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毛澤東晚年的生命焦慮[1]　

蕭延中

　[內容提要] 毛澤東戎馬生涯的特殊革命經歷，使他的政治行為體現出較顯著的“幸存者”心理情結。本文根據豐富的史料，對毛澤東晚年的政治舉措進行了嘗試性梳理，并通過對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常識性信息的再闡釋，勾勒出了隱藏在歷史運動表象背后的領袖意志之潛意識動機。這種對毛澤東晚年思想所做的心理史學和政治心理學分析，在我國同類專題的研究中，具有開拓性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 生命焦慮 死亡意識

　　引 言

　　曾子墨：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里是思想的盛宴，這里是學術的殿堂。中共中央新聞網最近剛剛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澤東傳》，這本書對于毛澤東臨終前的心理活動也有很多的介紹，書中特別提到說對于死亡，毛澤東相當地坦然，而且早有預感。其實在多年的戎馬生涯中，毛澤東曾經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過，但是對于死亡這個話題，他卻從來都沒有避諱過。那么，對于死亡，毛澤東到底有著怎樣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識在晚年又曾經怎樣地影響過他的政治決策？有關這些話題，今天的《世紀大講堂》，我們也非常榮幸地再一次邀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蕭延中先生。

　　歡迎蕭延中先生。歡迎您再一次來到我們《大講堂》。我記得上次您在這里演講的時候，給我們分析了毛澤東性格的成因，而今天我們要談到毛澤東對于死亡的看法。我們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沒有畏懼，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間，和他的個性有什么關系呢？

　　蕭延中：在心理學角度上，這些問題是連在一起的，就是說，他對于死亡的看法，實際上是他人格結構的一部分。我們知道，每個人有不同的生長的經歷，這個經歷塑造了他的人格。在深層的心理層面，必然關聯到他對于死亡的看法。

　　曾子墨：毛澤東他本人對死亡不懼怕，他個人對于生命是一個怎么樣的理解呢？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還處于“文革”當中，當時大家就常常會說“毛主席萬歲”這樣的話，我不知道這和他對于生命的理解或者期盼有什么關系嗎？

　　蕭延中：這種聯系在心理學上叫做“預期”。毛主席對于他將來遲早有一天“要去見馬克思”，這是他常說的話，有很清醒的認識。他曾經多次說過：“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1975年10月1號，他老人家靜靜地在那坐著。據現在的回憶看，他那天沒有讀任何的書。我們知道，毛澤東是個手不釋卷的人，不讀書他受不了。但那一天他沒有讀書，而是坐在那靜靜地想，自言自語地說：“這可能是我過的最后的一個國慶節了吧？！”見此情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勸他說，毛主席你不要這樣想，我們都盼你身體好，能夠萬壽無疆。這樣毛主席才說了上面的那樣一段話。[2]也就是說，他對于個體生命的極限，是認識得很清楚的。

　　曾子墨：謝謝！那毛澤東在他生前喜歡聽“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樣的口號嗎？

　　蕭延中：我覺得他喜歡聽。

　　曾子墨：是每個人都喜歡聽嗎？

　　蕭延中：從正常的心理的角度來說，誰都愿意多聽好話，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評你，但在你心理的底層則是不高興的。從正常人的心理推測，他肯定希望別人說“毛主席萬歲”。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懷疑他自己希望別人說“毛主席萬歲”。只不過或許毛澤東想得更多，更深。他要鑒別，你說的那些“萬歲”是什么意思？你為什么要說我萬歲？所以，當有的人，像林彪，把“毛主席萬歲”說到了極端的時候，反而引起毛澤東的高度的警覺，這是因為事情已經過頭了，反而就不正常了。

　　曾子墨：您為什么要選擇政治心理學這樣的一個視角研究毛澤東呢？

　　蕭延中：這可能是我個人對于政治學研究進路的一種體會和理解吧。一般來說，我們會把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放到政治制度、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的方面去，而注意到政治心理學角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在西方現在他們的政治制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以后，基本趨于穩定，有一套完備的機制，因此政治家在里面活動的余地很小，也就是說領袖的那種個人因素，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給他們留的空間很小。按老百姓的話說就是，無論是誰上臺，他都得按照這個規矩走。但是中國政治的狀態與此不大一樣。可以說，從中國古代開始一直到現在，在國家事務中，政治家本身的素質和他們的特點，對于政治的發展起著比西方社會更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在研究中國政治的時候，能不能不要僅僅老跟著西方的政治思路去走？要不要正視中國的政治現實是什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像毛澤東這樣的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人物，對于中國政治的影響是異常巨大的。既然要研究政治領袖的作用，那么心理分析就不能不成為一個視角。對于毛澤東這樣的特殊政治領袖，就更是如此了。

