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陽歌》的演化軌跡

寧業高

《文史知識》2007年第6期

     安徽鳳陽縣，家喻戶曉；小曲《鳳陽歌》，婦孺能唱。“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這支小曲已經演唱六百多年了，從淮畔鄉村埂頭唱到大明皇宮殿堂．從古代戲曲舞臺唱到現代校園課堂，從華夏五湖四海唱到寰球五洲四洋，它不只是安徽淮河地方的一種鄉調、一支民歌，而是中國民歌史上的一曲經典、一朵奇葩。

這支小曲在穿歷各個歷史時期及重大事件過程中，由不同人群以不同目的改編出四十馀種演唱本而各為其用。溯述其來歷、發展及版本演化徑跡，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它既是朱明皇帝的頌歌，又是明末義軍的謠歌：既是清政府的傭歌，又是江浙移民的怨歌；既是兩淮流民的乞歌．又是……

一  朱明皇帝的頌歌

    說起《鳳陽歌》，人們第一感覺抑或以為它是朱明王朝的咒歌，其實不然。鳳陽這地方古稱“鐘離”，明洪武七年(1374)在此建中都皇城，擇地鳳凰山之陽才改稱的。明風陽知縣袁文新述其名源說：“國朝啟運，肇建中都。營皇城宮闕……席鳳凰山為殿，勢如鳳凰，斯飛鳴而朝陽，故日‘鳳陽’。”(《鳳陽新書》卷3)

    朱元璋是鳳陽的兒子，他期望這個嶄新吉祥的名字能給家鄉帶來好運，富裕新生。并以劉邦恩澤沛縣為例一次次說服眾臣，詔諭惠政：“今鳳陽、臨淮二縣之民，雖不同我鄉社，同鐘離一邑之民……永不課征。”(《鳳陽新書．帝語》)“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明實錄·太祖實錄》)。“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明史．太祖本紀三》)。朱元璋非常尊敬老人，還決意要比劉邦做得更好，每年都親自給老人們做壽祝福，唱歌跳舞，打花鼓聯歡。明代學者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南都打春》稱：“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據《鳳陽新書》等記載，朱元璋不只一次以皇帝的口氣、鄉親的情愫對鄉人說：你們在家鄉，有福的去做父母官，無福的就給我看守陵墓，種田的不要你們交租稅，年老的只管逍遙自在地吃酒。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們就唱著過吧!

作為政治經濟特區的鳳陽人飽享皇恩，自然把感恩的鑼鼓敲得震天動地。洪武年間，凡逢年過節遇喜慶大事，鳳陽花鼓隊便駕彩馬香車，從鳳陽府唱到應天府(今南京市)，從六部大院唱到乾清殿、坤寧宮，給朱皇帝、馬皇后道喜祝福：

說鳳陽，道鳳陽，手打花鼓咚咚響，

鳳陽真是好地方，赤龍升天金鳳翔，

數數天上多少星，點點鳳陽多少將。

說鳳陽，道鳳陽，手打花鼓咚咚響，

鳳陽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蕩，

不服徭役不納糧，淮河兩岸喜洋洋。

    傳唱于鳳陽、南京一帶的這支《鳳陽歌》，歌詞質樸，節奏輕捷，曲調歡快，反映了明初鳳陽人歡樂之情與感激之心。朱元璋生肖龍，由紅巾軍領袖坐上大明龍廷，民間說他是“赤龍天子”。皇后馬秀英小他四歲，屬雞，百姓喻以“金鳳”。完顏海瑞所著《天子嬌客》第十六章有這樣一段描寫：洪武十六年馬娘娘病愈之后，朱元璋在一次皇親聚會上以粗獷的聲嗓演唱：“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寶地上出了個朱皇帝，上天又送來馬娘娘。”

朱元璋死后，嫡孫朱允炊繼承皇位，燕王朱棣興兵南下從侄兒手里奪取皇位，并于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燕州(今北京市)，以應天府為南京。此后鳳陽、南京的地位和風采便日見其下。

