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樣板戲”
季紅真  
《讀書文摘》 2007年第9期 
 

  
     
　　汪曾祺的戲劇緣
　　
　　汪曾祺在幼年，就愛好戲劇。民間的戲曲是啟蒙的主要教材，薩滿調的香火戲是其中之一。童年時看過不少草臺班子的演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伯父有留聲機和一柜子唱片，可以聽到梅蘭芳的演唱。他的嗓音清脆，跟著父親學京劇，唱須生也唱旦角青衣。父親為他操琴，一起參加學校的同樂會。他還在業余時間，學會了吹笛子和簫。在西南聯大期間，他參加了晚翠園曲會，學習昆曲。經常和一些同好一起拍曲子，名曰“同期”。當時來往的有不少昆曲世家的朋友，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的姐弟都是骨干。張兆和唱《掃花》，汪曾祺為她吹笛。統計學專家許寶祿是俞平伯的妻弟，出身昆曲世家。他聽了汪曾祺的一只曲子之后，主動提出教他《刺虎》。在以后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演過話劇，經常和朋友一起唱戲自娛。
　　1950年，他到北京市文聯工作。在當編輯期間，苦惱于寫不出適應時代的作品。一個同事點撥他，你不妨搞點戲劇創作，在歷史小說中選一些章節改編成戲劇。當時北京正在籌辦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他便選了《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一節，改編成京劇。劇本送到文化局沒有得到重視，在戲劇科的抽屜里放了很長時間，被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發現，看后擊節稱好，推薦給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須生之一的奚嘯伯。被搬上舞臺演出后效果很好，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京劇一等獎。在張家口勞動期間，他指導工人業余演出，為他們化妝制作布景，還親自登臺參加小話劇的演出。由于這些業績，他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于1962年初，得以調入北京京劇團當專職編劇。
　　
　　汪曾祺改編京劇《蘆蕩火種》
　　
　　1963年下半年開始，關于京劇演現代戲的大討論遍及全國。各行各業的人都參與了進來，爭論京劇要不要演現代戲？能不能演現代戲？怎樣演現代戲？1963年12月下旬，中國戲劇家協會在北京召開第四屆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中國劇協主席田漢在會議開始和閉幕時作了兩次發言。他們都強調，在社會主義革命繼續深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廣泛開展的形勢下，戲劇藝術的迫切任務是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戲劇工作者應該深入工農兵生活，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之中，積極創作現代戲，提高現代戲的演出水平。這次會議之后，編演現代戲的高潮聲勢浩大地興起。此后，中宣部、文化部聯合發出通知，決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舉行全國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全國數以百計的劇團立即響應，投入編演現代劇的運動。
　　與此同時，北京京劇團接到了滬劇劇本《蘆蕩火種》。有關部門領導神秘鄭重地關照：“這是江青同志交來的，要抓緊改編搬上舞臺。”彼時，江青沒有什么職務，只是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掛名委員。多數人不知道她何許人也，了解了底細又不由有些肅然。這一年的春天，江青到上海小住，看了不少戲和電影。她對愛華滬劇團的《革命自有后來人》和上海人民滬劇團的《蘆蕩火種》頗感興趣，將劇本帶回北京，讓水平高的首都劇團改成京劇。《革命自有后來人》交給了中國京劇院，改編成京劇《紅燈記》。北京京劇團認領了《蘆蕩火種》，因為主角是女性，可以讓趙燕俠擔綱。趙燕俠已經進入中年，如果演《紅燈記》里的小姑娘李鐵梅顯然不合適。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實力雄厚，馬連良、趙燕俠、李慕良、馬富祿、裘盛戎等優秀人才正處于藝術的巔峰時期，又剛從香港演出載譽歸來。接到《蘆蕩火種》的劇本，從領導到演員都很高興，下決心改編好這出劇。首先成立了創作組，有汪曾祺、楊毓敏、蕭甲、薛恩厚。蕭甲是劇團副團長，薛恩厚是劇團的黨委書記，楊毓敏兼任藝術室主任，執筆的任務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
