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余 言
整理者按：經過反復聯系，2005年冬至2006年夏，武漢文革時期的“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先生，接受了兩個武漢文革經歷者的拜訪。雙方坦率地交換了個人文革經歷、對歷史的看法。由于俞曾患腦血栓中風，身體恢復不久，不便長談，談話分多次間斷進行；談話中俞還顯示不少后遺癥狀，會在交流的最關鍵地方出現語塞，記憶模糊，或有明顯的時間、邏輯出入，乃至偏執性的臆想，一些關鍵問題，他也不想多承擔自己的責任。盡管如此，他對文革重大問題的態度還是較為明確和坦率的，談話有一定的參考作用。雙方除當面接觸數次外，還多次電話聯系。現將俞文斌自己口述的重要內容，按交談問題類別和時間順序，如實記錄于下，以供研究歷史者參考。整理時，已略去一些涉及具體事宜和對某些領導、干部、群眾個人的評述、雙方的個人遭遇，以及核對一些情況的瑣碎對話。
出身履歷
我出生在1933年，浙江紹興農村人。1949年浙江解放，夏天，我從農村參加人民解放軍；當時，部隊在浙江沿海集結，準備解放沿海島嶼。不久，部隊又在組建空軍，從浙江的陸軍中挑選了一千人轉為空軍，集中到了河南信陽一個軍校學習；我是其中之一，我學的是蘇聯米格15型噴氣戰機的機械師，這是蘇聯淘汰的產品。后來到徐州，抗美援朝爆發，我又轉為志愿軍，從徐州到達漢口王家墩機場，從事地勤機械工作。這樣，對武漢就熟悉了。戰爭結束后，我被調到太原，參加了當時組建導彈部隊的學習和工作。毛澤東雖做了許多不好的事，但在打仗的問題上是不錯的，組建導彈部隊就是他提出的。后來我們這批人轉業復員，按哪里來哪里去的原則，我必須回到農村去。我不干，在太原基地鬧。后來各省到太原挑選人才，因為我對武漢熟悉些，便來到武漢。就直接到武漢市機械局任武裝部干事，后來是武裝部副部長。文化革命中我最先從基干民兵中成立“紅武兵”組織，后來在這個基礎上組建了“百萬雄師”，這些都是市人民武裝部巴方廷部長親自促進組織的 。
（2005年11月29日）
文革運動
難道我真的就是殺人惡魔嗎？肯定地說，“百萬雄師”里有壞人，造反派里也有壞人。那時我本來想將那些壞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經被包圍了，清除不了，只得留著慢慢教育；后來情況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后才知道……武斗、殺人，很亂。我這個人像個殺人者嗎？我的像是不是很惡？
（2006年3月21日）
文革開始后，武漢軍區、省軍區、市人武部找我管好槍支彈藥，當時羅振山是市機械局武裝部長，我是副部長，我們的任務是到各公司武裝部檢查民兵工作，和管好槍支。當時民兵分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裝基干民兵三種，我當時不想參加什么派別，也不關心那些觀點的爭論。
到67年，武漢軍區、省軍區、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給我，要我組織“紅武兵”（也就是你們造反派說的“黑烏龜”）；他們就這樣逼我走上了這條路，并從軍區派了人員（便衣）跟隨我，名為幫助我協助我，實為逼我走上前臺。
那時我住在武柴附近。有一天從機械學院內走出來很大一排隊伍，步伐整齊，唰唰唰的，扛著槍支，動作利索，跟正規部隊沒有兩樣。我打聽后，說是叫著“百萬雄師”，威武儀容令人贊嘆。沒有想到，我就是他們的司令。當時我很自豪。
后來，有一些被你們造反派打垮了的小組織在黎黃陂路找到我，圍著我，說造反派打死了人，打得不能回廠，要我干。劉敬勝也在其列；這樣，打打殺殺也就開始了。我總說，你們不要打打殺殺的，他們總說你們造反派在打打殺殺，兩派矛盾不斷升級。
“紅武兵”這個組織就是民兵組織，是基干民兵；“百萬雄師”原來有個聯絡員叫孫更生的，由于他的作用發揮得不好，才把我推上前臺。
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們同造反派商量了的，結果是二司負責渡江時漢口的安全，“百萬雄師”負責武昌方面的安全。那一天毛澤東也參加了渡江。（按：與事實不符，采訪者反問：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這些事情，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2006年5月6日）
我原來是機械局武裝部干事，后來是副部長；文革運動中，我原來想不要把民兵搞亂了，所以搞民兵，后來他們把我給拱出來了。我組織“紅武兵”，紡織、機械幾個系統的民兵組成的；后來組成為“百萬雄師”，部長不出面，各個局都是叫我們武裝干部、副部長出面。工作開展起來，軍隊系統都是支持我們的，從軍委到市武裝部，各級都完全支持我們。我與各個單位的領導也都熟悉起來。
