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面對歷史,勇于主持公道
——關于因焦裕祿這一典型蘭考發(fā)生的大型冤案的再申訴暨公開信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吳官正書記、羅干書記、曾慶紅副主席:
我們是河南省蘭考縣在1978年——1980年期間的清查運動中,無辜受到開除(不承認)黨籍、開除公職、枉法判刑等不同程度的錯誤處罰,蒙冤已30年的部分工人、農(nóng)民、干部,今再次泣血上書,痛陳奇冤。
一、文革十年中我們因焦裕祿這一典型受到兩次迫害
公元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fā)表了題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以雷霆萬鈞之力,在全黨、全國人民心中樹起了焦裕祿這一共產(chǎn)黨人的又一光輝典型,給中華民族提供了又一筆難以估量的精神財富。長篇通訊所報道的事實,主要是由與焦裕祿一道工作,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的張欽禮提供和介紹的,通訊的作者穆青、馮健、周原等人多次表示,如果沒有張欽禮的發(fā)現(xiàn)和宣揚,焦裕祿這一光輝典型就會永遠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但是,殊難預料,張欽禮竟因此成為十年文革中兩次挨整,文革后清查運動中被判刑坐牢含冤而死的悲劇人物。又由于張欽禮的株連,蘭考縣演繹了上千人被捕坐牢,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至今未能解決的政治悲劇和奇冤。
十年文革中的簡要情況是:
1966年7、8月間,蘭考尚未被批準開展農(nóng)村文化大革命,時任開封地委宣傳部長的秦一飛,時任蘭考縣委書記的周化民,就利用所把持的縣文革領導小組,組織機關干部,揪斗縣委副書記張欽禮,把張欽禮作為蘭考的頭號牛鬼蛇神進行連續(xù)批斗。
1966年9月16日,又唆使北京的少數(shù)串聯(lián)學生和縣委干部同時貼出聲討長篇通訊的兩張大字報,并于當天印成特大號傳單,向蘭考城鄉(xiāng)和全國散發(fā)。(原文縮印附后)
這一對孿生姊妹篇,完全按照秦一飛、周化民在長篇通訊發(fā)表前后,責難通訊作者和張欽禮,恥笑焦裕祿算不上典型的調(diào)子,以左得離譜的面目,把長篇通訊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大毒草”,并捏造謊言,聲稱對焦裕祿事跡報道不實。他們的廣泛散發(fā),在全國引起震動和迷茫,是不少人對焦裕祿這一典型產(chǎn)生了質(zhì)疑。
隨著聲討長篇通訊的惡浪,縣委機關干部成立了“揪穆青戰(zhàn)斗隊”和“抓扒手戰(zhàn)斗隊”,到北京揪斗穆青,在蘭考揪斗張欽禮和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干部。他們把張欽禮介紹和宣揚焦裕祿事跡說成撈政治資本,給張欽禮掛上“政治騙子”、“扒手”的牌子長期游街、批斗。
1966年12月初,河南省委批準蘭考開展農(nóng)村文化革命,“抓扒手”、“揪穆青”戰(zhàn)斗隊的蘭考干部組成“衛(wèi)東林焦造反司令部”,與此同時,開封地委組織部、宣傳部、統(tǒng)戰(zhàn)部炮口向下。以組織名義就長篇通訊問題支持9月16日的兩張傳單,批判張欽禮在長篇通訊中作假。
占蘭考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工人和工作在焦裕祿身邊的一部分干部認為。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長篇通訊,對焦裕祿事跡的報道是真實的,說報道不實,實質(zhì)是抹煞焦裕祿事跡,推倒焦裕祿這面旗幟。他們以焦裕祿生前所樹四面紅旗大隊的干群為核心,成立了“蘭考貧下中農(nóng)衛(wèi)焦司令部”用切身經(jīng)歷的事實與“衛(wèi)東林焦”的干部展開了口頭的、文字的大辯論。
