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1966-197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席卷全國、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立場不同，看法也截然不同。毛澤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而毛澤東去世后，曾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者卻把文化大革命定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而徹底否定。隨著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的驗證，文化大革命的功過愈來愈清楚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究竟該如何評價這場偉大革命運動，不只是關系到對毛澤東的評價，而且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甚至波及到世界"共運"的諸多理論和實踐。所以，每個愿意繼續革命的人不得不對此作出判斷和認識。
以下這篇文字，寫于2001年春。當時北京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由于文革一開始就隨著鄧拓挨批判而受到牽連，早早地靠邊站，成了毛澤東所說的"桃花源中人"，文革中的許多事情都不知道，后來，由于中國的社會現狀使他很想從新認識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就請幾位經歷過文革的同志敞開心扉的談論自己對文革的看法，以便幫助他認識理解文革。筆者有幸看到寫給這位老同志的發自肺腑的文章，就結合自己的看法，整理出《關于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粗淺看法》一文。后來，由于某種原因，這篇文字一直在我的電腦文檔里躺了六年，最近才進行了修改，供讀者參考和評論。
一、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理論依據是：（一）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三）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有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而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論點是："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的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究竟孰是孰非？談一點粗淺看法。
（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論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的。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寫道："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存在著復辟的希望，并把這種復辟的希望變成復辟的行動。"這些復辟行動除武力的就是和平的，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是最好的辦法。列寧又說："……在革命已經爆發，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貪圖祿位，在這時候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后，要費極大氣力，可以說要用千辛萬苦的代價，才能從這種'蹩腳'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來。"這些蹩腳的革命家，這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就是黨內走資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進行了各色各樣的表演，有的唱紅臉，有的唱白臉，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所有制上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竭力維護、鞏固、發展私有制。只要認真回顧一下建國以來歷次政治斗爭的史實，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毛主席的觀點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
新中國的誕生，標志著民主革命的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大講資產階級剝削有功，批評山西省委發展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經毛澤東嚴肅批評后，他暫時收斂了，在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照耀下，我國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經過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敗的地主階級、官僚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妄圖復辟的猖狂進攻以后，激發了全國人民極為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在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鼓舞下，掀起了大躍進運動。隨著農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又出現了在原來農業高級社的基礎上興辦人民公社的高潮。這時階級斗爭曾表現一段時間的緩和，但絕沒有停止。資產階級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大勢已去，便轉換手法，采取從黨內尋找代理人搞和平演變的方法繼續向無產階級進攻。而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并沒有因建國初期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而誠心轉變，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經不起資產階級和平演變考驗的人，逐漸演變成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愿繼續革命，甚至反對革命，向往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伺機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在我國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出現失誤加上自然災害、蘇修逼債等客觀原因造成國民經濟發展受挫，出現人民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盡管毛澤東同志最早覺察失誤并立即指導全黨有效地努力糾正錯誤，黨內的資產階級仍然借機向黨發動了進攻。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突然向黨向毛澤東發難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彭德懷在我國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戰爭中是建有卓越功勛的，對此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這樣那樣錯誤，受到過毛主席和黨的批評。而他對毛主席的批評一直耿耿于懷。作為黨的高級干部，軍隊的高級將領，彭德懷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應該十分關心維護我國新建立起來但還有許多不完善地方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是應該對大躍進中我們黨一時出現失誤造成的挫折有一個客觀的正確認識的，是應該對毛澤東最早察覺并領導全黨正在有效糾正錯誤的舉動作出充分肯定和評價，努力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采取和毛澤東合作的態度，并提出自己對進一步糾正錯誤的意見的。但他并不是這樣，而是在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都不講任何意見，在廬山會議進一步糾"左"作出布署基本結束時，突然以萬言書的形式向毛澤東發難，提出什么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這樣做的動機，不管他主觀愿望如何，在客觀上已起到了與國際上的帝修反、國內的資產階級、臺灣國民黨惡毒攻擊我國三面紅旗的配合作用，而且在言語上也近似一個腔調。彭德懷的萬言書，實際上是攻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制定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大躍進是"極左"，攻擊1958年以來毛澤東和黨中央執行了一條"左"傾路線。彭德懷的這一思想當時也并不是他一個人，在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沒有明顯暴露就是了，這些已經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歷史發展事實完全證明了。