鳳陽去，鳳陽來，問你鳳陽幾條街，

幾條長來幾條短，幾條平整幾條壞，

九條通往燕州府，一條連接鳳凰臺。

明代學者李翊記載：“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為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春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戒庵老人漫筆·南都打春》)遷都之后，原先每年新春進宮獻禮的鳳陽、南京、江寧等府縣的花鼓藝人便流落街頭，合入敲鼓走唱的“打春”隊伍，身披黃褡褳沿街逐戶敲鑼唱吉語，然后索點賞錢食糧。“從事‘打春’活動的大多是安徽人，二三人一班，敲打鑼鼓，背的是鳳陽花鼓。‘打春’曲調很輕巧，頗為好聽，內容是朱洪武出世的情況，開頭第一句都是‘說鳳陽。道鳳陽”’(《唱麒麟與打春》)。這種歌辭舞式，流行于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一帶，直到20世紀中期仍盛行不衰。

二明末義軍的謠歌

    朱元璋是農民的兒子，特別關注農民、農業、農村，大力推行一系列耕熟墾荒、獎勵農桑的政策與措施，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府庫民室都儲糧豐富。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統計，全國可耕種田地已達850多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多。“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明史．食貨志二》)。農業發展，經濟復蘇，朱元璋受到臣民歌頌為勢所必然。《宴饗九奏樂章》日：“炎精開運，篤生圣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黃黃，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明史．樂志三》)

既然如此，那么為何唱出“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呢?這個中自有緣由。誠如許國紅博士所考：“這首歌詞是明末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占鳳陽以后開始出現的。”(《鳳陽歌的歷史淵源初探》)河南杞縣人李巖，雖舉人出身，然其在朝任兵部尚書的父親李精白與閹黨魏忠賢有瓜葛而被誅，使得他在縣鄉遭受鄙薄，本人又因案下獄，兩代人的仇恨使他誓與朱明王朝不共戴天，歸合李自成之后，即勸“收人心以圖大事”，并編寫各種謠諺，挑選能說會唱的人扮成商人、流民，奔波城鄉，教婦幼傳唱。“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謠諺均出其手。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鳳陽歌》曲調早就傳唱朝野，改編的詞也通俗易懂，怨罵委婉，所以在朝政腐敗、天災人禍的明末特能抓民心、激民憤，很快便傳遍中原大地、河北江南，不到一年，義軍就發展到雄師百萬。

    史有奇趣，元末農民義軍將朱元璋推上皇帝寶座，277年后，農民義軍將朱皇帝從龍椅上揪了下來。l644年春，李自成攻北京。33歲的崇禎帝(朱由檢)與窮途末路的明王朝同歸于盡。

事有變數，貢獻巨大的李巖遭讒被除，緊接著李白成兵敗。義軍潰散，紛紛流人冀、晉、陜、豫一帶打花鼓乞討，流傳于黃河兩岸的山西祁太秧歌歌舞節目《打花鼓》詞云：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花鼓夫妻沒得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南京收了走南京，北京收了到北京，

南北二京全不收，黃河兩岸度春秋。

《鳳陽歌》給朱皇帝、明王朝畫了一個圓，又給李自成、李巖畫了一個圈。

三  清政府的傭歌

    金庸小說《鹿鼎記》第五十回有這樣一段描寫：康熙皇帝玄燁瞥瞥眼前那個連連磕頭的韋小寶，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出神半晌，緩緩地道：“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么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臺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韋小寶說道：“奴才聽打鳳陽花鼓的人唱歌兒，說什么‘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現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皇上鳥生魚湯，朱皇帝跟你差了十萬八千里，拍馬也追不上。”康熙微微一笑，道：“你起來罷!”