有一次有人打電話叫我去8201部隊，到部隊以后，才知道團以上的干部都已經集合起來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歡迎，我心里很激動。他們領導說什么事也沒有，就是大家見見面，熟悉一下，吃餐飯。部隊對我們是完全支持的。
“百萬雄師”有13個常委，分好幾個部。作戰部部長劉敬勝，是劉華清的親侄兒；江漢區一個廠的工人；政委是謝敏華。劉喜歡打打沖沖，鬧了好多事情。像武棉（武斗），六渡橋（武斗），6.24（武斗）呀……聯絡部是張俊生負責。農民組織很龐大，東西湖、各區都管，由孫運東總管，他是洪山區委管農業的干部。宣傳部是個女的，陳秀華，720以后表現不太好，我不喜歡她。政參部是蔡俊善，供電系統的。只一個后勤部，想不起來了，剛才你們來時，正打電話落實。（按：系陳德松）我希望把“百萬雄師”的全面情況講清楚，不是外面說的那樣……
我反對搞武斗，也一再告訴同志們，但我說歸我說，下面不聽，做工作都沒有辦法做。6.17武斗，劉受傷了，我本來不想去看他的，后來想傷了還是該看的。這個人沒有文化，我們想他叔叔在軍隊里是高位了，應該把他教育過來，但他太犟，我批評他，他聽不進去，越批評他跳得越高……6.17武斗怎么起來的？我也不知道，打起來以后我才到六渡橋的，兩邊的人都上了房揭瓦往下扔……，沒辦法呀，解放軍也管不住，怎么起來的，我得再看看……
“百萬雄師”也不是專門搞武斗的，武斗是作戰部的搞，作戰部是個大部（按：13個常委，有3個是作戰部長，1個是武斗與警衛專業隊“雄師支隊”隊長），也不是專搞武斗，他們還要“斗批改”，開大會、批判“走資派”。那時，大批的物資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長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們的后勤供應做的很好。當時有個中間勢力，頭頭是……，他，還有市里、各廠里的頭頭，都是直接找我。我們組織紀律是很強的，因為是民兵嘛；“紅武兵”是我親自組織的，是我的嫡系。我是司令。
“7.20”前整整三個月，我沒有回過家，就住在“百萬雄師”總聯絡站的3506工廠，那時算最照顧我的，晚上就睡在大板凳上。
我們那個時候與上面有聯系的。你們不知道，那時中央有好些老同志，支持我們，他們不出面，但我知道，心里明白……有時，不知是誰給我來信，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領導寫的。陳再道也給我一信，叫我去北京（反映情況）。去時他正在開會（67年4月）；我去了，他馬上宣布休會，接見了我。那時第一次見面，4月份；當時還寫了幾個字給我，我去找一下給你們看……（按：將一疊印刷材料、照片、文件找來，但沒有找到陳再道寫的字。便一份份介紹，看照片）我可以找人洗一下，送給你們。
后來，有人把我叫到省委，說馬上要上報材料。我馬上組織人集中寫材料，來人急忙帶材料回北京。這是個女同志，穿著軍裝，還帶著警衛員。她說隨時可以見到毛澤東，馬上把材料送給毛。但聽說她一下飛機就被中央文革、“四人幫”的人抓起來了，關在青海7年，這大概是67年6月的事。這個人后來還找過我（按:指文革以后），但我沒有到她家去，是在外面樹林子見的。她是一個領導的兒媳婦，原來在廣東工作。我們還可以去找到她……
對于兩派，我總是說一定要對造反派的人耐心做工作，把這些同志都團結起來。我傾向于耐心做造反派的工作，讓他們理解我們，瓦解他們。不是“四人幫”出面，武漢的問題就不會那樣，我們可以作到絕對讓大家坐下來一起談。造反派的觀點，我們都可以做過來的。因為造反派當時只剩下8千人了，工人沒有組織了，大批群眾已經參加到“百萬雄師”里來。我們里面有很多是造反派。我與“新派”的有聯系，他們好說話些，只有“鋼派”學生在鬧，總是氣呼呼的。也不知道為什么氣呼呼的……
（2006年6月5日）
武漢“七二零事件”
我們本來是想向中央反映情況的；（7月17日）謝、王到3506廠“百萬雄師”總站，謝富治不吭氣，王力言語橫蠻得很，我們講不上話，那一次沒有得到溝通。
7月19日晚，“省直聯司”頭頭開車接我到武昌東湖，非常神秘，告訴我毛澤東在武漢，原來周總理準備接見我們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當時我主要想親自向毛主席匯報（武漢）情況……（采訪者問：這么說你們知道毛主席在武漢的情況？你想去找毛？）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軍區的李良，和一軍的軍長……；沒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隊（按：湖北軍區獨立師），他們把事情搞復雜了。（在洪山賓館）許多人爬上桌子，形勢失控了，后來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當時造反派學生把王力在水院講話播放出來，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20”時）我們反對了中央文革、“四人幫”，其實就是針對了毛澤東。的確，當時實質上就是反對了毛澤東……但是毛的文革全錯了呀……
