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相近或相異的稱謂引發(fā)不同的聯(lián)想：公社——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內戰(zhàn)——慕尼黑起義(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但是，被聯(lián)想或被暗指的那些歷史事件一般只有一個名稱，為什么有關“五月”的稱謂卻如此復雜歧異？“五月”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和文化事實，其語義的豐富和內涵的蕪雜令任何觀察者都不得不充當一種解謎人的角色。這里我們就陷入了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的著名悖論：“我們必須去理解五月的意義，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又必須首先使那些事件的謎一樣的特質重新顯形。”而與其說“五月”是莫測高深的斯芬克司，不如將它視為一面多棱鏡，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戰(zhàn)后法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遷，當然這種折射同時也必然是扭曲和畸變。
所謂“危機”是在強調建制方面：“五月”的高潮階段政府瀕于解體，第五共和國岌岌可危；而“起義”、“造反”和“革命”則強調反抗的本性和反抗的欣悅。青年人似乎依據(jù)加繆的教誨明確區(qū)分了反抗和革命：“五月”不是政治革命，“因為沒有人殺人，也沒有人想殺人”，所以“五月”是作為生命的運動和作為人固有特性的“存在的反抗”。事實上，整個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普遍爆發(fā)了青年人的反抗運動。美國正統(tǒng)史學家傾向于把六十年代總結為青年人與成年人的斗爭，以“兩代人之戰(zhàn)”和“俄狄浦斯情結”來解釋美國青年的反戰(zhàn)運動和嬉皮文化自有道理，但“五月”的斗爭中似乎其它方面的因素比年齡差更重要。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了：戴高樂比薩特大十五歲——整整一代。
“革命”一詞曾轟傳于“五月”，但現(xiàn)在它是最失寵的稱謂。莫蘭說：“‘革命’是一個被玷污的詞。”可能部分是由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那本臭名昭著的《難覓的革命》。而“五月”的青年偶像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二十年后的回憶錄的書名則富有挽歌式的反諷意味——《我們曾如此熱愛革命》。
“狗的早餐”和“大罷工”是兩個最明顯地突出政治內涵的詞：前者為新法西斯主義者所鐘愛，是典型的戴高樂分子的用語，將軍本人也因在“五月”期間的講話中大聲疾呼“變革嗎？是的！一團糟？不！”而為自己贏得了“一團糟”的綽號；后者是法共的措辭和定性，暗示了“五月”的意義存在于工廠和車間，而不是大學和劇院。“大罷工”強烈地喚起對一九三六年和“人民陣線政府”的記憶，當時法國工人占領工廠以支持當選的左翼政府和四十小時工作制。最重要的是，法共將“五月”定義為“大罷工”，便是對將其稱為“革命”的直接否定。
雖然“五月”處于整個六十年代的文化語境之中，任何理解的嘗試都擁有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五月”又無論如何是無法預見和無法預后的。因為最根本的問題是表述的危機，各種敘事在話語的層面上遭遇糾纏。這一場歷時月余，造成法國事實上癱瘓的“事件”與六十年代其它國家發(fā)生的類似事件不同之處在于：法國學生和工人聯(lián)手了，并引發(fā)歐洲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總罷工，九百萬工人參加，一千五百萬個工作日失去。從整個社會結構陷于危機的角度說，只有隨后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及蘇軍侵入事件在規(guī)模上與之相當。突然爆發(fā)的大地震并不見得是所謂“六十年代主導文化情緒”和政治激進主義的必然結果，或許我們仍然需要從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傳統(tǒng)中尋求解釋。戴高樂也曾以一種混合了沙文主義和反諷的語調稱：“像以往一樣，法國引導著路向。”
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加繆的《反抗者》、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繼承人》、勒菲弗爾(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和馬爾庫塞、阿爾都塞的著作都曾是“五月”學生們的枕邊寶書，但傳單、標語飛舞的校園中又貼滿了切·格瓦拉、卡斯特羅、胡志明等“第三世界英雄”的肖像。但是，青年們并未陷在意識形態(tài)的狂亂之中，正相反，意識形態(tài)為青年們的反抗開拓了寬廣的視域。薩特認為：表面上的失控并不意味著失去方向，“五月”表達的絕不是“無序的意志”，而是“對另一種秩序的向往”。在索邦大學，巴勒斯坦人竟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比鄰而居，散發(fā)各自的傳單，這樣的景觀可以被視為精神的癥候，但它無疑更接近于一場公共的狂歡。