不是已經完全否定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定，給彭德懷徹底平反了嗎？不是已經在全國解散了人民公社，拋棄了總路線，大躍進嗎？不是已經作出毛澤東從1956年以來搞的是一條"左傾"的錯誤嗎？不是把當年彭德懷的萬言書寫的甚至還沒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實現了嗎？這樣做的結果不是已經為實踐證明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或叫修正主義路線嗎？并且這條路線已經基本上把我們黨的事業斷送了嗎？所以，如果說當時許多同志"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話，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場斗爭的真面目已經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廬山出現的這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們黨，這一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我們可以把這場斗爭看成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斗爭重點轉移到黨內的開始，是毛澤東形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在這以后，毛澤東在同劉少奇關于"四清"問題的針鋒相對的斗爭，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同意農村實行分田單干實際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爭，在同國有企業實行一長制、獎金利潤掛帥、單純依靠科技人員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辦企業路線的斗爭，在同上層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資產階級路線的斗爭，都說明黨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一直十分激烈。都說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而在廬山會議后不久出籠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是廬山會議斗爭的繼續。毛澤東敏感地覺察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要為彭德懷鳴不平進行翻案，便立即安排組織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進行反擊。而文章寫成后，全國許多省市黨報都不刊登，毛澤東不得已采用發行小冊子的方式向全國散發。這時北京市已成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可見當時資產階級的氣焰已經囂張到什么程度。這就是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由來。說明并非當時毛主席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分嚴重，而是估計得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如果毛澤東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風的方法是否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呢？答案是：否。因為當時情況和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和1942年整風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風，是在全黨以毛澤東正確路線為指導基本團結一致的情況下，為進一步增強團結，提高思想水平，通過學習文件理論聯系實際總結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歷史上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問題的。是以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黨面臨的情況是無產隊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種路線的斗爭越來越激化，在"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尋找到的一種"公開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方式，這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顯然，這樣一場以反對修正主義維護馬克思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大革命，是不可能用整風的方法得到解決的。
如果不用文革的方法，用遵義會議的方式行不行？答案也是：否。因為這和遵義會議的情況也不同。遵義會議時我們黨不是執政黨，不存在一部分當官做老爺不愿革命甚至反對革命的問題，而僅是共同在為實現革命勝利的大目標下怎樣革命，執行一條什么樣的路線才能奪取革命勝利的問題。當時跟著王明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錯誤也屬于思想方法思想認識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因而在錯誤路線使革命不斷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以后，絕大多數同志都會從實踐中吸取教訓，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這就決定了遵義會議摒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是遲早必然要發生的。而我們黨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敗，絕大多數同志的思想認識已經從血的教訓中提高了，毛澤東同志已是眾望所歸。所以，遵義會議就成為我黨結束王明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對革命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而1966年我們黨的主要問題，既然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生死決戰問題，要用遵義會議的方式，用召開黨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民主集中制做出決定的方式來解決，顯然是不行的。
所以，在1966年的情況下，毛澤東斷然采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運用大民主的方法進行文化大革命來解決當時黨內存在的已經十分嚴重激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問題是十分英明正確的。這也充分顯示了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一貫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偉大思想，顯示了毛澤東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真理，堅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敵人和阻力挑戰的大無畏的勇氣和氣勢磅礴的英雄氣概。
（二）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既有當時的經濟基礎又有當時的政治基礎。
在一九六六年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狀況是怎樣的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的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全國糧食也有大幅度的增長。這些成就完全是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優越性。到1966年全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已經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人民公社，小農的個體生產經營，私有制經濟已基本絕跡。這時廣大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在想什么呢？他們想的就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國營、集體生產，使生活蒸蒸日上，不再走回頭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深惡痛絕的是那些掛著共產黨招牌、占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領導職務，卻不賣勁為社會主義出力，反而拉倒車、走歪門邪道，糟踏、破壞集體經濟，以權謀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當時不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因為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已經使得公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是否真心真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真心真意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問題。