　　曾子墨：就您所知，在國內外同行中曾有過同樣類型的研究嗎？還是這是您的獨創？

　　蕭延中：當然有，我可沒那么大本事“獨創”。有一段時間，大約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后期，政治心理學在國外很流行，或說很時髦。主要動因可能與二戰中出現了德國法西斯及其領袖希特勒有關。人們要問：一個以理性而享譽世界的日耳曼民族，產出過那么多嚴謹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和大文學家的民族，為什么會成為那個樣子？進入70年代以后，雖然政治心理學不再那樣時髦了，也可以積極地說是更謹慎了，原因可能跟這些研究中的某些作品的主觀臆斷性太強有關系，這在精神分析學派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但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從認知路徑的政治心理研究，不僅從未中斷，反而更加深入了。在一本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毛澤東的較有影響的著作中，作者的第一句話就是“警告”，明確地告訴讀者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我沒有忘記這樣的警告，也就是說，我認為政治心理學只是諸多的研究路徑之一，而且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探索沒有意義。

　　曾子墨：蕭延中先生這些年來關注到毛澤東的死亡意識，同時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他取得了什么樣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毛澤東的這種死亡意識與他晚年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又有著什么樣的關系？接下來，我想蕭延中先生會在演講當中告訴我們，我們掌聲歡迎。

　　一位時時與死神對話的天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一個不同尋常的話題，就是“探索毛澤東晚年的生命焦慮”。

　　目前學術界對于毛澤東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頻頻地發動政治運動，尤其是1959年“大躍進”失敗以后，他發動政治運動的頻率是越來越高，而且從向黨外轉到向黨內，一直持續到他逝世。如何解釋毛澤東晚年這些做法的動因？他為什么要如此而為？現在學術界大概有四種基本看法。

　　第一種觀點是，毛澤東晚年驕傲了，違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是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就是毛澤東為了防止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變質，因此他采取了一種不適當的調整的措施。也就是說，他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觀效果是不好的，這就是第二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毛澤東晚年專橫跋扈，獨斷專行，他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打擊報復自己的對立面。

　　第四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狂妄自大，工于權術，因此他的政治行為已離開了政治道德的基本準則。

　　現在這個四種說法，我們可以分成兩類，前兩類是比較正面的，后兩類是比較負面的。對于這樣的一些看法，我覺得不同的研究方式及由此做出的某種解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對此我們不多做評說。這里，我們只把研究的關注點聚焦到“領袖意志”背后的那個潛意識的動機上去。

　　毛澤東和其他人的生命經歷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們看，毛澤東這一輩子，他的生命歷險的次數，是和常人比較起來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機會去體驗一種死亡的感覺。我拿的這本書，叫做《毛澤東的三十歷險》，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冊子，但是史料的基礎是有的。現在我們看到，毛澤東的經歷可以叫做死里逃生，是吧，馬上就快不行了，但是一轉眼又沒事了。這樣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經歷中出現了至少三十次以上，這是我們一般人都是很難經歷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號，這一天，紅軍長征，剛剛渡過大渡河，在行軍的過程中間遭遇到飛機的轟炸。當時很突然，飛機就來轟炸了。毛主席的警衛員一看很緊張，一下就把毛澤東推倒了，撲在他的身上。炸彈炸了以后，毛澤東的衛士長，叫做胡昌寶，當場犧牲。毛澤東后來回憶，1965年1月9號對斯諾講，“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 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 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3]另外，像1948年4月，當時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緊急轉移，轉移的時候開著汽車。走到今天我們說的圣地也是五臺山，那個地方路很滑，下邊就是山澗。車開到那，在拐彎的時候，司機發現這個車剎失靈了。當時非常危險，司機快急死啦！最后左弄右弄，最后終于把車剎住了。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毛主席趕快下車！”毛澤東下車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機的肩膀，這人叫周希林，說“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頭就走。周希林下車一看，他的那個車轱轆，前車轱轆的一個轱轆已經有半個轱轆懸在山崖邊上了。[4]

