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世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張盛發
 
【內容提要】本文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探討和分析“世界革命”的問題。“世界革命”的理論是指20世紀初期和十月革命勝利前后由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提出的關于推動和實施世界范圍內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它是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基礎的。從理論上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對壟斷資本主義矛盾的分析是深刻的，但對它的發展趨勢的論述則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具有較多的主觀因素和空想成分，它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潛力、在動蕩和危機中的自我調節能力和適應能力，沒有足夠的估計和重視?！笆澜绺锩钡膽鹇允侵甘赂锩昂筇K俄在“世界革命”理論基礎上制定的在世界范圍內推動和實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和設想。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在1920年的蘇波戰爭中、在1923年德國動蕩的形勢下、在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蘇聯都曾實施或者打算實施“世界革命”的戰略。由于這一戰略具有主觀盲動性和冒險性，缺乏賴以實現的主客觀條件，實踐的結果基本上是失敗的。
    【關鍵詞】 “世界革命”理論 資本主義總危機 共產國際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本文的“世界革命”理論，是指20世紀初期和十月革命勝利前后，由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提出的，關于推動和實施世界范圍內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在十月革命后蘇聯存在的70多年的時間里，以“世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世界革命”戰略一直是蘇聯黨和國家對外政策的目標之一，并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時隱時現地予以貫徹和實施。二戰勝利前，“世界革命”戰略是在資本主義包圍和一國社會主義的蘇聯實力較為軟弱的條件下推行的。二戰后，“世界革命”戰略則是在蘇聯政治和軍事力量大為增強的基礎上實施的。本文把對“世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考察、分析選定在20世紀上半葉，是因為：其一，“世界革命”的理論產生于20世紀上半葉十月革命(1917年)前后，而將其付諸實踐的嘗試和努力基本上也始于這一時期。其二，作為蘇聯黨和國家實施“世界革命”的主要機構的共產國際的整個活動是在20世紀上半葉(1919～1943年)。本文將探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世界革命”理論與20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矛盾性和“世界革命”戰略的盲動性。本文認為，“世界革命”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展實際，具有主觀色彩和空想成份。從實踐結果看，“世界革命”戰略是失敗的。
 
一、世紀之交的社會發展現實與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世界革命”的理論
 
自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開辟后，孕育于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便迅速地成長起來。在隨后的200多年時間里，資本主義通過革命、改革和改良等方式，在西歐等地摧毀了封建主義，產生了一大批資本主義國家，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兩重后果。一方面，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社會得以繁榮和進步。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又經常產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造成了社會內部的貧富懸殊和對立。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活動和對落后地區的統治，又產生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尖銳矛盾。
    19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過程大大加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壟斷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深厚的基礎。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諸如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各種壟斷組織已廣泛建立起來。與此相適應，銀行資本也迅速集中，并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形成了新型的金融資本。由此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的統治確立了。實際上，壟斷的產生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自我調節。因為當生產力發展使生產的社會化達到更高程度時，那種自由競爭經濟關系便顯得不適用了。具有集中控制和調節生產功能的壟斷組織緩和了與生產力矛盾的緊張程度。但是壟斷并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相反，由于壟斷統治的全面確立而使這種內在矛盾的表現范圍更擴大了。經濟危機并沒有消失，20世紀初期就爆發了兩次大的危機。而危機的結果是勞動群眾的生活條件惡化，導致資本和勞動的矛盾更加尖銳。壟斷組織為維持壟斷價格，限制生產規模和銷毀“過?！碑a品，并且在某些時候不愿使用新的技術發明，從而使生產和技術發展出現人為的停滯現象。此外，隨著股份公司和壟斷組織的發展，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和經營權分離，產生了一大批食利者階層。從國際范圍看，壟斷資本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必然要更瘋狂地向外擴張和進行殖民活動，也就是需要更有保障的原料產地、投資場所和銷售市場。結果既激化了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矛盾，也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西戰爭、英布戰爭和日俄戰爭都是這種矛盾的表現和結果。
    總之，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的時候，由壟斷資本的統治而產生的矛盾更加尖銳了，它給人類帶來的不是自由和幸福，而是痛苦和失望。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經濟崩潰和社會動蕩更向人們表明，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把人類帶進了災難之中。
    當壟斷資本這一新的統治形式出現時，各個階級和各種政治力量的代表就開始對它的內容、表現、實質和發展趨勢進行積極的思考和分析了?！暗蹏髁x”就是那時人們在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特征時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和術語。但這一概念在使用時所包括的含義卻完全不一樣。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產生之前，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述是英國的經濟學家霍布森、第二國際的活動家希法亭、考茨基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他們從不同的層面和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各種表現，或者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擴張政策，或者認為它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政策和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
    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擴張政策”。他指出，長時期來帝國主義曾是戰爭的原因，這些戰爭大都是因白種人侵略‘低等種族’而直接引起的，而其結果是強占領土。[1][1]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資本》一書中認為，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2][2]考茨基在一戰期間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中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非和平的暴力兼并政策，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政策”。他反對“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現象，即卡特爾、保護關稅、金融統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部概括到帝國主義名下”，[3][3]不贊成把帝國主義等同于現代資本主義。布哈林在1915年撰寫并于1917年發表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中認為，“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政策”，這種政策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特殊結構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托拉斯的建立”相聯系的。[4][4]1915年由皮達可夫起草的《皮達可夫、博什和布哈林小組綱領》指出，“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時代的資產階級的政策?！盵5][5]
