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我的紅色導師嚴僑

我在臺中一中，最難忘的一位老師是嚴僑。
嚴僑是福建福州人，是嚴復的長孫。身材瘦高、頭生密發、兩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歲時到臺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間，他比別的老師稍晚來，但卻很快使大家對他感到興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氣質，灑脫、多才、口才好、喜歡喝酒，有一點點瘋狂氣概，令人一見他就有對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場外，正巧嚴僑經過，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奮身一腳，就給踢了回來。大家為之叫好，他也趁機加入，大踢特踢起來了。
　　那時臺中一中圖書館主任是陳聯璋老師，主辦每周講座，邀老師們做專題講演。嚴僑應邀講過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講演中大談“演化論”而不是他祖父宣傳的《天演論》，他說“天演”的天字不妥，該譯為“演化”，這一不跟祖宗走的氣魄，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講過一次“家畜山羊”，從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馬拉雅山羊說起，如數家珍，使我們驚嘆他知識的多樣與豐富。當時我和他并不相識，他是一位別班上的老師，我是一個另一班上的學生，他我之間，是自有距離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歲。暑假后進了高一上甲。正好嚴僑教數學，這樣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師，這時我在知識成長上已經極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辭，好爭好辯，頗為張狂。當時班上同學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寫匿名信丟在我書包里痛罵我；施啟揚喜歡同我辯，但他實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狀，令我總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張狂好辯，在嚴僑課堂上，也就常常在數學以外，扯到別處去。嚴僑上課，才華四溢，大而化之，許多機械的題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學生座位上，叫吳鑄人等數學極好的同學“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課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說：“我要把你們思想攪動起來！”還有一次為了證明他說得對，他近乎打賭地說：“我若說錯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寫！”說著就用極熟練的筆劃，把倒寫的嚴僑兩字寫在黑板上，儼然是“鏡子書法”專家，我們鼓掌呼嘯，師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時我們的數學作業有專門印好的“數學練習簿”，我在練習簿中做習題不在行，但扯別的倒有一套。我來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話，說：“數學是人類智力的靈魂。……它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領域，告訴我們宇宙是這樣的悠遠，光線曾經歷百萬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來，“數學練習簿”發回來了，在“它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一行下，被嚴僑打了一條紅杠子，下有朱筆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時！”——這就是嚴僑的可愛處，他是數學老師，但他在精改習題以外，他還會跟學生的引文打筆仗！
　　嚴僑真是迷人的老師，我愈來愈欣賞他。我花了幾天的時間，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細述我成長的歷程。我對現實的不滿、我對國民黨的討厭等等，交了給他。嚴僑看了，對我有所勸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師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級后，編到高二戊，數學改由黃鐘老師來教。黃鐘那時二十八歲，安東（今丹東）鳳城人。他是國立東北大學畢業的，嚴僑是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畢業的。在數學造詣上，黃鐘似乎比嚴僑專精。黃鐘對學生的誨人不倦，是我生平僅見的老師。他常常在下課時不下課，延長時間為學生講課；或另外跟學生約定時間，在空堂時候跑來加講。黃鐘面目瘦削，身體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間，總是一片憂愁。他幾乎從來沒有開懷地笑過，態度總是嚴肅而認真，令人敬畏。黃鐘的父親黃劍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擔心我數學不好，特別請黃鐘照顧我。黃鐘對我印象很好，他在“數學練習簿”上批寫：“為人誠實可愛。”給了我不少鼓勵，當然他從沒說過我數學好，——我的數學實在不好。我像許多恨數學的大人物（如邱吉爾、如蕭伯納）一樣，對數學恨得要命。我的苦惱是數學老師卻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勝尷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學在家，準備以同等學力資格去考大學。