”。這樣的“革命”，植根于中國社會內(nèi)部已經(jīng)開始萌發(fā)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因素，其中包括新階級的孕育。
13、無論怎樣的論辯，人們常常不會忘記海商武裝的“燒殺奸淫”。這是一個讓人尷尬的話題。它正應驗了“成王敗寇”的世俗見解。歷史上有哪一支軍隊能夠同這個話題完全無關？又有哪一支“王者之師”會遭遇這樣的指斥？當然，又有哪一支“敗亡之寇”不因此遭到唾罵？但是，咒罵是應該看它究竟出自誰人之口的？蔣委員長罵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共妻”；赫魯曉夫“同志”說中國人“兩個人共穿一條褲子”。你信不信？然而讓人感動的是：當時人的記述：海商武裝的活動得到了當?shù)馗F苦百姓的支持、擁戴和掩護。那情景是感人的。不由得使人聯(lián)想到了紅軍、八路軍同窮人的魚水之情。謂予不信，請你去讀一讀那些原始的、未經(jīng)后人渲染加工的明代時人寫的記述文字。這應該是公平的。至于說到奸淫，這更是令一個禮教中國人人切齒的事。但是，細讀《明史·烈女傳》會讓人覺得奇怪：有明一代，經(jīng)歷286年，所有“烈女”都出在嘉靖中期，都出在“倭寇”出沒的地方，而且都是在根本沒有見到“倭寇”時就都“自殺”了：有一個人自殺的，有幾個人一塊兒自殺的，更有一族的長者聚集全族婦女集體“自殺”的，當然“青史”上留名的卻只有那位尊貴的長者。“倭寇”究竟“奸污”誰了？沒有人提供哪怕只是一樁確鑿的罪證。這樣的歷史疑案，翻一翻這個“烈女傳”，定會令人捧腹而又唏噓的！《呂氏春秋·察傳》是啟發(fā)人們通過調查，弄清事情真?zhèn)危苑辣徊粶蚀_的傳說所騙的。要研究歷史，首先應當學會并習慣于“察傳”。

嚴嵩有點兒冤

老且

嚴嵩是個“大白臉”？
    大凡看過傳統(tǒng)戲的人，都知道明代有個權臣嚴嵩。許多劇種的一些劇目里，直接、間接地“打嚴嵩”、“罵嚴嵩”的內(nèi)容頗不少見；史書和歷史小說也沒有為嚴嵩說好話的。例如清人張廷玉等所撰《明史》就把嚴嵩列入“奸臣傳”中。總之，數(shù)百年來，嚴嵩是以一個元惡大奸的大白臉形象印入人們腦際的。
但是，同一般封建大官僚相比較，嚴嵩并不算是一個特別的“大壞人”。翻開《明史》就知道：嚴嵩早年勤奮苦讀，“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他的書法和文章流傳至今。嘉靖年間，他做京官，也是從事一些辛苦的、沒有油水的文墨之事。他也曾說過一些直話，但卻讓專制帝王不高興；迫于形勢，他開始學說假話，寫些歌功頌德的賦、頌之類。這樣一來就博得了帝王的歡悅，他也因而升了高官。高官一當，賄賂隨至。但與此同時，御史們也交章劾嵩。“嵩每被論，亟歸誠于帝”。可見他膽子小，不敢堅持錯誤。與同僚們相處，嚴嵩也是謹小慎微的，深怕惡化關系。嘉靖二十一年，嚴嵩六十歲，“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但他“精爽溢發(fā)，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積極肯干，公而忘私，一心撲在工作上，連家都顧不上”。這樣，他的同僚們當然就相形見絀了。難怪嘉靖皇帝要賜嚴嵩一塊“忠勤敏達”的銀記，以示表彰。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爭奪傾軋中，嚴嵩常遭別人暗算，當然他也算計別人。在這類斗爭中，嚴嵩借助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的性格弱點，以事激怒帝而常僥幸得勝。即使這樣，他仍有自知之明，不敢作非份之想。所以，嘉靖皇帝欲加嵩“上柱國”的高位，嚴嵩力辭。他辯說：“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徐）達，功臣第一，亦止為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為令典，以昭臣節(jié)。”以后嚴嵩的行動，證明他并不是口是心非。足見嚴嵩在政治上并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樹大招風，官高必險。”嚴嵩后來終于成了他的政敵的主要攻擊目標。造成這種局面，主要責任應該算在嘉靖皇帝身上。因為這個昏庸的皇帝篤信道教，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視朝”；再過二年，“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nèi)，大臣希得謁見”。皇帝不視事，重擔全壓在嚴嵩的肩上。這在客觀上雖然給嚴嵩造成了專權的機會，但卻不是他用陰謀手段攫取來的。因為在嚴氏執(zhí)柄之前，皇帝已經(jīng)是這個樣子了。而且“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這就是皇帝的“統(tǒng)治術”。所以，嚴嵩必須日夜提心吊膽地撐持局面，否則隨時都可能獲罪。
總之，嚴嵩從60歲到81歲，主持朝政，“上班”和“加班”的時間多，居家時間極少，可算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了。只需細讀《明史》嚴嵩本傳，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點。他一直對嘉靖皇帝是忠誠的、敬畏的。他循規(guī)蹈矩，從無逾制之舉，更無叛逆之心。事實上，后來皇帝只用一句話，就把他削職為民，他絲毫不敢違抗。可見，嚴嵩即使不算循吏，也是遠遠不夠“大奸”的。

