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幾點不同意見

汪文慶　
   

    記 者：首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從總體上講，您怎么評價石川禎浩先生的這本書？
    蕭超然（北京大學教授，以下同）：我是前不久才看到這本書的。近七八年來，因為身體不好，我和外界的接觸、交流極少，各種學術活動邀請基本上都謝絕了。大概是今年3月初，我突然收到石川禎浩先生寄的這本書。
    我粗略讀了一遍，初步的意見，覺得作者搜集的資料非常豐富，對中國早期建黨的一些情況作了梳理，對一些問題的考釋有突破、有新意，但是這本書的一些傾向以及總體結論，應該說和中共創建史實不完全相符，也與國內中共創建史研究的傳統觀點是不同的。
    你們要我談對這本書的看法，因為我身體還是不太好，時間又比較倉促，有些資料沒有找到，有些資料找到了沒有來得及細看，所以我只能從幾個大的方面，粗線條地講講我的看法。我看到田子渝先生的書評，主要是從正面肯定這本書的，那么，我呢，就談一點對這本書的不同意見，和田先生的書評相互補充吧！
    記 者：因為地緣接近，日本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主要渠道。石川禎浩先生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通過他的考證，在《晨報》的第七版，即《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翻譯文章的作者淵泉，實際就是《晨報》記者陳溥賢，從而這位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歷史人物被挖掘了出來。您怎么看石川先生的這一研究成果？
    蕭超然：我以前作研究的時候，翻看《晨報副刊》，經常看到淵泉的名字，但不知道究竟是誰。石川禎浩先生考證出淵泉就是陳溥賢，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有積極意義。
    陳溥賢和《晨報副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應有地位，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能不能把陳溥賢和李大釗、李漢俊、陳獨秀、陳望道、楊匏安等早期共產主義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論呢？甚或因為石川禎浩先生考證出李大釗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幾乎完全承襲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觀點，而使李大釗了解并接受河上肇觀點的正是陳溥賢，從而把陳溥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地位就排在很前，認定陳溥賢在五四時期“率先”介紹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呢？我認為不能這樣。我們知道，早在19世紀末期，馬克思主義就已經開始傳入中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有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都做過許多工作，陳溥賢也是其中的一員。但他們只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來介紹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和革命本質，是沒有真正認識的。因此，他們的傳介與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一批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內傳播馬克恩主義是不同的，其效果和影響也大不一樣。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科學和思想體系來介紹，李大釗是第一人，這個結論，是早已為中國近現代歷史所充分證明了的。
    記 者：根據石川禎浩先生的研究結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接受的過程，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繼而借助了歐美的布爾什維克文獻。石川禎浩先生沒有提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俄國渠道，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蕭超然：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實際進程來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由于中俄交通隔絕，俄國渠道直接的影響力有限，這是事實。石川禎浩先生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日本渠道和歐美渠道的研究，有很多新意。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輕視俄國渠道的作用，更不能忽視十月革命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關鍵性的推動作用。通過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蘇俄，給中國渴望建立新社會的先進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真實的樣本，同時，蘇俄對華宣言宣布放棄在華的各種特權，影響非常大，一下子贏得了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感。他們都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按照馬克思主義為革命指導思想建立起來的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對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就是不一樣，日本當時還侵占著中國山東青島，西方國家對此默認或支持，而俄國已宣布放棄在華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不管來自日本渠道的馬克思主義文獻還是來自歐美渠道的布爾什維克文獻，隨后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解讀、消化、接受，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理論支柱，其發展轉換機制是俄國十月革命炮聲的強勁現實影響，同俄國派特使來中國也有直接的關系。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后，俄國渠道逐漸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渠道，這就無需多言了。