    對壟斷資本主義進行全面分析和批判的是列寧。幾乎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同時，列寧就開始注意并且研究壟斷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了。1905年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帝國主義”的概念。1907年在《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一文中，列寧提出了“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概念，把帝國主義同資本主義聯系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列寧在談到戰爭性質時說，“現時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發生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不僅商品輸出，而且資本輸出也有了最重要的意義；生產的卡特爾化和經濟生活的國際化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殖民政策引起了幾乎整個地球的瓜分；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越出了民族國家的狹隘范圍；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 [6]這里列寧已經初步論述了帝國主義的某些特征并且提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1916年至1917年，列寧撰寫并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在這前后，列寧還寫了《第二國際的破產》、《社會主義與戰爭》、《論歐洲聯邦的口號》、《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等文章和著作。這些著述構成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完整理論。[6]
列寧概括了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經濟特征，它們是： "(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溶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然后列寧給帝國主義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分割完畢這樣階段的資本主義。" [7]后來列寧又給帝國主義下了一個更完備的定義：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這種特殊性分為三方面：(1)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2)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3)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盵8]列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私有經濟關系和私有制關系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盵9]對于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列寧說，“我們已經看到，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且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級的結構的過渡。”[10][10][9][8][7]
應當說，從歷史發展的結果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的結論是正確的，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認為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但是列寧對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的歷史地位的分析則未被歷史發展進程所證實和肯定。
    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它的各方面的矛盾確實已非常尖銳和深刻。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和侵略的結果，把人類推向了災難的深淵。在各種危機和動蕩中，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弊端叢生。在歷史發展的這一階段，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和過渡的，這無疑是正確的。問題在于，當垂死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朝什么方向過渡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其自身是否有能力度過或克服其特殊階段的危機?是否馬上就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應當說，多種趨勢和各種可能都是存在的。事實上，列寧自己對發展的各種趨勢也有過兩種不同看法。一方面，列寧認為，在壟斷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已特別尖銳，“私有經濟關系和私有制關系”, “必然要腐爛”, “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不，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資產階級階層，某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11]這就是說，列寧并未排除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種趨勢，而且他也注意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及其在調節生產中的作用。他在1917年指出，“一般壟斷已經過渡到國家壟斷”, “戰前存在著托拉斯、辛迪加等等的壟斷，戰時出現了國家壟斷”. “由于戰爭，中小經濟愈來愈迅速地遭到排擠和破產。資本的積累和國際化大大地加強。壟斷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由于情勢所迫，許多國家實行了生產和分配的社會調節，其中有些國家還采取了普遍勞動義務制。"[12]但是列寧認為由于戰爭的需要才使國家壟斷處于統治地位，并且“實行計劃化不能使工人擺脫奴隸地位”，[13][13] “盡管托拉斯有計劃性，盡管資本大王們預先考慮到了一國范圍內甚至國際范圍內的生產規模，盡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但是現在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 [14]這表明，列寧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意義及其計劃和調節作用是有限的，因而沒有足夠地估計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和社會發展所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和作用，換言之，也就是沒有全面充分地考慮到資本主義在垂死階段的多種發展趨勢和可能。[14][12][11]
    后來的歷史發展進程表明，除了一戰外，尤其是在2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期間和二戰以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對資本主義變化和人類社會進程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當然是對抗性的。但是，這一基本矛盾并非永遠是直線式地愈來愈尖銳，而是時而緊張時而緩和地向前發展。而且這一基本矛盾除了其破壞作用外，本身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巨大動力。正是在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各種矛盾的推動下，資本主義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揚棄的過程。這種自我揚棄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實際上就是改革和改良。諸如，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包括國家制定中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國有化經濟的發展、資本的社會化、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收入分配方面的調節(包括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等等。這些改革和改良在不同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高度發展的要求。雖然談不上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是它們引起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所有制、生產關系、經濟機制、社會結構和階級成份、生產體系中人們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國家及其作用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則是毋庸置疑的。這些變化實際上也證實了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的“垂死”性的論斷并非是荒謬之詞。因為這些變化正是資本主義在面臨各種矛盾和危機并且不變革就將崩潰和滅亡的情況下發生的。資本主義的非合理的東西和妨礙發展的因素通過改革和改良在不同程度上被否定和揚棄。就這些變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和生產方式的改變而言，實際上也可以說，改革和改良也產生了相當于社會革命的作用，就如羅斯福“新政”這樣的改革，根據它對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來看，某種程度上無異于一場社會革命。羅斯福“新政”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它緩和了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恢復了生產，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它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所進行的深刻調整和改革，消除了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某些弊端和羈絆，從而使資本主義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為后來的資本主義在面臨危機和挑戰時進行大膽改革提供了指導性的范例?？傊瑲v史的發展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仍然能容納和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資本主義來說，可供其活動的歷史舞臺尚未倒塌。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發展的可能性并未被歷史發展所否定，盡管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資本主義最終也將退出舞臺。