嚴嵩得罪人了
在封建社會高級統(tǒng)治層中，殘酷激烈的傾軋始終在進行著。嚴嵩雖然大權在握，但在其后施放暗箭者確不乏其人，告“御狀”彈劾他的也是常有的事兒。就中影響較大的事件有兩次。
一次是錦衣衛(wèi)經(jīng)歷沈錬和兵部武選司楊繼盛先后疏劾嚴氏。此二人先前都與嚴氏有些交往，后來不知何故又翻了臉。沈上呈《早正奸臣誤國疏》，拼湊了嚴氏“十條罪狀”，不外納賄、害政之類。1結果“帝大怒，搒之數(shù)十，謫佃保安”。2楊又以《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列出了嚴嵩“十罪五奸”。3雖然振振有詞，但其責任多不在嚴嵩，而在嘉靖皇帝。且疏中又附帶參劾了大學士徐階，并把裕、景二親王扯在其中。這樣“打擊一大片”，就合該楊氏倒霉，遂被“下詔獄”，“杖之百，令刑部定罪”。4隔了數(shù)年，沈、楊二人因故被分別處死。
    沈、楊二人都是在嚴嵩極受寵幸之時攻擊嚴氏的，而其疏文又多系拼湊而成。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內(nèi)容不在少數(shù)。即如楊疏所詆“壞祖宗之成法”、“竊君上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專黜陟之大柄”等等，多為皇帝授權，外人雖然眼紅，卻不是嚴嵩的責任。且沈、楊疏訐嚴嵩，均逞一時之忿，未予深思熟慮，根本談不上什么策略。即如沈氏，《明史》本傳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然頗竦狂”。細讀二人傳，除劾嚴氏之事以外，再看不到他們還有何政績與德行。可見，沈、楊不是老練的政治家，只是兩個“勇敢分子”，他們被擊敗是必然的。不過，沈、楊劾嵩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特別是他倆因此而丟了性命，更博得了許多同情。故《明史》贊曰：“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
嚴氏遭到沉重打擊是第二次被劾。那時，嚴嵩已經(jīng)八十歲了，漸漸失去了嘉靖皇帝的信任，而大學士徐階已經(jīng)成了執(zhí)柄者。御史鄒應龍看準了這個時機，在權臣的暗中支持下，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上《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5劾嚴嵩之子嚴世蕃“數(shù)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6。鄒應龍此疏的妙處是集中攻擊嚴世蕃，而對嚴嵩僅劾其“溺愛惡子，召賂市權，”7沒有半點刺激嘉靖皇帝的。所以，應龍疏入，嘉靖即“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8。鄒氏此舉是大大的成功的。
但是，即使在此時，嚴氏父子仍然有相當勢力，是足以自保的。他們有錢，可以“行金內(nèi)侍”，為其說話；當時的大理卿萬寀、刑部侍郎鄢懋卿皆附嚴氏，萬、鄢等人憑借自己的職權，“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戍世蕃雷州衛(wèi)”9，輕易就把事情搞掂。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嘉靖皇帝在嚴嵩去官以后，“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10。當年嚴嵩贊玄的結果，使這位皇帝連皇帝都不想要了，只“欲遂傳位，退居西內(nèi)，專祈長生”11。故嘉靖手札諭徐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12可見，此時皇帝依然是嚴嵩的靠山。鄒疏雖然提出“請斬世蕃首，懸之于市，以為人臣兇橫不忠之戒。”13然嚴世蕃僅坐“贓銀八百兩”而戍雷州。所以，應龍之劾，雖然讓嚴氏父子倒了大霉，卻遠未被置于死地。
如果不是狡詐異常的大學士徐階落井下石，嚴氏的結局是不會那樣慘的。徐階是一個夠陰險的人。當初徐階入政府，“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14；而嚴嵩則鑒于以往同僚之間爭斗的教訓，對徐氏“亦頗自恭謹”。所以，表面上嵩、階兩人的關系還是混得過去的。“惟世蕃多行無禮”，但徐階對這些都“曲忍”了。鄒應龍劾嚴氏，徐階暗自高興。但在表面上還要做點兒姿態(tài)：他為此專門去看望嚴嵩，說了許多寬慰的話。而世故的嚴嵩沒有看透陰險的徐階，卻還對徐階“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托”15。徐階深知嚴氏雖然失勢，但仍遍布耳目。所以，階子私下慫恿其父說：“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時，徐階假意斥子道：“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為難，人將不食吾余！”16徐階這話，其實是說給嚴嵩的密探們聽的。在嚴嵩去官以后，徐階還“書問不絕”。這種表面文章，都是為了迷惑嚴氏，以便待機對嚴氏父子以致命的一擊！