　　汪曾祺、蕭甲和楊毓敏住在頤和園龍王廟，連續突擊了五天，就將劇本改了出來。主題是歌頌阿慶嫂英勇機智保護傷病員，取名為《地下聯絡員》，因為這個名字有傳奇性，可以叫座。趙燕俠飾演阿慶嫂，譚富英之子譚元壽飾演郭建光，周和同飾演胡傳魁，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扮演。經過短期的排練，準備趕在次年元旦上演，廣告已經貼了出去了。江青知道了趕到劇場，說這樣匆匆忙忙不行！叫把廣告撤了。江青總結了五十年代一批現代戲失敗的教訓，認為主要是藝術質量不行，不能和傳統戲劇抗衡。后來她把這一思想發展為“十年磨一劍”。劇團決定重排，重寫劇本。1964年初春，汪曾祺和創作組的其他成員，住在廣渠門外一個招待所。汪曾祺把他對于京劇藝術的思考帶進了新的劇本中。前后十來天，劇本改出來了，恢復原來的名字《蘆蕩火種》。劇團領導又調整了演員陣容，把在長春電影制片廠拍電影的老生演員馬長禮調回來演刁德一。劇團領導組織演員觀摩上海滬劇團的演出，組織他們下連隊體驗生活。經過細致的排練，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長彭真等領導審看了這出戲，大為贊賞，當即批準公演。北京舞臺上迅速掀起了一個《蘆蕩火種》熱，連演一百多場。彭真讓《北京日報》發表社論以示祝賀，北京的各家報紙還發表了大量的評論和讀者來信，稱贊京劇《蘆蕩火種》成功地將現代革命內容和傳統京劇藝術完美地結合起來。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流傳著汪曾祺編寫的阿慶嫂的精彩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有一次，汪曾祺親自聽到周總理在布置完工作的時候，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涼’啊！”這是這段唱詞的主題。這段唱詞和原創音樂一起保留在2006年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沙家浜》的主題歌中。
　　1964年4月27日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陳毅、陸定一、鄧子恢、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等，一道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熱情地接見演員，稱贊這是一出好戲。江青在從上海飛往北京的專機上偶然在《北京日報》上看見了《蘆蕩火種》公演并受到廣泛稱贊的消息。到北京當晚就去看戲，演出結束后直奔后臺大發雷霆：“你們好大膽子，沒有經過我就公演了。”霸道地宣布：“這出戲是我管的……”“彭真給你們發一篇社論，我以后讓《人民日報》給你們發兩篇社論。”這樣一來，《蘆蕩火種》就被當成她抓的戲，北京京劇團成了她的陣地，從此不得安寧。這一年的夏天，江青來看彩排。問陪她看戲的導演蕭甲：“詞寫得不錯，誰寫的？”蕭甲如實告知，江青因此知道了汪曾祺。《蘆蕩火種》參加了這一年夏天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北京京劇團參加演出的還有《杜鵑山》。江青巨細無遺地頻繁指示修改，蕭甲把她的指示詳細地記錄在筆記本上。有一場戲有新四軍捆綁阿慶嫂的苦肉計，江青說太長，要砍掉。演員想不通，蕭甲拿出筆記本說：“別爭了，這是咱們的‘生死簿’。”這句話讓人匯報到北京市委，市委也很緊張，讓他寫了一個檢查，以備江青查問。“文革”中，還是被人揭發，蕭甲因此被打倒近十年，直到1975年才被解放。
　　
　　毛主席建議修改《沙家浜》，汪曾祺一睹偉人
　　
　　毛主席一直關心京劇演現代戲，提出過很在行的意見。比如，京劇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搖板，會把人的胃口唱倒的。他把《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一句唱詞“迎來春天換人間”，改成為“迎來春色換人間”。平仄調整之后，使演員的演唱更順口。看了《蘆蕩火種》之后，提了幾點意見，由江青傳達給蕭甲和薛恩厚。陸陸續續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新四軍戰士的音樂形象不飽滿。二是對于劇情結尾的修改。原劇的結尾是胡傳魁結婚的時候，新四軍戰士化裝成鼓手、轎夫突然襲擊。毛主席認為，這樣處理成了鬧劇，前后是兩截。應該讓新四軍正面打進去。改起來不困難，不改，就這樣演也可以，戲是好戲。