青年們清醒地意識到與既存建制的格格不入，他們對貧富差異忍無可忍，對剛剛結束的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記憶猶新。像任何時候一樣，青年們被迫在延宕青春期、拒絕成人式和進入大學世界、反而受到社會權力機制的更直接控制兩者之間無望地選擇。空間的壓迫和禁閉使得獨立生活的理想永遠無法企及。所以薩特宣布：“他們(青年人)與學校的唯一可能的關系，就是砸碎它。”德勒茲(Gi1les Deleuze)和夸塔里(Felix
Guattari)剖析了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的癥候(《反俄狄浦斯》，一九六九)，指出：“資本主義依據(jù)一項世界性的通則而運作，即不斷地用新的限制來阻撓流變不羈的革命性力量。”那么，一種革命暴力美學和欲望的政治學的建構就變得空前重要，薩特從科恩－邦迪等青年人那里發(fā)現(xiàn)了這種建構的可能性——“想象力執(zhí)政”。在這個意義上，“五月”可以被稱為一場“心理劇”，但它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和身體政治的解放，所以，雷蒙·阿隆故作深沉的評論：“人們創(chuàng)造歷史，但不了解他們創(chuàng)造的歷史”根本毫無意義。
一九六六年接管了斯特拉斯堡學生會的境況主義者們稱青年學生“如同戈達爾(Jean－Luc Godard)和可口可樂一樣，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產(chǎn)物。”學生們在經(jīng)濟、政治、心理和性方面與青年工人一樣境況悲慘。境況主義者對民主和狂歡節(jié)革命的鼓吹深深影響了楠泰爾和索邦的同學們。這時間，學生人數(shù)暴增，但教育經(jīng)費和質量均在下降。學生生存空間——教室和校舍日益局促，無關痛癢、僵化陳腐的課程和普遍的社會經(jīng)濟萎縮、權力者對公民生活不屑一顧等種種現(xiàn)象同為青年們展現(xiàn)了一幅絕望的圖景。于是，大學危機成為了“五月”的導火索。
一九六八年一月，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爾學院(巴黎十大)為一個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會學系的德裔學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長提問，為什么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學生們在性方面的問題？部長自作聰明地建議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來敗敗火”，科恩－邦迪針鋒相對地回答：“這是法西斯官員能對學生們作的唯一答復。”學生群中突然爆發(fā)怒吼：“打倒性別隔離區(qū)！”部長不知所措。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預演。青年們的反抗開始了。三月二十一日，一個左翼突擊隊襲擊了在巴黎的美國捷運公司大樓，以抗議越戰(zhàn)。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楠泰爾的學生。二十二日，科恩－邦迪遂率眾占領了學院行政大樓以示抗議，這是法國歷史上青年們首次占領教育機關——這一象征性權力的主要據(jù)點。“三月二十二日運動”于焉成立，同時各團體在楠泰爾匯聚，漸成規(guī)模。
“五月”的另一場序曲是“朗格魯瓦事件”。亨利·朗格魯瓦(Henri Lanclois)是巴黎電影資料館的創(chuàng)建人和館長，深孚眾望。但政府，準確地說是文化部長馬爾羅試圖干涉資料館事務，并宣布解除朗格魯瓦的館長職務。電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衛(wèi)他們的“教父”。二月十四日，數(shù)千名電影人、知識界人士示威要求馬爾羅辭職。十六日，保衛(wèi)電影資料館委員會成立，讓·雷諾阿(Jean Renoir)任名譽主席，成員包括阿倫·雷乃(Alain Resnais)、戈達爾、特呂弗(Francois Truffaut)、羅蘭·巴特等人，斗爭持續(xù)近兩個月。四月初，法國電影俱樂部同盟投票表決意見，絕對多數(shù)支持保衛(wèi)電影資料館委員會，保衛(wèi)朗格魯瓦運動達到了高潮。四月二十一日，馬爾羅讓步，朗格魯瓦仍任館長，但馬爾羅以撤銷對資料館的政府資助來報復。整個保衛(wèi)朗格魯瓦運動不是一場激進的斗爭，其意義在于在法國電影文化體系內部建立了一個組織基礎和交流網(wǎng)絡，這一網(wǎng)絡在隨后的“五月”中作用非凡。六十年代末是被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稱為“媒介即信息”的時代，電影電視機器一方面可以被用來為勞工階級服務，最典型的就是戈達爾的“電影傳單”；一方面它們也在“五月”的神話制造層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月二日，校方關閉楠泰爾學院。科恩－邦迪等八名“三月二十二日運動”成員被要求到巴黎大學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三日，索邦(巴黎大學)集會抗議。