嚴嵩遭到致命打擊
徐階終于有了第二個打擊嚴氏的機會。這就是御史林潤為了私忿上疏而致復逮嚴世蕃下獄。這事兒發(fā)生在嘉靖四十三年冬十月，距鄒疏約兩年半的時間。此時嚴嵩八十二歲了。
林疏略言：“備訪江洋大盜，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為主”。“世蕃罪惡，積非一日”。接著羅列了聳人聽聞的罪狀。17林疏雖不啻在嚴氏創(chuàng)口上又剜了一刀，卻正如嚴世蕃所說：“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18特別是聽說林潤等人準備為沈錬、楊繼盛鳴冤，更使嚴世蕃喜不自已。嚴世蕃清醒地分析道：“‘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眾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19
可見，林疏雖然厲害，世蕃卻也精明。嚴世蕃知道那位嘉靖皇帝并不深惡“賄”字，既然瞞不住，也不必盡瞞；“聚眾通倭”，因無確據(jù)，只要花錢買通言官，事情就可擺平；至于沈、楊之獄，那是皇帝親自鐵定了的，誰敢翻案，誰就倒霉！然而，狡猾的徐階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層，便對他的同謀者分析：“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20于是，徐階親自動手，修改了林潤原疏，強加了嚴世蕃“通倭謀叛”的罪狀。這段文字是這樣說的：
“逆賊汪（王）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擬為授官。兇藩典渶，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為護持。向非圣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宗社矣。世蕃罪擢發(fā)難數(shù)。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wèi)；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汪（王）直余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誹上，尤為不道，罪死不赦！”21
經(jīng)徐階修改了的疏狀，突出了嚴世蕃謀反、謀叛的罪行，這類“十惡”之首的大罪是足以要嚴世蕃命的。但是如果允許調查對證，嚴世蕃并非絕無對策。連嘉靖皇帝看了疏狀也說：“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林）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wèi)鞫訊，具實以聞。”22
徐階知道：如果會訊，抓不到確證，嚴世蕃仍可望不死，他們的計劃就將落空。那就不好收場了！于是他采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卑劣手段，根本不予會訊，對法司官僅“略問數(shù)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23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忿！”24嘉靖皇帝再未追查，提筆批道：“這逆情，你每（們）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決了！”25
可見，嚴世蕃的處死，是被徐階強加了“交通倭寇，潛謀叛逆”的罪名，并非因世蕃確實犯有的、眾所周知的納賄、聚斂等實罪。徐階心腸之歹毒，手段之卑污，行為之詭詐，使得人們長期以來不易看出此案的乖謬。一般評論都說：“世蕃之誅，發(fā)于鄒應龍，成于林潤”。其實不然。故《明史》肯定說：“其坐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這才道出了此案因果的真諦。
當然，嚴世蕃等人作惡多端，死有余辜，無人憐憫；其死不當罪，也只是明統(tǒng)治階級上層斗爭的一幕鬧劇而已，本無足道。但是嚴案還有另一舛誤，這就是所謂“交通倭寇”。
嘉靖年間，東南沿海一帶的所謂“倭患”，其實是沿海的中國商民爭取海上貿(mào)易自由的抗禁斗爭，并不是什么日本人的侵掠活動。嘉靖“倭患”，完全是一個內(nèi)政問題。26有些學者雖然尊重這個歷史事實，但是他們從嚴世蕃獄案上引出了一個不夠鄭重的結論，即：這些沿海商民的武裝抗禁斗爭是同明中葉一個最保守、最反動的官僚集團（即嚴嵩集團）相勾結的，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人們要考察王直通過羅龍文這個“姻舊”關系，“投金十萬于世蕃”的事，因為并無確證，難下結論。另據(jù)《勝朝遺事》：查抄嚴氏“其籍中龍卵貓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賊王直求和易者”。但其中究竟哪一些屬王直所獻，也不清楚。不過根據(jù)王直集團只求海貿(mào)自由而并不存心反叛朝廷這一點來分析，他們以金錢寶物拉攏權臣，以求日后赦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不能據(jù)此就斷定嚴氏集團是支持王直集團爭取海貿(mào)自由的武裝抗禁斗爭的。至于參與鎮(zhèn)壓王直集團的明朝將帥，如張經(jīng)、李天寵、王忬等人先后被殺，那完全是出于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爭功或者恩怨斗爭，根本不能算是嚴氏父子支持王直集團的證據(jù)。而歷史的事實，恰恰告訴人們：正是處心積慮企圖投靠嚴氏的胡宗憲在剿滅東南沿海商民的武裝抗禁中，起了關鍵作用。是他“賄斬徐海，誘擒王直”，而使轟轟烈烈的東南沿海商民的武裝抗禁斗爭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自是一蹶不振。胡宗憲因斬徐海而擢升為右都御史，因擒王直而加太子太保。照理說，他才是“抗倭”的“第一功臣”。就中，嚴嵩的義子右副都御史趙文華和那位后來與嚴世蕃一同被處死的中書舍人羅龍文都是參與密謀剿滅海商武裝主力徐海、陳東、葉明（即麻葉）諸部的核心人物。而且因為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他以右副都御史出任總督，事實上成了這類謀劃的主持者。但是，這些立了“大功”的人是什么結局呢？趙因系嚴黨，遭人們忌恨，后事敗革職病死。胡更因“涉嫌”依附嚴黨而下獄死。可見，“交通倭寇”只是打人的棍子，派系間的爭斗傾軋才是實質。因此，人們不應該輕信徐階誣奏的關于嚴氏與王直勾結的謊狀。