周化民及其支持的“衛(wèi)東林焦”不容許他們觀點以外的雜音,“衛(wèi)焦”農(nóng)民群眾組織剛成立一個多月,就被他們欺騙和借助支左部隊進行武力鎮(zhèn)壓。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qū)支左部隊進入蘭考當天,就通過傳單和有線廣播宣布,張欽禮是蘭考最大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貧下中農(nóng)衛(wèi)焦司令部”是張欽禮的反革命集團,堅決予以鎮(zhèn)壓。當即由“衛(wèi)東林焦”的成員帶領和指認,抓捕張欽禮及“衛(wèi)焦”組織負責人和被認為支持“衛(wèi)焦”的各級黨政干部。抓捕行動持續(xù)到同年的3月上旬,總計將張欽禮等各級領導干部,“衛(wèi)焦”組織的農(nóng)民、工人、學生1260多人抓進監(jiān)獄,蘭考關不下,分押到杞縣、東明監(jiān)獄。凡焦裕祿生前在蘭考樹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辦公室人員,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寫回憶文章紀念焦裕祿的各級干部,直至在蘭考為焦裕祿這一典型說過公道話的外地學生都被一網(wǎng)打盡,極少幸免。
張欽禮入獄后即被砸上死刑犯的腳鐐,先后捆綁批斗了一百多場。每次批斗,每人能提出其歷史、經(jīng)濟、作風等問題,主題是逼他承認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是說假話,不承認就緊繩、緊銬、拳打腳踢,直至昏死在地。獄中5個月,他被打聾了一只耳朵,折斷了三根手指。被關押的其他干部和工人、農(nóng)民、學生所遭受的肉體摧殘、人格侮辱,更是慘不忍睹,難以盡述。(當時部分照片附后)
1967年7底,周恩來總理命河南省軍區(qū)把張欽禮送至北京,親自接見,被同時關押的一千多人也得以陸續(xù)獲釋。至此,表面上是兩派組織,實質(zhì)上是黨內(nèi)對焦裕祿這一典型的不同認識所進行的第一次慘烈斗爭暫告結束。
1967年10月至1970年底,張欽禮任了三年蘭考縣革委會主任。在此期間,他沒因受害坐牢,追究過任何人的責任,并堅持要求所有在67年受害坐牢的干部、群眾,不計個人恩怨,高姿態(tài)對待加害過自己的人。對于1968年4、5月間貫徹中央反三右一風精神時,個別心胸狹窄,乘機報復曾經(jīng)直接捆打過自己的人的行為,給予了及時而嚴肅的批評處理,又于事后專門舉辦“拆墻、平溝、解疙瘩學習班”讓兩派群眾組織中計較個人恩怨。、有違法亂紀行為的人各自作自我批評。健康的執(zhí)政心態(tài),促成了全縣團結、安定大干經(jīng)濟的局面。三年中,針對危害蘭考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風沙、鹽堿、內(nèi)澇三害進行了殊死決戰(zhàn),全縣干群冬春苦干,整修和新開了40多條引黃渠道,對所有的排澇喝道全部加大了排放標準,徹底改造沙堿地5萬多畝,發(fā)展農(nóng)桐間作17萬畝。同時,字68年春起,自力更生興辦投產(chǎn)了5座國營大廠,結束了蘭考工業(yè)空白的歷史。
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黨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權,把張欽禮調(diào)往信陽地區(qū),隨即派軍宣隊進入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chǎn)黨”,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祿的“衛(wèi)東林焦”的派頭頭們,又乘機掀起派性惡浪,對1966年、1967年他們曾經(jīng)關押捆打過的“衛(wèi)焦”組織的干部和群眾實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
他們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會,下至農(nóng)村生產(chǎn)隊,工廠車間班組中所有持過“衛(wèi)焦”觀點的人的職務。再次形成一派掌權的政治結構后,進而對免職人員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又把數(shù)百名抵制他們派性報復的職工,干部拉到外縣以辦學習班為名,長期剝奪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繼續(xù)更大規(guī)模逮捕時,趕上林彪叛逃之事公開,才暫時停手。
197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再次親自過問蘭考冤情,接見張欽禮,當面平反,文革中對維護焦裕祿這一典型的仁人志士的第二次大型迫害才在無奈中結束。
二、 顛倒歷史事實的派性清查,造成了更大政治冤案
1973年2月,張欽禮受省委派遣,回蘭考擔任了將近5年的縣委第一書記。
這五年的人事安排,張欽禮始終堅持八個字:以德報怨,五湖四海。