　　其次，毛澤東還有一個生命經歷和別人不一樣，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數十年間，毛澤東至少有六位親屬，先后遇難。這些親屬是，毛澤東的兩個同胞兄弟毛澤民（47歲）和毛澤覃 （30歲）、毛澤東的結發妻子楊開慧（29歲）、毛澤東的嫡長子毛岸英 （28歲）以及毛澤東的堂妹毛澤建（24歲）和毛澤東的侄子毛楚雄（19歲）。六位親屬，先后遇難。對于一個有血肉之軀的個體和具體的家庭來說，我們用“家破人亡”來描述這種焦慮，把這稱之為“災難”，我想是應當能被人們接受的。我們知道，像毛澤東的大兒子犧牲在朝鮮戰場上，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年僅19歲就犧牲了。所以我們說，他的這樣一種生命經歷和別人也不大一樣。

　　最后，我們也注意到，毛澤東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題。例如，毛澤東著名的政治散文，就是那時人們常說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們看到這樣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揚，激蕩心扉。為什么會寫成這樣的文章呢？原則上，這樣的文章都是為了祭祀而做的。《為人民服務》是由于張思德燒炭那個煤炭窯塌了犧牲，毛澤東所做的悼詞。這一天毛澤東交代，一定要把張思德的尸體拉回來，因為他燒炭的那個地方離延安還有很長距離，冬天的時候把那個尸體再拉過來要費很大的勁，所以當時有人建議就地掩埋。毛澤東說：張思德是四川人，他沒有死在家鄉，難道今天我們就讓他死在鄉野嗎？要把他拉回來，要換新衣服，我要親自講話。這樣，拉回來以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親自講話。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沒拿稿子，《為人民服務》就是當時站在那的一個即興發言。[5]其中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上那句著名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毛澤東發揮說：“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6]《紀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則是中共七大的閉幕詞。在致閉幕詞之前剛剛舉行一個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烈士們致哀的儀式，這個儀式結束以后毛澤東緊跟著致了大會閉幕詞。我們這代人可能都還記得，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樣的話。[7]這里透露出了毛澤東觀念中“死亡”與“不朽”之間的相互關系。

　　所以我們說，從上面這三個方面看，實際上毛澤東和死亡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時時與死神對話，但又同時是一位時時挑戰死亡焦慮的天才。在這里我之所以使用“天才”這樣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辭上強化毛澤東經歷的特殊性。

　　“幸存者”情結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這種經歷對他本人晚年政治行為的影響呢？或者說，這種經歷對毛澤東頻頻發動政治運動，尤其發動黨內的政治運動，有什么直接的相關性嗎？我們這樣提出問題，這樣去探討問題，會不會是一個荒唐的偽問題呢？ 所以在研究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憑借于直覺去討論，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這里，我介紹美國著名的病理心理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叫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書名叫《雖死猶生》。[8]在這本著作中,利夫頓教授創立了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這個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說:參與和經歷諸如革命、戰爭、突發事變等等非常規事態的人，往往會表現出與非常規事態相一致的非常規的心態。這種非常規的心態，有兩方面的基本內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會產生某種對死者強烈的歉疚感，這種劫后余生的復雜感情，同時就會釋放出很多的能量。這種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慮，徹底擺脫死亡的恐懼這樣一種控制。既然我的戰友已經犧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臨著死，所以當自己作為一個“幸存者”的時候，他對于自己的戰友的去世有一種強烈的歉疚感，“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臨戰爭的時候，他會一往無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間看到了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會通過一種“轉移”，我們或者叫做“升華”，把個體不可避免的死亡，轉變成為某種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總是不免一死，誰也超越不了這個限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種象征的形式，使我們的這種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續。這種象征的形式，包括語言、思想、精神、氣質等等。所以毛澤東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員說過，“人們常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這個人啊，只要為人民留點文就行了。”[9]也就是說，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響力是無限的。這樣的話，他就會通過一種自己的宏偉大業持續不斷這樣的一種意象，這樣的一種預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個角度上，在另外的一個層次上得到延續。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質上，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作為一個旁觀死亡的人而活著的人”，但大多數人則對此忌諱甚深。因此只有少數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體味出“生命”意義的升華價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話說，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備戰（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你想長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0]作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澤東的人格特質中將必然潛含著某種“徹底性”或者叫做“絕對化”的精神基因。僅就“犧牲”一詞的莊嚴性、崇高性和純粹性而言，不進入某種宗教情結的肅穆祭壇，則不足以表達其甚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價是需要償還的，喪失生命的災難必須得到超越生命的事業予以補償。由此，所謂“死得其所”就絕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表達就是：“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僅要“干凈、徹底、全面地殲滅敵人”，而且還要“將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無疑，在此一表達中包含著“拼命”、“持續”、“忍耐”甚至“復仇”等復雜含義。在利夫頓的“心理眼睛”看來，“在壓迫比死亡更壞的預設背后，是一種典型的毛主義的超然音調（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啟示革命者，對他來說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絕對沒有什么可害怕。” 這時，具體的“死”（Death）就已經轉化成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當然我們不必要完全贊同利夫頓教授的觀點，但是我們也不否認他的這種視角是一個可供參照的、有意義的分析工具。