    玄燁為何微笑?也許是他從韋小寶話中悟出了個好主意，謾罵朱皇帝的《鳳陽歌》正可借來撫慰漢民之心，填堵那些抗清復明的“反賊”之 E1。在清政府大力策動與強權逼迫下，官府筑戲臺，民間擺曲場，九州齊唱《鳳陽歌》。有詩為證，詩云：“秧歌初試內家裝，小鼓花腔唱鳳陽。”(彭啟旭《都門竹枝詞》)“滾樓一出最多情，花鼓連相又打更。”(楊映昶《都門竹枝詞》)“小兒花鼓鳳陽調，士女周遭拍手笑。”(陳于王《都門竹枝詞》)“賽會時光趁踏青，記來妾住鳳陽城。秧歌爭道鮮花好，腸斷咚咚打鼓聲。”(李聲振《百戲竹枝詞》)山西唱，詩云：“鳳陽少女踏春陽，踏到平陽勝故鄉。”(孔尚任《平陽竹枝詞》)關東唱，詩云：“誰是主人誰是客，團團聽打鳳陽鑼。”(太素生《沈陽百詠》)江西唱，詩云：“彈弦賣唱都廬幢，多年鄰封逐此邦。還有逃荒好身手，生涯花鼓鳳陽腔。”(陳文瑞《西江竹枝詞》)南京唱，詩云：“山東大鼓鳳陽花，女子說書斗齒牙。”(張元塤《故都雜詠》)蘇州唱，詩云：“城東唱罷復城西，小鼓輕鑼各自攜。”(劉景晨《題(打花鼓)圖詩》)揚州唱，詩云：“揚州花鼓多熱鬧，唱罷秧歌唱鳳陽。”(王敬一《揚州T竹枝詞》)浙江唱，詩云：“清水十分花鼓娘，花腔巧調出鳳陽。”(溫州花鼓調)“鳳陽鼓，鳳陽鑼，鳳陽的人兒唱秧歌。”“鳳陽女．花鼓敲，打鑼的男人跟著跑。”(顏自德選輯、王廷紹編訂《霓裳續譜·綴白裘．鬧燈》)城里集會唱，詩云：“逐隊幢幡百戲摧，笙簫鐃鼓響春雷。

盈街填巷人如堵，萬盞明燈看駕來。”(崔旭《皇會》)鄉下集市唱，詩云：“村落咚咚花鼓戲，千人萬人雜遠至。臺高八尺燈四圍，胡琴一響心乍開。”(潘際云《花鼓戲》)生于乾隆三十年的據清著名學者諸聯(上海青浦人)記載：“花鼓傳來三十年，而變者屢矣，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以鄉野，繼以鎮市；始盛于村俗民氓，繼沿于紈绔子弟。”(《明齋小識》)京、津、冀一帶更是唱瘋了，競把《鳳陽歌》叫作“瘋秧歌”。

左手鑼，右手鼓，手拿著鑼鼓來唱歌，

別的歌兒我不會唱，只會唱首鳳陽歌。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

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鳳陽，小鳳陽，鳳陽城里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文王，坐落龍廷倒有九年荒。九呀九年荒。

有錢之人賣田莊，無錢之人賣了兒郎。

夫妻二人無有田莊賣，打鼓賣藝走他鄉。走呀走他鄉。

清初，南明魯王(朱以海)在金門，閩中尤其是福州一帶，是南方軍民“反清復明”的中心之一。清兵進攻福州時，特意挾帶千馀人的花鼓隊，大唱《鳳陽歌》，咒罵朱皇帝(清初“海外散人”撰《榕城紀聞》、民國陳衍著《臺灣通紀》)。

恨只恨朱皇帝，做什么皇帝?

害得我鳳陽府，十個有九個出來打花鼓。

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從歌詞中能聽得出話音來，演唱人是明罵朱皇帝，暗怨清政府。