其三是更改劇名，可以叫《沙家浜》，故事都發生在這里。在此之前，譚震林也曾對《蘆蕩火種》的劇名提出意見。他說那個時候，革命已經不是星星之火，已經是燎原之勢了。“蘆蕩”和“火種”在字面上也矛盾，蘆蕩里都是水，怎么保存火種呢？！汪曾祺他們根據這些意見，又修改了第三稿。江青對于《沙家浜》一抓到底，從唱腔、舞美到劇情都要親自過問。當年，北京京劇團把她歷次的有關指示編輯打印，有厚厚的一大本，汪曾祺做了一大沓子卡片。在劇本方面，她的意見很到位。《智斗》一場，原來只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斗心眼。江青提出把胡傳魁拉進矛盾里來，這樣可以展開三個人之間的心理活動，舞臺調度也可以出新。“壘起七星灶”一段，江青要砍掉，說這是江湖口，江湖口太多了！汪曾祺覺得很難改，居然瞞天過海保留了下來。其他如人物的名字，布景中的柳樹等，都有很具體的指示，劇團不敢違抗。
 

　　在此后的歲月里，江青要利用汪曾祺的才華，幾次召見他。1964年冬的一天，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接到江青的通知，要他帶上汪曾祺和閻肅去中南海。汪曾祺跟著去了以后，才第一次見到了江青。那一次，是為了將小說《紅巖》改編成京劇的問題。江青對于由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在烈火中永生》不滿意，想搞一個京劇，方案已經討論了多次，招來汪曾祺是看好他的才華，為了加強主創的力量。在調閻肅參加《紅巖》創作的時候，江青告訴他從京劇團調一個編劇和他合作。閻肅表示一定和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立即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閻肅是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編劇，剛編了《江姐》，很轟動。當時在座的還有《紅巖》的作者楊益言、羅廣斌，還有林默涵、袁水拍。汪曾祺不明就里，對于他們的談話插不上嘴，心里有些惶惑，只好當聽眾。那天晚上，他們在頤年堂討論劇本。以后，他又被招進中南海幾次，有一次毛主席走進來，為了找什么東西。他們立刻站起來，毛主席親切地揮了揮手說：“你們談，你們談。”說完又退了回去。
　　
　　江青啟用汪曾祺編寫革命樣板戲
　　
　　那次談話結束的時候，江青最后對羅廣斌說：“將來劇本完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這讓汪曾祺感到很奇怪。從那個晚上開始，汪曾祺就被江青控制使用了十多年，從事“樣板戲”的創作。1964年，他參加了《杜鵑山》的編劇。從1964年冬到1965春，汪曾祺就隨團集中搞京劇《紅巖》。按照江青的指示，劇團的所有演職員都到重慶體驗生活，到渣滓洞坐一坐牢，重開龍光華烈士的追悼會，假戲真做，營造慘烈的氣氛。還要到華鎣山演習起義，那一天大雨傾盆，夜色漆黑，山路崎嶇泥濘，隨時都有跌入山澗的危險。在劇中扮演政委的趙燕俠事先用小汽車送到山上一戶農民家等候。這家人有貓，趙燕俠素來怕貓，只得用竹竿不停地戳地，嚇唬貓為自己壯膽。輪到她宣布起義的時候，她已經戰栗得連話也說不成句了。
　　1965年4月中旬，劇團又從重慶到上海，再排《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并決定五一在上海公演。“樣板戲”的名稱由此而來。劇團那時還不叫“樣板團”，叫試驗田，全稱是“江青同志的試驗田”。這一時期，江青還送了汪曾祺一套《毛澤東選集》，扉頁上提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以及年月日。這套版本很珍貴，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只印刷了二千冊。基本不上市，都是用來送人的。
　　回到北京以后，汪曾祺和閻肅繼續修改劇本《紅巖》，一直到1965年底。他們準備把本子寫完后過年。春節的前兩天，江青在上海給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打電話，叫汪曾祺等人立即到上海。汪曾祺他們要求把劇本寫好后再去，李琪電話協商被回絕。李琪不把江青放在眼里，到了上海之后，給江青留了一個便條：“我們已到上海，何時接見，請示。”下面禮節性的詞句卻頗奇怪：“此問近祺”，不甚尊重。汪曾祺和閻肅不禁相互看了一眼。江青在錦江飯店。她對李琪說：“對于他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這讓汪曾祺他們感到很奇怪，北京京劇團是歸北京市委管的，市委宣傳部長怎么不能過問呢？！江青決定不搞《紅巖》了，對他們說：“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文革”中，四川省委被迫害、損失慘重，蓋源于她這一句話。