    第一次世界大戰激化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造成了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和人們心理的大動蕩。在這種劇烈動蕩的時期，人類社會處于面臨多種方向的十字路口，包括改革和改良在內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和趨勢都是存在的。面對矛盾和危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政黨，都在尋找不同的解決方法和途徑。結果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改革和改良，渡過了危機。而資本主義中等發展水平和封建殘余濃厚的俄國，由于其矛盾的特殊性和資產階級的軟弱，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爆發是正常的，它與一戰造成的特殊的革命機遇有關。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十月革命在當時滿足了人民的“面包、土地與和平”的要求。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國的發展及其結果，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顯然，在一戰造成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多種趨勢中，列寧只是看到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趨勢和可能，高估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反過來也就忽視了社會發展的其它趨勢和可能，低估了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的力量。所以列寧認為，“在戰爭造成的全世界的經濟破壞的基礎上，世界革命危機日益發展。這個危機不管會經過多么長久而艱苦的周折，最后必將以無產階級革命和這一革命的勝利而告終。" [15]列寧的結論是：“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盵16]后來他更明確地宣布：“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盵17][17] [16][15]
    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構成了他的“世界革命”理論的基礎。因為正是在全面分析帝國主義的矛盾和危機的基礎上，列寧才認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到來了。
    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經提出過“世界革命”的理論。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從根本上講是對馬恩的“世界革命”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因為這兩種理論實質上是相同的，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按照經典作家的觀點，社會主義是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的要求和結果。在這基礎上，恩格斯預言，“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18]而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階段，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帝國主義鏈條中就會產生某個薄弱的環節，而無產階級就可能在這一薄弱的環節上實行突破?！坝纱司蛻贸鼋Y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 [19]然后在一國或數國革命的基礎上推進世界革命。列寧認為，世界革命將由俄國開始，接著由德國、法國和英國來完成。[20][20]世界革命的目標，就是在國際范圍內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21][21] [19][18]
    列寧的估計，世界革命將是速戰速勝的。因此他對革命的進程持相當樂觀的態度。從1918至1920年，列寧對世界革命勝利的熱切期盼曾多次溢于言表。他在1918年說，“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世界革命”, “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時比一小時地接近了”。[22][22]他在1919年說，“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已為期不遠”, “再過幾個月我們就會在全世界取得勝利。”[23]他在1920年說，“資產階級的歐洲就要在風暴中崩潰?！盵24]但是后來的事實并未印證列寧過于樂觀的估計。只是到1921年列寧才因形勢的變化而修改了自己的看法。[24][23]
    列寧看來，世界革命的勝利是與戰爭造成的革命危機相聯系的，因此他號召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認為，“要結束這場戰爭，就必須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革命。" [25]但是除了俄國以外，戰爭造成的革命機遇并未轉變為勝利的革命。最后，戰爭是按照協約國的意愿結束的，凡爾賽和約便是證明。[25]
    根據寧的觀點，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有了全新的意義，它成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利用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來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26]但是實踐表明，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也是多種形式的，既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也有資產階級主導的。而后者的目標和利益未必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利益相吻合。[26] [27][27]
列寧認為，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應有自己的達到這一目標的不同的道路和方法。他說，“在人類從今天的帝國主義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同樣會表現出這種多樣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盵28]但是這種多樣性一開始就沒有體現出來。1919年3月在列寧倡導下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了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心。它以高度集中的組織原則規范各國共產黨的行動，使各黨失去了獨立自主性和尋找符合本國實際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到了斯大林時期，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28]
    按照“世界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性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因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成了“世界革命”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過的黨綱明確宣布，“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要求一切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彼此充分信任，結成最緊密的兄弟聯盟，采取盡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動。"[29]列寧要求，已經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動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 [30]要“盡力做到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31][31]在那個暴風雨般的年代里，在對世界革命勝利的急切的期盼中，國際主義已不僅僅是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中的精神和道義的相互聲援和支持，而且還引伸出所謂的“紅色干涉權”，成為跨越國界去鼓動、輸出和策動革命的根據。俄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于1920年底提出了“紅色干涉權”的理論。他說，如果帝國主義國家自以為有權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來決定俄國的命運，那為什么無產階級不能有對別國的“紅色干涉權”呢?[32]在1922年共產國際四大上，布哈林對“紅色干涉權”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無產階級有權借助于紅色干涉”.  "《共產黨宣言》說無產階級將征服世界，但這并不能靠捻捻拇指就能實現的，為此我們需要的是槍炮。紅軍的擴張就是社會主義的擴張，無產階級威力的擴張，革命的擴張?；谶@一理由，紅色干涉權是天經地義的，只要它從方法上說易于實現社會主義……" [33]革命本應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和內部事務，但在“紅色干涉權”的名義下，它卻成了外部制造和輸入的東西。[33][32][30][29]
    實際上，列寧的“世界革命”的理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那種急風驟雨般的形勢的產物。這里，世界革命并不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戰爭期間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尖銳矛盾和劇烈動蕩而產生的主觀愿望。革命能否取得勝利，完全取決于這些矛盾和動蕩如何演變和發展。不可否認，這些矛盾和動蕩確實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造成了革命的形勢和機遇。但是，革命形勢和機遇的發展也有多種可能性。一種是導致革命的爆發并且獲得勝利(如俄國)，另一種是革命形勢和機遇的消退和消失(如西歐)，或者雖然爆發革命但最終遭到失敗(如中東歐的德國和匈牙利等)。列寧顯然過分注重和樂觀估計了前一種趨勢，而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種可能性。事實上，一戰期間及其后，中東歐的革命風暴和西歐的動蕩形勢是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的。1918年德國的11月革命本質上并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在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革命先后都失敗了。在西歐，工人運動主要表現為反戰行動和經濟斗爭，階級斗爭并未達到足以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程度。統治階級通過改良和讓步，緩和了緊張局勢，阻止了革命的爆發。在美國，戰后的工人運動由于當局的懷柔政策和鎮壓兩手并用，最終也瓦解了。至于民族解放運動，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它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并沒有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
    總之，“世界革命”的理論存在著較多的主觀色彩和空想成份，而其根源之一就是帝國主義論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潛力、它在動蕩和危機中的適應能力和生存能力以及它對沖擊和打擊的反彈力，沒有足夠的估計和重視。國際共運的著名活動家蔡特金在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策動德國1923年革命未遂后，曾經坦率地說，“我們不能對自己隱瞞事實，資本主義比我們所認為的更靈活、更有生命力和更強大?！盵34]國際共運的另一個著名活動家、后來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1934年從獄中釋放后不久同斯大林的談話中，曾困惑地問斯大林：“我在監獄中一直在想，如果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那為什么在決定性的時刻千百萬工人沒有跟隨我們，而是同采取背叛立場的社會民主黨站在一起?或者就像德國那樣他們甚至追隨國家社會主義黨?" [35][35][34]