張欽禮沒有憑借再次受到周總理接見、撫慰,倒過兩次受害的苦水;沒有按照上級組織追查過秦一飛、周化民及他們所支持的派頭頭再一再二反對焦裕祿事跡發(fā)表的內(nèi)幕和責任,在政治上留足了人情。在干部使用上,根據(jù)毛主席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教誨,只憑工作表現(xiàn)、工作能力、不考慮文革中的觀點和表現(xiàn),一視同仁,一樣信用,一樣發(fā)展入黨,一樣供職于關鍵要害崗位,并提拔了20多名捆打過自己和其他干部的“衛(wèi)東林焦”負責人到科局級領導職務上。在思想上,堅持教育文革中的對立面同志放下包袱,心情舒暢。例如1974年4月,中央號召批林批孔時,有5個科局和公社的領導成員聯(lián)名向張欽禮寫信,檢討文革中加害張欽禮的錯誤。張欽禮把心拿到常委會上傳閱,指出這些同志有包袱,有錯誤認識。當場責成縣委副書記楊捍東以縣委名義回信,作為縣委文件下發(fā)。楊捍東在信中批評了五位同志把黨的運動當成個人之間的你是我非,把文革中的不同認識看成“站對站錯”的錯誤認識,熱情洋溢地表揚了他們的工作成績,鼓勵他們放下包袱,大膽工作。
立黨為公的人事政策,使蘭考出現(xiàn)了文革中第二次長達五年的團結大干局面。
在農(nóng)業(yè)上,縣委帶領干部和農(nóng)民群眾又用引黃灌淤,稻改,再改造22萬畝沙荒、鹽堿為時代可耕的良田,開通了歷史上沒有開通的排澇河道,排澇能力達到50年一遇的標準,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實現(xiàn)了焦裕祿同志的遺愿。在此基礎上,以每年500眼的進度大搞井泉建設,結合打井,平整土地35萬畝,至76年底,共建成45萬畝井河雙保險,機電雙配套的穩(wěn)產(chǎn)高產(chǎn)田,全縣230多個大隊,每隊都擁有2臺大型拖拉機,實現(xiàn)了耕作機械化。蘭考這個吃糧靠返銷的老缺糧縣已能向國家提供3000萬斤余糧,100萬斤油料,80萬斤皮棉的余糧縣了。
在工業(yè)建設上,張欽禮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時興建5座大廠的基礎上,再建5座國營大廠,50多座社、隊集體工廠,所生產(chǎn)的磚瓦機、變壓器、電動機、潛水泵、深井泵、四輪拖拉機均為省內(nèi)外的領先產(chǎn)品,紅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槍手貨,供不應求。企業(yè)的發(fā)展促使財政好轉,至76年,蘭考已達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我們是文革中隨同張欽禮的受害者,也是與張欽禮一起白手起家,發(fā)展蘭考經(jīng)濟的實干者,期間所流的汗、操的心、作的難,至今想起還禁不住渾身打顫,老淚不止。
十年文革中,張欽禮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蘭考組織一個反黨的幫派體系,他本人是否夠得上“四人幫”的成員,甚至在粉碎“四人幫”的前一分鐘他是否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至今沒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運動中,張欽禮卻作為“四人幫”在蘭考的骨干而鋃鐺入獄,判處重刑;張欽禮主持工作是的各級領導成員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而一道被“粉碎”。
1977年11月13日,張欽禮突然被免職審查,蘭考同時暫劃商丘地區(qū)管轄,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書記。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蘭考的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文革以來的第三次大換班。凡事文革初期發(fā)表過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祿事跡言行,參加過或支持過“衛(wèi)焦”群眾組織的各級領導干部,不論錯誤大小,部分青紅皂白,一律免職,一律作為清查對象,縱橫掃蕩,不留出路。凡是加入過“衛(wèi)東林焦”組織,整過張欽禮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論有無劣跡,不論能力如何,統(tǒng)統(tǒng)破格提拔,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進入縣委和科局等重要領導崗位的少數(shù)“衛(wèi)東林焦”的大將們,天良喪盡,恩將仇報,利用手中的清查大權,對張欽禮和文革中被他們兩次迫害過的同事和下級實施了置于死地的第三次迫害。