四  江浙移民的怨歌

    《鳳陽歌》的演唱者并非都出于被迫，自愿者也并非都是鳳陽土著人，他(她)們中有江蘇、浙江富豪移民的子孫，也有被押解來鳳陽屯田墾荒罪犯的后人。

    史實告訴我們．農民出身的朱元璋面對百廢待興的社會強行施政，一是“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佑貧抑富”；二是厲行“安撫流民”、“移民墾荒”、“以富帶貧”的政策，并在鳳陽府試驗。首先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等地將無田業者四千馀戶調入鳳陽墾種，由政府撥給牛、種、車、糧，并惠以“三年不征其稅”。特令“官吏罷職者、民犯流罪者，俱發鳳陽屯田耕種”。“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五年正月‘詔，今后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十月，‘上以時營中都，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六年正月，‘宥沮壞鹽法死罪輸作臨濠’；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免死，輸作終身；徙、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后屯種’。發往中都的罪犯，計五萬馀人，其中：‘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至于百姓犯罪被罰到鳳陽輸作的，必然超出此數”(《鳳陽縣志·明中都》)。同時，強令“遷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企以江南富鄉的人、財、物力和生產經驗、技術來給鳳陽增強致富意識和注入發展活力。效果很顯著，鳳陽很快就展現出勃勃生氣和興旺景象，于是便在全國多處貧困地區推行此策。

喜沐皇恩的鳳陽及其周邊府縣的土著人在敲鑼打鼓給朱皇帝歌功頌德的同時，而江浙移民及黜官、罪犯的家屬、后人則怨恨入骨。《鳳陽新書》稱：“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怨嗟之聲，充斥園邑。”《明史·食貨志一》亦有同類記載：

說鳳陽啊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就起出了個朱洪武哇，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田莊，小戶人家賣兒郎。

我家沒有兒郎賣，肩背花鼓走四方。

朱皇帝倒了，他們便放開嗓門大罵“朱皇帝”。清代史學家趙翼(常州人)耳聞目睹并親筆記下了移民回歸演唱《鳳陽歌》這一事實：“江蘇諸郡，每歲冬，必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間始回。其唱歌則日：‘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行乞如故。《蚓庵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者潛回省墓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陔馀叢考》卷41“鳳陽丐者”)

五  兩淮流民的乞歌

有明一代，尤其是洪武、永樂年間，在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下．鳳陽府的戶籍只進不出，江浙移民想回老家也只是私下的個別行動。朱明政權倒了之后，原鳳陽府及淮河兩岸出現了移民大回遷，伴隨出現淮民大流亡，人們在回遷、流亡途中，演唱《鳳陽歌》成了他們索錢財、討飯吃的手段．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

自從出了個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家小戶沒有辦法呀，思想各人過生活。

大家戶口賣騾馬，二等戶口賣田莊，

三等戶口沒有的賣喲，身背花鼓走四方。

“鳳陽婦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黃河。北風吹雪沙撲面。咚咚腰鼓自婆娑。……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卻官租還種田”(魏裔介《秧歌行》)。借唱行乞，冬出春歸。荒年這樣，熟年也這樣，淮河兩岸許多縣鄉漸漸形成風俗。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撫潘思榘《請調濟災地事宜疏》稱：“鳳、潁民風樂于轉徙，在豐稔之年，秋收事畢，二麥已種，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歸。”(《皇清奏議》)“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光緒《鳳臺縣志》卷4)。這種風俗直延到近代、現代，1876年的《申報》還這樣報道：淮民“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間方歸，以事田疇，謂之‘逃荒’。此其相沿之積習也”!

唱花鼓，渡黃河，淚花卻比浪花多。

手提花鼓上長街，彎腰拾得鳳頭釵。

雙鳳蹁躚落釵股，妾隨阿娘唱花鼓。

唱花鼓，過沙場，白骨如山不見郎。

阿姑嬌小顏如玉，低眉好唱懊儂曲。

短衣健兒駐馬聽，胯下寶刀猶血腥。

    起初是以唱乞食，以乞養生。后來是以唱賺錢，以藝謀生，《鳳陽歌》成了乞討藝人的保留曲目。“鳳陽婆”成了乞討藝人的代名詞。“如果說鳳陽花鼓是一種文化符號。‘鳳陽婆’同樣是一種文化符號。在江南地方。人們看到女丐，無論其是否來自鳳陽，一律稱為‘鳳陽婆’。在他們的一tk,目中，‘鳳陽婆’已不再是鳳陽女丐的專稱，而僅僅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這是把淮北流民現象視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旁證”(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流民現象發生的文化學考察》)。