    必須指出的是，當世界形勢并未按照列寧的估計和設想發展時，特別是當蘇俄與西方資本主義關系出現某種“均勢”和蘇俄轉向新經濟政策后，列寧修正了他原來的觀點。列寧在1921年6～7月的共產國際三大上要求放棄對資本主義“直接進攻”的策略，積蓄力量為以后的斗爭作好準備。[36][36]在與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說，“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經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來。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產生幻想是危險的。"[37]但是列寧的修正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37]
    列寧逝世后，“世界革命”的理論及其戰略被俄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全盤繼承并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斯大林，在消滅了反對派和確立了在聯共(布)黨內的領袖地位后，完全掌握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權，他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成了“世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偽C理論集中體現了斯大林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看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資本主義與經濟危機和戰爭劃上等號。斯大林對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作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 “在資本主義范圍內不能預防或消滅經濟危機”. “要消滅經濟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38]目前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早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就爆發了，它破壞著資本主義的基礎，促進了經濟危機的到來?！盵39]戰爭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因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的唯一手段。" “因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而尖銳到極點的世界資本主義各種基本矛盾”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 “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 “世界經濟危機在許多國家里必定會轉入政治危機”. “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40]斯大林的總危機理論包含著更多的極端成份和主觀因素，完全否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其它趨勢和可能。[40][39] “[38]“
    但是，從實際結果看，就總體而言，以“世界革命”理論為基礎的“世界革命”戰略并沒有取得成功。
    二、“世界革命”戰略在實踐中的失敗
   “世界革命”戰略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后蘇俄在“世界革命”理論基礎上制定的在世界范圍內推動和實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和設想。把在“世界革命”理論基礎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戰略付諸實踐的努力始于十月革命勝利后。從時間上看，大致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17～1924年，這是“世界革命”戰略的列寧時期。推動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寧的理論和指示為基礎的。其特點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場雖有先后但卻是迅速取得勝利的整體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只是即將到來的世界革命的一個序幕。在實踐中表現為對資本主義采取一種“直接進攻”的策略和方法。第二個時期是1924～1943年，這是“世界革命”戰略的斯大林時期。推動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斯大林的理論和指示為指導的。其特點是，在“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基礎上使“世界革命”戰略服從蘇聯的安全利益，放棄了速勝論的觀點，也就是不再謀求短期內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實踐中表現為對資本主義采取一種尋找和利用矛盾、觀察和等待進攻機會的迂回策略和手段。
    十月革命勝利后，“世界革命”的戰略成為俄共(布)和蘇俄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看來，世界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面臨著國際資本主義絞殺的危險。為了蘇俄的生存，期望蘇俄周邊的國家和西歐國家爆發普遍的無產階級革命，使這些國家革命的勝利成為蘇俄生存和安全的基礎。所以列寧認為，革命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怎樣使其它國家的革命擴大起來，怎樣給國際帝國主義以回擊”. [41]列寧甚至把世界革命提高到關系到蘇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說，“或者是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立刻或甚至很快爆發革命，或者與此相反，我們非失敗不可?！盵42]因此，列寧急切地呼吁，“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以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到世界革命。" [43]為了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蘇俄采取的主要手段和方法是：[43][42][41]
    第一，宣傳、鼓動和喚起世界革命。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承認，“從1917年底到1918年初，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特點是發動革命攻勢，……是越過各國政府首腦，直接向各國無產階級發出呼吁。不管是蘇俄與現代資本主義政府的階級本性尖銳對立的行動，還是它的言論和具有強烈鼓動性的攻勢，都是旨在激發各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去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革命斗爭的。”[44]這段話很清楚地概括了蘇俄初期的對外政策的目標和特征，只是它們在時間上并不僅僅限于1917年底和1918年初。[44]
十月革命勝利后第二天頒布的《和平法令》雖然提出要締結公正的民主的和約，但同時卻呼吁英、法、德三國的工人“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成效地進行到底”. [45]也就是要打倒本國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是以間接的方式呼吁世界革命。在列寧看來，正在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完成世界革命的良機。為此列寧多次指出，“要結束這場同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密切聯系的戰爭，就必須打倒資本本身。”[46]要結束這場戰爭，就必須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革命。”[47][47] [46] “[45]
    1917年12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在致歐洲人民的呼吁書中指出，“我們不認為現在的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能實現民主的和平。只有勞苦大眾反對現存政府的革命斗爭才能使歐洲達到這種和平。" “只有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保證和平的實現?！焙粲鯐€表示要盡全力幫助各國工人階級推翻資本的統治。[48][48]在同月的《告俄國及東方全體穆斯林勞動人民書》中，蘇俄政府號召他們“立即起來打倒”他們的占領者。[49][49]第二，支持、幫助和指導外國革命。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通過的黨綱草案明確宣布，要“首先支持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還要“支持一切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主革命運動”. [50]大會通過的另一項決議表示，“俄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將竭盡全力并用自己擁有的一切手段來支持一切國家無產階級兄弟的革命運動。”[51]為了支持和領導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19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實際上就是各國共產黨的聯盟，是世界革命和國際共運的領導中心，其領導權和決策權自始至終掌握在俄共(布)領導人手中。它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都是由俄共(布)制定和批準的。共產國際一大確立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世界制度，以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52][52][51][50]
    1918年秋天，當德國國內形勢動蕩時，列寧就期待著德國革命的爆發，要求作好援助的準備，“如果德國工人在為擺脫帝國主義惡魔和野獸進行斗爭時由于種種原因陷入困境，我們就可以給予支援。”列寧要求建立一支300萬人的軍隊，“以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未來勝利的保證”. [53]年10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指出，“俄國工人和農民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努力以與盟國匪徒的入侵進行斗爭，同時準備給德國和奧匈工人階級提供積極的軍事援助并向他們供應糧食?！盵54]月，由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簽署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在宣布廢除布列特斯和約時，表示希望俄國、德國和所有奧匈帝國人民的關系將不僅僅是和平關系，“這將是它們在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經濟奴役制度的廢墟上為爭取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的斗爭中所有各民族勞動群眾的聯盟。" [55]也就是要建立蘇俄與德、奧等國的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聯盟。[55][54] 11[53]  1918