這突出表現為在工廠是搞物質刺激還是政治掛帥，是專家治廠還是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是自力更生大搞技術革命、大搞科學實驗，還是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在農村則表現為是鞏固發展隊辦、社辦的集體經濟，大搞科學種田，提高產量，改善人民生活，為國家多做貢獻，還是削弱集體經濟，鼓動社員個人顧個人，采取保守、守舊的耕作方法，瞞產私分，分光吃光，挖社會主義墻角。這一切反映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嚴肅的、激烈的階級斗爭。而黨中央政策的搖擺（如四清運動中前十條和后十條），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區的各自為政，都顯示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山雨欲來。所以毛主席在這時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的，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毛主席一聲號召，全國從下到上，男女老少，不分城鄉，不問南北，群眾運動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這難道說文化大革命沒有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
二、對毛澤東在文革中選擇用人的看法
毛澤東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首先要選用能夠正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決擁護支持他的方針政策，忠實地執行繼續革命路線的人。可以想象，毛澤東一定很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戰斗幾十年久經考驗的老戰友中，能夠有很多老帥、老將、老總像過去一樣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愿。文化革命中，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站在了運動對立面，對運動進行百般指責，強行反對，毛澤東自然是無法用他們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重用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都是十分英明的決策。
（一）關于周恩來
周恩來在文革中始終是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的。文革中，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密切合作支持，鞠躬盡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將是不可想象的。毛澤東在文革開始寫給江青的信中明顯流露了他對林彪的疑慮和信不過，而這封絕密信件是首先送給周恩來看的，這充分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
文革中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使用是非常得當的。他不但把國務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來領導，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來負責處理。文革中解決全國各省市的問題，幾乎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員共同聽取省市群眾組織代表團的多次匯報后，再向毛主席的匯報，最后代表中央作出處理決定的。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新政權的建立，以及兩屆黨代表大會、兩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召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澤東同志指定以周恩來為核心組織籌備和逐一確定的。文革中周恩來還擔負著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廣泛聯系做好對文革有抵觸情緒，有阻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工作。這是其他任何人不能勝任的。正是由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來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的政壇上，明里暗里制造著一種輿論：毛、周斗爭論。說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是有矛盾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壓抑、受排擠、不被信任，權力和處境都岌岌可危的；這似乎暗示人們："徹底否定"文革是周恩來留下的一個遺愿。這完全是翻案派玩弄的"抬周貶毛"的鬼把戲！另外，他們還編造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批林批孔"中著名寫作班子"梁效"成員之一、北京大學老教授周一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如揭發出江青說"總理是大儒，批儒目標指向總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群）謝（靜宜）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動佩帶白花。有兩人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我是其中之一。"（1998年《每周文摘》第97、98期）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系，正如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在悼念毛澤東逝世的日子里寫的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毛澤東主席是一位偉大的設計師，而周總理就是一位偉大的工程師。"（1976年9月《人民日報》）這實在是一個真知灼見。
（二）關于林彪
文化革命前期，盡管毛澤東是對林彪的某些作法有懷疑，但仍是把他作為副統帥委以重任。"九大"期間，毛澤東一方面對他的權力進行限制，另一方面還是把他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里。然而，階級斗爭的規律不會以人的意志而改變。以林立果、葉群以及黃、吳、葉、李、邱為核心的反革命集團，為了搶班奪權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陰謀終于暴露，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國的的溫都爾汗，史稱"九一三"事件。此后，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林彪專案組工作，查出了林彪反革命政變的大量確鑿的罪證，特別是企圖謀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紀要》真是令人觸目驚心。盡管有人對"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出逃是主動還是脅迫、是飛機失事還是打下來等問題上存在疑義，但是，中央文件公布的大量林彪集團的罪證（影印件、圖片、錄音等），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文革初期毛澤東對林彪委以重任的原因有二點：一是林彪有長期以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和行動。林彪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建立的功勛和1959年兼任國防部長并主持軍委工作后，首先在軍隊里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在以后全國普及毛澤東思想上所起的關鍵作用（紅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就是解放軍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產物）是毛澤東對林彪信任的基本因素。其二，文革開始后，軍隊里不少資格老、威信高的將軍元帥們對毛主席發動文革很不理解、很不支持、很不得力，有的甚至站到對立面，而文化大革命運動又必須得到軍隊強有力的支持。這時候，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態度十分積極，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選擇并重用林彪作為副統帥是完全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對林彪關于政變的講話（指1966年5月8日）以及過分夸大"紅寶書"的作用等舉動也是心存疑惑的。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中這樣說："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買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顯然，這里所說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但是，隨著文革的深入，林彪 "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提出"四個偉大"等，更增加了毛澤東對他的反感和提防。"九大"期間，毛澤東一方面在原則問題上對他不讓步，另一方面把他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里。給他機會，對他寄予希望。這里對三個問題談點看法。