清道光年間曾任博陵、海通等縣知縣的吳世涵《流丐》詩紀實了他的親眼所見和躬自調查：“居民已嗷嗷，流丐復四集。百十成其群，布滿鄉與邑。借問從何來，滁鳳與宣歙。……其中有良家，逢人掩面泣。自云不愿來。無奈眾迫脅。……”由此可見，這種流民風俗裹挾著許多并不情愿的婦女兒童跟著背井離鄉，外地受苦。兩淮流民之風蔓延，漸漸影響到鄰近的蘇北、河南、山東。《乾隆沂州府志》記載：“幾與鳳陽游民同，到處流亡，以四海為家。”有識之士為之慨嘆憂慮，“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甘心棄顏面，踉蹌走塵途。如何齊魯風，仿佛鳳與廬”(陳登泰《逃荒民》)。“鳳與廬”即指明清時期鳳陽府與廬州府一帶的縣鄉。

敲起鼓。打起鑼，敲鑼打鼓我來唱歌。

別樣歌兒勿會唱，會唱鳳陽是花鼓。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田莊，小戶人家賣兒郎。

我家沒有兒郎賣，肩背花鼓走四方。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得好丈夫。

人家的丈夫做官又坐府，我的丈夫是個打花鼓。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討不了好老婆。

人家的老婆繡花又繡朵，我的老婆貪吃又懶做。

花鼓藝人耳朵靈，哪里富裕哪里奔。中國古來東南富，流民奔走的方向主要是江浙，不見東海不回頭。《鳳陽歌》隨著流民傳唱到浙江東南沿海的溫嶺縣，被改編成當地的《天皇花鼓》唱詞，演員化妝和歌舞形式也有所改變，由少年男女兩人穿戲裝，邊唱邊舞，哀訴災情以求資助。或唱吉利討取彩頭。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田莊，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

白云千里過長江，花鼓三通出鳳陽。

鳳陽自出朱皇帝，山川l枯槁無靈氣。

妾生愛好只自憐，別抱琵琶不值錢。

唱花鼓，渡黃河，淚花卻比浪花多。

此唱詞見載  1922年10月13日《申報》。后段內容完全是新增，從言辭、語氣與結構樣式上看，與前段大不一樣，差不多是二句一換韻。歌詞中明顯地渲染了江湖藝人的色彩，其中具體點出“過長江”、“渡黃河”．這已是典型的“流民式乞丐歌”了。

淮河兩岸花鼓藝人外出的另兩條路線，一是隨晉商進入山西。與當地歌舞藝術結合孽生成新品種，祁州、太原一帶叫“祁太秧歌”，沁縣、萬榮、聞喜等地則叫“晉南花鼓”，進而“走西口”，演變成“內蒙二人臺，，與“陜北秧歌”。另一條線是溯長江而上，入湖、湘、川、蜀，與各地歌舞融合。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著花鼓走四方。

看前方雪白茫茫，母女相依守凄涼。

嘗盡人間辛酸事．饑寒交迫淚汪汪。

大地瓜落地咚咚響，破陋的裙子替我藏。

千山萬水有時盡．何年何月回故鄉，

何年何月回故鄉，回故鄉!

唱詞更加細膩、真切地傾吐了流民浪跡四方的哀音，他們想念故鄉，盼望回家。誠如韓昭慶教授所慨嘆：“從明初政府向鳳陽地區實施的優惠政策來看，朱元璋巴望著建設好中都，讓家鄉人過上好日子，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名字竟成了乞丐歌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明清時期黃河水災對淮北社會的影響探微》)

    《鳳陽歌》歷經六百年風雨洗禮、烈火涅煉、幻形演義、冶成瑰寶——它是一支歌，唱出百姓的悲與怨；是一面鏡子，照出封建皇朝的興與衰；是一部書，寫出了明清以來的社會史、移民史、流民史；是一卷畫．描繪出了中華古代近代政治、軍事、民俗文化的長卷畫圖——雖不似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那般清晰、細膩、繁華、歡樂——它不只以小小汴梁城街為視野，卻會比鄭俠《流民圖》更為廣闊、博涵、粗獷、渾成——它是以偌大九州地域為背景。

    《鳳陽歌》是支非同尋常的民歌，“民”中見政，“歌”中載史。倘有“史歌”之說，此當屬之。

(作者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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