她要整垮四川黨的決心，早就有了。她要另搞一個戲，主要情節是從軍隊黨組織派一個女干部，不通過黨組織，靠社會關系打進兵工廠迎接解放。他們一聽就傻了，這是不可能的，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閻肅解放前在重慶生活過，多少有一點體驗，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至于汪曾祺，則一點相關的經驗也沒有。但他們還是按照江青的意旨編寫，兩天兩夜纂出了一個提綱，定名為《山城旭日》。向江青匯報之后，她很滿意，說：“回去寫吧。”他們向李琪做了匯報，李琪說了一句不酸不涼的話：“看來，沒有生活也可以搞創作的哦？”北京市對于江青一直有看法，彭真不買江青的賬，劇團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他去看戲，聽說江青在里面，扭頭就走，另到別的劇場去了。汪曾祺他們看到江青越來越張狂，多少也意識到背后另有名堂。回到北京，著手編劇。3月中，她又打來電話：“叫他們來一下，關于戲，還有一些問題。”當時的氣氛已經很緊張，批《海瑞罷官》進入高潮。李琪帶了一篇批判文章給江青看，江青看過之后只說了一句話：“太長了吧。”江青這時正在炮制軍隊文藝座談會。李琪和閻肅都知道，李琪神色不如上次自在，夜里經常作惡夢大叫。一天，江青讓秘書打電話，要汪曾祺他們到“康辦”（張春橋在康平路的辦公室）。李琪不想去，汪曾祺他們動員他去，以為不去不好。她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情，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她站起來，一邊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就在這里試驗！不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回到飯店，李琪陰沉著臉枯坐，薛恩厚汗流不止。閻肅說：“一個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汪曾祺覺得江青說話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山城旭日》編好后，彩排了幾場，文化革命鬧了起來，江青忙著導演文化大革命，顧不上過問這個戲。
　　
　　汪曾祺“文革”受迫害，被江青解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全國一片混亂。北京京劇團也陷入橫掃一切、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狂潮中。汪曾祺是第一批被揪出來的人，因為有右派的前科。給他貼的大字報是《老右派，新表演》，原因是他和薛恩厚合作編過一個劇本《小翠》，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其中有一句臺詞，說狐貍是大尾巴貓！因為貓諧毛，造反派便定罪為惡毒攻擊。質問他：這是影射什么！批斗、罰跪、在頭中間推一剪子，在院內游街，挨打。參加京劇《沙家浜》改編工作的四個人全都被批斗。因為汪曾祺是“摘帽右派”，造反派、軍宣隊更是嚴加管制。后來把所有的黑幫集中到一個小樓上，“革命群眾”打起了派仗，他們的日子稍微好過一些。關在一起的有被江青在“11.28”點名的劇團領導，幾個有歷史問題的“反革命”，還有得罪了江青的趙燕俠。每天的日程是學毛選、交代問題、勞動。“問題”翻來覆去地說，大家都學會了車轱轆話來回說。勞動是兩項，一是把破桌椅劈成可以生火的劈柴，一是篩煤、抬煤。一天，軍代表李英儒（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作者）看見他問道，你最近在干什么？汪曾祺答道，檢查、交代。汪曾祺明白，他們的問題快解決了。1967年4月27日上午，他被招到辦公室，李英儒對他說，準備解放你，你準備一下，向群眾做一次檢查。他剛回去，李英儒又派人來叫他，對他說，不用檢查了，你表一個態。———不要長，五分鐘就行了。他剛出辦公室，又把他叫回去，說不用五分鐘，三分鐘就行了！群眾很快集合了起來，汪曾祺當眾承認自己的錯誤，又說：“江青同志如果還允許我在‘樣板戲’上盡一點力，我愿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四人幫”倒臺后，為了這幾句話，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檢查。但當時他說的是真心話，而且非常的激動。檢查完畢，他就回到了干部組，剛剛坐定，一位革委會委員拿了一張戲票交給他，說江青同志今天來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戲。過一會兒，委員又把戲票要走。