嚴嵩成了“奸臣”
此案影響最深遠的，要算嚴嵩的聲譽了。《明史·嚴嵩傳》說：“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看來嚴嵩的大錯要算“溺信惡子”了，而“竊政”一說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嵩子世蕃，“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然頗通國典，曉暢時務。”27“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招，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28嘉靖皇帝其所以看中嚴嵩，多因世蕃為其父作了許多遮掩。因此嚴嵩十分喜愛并放縱這個機靈的兒子。年逾古稀的嚴嵩，“旦夕直西內(nèi)”，朝事且不能顧，家事更難與聞。這便使世蕃可以恣意妄為，敲剝責賄，聚黨謀私，縱倡淫樂；即其家奴，也都橫行霸道，無惡不作！這就預伏了嚴門的大禍。細察世蕃所為，雖因嚴嵩溺而縱之，卻未嘗與謀。故嚴嵩直接為惡的例子至今鮮見。直至最后嚴嵩聽說世蕃、龍文準備取應龍、徐階首級以洩恨時，嚴嵩無奈，只有哀嘆道：“兒誤我多矣！幸圣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尸都門！上方眷徐（階）厚，升應龍官，一震全族沈矣！”29可以想見，嵩言未盡，早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了！
最后，世蕃伏誅，嵩及諸孫皆黜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30一代權臣，其晚景凄涼如此，令人慨嘆！
嚴嵩為官一世，恭謹事君，忠勤敏達，誠惶誠恐。然最終落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婦孺唾罵，遺臭四百余年，蓋因溺子之過。“子不教，父之過。”嚴嵩之敗，咎由自取。但歷代高官大吏，因驕子犯法而遭大禍者，豈特嚴嵩一人而已哉？嗟夫，嵩因縱子而致聲名狼藉及于今，吾儕得無戒乎！

