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14年”的思想束縛，以廣闊的視角觀察太平天國歷史

一、農民戰爭——改朝換代的動力、封建政治制度的自我調節機制

農民起義部隊的構成是相當復雜的，并不是由單一的農民組成的。從主要成員看，它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從基層看，是貧苦農民，他們求生存，要活命，反對剝削與壓迫，因而參加起義。他們是農民起義的主體力量，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從上層領導人看，他們和基層成員不一樣。農民起義一開始，他們就抱有做皇帝、做高官的政治欲望。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楊秀清都是如此。廣大戍卒中途遇雨，滯留大澤鄉，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到達目的地漁陽，按律當斬。陳勝是戍卒，但擔任“屯長”，是個小軍官。早年他曾對窮朋友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遇雨后，他與吳廣合謀，策動戍卒起義。魚腹藏書——“陳勝王”、篝火狐鳴——“大楚興、陳勝王”，都顯示了陳勝、吳廣發動戍卒起義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國起義，李秀成也說，當年他家無田無地，“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難”，拜上帝后，有吃有穿，無災無難，因而參加了太平軍，拜了上帝。他又說：“欲立國者”，皆洪秀全、楊秀清等“六人深知”。

在農民的血泊中，起義領導人如愿登上皇帝的寶座，實現了封建專制王朝的改朝換代。新王朝采取若干有利社會發展的措施，社會出現了新氣象，農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改朝換代也有它的歷史進步性。

我們還可以跨出朝代更替，從整個封建專制政治制度來考察農民戰爭勝利的歷史作用。

董仲舒發揮了“天人合一”思想，認定人間的社會關系都是天定的秩序。“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实蹖Ｖ普剖遣蛔兊摹５职l揮了“天人感應”思想，說“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秉承天命做了皇帝，如果他失德，做錯事，天下動蕩，天又會降災害、怪異以警告他，要他改正；警告無效，則降“殃咎”以懲罰他。“殃咎”當然包括“湯武革命”、劉邦發動的農民戰爭一類事件在內。農民戰爭反抗失德的皇帝，從而推翻舊皇帝推戴新皇帝、建立新皇朝，也就符合天意了。董仲舒又提出“三統”說，認為“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改朝換代以后，一切照舊也不是天志，必須有所革新，包括遷都、改變朝代名稱，改換正朔等。這些都是在維護專制政制范圍內的革新。推而廣之，輕徭薄賦以恢復農業生產；寬刑禮下以安撫人心，都是允許的。這樣的理念為皇帝專制政治制度的延續增加了一點活力。

人物已非，政策調正，但制度依舊，這是皇帝專制制度內的自我調節。輕徭薄賦，廣大農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寬刑禮下，士人的工作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這種皇帝專制制度的自我調節得到社會的認同。

如果造反失敗了，農民戰爭被專制皇帝鎮壓下去了、按照“天人感應”的理論，這也是“天志”?！俺蓜t為王，敗則為寇”成為傳統史論的準則。劉邦、李世民、朱元璋等成了專制皇帝；黃巢、張獻忠、洪秀全等都成了“流寇”。

“天人感應”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存在，董仲舒不過是加以系統的發揮。

農民戰爭是改朝換代的主要動力，也是中國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內的自我調節，有利于輝煌的古代文明的形與發展，這也導致了中國皇帝專制政治制度的長期延續。

二、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它是一次失敗了的農民戰爭，但帶有時代的特點

到鴉片戰爭前后，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已經十分腐敗、中國社會又走到改朝換代的十字路口。這可以當時人的著作為證。

一是龔自珍揭露當時是一個“衰世”，“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問年歲”，他呼吁清王朝自動進行改革。

二是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指出當時“真有民不聊生之勢”。

三是龍啟瑞的文章說：“粵西近日情事，如人滿身瘡毒，膿血所至，隨即潰爛”。

但是，清王朝統治集團拒絕任何改革，聽任腐敗下去。它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社會要發展，首先要推翻這個障礙。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適應了推翻清腐朽王朝，打破社會發展的阻礙，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太平天國的正義性質是非常明顯的。

在19世紀40—50年代的歷史條件下，發動農民起義，即使起義成功、推翻清封建王朝，也只能起改朝換代的作用。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最終走向失敗、改朝換代的歷史作用并沒有完成。它與歷史上的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張獻忠起義、李自成起義一樣，是一次失敗的農民戰爭。

但是與歷史上失敗的農民戰爭相比，太平天國又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吸取了西方文化。

鴉片戰爭以后，一個重要的文化特點和社會需要是吸取西方先進文化，改造中國，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至于學習西方文化的哪些內容，怎么學法，需要一個探索過程。“師夷長技”是一種看法。在1 9世紀40年代洪秀全走了另一條路子——肯定基督教關于上帝的思想。這條路子的形成，就洪秀全說，也是思考的結果，不是即興的產物。