過一會兒，委員又送來一張請帖。過一會兒，又把請帖要走。李英儒派人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江青同志今天來看戲，你和閻肅坐在她的旁邊。他當時囚首垢面，渾身煤末，衣服也破爛不堪。回家換來不及，只好臨時買了一套。到了劇場，快開演前，李英儒囑咐他，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江青來了之后，坐下來就問她喜歡的一個演員運動中表現如何，汪曾祺只能說挺好的。在看戲過程中，江青說：你們用毛主席詩詞當每場戲的標題，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間休息的時候，江青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后感：“不好吧？比帝王將相的戲要好！”

　　散了戲以后，開座談會。除了劇作者，只有楊成武、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來，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天幕上寫了六個白色大字：‘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當時，他們主要講的是文化革命的問題，汪曾祺完全不懂，只好裝作沒聽見。江青說話的神態，完全是“一朝國母”的語氣。當時她已經進入了文革小組，權傾朝野不可一世。謝富治發言說打開重慶，我是頭一個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據我對地形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個人來。汪曾祺心中一緊，按照這個邏輯，渣滓洞的幸存者都是叛徒！立即聯想到羅廣斌，果然他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會議結束，已經是凌晨兩點多鐘，公共汽車、電車都已經停駛，汪曾祺只好從虎坊橋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的時候，天都快亮了。晚年，他回憶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說我的“解放”，塵芥浮漚而已。從此，沒有人計較他的前科，他也成了“樣板團”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享受特權。吃樣板飯：香酥雞、西紅柿燒牛肉、炸黃花魚、炸油餅……這在當年副食供應普遍緊張的情況下，可以說相當地奢侈。穿江青設計的樣板服：春秋各一套銀灰色的的確良，冬天還發一件軍大衣。被精簡到干校的人員，則被稱為“板刷”，即被樣板團刷下來的人。
　　江青閃電式解放汪曾祺的目的是繼續修改《沙家浜》。最重要的改動是，把二號人物郭建光當成一號人物，把阿慶嫂降為二號，而且說這關系到是武裝斗爭領導秘密工作，還是秘密工作領導武裝斗爭的重大問題。在此之前，主要演員已經調整，洪雪飛代替了趙燕俠。一種說法是由于趙燕俠得罪了江青，江青賜她舊毛衣，她不穿，說不習慣穿別人的衣服。被人打小報告，惹怒了江青。阿慶嫂的第二任演員劉秀容也是因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入冷宮。除此之外，趙燕俠的條件大概也是一個原因。她身材嬌小，嗓音婉轉，不適合江青高亢嘹亮的美學理想。馬連良當年很想參加革命現代京劇的演出，說哪怕讓我在《杜鵑山》中演一個跑龍套的老赤衛隊員也行。江青說，別讓他在這里瞎搗亂，他的聲音是靡靡之音。北京京劇團的團長蕭甲因為不贊成替換趙燕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為了排好《沙家浜》，江青下令讓劇組人員到蘇州、常熟體驗生活，增強無產階級感情。汪曾祺隨團去了陽澄湖，看了蘆葦蕩，走訪了一些當年掩護過八路軍傷病員的群眾。劇團忙排練，沒有他什么事，就每天偷偷跑出去吃當地特產百花雞、喝老酒。
　　1969年，他隨《杜鵑山》劇組到湘鄂贛體驗生活，在軍事化的世風中，穿軍大衣，打著背包行軍。南方的房屋墻壁薄，沒有取暖的設備。在安源過春節的時候，大雪之中還打雷，又下冰雹又下大雨。汪曾祺堅持了下來，不叫一句苦。1970春，《沙家浜》的定稿會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里舉行。上面擺了一排桌子，坐著江青、姚文元、葉群等要人，對面一溜長桌，坐著劇團的演員。每個人面前一個大字的劇本。后面是一大群革命文藝戰士。由洪雪飛等主要演員輪流朗讀劇本，讀到一個段落，江青說這里改一下。當時就得改出來，汪曾祺高度緊張，還是能夠應付，稱之為“廷對”，沒有一點捷才還真對付不了呢！不久，他奉命寫一篇文章，談跟著江青搞樣板戲的體會。