    同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列寧樂觀地估計，德國革命將促進西歐的革命。[56][56]1919年3月，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列寧高興地致電祝賀，并表示“將用一切力量趕緊幫助”他們。列寧非常關切地注視著德國和匈牙利革命的發展。在《向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致敬》中，列寧要求得知，他們“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資產階級劊子手謝德曼一伙人作斗爭?各市區的工人和仆人蘇維埃是否已經建立?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57]在給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庫恩·貝拉的電文中，列寧詢問，“共產黨員是否在政府中占多數?什么時候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59]列寧鼓勵匈牙利的同志們在“反對協約國的艱苦戰爭中支持下去”，要“堅定不移”，并告誡庫恩·貝拉不要被協約國所欺騙。[60][60]但列寧所寄予厚望的德國和匈牙利革命先后夭折了。[59][57][58][58]
    第三，輸出和策動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后至內戰結束前，由于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蘇俄尚沒有實力在國外直接發動革命。但在內戰結束后，蘇俄認為在俄國政治和世界政治中已經出現了一個轉折，蘇俄的實力已大為增強，可以變防御政策為進攻政策了。因此蘇俄領導人的頭腦中產生了依靠紅軍力量對周邊國家實行“蘇維埃化”從而推動世界革命的想法。在蘇俄的“世界革命”戰略中，波蘭和德國是俄國革命和西歐革命的重要連接點。由俄國開始的革命應當經由波蘭和德國發展到西方。所以，蘇俄內戰結束后波蘭和德國成為蘇俄輸出和策動革命的對象。
    1920年9月，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上對蘇俄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和蘇波戰爭的目的作了重要論述。[61][61]他說，俄共(布)領導人認為，協約國的軍事進攻已被最終擊退，對帝國主義的防御性戰爭已經取得勝利，可以利用軍事形勢開始進行進攻性戰爭。這是蘇維埃俄國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轉折點。蘇俄決定“要幫助波蘭蘇維?；? “用刺刀試探波蘭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時機是否成熟”，檢驗資本主義歐洲的穩固性。列寧說，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尋找敵人內部的縫隙和矛盾，我們一直處于防御狀態，而現在“我們已更為堅強”，我們要告訴敵人：“對你們的每一次進攻試圖我們都將予以反擊，以讓你們明白，你們不僅是在冒輸掉千百萬人的危險，就如你們在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身上輸掉的一樣，而且你們還在冒因你們的每一次進攻讓蘇維埃共和國擴大自己地域的危險。到現在為止，俄國只是被人耍弄的對象，人們在盤算著怎樣更好地在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之間分割俄國。而現在俄國說話了：我們倒想看看，究竟誰在戰爭中更強?，F在的問題就是這樣。這是整個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變化?！盵62]列寧的講話表明，蘇俄借蘇波戰爭對波蘭實行蘇維?；沁M攻性的“世界革命”戰略的要求和結果。[62]
     1920年的蘇波戰爭起因于兩國的領土爭端。[63][63]戰爭前期(4～6月)，蘇俄采取的是防御態勢。后期(7～10月)紅軍反攻進入波蘭，開始在波蘭實施革命的計劃。西線紅軍司令圖哈切夫斯基命令紅軍：“用我們的剌刀給勞動者帶去幸福與和平，西進吧!”托洛茨基發布命令：“紅軍戰士前進吧!英雄們，打到華沙去!”[64]蘇俄在紅軍進入波蘭后采取的革命措施是，首先，在莫斯科成立由波共和俄共黨員組成的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是馬爾赫列夫斯基，實際上的領導人則是捷爾任斯基。接著又在和談中向波蘭提出令主權國家無法接受的苛刻條件，包括建立民兵代替政府軍，停止軍工生產等。[65][65]對于把蘇波戰爭轉變為波蘭國內革命和歐洲革命的前景，列寧的估計是相當樂觀的。在同參加其時正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的法國代表談話時，他以堅定的口吻說，“是的，蘇維埃軍隊到了華沙。不久德國就是我們的。我們還要重新奪回匈牙利，巴爾干將起來反對資本主義。意大利正在顫抖。資產階級的歐洲就要在風暴中崩潰。”[66]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懷著急切的心情，在懸掛著地圖的會議大廳里注視著紅軍如何用武力把世界革命推向歐洲。就蘇俄而言，蘇波戰爭已不僅僅是蘇俄與波蘭的戰爭，而是世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蘇維埃俄國和協約國之間的生死決戰。正如列寧所說，對波蘭戰爭的國際意義，就在于打擊波蘭就是打擊凡爾賽和約?！拔覀冞M攻波蘭，就是進攻協約國本身，我們粉碎波蘭軍隊，就是粉碎了維系當前整個國際體系的凡爾賽和約。" “只要紅軍再打幾天勝仗，不僅華沙必定被攻破(這還不十分重要)，而且凡爾賽和約也必定瓦解。" [68][68][66][67][67][64]
 盡管在蘇波戰爭中使波蘭蘇維?；呐κ×?，但列寧等大多數俄共(布)領導人仍然對世界革命的前景持樂觀的態度。列寧說，“盡管第一次機會沒有成功，盡管我們遭到了第一次失敗，但我們還是要把防御政策改為進攻政策，直到我們最后取得完全的勝利。" [69]加米涅夫說，“我們進行了一次突擊，沒有成功……但必須堅信，這次突擊在西歐喚起了這些(革命的--引者注)力量，當我們要進行下一次突擊的時候(我們無疑會這樣做)，簽訂不簽訂列寧所建議的與波蘭的那種和約都一樣，反正還要進行突擊，它必定能勝利。"[69]
[70][70]  1921年春夏，蘇俄由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其時在國際范圍內也未見革命高潮再起。列寧認為，蘇俄與西方已經出現了某種“均勢”。因此他在共產國際三大前夕要求放棄“直接進攻”策略，以集中力量爭取使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站到共產黨方面來。[71][71]在共產國際三大上列寧要求同“左”傾冒險主義進行斗爭，他警告說，否則共產國際就將滅亡。[72][72]但列寧的警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大會雖然認為革命機遇已經消退，世界革命“需要長期的革命斗爭時期”，但還是有許多代表主張采取進攻路線。兩年后，當列寧病重不能視事時，俄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又開始策劃新的一輪德國革命。
    1923年1月，因德國賠償問題爭議，法國聯合比利時出兵占領了德國魯爾地區，從而引發了魯爾危機。危機導致德國經濟凋敝和社會動蕩，德共領導人表示要準備開始奪權斗爭。德國的局勢受到了俄共(布)領導人的密切注視。在6月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上，德共與俄共(布)代表團就德國的局勢交換了幾次意見。7月11日，德共發表了關于舉行反法西斯日的呼吁書，對法西斯的恐怖活動作出了強有力的反應：“為了每一個被害的共產黨人，我們將殺死10個法西斯分子?！盵73]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看到呼吁書后認為，“德國實際上正在開始出現某種新的情況”。他們于7月27日致信德共領導人布蘭德勒，稱呼吁書是“完全正確的”。[74][74]從這時起，俄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開始積極準備“德國的十月革命”. 7月29日德共舉行反法西斯日活動，季諾維也夫認為這是“革命高潮的初步閃現”，群眾已理解，“這將是整個決戰時期的開端”。[75][75] 8月中旬，季諾維也夫起草了《德國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初步提綱。提綱指出，德共應根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參加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左派社會民主黨的政府，準備在冬季進行“武裝起義”。俄共(布)的任務是以糧食、武器和戰斗人員援助德國革命。提綱認為，列寧關于建立“歐洲工農共和國聯邦”的口號將有可能實現。世界革命“正是在現在將第一次得到實現”。蘇維埃共和國和德國的聯合將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在整個歐洲獲得勝利”的牢固基地。[76][76] [73]
    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8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德國革命問題。政治局通過的一項決定說，“德國無產階級準備直接進行決定性的戰斗以奪取政權”。所以俄共(布)、德共和共產國際的所有工作都應考慮到“這一基本事實”。俄共(布)的任務是使蘇聯勞動人民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動員共和國的“所有戰斗力量”，準備給德國工人以經濟援助，作好相應的“外交準備”。[77][77]政治局還成立了由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組成的委員會，以實行上述計劃。[78][78] 9月，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了季諾維也夫起草的關于德國革命的提綱，認為，“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很臨近了--非常近了。”[79]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還召開了蘇、德、波、捷四國共產黨會議，一致認為德國革命是必要的。10月4日，政治局會議給德共下達指示，確定起義的日期為11月9日。還成立了由皮達可夫、拉狄克、魯祖塔克和古比雪夫組成的四人指揮小組，直接領導德國的起義。[80][80] [79]
    但是，德國國內的形勢并未按照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設想發展。魯爾危機在9月下旬基本上結束了。通貨膨脹有所抑制，社會緊張局勢有所緩和，工人群眾的革命情緒大為減弱。10月21日，在開姆尼茨召開的工廠委員會代表大會上，大多數代表拒絕了德共關于進行總罷工的建議。于是，德共放棄了起義的計劃，四人小組也作出了退卻的決定。這樣，除了在漢堡發生的短暫起義外，策劃了數月的德國的“十月革命”最終流產了。
    縱觀上述事實，可以說，列寧時期的“世界革命”戰略在實踐中是失敗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實現這一戰略的客觀條件尚不具備。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在其早期無論從言論上還是從行動上看，都談不上奉行“和平共處”的政策。革命后頒布的《和平法令》其著眼點是退出戰爭，并不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其時蘇俄對外政策的中心內容就是發動“世界革命”。大多數俄共(布)領導人都對“世界革命”戰略充滿信心，希冀以俄國革命為先導，促進和推動西方廣泛的無產階級革命，一舉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并且深信世界革命的勝利是指日可待的。因此，不要說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就是一般的共存也不會長久。在列寧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它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和蘇維埃共和國和睦相處，無論按其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資本家階級的經濟利益來說，都是這樣”。[81][81] “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最后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82][82]