要命的是黃鐘仍不放過我，他和我爸爸“通謀”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專門為我一個人補習。他家住臺中市永安街一巷五號，我每次去補習，視若畏途，但是實在不能不去，內心交戰，非常痛苦。這一痛苦，最后終因黃鐘病倒而暫告結束。黃鐘病倒，住在臺中醫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機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無言死去。我大為傷感，寫了一篇“黃鐘”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幾首詩紀念他，并把他的遺像掛在墻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說：“黃鐘是好人，可是長了一副壞人相。他的人與相不相稱，所以要早死。”黃鐘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嚴僑雖然不再教我數學，但他和我的交情卻與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對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號，是一棟日式木屋，分給兩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師，（他是江西興國人，臺灣中正大學畢業。二十年后，在景美軍法處坐牢，和我見過面。真沒想到他還有這樣遲來的紅帽！）后面就是嚴僑家。因為一棟房子硬分成二戶，所以變得狹長陰暗，不成格局。嚴僑約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時去。在黃鐘住院后，一天嚴僑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訴他醫生說黃老師恐怕已沒希望了，嚴僑頗多感觸。那時已是晚上，嚴僑要回家了，約我同行。在路上，他低聲而神秘地告訴我：“你不要回頭看，我感覺到好像有人跟蹤我，是藍色的。”（國民黨特務源出藍衣社，他指藍色，當然是指國特。）我頓時若有所悟。隔天黃鐘死了，嚴僑再去醫院，感觸更多，當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約我進去坐，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劣酒下肚，終于告訴我；他是“那邊來的”——原來他是共/產/黨！

        
　　當時的臺中一中，像其他學校一樣，不時有所謂共/產/黨，“匪諜”被捕去。最令我心動的是當時女老師牟琴和他男友楊肇南老師的雙雙被捕。他們都是山東人，牟琴年輕艷麗，身材尤其肉感動人，令我們暗慕。一天夜里，他們都被捕去了，聽說都是共/產/黨、“匪諜”（多少年后，仿佛聽說牟琴給放出來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華銷盡了）；還有一位教數學的楊肖震老師（福建政和人，二十四歲），也被捕去（后來聽說太太生活無著，已改嫁給他的一個朋友了）；還有一位王懷中老師（山東諸城人，三十八歲），教歷史的，也神秘失蹤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學重拾教職）。當時頗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黃鐘死后，外界盛傳他是共/產/黨，“畏罪自殺”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還不能相信。因為他咽氣時候，我正守在他身邊，他久病屬實，絕不像是自殺。
　　但是黃鐘的死，確實給嚴僑帶來極大的感觸，他似乎感到人生無常、好人難長壽。黃鐘死后，嚴僑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為沒有錢，嚴僑喝的酒是煙酒公賣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獷的，沒有情調、沒有小菜，用牙齒把瓶蓋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黃湯來。嚴僑喝酒雖多，但我從沒看過他有泥醉的現象，他只是喝得很興奮而已。黃湯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關的詩詞。他最喜歡背辛棄疾的那首《西江月》（遣興）——
　　醉里且貪歡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著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
　　問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動要來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時候，他也總是伸開十指，雙手向前推出，鄭重表示不要“松”來扶他。中國文學非嚴僑所長，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漢書》龔勝傳中這一典故，也不知道龔勝七十九歲成了殉道者的悲劇，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卻使我記憶憂新，永遠難忘。
　　在多次跟嚴僑的夜談中，我約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他來臺灣比較晚，并且是從福建偷渡上岸的，當時還帶著嚴師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說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個羅盤，揚帆過海，就過來了，言下不勝得意。到臺灣后，他被發現，國特把他請去，問他你來臺灣干什么？他說我來投奔自由；國特說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產/黨的市長，他那么前進，你怎么這么落伍？一般情形總是老一代跟國民黨走，青年一代跟共/產/黨走，為什么你們家特別：你老子反倒前進，你反倒開倒車，來投奔我們？嚴僑說我不是來投奔你們，我是來投奔自由，何況我有老母在臺，我要來照顧她。國特查出嚴僑果然有老母在臺，只好暫且相信。但這樣總不能結案，總得找個保人，于是，由妹夫葉明勛出面，保了嚴僑。嚴僑有兩個妹妹，大妹嚴倬云，嫁給辜振甫；小妹嚴停云（就是女作家華嚴），嫁給葉明勛。