　　“領袖意志”背后的潛意識焦慮

　　這里我想舉幾件大事，幾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這個幾件政治事件中，我總觀察，在它的背后，其實毛澤東都有他的憂慮，他的死亡的焦慮在后面做支撐。

　　第一件事，我們叫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蘇共召開了二十大。在這個二十大上，赫魯曉夫--蘇共的繼承人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這個“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對于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僚們的一種殘酷的肉體消滅。當時雖然是“秘密報告”，但是西方世界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嘩。那么這個“秘密報告”到了中國以后，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警覺。1956年3月17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議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毛澤東發言的主調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講蘇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確的化身了；所謂“捅了婁子”，就說講，這個秘密報告可能會給共產黨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13]高興，憂慮。毛澤東對于“秘密報告”的反應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中。1956年9月13號，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緊跟著就提出了一個中央設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一個總書記的建議，這個建議最早實際上涉及到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當天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 [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結構的改革，就其動機而言，這樣的一種政治舉措實際上是毛澤東對于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為的一種反應。[15]1961年9月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會見了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以后，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國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乎哀哉，秀才頂不住，于是乎只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拉韁繩，不亂才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面派：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他歌功頌德；死了，不能講話了，他做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的一塌糊涂，幫助帝國主義掀起十二級臺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16]在毛澤東的心理中，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可謂“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顯示，毛澤東在“大躍進”從亢奮到消沉的時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閱讀鄒容的名著《革命軍》。并在此書鄒容的肖像旁抄錄了章太炎獄中贈鄒容詩。因鄒容只比毛澤東大8歲，故將原詩第一句“小弟”改為“小友”。詩曰：“鄒容吾小友，被發下灜洲。快刀剪除辮，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當摻手，乾坤只兩頭。” [17]

　　解讀此詩，寓意深厚。或許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帶有強烈毛式思維印跡的“思想事件”，因為通過鄒容形象的記憶和夸張，“死亡”實際上已成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躍進”運動的發動，除了意識層面上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以外，在潛意識里則明顯隱藏著關于“死亡”的主題。青年英雄鄒容死了，如何死？為何死？死之意義是什么？如何使貧弱的中國在鄒容之死中獲得永生？…… 這難道與即將來臨一場政治大冒險沒有任何可能的關聯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號和5月20號，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兩個長篇講話中談到死人的話題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更為明確地談到了這些問題，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總是要滅亡的，活不到一萬年。人要隨時準備后事。我講的都是喪氣話，人皆有死。…… 要死就死，至于社會主義，我還想干他幾年，最好超美以后，我們好去報告馬克思。幾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雖然這個講話目前并未公開發表，但毛澤東的“講話提綱”則已清除地反映出了這個問題。[18]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做這個話講的時候，時間正是大躍進處于高潮之中。為什么在一個大躍進的高潮之中，在一個他把億萬人民群眾都動員起來而形成的一個集體亢奮的過程中，他突然談到死呢？這個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

　　第二件事，我們說1959年7月，著名的廬山會議，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雖然這個會議的前半截毛澤東也不高興，但是他并沒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傾機會主義，打倒彭德懷這樣的一種決定。我現在看到的材料，他在這個會議開了一半以后，就覺得不滿意嘛，他就想走，就說提前下山，你們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書什么的都收拾好了，準備走。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彭德懷上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號，這個毛澤東這個會議上發表了一個現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講話。毛澤東說自己前一天晚上一連吃了三次安眠藥但仍不能入睡。在會場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緒，說了很多在黨的會議上其實不應該說的話：“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按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19]會議當事人、李銳先生回憶說：“7月23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發言中，講到‘始作俑者’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情，……老帥勸說彭德懷作檢討時，這樣說道：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20]會議的另一位當事人黃克誠大將在《自述》也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后，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21]1959年8月1日在廬山中央常委會上，毛澤東當面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會死在你前頭。許多同志對付你有此顧慮，怕難于團結你。”[22]由此可見，在復雜紛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澤東對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顧慮，是影響這個政治結構以及政治進程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進入了60年代以后，毛澤東言談之中涉及死亡詞匯的頻率逐漸地增加，某種擔憂似乎深深地壓抑在他的心頭。