    只是在“世界革命”戰略一再受挫特別是1918至1919年德國和匈牙利等國革命失敗后，俄共(布)領導人才開始考慮與資本主義國家相處的問題。1919年春夏，德國巴伐利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蘇維埃共和國相繼崩潰。9月，列寧在《致美國工人的信》中，認為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并提出實行租讓制以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經濟關系的愿望。[83][83]12月，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宣讀的《關于國際政策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盵84]年6月，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一項報告中宣布，“我們的口號已經是而且今后仍然是：同各國政府和平共處，不管它們是什么樣的政府。" [85]可以說，大致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列寧和契切林提出了和平共處的口號。但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還不能說已經提出或形成了和平共處的政策。作為一種口號的和平共處，其宣傳意義遠遠大于其實際內容。因為，第一，列寧所講的和平共處的對象是各國人民。第二，作為外交人民委員的契切林，他的6月份的講話并不能反映和代表俄共(布)及其大多數俄共(布)領導人的真實想法和意愿。同年7月的俄共(布)中央的決定要求在革命斗爭中采取進攻路線。共產國際二大對此表示贊同，大會的決議認為，“內戰在全世界已提上日程”。[86][86]在同年9月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上，列寧講到，蘇俄決定要“幫助波蘭蘇維?；?"用刺刀試探波蘭社會革命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檢驗資本主義歐洲的穩固性。盡管對波蘭蘇維埃化的努力遭到失敗，列寧還是提出“要變防御政策為進攻政策”，直到最后勝利。這表明蘇俄所奉行的進攻性的“世界革命”戰略一仍其舊，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所以，和平共處的口號在此時僅具有宣示性的意義，而不是一項實際政策。只是到1921年列寧修改“世界革命”的戰略、放棄“直接進攻”的路線后，和平共處的口號才開始轉變為一種政策，逐步具有實際的內容。正是在這一年，蘇俄相繼與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國簽訂了貿易協定，建立了經濟關系。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蘇俄又參加了討論歐洲經濟問題的熱那亞會議。但是應當指出的是，和平共處作為一項政策，它的實際意義仍是有限的，也就是限于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往來和經濟關系。而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在法律上承認蘇俄。這與我們今天所講的和平共處是有很大區別的。就當時的情況看，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乃是蘇俄國內實施新經濟政策和國際上出現了某種“均勢”的緣故。因為，國內經濟建設需要外部的和平環境，“均勢”意味著世界革命難以在短期內獲得勝利。所以，和平共處才顯得必要和可行。到了1924和1925年，蘇聯與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使和平共處政策的內涵又擴大了。但是和平共處只是一種生存手段和斗爭策略，它決不意味著放棄“世界革命”的戰略。1923年由俄共(布)和共產國際所發動的未遂的德國革命就是有力的證明。[85][84]1920
列寧逝世后，“世界革命”的戰略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有了新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斯大林繼承了“世界革命”的理論，仍然堅持“世界革命”的戰略。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成為“世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把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絕對化，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情況和新的趨勢。因此，雖然從1924年起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呈現出經濟和政治穩定的局面，但斯大林卻認為，“穩定意味著培育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條件。" [87]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許多領導人甚至否定資本主義穩定的存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1924年6～7月的共產國際五大上認為，承認資本主義穩定就是放棄“世界革命”。[88][88]大多數代表認為，穩定不會長久，僅僅是幾年的時間。所以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穩定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概念。 [87]
    但是，不管怎樣，資本主義的穩定已是事實，要想在短期內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四大政治報告中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間已經出現了“某種暫時的均勢”，由此產生了它們之間的“和平共處”的階段。[89][89]在斯大林看來，即使沒有西方革命這一外來援助，蘇聯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90][90] 1926年1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論述了社會主義的“一國建成”和“最終勝利”的區別，認為蘇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91][91] 1927年7月，斯大林在《時事問題簡評》中又認為，存在著“一般新戰爭特別是反蘇戰爭的真正的實在的威脅”。[92][92]這樣，維護蘇聯的安全便成為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當然，“世界革命”戰略并未放棄，但它在蘇聯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世界革命”必須符合并且促進蘇聯的安全利益。以后的實踐證明，保障蘇聯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兩大目標。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推進“世界革命”必須有助于維護和增強蘇聯的安全利益；保障蘇聯安全，則有利于推行“世界革命”。在具體實施時，既有輕重緩急之分，又可雙管齊下，一切以蘇聯安全利益為最高準則。如果“世界革命”戰略妨礙蘇聯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須暫時隱退?？傊?，斯大林時期， "世界革命”戰略已經重新定位，成為蘇聯安全的附屬物。而作為世界革命領導中心的共產國際則成為斯大林可以任意指揮的工具。正如后來的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自己承認的，斯大林是共產國際的“主人”。[93][93]
    受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并且鑒于2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出現，共產國際此時也部分地修改了它的世界革命的觀點。“世界革命”已經不是指日可待的短期目標，而是被理解為一種進程，稱之為“世界革命進程”. 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承認，這一進程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相互聯系的復雜的進程。但它強調，“只是歸根結底世界革命進程將導致世界無產階級專政”。[94][94]
    由于長期受“左”傾思想的指導和影響，共產國際總是教條主義地以階級分析方法對待一切事物，以“革命”的眼光審視任何事件。結果總是夸大事物發展的革命趨勢，而忽視和否定其它的趨勢和可能性。只要資本主義矛盾一尖銳，就認為革命即將來臨。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共產國際內普遍對新的革命風暴寄予厚望。共產國際的另一位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1次全會上(1931年3～4月)，根據斯大林關于新一輪革命和戰爭已經來臨的觀點樂觀地預言，這新一輪的革命和戰爭“將會比1918～1919年的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廣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規模來說將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繼續，將會導致無產階級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95][95]1933年11～12月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全會要求各黨“堅決地向廣大群眾提出以革命來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任務”，為捍衛蘇聯而斗爭，集中所有力量為無產階級投入到即將到來的奪取政權的決定性戰斗做好革命準備。[96][96]這里只注意到了階級斗爭的緊張局勢，忽視了法西斯日益增長的危險，反對法西斯的任務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只是到1935年共產國際才認識到法西斯對整個人類構成的危險，暫時放棄了“世界革命”戰略，采取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法西斯的戰略。但是，共產國際只是階段性地放棄“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對反法西斯民主運動并沒有正確的理解。在它看來，反法西斯政權最終也應讓位于無產階級政權。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蘇聯和共產國際又重新回到了“世界革命”戰略的軌道。9月7日，也就是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后，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中說，“戰爭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貧困國和富有國)之間為重新分割世界和爭奪對世界的統治而進行的。我們樂意看到他們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如果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的地位被希特勒所動搖，那也不錯。