政府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和索邦校長讓·羅什(Jean Roche)擔心“楠泰爾事件”引發(fā)連鎖效應，使得索邦這所法國最古老的大學因騷亂而被迫關閉。于是他們招來了警方，而法國的一貫傳統(tǒng)是警方不得進入大學的領地，部長的這一決定使所謂的擔心變成了事實。下午，警方?jīng)_入校園，逮捕五百余名學生。警方花了三個小時將被捕者押上警車，同時不停地驅散圍觀者。學生們高喊：“釋放我們的同志！”“停止抓人！”，得到的回答是催淚瓦斯和警棍。學生和過往青年們一起用石塊在盧森堡廣場建起了第一處街壘，戰(zhàn)斗開始了。接下來的幾天，煙霧、瓦斯、爆炸、叫喊、擲石戰(zhàn)充斥了拉丁區(qū)。六日，法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N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八日，薩特、波伏娃等發(fā)表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發(fā)起的斗爭”。數(shù)萬名示威者揮舞黑旗(無政府主義)和紅旗，高唱《國際歌》游行。九日，薩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爾、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聯(lián)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致敬”。阿拉貢奔赴奧居斯特·孔特廣場，在科恩－邦迪陪同下發(fā)表演講。但政府拒絕釋放被捕者，所有和談和調解均告無效。塞納河所有橋梁被警方封鎖，左岸爆發(fā)更大規(guī)模示威。兩方發(fā)生嚴重肢體沖突，傷者無數(shù)。電影電視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爭立刻傳遍全法國，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響應巴黎。十日是整個“五月”的中心點，“占領拉丁區(qū)！”的口號叫響，晚九時，拉丁區(qū)到處用樹枝、鐵籬笆、汽車、鋪路石建起了街壘。從準軍事的角度說，這些障礙物毫無用處，但正是在這無實用意義的層面上存在著一種象征性價值。街壘在“五月”是一個符號：它把人們帶回到了歷史中，把歷史帶到了青年一邊，把戴高樂分子變成了凡爾賽分子。
五月十一日晚，總理蓬皮杜結束在阿富汗的國事訪問回到巴黎，即發(fā)表電視講話，同意青年們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似乎已經(jīng)太晚了。十三日，法國總工會(CGT)、法國民主勞工同盟(CFDT)和巴黎學生組織八十萬人橫穿巴黎的游行，科恩－邦迪、雅克·索瓦熱奧(Jacques Sauvageot)和教師工會秘書長阿蘭·蓋斯馬爾(Alain Geismar)三大青年領袖走在最前面，隊伍中還有幾位職業(yè)左派政治家：社會黨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領導人瓦爾德克·羅歇(Waldeck Ro－chet)等。索邦迅速被學生收復，接下一周內，“占領運動”成為主調：各大中學校、工廠、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追求政治權力和個人自治的斗爭直接體現(xiàn)為占有物質性或象征性空間的斗爭。
十四日，戴高樂赴羅馬尼亞進行五天國事訪問，他可能也已經(jīng)意識到了：他的權威無論在道德意義上還是在憲法意義上都受到了質疑，但是他不愿直接面對這一困境。十五日，國家劇院奧德翁被青年們占領，院長因向青年們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處分。米歇爾·比托爾(Michel Butor)帶領一群作家占領了作家協(xié)會辦公室。幾乎同時，戛納電影節(jié)在戈達爾、特呂弗等導演的強烈抗議下草草閉幕(“當我們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壘前倒下時，我們不能再繼續(xù)節(jié)日了！”)。戈達爾旋奔回巴黎，同阿倫·雷乃等開始攝制一系列反映當下運動的時事短片“電影傳單”，在學校和工廠巡映。十六日起，巴黎附近的雷諾汽車廠開始罷工(“工人階級從瘦弱的學生手中接過紅旗！”)。十八日，公交系統(tǒng)罷工，巴黎完全癱瘓。這時的巴黎，“十年夠長的了！”、“嚴禁使用嚴禁！”、“實現(xiàn)夢想！”等標語、口號、傳單滿天，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巴黎似乎變成了愛麗絲的“奇境”，“五月”成為真正的狂歡，人們親身經(jīng)歷了幻想的烏托邦。二十日，薩特、波伏娃、瑪格麗特·杜拉絲等受邀到索邦參加文化討論，薩特樂觀地預言：“社會主義和自由結合了！”但是次日，政府發(fā)出了對“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科恩－邦迪的驅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二十二日，爆發(fā)空前規(guī)模的反對驅逐的抗議示威，兩方發(fā)生激烈沖突。二十四日，戴高樂終于發(fā)表講話，同意改革，建議公民投票。將軍以一種似是而非的哲學派頭試圖再次鼓舞起法國人民，但他的個人權威未能得到重新確立。抗議者指出：“他等待了三個星期，講了五分鐘；他又準備在一個月內完成他十年都沒完成的事情。”當晚的情況更加混亂，自稱為“恢復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見，戴高樂！”的人們進攻，兩名學生死亡。二十五日，由于意識到危機可能會徹底顛覆法國，工會和政府開始談判，在政府代表中還有一位年輕的官員——雅克·希拉克。二十七日，雙方達成一系列協(xié)議，但各大工廠工人拒絕這個方案，人們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在夏特萊體育場的盛大集會上，密特朗呼吁戴高樂辭職，科恩－邦迪提出“選擇孟戴斯－法朗士”，左翼力量團結在一起，試圖以反資本主義的共同綱領建立過渡政府。