在審判“四人幫”時，我是作為湖北省的特邀代表參加的，參加了審判的有關工作和審判會。
（2005年11月29日）
“七二零”這個事，王力要負責，謝富治始終不講話。江青要負最大的責任。
（2006年5月6日）
7月19日，我們在省委開會，“武漢公安”的沖亂了會議，我就回來了。省直聯司的頭頭楊以才本來是叫我過去一下，一起去見毛主席，聽說毛有個交代，要和“百萬雄師”的同志一起照個像，吃個飯。兩派一起去，兩個房間；由總理陪“百萬雄師”的頭頭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來18日已經回京，此傳說不知從何而來）楊以才，是他們派他來漢口找的我。他后來當過冶金廳的廳長。
8201不那樣搞，本來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亂套了，會開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來了（按：指回到漢口的總站）。當晚，是在軍區飯堂吃的飯，但沒有參加深夜在軍區食堂開會商量揪斗王力。我并不知道要抓王力，大概是作戰部他們搞的。軍區支左辦有沒有參加？……我記不起來了。（問到：省直聯司怎么知道毛在東湖的？）也只是楊一人知道。（問到：20號軍區斗王力現場，“百萬雄師”頭頭孫德洲還是劉敬勝，怎么說毛主席在武漢，他怎么知道的？）那天是孫德洲，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還在。說老實話我不知道這個事。我也沒有參加，知道了已經很亂了。我去武昌，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到第二天就很亂了。
在19號我沒有見到8201部隊的蔡政委，但是在軍區見到葉明副政委；第二天很亂了，我去軍區，葉也一直和我在一起的。那幾天他始終陪著我。（后來）他臨終時還叫他兒子轉告，要我過去……沖亂后，當時軍區的甚么……李良？不是，那時他還沒資格參加這種會……也不是葉明……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來訪者說原來謝、王一行是準備20號接見“百萬雄師”的，因為他們的意見還沒有充分表達）
謝富治是副總理，我們都希望他說話，他不說話，只是說“老俞呵，寫個頭頭的名單”，我寫了他就不說話了。接著王力說我們怎樣怎樣。這個人很糟糕，帶了派性觀點來的。如果王力不是這個態度，那天的事不會那樣。
（來訪者說，我覺得你們一開始對王力和文革小組就沒有抱希望，有標語、有謠言……）
呃，呃……
江青這個人是很不好的。審判江青的會我參加了。是湖北省委派去的，省委去了5個人，大家都知道為什么叫我去參加。現在怎么說她好，我是決不贊成的。林彪、江青兩個人，確實干了好多壞事。江青在審判的時候，還兇得很嘛！要不是他們兩個人，武漢不會弄成那大的矛盾。
（來訪者問：后來平反和審判時，你們揭出了他們“操縱、制造‘720事件’”的證據嗎？）
……
（按：沉吟了半天，沒有答）
（2006年6月5日 ）
文革運動以后
王群原來是部隊的，他知道不少情況。1983年由王群提議讓我擔任經委主任，結果許多人都想搞，最后讓馮傳武搞，我任副主任……后來陳丕顯找我，同王群商量到外經委工作，這是個肥缺，爭取的人很多。于是安排我到（武漢外經委）駐香港辦任辦事處主任。陳、王問我需要多少錢，我一時無法回答；剛好我一個戰友任華潤集團副總，他說你來，有困難我幫助。就這樣我沒有帶一個錢去了香港……當時國內急需冰箱壓縮機，我在戰友幫助下，從日本、西歐搞回一大批壓縮機，解決了燃眉之急，賺了二、三千萬。
（2005年11月29日）
陳丕顯到湖北來的第三天，就找到我，并說“我是第一個找你俞文斌的，我沒有找其他人。我想讓你當省總工會主席”。我說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陳說，主要是想讓我出來穩定兩派的情緒。……陳丕顯到中央后，準備要我當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我說干不了，不是那塊料。他說“先干干再說，以后再安排干別的事”。我還是沒有去。
你們造反派中有一個干部趙修，我始終跟他搞不好。在一次省委開常委會，他站在沙發上指責我，我很氣，也站在沙發上罵他：你是個什么東西！我對他的印象不好。現在經歷了這么多的事，我有時真不愿意回憶。能跟你這樣輕松的談話是少有的……