希特勒正在破壞和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盡管他自己不知道并且也不想這么做。" “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應當堅決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戰爭”; “把資本主義國家分為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已經沒有意義了。" “戰爭引起了根本改變。以前提出的建立統一的人民陣線的目的是為了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奴役者的處境。在爆發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下，就產生了消滅奴役制的問題。”[97]這里斯大林完全抹煞了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區別，忽視了反法西斯侵略國家的人民的利益，再次提出了利用戰爭進行革命的不合時宜的任務。[97]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共產國際放棄了反法西斯戰略，試圖在戰爭的條件下尋找革命的機會。9月27日，共產國際在致法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電文中說，“這不是一場民主對法西斯的戰爭，這是一場無論從法國還是從德國方面來說都是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戰爭?！P于法西斯的問題今天已退居第二位，反對造成這場戰爭原因的資本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所有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制度的斗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98]資本主義的支柱不是同蘇聯簽訂條約的法西斯德國，而是擁有巨大殖民帝國的反動的反蘇的英國。現在提上議程的不是與法西斯而是與資本主義的斗爭。所以反法西斯陣線的策略現在不適用了?！盵99]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雜志1939年第8～9期上刊登的斯大林修改過的文章中提出要“把消滅資本主義奴役制的問題提上日程”。[100][100]法國淪亡前(1940年6月)在一份由共產國際和法國共產黨共同擬定的法共宣言草案的材料里留有這么一張小紙，上面有季米特洛夫的手跡：“但是要使法國成為人民的法國問題在哪里呢?"  "1871年。”[101]顯然，這是要效法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后建立的巴黎公社。[101][99][98]9月29日，共產國際在致英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電文中說，“
    1941年6月爆發的蘇德戰爭使斯大林的坐山觀虎斗然后伺機實施“世界革命”的打算宣告破產。現在的問題不是革命而是蘇聯生死存亡的問題。戰爭爆發的當天(6月22日)，斯大林就囑咐季米特洛夫，“不要提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102][102]季米特洛夫當天就召集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他指出，“在現階段，我們既不能呼吁在某些國家推翻資本主義，也不能呼吁進行世界革命?，F在的問題是在某些國家進行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占領者奴役制度的斗爭和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盵103]不僅如此，鑒于共產國際的存在和活動妨礙了蘇聯對外政策的實施和不利于蘇聯同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國的關系，斯大林決定要共產國際讓路了。1943年5月21日，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總結說，“經驗表明，無論是在馬克思時期和列寧時期還是現在，由一個中心來領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不可能的……當我們建立共產國際的時候，我們曾經認為我們能夠領導所有國家的運動，我們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這是我們犯的錯誤?！盵104]第二天，共產國際便宣布解散。[104][103]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的解散實際上意味著承認十月革命以來的“世界革命”戰略的失敗。斯大林認為所犯的錯誤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其實更為深刻的原因乃是不存在實施“世界革命”戰略的客觀條件和基礎。盡管如此，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的解散并不表明斯大林和蘇聯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理論和“世界革命”的戰略。解散共產國際僅僅是斯大林在戰爭的特殊形勢下所采取的一種暫時的退讓手段和方法，這是蘇聯的最高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的人員和機構也并未就此銷聲匿跡，主席季米特洛夫隨部分機關并入了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由該部繼續與各國共產黨保持聯系。[105][105]
 
*        *        *
 
    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展進程表明，由列寧在一戰的特殊形勢下提出的、而后由斯大林繼承和發展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夸大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趨勢和可能性，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潛力，忽視了資本主義通過“自我揚棄”克服及緩和矛盾的能力、在危機條件下的生存能力和對新的條件和形勢的適應能力。簡而言之，就是忽視和否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其它趨勢和可能性。正是由于帝國主義論和“世界革命”的理論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和主觀空想的成份，建立在其基礎上的“世界革命”的戰略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盲動性和冒險性，缺乏賴以實現的充分的主客觀條件，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但是，這一理論與戰略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它不僅為蘇聯而且對整個20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人們在總結蘇聯和20世紀世界歷史教訓時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
《東歐中亞研究》 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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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布森：《帝國主義，一項政策》，倫敦，1938年，第6、126頁。轉引自蔡中興《帝國主義理論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116頁。
[2][2]希法亭：《金融資本》，莫斯科，1959年，第471頁。轉引自葉夫澤羅夫《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神話與現實》，載〔俄〕《近現代史》1995年第3期。
[3][3]考茨基：《帝國主義》，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1頁；《兩本用于重新學習的書》。《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關于帝國主義的謬論》，三聯書店，1976年，第107頁。
[4][4]布哈林：《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莫斯科，1923年，第100、137頁。轉引自葉夫澤羅夫前引文，第46頁。
[5][5]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0，案卷27214，第1頁。轉引自葉夫澤羅夫前引文，第46頁。
[6][6]《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37頁。
[7][7]《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08～809頁。
[8][8]同上，第2卷，第893頁。
[9][9]同上，第27卷，第435頁。
[10][10]同上，第27卷，第434頁。
[11][11]同上，第27卷，第436頁。
[12][12]同上，第24卷，第211、273、277頁。
[13][13]同上，第24卷，第274頁。
[14][14]《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29頁。
[15][15]《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27頁。
[16][16]同上，第3卷，第164頁。
[17][17]同上，第27卷，第330頁。
[18][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第221頁。
[19][19]《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67頁；第28卷，第88頁。
[20][20]同上，第33卷，第279頁。
[21][21]同上，第46頁。
[22][22]同上，第35卷，第100、117頁。
[23][23]同上，第36卷，第177、284頁。
[24][24]黑勒和涅格里奇：《執政中的烏托邦，1917年至今的蘇聯歷史》，倫敦，1986年，第2版，第100頁。
[25][25]《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43頁。
[26][26]《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43頁。
[27][27]《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9頁。
[28][28]同上，第28卷，第163頁。
[29][29]《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40頁。
[30][30]《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67頁。
[31][31]同上，第35卷，第294頁。
[32][32]布哈林：《論進攻戰略》，載《共產國際》, 1920年，第15期，第3076～3078頁，轉引自希里尼揚《共產國際戰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載〔俄〕《近現代史》1995年第5期。
[33]《1920～1927年蘇俄與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亞，1957年，第159頁。
[34][34]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07，目錄1，案卷32，第9頁。轉引自希里尼揚前引文，第48頁。
[35][35]《季米特洛夫日記》，第67、68頁。轉引自上文第54頁。
[36][36]參見《列寧全集》第42卷，第1～64頁。
[37][37]《列寧回憶錄》，第4卷，莫斯科，1969年，第26頁。
[38][38]《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13～215頁。
[39][39]同上，第12卷，第215～217頁。
[40][40]同上，第12卷，第217～233頁。
[41][41]《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34頁。