他們高叫免職不是處分,卻在“免職理由”的表格中都填有讓人不寒而栗的大小罪名,不給本人見面,不讓別人知道,偷偷裝入檔案,讓被免干部萬劫不復。
同在文革十年之中,張欽禮被第二次迫害,由他們執(zhí)政時的71年、72年發(fā)展的黨員,提拔的干部不算是“雙突”,張欽禮主持工作的八年中發(fā)展的黨員,提拔的干部都算“雙突”,同是“張欽禮的雙突”,文革初期曾是“衛(wèi)東林焦”成員,黨籍保留,職務不動,其余全部取消黨員資格,重新審查干部資格。
開除黨籍和取消黨員資格,公然踐踏黨章。不開支部大會討論不讓本人知道,某個清查組成員一說就算。少數(shù)被處理的黨員有個文字通知,多數(shù)被處理的黨員連個口頭通知也沒有,按蘭考的土話說,叫“面子”。
干部籍,工人籍的開除也很隨便。似乎各級清查組的成員,人人手中逗我又對清查對象生殺予奪,便宜行事的尚方寶劍,說開除誰就開除誰??凭珠L開除科局長,開除職工,干部,一說就算,過后讓縣委補辦手續(xù),無不照準。權限被開除公職的干部,工人隨處可見,難以統(tǒng)計出精確數(shù)字。
1978年11月,河南省委決定一反革命罪逮捕張欽禮后,省政法機關到蘭考合適具體事實時,才發(fā)現(xiàn)蘭考所整材料中所指控的犯罪是由是張欽禮辦的好事,把性質(zhì)搞顛倒了。但還是搶在刑法生效的前夕,把案子壓給商丘地區(qū)中級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強行判處張欽禮13年徒刑。
緊隨張欽禮被捕,被判,蘭考的“清查對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擊判刑的快車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
伴隨著派性清查,經(jīng)濟上也實行了派性絞殺。凡被清查對象的干部、職工、農(nóng)民,本人及親屬、子女,在調(diào)整工資、評定職稱,當兵、招工、升學各方面無不受到限制和刁難,物質(zhì)生活與“動力”們相比,勢若霄壤,情逾冰炭,再現(xiàn)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懸殊世態(tài)。
如果說,一派升天,一派坐監(jiān),是河南省清查后果的寫照,以壞人升天好人坐監(jiān)來概括蘭考的清查,則更為確切。
當“清查”的塵埃落定,再沒第二個周恩來為張欽禮主持公道,取得最后勝利的周化民及其支持的派頭頭們還干什么呢?他們首先重操1966年“揪穆青”、“揪扒手”戰(zhàn)斗隊的舊業(yè),冠冕堂皇地以蘭考縣委的名義,赴省、進京,多方活動,并下達縣委紅頭文件,職責報道焦裕祿的長篇通訊報道不實,企圖讓中央權威部門和人物表態(tài)把長篇通訊作廢;還數(shù)次當面逼迫穆青承認采寫中聽了反革命分子張欽禮的謊言,聲明重寫。直至2005年,他們還借無恥文人任彥芳之筆,在北京的“百年潮”雜志上聲稱,1966年就發(fā)現(xiàn)長篇通訊的失真之處有20多條。試問,一篇通訊竟至少有20多處失真,還是個文章嗎?通訊所報道的任務還有多少可信之處?他們40年不改地推翻一個活活為人民累死的英雄人物,能稱得上好人嗎?
在他們把持和間接操控蘭考大權的30年來,蘭考的60多座大小工廠吃干賣凈,蕩然無存,引黃河道淤塞,設施破壞,再沒有改造過巴掌大的一片土地,排澇河道堵塞,機井多已廢棄,已改造過的土地三害重起,有旱澇保收成為“望天收田”,現(xiàn)在蘭考已跨入向中央要飯吃的白貧縣行列。
三、 中央所劃“兩案”禁區(qū),是無根據(jù)的政治誤區(qū)
我們從受到不同程度的錯誤處分之日起,就基于對黨的信任,沒間斷地向各級黨和政府機關申訴,僅向黨中央寫的申訴信,個人的和聯(lián)名的,加起來不止上千封。
從千百人次的上訪經(jīng)歷中,我們深感從北京到河南的各級黨政機關中,不乏公正人士,他們在接訪中,對我們這些顯系違法、違紀處理的案件表示了很大同情,甚至抖著處理文件氣憤地說:這些處理決定簡直是笑語!但最后卻又無奈地告知:中央不開口,誰也不敢動。
難道對于“,清查”中的大量冤假錯案,是中央劃了禁區(qū),不讓解決?由于身處底層,無緣找到文字根據(jù),只能懷疑,不能認定。但是,為什么地方各級政府機關有權力解決,也表示應該解決,卻又拖了一年又一年不付諸行動,又很令人費解。尤其是2006年5月河南三級法院大接訪活動中,河南高法的接待官員曾對二百多名前往的“兩案”人員批示,在1——3個月內(nèi)立案重審,給予實事求是的解決。但是同年8月,3個月過去了,卻又推翻承諾,宣布對“兩案”實行不受理,不解決,不解釋的三不原則。不受理、不解決總應該有個原因,為什么不能給予解釋?堂堂的高級法院在訪民面前為什么竟論起堆來了?
