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 匹夫·
最近，我從網絡上讀了于光遠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后》。余秋雨的兩篇文章是針對青年學者余杰的《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而寫的。而于先生的文章是應《深圳周刊》某同志之約，對余秋雨的文章發表高見的。于先生是泰斗級的人物，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一介草民，本不敢對其大作評頭論足的。可是，讀了于先生這篇文章之后，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好斗膽在這里說幾句心里話，不知是否會以“人還在，心不死”之名而招惹禍端。
我認為，余杰的文章是敦促余秋雨懺悔的，而于先生的文章給我的感覺是要把余秋雨這個“文革余孽”揪出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于老先生說他“對文革期間一般的造反派的興趣倒是不小的”。于是，于老先生由余秋雨的文章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繼而又想到清算文革罪行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什么是“三種人”？于老先生的文章中說的再清楚不過了（這也算是在給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輕人補上一課吧）。于老在文章中寫道：“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參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開的會議，研究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文件《關于整黨問題的決議》的草稿。在這個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黨內清理‘三種人’。所謂‘三種人’中的第一種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幫結派，造反奪權，升了官，干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第二種人是‘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竭力宣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干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后，明里暗里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第三種便是‘打砸搶分子’”；“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會議上我即席發表了一個意見，說：如果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立即著手查明誰屬于整風文件中的“三種人”，那是很容易的。當時黨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這個工作，揪出了許多這樣的‘三種人’。可是當時沒有可能把這樣的工作做得徹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提出中央認為‘適應國內外的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個會議的參加者——包括我在內——都同意這個提法，因為真要把‘四人幫’的爪牙的問題查清并作出處理是要花很多的時間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一年之后，實行這樣的轉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黨中央從國家長遠的事業考慮，感到純潔黨的隊伍的必要性，決定在二中全會上討論整黨問題。這時候大家認為讓‘三種人’留在黨內會是一個禍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種人’作為黨中央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是這時候機關里的許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單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變動，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來了解他們的那些人的視線之內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還擔任了負責工作，再去查他們，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乎，于先生提議成立個“三種人研究所”（于老不喜歡“專案組”這個名稱），“這種研究不妨帶一點學術性，而且爭取長期存在”；還提出了具體設想：“建議從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組織，如首都紅三司、上海工總司、清華井岡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軍內一小撮、黃帥事件、張鐵生事件、張志新事件……；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寫作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廣思、唐曉文、鐘佐文，上海的羅思鼎、石一歌、丁學雷……等出發，把所有重要當事人一個一個列出來，區別當時參加活動的情況和文革后的表現，進行科學研究，然后采取對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關于“成立三種人研究所”的建議胡耀邦只是“當即表示贊同，但最后沒有被采納”。以至于使一些“三種人”“蒙混過了關，反而神氣了起來”，有的還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學者，甚至還掌握了某些權力。更令人遺憾的是，由于中央沒有采納于老的建議，致使文革中“于光遠聯絡站”的造反頭頭至今沒有揪出來。這樣一來，已經85歲高齡的于老先生何以能瞑目呢？！
于先生在文章中說：“我一點不覺得當年對這些人的審查如何‘嚴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而據我所知，當年對“三種人”的清查是夠嚴格、夠徹底的。于先生大可不必為有幾個漏網者而不放心。請看某省清理“三種人”中的幾組數字：