　　嚴僑在臺中一中教書，自己也看了不少書，他過去的看書基礎又厚，所以能夠吸收新知，與日俱進。在他和我的談話中，顯然因為讀書和受我的一點影響，而開始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這種轉變，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嚴僑那種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嚴僑投身在中國現代的狂飆運動之中，他投入這個運動，在知識上、見解上、情感上，都強烈受到左派教條的輻射，他們那個時代的這類革命者，一般都有著熱情而崇高的氣質，這種氣質使他們勇于獻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無悔。但是，他們對他們獻身、殉道的對象，卻由于“目的熱”，未免淪于“方法盲”，他們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為狂飆運動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當口，他們必然會有所覺悟，這是很自然的。嚴僑是共/產/黨，但卻是身陷在臺灣的，他脫離了紅色的磁場，孤單地局促在藍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長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覺悟，是可以想像的。這種覺悟也許沒有《修煉失敗的神》作者那種細膩、也許沒有《新階級》作者那種深沉，但是嚴僑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盡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脫離；相反的，他要歸隊，要歸隊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嚴僑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來，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靜以后，他對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談話：
　　　　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樣改造，也是無可救藥，　　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愿偷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里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里并沒有你，可是我想帶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樣的背景。那樣的偷渡經驗，我相信他說的，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里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這是1953年的事。那時候嚴僑三十三歲，我十八歲。
　　嚴僑被捕時我還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從一中回來，說到一中傳出嚴僑被捕的事，我聽了，十分感傷。我的感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顧嚴師母和三個小孩。那時1950年生的大女兒嚴方才三歲，兒子嚴正尚小，小女兒嚴諒還在懷里吃奶。我跟嚴師母商議多次，一籌莫展。我那時休學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學生身分，家里又窮，沒有任何收入，實在愧無以幫助嚴師母。我只好餓早飯不吃，存了一些錢，送給了嚴師母。后來我爸爸知道了，嚴肅責備我不可以這樣做：“嚴僑既然被捕了，誰還敢幫他呢？”這是爸爸的理由。這種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國民黨的苛政下，同情畢竟是一種跳到黃河洗不清的“危險品”，在陰影幢幢的株連下，殘存的一些道德品質，也就備受考驗了。
　　雖然如此，嚴師母和我，總希望血緣關系和親屬關系上的幫忙，或能免掉國民黨的嫉忌。因為這種關系畢竟是血親問題，總不是政治問題。在一陣日子拖過后，嚴僑毫無音訊，嚴師母和我商議，決定北上投親，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這樣的，嚴師母收拾殘破的一些家當，帶著三個小孩，含淚北上了。嚴師母北上后，沒有任何消息了。我個人也忙于大專聯考等，沒有再能做什么。嚴僑和嚴僑一家，就這樣在臺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時夜里散步，經過嚴家的舊宅，遙望院里的一片濃蔭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內心悲涼不已。
　　幾年以后，一天胡家倫在臺大告訴我：“你記得嚴僑嗎？他死了，死在火燒島。”（我們那時都叫“火燒島”，不叫“綠島”。）胡家倫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社老人胡傳厚，與葉明勛他們熟，他的消息應屬可信，我聽了消息，十分難過。