后記：本文寫成于1982年，它是筆者研究明中葉閩、浙沿海中國海商武裝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系列論文的一篇。當年我國發(fā)生了個別高官的子女目無國法，胡作非為，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的事情，尤以“浙江二熊”案件影響最大。以故在本文后面特別增加了一段評論性文字。由于種種原因，本文迄未公開發(fā)表過。（2005-04-05）

注釋：

1 見《明經(jīng)世文編》及《明史·沈錬傳》
2 《明史·沈錬傳》
3 見《明經(jīng)世文編》及《明史·楊繼盛傳》
4 《明史·楊繼盛傳》
5 參見《明經(jīng)世文編》
6、9、11、17、18、19、21、22、23、24、29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7、8、12、13 《明史·鄒應龍傳》
10、28、30 《明史·嚴嵩傳》
14、15、16 《明史·徐階傳》
20、27 《明史·嚴世蕃傳》
25 《明通鑑》卷六十三考異
26 請參閱拙文《嘉靖“倭患”探實》（載《江漢論壇》1980年第三期）

教師應該向孔子學點什么？

老且

　　本文提要：孔子是我國春秋末期的教育家。現(xiàn)在我國研究孔子又形成了一種風氣。但是，作為教育家的孔子，我們當教師的人應該向他學點兒什么呢？我想，一是要學習他開放的教育思想；二是要學習他對學生全面發(fā)展的要求；三是學習他倡導勤奮好學的學風。因為這些都是我國傳統(tǒng)教育思想中的積極因素。

　　
　　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2000多年來，他是歷史上爭議最多的人物之一。對他的功過是非及歷史地位的評論，好像是永遠難解的題目。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一種關于孔子評價的學術見解，可以統(tǒng)一人們的認識。正像司馬遷所說：“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實。”（見《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本文不想從學術上或政治立場上對這位歷史人物作什么評價，只從孔子這樣一位教育家著眼，探討一下教師們應該向孔子學習點兒什么？