　　1959年劉思齊在毛岸英犧牲10周年的時候到朝鮮為親人掃墓，回國后就大病一場，持續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澤東寫來的一封親筆家書。在信中毛澤東說：“思齊兒：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體有更大的起色沒有，極為掛念。要立雄心壯志，注意政治理論。要爭一口氣，為死者，為父親，為人民，也為那些輕視仇視的人們爭這一口氣。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23]顯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話說得很重。我個人理解，其語義已遠遠超出了“家書”的限度。

　　1961年9月毛澤東在武漢再次接見蒙哥馬利元帥。在24日的交談中，他第一次正面地談到了自己的死亡問題。毛澤東說：元帥是特別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到七十三歲去見上帝。我的上帝是馬克思，他也許要找我。蒙格馬利則說：馬克思可以等一等，這里更需要你。這樣毛澤東就說了那句話：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蒙哥馬利說：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現在不能離開這條船不管。毛澤東說：暫時不離，將來學邱吉爾的辦法，隨時準備滅亡。緊跟著毛澤東談了預測自己死亡的五種死法：第一被敵人開槍打死，第二坐飛機摔死，第三坐火車翻車被壓死，第四游泳時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細菌殺死。毛澤東說，這五條“我都已準備了”。 [24]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我們說的中國開了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大會，在這個大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產生了不同的意見。例如，1月18日，當會議討論到“大躍進”誰應當負責任時，彭真提出：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巖，也是水成巖。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1月19日，陳伯達就針對彭真以上言論發難，說：我們不要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說八道過，要檢查。我們還要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思想辦事。…… 要根據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關于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在聽到此話后，彭真感覺問題嚴重了，他緊跟著解釋說：關于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面對彭、陳關于毛主席該不該負責的爭論，會議主持者劉少奇則說：主席歷來提倡多謀善斷，…… 但是有些人把話傳得太寬。隨即宣布當天的會議散會。[25]1月30日下午，毛澤東講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26]雖然自1959年初以來，毛澤東曾多次談及自己應負重要責任的話，但像此次會議這樣首先由別人直接涉及毛澤東的個人責任問題，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評，可能自中共“七大”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測，對于敏感的毛澤東來說，聽到這樣的一種信息，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很可能會萌生出另外的想法。敏感的學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閉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27]顯然是對這個會議有所不滿。

　　據長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鄧力群先生回憶，“七千人大會”閉幕后，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犯了那么大的錯誤，給人民帶來那么大的損失，我這是第一次總結！總結一次還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28]那么這個話說出來以后，我們可以想象，即使說者無意，我們也不能排除聽者有心。1962年3月，劉少奇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的教訓，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人說：“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話。事后他也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印發這個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 [29]無疑，這已觸及到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隱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就曾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30]毛澤東在這里使用了“推翻我們”這樣非常危險的詞匯，顯然是夸大其詞了。因為他明確地知道，劉少奇既沒有這樣的意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領導。當然這樣的一種預期，只限制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一旦毛澤東本人去見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難說了。所以他有這樣的一種憂慮，不是憂慮于他活著的時候會怎么樣，他真正擔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會怎么樣。

　　第四件事，我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們說發動了一個“四清”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第二年，1964年是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在對于運動的對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實施這次運動的問題上，產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嚴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號，毛澤東在北京的十三陵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請大家注意這個地點，很偶然，是“十三陵”。在這個會議上正式地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他說：“關于培養接班人問題，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們開會研究一下，…… 不要認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別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也沒有了，自己死了無辦法了。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說什么死了一個人是很大損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死了嗎？死有各種死法的。敵人打死，飛機摔死，游水淹死，槍打死，包括原子彈炸死，細菌鉆死，不鉆也老死。要準備隨時離開自己的崗位，隨時準備接班人”。[31]在1964年7月中旬，毛澤東在修改著名的“九評”這篇文章的時候，在上邊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內容。他說：“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能不能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主義所指引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 [32]在這里，毛澤東連續用了四個，“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這種強勢的語調，突出地說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業能否持續的焦慮已經達到了一種頂點。

　　而正是毛澤東在做了這個批示的三個月后，1964年的10月16號，赫魯曉夫正式下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兩個人一直在爭論，激烈地辯論。赫魯曉夫下臺，蘇聯認為是一個轉機，中國也認為是一個轉機。這個時候，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的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慶祝活動。在11月7號晚上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酒會上，蘇聯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公然對賀龍元帥說，我們現在已成功地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應該效法我們，把毛澤東搞掉，這樣我們就能和好。[33]我們可以想象，毛澤東聽到了這種消息以后會有什么感覺。