    記 者：石川禎浩先生在談到中共一大時，曾發議論“值得深思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一般知識狀況，不外乎是否知道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和概念，即‘教條”’。您怎么看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思想理論水平？
    蕭超然：石川禎浩先生大概是想說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理論準備不足”。這是中共黨史研究中曾長期流行的一個觀點。有人還由此推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具備應有的理論基礎，而只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攫取了某些帶有功利色彩的觀點，如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等，是變形了的馬克思主義。
    對這個觀點怎么看？我認為，首先要承認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個較長時期內，是存在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這是客觀事實，毋庸諱言。這種理論準備的不足，是客觀歷史條件造成的，非中國共產黨之過。當時的中國有著強烈的革命需要，有了蘇俄的榜樣，就要馬上干起來，而不是同歐美國家那樣，經過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按照既定的理論和既定的目標來建黨，我們不能用歐美國家建黨的模式和標準來評價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建立時理論準備的確不足，但這并不等于思想準備不足。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是知之不多、研之不深的，但對于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思想則是十分明確的。而且，中國共產黨具有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傳統，客觀環境讓中國共產黨人失去了從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可能，但卻又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從馬克思主義的寶庫中，擇取切合中國時宜與國情的精髓和某些基本原理、觀點，如階級斗爭、暴力革命、黨的建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等，迅速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和傳播，同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出很強的創新、戰斗精神，這不是急功近利，而是理論聯系實際；不是變形，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主義，而是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它極大地彌補了中共理論準備不足的缺陷，這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記 者：石川禎治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具體來說就是，同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恰好復蘇并傳向中國（天時），來自蘇俄的積極推動并因為陸地相連而成為可能（地利），五四運動后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的集結（人和）。石川禎浩先生還說，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著各種各樣復雜的國際契機，所以他的書名稱“成立史”，而不是“創建史”。您怎么看石川禎浩先生的觀點？
    蕭超然：石川禎浩先生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為此搜集了大量的中、日、俄資料，并進行認真的對比分析，這種具有宏大視野的研究方法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他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結果的觀點也有一定道理。但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卻沒有考察他所說的天時、地利同人和相互作用的內在契機，也就是五四運動后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的集結是如何來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中國內部沒有這個需要，不管國外思潮傳播多么強勁，俄國又怎樣積極輸出革命，20世紀初都不會有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產生、集結，更談不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蓬勃發展，取得革命的勝利。因此，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國際契機固然重要，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中國共產黨是近現代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孫中山革命到中國共產黨革命，是有著內在的連續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創建史”比“成立史”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質。石川禎浩先生沒有辟出專章談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關系和矛盾的劇烈運動和沖撞，從而沒有揭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內因，我認為是這本書的最大缺憾。
    記 者：石川禎浩先生認為，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原因。他在這本書中還記述了由黃介民、姚作賓組織的中國“偽”共產黨大同黨，并認為沒有取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是這個組織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困。您怎么看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間的關系？