①干部被處理情況：該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至目前（九月統計）已處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于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這是官方公布的數字。這里所謂“免于處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該省共有省、地、縣三級領導班子135個，立案審查和處理的數量之大是可以算出來的。實際上處分的數量大大超過這個數字。請看：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處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審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黨察看1人，撤職1人，嚴重警告2人，上報處分未獲批準令其離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組織、宣傳、統戰、辦公廳、生產指揮部）正副部長33人，清查、批判、處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開除黨籍3人，留黨察看2人，撤職6人，嚴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該省有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一個市），批判處分97人，占82、3%。其中，審查批判期間死亡7人，判刑17人，開除黨籍4人，留黨察看9人，撤職18人，嚴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職下放10人，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等處理；原縣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未受審查，保留原職者甚少。
②逮捕判刑情況：1981年該省省委第二書記在省委工作會議上，說：“全省共判處打砸搶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以刑事罪抓的，實行勞動教養的還不包括在內。例如一個小城市，判刑96人，卻抓了318人，勞教37人，抓一兩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
③突擊判刑
1979年底，該省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們的行動被束縛，就緊急布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大搞“突擊判刑”。為阻止這些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訴，把“終審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把本應該由高級法院審理和正在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縣、區法院審判。有的人法院已經向本人宣布沒有問題可以釋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已關押三年多。在有些情況下，量刑輕重，竟是按原來擔任職務的高低來確定的。這次“突出判刑”，全省共判處2400多人。
我很贊同于先生的這個觀點：“我認為是否是‘三種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頭銜或者參加哪個組織為根據，而要看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政治本質”。可是，在清查“三種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頭銜定罪的，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種人”等同起來。誠然，如果這些被處理的人真的是罪有應得，也無話可說。事實卻不是這樣。如能進行一下調查研究，就會發現，許多被處理的“三種人”，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如今，他們中有的已經含冤死去，有的現在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牽連，在貧困交加中活著（不能叫生活！）。
二十年來，社會上對造反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圍剿始終沒有停止過，而且全是一種聲音——聲嘶力竭的控訴和狗血噴頭的謾罵。其形式或電影，或電視；或文章，或小說多種多樣，不一而足。在青年人心目中，造反派早已是土匪、魔鬼的代名詞。在“不爭論”的前提下，誰敢說一個“不”字？可是，為什么“余秋雨之流”和“揪于光遠聯絡站”的頭頭們還能隱藏下來，甚至“被重用在要害部門擔任重要工作”呢？從文化大革命過來的人都知道，這場史無前例的、震撼世界的運動，是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是億萬工農兵、干部、知識分子參加的群眾運動。一句話，跟著毛主席造反的人太多了。可是真正的“打砸搶”分子和干壞事的人卻是少數。多數人是造反而沒有起家，即便是掌了權也沒有行賄受賄、貪污盜竊、以權謀私、瀆職失職。而是帶領群眾“學大慶”，“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于是，氫彈爆炸成功了；萬噸遠洋巨輪高陽號成功下水了；第一座南京長江大橋提前通車了；最大的水泥廠、氮肥廠、大型軋鋼廠建成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了；世界上首次人工胰島素合成了；袁隆平雜交水稻研究成功了；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長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紅旗渠通水了……甚至創造了偌大一個國家，既沒有內債也無外債的奇跡。
有人會說：經濟發展是廣大工農群眾的功勞,與你造反派何干?請不要忘記,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在文革期間,工農兵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力軍。有人還會說，如果沒有文化革命，經濟發展會更快。請問，這里的經濟是指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是私有經濟？對于私有經濟來說，文革就是它的墳墓。事實上，文革發展的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而私有經濟才真是到了“崩潰的邊沿”。誠然，近二十年來，科技發展了，人們生活提高了，城市建設發展了，可是國家內債外債究竟有多少？敢不敢公布于眾？如果也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人民償還蘇修的債務那樣，恐怕就不是“勒緊腰帶”的問題，而是“刮骨熬油”也還不清。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可是如今貧富差距日益嚴重，80%的錢掌握在20%人手里；國有企業紛紛垮臺、兼并、走不出困境；工人下崗、官僚腐敗、黃賭毒泛濫、惡性案件不斷發生究竟是何原因？難道是因為“三種人”沒有清查徹底所造成的嗎？