（2006年3月21日）
“七二零”以后，我抓進去關了四年另八個月，1971年下半年出來，一出來就到當陽縣官當公社蹲點，任公社一把手。我是個外行，對農業一點也不太懂。好在王群專門去陪我，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他老跟著。那時他在部隊，是軍代表，可能對我帶有監視性質。可我們后來兩人關系很好。
陳丕顯來了后，二、三天就找到我，要我擔任省總工會主席。我找馬學禮一打聽——他當時是省總工會副主席，是全國勞模，別人不敢奈何他。另外三個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分得很清楚。我怕兩派又搞起矛盾，所以堅決推辭不當。正因為如此，陳丕顯才決定讓我擔任省委常委的，一干就是10年。
陳丕顯調中央后，多次要調我去全國總工會擔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陳丕顯用小車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時胡耀邦也要我擔任全總副主席，胡是個很好的人，可我這個人不適應當官。陳丕顯介紹我認識了汪道涵，想讓我去上海……后來在黃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黃是你們造反派的，從江西調來。
當時中央批準了七個人（按：指編制，香港辦事處），實際上市里只給了三個人，這三個人都是你們造反派的人，一個叫潘金青，是湖北省進出口公司的造反派頭頭，是個很能干的人，很會做生意；一個叫張德仁，另一個叫陳言，是武漢機械學院的學生，其母親是省總工會副主席，父親是內蒙古區委書記，高干家庭。陳言當時三十左右，不誠實。他認識了北京的李志，李騙了我們的二千多萬元，這是我們賺的錢，市里的錢沒有騙走。李志將錢騙走，把他的老婆孩子家人全部遷往國外去了。
陳言急得無法，想自殺，鬧了一個星期。我怕他真的死了，天天看著他，他是高干子弟，出了事不好說話。一個星期后，他好了，我卻病倒了。腦血栓腦梗塞，當時疏忽了，不在意。后來不省人事，陳言把我送到醫院。命保住了，但失去了再工作的能力。這樣我的大女兒才以到香港照顧我的名義，由女婿（省公安廳的）辦理了去港的居留證。我那時跟外經貿部的部長關系不錯，要不是病倒了，現在可能會又是一個樣了。你那時要是認識我，說不定我們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2006年4月4日）
我那時負責中南一片。姚幫軍給我安排了不少副主任，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設了副主任，我是主任。我來回都在這些地方跑，擔子很重。從1977年起就擔任省委常委，一個月有一星期在開會。在香港，我開會就少了，主要是賺錢，膽子重責任大。有成績是副主任的，有責任卻是我這個當主任的。姚幫軍搞了不少鬼。
我很喜歡你講話，真是講到我心里了……
正當我準備去臺灣的時候，沒有想到病倒了，我開辦的公司下面還有許多子公司，都由一個很能干的、你們觀點的人，代表我參加了許多會議，并干得很出色。我的省委常委（職務）就此結束了。這是1987年的事了。
（2006年4月20日）
1967年7、8月被抓，正直大熱天，我上穿一件汗衫，下穿一條短褲，我們同去8、9人都被抓了。我們關在寶豐路一所，全是單關。那時我太太拿著我換洗的的衣服到處找，跑遍武漢三鎮所有關押人的地方，就是不告訴關在什么地方，多寒心呀！我太太一個女人，還是你們造反派的，那時女兒還小，多艱難呀。尤其是民眾樂園那次，把我打得要死，拖到看守所睡了七天七夜，就象死了一樣，昏迷不醒……當時是準備槍斃我們幾個人的，多虧了一軍一師的那位政委，他保護了我，他幾乎每周都到看守所，直接進入牢房和我談心。后來才了解到他就是市中級法院的院長，是一軍一師政委。
（來訪者告訴俞，其他人和自己的一些遭遇）
你不要老是回憶過去，要怪都怪毛澤東怪江青。我勸你不要想那些事，有些資料不要看，也不要帶到我這里來，毛澤東沒有干一件好事，建國前就有很多錯誤，但那時成績是主要的，建國后毛澤東完全錯了。你呀，我看要是做生意一定是個大老板……
（2006年5月16日）
中央領導的關心
前不久，有個朋友想我同他一起到北京找吳官正，是一件經濟案子；我感到很為難，吳現在正是高位，而且又是經濟案子，我怎么找他說？是非我都不清楚，說什么？李鵬跟我的關系也不錯，有些事也不能瞎幫忙。
（2006年3月21日）
陳丕顯調中央后，多次要調我去全國總工會擔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陳丕顯用小車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時胡耀邦也要我擔任全總副主席，胡是個很好的人，可我這個人不適應當官。陳丕顯介紹我認識了汪道涵，想讓我去上海……后來在黃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黃是你們造反派的，從江西調來。