2007年3月20日,開封市政法委的領導同志,在聽取了蘭考、杞縣的“兩案”訪民代表匯報后,也表示深切同情,并答復可以適當?shù)亟鉀Q一下生活問題。但到4月突然一反常態(tài),見都不見了。拖至7月,我們第八次找他們討說法,一個政法委副書記只好在電話中解釋:上邊沒有明確態(tài)度,我們不好辦,見了你們無言以對,只好躲避。并在無奈之下,讓辦公人員向我們出示了2001年7月19日出臺的《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審慎處理“兩案”人員申訴的通知》。
仔細琢磨中紀委2001年12號文件,才真正弄清,到21世紀初,中央還在給涉及基層廣大干部群眾的所謂“兩案”劃著禁區(qū)。
紙是包不住火的。對照蘭考和河南的實際情況,中紀委2001年的“通知”,首先顛倒了“清查”中的基本歷史狀況。
其一、河南的清查,是不折不扣的派性清查,凡是文革初期屬于“十大總部”、“河南造總”一派的群眾組織頭頭和支持這一派的干部,不論文革中有多大惡形惡狀,都是清查“動力”;凡事“二七”、“八二四”一派的頭頭和成員,以及支持這一派或被認為支持這一派的干部,不論錯誤大小,都在清查之列,全部給予程度不同的隨心所欲的處分,哪里是“通知”所說“對被清查的人員82%都未給予處分”?
其二、對所有被審查人員,不是依法依紀,核準事實、準確定性,更不去嚴格區(qū)分兩案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而完全是派性報復,殘酷迫害。開除和取消黨籍,不開黨員會,不讓本人知道,偷偷除名;開除公職,不指出錯誤,不讓本人申辯,同級可以開除同級,口頭一說就算;逮捕判刑,肆意捏造罪名,故意指鹿為馬,混淆罪與非罪,強扭人以罪。他們于1979年12月搞的公然踐踏法律的“突擊判刑”,曾遭到最高人民法院江華院長的嚴厲批評。就連“突擊判刑”的決策人趙文莆也不得不承認,此時的許多判刑案件“材料有水分,定性沒高準”。不知中紀委“通知”中所說“對涉案人員的處理,反復進行了討論平衡,要求從寬、從緩,留有余地”,根據(jù)何在?
其三、“通知”又說:【中發(fā)】(1982)9號文件下發(fā)后,全國對判刑和開除黨籍的案件,又進行了必要的復查(復議),適時糾正了一些處理偏重的案件。事實是,河南根本就沒有傳達過中央(82)年9號文件,更別提貫徹。蘭考有幾個干部傳閱了中央這個文件,就釀成80多人被隔離審查50多天,4人被判三年以上徒刑的悲劇。所謂“復查”、“糾偏”又從何說起?
其四、“通知”說,“兩案”審理結束以來,多數(shù)被處理的“兩案”人員,能服法認錯,改過自新,但也有少數(shù)人,拒不認識錯誤,不斷鳴冤叫屈,企圖翻案。這是官僚們的猜測,又是不負責任的職責。物不平則傾,人不平則鳴。絕大多數(shù)被處理的“兩案”人員,并沒等到“兩案”審理結束,就基于對黨的信任,向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機關申訴、上訪了。只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的官員還坦誠:“你們這些案件是依法判決的嗎?都是他們做決定,讓我們法院辦手續(xù)。”審判不公,處理錯誤,依法上訴維權,怎么能叫拒不認錯、企圖翻案呢?
“通知”基于上述的錯誤判斷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進而做出了繼續(xù)對“兩案”不搞復查的錯誤禁令,再次封殺了被稱為“兩案”人員的廣大工農(nóng)群眾和基層干部依法上訪維權之路。
回顧文革的歷史真貌,中央領導人能把清查中處理的河南數(shù)以百萬計的干部、群眾也稱為“兩案人員”,當成不共戴天和敵對示例,則更是令人痛惜和缺乏常識的政治誤區(qū)。
當年,文革是毛主席發(fā)動,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開展的,億萬人民群眾和各級干部,都懷著緊跟黨中央、毛主席繼續(xù)革命,反修防修,使社會主義祖國永不變色的愿望參加這場運動的,可謂不忠不跟、不跟不忠,其心可嘉,其情可憫。任何屬于中央峰層的領導人應該為我黨有這樣偉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而感到驕傲和自豪,不應當把人民群眾的熱情視為愚氓而切齒痛恨。
