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來特人之生活與文化——克來特文化之外來影響——海梯人之生活與文化——游牧的希臘人之南侵——南侵的希臘人之定居——城市王國之文化生活——經濟變革與文化進步

所謂愛琴世界（Aegean World),系以愛琴海（Aegean Sea)為中心；其四周境界，約略如下：西為希臘半島，北為歐洲大陸，東為小亞細亞半島，南為克來特（Crete）島。這個區域之中，島嶼林立，港口眾多；各島之間，通商往來，極為便利。其地正當北緯三十五度與四十度之間，沿繞著東經二十五度左右。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各島上海汊河流、平原相互連接。愛琴世界之人種在希臘人未入侵之先，各島上之居民，究為愛琴人 Aegeans地中海族(Mediterranean Race)地中海沿岸各島
    ——周谷城《***史》1949

        一、“南蠻”的崛起

    三國吳時“以會稽東部立臨?？ぃ闻R?！瓕贀P州”其地如明代臨海人王士性在其《廣志繹》所說：“ 東負海，西括蒼山高三十里，漸北則為天姥、天臺諸山，去四明入海；南則為永嘉諸山，去雁蕩入海?！贝艘挥蛴烧銝|至閩北，號稱“山水窟”，所育之民則“水行而山處”、“難安易動”、“”風氣果決”。如230年吳人“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據同去的沈瑩在《臨海水土異物志》中的記載，臺原住民與閩北同）；南來北人如王羲之“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保x靈運“鑿山浚湖……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從而開辟了早期的海陸交通網。

    正如陸云所說：“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之后，建康、會稽的大族正是通過永嘉、臨海、鄞縣等傍海城市，使南海貿易得以興起  。（1993年由美、英、日、印尼、捷克組成的ZA——11009文化學術團曾考察過沿線。）

    社會組織方面：“南朝商業和城市較發達，北朝則以農業與塢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異計’‘父子殊產’者多，北朝則重同姓，重宗法，塢以宗族鄉黨為單位?！?北方的“屯聚”是現今集體經濟的歷史基礎，同樣的，南方的“流動”是私營經濟的背景，由此構成一種以地理為特征的經濟結構…… )

    故郡臨海地可謂南北文化之要沖，海陸沖激之前沿。借陳寅恪的說法：“ 蓋此二種不同民族之接觸，其關系武事之方面者，多在交通阻塞之點，即山嶺險要之地。其關系文化方面者，則多在交通便利之點，即海濱灣港之地”。

    漢—越民族的大融合在“孫恩、盧循之亂”后發生了力量對比的變化：江南楚子集團崛起，繼而到陳朝已是南蠻的天下了。在南朝正統的更替與延續背后可見越地濱海民族的推動：晉399年“孫恩陷會稽，臨海人周胄叛應賊，太守遁”。402年“恩寇臨海，太守辛景破之”，“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劉裕擊潰之，是為宋武帝奠基之作。宋469年“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流串邊海山谷中……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土大震”。而討平他的是后來成為齊武帝“軍副”的周山圖。梁537年“紹、臺山賊大起”，554年“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破浙東諸縣，命陳蒨與周文育討之”。周文育十一歲時，便“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而陳蒨后為陳文帝。

    另一方面：

    應神天皇十四年（214）弓月君（融通王）率領來自一百二十縣之中國居民前往日本；二十年，又有阿知使主率來自十七縣之中國人移居日本?！?nbsp; 日本古籍稱“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這大批中國移民帶去了先進的華夏文化，對于開發與建設日本列島產生了重大的歷史作用。而日本方面也對身懷優技的中國移民歡迎備至，并極力誘導?！?BR>（即今之廣島“吳”，大分“吳崎町”，土左“六禮町：后為“明治維新”的協從部隊）

    二、海陸之爭

    黑格爾：“平凡的大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大地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有限的圈子?！?BR>     ……
    宋金戰爭時期，人口大規模南移，以至兩浙人口“百倍于常時”。葉適在《民事錄》中嘆到：“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绷硪环矫?，“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東南沿海商貿繁盛，所設兩浙市舶司先后管轄杭州、明州、溫州、秀州華亭縣、青龍鎮五處，從邑人趙汝適在任職期間所記之《諸藩志》看：當時貿易范圍東自日本，南止印尼，西及意大利，北至中亞諸國；而所載物產也有四十七種之多。又以海利而言，僅杜橋鹽場每年產“鹽五千二十九袋”，以“鈔引支清，鹽袋批發”至處州縉云，婺州金華、東陽、永康等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模式的變更也反映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如永嘉學派葉適的弟子陳耆卿所著《嘉定赤城志》有載：“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貿。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此論與傳統重士農輕工商的觀念大易其趣。