毛澤東曾說過：“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足呢”？毛澤東在評價文革時還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當然，文化大革命被定為一場“浩劫”被徹底否定，毛澤東的這段話也就不是“最高指示”了。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每個人都不例外。文革中許多老同志被打成“走資派”遭受批斗，這種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教訓應該永遠記取。但是，糾正階級斗爭擴大化不等于不要階級斗爭。蘇東解體的教訓是深刻的。幾年來許多文革中受到沖擊的老同志站在黨性立場上，毫不計較個人恩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一切不良現象進行堅決地斗爭。他們不愧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有的人，聽到“階級斗爭”這個詞，就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文化革命又來了。難道他們真的不講階級斗爭了嗎？不，他們講的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斗爭。他們的邏輯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所以，當年于先生提出成立“三種人研究所”，我看不必要了。實踐證明，這些隱藏下來的“三種人”絲毫沒有阻擋改革開放的步伐。還有像筆者這樣思想的人，一沒權，二沒錢，貧困潦倒，半截入土，在這里說這么幾句過時的話，也不會有人聽，興許還被一些人恥笑為“弱智”“迂腐”，估計不會對社會有啥妨礙的。倘若遇上“算賬派”把筆者抓起來，那就更謝天謝地了，鄙人可有吃飯的地方了。
在于老先生文章的啟發下，我突發奇想，是否應成立個新的“三種人”（“走資派”、“腐敗分子”“資產階級自由化”）研究所，把這“三種人”的特征、危害研究一下，以便找出對付辦法。我想老百姓是會拍手稱快的。看一看當年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哪些打對了，哪些打錯了，抑或都錯了。如果那時候還看不清一些人的真正面目或著說他們的表演還不充分的話，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應該看清楚了。說到這里，我想到一個真實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經濟上實行雙軌制，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倒賣計劃內指標，大發橫財，中飽私囊。有個縣石油公司的經理也到北京想搞點石油計劃，卻空手而歸。此人常常為文革中有無“走資派”與別人爭論。這次從北京回來后，竟找到一個當年造過自己反的人說：“原來我不相信有走資派，誰知現在到北京一看，走資派不僅有，而且跑起來了！”于先生說他文革中是“走資派”，是真“走”還是假“走”，是否也需要在“新三種人”研究所研究一番呢？我看于老先生是“跑”不起來了，老矣！
關于成立“新三種人”研究所的建議只是草民的遐想，不會被采納的。一些人也不必害怕。
有感而發 2000年10月16日
附件一：網上跟貼選登
作者：青近軍 回復日期：2001-4-22 9:34:32
時間，將澄清籠罩歷史的迷霧，還人們一個是非的真相！
作者：童天一 回復日期：2001-4-22 12:01:16
有意思！我在于光遠剛過歲生日時，去看過他。他說，我現在比毛澤東大了，可以對他說點事情了。有趣。我跟他還合照一張。
他寫有關歷史的東西，有人專門為他核實材料。以前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一個老人的記性怎能這么好？比如，昨天我做了什么？我現在都不能一一回憶出來。
作者：秦敏 回復日期：2001-4-22 12:23:18
文中的一些想法很有道理。
無非是怎么看待當權和歷史的問題。有的人理論上一套一套的，實際上干起來卻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以為清查歷史不如搞清現行。
對的，文革中有“現行犯和歷史犯”之分。
Re: 現在需要清理"新三種人": Greatly GOOD! - 3 bytes - 0 visitors wenge 18:14:12 4/23/2001 (0)
Re: 現在需要清理"新三種人"-好得很！ -1 bytes - 0 visitors 鄭里15:02:38 4/23/2001 (0)
附件二：于光遠：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后
寄到我家的刊物，通常我都要先粗粗地翻一下。三個月前我在《深圳周刊》上看到一篇《接受本刊專訪：坦露心跡，余秋雨將告別文壇》。標題很吸引人，我就看了下去。原來是青年學者余杰寫了一篇《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揭露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余秋雨就寫了封公開信答復了余杰。兩余之間的這第一個回合都已經在《中國新聞周刊》上發表過。而《深圳周刊》這一期則刊出余秋雨又接受該刊記者的采訪同記者的對話。三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萬多字。余秋雨頗負文名，很遺憾他的大作我一篇都沒有讀過。唯有這期《深圳周刊》中有關他的全部文字我每個字都看了。讀后我才知道原來余秋雨是文革中與造反派組織有牽扯并做了不少事的人。我不是根據余杰文章，而是根據余秋雨自己寫的、講的這兩篇來這樣認定的。不過在那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參加造反派組織的人千千萬萬，有各種情況，余秋雨屬于哪一種，除他寫的表明的情況外，還有些什么我沒有研究，也不想研究，就說不好了。
現在我提起筆寫這篇短文，除了正好《深圳周刊》的于愛成同志向我約稿外，并非我對余秋雨有什么興趣，更不想介入二余之爭。但我對文革期間一般的造反派的興趣倒是不小的。回想起１９８３年，有一回我參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開的會議，研究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文件《關于整黨問題的決議》的草稿。在這個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黨內清理“三種人”。所謂“三種人”中的第一種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幫結派，造反奪權，升了官，干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第二種人是“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竭力宣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干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后，明里暗里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第三種便是“打砸搶分子”。決議說區分是不是“三種人”的根據，是本人對黨、對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實，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頭銜或參加哪一個組織。現在我手邊還沒有查到當初拿出來讓我參加研究的那個稿子。估計在我的那個“故紙堆”中會有，但找起來太費事，所以只在書柜里找到那次會議通過的決定。當初拿出來討論的草稿和后來通過的決定修改不多，這個決定對我今天寫回憶也夠用了。