[42][42]同上，第32卷，第467頁。
[43][43]《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頁。
[44][44]道格拉斯：《蘇聯對外政策文件》，第1卷，倫敦，1951年，第83～85頁。道格拉斯：《蘇聯對外政策文件》，第1卷，倫敦，1951年，第83～85頁。
[45][45]《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1頁。
[46][46]同上，第33卷，第2～3頁。
[47][47]同上，第35卷，第143頁。
[48][48]道格拉斯前引文，第18～21頁。
[49][49]《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34頁。
[50][50]《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70～71頁。
[51][51]同上，第34卷，第33頁。
[52][52]《共產國際文件》, 1919～1932年，莫斯科，1983年，第60頁。
[53][53]《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70～71頁。
 
[54][54]道格拉斯前引文，第112頁。
[55][55]《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566頁。
[56][56]同上，第29卷，第169頁。
[57][57]同上，第29卷，第169頁。
[58][58]同上，第29卷，第290頁。
[59][59]同上，第29卷，第197頁。
[60][60]同上，第29卷，第353頁；第36卷，第535頁。
[61][61]這篇由列寧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直到1992年才由〔俄〕《歷史檔案》發表。
[62][62]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 1920年9月22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發言速記，載〔俄〕《歷史檔案》, 1992年第1期。
[63][63]參見拙文：《關于帝國主義三次聯合武裝進攻蘇俄問題的再思考》，載《東歐中亞研究》1997年第1期。
[64][64]黑勒和涅克里奇：《執政中的烏邦托，1917年至今的蘇聯史》，倫敦，1986年，第2版，第100頁。
[65][65]《1920年～1927年蘇俄與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亞，1957年，第17頁。
[66][66]《1920年～1927年蘇俄與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亞，1957年，第17頁。
[67][67]黑勒和涅克里奇前引書，第100頁。
[68][68]《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1～271頁。
[69][69]〔俄〕《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
[70][70]《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記錄》，莫斯科，1927年，第75頁。轉引自涅任斯基：《1917年～1921年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世界革命”還是和平共處的方針》，載〔蘇〕《蘇聯歷史》1991年第6期。
 
[71][71]《列寧全集》, 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3、12～13頁。
[72][72]《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9～30頁。
 [73]巴比琴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共產國際與1923年德國事件，新的檔案材料》。載〔俄〕《近現代史》1994年第2期。
[74][74]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錄2，案卷25，第211～215頁；《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致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的信》，同前，目錄18，案卷175a，第252～257、261頁。轉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7頁。
[75][75]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7頁。
[76][76]俄文和德文的提綱分別見：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4，目錄1，案卷126，第1～21頁；全宗495，目錄293，案卷295，第120～145頁。轉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8～129頁。
[77][77]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3，案卷373，第1、6頁。轉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30頁。
[78][78]后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政治局國際形勢委員會，其成員除了上述五人外，還增加了加米涅夫、捷爾任斯基、皮亞特尼科夫和索科里尼科夫。載〔蘇〕《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7期。
[79][79]希里尼亞前引文，第48頁。
[80][80]魯祖塔克，俄共(布)中央書記。古比雪夫，俄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后來，勞動人民委員施密特替代了患病的魯祖塔克，駐德國全權代表克列斯延斯基取代了古比雪夫。
[81][81]《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頁。
[82][82]同上，第36卷，第126頁。
[83][83]同上，第37卷，第188頁。
[84][84]同上，第37卷，第394頁。
[85][85]《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卷，莫斯科，1958年，第639頁。
[86][86]《共產國際二大》, 1920年7～8月，莫斯科，1934年，第556頁。轉引自希里尼亞前引文，第46頁。
[87][87]《斯大林選集》，俄文版，第7卷，第101頁。
[88][88]《共產國際五大速記報告》，第1卷，莫斯科，1925年，第54頁，轉引自希里尼亞前引文，第49頁。
[89][89]《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7～218頁。
[90][90]同上，第7卷，第289頁。
[91][91]同上，第8卷，第59～74頁。
[92][92]同上，第9卷，第291頁。
[93][93]季米特洛夫致曼努伊爾斯基的信，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23，目錄1，案卷68，第1頁。轉引自斯米爾諾夫：《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國際，1939～1941年》，載〔俄〕《近現代史》1996年第3期。
[94][94]《共產國際六大速記報告》，第6冊，莫斯科-列寧格勒，1929年，第36頁。轉引自希里尼亞前引文，第50頁。
[95][95]《共產國際與資本主義危機》，見《共產國際六大速記報告》，第1冊，莫斯科，1932年，第42～43頁。轉引自希里尼亞文，第51～52頁。
[96][96]《共產國際第13次全會速記報告》，莫斯科，1934年，第594、595頁。轉引自希里尼亞前引文，第53頁。
[97][97]保加利亞黨的中央檔案館，全宗146，目錄2, a.e.5，轉引自菲爾索夫：《1939～1941年共產國際檔案與蘇聯對外政策》，載〔俄〕《近現代史》1992年第6期。
[98][98]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中心，全宗495，目錄184，案卷4，第48頁。轉引自菲爾索夫：《1939～1941年共產國際檔案與蘇聯對外政策》, 載〔俄〕《近現代史》1992年第6期。
[99][99]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錄184，案卷4，第53頁。轉引自斯米爾諾夫前引文，第22頁。
[100][100]季米特洛夫：《戰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載《共產國際》雜志1939年第8～9期。轉引自斯米爾諾夫前引書，第24頁。
[101][101]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錄10a，案卷82，第37頁oб.轉引自斯米爾諾夫前引文，第24頁注10。
[102][102]保加利亞黨的中央檔案館，全宗146, 目錄2, a.e.6。轉引自菲爾索夫前引文，第34～35頁。
[103][103]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錄18，案卷1335，第3頁。轉引自斯米爾諾夫前引文，第34頁。
[104][104]保加利亞黨的中央檔案館，全宗146，目錄2, a.e.11。轉引自菲爾索夫前引文，第35頁。
[105][105] 1943年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 "1，在聯共(布)中央系統內建立國際情報部。2，任命聯共(布)中央書記謝爾巴科夫同志為國際情報部主任，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爾斯基為副主任。"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62，卷宗37，第112頁。轉引自阿季別科夫：《解散后的共產國際(1943～1944年)》載〔俄〕《歷史問題》雜志1997年第8期). 6月14日，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和謝爾巴科夫一起商議國際情報部應執行怎樣的職能和如何避免敵人攻擊共產國際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等問題。商議的結果是，由季米特洛夫擔任主要的領導工作，曼努伊爾負責有關戰俘問題的工作。也就是說，實際上該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使季米特洛夫領導該部的事實不被敵人所利用，決定任命謝爾巴科夫為主任，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為副主任。這一決定沒有宣布，該部的組織和管理工作是通過內部方式進行的。" (見阿季別科夫上引文，第32頁)國際情報部有一個機構是由205研究所、100研究所和99專門研究所與聯共(布)共產黨外國局組成的，以前隸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外國共產黨人就在這一機構內工作。(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703。參見吉比安斯基：《共產黨情報局是怎樣成立的(根據新的檔案材料)》，載〔俄〕《近現代史》雜志1993年第4期)。通過該機構，聯共(布)同各國共產黨的聯系和原來經共產國際對其它各黨的領導事實上仍然存在。戰爭結束后，以前在共產國際的各種組織機構中工作的外國共產黨人由蘇聯返回各自的國家(季米特洛夫于1945年11月返回保加利亞。)同年12月底，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更名為對外政策部。1946年4月該部正式開始工作，主任為蘇斯洛夫。仍有一些外國共產黨人繼續在該部的一些機構特別是專門的研究所內工作。這些研究所的職能是收集和分析情報，培育干部，通過信使或秘密無線電系統與外國共產黨保持聯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011。轉引自吉比安斯基上引文，第137頁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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