（2006年4月4日）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吳官正，我們的關系一直很好，他在葛化時我不認識他。后來他人科委副主任，我任經委副主任，同住在天津路4號……他長來我家串門，我也長去他家串門。告訴你，吳官正還是你們造反派呢，他是清華大學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他曾談起他造反的事。我說都過去了，還談干么事，現在關鍵是把工作搞好就是。我估計他可能只做得這一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到北京看看他。
（2006年4月20日）
87年還是88年，陳丕顯找，要我去全國總工會，準備接替倪志福。我說等我把香港的事處理好了后，就去北京，請你給我三個月的時間。沒想到病倒了。
（2006年5月13日）
我在電視里看就知道江澤民多次找過我，我也找他。×××，他希望幫我安排見江一面。但他忙，我不知他為什么那么忙，后來他離職前，非常著急要見我。一次，我就去了北京，江的一個秘書都和我見面了，秘書說總書記要找你，已經三天了；但不巧，他外出下農村了。我愛人那時有病，就沒有等到他回來，我離開北京了。所以始終沒有見到他。我們將來一起去找江澤民吧，他現在沒有那樣忙了，應該可以見到。
劉華清也親自出面幾次，幫我聯系，我知道他找我有三次。這些事想起來也很慚愧。這些老同志來找我……江講他是“百萬雄師”觀點的；不止一次講，我知道他講過好幾次。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記錄“百萬雄師”的，一定能完成得很好（拍肩膀表示相信），我聽你的，我們一起去找江澤民。江、劉都要去找。
（2006年6月5日 ）
關于自己以及文革研究
你送來的幾本書，我認真地看了，文化大革命過去幾十年了，還提它干什么？我不想再去招惹麻煩，書里也把我扯上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去世后，管他怎么說，怎么界定，那是以后的事，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其實我這個人是個很好的人，我不喜歡搞人。你那時不認識我，可惜了；當時你要認識我，不會有很多事的。都怪毛澤東，不是毛澤東，那來的文化革命呢。都是瞎搞。你們現在還寫這些干什么？現在我只想平安過日子，不想那些事了。這些歷史，等我們死了后再說。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歷史總是留給后來人去寫。
（2005年12月7日，電話訴說）
談起過去，我經歷了太多的不幸，不是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會這樣呢？“七二零”以后，我被關在市一看守所，每天拉出去挨斗；尤其在民眾樂園那次，我被打得昏死過去一天一夜。一些年輕人從排水管道爬上去打了我，他們的人也管不了。難道我真的就是殺人惡魔嗎？……后來在關山一帶的大廠批斗，我簡直沒法活下去。那時在監獄支左的一軍一師的一個政委，對我很好，經常開導我，安慰我。……我不是像造反派說得很壞的人，我這個人其實是個很好的人，我跟誰都可以搞好關系。象韓寧夫、趙辛初、陳丕顯、吳官正等，關系很好。……我當了10年的省委常委，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陳再道家里，他是粗人，有怨氣；“百萬雄師”抓王力，打錯人打了他，所以他有怨氣。陳再道寫了一本書，他的書稿首先就送到我這里來，我看，他在書里罵這個罵那個的，搞么事呢？這不好，不客觀。這個書是張體學的兒子（他的秘書）跟他寫的。（談到陳沒有把客觀真實留給后人，相反有負面影響）就是嘛，那為么事呢？因為他只有那個境界。
（聽來訪者訴說造反派的遭遇）都怪毛澤東，他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什么也沒有了。（來訪者說兩派中都有壞人）兩派中都有壞人，連共產黨內也有壞人，這沒有什么奇怪的。
（2006年3月21日）
我看你這個人很好，我們合得來，盡管你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但我跟你認識，覺得你為人誠實，能客觀地看待問題。我這輩子最遺憾的是沒有人能理解我，你們造反派總把我當壞人。這是我的不幸。要你們造反派都像你這樣理解我該多好啊！