后來,中央先后宣布,出了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這是連省部級的高官都事前難以知曉的事情,遑論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所以,盡管因本地區(qū)、本單位的具體分歧而形成了不同觀點和派別的群眾組織,但不存在一派在造反起家、緊跟林彪、四人幫的幫派分子和“兩案人員”,另一派則是抵制文革的先知先覺,與林彪四人幫斗爭的政治精英。鑒于這種客觀實際,在總結評價文革,論及人物得失時,理應站到黨性和黨的原則的高度,站到促進黨的隊伍、干部隊伍和人民群眾堅強團結的高度。應當看到擁護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熱心為人民服務并為之做出積極貢獻的人,畢竟是絕大多數(shù),對這些人,不管文革初期參加或支持過哪一個派別,都應當加以愛護和不分親疏的量才使用。除敵對分子外,因覺悟不高,品行不端,而在文革中犯下不同錯誤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主要地還應以教育為主,即使應當處罰,也應考慮當時背景,從寬議處。
可惜,清查期間,不知是何原因,中央沒能遏制長達四五年的一派整另一派的勢頭,造成一派升天,一派坐監(jiān)的格局,釀成了我黨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冤假錯案,黨的隊伍、干部隊伍、人民群眾之間最為嚴重的分裂局面,中華民族肌體的最為嚴重的內(nèi)傷。
更為可惜的是,大錯既已釀成,理應盡快糾正,我們黨也歷來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規(guī)矩。但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一直堅持二十多年不糾,直至2001年的中央還讓這種內(nèi)傷繼續(xù)下去。我們真不知道,中紀委對“兩案”重劃禁區(qū),是為領導人的錯誤遮丑,還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負責。直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官員,2007年5月開封政法委的官員,在解釋為何對“兩案”實行三不原則時,還有你們造反派站錯隊了的說法,負面效應多名觸目驚心。
再說,“兩案”人員也是中國的公民,還有為數(shù)甚多的中共黨員,偏偏對他們這一層人的申訴劃上禁區(qū),列入另類,不讓按照信訪條例的規(guī)定去處理,豈不是公然踐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條款,黨員在黨章黨紀面前人人平等的黨的紀律?
四、 切盼中央誠實面對歷史,取消“兩案”禁區(qū)
痛定思痛,為了總結經(jīng)驗教訓,把黨的事情,國家的事情辦得更好,而不是為了埋怨哪些人,我們?nèi)魏螘r候都不應苛求人們不犯錯誤,沒有失誤。為此,我們謹向中央就解決我們30年的不公正陳述下列訴求和想法:
(一) 希望中央常委同志誠實面對歷史,以徹底的唯物主義氣概,不承認任何冤案為合法,對于卻是搞錯了的,應當勇敢地說不,勇敢地為受屈者主持公道取消對所謂“兩案”的禁區(qū),一視同仁地依法、依紀對待清查中遭受錯誤處理人員的申訴和上訪。
(二) 我們不停地直接向中央申訴,是因為我們明白解決冤枉的癥結在中央,更是相信中央仍然是廣大忠誠的中共黨員的最高領導機關。如果中央有誰宣布不叫中共中央了或聲明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chǎn)黨沒有共同之處了,我們自認挨整活該,連兒孫都不會向你們喊一句冤枉。
(三) 我們只要求依法依紀重新審查對我們的錯誤處理,給個公道的結論,絕不計較和追究制造不公的相關人員的責任,引起大小“動力”們的不舒服,不安心。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冤冤相報何時了?如果一些參與多次制造冤假錯案的人,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惜繼續(xù)犧牲國家法律,黨的紀律和他人的政治生命、生存權利,出口“給他們平反了,不就等于我們錯了”的渾話,向中央施壓,就畢露無疑地說明他們是蛇蝎不如的小人。如果遷就這些人的病態(tài)的情緒,繼續(xù)劃“兩案”禁區(qū),將是何等殘忍的現(xiàn)實!以不公求安定、和諧,豈非南轅北轍?