趕在《紅旗》雜志第6期上，以劇組的名義和《沙家浜》的劇本一起發表。1970年5月21日，北京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擁護毛主席的5月20日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江青讓軍代表通知他上天安門。他忙于文稿，就說能不能另換老楊去？軍代表嚴肅地說，開什么玩笑，這種事是別人可以代替的嗎？！新華社當天的電稿上，在一長串幾百個人名的近結尾處，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九葉集”派的詩人唐湜在溫州，激動得手拿報紙四處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門了，咱們知識分子有救了！消息傳到山西，他在農村插隊的兒子也因此改善了處境，免予被迫害的命運。
　　江青還想把烏蘭巴干的長篇小說《草原烽火》改編成京劇，后來改變了主意，叫汪曾祺撇開小說另外搞一個戲，情節是從八路軍派一個干部進入草原，發動奴隸反抗附逆的王爺。汪曾祺等一干人為此四進內蒙搜集素材，一無所獲。他們還走訪了烏蘭夫和李井泉，他們都不贊成這個設想。抗戰時期黨的內蒙政策是，王公貴族和牧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戰。烏蘭夫說，把王爺寫得很壞牧民是不會同意的。李井泉說：“你們寫這個戲的用意我是理解的。我們沒有干過這種事，我也不干這種事。”回來之后，他們向于會泳作了匯報，于會泳的回答很絕：“沒有生活更好，你們可以海闊天空嘛！”逼得汪曾祺他們沒有辦法，胡編亂造了一番，引起各種批評，最后是不了了之。此后，他又參加了《杜鵑山》的改編工作。根據江青和于會泳的指示，所有對白都得是押韻的，改起來很費事。公演之后，江青很滿意。她心血來潮，要把《沙家浜》的對白也改成押韻的。汪曾祺和楊毓敏不敢怠慢，花了好長功夫才完成。剛忙完，江青又來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楊毓敏是個有心人，保留了一份劇本。1975年秋天，汪曾祺奉命去了一趟西藏，為了寫一個反映高原測繪隊先進事跡的戲。蕭甲剛剛解放，負責帶隊。在西藏呆了一段時間，大家都覺得這個戲很難寫，就打道回府了。1976年2月，于會泳又要京劇團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還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些。當時正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汪曾祺對于民心的向背已經十分的清楚，改編的時候不甚上心。《決裂》彩排的時候，于會泳很不滿意，說像一根繩子上掛了許多茶碗，不成樣子，要求重新來過。汪曾祺他們沒有辦法，只好找來許多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分頭苦讀，尋找可用的素材。10月11日，創作人員開會，原計劃大家匯報各自的設想，但是誰也沒有說什么，因為暗地里已經知道“四人幫”垮臺的消息。
　　因為《沙家浜》，他受到江青的重用，免除了許多折磨。但是“文革”之后，他又受到了長時間的審查。人們背后議論，江青很賞識汪曾祺。他進了學習班，被單位列為“說清楚”對象，立了專案。因為“文革”中出過風頭，便被懷疑是賣身投靠。他寫過介紹“樣板戲”經驗的文章，里面免不了有吹捧江青的內容；還有一次他在劇團傳達江青指示時提議說，江青同志的身體很好，咱們小聲說三遍“烏啦”好不好？這些把柄都成為上綱上線的材料，要他反復交代檢查。劇團進入的工作組，一開始“清查”的主要是劇團領導和主要演員。汪曾祺自己“跳了出來”，找工作組替這些人說話，還寫成大字報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他們和江青、于會泳只是工作關系，沒有參與篡黨奪權的活動。后來，文化部部長換了，劇團的工作組也換了，認為上一屆工作組不得力，做了夾生飯，要“高壓鍋煮夾生飯”。于是，有人揭發說，“四人幫”倒臺之前曾經做了應變的準備，組織了“第二套班底”。于是，清查“四人幫”第二套班底便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汪曾祺成了重點懷疑的對象，在文化部都掛了號。1977年4月，汪曾祺又被貼了大字報，以后又被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他的夫人也很緊張，把家里的東西翻查了一遍，生怕再被抄家時出問題，把江青題字贈給汪曾祺的毛選扉頁割掉。好在這次審查的方式文明了許多，沒有抄家，也沒有批斗，還可以回家。他的心情很糟糕，家人都好言安慰之，以為審查是正常的，不會有“四人幫的死黨”的殊榮。汪曾祺被掛起來兩年多，先后寫了十幾萬字的檢查材料。
　　
　　汪曾祺評說“樣板戲”
　　