第一、關于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九大"報告有兩個本子，一是以陳伯達為主起草的，二是以張春橋為主起草的。雖然有的人說這兩個本子都與林彪無關，林彪只是開會時照本宣讀了一遍，但以后"批陳整風"中揭發出來的事實說明陳伯達的本子與林彪有關。最終，毛主席選擇了張春橋的本子。這無疑是對林彪的沉重打擊，林彪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當然，關鍵在于兩個本子的區別。陳伯達的本子中體現了淡化階級斗爭而以生產為中心的論調，這是從根本上是違背毛澤東思想，違背文革路線的。這也說明毛澤東所說的"林彪不是極'左'，而是右，'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因所在。
第二、關于"設國家主席"問題。林彪以及陳伯達為什么要急于設國家主席呢？這絕不是單純的工作意見分歧。正因為林彪發現自己的問題已被主席察覺，便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設國家主席，既是林彪進一步對自己處境的試探，也是為進一步謀取更大實權和影響力。林彪雖然是黨內二號人物，但黨內、軍內要受毛主席的限制，他自已不敢稱"老大"。在國務院系統，周恩來是總理，他只是副總理，如果他當上國家主席就不一樣了，他可以這個身份影響國務院，限制周恩來，擴大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影響。設國家主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促成林彪自己當主席。林彪作為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假如心不虛，假如與毛主席沒有路線分歧，他是決不會冒這個風險的。正因為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冷落，正在被毛主席所覺察，再不采取行動就會處于被動，所以最終演出了爭當主席的陰謀鬧劇。林彪爭當國家主席決不是毛主席將其小題大做，正因為此，毛主席更認清了林彪問題實質的緊迫性，再不解決林彪問題，事情就嚴重了。
第三、關于林彪是否搞反革命政變問題。《517工程紀要》是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綱領。其影印件是作為中共中央[1972]4號文件《粉碎林陳反革命政變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二）的附件公布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后，在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毛主席一方面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林彪集團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另一方面，于1971年1月改組北京軍區，挖了林陳集團的墻角。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等寫出了《517工程紀要》（以下簡稱《紀要》），"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分析了武裝政變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和時機，提出"利用集會一網打盡|"、"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入毒氣、細菌武器、轟炸、車禍、暗殺"等形式對待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并制定了詳細的實施方案，包括人力、物力（武器、車輛、通訊器材）等物質準備，最后還提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軍國主義式口號，顯然，《517工程紀要》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政變綱領是無疑的。關鍵的問題是林彪是否知道或參與制定紀要的活動。據直接參與研究制定《紀要》的成員之一李偉信的交待：1971年2月，林立果跟林彪、葉群一起到蘇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上海，3月18日，李立果在臥室對李偉信等說："根據目前形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3月21日，林立果對李偉信等說："目前從各地區實力來看，'首長'（指林彪）講話還有一定作用，這件事與'首長'談過，'首長'讓先搞個計劃"。他們研究了形勢，分析了林彪接班的三種情況：和平過渡、被人搶班和提前搶班，最后提出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寫一個計劃--就是后來的《517工程紀要》。究竟是林彪指示，還是林立果假借林彪之名？李偉信的交待揭發中有這樣一段話："'571'計劃寫成后，我沒有見過，但是于新野（直接參與研究制定《紀要》的主要成員之一）曾夸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錄的關于武裝起義的事例，都還留在北戴河"首長"（指林彪）、"主任"（指葉群）那里。由可見，即使林彪沒有指示和參與《紀要》，但事后他是知道的。退一萬步說，即便是林彪不知道，但作為黨的副統帥，又是林立果的父親，難道他就沒有覺察嗎？特別是乘飛機逃往蘇聯時，就能輕而易舉地上林立果的當嗎？總之，希望為林彪鳴冤叫屈的同志，認真看一看中央處理林彪集團的有關文件、毛主席有關指示以及林彪集團成員的揭發交待材料，否則，不管你的主觀意愿如何，客觀上就會起到傷害毛主席和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作用。
（三）關于江青、張春橋
毛澤東同志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當然必須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論，忠實執行他的革命路線的人。而江青、張春橋等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接受，衷心支持，是忠實于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如果我們真正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堅持我國社會主義不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是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那么，在眾多老帥、老將、老總們大都抵觸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有這么一些人不顧風險挺身而出，忠實跟隨毛澤東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爭，從主要方面看，他們的精神實質是可貴的，應該稱道的。試想，如果沒有這些人對毛澤東的忠實跟隨和支持，恐怕作為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而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很難發動起來。所以，毛澤東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合乎情理的，是革命的需要。事實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捍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愧于旗手的稱號。