    宋代學術界的“義利”“王霸”之辨延續至明廷發展成為一場關于“海禁”的國策大辯論，而以執行浙、閩海禁的朱紈的被撤職及自殺而告結。其背后浙、閩工商集團勢力之強大可由以下一段記錄看出：“自嘉靖元年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為之強截良賈貨物，驅令入舟。紈因上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期間又一度開放海禁設巡海道司一職，“明嘉靖三十九年始設，分巡寧紹臺道，駐臺州?！?BR>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對明代海禁與東南倭亂的內在聯系稍作“同情之理解”。據周輯《西湖二集》載“（王直）與葉宗滿……打造大船……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海路透熟……只因極有信行，凡是貿貨，好說的好，歹說的歹，并無欺騙之意，又約某日付貨，某日交錢，并不遲疑。以此倭奴信服，夷島歸心，都稱為‘五峰船主’”。倭變之首是為徽商海貿集團，關于起因王直說到：“俺請開互市，彼此公平貿易，都有利息，并不擾害你中國。你不許俺互市，是絕俺們生意，俺們不免殺入中國搶擄罷。”此段涉及信行無欺、公平貿易諸節與達官家的“強截良賈”形成映照，頗有逼上海山的味道。而之后王直的被招安及其與招安者胡宗憲的命運與朝中海、陸兩派的斗爭緊密相連。

     國是論衡之《海洋中國》：“在國內封建專制主義與國外殖民海盜勢力的雙重打擊下，中國民間航海貿易活動無法正常開展，而被迫派生出以‘海上走私’和‘海盜’活動為主要特色的畸形局面，并出現王直、吳平、曾一平、張璉、林逍乾、林鳳、鄭芝龍等著名的‘海盜航海家’”。

    以王直所建立之“海上帝國”為例：

   “打造大海船聯舫，方一百二十步，每船可容二千人。柵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城上可以跑馬往來，屯聚在薩摩洲的松浦津，稱為“京城”，自稱為“徽王”，分布各頭目控制要害之地，共有幾處：豐前 豐后 筑前 筑后 肥前 肥后 薩摩 日向 大隅 九州 前平 馬肥 飛蘭 鳥淵 沉馬 美美 花腳踏 太津村 何馬 屈沙 他家是 卒之毛兒 空居止 通明 巨甲 廟里 日高 ”

    在發展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戚繼光抗倭”之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轉折點：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提到：“起初，他們有一個空中樓閣式的希望，以為和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而他們中的領導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榮獲海陸軍將領的官銜。這些希望在總督胡宗憲發動的一次行動之后終于成為泡影。胡宗憲以招安為誘餌，使這些海盜頭目（王直、徐海）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們的頭顱送到北京邀功。這種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規模的來犯，并且使今后的屢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義，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奪財貨。”（期間胡宗憲也為保守派所忌殺，才由其副將戚繼光接替。）

    此一關節為東、西方歷史之分水嶺：我們的地主頭子想把商人、海盜一網打盡，結果是魚死網破：繼而一面閉關鎖國，一面葡、荷、英、法的海盜則紛至沓來而任人宰割！而原王直旗下之“薩摩洲”（九州）則在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后來的薩摩藩主島津氏把我們棄置的琉球群島收歸己有，并發展成為足以與日本霸主德川幕府相抗衡的南方強藩。之后，更成為“明治維新”的中堅力量：日本人引以為民族英雄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乃我大中華底下徽州游民王直的徒子徒孫也(日人曾來徽州認祖歸宗,后王直碑被憤青砸毀) ……   
   
    但以當時日本流氓集團的破壞力而言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線，東南沿海成了一片火海。期間，“江南長城”的鍛造，人民的礪煉也由此展開。特別是鄰近：“東陽、義烏、永康、義烏萬山之中，其人鷙悍，不樂畎畝。島夷亂后，此數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橫玉掛印，次亦立致千金。故九塞五嶺，滿地浙兵，島夷亦輒畏之，得南人之用”。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勤勞、勇敢和適宜戰爭。土地所不能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边@種自然類型與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類型的聯系，我們也可以從臨海王氏“一門三巡撫”與明代后期歷史的關聯中看到：王宗沐曾任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鳳陽，又進《海運指掌圖》及《三鎮圖說》。其侄士性縱論山海邊防，并游“九州已遍，五岳咸舉”。其子士琦則在播州宣殿使楊應龍叛亂時，“單騎前往，事平，升四川按察副史”。繼而，倭寇朝鮮，士琦身任監軍?！爸型韭勸詫钤獑蕩?，宣傳倭且至，人情震恐，咸勸暫歸全州，士琦大怒曰：‘強敵在前，有進死，無退生?！訇憥熐斑M至栗林……士琦恐二酋合勢且叵測，乃令水師解圍，伺于海。陸師急攻奪曳橋，斬首數百級……陳璘半洋邀擊，毀倭船數百，殺石曼子”。如此水陸聯軍分進合擊，史所罕見，唯兼備水陸兩性的民族能之。（之后，滿人也因李成梁屯邊遼東而起。）此外，在文化方面，尚有元代一寧之出使東嬴及明代宗泐之取經西域。借黑格爾的話一贊：“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無限的一切。”

