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八大路線”問題的幾點補識 ——讀《王光美訪談錄》

京報網 www.bjd.com.cn    日期:2007-07-09

作者:紀坡民

　古語有云，“欲明大道，必先讀史。”我們的民族歷來重視歷史，而且有優秀的史學傳統。中國古代那部著名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其名稱就深寓著卓越的史學思想。歷史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我們今天的實踐提供有益的借鑒。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又以我黨自己的歷史，對我們治理國家的借鑒意義，最為切近，也最為重要。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借鑒，當然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著眼于大的方面，不能過分拘泥于某些歷史的細節。不過，某些歷史的細節也很重要，這些歷史細節對我們正確地認知歷史，有時候甚至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訪談錄》中，我就發現這樣一個歷史的細節，使我對“八大路線”，產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王光美訪談錄》中披露的一則新史料
　在《王光美訪談錄》一書中，王光美同志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她親歷的有趣的事:
　1956年中共召開的“八大”，是很開放的，不像后來的黨代會，對外嚴格保密；當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黨都派代表團參加，其中蘇共代表團的米高揚更是參加了全部代表大會議程。在“八大”的閉幕式以后，會場的工作人員發現米高揚座位之前的桌子上放了一個便箋，上面寫了一些俄文字。我們的工作人員很細致也很負責，把這個紙條交給了劉少奇同志。
　王光美同志當時擔任劉少奇辦公室主任，她談了自己的親歷親見:“少奇同志當時來不及處理，就放在包里帶回了家。我在為他整理文件時，見到這個紙條便箋，就去問他。少奇簡單講了一下來源。……當時我們黨對蘇共領導人的意見是很重視的。少奇同志特意把這個紙條便箋拿去給毛主席看。他倆怎么談的？毛主席有什么意見？這些我都不知道。”
　米高揚在那張紙上寫了點什么東西呢？其大概內容，是在“八大”的閉幕式上，米高揚聽了坐在旁邊的師哲同志現場翻譯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后，對其中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這個“主要矛盾”的表述，有點不同意見，認為理論表述不嚴謹、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王光美同志在書中說，“不知道他(米高揚——編者注)是覺得無用而沒有帶走，還是有意留在座位上？”或許，米高揚是害怕影響兩黨關系，沒有向中共正式提出交涉；或許是因為那時斯大林已經去世了，蘇共黨內又不太穩定，在中共面前也不像過去那么“牛”了；于是，米高揚順手在便箋上寫了那些文字，放在桌子上就走了。也許米高揚是想通過這種方式，非正式地傳達蘇方的意見。
　那個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對“老大哥”的意見還是很重視的。而且，那時正是蘇聯對我們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的時候，不能因為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損害兩國關系的大局，影響我們的經濟建設。
　“八大”閉幕后的第三天就是國慶節。當天發生的事情，現在我國的黨史研究者都很熟悉了。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劉少奇講:“八大《決議》關于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
　劉少奇回應道:“喲，《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么辦？”
　這兩段話，現在被一些黨史研究者當作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路線分歧”的開始。可是，《王光美訪談錄》中說:“當時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決議》等文件照常發出了，事實上也沒辦法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當時，王光美同志已經在劉少奇同志辦公室工作多年了，對中央工作的規矩也比較了解，她這段議論，是內行的話，應當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主要矛盾”的提法，并不是“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
　從王光美同志披露的新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到，嚴格地說，這個關于“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的表述，并不是我們常說的“八大路線”，因為在劉少奇同志在“八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并沒有這個“主要矛盾”的提法。
　那么，這個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從哪兒來的呢？我國的黨史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考證。當年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政治報告》討論通過后，黨代會閉幕前，還要作一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就是這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里面的話。
　據胡喬木和當時的秘書班子中健在的一些同志在黨史雜志上著文回憶，這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是陳伯達寫的，當時他是毛主席的“大秘書”。“八大”的《政治報告》本身經過了充分討論，王光美的訪談錄也證實了這一點；但陳伯達擬定的這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大概因為只有幾行字，是很簡單的一個東西，所以未經毛主席和劉少奇審核，在八大的閉幕式上宣讀了一下，就最終通過了。
　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并不是“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當年實際的歷史情況就是這樣。其中關鍵的歷史細節，是《王光美訪談錄》提供的。
　對“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毛劉分歧的開始
　自八十年代以來，我國的黨史學界和理論界，有一個雖然不很正規卻得到不少人認同的說法: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這樣，黨的“九大”和“十大”的路線自然也被否定了，加上劉少奇同志平反了，因此，我們的黨和國家恢復到“八大”的路線上來了。
　但在許多人的印象里，“八大的路線”，被簡單化地認為就是“八大”對我國主要矛盾的表述，即“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對這種所謂“主要矛盾”的表述，給人們的印象是，國家的主要力量應該用來搞經濟建設了。在許多人看來，這同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是一致的，是正確的。由此，又引出這樣的歷史認知:因為“八大”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同志作的，因此，“八大路線”被認為是劉少奇同志主張和倡導的；后來，又由于毛澤東同志的反對，這個正確的“八大路線”被放棄了；而這一點被認為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分歧和黨內“路線斗爭”的開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相當多的人的心目中，這成了對那一段歷史的主流印象。可是，《王光美訪談錄》一書披露的重要的歷史細節告訴我們，對那一段黨的歷史的這種印象，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從書中所透露的史實細節中，我們可以對這一段歷史作出新的解讀:
　第一，這句關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八大《政治報告》的正式內容，不是毛主席和劉少奇提出來的，而是陳伯達在《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在“八大”期間，并不存在所謂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在“路線”問題上的矛盾和斗爭問題。實際上，“八大”的《政治報告》，雖然是由劉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但在《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毛主席同劉少奇以及中央領導集體之間，曾經多次密切地交換意見，毛主席不僅多次審閱了《政治報告》的文稿，而且還給劉少奇同志寫過許多親筆信件。這些，都有檔案中的手稿為證。
　第三，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這個所謂“主要矛盾”的提法后來被放棄，也不是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有什么“路線斗爭”，而是因為蘇方米高揚寫的那個便箋，中央進行研究后覺得提法不妥，在幾個月以后作了修改。從國慶節毛主席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談話內容看，這個顯然是他們兩個前兩天夜間交談的繼續，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當時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產生矛盾。
　總之，歷史研究，切忌從主觀臆斷和主觀需要出發來演繹，關于“八大路線”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所謂“路線斗爭”，是一種從主觀演繹出來的歷史認知，是不符合歷史史實的，在“八大”期間，不存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路線問題上的矛盾和斗爭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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