　　1965年1月19號，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兩個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其中的主題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澤東說：“…… 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按照辯證法，生命總是有限的”。斯諾說：“我看主席的身體很健康。……”斯諾問到：“客觀條件使革命變成不可避免的，現在沒有這種條件了。現在中國條件不同了，下一代將怎樣?”毛澤東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誰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無非是幾種可能：一是把革命繼續發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壞事，跟帝國主義講和，把蔣介石接到大陸上來，同國內百分之幾的反革命站在一起，這就叫反革命。你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希望出現反革命。將來的事由將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樣。美國沒有封建主義，可是歐洲是有的”。 [34]斯諾回憶，這次談話結束以后，毛澤東表現出了一種非常凄蒼的情緒。斯諾寫到：“毛澤東聲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說，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越來越快了。從現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35]隨著年紀的增大，毛澤東對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來越不放心，應該說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36]1965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把他的話“傳達下去。傳達到縣，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么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各省委要頂住修正主義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 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又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過：“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39]

　　1966年5月18號，林彪在中央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518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蘇聯出了修正主義，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永遠傳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后，如果有誰敢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應該說，這樣的講話是為毛澤東好的，是向毛澤東表態的，但在實際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會產生副作用，就是說，它可能會使聽者聯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聯想的問題。所以，6月10號，毛澤東接見胡志明，兩個人談了很多的問題，其中毛澤東再一次談到了死亡。他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 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在這里，毛澤東說了一句后來我們后來經常引的話，叫做“上帝請我喝燒酒，他那里也有茅臺酒呢，請我去喝呢。”[40]針對林彪的這個講話，毛澤東在同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也說了一句話：“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41]以往學術界研究此信，從未談及毛澤東“感覺不安”的因素中應包括林彪談到他死后事情的這一情結。[42]現在看來，對此信的含義似乎應當更深入地予以解讀。

　　我們看到，1966年，毛澤東72歲，而按中國傳統習慣的虛歲則是73歲。正是在第一年，或許毛澤東認為他自己已經闖過了這一生命“難關”，這時，“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個中國。[43]

　　沒有結束的結語

　　最后我想說一點，在一個心態史學的特殊層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結，可能是致使毛澤東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險，而誓死不回頭的這樣的一種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當被搶救過來以后，他說了一段很有名的話，我個人認為，這段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毛澤東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了幾個海島上去，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疑義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島嶼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會‘腥風血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44]

　　毛澤東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時候，說了很多的話。比如剛才說，1975年的10月1號，毛澤東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澤東在他晚年，曾反復吟詠唐代劉禹錫的詞，叫做“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也就是說，這個船要沉了，那個破船在那兒放著，但是別的船照樣走；老樹死了，新樹還會出來。所以他對死亡是不懼怕的。他是信奉新陳代謝之自然法則的，但他放心不下，無法超越那個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說，偉大的毛澤東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他確確實實地也輸給了一個無比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他認為那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這里。

　　提問與回答

　　曾子墨：感謝蕭延中先生從一種全新的角度，給我們來講述毛澤東他對于死亡的看法，特別是還涉及到了他對死亡的這種焦慮心情和他晚年的一些政治運動之間的關系。我們還有一些網友的問題，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叫做北國風光，他就想請問您說，在一個什么樣的體制當中，才可以把他這種個人的一種心理上的因素，從整個體制的政治決策過程當中排除掉？其實這也是我想問的，在當時有沒有其他的力量來制衡他，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只因某個領導人的心理因素就會可能給國家帶來這么大的影響？

　　蕭延中：這問題提得非常關鍵。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他說“社會誕生的時候，是共和國首領創設制度，那么，在此以后就變成由共和國的制度來塑造它的首領了”。 [45]那么今天我們說，當一個社會處于轉型期的時候，處于一種巨大的變遷的過程中的時候，政治首領在里邊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個事變、或者在這種革命運動取得成功以后，緊跟著就設計一套比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實就會使人為的因素逐漸下降，但是這在一般的歷史的結果上，我們看，至少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對于他的制約，存在著一種慣性的過程。這種轉變在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華盛頓自己的讓權，這是非常著名的。因為他那個國家是一個移民國家，沒有歷史傳統，他的歷史傳統是英國的新教傳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個國家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君主專制的體制。當革命了以后，政治領袖在里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權力就會集中到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那里去。當然，在這么幾十年的過程中間，也提出過對于權力的制約問題，提出過，但是都沒有成功。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正是今天我們所要關注的理論焦點之一。生活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應該、也不可以把我們的政治期望，把我們的政治賭注，壓在幾個英明領袖的身上。因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訴我們，我們無法假設，也無法保證可以完全排除好心辦壞事這樣一種可能性。所以，我覺得制度建設，一種剛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設，是現代政治發展中不能舍棄的，應當特別予以重視。當然，政治家本身的那種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觀眾：蕭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毛澤東無疑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在聽您的講座呢，我總覺得您總在圍繞精神符號這樣的意識問題來對毛澤東的人生進行論證。我想問您的是，這個精神符號是不是知識分子對于當下消費社會的一種挽歌呢？謝謝。