　　這時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適、殷海光的影響，已經十足是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者，在我思想成長的過程中，嚴僑雖然對我已是“過去式”，但他的偉大人格、他的聲容笑貌、他的熱情犀利、他的悲慘人生，卻對我永遠是“現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導師，我慶幸在我一生中，能夠親炙到這么一位狂飆運動下的悲劇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種大陸型的脈博、那種左翼式的狂熱、那種宗教性的情懷與犧牲。在這些方面，嚴僑都給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許嚴僑本人并不那么豐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對“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李敖而言，無疑地都成為我的導師。最后，雖然導師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學生還在前進，——他的學生沒有倒！
后來有一天，姚從吾老師在研究室中，從皮包里拿出一封信，當面交給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個好消息報告你。
　　　　嚴停云女士（《智慧的燈》的作者華嚴）和她丈夫葉明勛先生昨天來看我。他們說，嚴僑已恢復自由了，現在臺北私立育英中學教書。他喝酒太多，　　身體頗受影響。
我盼望這個消息可以給你一點安慰。
　　　　　　　　　　　　　　　　　　胡適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適在信封上寫“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他不把這封信付郵，顯然是怕被國民黨郵政檢查，對我不便。他真是細心的人，細心得不露痕跡，真是老到感人！
　　嚴僑沒死，太好了，透過華嚴，我得到嚴僑的地址，當天下午我就決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給胡適，提到重見嚴僑，說：“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發、口中的酒氣，沒有任何一點能證明那是四十二歲的壯年！”這都是實情。嚴僑那時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舊日式平房，我走進玄關的時候，他喊我名字，跑過來，抱住我，流出了眼淚。一切都有了改變，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變。他絕口不談在火燒島的事，他只搖頭又搖頭，痛苦地說：“不好受！不好受！你千萬不能到那兒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雜志社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順便帶了一本去，他坐在破舊的藤椅上，仔細看了我的文章，核對了我的幾段譯文，夸獎我翻譯得好。最后他放下了書，嚴肅地對我說：“我真的不要你這樣寫下去，這樣寫下去，你早晚要去那個地方！”
——后來我果然“去了那個地方”。嚴僑也被再度捕去，關了三十天，調查他同我的關系。魏宜智組長精明能干，同我說話的時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話。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殺人之計，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對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陰謀，才沒有得售。而嚴僑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這回可真結結實實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見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誰說坐牢沒好處？
嚴僑回憶他被捕后，十分擔心我也會出事。他判斷我寫給他的信一定同時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滿現實、攻擊國民黨，也許會帶給我麻煩。嚴僑說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認為他是托嚴復之孫等原因之福，總算判得比別人輕。當時我也這樣想。后來我入獄前后，聽說承辦嚴僑案子的是調查局專員史與為，史與為承辦過無數“匪諜案”，但他自己最后卻被國民黨當成“匪諜”，判過三次死刑，最后處死。臨死前他跪在新店空軍公墓后面的死刑場，向天哀鳴，說：“老先生（指蔣介石），我不能追隨您回大陸了！”如果史與為是真共/產/黨，他在嚴僑案子上必然會做手腳，為同志開脫，這倒可能是嚴僑被輕判的原因吧？
嚴僑那天又告訴我，他被捕后，嚴師母北上投親所遭遇的人間冷暖。辜振甫他們簡直是把家門關了起來，對嚴師母和三個小孩概不援之以手。嚴師母無法，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兒院，把老三寄養給人，（也無異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傭——編注）——并且是給外國人做下女，中國人是不敢請“匪諜之妻”做下女的！
后來“中國信托”一事，我狠狠敲了辜振甫一筆。辜振甫自知勢態嚴重。他挽小姨子華嚴出面，前來談判。于是，華嚴帶了她的許多新作，到我家來，十多年不見，相見甚歡。華嚴是風華絕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歡她。經華嚴好說歹說，最后以八倍價錢，買回股票。作為“答復、謝罪并賠償”，才算出了我累積二三十年的一口惡氣。后來華嚴再來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續。我在11月19日，請來了已經十多年不見的嚴師母，當面送了十萬元即期支票給她。我告訴嚴師母：“這個錢你可以拿，這就是三十年前對你閉門不見那人的錢，今天我總算給你出這口惡氣。”嚴師母哭了，她收下了錢、收下了溫情與舊情，也收下了人間絕無僅有的李敖式的正義。后來她特別親手做了西點請我，表達她對我的感謝。
從嚴師母的口中和嚴方、嚴正的口中，我得知了嚴僑死前的一些情況。