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會議上我即席發表了一個意見，說：如果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被粉碎后，立即著手查明誰屬于整風文件中的“三種人”，那是很容易的。當時黨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這個工作，揪出了許多這樣的“三種人”。可是當時沒有可能把這樣的工作做得徹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提出中央認為“適應國內外的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個會議的參加者——包括我在內——都同意這個提法，因為真要把“四人幫”的爪牙的問題查清并作出處理是要花很多的時間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一年之后，實行這樣的轉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１９８３年，黨中央從國家長遠的事業考慮，感到純潔黨的隊伍的必要性，決定在二中全會上討論整黨問題。這時候大家認為讓“三種人”留在黨內會是一個禍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種人”作為黨中央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是這時候機關里的許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單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變動，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來了解他們的那些人的視線之內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還擔任了負責工作，再去查他們，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認為是否是“三種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頭銜或者參加哪個組織為根據，而要看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政治本質。要慎重準確就要講科學，因此我建議中央成立個“三種人研究所”。我不喜歡“專案組”這個名稱。我還有一個想法，這種研究不妨帶一點學術性，而且爭取長期存在。我建議從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組織，如首都紅三司、上海工總司、清華井岡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軍內一小撮、黃帥事件、張鐵生事件、張志新事件……；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寫作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廣思、唐曉文、鐘佐文，上海的羅思鼎、石一歌、丁學雷……等出發，把所有重要當事人一個一個列出來，區別當時參加活動的情況和文革后的表現，進行科學研究，然后采取對策。我這個意見胡耀邦當即表示贊同，但最后沒有被采納。
當時我還想，即使對那些也許還算不上“三種人”，但是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做了壞事的人，經過我說的那個研究所研究了一番之后，把初步結論同本人見面、與群眾見面也可以促使他們好好反思一下，使他們了解，把他們挽留在黨內并不是自己蒙混過了關，黨對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對于他們自己會有好處，群眾也學會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來有一大篇話想說，只是在這個會上有許多同志要發言，我不想占用過多時間，因而來不及發揮。
后來我注意到，不少當初參加造反活動起家的人，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鑒定和處理，因而以后出現不應該發生的現象。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對“三種人”觸動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結果有些“三種人”或者應該在整黨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過了關，反而神氣了起來。對這樣的人，張三、李四，過去怎樣在造反中起家，現在又怎樣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門擔任重要工作，有許多同志可以舉出許多確鑿的事實，他們寫了材料送到有關組織去，但沒有答復。我在文革中是走資派，造反派中的情況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北京就有一個“批斗于光遠聯絡站”，下面還設有若干分站，開了我一系列斗爭會。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親自布置過兩回，站上的負責人我一個也不知道。我還知道有一個“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聯絡站”,我對這個聯絡站的情況也一無所知，只知道它的一個頭頭后來就在一個宣傳機構中當權，管起學術理論批判工作來了。因此我一點不覺得當年對這些人的審查如何“嚴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這一期（對了，我找到一看是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之后，有所感，寫了這樣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擺老資格，說他太年輕了。我８５歲了，也擺一擺老資格，翻一翻陳年老賬。
□ 原載《深圳周刊》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