(四) 縱觀我們蘭考這一底層人群,當年不論能力大小,奉獻厚薄,基本上是盡心盡力,不謀私利的人,“清查”中盡管被吹毛求疵,過篩過羅,卻沒能指出那個人涉嫌一分錢的手腳不干凈的問題。現(xiàn)在老了,幾十年的困苦都過來了,對個人錢財多少看得更加淡薄。即使得到公正,還活著的人能領取一點養(yǎng)老金,也領不幾年了,不過是別人盛宴后的一杯殘羹,多少都不會計較,更不會攀比那些次次都長級,一次調(diào)幾級的“清查功臣”。現(xiàn)在的蘭考,每年至少伸手向中央財政要上億元的吃飯錢,國家也不寬裕,不給也罷,能自給的還自給,不能自給靠兒女,沒兒女靠親戚朋友,沒人會感到不平衡。如此,中央就不會因主持公道而帶來經(jīng)濟上的困擾。
披肝瀝膽,筆楮難窮,深望中央明察。
蘭考縣1978—1980年的清查中部分受害人員
楊捍東 朱廣啟 和新民 周付建 程道敬 劉崇漢 王世忠 陶云彬 陶建國
胡安民 趙新偵 黃中光 張景遷 孫玉珍 孫聚群 王傳友 鄭子順 曲雅習
王道臣 曾照泉 李志新 張慕凡 許清剛 肖光緒 曹少林 王善慶 許建全
張世堂 張澤山 王學思 郭志榮 楊立志 鄭家坤 蔡尚書 張自修 任福信
敬上
2007年8月20日
注:1、簽名中已故去者(已標注下劃線),由其家屬或子女代簽;
2、聯(lián)系人楊捍東,住蘭考縣西關農(nóng)場,電話:0378-3300772
附:
最最緊急的呼吁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是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紅衛(wèi)兵戰(zhàn)友們!革命的同志們!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結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就是遵循毛主席的這一最高指示,最最堅決地造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造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老爺們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我們是來自北京的:北京大學,北京紅衛(wèi)兵戰(zhàn)校,首都師大附中,北京第二師范學校,中央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蘭考縣總工會,裕祿一中的紅衛(wèi)兵和革命戰(zhàn)士的代表組成的《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展覽》的籌備委員會,來到了焦裕祿同志生前戰(zhàn)斗的地方——光榮的蘭考。我們是來向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焦裕祿同志學習的,是來向英雄的蘭考工農(nóng)兵、紅衛(wèi)兵、革命師生和革命干部學習的。
我們來蘭考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來和蘭考的廣大工農(nóng)兵、紅衛(wèi)兵一起重新舉辦《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展》的。
從我們短短半個多月的調(diào)查中,我們深深感受到,焦裕祿同志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舉旗抓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狠抓階級斗爭這條綱。他一到蘭考就積極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滲入到老韓陵大隊進行調(diào)查研究,向縣里提出了《鞏固集體經(jīng)濟的報告》;組織了幾十人的階級調(diào)查隊,滲入到老韓陵、新韓陵、高場大隊進行為是一個多月的深入細致地調(diào)查研究;并在他的領導下,舉辦了大型的階級教育展覽;召開了幾次三級干部會議,大揭階級斗爭的蓋子,大揭兩條道路斗爭的蓋子,所有這一切,打擊了一切牛鬼蛇神,教育了廣大干部,漲了貧下中農(nóng)的威風,樹立了貧下中農(nóng)的絕對優(yōu)勢,鞏固了集體經(jīng)濟,依靠貧下中農(nóng),抓典型,樹樣板,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創(chuàng)出了一條改變蘭考面貌的道路。焦裕祿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的偉大共產(chǎn)主義精神,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人民的忠實的兒子,縣委書記的好榜樣。
但是,今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穆青、馮健、周原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大通訊一文,和當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的社論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販賣修正主義的黑貨,歪曲了焦裕祿同志的英雄形象,閹割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斗爭的理論,惡毒的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
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任他們自由泛濫。”既然他們放了毒,我們就要消毒,就要批判。我們要質(zhì)問那些混蛋王八蛋們:
一、 這篇通訊為什么不提階級斗爭,為什么通篇連階級斗爭四個字的影子都找不到?這是誰提供的材料,你們到底是一些什么東西?好樣的站出來,有種的站出來辯論!我們料到,你們這些膽小鬼是沒有那個膽量的!
二、 你們這些混蛋們,為什么把一個人人皆知的,地地道道的叛徒馬福重,吹捧為“革命烈士”,掛上了“英雄”的招牌?這又是哪個混蛋介紹的情況?
三、 你們?yōu)槭裁床粚懗鎏m考解放十幾年來,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把蘭考描繪的荒涼凄慘,這是對英雄的蘭考人民的最大□□,惡毒地攻擊了三面紅旗,攻擊了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寫這篇通訊的混蛋和介紹情況的那些王八蛋,你們居心何在?
四、 焦裕祿同志是縣委書記的好榜樣,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zhí)行者,可是,我們從大通訊,只看到了被歪曲了的“焦裕祿”,在忙忙碌碌的進行個人奮斗,我們要問那些混蛋們:你們?yōu)槭裁床槐憩F(xiàn)縣委的集體領導?
五、 大通訊為什么不征求蘭考廣大貧下中農(nóng)的意見,不征求廣大革命干部的意見,而且在有些問題和情節(jié)上,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進行造謠撞騙,企圖撈取政治資本。這些家伙是資產(chǎn)階級的頭號大扒手!
我們向工農(nóng)兵、紅衛(wèi)兵、革命師生和革命干部介紹一點情況:寫大通訊的人根本沒有下去深入了解,而是在個別人中兜圈子,他們在縣委辦公室吃著雞蛋,在開封啃著燒雞,閉門造車,寫出了這株大毒草。這些混蛋們,到底是什么樣的東西呢?穆青已經(jīng)是被新華總社革命同志揪出來的、被斗爭了的黑幫分子,周原是摘了帽子的大右派。這些家伙有什么資格來寫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的英雄事跡呢?這些家伙怎么能寫出歌頌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英雄的文章呢?