“七二零”后，我帶了7、8個人去新華工，張立國卻把公安聯司的搞來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7、8個人全都是“百萬雄師”的高層人員。這一關就是4年另8個月。……他們在道路旁邊布滿了荷槍實彈的造反派，氣氛相當驚人。反正是新華工的把公安聯司的人搞來把我們全部抓了。毛澤東在打仗方面是很不錯的，但我就想不透他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來訪者說：主要是反修防修）要反修防修也不能這樣搞，我們都是受害者……
（2006年4月4日）
（一起在俞家進餐，席間）我太太就是你們造反派的，雖然我們觀點不同，但在家里我們不談那些不愉快的事，所以家庭關系一直很好。
……另有一個人也是我想看的，就是一軍一師的政委，原來是軍代表，對我很好，我在看守所時承蒙他關照。后來他主管法院，是法院軍代表。后來是一軍軍長，現在在浙江。
李良現在很好，他不喜歡你們造反派。軍人嘛，他就只那個素質，就素質而言，他比不上我們倆人。有機會我帶你到他家去玩玩。他知道不少事情，你可以問問他，但要注意方法。（關于來訪者去年12月贈送的《東湖風云錄》一書）
我看了后感到不適宜送人，因對前期講得過多過細，所以我考慮后沒有送人。（按：原來俞意要了幾本，分送他身邊其他的“百萬雄師”朋友讀）怎么不把“720”以后情況寫寫？（來訪者問：你能寫點東西嗎？）我想寫，又能寫，但我的手也發抖。（來訪者說：你應該寫一個真實的俞文斌，首先必須具備客觀公正，否則就不是真實的俞文斌）哎，你可以寫好，我可以找章迪杰，再找另一個人來，也是我們中的人來一起寫。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事。
過去的事情，很多都是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搞錯了，他應負責。
（來訪者說：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也要客觀公正對待。文革過去幾十年了，我們不能用文革思維或文革行為方式看待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人，或多或少都帶有文革情結……）老×呀，有些事，我認為你還是說得有道理的，我們以后再作進一步交流……
（2006年4月20日）
（開始就談起上次提到的《東湖風云錄》一書）我談談對書的看法，作者是造反派嗎？他怎么掌握了那么多那么細的資料？總的我認為書是寫得可以的，所掌握的資料很詳細，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里面也有重復的，如王力的事，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我最有發言權。
這個書給人很多思考。這書沒有寫完，尤其是關于“百萬雄師”方面的事比較少，“七二零”以后的事沒有。我們丟失了不少資料和文件，現在還可以找到一些文件和資料，尤其是軍區當時的那些文件，還保存了一些，我都可以拿出來。
（2006年5月6日）
（端午節的電話聯系）老×嗎？有什么事？（你說你想見《東湖風云錄》的作者，他到漢，你能方便見一下嗎？）到時候再說，他寫《東湖風云錄》時也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書也出了，我不想再去談過去的那些事情，你就把我的這個意見轉告他吧。我不想惹麻煩。（你前陣子不是說很想見他嗎？）到時候再說吧。
（2006年5月31日）
（來訪者說需要溝通，說清楚歷史）
要是我們不溝通，說不清楚，以后的人就更說不清楚了。
書要重新寫，詳細寫。我們倆好好談談。這幾天我就準備下，我們一起準備……
（當來訪者談到毛澤東本來意圖是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沖突，要聯合；67年7月從武漢到了上海，心里很沉重，還問武漢為什么不能做好兩派的工作時，俞當即接）
毛為什么“想不通”？他問這個？！這要問他自己！他這邊這么說，那邊那樣說，怎么不搞起來呢？！
（來訪者說，毛澤東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是對的，談當時自己對文革的看法，贊成些什么，反對些什么）
你那時要看見“百萬雄師”，你也會參加“百萬雄師”的……
……
你要告訴美國之音他們的記者，我現在可以給他們談了，我在電視上看，就知道他們一直在找我，我那時有病，怕說不清……我是香港的身份……不怕什么……
（200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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