嚴僑死前六年，他已經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他絕口不談人間的許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里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這里。他的師父是一位屈老師，叫屈映光。我聽了一笑。嚴師母們問我笑什么，我說你們不知道屈映光是誰，我可知道他是誰。他是民國初年的大軍閥啊、是放下屠刀的大軍閥啊！他們聽了，頓時一驚。屈映光垂老學佛后，變成了有道之士，嚴僑很信服他，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別寫斗大的粗筆字，向屈映光上書不絕。我參觀了嚴僑的遺物，看到了這些佛像、法器和這些走火入魔的上書等文件，心里為之浩嘆不已。嚴僑說他“不斷尋覓二十余載”始得成解脫，其實他錯了，他其實沒有真解脫，因為他“尋覓二十余載”，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過是更舊的玄學而已。恰像那外國許多遠離共/產/黨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一樣，他們最后皈依的不是獨立自主，而是圣母與上帝。——他們永遠不是自己的主宰，風霜與苦難打倒了他們，他們不能不抱佛腳！
　　可憐的是，嚴僑最后的佛腳，也是假的。嚴僑的父親嚴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陸。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寫信給嚴僑的弟弟嚴僖，就說道：
　　真實的佛教，頗有高明之處。……不過中國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暗，因“廣大”之名而引了許多邪神野鬼，此最為可惜。金剛經云：佛無有定法可說，無定法者無偶像之成見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則不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進不已矣。然而無成見、無所住，非無頭無腦、無主意之謂，佛之頭腦在何處？在智慧，故曰金剛般若波羅密，言智慧如金剛，能摧壞一切愚暗煩惱，令人到彼岸也。故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講禮拜、燒香、禱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雖信得性命不顧，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做佛教徒，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憐的嚴僑，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門，竟也皈依錯了。他千辛萬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卻誤信了邪教！當然，嚴僑絕不以為他走錯了路，相反的，他認為他在子夜里、在孤單里，已經成功地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剛，多年的折磨，使嚴僑的金剛已壞，可惜他已老憊、已懵然無知。在五十五歲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終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嚴復曾興奮地寫詩期許這個長孫，告訴他：
　　　　神州須健者，
　　　　勿止大吾門。

　　又告訴他：
　　　　震旦方沉陸
　　　　何年得解懸？
　　　　太平如有象，
　　　　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過去了，在嚴僑的靈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壽的橫挽——“愴懷宅相”！可憐的嚴僑，他以不止光大吾門而生，竟以愴懷宅相而死。《北齊書》李渾傳記邢晏贊揚李繪，說：“若彼云霧，如見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嚴僑、嚴僑，他被資本家這樣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看了嚴僑的一生，我始終以他未能生歸故國、一展抱負為憾。嚴僑飽更憂患，晚年油盡燈枯，看破紅塵，以至神明灰滅，守邪教以終老。在國共斗爭中，一位這樣的不世之才，就這樣的被犧牲了！
　　我總覺得嚴氏一門，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好的家傳資料。第一代嚴復，身逢帝制不絕，志在引進新潮，赍志以沒了；第二代嚴琥，身逢新舊交替，志在富國強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嚴僑，身逢國共斗爭，志在建國大業，自己報廢了；第四代嚴正，身逢國民黨在臺灣通吃，志在經濟掛帥，埋頭做白領階級了。嚴氏家傳的橫剖，豈不正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嚴僑生不逢時、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長在我心，他一生與中國現代史的橫剖關系，絕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寫下《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紀念他。我最后說：
　　既傷逝者，行自念也。嚴老師英靈不泯，必將在太平有象之日，魂歸故國，以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愛國者永生，他們雖為消滅反動政權而犧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陸，中國畢竟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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