盡管江青有許多曾被毛澤東批評過的錯誤、弱點，但就大節而言，江青至死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忠于馬列主義、忠于無產階級革命、堅持同修正主義斗爭到底的。她是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和所有資產階級反動知識分子的死敵。隨著時間的推移，強加于江青的許多不實之辭也得到澄清。比如《鄭州晚報》（2000年12月4日）登載的《在世紀偉人的身邊--首訪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徐德隆》一文中透露，社會上流傳的關于江青"給毛主席翻身，企圖謀害毛主席"的說法是不存在的。因為徐醫生在主席臨終前的四、五個小時里，一直守在主席身邊，負責給主席量血壓。當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徐醫生很慎重地說："我不知道，在我的值班時間里，在主席最后的時間里，我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事情"。陳永貴在接受采訪時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什么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當問到"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樣"時，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對，我在粉碎他們以后的講話，都是根據中央統一調子來說的。江青這個人對她的工作人員據說是很不錯的。我親自聽她身旁的服務員講過，江青對我們很關心，給我們打毛衣，送錢給生病的人。""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時候，曾經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面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于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他們要砍倒的首先就是這面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了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斗爭以外，沒有其它的道路可選擇。'""她（江青）由于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譬如她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說："老陳，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毛主席培養的黨的干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允許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在黨的原則和范圍內進行的。"陳永貴還說："據我了解，她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我親眼看到這一件事：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方面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給錢了沒有。最后江青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錢交給王洪文。江青喜歡照相，她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自己掏錢買。他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了付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卷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的。但是我絕對不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陳永貴還說："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而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至于江青的歷史，特別是在延安時期，已經有很多文章證實，是革命的，是無愧于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的。從毛澤東逝世后江青受審以及獄中情況來看，都表現了一個堅貞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高尚氣節和情操。可以想象，江青入獄后，面對生與死的考驗，如果貪生怕死，背叛毛澤東，變節屈從修正主義，檢討認罪，攻擊文化大革命，那將對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對以后反對修正主義的革命斗爭造成怎樣不利的影響。因此，江青和楊開慧一樣是不愧于毛澤東同志夫人的稱號的。
張春橋也是毛澤東文革中十分信任的人。毛主席所以信任他，不僅是欣賞他的文采，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1957年9月，年輕的張春橋就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稱贊。1969年九大籌備期間，毛主席又采用了由他執筆起草的政治報告。1975年張春橋又發表了著名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文中說："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存在著變修的危險。因為不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念念不忘侵略和顛覆我們，不但老的地主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像列寧講的那樣每日每時產生著。"這難道不是已經被現實所證明了的嗎？張春橋被捕、被判處死緩后，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的"五不怕"精神難道不發人深思嗎？
（四）關于華國鋒
華國鋒自稱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完全辜負了毛主席的重托。他表面上高喊"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背地里卻在毛主席逝世28天后，就迫不及待地用非法手段逮捕了文革功臣；他表面上高喊"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背地里卻接受鄧小平的假猩猩的上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勢力所嚇倒，推行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另一方面是他私心膨脹，惟恐失去"英明領袖"的桂冠，竟然置黨紀國法于不顧，編造謊言，欺騙人民，不僅葬送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整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最終，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結束了他的"短暫春秋"。如果沒有華國鋒的出面，葉劍英是搞不成的，鄧小平也上不了臺，翻不了案。應該說，華國鋒是葬送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三、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
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估價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的成績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組織縣團以上的干部認真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中有這樣一段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歷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88頁），這段話中，不僅有毛澤東對文革具體評價，也有毛澤東對文革中造反派的批評和對受到沖擊的老同志的諄諄告誡，要求老同志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能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去指責他們。
從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要達到的目的來說，在毛澤東同志生前文革是勝利了。因為發動文革奪回各級黨委特別是中央被修正主義、走資派篡奪了的那部分權力的主要目的基本實現了。其標志是以劉鄧為頭子的修正主義路線被摧垮了。經過"九大"、"十大"兩次改組，黨中央和政治局里劉鄧勢力已失去多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可以順利得到貫徹執行了。在經濟基礎方面，它擊退了黨內的那股欲分地單干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修正主義思潮，鞏固了農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它也擊退了在國有企業推行反對黨委領導的廠長負責制、推行利潤掛帥、獎金掛帥、利益驅動，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推行專家治廠，反對依靠工人階級辦廠辦企業，推行把工人階級看作雇傭奴隸，實行管卡壓的管理方法，反對把工人階級當作工廠主人，實行工人階級參加管理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方法等修正主義的辦企業務路線，使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辦企業路線基本得以貫徹執行。國有企業出現了嶄新面貌。這就使我國工農業生產和高科技發展在文革的大好形勢下取得了穩步增長和輝煌成就，并為以后更快更好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方面不論在教育、文藝、衛生等各條戰線，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都得到了全面的貫徹執行，各方面煥然一新。作為無產階級文藝精品，受到工農兵廣泛喜愛的革命樣板戲誕生了；廣大知識分子煥發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經受鍛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改造大學，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已開始結出碩果；根據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方針，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了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看病吃藥難的問題，受到農民的衷心擁護，成為世界上一大奇跡，得到國際上廣泛贊揚。