二十九日，戴高樂失蹤。整個巴黎傳言將軍準備辭職，甚至準備自殺。但實際上，他在醞釀反擊。戴高樂乘機到達德國巴登—巴登，會見了駐德國法軍總司令馬索，軍方表示完全效忠總統(tǒng)。于是，當戴高樂在三十日下午四點三十分發(fā)表對全法人民講話時，他完全恢復了自信。將軍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下月進行大選。知識分子們借用布萊希特反諷蘇軍鎮(zhèn)壓一九五三年東柏林起義的名言評論道：“如果政府不喜歡人民，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選一群人民呢？”但是該講話無疑令“恢復秩序的力量”歡欣鼓舞，雷蒙·阿隆在收音機前不時高呼：“戴高樂萬歲！”
當晚，戴高樂分子組織了支持將軍的游行，隊伍中有馬爾羅、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等人。六月一日，工會試圖組織“選舉＝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經(jīng)漸落。警方采取嚴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會，大批罷工工人被解雇，兩名工人被殺。六月十日，選舉開始。拉丁區(qū)布滿了警察，十四日，青年們撤離奧德翁劇院；十六日，撤離索邦。三十日，議會第二輪投票，戴高樂分子大獲全勝，“五月”徹底結束了。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號是：“這只是一個開始，讓我們繼續(xù)去戰(zhàn)斗！”
重訪歷史并不能讓我們獲得解釋，甚至敘述也可能是最危險的。阿蘭·圖海納認為“五月”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沒有解決其中任何一個。莫蘭則看到了一場試圖超越資產(chǎn)階級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在雷蒙·阿隆筆下，“五月”這一出巨型“心理劇”不過是戴高樂主義的消亡和復活。而如薩特所言：“我敢打賭阿隆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在如此的山崩海嘯面前，會有阿隆這樣的“自由思想家”面不改色，冷靜客觀地獨立思考，這本身就是一件讓人起疑的事情。青年們說：“寧與薩特共享謬誤，不和阿隆走向真理。”問題在于，阿隆握有什么樣的真理？薩特和阿隆之爭曾被認為是“介入”與否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冷靜最終演化成為了犬儒主義，風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懷疑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冷靜地思考。
無論如何“五月”又是被不斷地重讀和感悟著的，從《辯證理性批判》的再發(fā)現(xiàn)到戈達爾的回顧和反思；一本《學生公社日記》甚至也被推薦為“理想藏書”。或者我們可以采用所謂的“歷史逆推法”來觀察：無論是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樂的下臺、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的當選，還是精神分析學說、女性主義運動，現(xiàn)代電影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批評的發(fā)展都被視為“五月”的延后效應。雖然“五月”中的青年被稱為以薩特主義來反對列維—斯特勞斯主義，但“五月”落幕之后，“結構不上街”成為知識界的座右銘。“五月”試圖回到現(xiàn)實中去，但最終卻使知識分子同社會經(jīng)驗徹底分離。
詹明信嘗試用“歷史階段論”的模式來思考六十年代和“五月”，他認為那些曾經(jīng)擁有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六十年代的過程來看是瞬息間的客觀事實，但是現(xiàn)在重看它們就不過是歷史的幻覺。那么，與其對輝煌的年代依依不舍，或為曾經(jīng)的失誤求全責備，不如像布努艾爾(Luis Bunuel)一樣，嘆息一聲并且承認：“五月”像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一樣，在所有次要方面獲得了勝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敗了。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wǎng)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xiāng)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