洪秀全讀了《勸世良言》，聯想到中國古籍詩、書、易、孟子等書中提到的有關“上帝”、“皇矣上帝”的內容，他肯定上帝的存在與權威。他相信皇上帝是至高無上的造天造地造萬物的大主宰，人人皆敬畏他、崇拜他。從這一個觀點出發，他認為在遠古，中國與西方都崇拜上帝。在中國，從秦始皇開始．最高統治者都自稱“皇帝”，則是盜用上帝、皇上帝的稱號、是“妄自尊大”，“自干永遠地獄之災”，中國人也因此而飽受痛苦、苦難。在西方，卻一直崇拜上帝，因此，西方人幸福。中國的人間“皇帝”，這個“奉天承運”的龐然大物、被洪秀全撕去“畫皮”。雖然，這只是“名號”問題，洪秀全并沒有否定專制政制。洪秀全自己稱“天王”，不稱“皇帝”，實際上仍然實行皇帝專制政制，但畢竟撕開了皇帝尊嚴的一個缺口，開拓了人民群眾的思想。

這是從西方文化中得到啟示，聯系中國傳統文化得到的一點有益結論。

以上是早期的歷史。到后期，不能不提到洪仁玕。洪仁玕寫的包括《資政新篇》在內的一系列著作，基本內容是學習西方“富強之邦”，“革故鼎新”，建立“禮義富足”的國家。

洪仁玕介紹了世界各國概況。他說：“英吉利于今稱最強之邦，由法善也”；“花旗邦”富足強盛，“邦長由選舉產生”，以“多人舉者為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為公也”。洪仁玕著重介紹了俄羅斯：“其地最廣，二倍于中邦”，過去屢為英、佛、日爾曼等國所迫，后來由弱變強，一是彼得大帝學習了佛蘭西等國的“邦法”、二是學習了西方先進的“火船技藝”，這是值得效法的一個典型。他還列舉了一些國家因不知“變通”，以致“邦勢不振”的例子。顯然，他建議洪秀全學習彼得大帝。

洪仁玕具體地列舉了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學習西方的內容，其中包括：鼓勵私人辦銀行、開礦藏、制造近代車船及其他各種工藝，“準富人請人雇工，不得買奴”，對興辦銀行的“富民”，“準每兩取息三厘”；對興寶藏的“總領”，允許取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二作為利潤；鼓勵自由貿易，包括對外貿易，“與番人爭雄”；改革文風，提倡“文以紀實”；興辦報館發行報紙；對外國平等往來，獨立自主。洪仁玕特別強調“立法”，依法辦事，他說：“國家以法制為先，法制以遵行為要”。

“國家以法制為先”，比“金口玉言”、“文字獄”先進；“文以紀實”比“八股文”先進；學習西方“富強之邦”，比“不可用夷變夏”先進；自由貿易、“與番人并雄”比閉關自守先進；鼓勵工商業比“重農抑商”先進。這些“革故鼎新”的內容在當時都是針對時弊，有利于中國社會發展的。

或云：當時主要社會問題是地主占有土地，對農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資政新篇》沒有提及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最大的脫離實際。這種論點值得推敲。在當時，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是皇帝專制政制，不僅僅是農民受地主剝削問題。只有推翻皇帝專制政制，以法治國才能解決農民的士地問題；只有保護私有財產，保護自由經營和貿易、發展工商業才能為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在專制政制下，即使實行耕者有其田，地租從地主手中解放出來，也轉移不到農民手中，只能轉移到專制皇帝手中。前引曾國藩的《備陳民間疾苦疏》中所講民間疾苦，很大一部分講的是自耕農的痛苦。

《天朝田畝制度》是絕對平均主義的產物，它對發動農民起來造反，有鼓動作用。從《天朝田畝制度》到“照舊交糧納稅”是從空想回到維持現狀；從“照舊交糧納稅”到洪仁玕提出的“革故鼎新”應該視為從維持現狀發展到改革開放。這種改革有逐步推行的可能，并不是空想。當時沒有實行，是因為戰爭沒有取得全面勝利，主要精力忙于戰斗，并不能說，這個綱領是不能實行的空想。

從世界范圍看，當時除少數國家進入近代社會，絕大多數國家仍停留在前近代社會。在眾多的前近代社會國家中，像洪仁玕這樣提出吸取西方先進文化，“革故鼎新”帶有近代啟蒙性質的思想和政治改革方案是極少見的。他提出《資政新篇》等一系列著作，遠早于日本的西周、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