所有這些豐碩成果表明文化大革命確實取得了偉大勝利，而不能說文化大革命只是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實踐上失敗了。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取得進一步鞏固文革的勝利就逝世了。毛澤東去世后，文革造反派遭到殘酷打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迅速上臺，開始清算文革、清算毛澤東，原本對文革不理解又受到"三分錯誤"沖擊的老同志以及許多黨員群眾，對文革中出現的"三分錯誤"看得過重，對其產生的原因缺乏全面分析認識，沒有足夠看到上述文革取得的偉大成果，就得出文革失敗了的結論。那些原本對毛澤東有刻骨仇恨的反動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公開地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公有制經濟，公開搞私有化，一句話，公開地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奔跑，肆無忌憚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已不僅僅是推翻了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事實上也推翻了建國以來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國已不僅僅是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封建主義、官僚買辦階級、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復辟。我們能夠因此認為我國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失敗了嗎？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殘酷現實教育了許多老干部、老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使他們從新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發動為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分析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與失敗，才是符合歷史事實情況的。
四、文革中經濟是發展了，還是頻臨崩潰的邊緣？
文革中，毛主席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條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是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中首次提出的。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向全黨全國印發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并在講話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接著，1967年2月，毛主席批示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中，除"支左"外，"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都是為了保護生產和工作的繼續進行。1967年7月至9月，毛主席在視察大江南北時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沖突，""要實現大聯合"的同時又指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968年7月，毛澤東批準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斗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在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正常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后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全國經濟形勢趨向穩定。1969年至1971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以上情況可以說明，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始終沒有放松經濟工作。這一點，《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我國社會主義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那么，文革期間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那些成就呢？
（一）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農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龍，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有了較大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國三分之一的耕地實行了機械耕種；農村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了4·9倍，機電灌溉面積增加了一倍多；農用化肥產量增加了2·1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畝用電量增加了4·7倍；農用載重汽車擁有量增加了3·3倍；糧食產量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同期人均產量增長了12·1%。
（二）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
繼大慶油田之后，又相繼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國原油產量為1965年的6·7倍，我國由貧油國一躍而為自給有余的產油國，石油化學工業也迅速崛起。1973年從國外引進13套大型先進化肥生產設備，生產能力合計為合成氨357萬噸，尿素580萬噸。同時引進的大型化工、化纖生產設備，也先后在北京、上海、遼陽等地安裝建設。
在此期間，冶金工業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鋼鐵廠、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為了解決鋼材品種問題，武漢鋼鐵公司還從國外引進了先進的一米七軋機工程設備。機械工業方面，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四川大足汽車制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陜西富平壓延廠等一大批企業。煤炭工業方面，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頂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方面，重點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電站和火電廠。著名的葛洲壩大型水電站及國外引進設備的唐山陡河電廠，也開始動工興建。
（三）建成了一些內地鐵路干線和長江大橋。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長890公里的焦枝線。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線全線通車。接著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線也全面動工。此外，還修建了襄渝線，并在該線的安康另修一條鐵路與寶成上的陽平連接。華北地區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線和通（縣）坨（子頭）線。
全長6700米，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雙層鐵路、公路兩用南京長江大橋，由1959年動工，1968年勝利建成。
此外，1974年還先后建成了從大慶油田到秦皇島、由秦皇島到北京、由山東臨邑到南京等長距離輸油管道。郵電通訊方面，1976年建成全長1700多公里的中間軸1800路載波通訊干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區的微波通訊干線，北京、上海還各建了一條衛星地面站。
（四）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繼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23日，我國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在空間技術方面，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試驗發射核導彈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5年11月26日，按預定計劃回收所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使我國成為美、蘇之后第三個可以回收衛星的國家。