    蕭超然：除了由黃介民、姚作賓組織的大同黨，20世紀初期，同中國有關系、打出共產主義旗號和有文字記載的共產主義團體，大概還有七八家。這一事實足以表明，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產生，是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必然，是一種大趨勢，同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沒有什么必然的關系。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推動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重大作用。無論是思想上、組織上，還是物質幫助上，蘇俄和共產國際的作用都很大。大同黨最終夭折，同沒有蘇俄和共產國際承認和支持，的確也是有直接關系的，當時其他的共產主義組織也有類似的情況。但是能不能說，沒有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國共產黨就建立和發展不起來了呢？我想未必。中國共產黨產生、發展是當時國內外形勢發展的必然。沒有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會更加曲折，多一些磨難，但并不是發展不了。做一個不一定恰當的類比，中國研制原子彈，蘇聯人的幫助功不可沒，但后來蘇聯人撤走專家，停止了援助，卻激勵了中國人的斗志，原子彈還是由中國人獨立研制出來了。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無論如何是要建立和發展的，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
    記 者：石川禎浩先生這本書提出了一個新鮮的觀點，1920年11月，以《中國共產黨宣言》制定和《共產黨》月刊創刊為標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您怎么看這個觀點？
    蕭超然：這也是一家之言吧！但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應視做一個過程，《中國共產黨宣言》的制定和《共產黨》月刊創刊也是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步驟，但如拘泥于這一點，把《中國共產黨宣言》的制定和《共產黨》月刊創刊視為中共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開并無多大意義，這是我不能茍同的。我還認為，作為一個過程來說，中國共產黨成立應該講到中共二大，而不是止步于中共一大。一大在建黨過程中有重大意義，正是在一大上，一個統一的、全國性政黨宣告成立。但是一大的綱領還很幼稚，同歐美國家共產黨的綱領幾乎完全一樣，沒有中國特色。直到中共二大，才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國情相結合，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
    記 者：石川禎浩先生對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中著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這種說法所依據的高一涵的回憶錄完全沒有根據。“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到底是怎么提出來的？石川禎浩先生的書中也沒有說清楚。
    蕭超然：據我了解，“南陳北李”聯稱之譽，歷史上早已存在，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左”傾思潮越來越嚴重，這個說法湮沒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又被提出，并進一步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但迄今為止，“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個說法，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或哪篇文章，或哪次會議，并不清楚，而且一開始也沒有提出這個說法的原始根據。
    1978年，我開始致力于中國共產黨歷史和北京大學校史的交叉研究。從此，我就對北大校史的資料很關注。記得是1982年上半年，我妻子到北大圖書館查資料，她當時在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工作，組織編寫一本大革命時期婦女運動大事記的書，正在積極搜集資料。她回家后給我講，看到1927年5月24日《漢口民國日報》上有一則報道，講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學的追悼大會上報告李大釗生平事略，提到建黨。那時李大釗犧牲僅一個月左右，這則報道應該很有價值，我就讓她復印了下來。我看完復印件，感到很驚奇，很興奮，內容主要是講1920年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一事，其中提到南陳北李商議建黨。我覺得價值很大，給“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提供了原始根據。但當時我并沒有公布，覺得如果只是公布一則史料，分量不夠，應寫進一篇論文或專著中。1984年8月，我撰寫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一書完稿，把這則材料寫了進去。但因為印制問題，直到1986年4月，該書才正式出版，這則材料也才面世。這可能是國內披露比較早的。
    記 者：您怎么看石川禎浩先生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的完全否定？
    蕭超然：我寫過一篇文章《關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發表在《百年潮》2001年第7期（收入拙著《北京大學與近現代中國》時文字有小改動），是贊成“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說的，對高一涵的回憶作了一些考釋。今天看來，我這篇文章有些問題沒有說清楚，如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樣一個高度概括的歷史表述，最初究竟是如何提出來的這個重大問題，未做考證和闡釋；而且用高一涵的回憶這樣一個近似孤證的材料，來說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樣一個大問題，也覺得需要再認識。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不同意見，我覺得都很有意義，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有推動作用的。
    但是，我并不贊成石川禎浩先生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所持的完全否定的態度，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還要繼續挖掘，繼續研究。在這里，我想對《關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這篇文章，做兩點補充。