　　蕭延中：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性”問題，消費社會實際上是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在這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科學技術的成分給人類帶來的好處是大大地表現出來了，但是在這樣的一種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同時也付出了一種代價，這個代價就是道德的代價。在某種長久的意義上，這種代價不可謂不昂貴。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這個道德的代價和這個發展獲取之間的相關性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需要平衡。但我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可能想象，今天的中國再回到毛澤東時代去，我們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怕自來水管子凍了而用棉被把它包上的那樣的一種生活。你提的問題是，這種尋求道德價值的渴望是不是知識界對當下消費社會的一個挽歌？我覺得似乎還談不上。如果換一種說法，我們能不能說，人們目前對消費社會的反思和憂慮所內涵著的意思是：中華民族在將來的歷史發展中間，需要再重新尋找，或在不斷地建構出一種新的、適合自己民族的一種整體的民族精神。這個問題當然是我們當下社會意識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觀眾：蕭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澤東，對他一直非常有興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認為毛澤東和歷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較相近的？還有，如果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后，那時的人們再看毛澤東，他會是怎么一個看法？謝謝。

　　蕭延中：如果做比較的話，其實毛澤東比較喜歡的幾個歷史人物，可以當作和他比較像的人。第一，劉邦。他幾次談到劉邦，漢高祖劉邦，雖然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的《大風歌》則寫得非常有氣魄，毛澤東提過這事兒。此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對于朱元璋，毛澤東曾提過很多次，他是明顯地喜歡朱元璋的。還有，他對秦始皇也比較欣賞，主張給秦始皇“平反”，甚至說：“我也是秦始皇”。比如，1973年8月5日，毛澤東給江青念了他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一首詩，詩曰：“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同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更為明確地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是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46]

　　至于有人說，毛澤東是一位中國的現代皇帝，這種說法不僅是外國人這么說，我們中國人也有這么說的。如果說政治制度對一個人的行為完全失靈了，產生不了任何約束作用了，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我覺得這種評論是可以成立的。我們看多了以后就會知道，帝王的生活其實是非常地“累”的，用毛主席的話說叫做“高處不勝寒”！你以為那個位置好當的呀，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要全面理解“現代皇帝”這么一種說法。我的意思是說，在學術的意義上，“皇帝”是一個制度化術語，而不是一個倫理性指標。當我們提到英國女王，日本天皇時，只是在談一個制度角色的事實而已。你剛才提的這個問題，是有這么一派的意見，這派的意見也是有根有據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國的書，現在我們翻過來，叫做《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實際原來的題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澤東》，把“皇帝”翻譯成“領袖”，這可能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習慣。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用語中，是不是一說某個人像皇帝，好像就是有一種對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實按照嚴格的學術理路來說，我覺得使用“皇帝”這樣的詞匯還談不上不恭敬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作為一種討論問題的方式，我個人覺得還是能夠接受這樣的一種討論的。我認為，檢驗對于一個人是否被尊重，似乎不在于是能否用某種名詞來稱呼一位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領袖，而在于我們是否正在認真地去分析他的包括正、負兩方面的行為和思想。已故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在評價毛澤東時曾經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如果制度被準則所取代，那么社會便是由意志所確定的了。這就是新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著作會在毛澤東的革命中引起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共鳴的原因。”[47]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毛澤東的“意志”同時也就是他的“準則”，在一定時期中，他的個人意志甚至已演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準則，二者形成了本質上的同一性，而把二者連接在一起的則是“態度”和“覺悟”這樣一些即可明確感知，但又無法清晰定義的模糊區域。我覺得這才真是值得深入關注的研究難點。