    甚至此后鄭成功的“反攻大陸”　(鄭成功，名森，字明儼，號大木，福建省人。明天啟四年（公元1624）誕生于日本長崎縣。其父鄭芝龍，其母名田川氏（通常認為是日本人）。另，與其共謀復明的朱舜水，不堪清政府對江南的統治逃亡日本講學，德川幕府根據其思想編撰《大日本史》，為日本的“君主立憲”奠定一半思想基礎)，三藩之亂及太平天國運動，文化正統雖別，其背景為東南政經實體則一也，而清初之開放海禁與清末之洋務運動亦與之相關。雷海宗在其《中國文化的兩周》中論到：“后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華僑與中國酋長。漢人本為大陸民族，至此才開始轉換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說是尤其寶貴難得的水陸兩棲民族”！

    類似的一幕也發生在辛亥革命期間：革命軍久攻南京不下，浙軍因之潰敗，王文慶所領一營臺州兵逆勢而上，“君與朱瑞等出入槍林彈雨，身先士卒，力戰一夜克之。張勛棄城遁”。即使在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后，因“血戰功高”，王文慶仍以革命黨身份而被為委以南洋宣慰使，這也可見出南方勢力的影響（辛亥革命前，“君任出南洋集巨資相助”）。章太炎悼曰：“瀛海歸來，浙局底定。名滿東南，氣懾藩鎮。”
 
三、東方地中海

    古時東亞地區各國之間的交往與聯系，主要是通過近岸島嶼間的航海和漂流活動得以實現。

    ……舟山群島三十余處新石器遺址證明其深受河姆渡文化影響，這是六、七千年前的海上聯系……東北部的嵊山、花鳥島一帶，東西的錢塘、長江和南北的黑潮暖流、黃河冷團相交匯……由此
出發，……依著洋流和季風，靠著這一海陸交通網，東南亞地區建立起一個環海文化圈。其文化風味，諸如稻作、蠶桑、漁業，儒佛道、文學書法，器用工藝、建筑民
俗相互輝映……

    （亞非大陸同緯度多為沙漠，唯此地以臺風得免，海陸之外恐與黃、赤道夾角有關~~北緯30——王臨海波）

    祝東力：“亞洲之中國”的解體

    西方在海外冒險事業中，以從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銀，通過新航路換取東方的豐富物產。以此為起點，全球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世界格局為之一變：由于新航路的開辟和舊商道的廢棄，介于東西方之間、主要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國和印度繼續保持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卻呈緩慢下降趨勢；歐洲則穩步上升，最終成為世界范圍的統治階級。按照貢德?弗蘭克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后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這意味著，一個新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正逐步形成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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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早期，它們曾被有效地遏制在當時尚且強大的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區。在海路，荷蘭是“十七世紀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語）。當時，荷蘭的軍力和經濟力在西方首屈一指，其商船噸數占世界總噸數的百分之五十，艦隊實力超過英法兩國總和，荷蘭船隊航行于五大洲的海域，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然而，1661年，這個在亞洲勢力最強大的殖民國家卻被鄭成功擊敗于臺灣——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殖民勢力從海路對中國的入侵被延緩了近180年。在陸路，1685年，康熙派軍攻克雅克薩城，肅清了擴張到黑龍江流域的俄國勢力，并簽定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由此沙皇俄國的南進也被阻止了大約170年。正如人們指出的，當時的亞洲是最強大的國家的所在地。最偉大的君主不是法國的路易十四或俄國的彼得大帝，而是中國的康熙和印度的奧朗則布。的確，盡管17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火器和航海技術等方面占據優勢，并控制著許多海外殖民地，但當時的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領土和資源，擁有高效的行政組織能力和偉大的文化傳統。東方對于西方文明的這種傳統優勢正漸漸消失，一百多年后終于被工業革命徹底打破了。（黑奴*黑煤）

    ……  

    從1840年開始的所謂中國的“近代”，就可以理解為既是“亞洲之中國”（以秦漢帝國為開端）土崩瓦解的過程，又是“世界之中國”（以新中國成立為標志）逐步建構的過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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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文化的越海東傳與流布》學林出版社2006
王士性《廣志繹?江南諸省》中華書局1981 
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志輯較》農業出版社1981
《宋書?謝靈運傳》，《晉書?王羲之傳》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1987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學生書局1992 
《海洋中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7
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
《嘉定赤城志 》（宋）陳耆卿纂，徐三見校，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 倭變事略?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上海書店1982
（明）周楫《西湖二集》中國戲劇出版社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三聯書店1997
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
《民國臨海縣志》何奏簧纂，丁伋校，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釋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項士元《悼前浙民政長王文慶》，章太炎主祭上海全浙公會王文慶追悼會的《祭文》，有1925年3月20日《申報》登載《旅滬浙人追悼王文慶記》 。
祝東力：“亞洲之中國”的解體 （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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