《資政新篇》流傳到清朝統治區后，理所當然地得到有識之士的贊賞。曾國藩的貼心幕僚趙烈文獲得這部著作后，把它推薦給曾國藩。他對曾國藩說：“其中所言，頗有見識”，“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有志之士，尚無忽諸”。過了五個月后，趙烈文又上書曾國藩說，“夫夷人非異人也，術非異術也，反其所為而用之，其效必可也”，“用夷之道，還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難為也”。

19世紀40年代初，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5O年代末洪仁玕將上述思想系統化，并具體化為一個政治綱領，60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的內容實際上沒有超過《資政新篇》。

據羅老統計，《資政新篇》“法法類”中共提出28個方案，洪秀全在25個方案上，有的批“是”字，有的批“此策是也”，只有兩個批推翻清王朝以后實行不算遲。因此羅老的結論是：“洪秀全是要實行《資政新篇》的方案的?！?

太平天國如同黃巢起義、李自成、張獻忠起義一樣，是失敗的農民戰爭，但是它是帶有時代特色的失敗的農民戰爭，它留給后人更多的歷史啟示。

三、太平天國與晚清政局

太平天國是一次失敗的農民起義。但它對晚清政局的影響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太平天國對爾后歷史發展所產生的精神條件，亦即革命精神對晚清的影響，議論較多。突出的例子是研究太平天國對孫中山思想影響。普遍認為，它是推動孫中山發動民主革命的精神因素之一。我想這一點是客觀存在，難以否定。

但是，更廣闊一點研究一下晚清政局，人們不難發現：太平天國戰爭沉重打擊滿洲皇族，地方政府漢族官員權力擴張。

1860年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打垮，此后清政府完全失去對付太平軍的力量，不得不完全依靠曾國藩的湘軍及稍后組成的李鴻章的淮軍，以對付太平軍。湘淮軍將領由于軍功陸續取得督、撫、布政等重要職務，地方軍政大權遂由中央政府轉入湘淮軍將領手中。太平天國失敗后，中央權力繼續削弱，地方督撫權力繼續擴張，學者稱之為“督撫專政”。據賈熟村教授統計：“且不算李鴻章之龐大淮軍系統，僅曾國藩集團、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提督者即有數十人之多；官至道員總兵以上者又有一百數十人。保至武職三品以上者竟然多至數萬人”。

戰后，地方督撫繼續擁有編練軍隊的權力，這已經成為慣例，而且受到慈禧太后的鼓勵。曾國藩在攻占天京以后曾經遣散湘軍、但在他擔任直隸總督入京陛見時，慈禧卻三次要他“練兵”。劉銘傳任臺灣巡撫，所部淮軍隨之去臺；張樹聲任廣東巡撫，所部淮軍亦去粵?；窜娭髁t長期駐防在直隸遼東一帶。光緒十一年設海軍衙門，雖以醇親王為督辦，李鴻章為會辦，然上諭又云：“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

布政使、按察使原來直屬中央指揮。戰爭期間，督撫便宜行事，控制了地方財政與司法大權，把這兩名高級官員看成自己的屬員。這種隸屬關系在戰爭結束以后沿襲下來，而且變本加厲，督撫有兵權又有財權，有行政權又有司法權。

督撫權力擴張，使他們有可能進行一系列近代化的變革，李鴻章成了中國近代化的主要推動者。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導致紳商勢力強大。紳商勢力與地方督撫又有結合的趨勢，這正是晚清新政時期1905年前后立憲運動發展的社會基礎。

1908年光緒、慈禧先后逝世，宣統繼位。載灃以攝政王身份壟斷一切軍政大權，立憲黨人認為清廷不可救藥，逐漸與革命黨人互通聲氣。武昌起義以后，立憲黨人湯化龍與革命黨人合作，穩定了起義以后武昌的政治局面，各省光復基本上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及地方官員合作的結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9名總長中，  同盟會員只有3名，其他多為立憲派或舊官僚。

在清軍進攻漢陽前，袁世凱投入的兵力有第四鎮全部，第二鎮和第六鎮各一個混成旅，兵力總共有三萬多人，在人數、武器和訓練上都超過革命軍。漢陽一戰，革命軍共傷亡3 3OO多人，黃興悲憤萬分，建議放棄武昌。如果沒有南北議和，革命派和立憲派、袁世凱聯合起來，武昌起義結果如何很難預料。

可見太平天國一役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影響到中華民國的建立。

四、農民戰爭與宗教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往往利用天命、神意和宗教信仰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參加戰斗。陳勝、吳廣魚腹藏書，篝火狐鳴，劉邦神化斬蛇，稱赤帝子，張角等利用太平道稱黃巾軍發動起義，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以及白蓮教等等。