　　汪曾祺親歷了“樣板戲”的興衰。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創作長達十年，其緊張、痛苦的滋味刻骨銘心。晚年，他寫了多篇回顧“樣板戲”的文章：《我的解放》、《關于“沙家浜”》、《“樣板戲”談往》、《關于于會泳》等等。在一些文論中，也屢屢提及當年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回顧當年的經歷，客觀地評說了這一畸形的文化現象，以為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禍莫大焉！并對所有的當事人都公允地評價。他認為，“樣板戲”這個說法是不通的。什么是樣板？據說這是根據服裝廠成批生產據以畫線的紙板。文藝創作怎么能像裁衣服似的統一標準、整齊劃一呢？“樣板戲”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導。它的創作方法是“三結合”：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者出技巧。所謂領導就是江青，作者到群眾中去采訪座談，搜集回素材編編纂纂。當年北京京劇團有一個編劇，說我們只是創作秘書。不料這句話傳到了當時的文化部長于會泳耳朵里，他大發雷霆，下令批判。“樣板戲”的創作理論是“三突出”和“主題先行”，影響很大、禍患無窮。“三突出”是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是于會泳提出來的，最早見于對《智取威虎山》的總結。把人物分為三個階梯，為全世界文藝理論中所未見。連江青都覺得這個模式實在有些勉強。她說：“我沒有說過‘三突出’，我只說過‘一突出’。”就是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即她反復強調的“一號人物”。而且一號人物必須代表黨，連芭蕾絕對的女一號，也必須服從她的這個思想，改成代表黨的男一號。“樣板戲”的人物，嚴格說不是人物，只是概念的化身，共產主義倫理道德規范的化身。“主題先行”也是于會泳概括出來的。這種思想，江青原本就有過，她抓戲都是從主題入手。改編《杜鵑山》的時候，她指示：“主題是改造自發部隊，這一點不能不明確。”她說過：“主題要通過人物來體現的。”這是從概念出發，違反創作規律的。至于“樣板戲”理論的禍端，他認為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思想，最初的濫觴是革命現實主義。“樣板戲”另一個遺禍是風格的單一，只允許高吭洪亮而不要其他的風格。江青規定要寫大江東去，不要寫小橋流水。汪曾祺說，他是個只會寫小橋流水的人，也只好跟著唱了十年假大空的豪言壯語。喊了十年，真是累得慌。影響至今，近來戲劇安腔大都往高里走，而且怪，好像下定決心，非要把演員的嗓子唱壞了不可。
　　他不贊成十年的中國戲劇都是空白的說法，認為“樣板戲也有可資借鑒的地方”。“十年磨一劍”的正面意義，是藝術上的認真細致。此外，它的創新之處還在于唱腔、音樂，有突破，發展了京劇的音樂。在這方面于會泳是有貢獻的。他研究過四十多種地方戲劇與曲藝的音樂語言，成功地揉進京劇音樂里。《海港》里的二簧寬板，《杜鵑山》里柯湘的“家住安源”的西皮慢二六，都是老戲里沒有的板式，很好聽。
　　對于“樣板戲”的始作俑者，他的評價也是客觀的。比如，他認為江青對于樣板戲是花了功夫的，排除她的政治目的，對于藝術還是有見地的。但是，也有違背京劇藝術的規律瞎指揮的時候，比如，提出抒情專場的設想，就不合乎京劇唱詞敘事為主的一般原則。關于于會泳，汪曾祺對他有關藝術與政治的觀念大不以為然。他舉了一個例子，于會泳曾經領導組織了一臺晚會，有三個小戲，都是抓特務的。閻肅開玩笑地說，你這個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會泳在次日的會議上非常嚴肅地說：“文化部就是要成為意識形態的公安部！”弄得大家都很尷尬。他翻臉不認人，和他開不得半句玩笑。但是，汪曾祺認為于會泳是有天才的，對于京劇音樂有獨特的貢獻，而且前無古人。他分析過幾十出地方戲和曲藝的音樂素材，引進到京劇唱腔中來，豐富了京劇的音樂語匯。他把西方歌劇的人物主題旋律的方法引用到京劇唱腔中，使人物既有性格，又出新而好聽。他提出了“音樂布局”的概念，一開始被江青欣賞，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論“沙家浜”的音樂布局》。他創造了新的板式，使唱腔富于變化。他設計唱腔的時候，同時把唱法也設計出來，演員演唱不好的時候，他就自己示范，他的小嗓很好。
　　汪曾祺所有對于樣板戲的評價，都體現了一個老藝術家的誠實。
　　
　　（選自《書屋》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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