　　
束脩以上
　　

        任繼愈先生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冊（1964年9月第二版）里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公開講學的教師。他自己‘學而不厭’，對弟子‘誨人不倦’。相傳他先后教過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在春秋末期他建立了最大的講學團體，并教育出不少有才干的學生。通過他的豐富的教學實踐，在學習方法和認識論方面總結了不少經(jīng)驗。”我想，這些話，就可以算是教師們學習孔子的提綱了。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論語·衛(wèi)靈公》，下引《論語》，只注篇名）。他真的是除奴隸以外，貴族、平民，無論少長，他都可以收為弟子。孔子說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一束干肉，既行了拜師禮，又解決了老師的生活所需。因為那個時候當老師的，沒有人給他發(fā)工資。這就是孔子錄取學生的最低要求。他的“三千徒弟子”已經(jīng)沒有辦法詳考了，但“七十二賢人”卻是許多人有名有姓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就記有“顯有年名及受業(yè)聞見于書傳”的三十五人，另有四十二人是“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共為七十七人。僅從那三十五人考察，其中有好幾位是赫赫有名的。例如：顏回、子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曾參、子思，等等。這些弟子，有的只比孔子小九歲（如子路），有小三十歲左右的（如顏回、冉求、子貢），有小四十多歲的（如子游、子夏、子張、子輿），更有小五十歲以上的（如子魯、子循、子析、子石），而顏路和顏回父子則都是孔子的學生。以上所列可知：孔子的弟子，斷斷續(xù)續(xù)地經(jīng)歷了兩三代人，而其中真正優(yōu)秀的，大約只有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左右。不過，世所公認：孔子是一位成功的“大教育家”。可見，“百分之二”的優(yōu)秀率是不能算低的。這同我們現(xiàn)在追求“升學率”及對六、七歲的小學生就要求他們“雙百分”的思路和作法，好像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值得注意的是：學生接受孔子的教育，不僅沒有年齡限制，也沒有學習年限的限制，甚至還沒有入學和結業(yè)的什么規(guī)定。如前所說：只要送一束干肉給老師當作“學費”，你就算“入學”了。
　　孔子用什么教學生呢？是用他的信仰“禮”和他的學說“仁”來教授弟子。孔子并沒有固定的教材，他也沒有什么備課的壓力。因為需要講授的內(nèi)容都裝在他的頭腦里，而且還是以“討論課”的形式為主。孔子對“禮”和“仁”的解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僅僅在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根據(jù)學生的提問和不同提問者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詮釋和回答。因此，當然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標準答案”。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大部分篇幅記錄著孔子對學生的答問。以《顏淵》、《子路》為例，粗略統(tǒng)計，就有“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問君子”、“子貢問政”、“子張問崇德辨惑”、“子張問政”、“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樊遲問仁、問知”、“子貢問友”、“子路問政”、“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子夏問政”、“樊遲問仁”、子貢問“何如斯謂士”、子路也問“何如斯可謂士”，等等。也有問對歷史人物和當時人物如子產(chǎn)、晏平仲、臧文仲、左丘明、令尹子文、子西（楚公子申）、管仲、晉文公、齊桓公等人評價的。還有問對具體觀點或結論的評論的。如：“以德報怨，何如？”等等。不過，孔子只對“政治學專業(yè)”的問題和個人修養(yǎng)的問題有興趣，并樂于作相應的解答；如果是自然科學知識，他就外行了，就沒法回答；如果是勞動生產(chǎn)知識（如：“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這位老先生就要罵娘了！
　　從《論語》的記述可以看出：孔子授徒，沒有一定的時間和場所；學生沒有什么“學籍管理”，完全是“來去自由”的。在整個教學的評價中，沒有功課和考核的痕跡。“課”，本是考核并給予獎懲的一種手段；“功課”，就是對事功的考核了。這本來應該是一種行政管理行為，不應用來管理讀書的。例如：秦律記載：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評比耕牛，滿一年，在正月舉行大考核，成績優(yōu)秀的，給予有關人員某種賞賜，成績低劣的，則給予有關人員某種懲罰（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廄苑律》）。這種考核在當時稱為“課”。成績好的，稱為“最”；成績差的，稱為“殿”。教育學生，本來就不是一種行政管理行為，所以孔子教育學生沒有采用“課”的措施；他教育的學生事實上也沒有辦法去分清“最”與“殿”，當然也就不必采用獎與懲的手段了。至于“前程”呢？那就全靠學生自己的實際本領和實踐中的鍛煉提高了。