太平天國起義宣傳唯一真神上帝，由是將“拜上”作為動員、組織起義的工具。

這些對天、神、佛、上帝的信仰是不是就是邪教?值得研究?！靶敖獭保傄幸粋€“正教”與它們相對應。以拜上帝為例。它是從耶穌教演變過來的，如以耶穌教為正教的話，拜上帝可以說是邪教，因為它的基本教義又與耶穌教不一樣。很早就有學者稱拜上帝是邪教。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有一處就說拜上帝是“邪教”。他的含意很明顯的是指“附會采用西洋的耶教”，就是說對比耶穌教，它是邪教。這種觀點，我個人認為也是言之成理的。

至于拜上帝是不是政治性邪教。這就涉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不是一次正義性的戰爭?是不是適應掃除中國社會發展障礙，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回答如果是否定的話，斷定拜上帝教是邪教，拜上帝會是邪教組織則是順理成章的事。

前面，我就三個題目發表的意見，正是為了回答這第四個題目。

清王朝已經十分腐朽，又拒絕作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成了中國社會前進的阻力；只有推翻這個腐朽政權，掃清社會發展的障礙，才能推動社會前進。太平天國是一次正義的戰爭。這樣，被太平天國用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拜上帝教”、“拜上帝會”不能被視為政治性邪教、政治性邪教組織。

至于太平天國在各方面的種種失誤，那是在正義事業中出現的，也正是出現種種失誤，才最終導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失敗。

對這許多失誤，歷史學家應該予以分析總結。有許多失誤并不是太平天國所獨有的，它帶有普遍性，當然在程度上有差別。

哪一次改朝換代的戰爭不是死傷無數、社會生產萎縮、文化破壞而領導人卻占有財富與女色?

秦統一戰爭中殺死多少人?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死亡多少?南京被破壞始于太平天國嗎?不是，始于隋文帝滅陳。朱元璋上臺以后，除湯和一人善終外，所有當年共患難、出生入死的“窮朋友”，都被他殺光了。清軍入關、順康雍乾鼎盛時期，殺死多少人? “剃發令”害死了多少人?揚州、江陰、嘉定屠城死了多少人?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明清“文字獄”造成多大傷害?編“四庫全書”，燒毀了多少犯禁書籍?有人統計焚燒24次，毀書538種，13 862部，“上諭”還說“東南諸省，書未禁絕”。好色腐敗是歷代帝王的通病，“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加起來超過八十，還有三千宮女。

對這些暴行進行分析批判，是歷史學家應該做的工作，但不能以這些非人道的事否定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的正義性質、否定開國封建帝王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同樣也不能以這些非人道的事否定中途失敗了的農民戰爭及其領袖的正義性質和歷史作用，從而給為農民戰爭服務的民間宗教及其組織加上政治性邪教和政治性邪教組織的帽子；給農民戰爭領導人加上“政治性邪教教主”的稱號。因為這些不符合歷史實際。

順便說一點史實的考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提出一個問題：從太平天國自身的資料包括印書、文書檔案、親筆供詞看，我沒有發現“拜上帝會”字樣，凡是可能出現“拜上帝會”的地方，都寫成“拜上”或“拜上帝”。被清軍俘虜的太平軍人員的“錄供”及時人根據太平軍成員口述的筆記出現過“拜上帝會”一詞。因此，我認為并不是洪秀全、馮云山建立起拜上帝會，而是其他人用拜上帝會稱呼在一起舉行拜上帝儀式的人。后來有一位學者概括為：拜上帝會是“他稱”，不是“自稱”，“拜上帝教”一詞也是同樣的情況。

1998年武漢出版社出版了王慶成教授編著的《稀見清世史料并考釋》。這本書匯集了他歷游歐美搜集太平天國資料的豐碩成果。在“造反考文書”一節中也沒有發現“拜上帝會”、“拜上帝教”、“上帝教”等字樣。

羅老在《太平天國史》中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他寫道：“太平天國的宗教組織，稱為拜上帝會。本書記載，在把它作為一個組織看時，稱為拜上帝會，在把它作為一個宗教看時，稱為上帝教?！痹凇疤教靽淖诮探M織，稱為拜上帝會”下面，特別加了一條注釋：“據韓山文：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第六章拜上帝會譯名后所注中文原名。案簡又文把此書名簡譯為太平天國起義記。”但是，簡又文的漢譯并不準確。韓山文的原文是：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 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ns worship, 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Worshippers of God.

這一段英文比較準確的譯法應該是：

他們自己成群地會合起來，在一起舉行宗教禮拜。很快，他們以“拜上帝會”的名稱而遠近馳名。

這段原文仍然認為拜上帝會是“他稱”，不是“自稱”。

“拜上帝會”、“拜上帝教”是“他稱”，不是“自稱”一說，似乎仍然可以存在。這一點請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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