最后,我們向英雄的蘭考工農(nóng)兵、紅衛(wèi)兵、革命師生和干部發(fā)出最緊急的呼吁:
一、 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穆青、周原揪到蘭考來,交代他們的罪惡。我們要奮起千鈞棒,把他們斗倒,斗垮,斗□。
二、 同志們,我們要做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不做資產(chǎn)階級保皇黨!真正革命的左派站出來,那些膽小如鼠的家伙滾開!革命者要勇敢地起來,澄清事實,揭露黑幫們的罪惡勾當,向反黨黑幫猛烈開火。
蘭考的工農(nóng)兵、紅衛(wèi)兵、革命的師生和革命的干部,我們要全黨全民一起動手,進行深入的調(diào)查研究,重新樹立焦裕祿同志的英雄形象,辦好《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展覽》,使這個展覽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紅色陣地。最后,我們高呼:
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
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北京《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展覽》籌備委員會全體紅衛(wèi)兵和革命戰(zhàn)士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于蘭考
最熱烈地響應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學校的緊急呼吁
堅決把污蔑、誹謗、攻擊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的一伙黑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毛澤東
我們看了北京大學,北京紅衛(wèi)兵戰(zhàn)校,首都紅大附中,北京第二師范學校,中央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八個單位和學校,紅衛(wèi)兵革命戰(zhàn)士組織的《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展覽館籌備委員會,發(fā)出的最最緊急的呼吁:我們所有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萬分地高興,它正符合蘭考三十八萬人民的心愿,任何力量難以壓抑我們的興奮心情。但對那些扛著紅旗反紅旗的黑幫分子,我們極為憤慨。北京展覽會的同志們,以徹底革命的精神,揮起了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經(jīng)過半個多月的深入調(diào)查研究,正確地了解和掌握了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的英雄事跡,焦裕祿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的共產(chǎn)主義精神,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人民的好兒子,縣委書記的榜樣,我們的好書記。焦裕祿同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高大革命英姿更高更高地矗立在我們面前,他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狠抓階級斗爭這條綱,深深地印在我們的思想上。但是那些混蛋的修正主義王八羔子,在采訪當中,對人所共知的舉旗抓綱,卻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農(nóng)兵群眾當中去采訪,只聽信那些企圖想騙取政治資本的扒手亂說一通。把蘭考解放以來,以黨的英明正確領導下,取得輝煌偉大的成就,污蔑是:“枯草在寒風中抖動”等。把馬福重這個大叛徒,見敵人就舉槍投降的怕死鬼,反而被他們這一伙黑幫恭恭敬敬地稱之為革命先烈,這是多么令人氣憤??!這些混蛋們企圖搞資產(chǎn)階級復辟,不要毛澤東主義掛帥。我們堅決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萬萬個不答應。我們最熱烈地響應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學校的呼吁,要向那些黑幫開火。我們誓死保衛(wèi)黨中央,捍衛(wèi)毛澤東主義,保衛(wèi)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為此,我們紅衛(wèi)兵表示:向全國革命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們和廣大工農(nóng)兵,革命的同志們呼吁!呼吁??!緊急呼吁?。?!協(xié)助和支援我們把那些貶低、污蔑、反對、誹謗、攻擊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的黑幫分子,全部、徹底、干凈地揪出來,砸碎那些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腦袋。
一、 現(xiàn)在我們高聲疾呼,要把穆青、周源、宋玉囗、秦一飛等這些壞蛋,統(tǒng)統(tǒng)交給蘭考三十八萬人民,徹底清算他們的滔天罪行。
二、 我們向全體革命同志們呼吁:清查那些別有用心的壞家伙,為什么在寫長篇通訊中不抓階級斗爭,連階級斗爭四個字也不敢提。堅決揪出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黑幫分子
三、 讓我們革命的左派一起動手,澄清事實,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統(tǒng)統(tǒng)揪出來,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起千鈞棒把他們斗倒、斗垮、斗臭。
四、 根據(jù)全國各地紅衛(wèi)兵的要求,勒令縣委對焦裕祿革命烈士的陵墓,重新進行修建,把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的英雄形象,樹的更高、更大,讓我們永遠學習焦裕祿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為人民,一心為革命的共產(chǎn)主義精神。
最后讓我們高呼:
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國共產(chǎn)黨蘭考縣委機關紅衛(wèi)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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