君子不器
　　

        那么，孔子以什么“專業(yè)”教授學生呢？沒有專業(yè)。如果要勉強定一個“專業(yè)”，那就是“政治學專業(yè)”吧。為什么會是“政治學專業(yè)”呢？因為政治學專業(yè)是那個時代的“熱門專業(yè)”，是統(tǒng)治階級急需和緊缺的專業(yè)。我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所謂“顯學”，其實都是不同學派、不同主張的“政治學”。但是，對于學生應該學習哪些知識的問題，孔子明確提出：“君子不器”（《為政》）。就是說：讀書人不要把自己局限成只懂得或只會做某件事（從事某一專業(yè)）的人，而應該能同時懂得和會做多種事情。孔子教授的學生，特別是那些以后成了氣候、具有相當社會影響的人物，他們都有各不相同的專長和優(yōu)點，而并不以“政治學”為限。孔子介紹他的幾位弟子各自的優(yōu)點和長處時就說過：“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說：楚昭王曾想以七百里封孔子，而楚令尹子西則予以勸止。子西指出：孔子的學生中，顏回有輔相的大才，子路善為將率，宰我長于民政事務。如果孔子得據(jù)土地，又有賢弟子幫助，對楚國會成為一個威脅。這事也證明了孔子的弟子并不局限于某一專業(yè)，不是一個“模子”鑄造的，而是朝不同方向有其自我的發(fā)展。還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索隱述贊”概括得好，指出：孔子的弟子們是：“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就是說：這位先生所授之徒，雖是同學卻多有自己的長處，有當武將的，有管行政的，而社稷之臣，則比比皆是啊！
　　孔子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提問采用了三種方式進行答復：一是正面闡釋，其中同時包含“傳道、授業(yè)、解惑”三種職能。這是主要的、大量的。二是不予正面解答，還要罵學生，例如樊遲請教種莊稼和種蔬菜的遭遇就是如此。但這是個別的、次要的。三是自己也不太懂，而是支吾其辭，答非所問。例如，子張問：《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呀？孔子就支吾其辭地回答：“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見《憲問》）這段答問，關鍵是“諒陰”一詞，孔子沒有解釋，可能是殷高宗（即帝武丁）這位古帝王離孔子的年代已經(jīng)久遠，孔子苦于“文獻之不足征”，他也不懂。這段歷史，《史記·殷本紀》記載說：“帝武丁即位……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也沒有更多敘述。直到差不多二千五百年以后，郭沫若先生根據(jù)出土的殷虛卜辭，經(jīng)過考證，解釋了“諒陰”，才有了正確的結論（參見郭沫若著《青銅時代·駁“說儒”》）。不過，類似這種“想當然”的回答，在孔子也是極少有的事。另外，孔子講話也有隨心所欲、口無遮攔的時候，不過經(jīng)學生指出，他便很快作了“自我批評”。例如，孔子到武城，聽到民間有弦歌之聲。孔子對此有些輕蔑，于是“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這顯然表示孔子對在民間聽到“弦歌之聲”是不以為然的。沒有想到，他二十多歲的學生子游馬上回敬了他。子游說：我曾聽您教導我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為什么您對民間弦歌（也算“小人學道”吧），采取這種輕蔑態(tài)度呢？孔子自知失言，于是說：各位同學，子游的批評是對的。我剛才說“割雞焉用牛刀”是開玩笑的話。（見于《論語·陽貨》）
　　對于孔子答問式的教學，學生的反應也有三種情況：一是反應平淡或沒有熱烈反應，這種情況是大量的，例子太多了；二是不以為然，還可能提出異議。例如：子路問孔子：衛(wèi)君請你去主政，你將優(yōu)先解決什么問題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缺如也……。’”（《子路》）子路正面地指出老師復古的政治主張是不現(xiàn)實的、迂腐的，當即挨了老師一頓臭罵。當然，此類例子在《論語》中并不多見。但從孔子對一些事情的評論來看，這位先生對其弟子“不好的表現(xiàn)”是常會指責和批評的，同時也證明先生和學生之間是常有意見分歧并進行著爭辯的。最典型的例子，仍是孔子同子路的對話：“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這些好仁、智、信、直、勇、剛而又不好學（不好學周禮和孔子仁學）的人，免不了愚、蕩、賊、絞、亂、狂！雖然在孔夫子看來這也是他的學生們的通病，但那位有獨立思想的子路，至少要被扣上賊、絞、亂、狂等好幾頂帽子。這本身反映了孔子與弟子之間存在著可以理解的認識分歧。三是先生解答，弟子反應熱烈，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當然也著實讓先生感到欣慰。例如：顏淵問仁，又請問其目。孔子回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聽后，激動地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又如：仲弓問仁，孔子說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話。仲弓（即冉雍）也動情地說：“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同前）。這當然是孔子愛聽的話。不過這樣的話是絕對不會由子路說出來的。
　　孔子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兩棲人物”。他既是一位學者，一個教書的先生，能同學生討論并回答領域廣泛的問題，又曾“當過官”，還曾殺過“持不同政見者”。他“周游列國”，就是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并希望有機會再撈個官做做。不論人們?nèi)绾卧u論這些事，有一點是沒有疑義的，這就是：孔子本人確實是一位“全面發(fā)展”的人，是一位不把自己局限在一種狹小范圍因而眼光短淺的人。這正是他作為一個杰出教育家所具有的素質。