　　曾子墨：好，謝謝。非常感謝蕭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來到我們《世紀大講堂》給我們進行演講。他從死亡意識，從對死亡的焦慮來看毛澤東晚年所發動的這些政治運動，是一種全新的角度。從毛澤東所做的一些言論，從他晚年的這些政治決策當中，正像蕭延中先生告訴我們的這樣，他對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對肉體死亡的這種不畏懼，的確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們從這些決策當中，都可以看到它們的影子。我想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任何一個政治家，在參與公共政策的決策的過程當中，他們的個性可能都不可避免地會多多少少地產生一些影響，但是我們也衷心地希望，在未來中國所走的道路上，這樣一些個人性的因素，或者說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會變得越來越少，也但愿中國以后所有的決策都能夠經過一個更加科學、更加民主，能夠讓大家全部都參與進來的理性的決策。

　　好，再一次感謝蕭延中先生，也感謝我們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

　　(原載《史林》2007年第4期)

　　[1]本文是作者2007年3月31日鳳凰衛視中文臺《世紀大講堂》所作的演講稿。這里根據演講速記稿對史實和口誤做了更正和補充，但仍保持原演講的口語風格。關于毛澤東在1971年9月13日 “林彪事件”以后對于自己身后之事的看法，此稿一概省略，將來待補。

　　[2]參閱：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歲月》，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頁。此書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身邊工作人員孟錦云的回憶錄，由郭金榮組織成書。

　　[3]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頁。

　　[4]陳湖、文源編《毛澤東的三十險難》，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頁。

　　[5]陳晨：《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發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4年09月07日 第八版。

　　[6]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

　　[7]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頁。

　　[8]See, Robert Jay Lifton , Death 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8.

　　[9]張仙朋：《為了人民……》，《當代》雜志，1979年，第2期。

　　[10]弗洛伊德：《對戰爭和死亡的看法》，載《論創造力與無意識》，孫愷祥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31頁。

　　[11]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頁。

　　[12]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69

　　[13]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頁。

　　[14]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黨的文獻》，2006年1期，第6頁。

　　[15]毛澤東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情結甚至一直影響到“文革”運動的發動。據王力回憶，在“四清”運動中，面對劉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經驗”報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澤東那里哭，說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才作了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參見：《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頁。另見：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16]轉引自：張家康《毛澤東眼中的斯大林》，《黨史文苑》2004年第1期。

　　[17]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頁。

　　[18]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頁。

　　[19]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頁。

　　[20]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頁。

　　[21]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頁。

　　[22]同上，第311頁。

　　[23]思齊：《淚中的懷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24]陳湖、文源編《毛澤東的三十險難》，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25]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頁。

　　[26]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頁。

　　[2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頁。

　　[28]《1994年7月1日訪鄧力群紀錄》，《話說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頁。

　　[29]《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頁。

　　[30]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頁。經張素華研究員搜索，在毛澤東“七千人大會”上的所有文獻中，甚至包括會議以后的毛澤東講話，均未發現有這樣的一篇講話。毛澤東在此為何如此而說，則需要進一步查證。

　　[3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頁。

　　[32]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33]《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四)——中聯部八年（1958．10--1966．12）》，載《中共黨史資料》第7輯。

　　[34]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頁。

　　[35]《斯諾在中國》，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97頁。

　　[36]《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37]參見：陳明顯《晚年毛澤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頁。陳文并未給出文獻的具體出處，經向作者本人請教，陳明顯教授答復他曾看到過該文獻的檔案資料。

　　[38]均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頁。

　　[39]《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頁。

　　[40]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頁。

　　[41]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42]參閱：何云峰《<眾說紛紜解玄奧>－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43]對于是否在1966年發動“文革”，撤消劉少奇，看來毛澤東當時并不是沒有躊躇的。據1984年2月18日“廖漢生訪談錄”載：“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頁。另見：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44]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頁。中央文獻版《毛澤東傳》沒有給出此段重要史料的具體時間，涉及毛澤東的談話對象時也只是說：“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而且這段引文雖然使用了另體字，但卻未加引號。《毛澤東傳》的作者擁有直接查閱原始檔案的便利，其它重要引文也都直接采取檔案注釋方式。但毛澤東此段如此重要的自我評價，《毛澤東傳》標示的出處卻是“參見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77年3月22日。”這樣的注釋方式與該書中其它引文形成鮮明反差，實在與常規不符。我們不知作者這樣處理文稿的具體用意？是否可以推斷其中暗示著某種難言之隱？我們對此只能存疑。

　　[45]轉引自：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4頁。

　　[46]參閱：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頁。

　　[47]魏菲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李君如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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