    石川禎浩先生否定“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他所提出的主要證據，是《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中所收藏的高一涵同胡適、陳獨秀的通信，這些通信可以證明高一涵當時不在北京，而在日本，并沒有如他的回憶中所說的那樣親身參與了護送陳獨秀出險一事。我最近到北大圖書館查看了《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應該承認高一涵當時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1920年2月陳獨秀在武漢講演后回到北京，面臨再次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危險，這是陳獨秀的許多朋友，如李大釗、胡適、王星拱等都很關注的。大家都在計劃商議，設法營救，后來具體落實到由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從北京脫險這件事。對當事人來說這是一件富有傳奇性的事，都應該留下很深的印象。高一涵從日本回國以后，先是和胡適關系密切，幫助辦《努力》周報。后來因《努力》周報出版困難，特別是由于革命形勢的高漲，高同胡適關系逐漸疏遠，而同李大釗的關系變得密切起來。1926年 10月，當北伐軍攻占武昌后，高一涵離開北京，去武昌中山大學任教，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從這一背景來看，高一涵完全有可能從李大釗口中（或其他相關人的口中）知道這件事的詳細經過。于此，我要強調指出，無論是從何種渠道，高一涵知道這件事，并且很詳細，這個基本點是肯定的。否則，他就不會于1927年4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學全體師生近2000人追悼南北烈士的大會上作《報告守常事略》的演講，明確肯定地提出：李大釗和陳獨秀“化裝同行”，“在途中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如果沒有更過硬的根據，僅僅根據《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所收高一涵于1920年2月13日從日本寄回國內的一封信，就判定高一涵“根本不可能知道陳獨秀和李大釗逃離北京一事”（《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譯本第91頁），這種邏輯推理并不嚴密，也是難以服人的。退一步說，即便高一涵的這則回憶是孤證。一般來說，孤證難立。但也不是說，凡是孤證證明了的事，都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還得結合相關情況，作具體的分析和推理。至于石川先生說高一涵的這則回憶材料是“道聽途說”甚或是“捏造”，就有點匪夷所思了。高一涵為什么要進行這種“捏造”呢？這樣的“捏造”，對他又有什么好處呢？回憶的某些細節，與事實有出入，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整體上看，回憶的基本史實是無誤差的，是可信的。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現在所能找到的原始根據，也并不僅僅是石川禎浩先生所說的高一涵的回憶這樣一個孤證。起碼據我所知，還有一個朱務善的回憶材料可以作為原始根據。朱務善，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曾同李大釗共過事，關系密切。新中國成立后他有一段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的講話內容相同的回憶：“一九二O年一月，大釗同志送陳獨秀去天津以轉往上海……他們化裝成下鄉討賬的商人，坐騾車出朝陽門，走了好幾天才到天津……路上，大創同志也與他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這則材料是一個朋友向我提供、轉述的，我也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釗傳》上看到了這則材料）。1998年，時值北京大學紀念建校100周年，我寫了一篇紀念性文章《馬克思主義與北京大學》，使用了這則材料。我曾就這段材料于1998年2月9日、10日兩次電話詢問《李大釗傳》作者之一朱喬森教授。朱教授告訴我：1960年他曾三次訪問朱務善，記錄了大量有關回憶李大釗的材料，他把這段朱務善的回憶材料寫進《李大釗傳》中，是經過斟酌，很鄭重的，因為是訪問材料，當時未注明出處。我問朱教授，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憶？朱教授說不是，因為他沒有訪問過高一涵。我又問朱教授：朱務善回憶材料，現在是否還保存著？朱教授說：“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李大釗被打成“叛徒”，寫李大釗傳被誣蔑是在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與《李大釗傳》有關的材料（當時稱為黑材料）都燒了。
    記 者：石川禎浩先生主張，構建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首先應對回憶錄進行一番徹底清算，然后主要依靠第一手資料，并對國內外文獻進行徹底的相互對照和比較。他還認為，中國國內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研究，過于偏重回憶錄，不重視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資料。您怎么看他的觀點？
    蕭超然：石川禎浩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對的，做研究當然應該主要運用第一手材料，不可偏重回憶錄。但是我覺得他對中國同行的評價，有點過頭了，并不符合實際。中國學者總體上絕對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不重視第一手資料，用回憶錄代替。這當然也不是說在研究過程中沒有他所說的那種不足，改革開放以前檔案開放得太少，學者研究不得不較多依賴回憶錄，這是客觀環境使然，不是學者本身的錯。隨著檔案資料的不斷開放，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少，中國學者也越來越重視和運用第一手資料。
    石川禎浩先生對有關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回憶錄的看法，我認為多是有所偏頗的，比如他說“1949年以后，受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影響，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回憶錄，它就如百寶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應手的所謂‘史實’”，就有點太過頭了。回憶錄作為當事人的親身經歷，盡管可能有種種問題，包括石川禎浩先生所說的相互繼承和層積的問題，但仍有它的價值，關鍵是如何運用，把回憶錄同回憶錄互相對照和比較，把回憶錄和第一手資料互相對照和比較，這樣運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其實，石川禎浩先生這本書中引用回憶錄證明他的觀點的比例并不小，包括引用中共一大代表的回憶，有些還被當做關鍵性的證據，石禎禎浩先生所說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呀！
   （2006年第6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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