學則不固
　 

        孔子強調好學和有恒。他本人就在這方面做了表率。為什么要學習？孔子回答說：“學則不固”（《學而》）。也就是說：學然后知不足。只有好學的人，才不會保守，才會有不斷的追求，才會去不斷的進取。所以，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wèi)靈公》）他還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這其實是孔子對自己主張的形象概括。他并沒有許多自我炫耀的話，但卻有多處明白地介紹他本人好學和希望學生好學的議論。他曾概括地總結了自己的一生。他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而所有這一切，都根源于他在少年時即“志于學”。他要子路對別人介紹自己的老師：“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孔子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前）他主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他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同前）可見孔子對自己好學的這一突出優(yōu)點是充滿自信的。
　　正因為如此，孔子也最喜愛好學的學生。魯哀公問孔子，他的學生誰是好學的？孔子感慨地說：顏回好學，不幸早死了；現(xiàn)在沒有這樣的人了。我再也沒有發(fā)現(xiàn)誰是好學的人了！（見《雍也》）孔子對顏回的評價極高。有一段對話，可以證明這一點：有一次，孔子問子貢：你與顏回相比，誰聰敏好學一些？聰明的子貢可能猜透了老師的心思，不無違心地回答：我怎么能同顏回相比呢，“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不辨真?zhèn)危舆^話茬就發(fā)議論：你是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見《公冶長》）孔子還說：“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這說明，顏回（即顏淵）是唯一完全按老師的教誨認真行事做人的，同老師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所以孔子說顏回對于老師的教導“無所不悅”。（見《先進》）可惜這樣的好學生短命死了。而顏淵死的時候，孔子悲天嗆地地哭喊道：“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可見孔子對這位好學的弟子感情之深。
　　孔子在教育中，“一以貫之”地堅持“德育第一”和緊密聯(lián)系實際的原則，在任何困難的時候，對這個原則毫不動搖。
　　本文不準備對孔子的時代、他的階級立場和政治主張作什么評價，因為這是一個討論了近百年、并且是多有反復、見仁見智的復雜問題。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孔子對自己的政治信仰作怎樣的追求。
　　最能反映孔子政治信仰的，應該是他的所謂“德政”了。他說：“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同前）。孔子的弟子，多半是師從這位老先生學習“政治學”的。所以，他教學生的其實是統(tǒng)治術。例如，他說：“雍也，可使南面。”（《雍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公冶長》）“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同上）事實上，他的許多弟子在跟隨他求學的同時又作吏、宰，是“不脫產(chǎn)”學習的官員。所以，他的學生大多把“問政”、“問仁”、“問為邦”、“學干祿”作為主要的學習內(nèi)容。孔子對這個“領域”的問題也不厭其煩、不厭其詳?shù)剡M行解答。這些解答，既在“傳道”，也在“授業(yè)”，是把“德育”貫徹始終的。
     孔子當老師，有成有敗，有得有失。但是，他的弟子對他的尊敬和肯定，卻是由衷的，純真和質樸的。而這一點正是對一切當教師的人的最大安慰。根據(jù)《論語·子張》的記載，可以舉下面這個感人的例子：
　　有人說，子貢比他的老師強多了。子貢聽后就說：以宮墻作譬吧：我這堵墻呀，只有肩那么高，所以家里藏了些什么玩藝兒，別人都能看到；而我老師的墻有好幾丈高哩，又“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以很少有人能進門去認識那不計其數(shù)、價值連城的寶物。你們說，我與我的老師，誰比誰強呢？
　　也有詆毀孔子的人。子貢說：這是瞎折騰！沒有人能夠詆毀我的老師。因為一般人的賢德，充其量只有丘陵那么高，那是可以逾越的；而我的老師，“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一個人要自尋絕路，絲毫不能傷損日月，只能暴露其不知深淺，淺薄無知！
　　有人對子貢說：你也太謙虛了。你的老師哪里比得上你呢？子貢正色回答道：對這樣重大問題的評論不可信口開河，免得別人看出你的愚蠢！“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孔子的學說，用以指導治國，即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所以，孔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他是一位偉人。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師相比呢！
　　子貢并不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僅是其弟子中有較大成就的人之一。子貢在他“成氣候”以后，在人們對他進行贊美的時候，他沒有忘乎所以，更不是目空一切，而是高度評價自己老師學識、品格的杰出造詣和成就。這件事本身，證明了孔子教育的成功。這也是給今日中國教育留下的一份珍貴財富。
　　簡短評語：孔子當老師，不加約束，不行考課，不包不攬，聽其自然，可能更符合教育規(guī)律，也是更好的教學管理。在業(yè)務學習上，既需專精，更重廣博，強調能力，強調實踐，把這種“素質教育”貫徹始終，才能夠培養(yǎng)真正有用之才。好學成風，這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前提，只要師生都好學成風，所有其它的制度呀、管理呀都會顯得蒼白無力的！

　　　　　　　　　　　（寫于2004年3月11日——一生教書的父親逝世十周年）

主要參考資料：
 1、《論語》（上海中華書局）
 2、《史記》（六）、（七）（中華書局）
 3、郭沫若：《十批判書》（科學出版社）
 4、郭沫若：《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
 5、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6、《杜國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7、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人民出版社）
 8、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
 9、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臺灣／食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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