在此期間，我國農業科技人員，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種，提高畝產20%左右。
以上情況表明，文革期間國有、集體經濟確實得到了大發展。"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五、應當怎樣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正確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正確認識文革和文革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是關系到今后在同修正主義進行斗爭中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認識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斗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文革之初，毛澤東在一次與外賓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那么，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種"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造反有理！"。盡管《十六條》中，沒有一處使用"造反"這個詞，但是，"造反有理"卻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響亮的口號。一切群眾組織都打出"造反"的旗幟，無一例外地自稱是"革命造反派"，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深深打著造反的烙印。
難道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造反也有理嗎？顯然，這一次有理的造反，不是針對著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現政權的，而是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下，發動億萬人民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進行的一次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情況下，如何起來造反的探索和訓練，或者說是一場真兵實彈的演習。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的主力軍。
但是，自從毛澤東逝世以后，他在文革中始終支持的造反派卻成為人們口誅筆伐十惡不赦的壞人、影視中的丑角。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情況很復雜，代表各種不同的思潮，出現一些問題和壞人壞事是難免的，不能都統統加罪于造反派。造反派中也確有一些組織和個人有過激甚至報復行動，也不能說沒有混進壞人。我們光榮偉大正確的黨不也仍然混進有壞人嗎？實際上，文革中發生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大規模武斗的事，多數是保守派在推行劉鄧資反路線的當權派操縱下挑起來的。群眾中分裂成為保、造兩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在運動初期受黨委或工作組操縱，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鎮壓群眾運動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運動初期受資反路線打擊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在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和中央關于文革十六條公布后，起來造反發展壯大的。從整個文化大革命看，打擊面最寬、傷害人最多、整人最殘酷是在運動初期。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劉鄧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五十天。而恰恰這也正是造反派被圍剿受打擊迫害的時候。現在社會輿論、新聞媒體、影視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寫成一場大災難，只講陰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過激行動和干的壞事統統加罪于造反派，實在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由于造反派的命運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最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這一大方向，堅決反對劉鄧推行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于他們在運動中多次受到劉鄧資反路線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團"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B52是《571工程》中毛澤東的代號）的反革命路線的迫害，每次都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給他們平了反，所以他們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對修正主義、走資派、劉鄧資反路線、林彪反革命路線最恨。從而他們也最需要最愛讀毛主席的書，對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接受得最快。他們最愿意文攻進行大辯論，用毛主席的理論說服人，堅決反對武斗。他們經常是在唱著"東方紅"、"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曲，流著熱淚，堅持同走資派、修正主義、資反路線進行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的。在反對武力圍剿，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斗爭中，許多造反派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所以，應該說造反派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義、走資派以及他們推行的資反路線進行英勇斗爭的主力軍。沒有造反派，也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須肯定造反派。這是與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講的道理相同的。
毛澤東逝世以后，隨著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這支堅決反資反修的革命隊伍也在"揭批查"運動中被全部打下去了。全國受審查挨批斗的人無法計算，僅河南省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就達4100多人（官方公布數字，實際上更多），監獄中文革犯幾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書記、老紅軍、雇農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獄后每月僅發150元生活費，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時治療死在家中。焦裕祿同志的親密戰友、同焦裕祿同志一起改變蘭考面貌的原蘭考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抗日時期的老同志張欽禮，也因支持堅決保衛焦裕祿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祿的英雄事跡被說成是瞎編加以否定。焦裕祿同志展覽館被查封，大批宣傳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的材料被焚燒（大約1990年以后焦裕祿展覽館才又恢復開放）。張欽禮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體多病，原新華社穆青同志給河南省委負責人寫信建議保外就醫，才提前釋放。領導林縣紅旗渠工程的原林縣縣委書記，后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楊貴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職受審多年。舉世聞名的紅旗渠被說成是"極左"產物加以否定，而且進行批判。因無人管理，幾年內紅旗渠遭到嚴重破壞，林縣許多農民因紅旗渠斷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難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委員劉建勛，直到死也未恢復黨的組織生活。而河南和造反派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的各級頭頭，許多搞大型武斗，燒大樓，血洗造反派的總指揮、武斗隊長，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廳局和各地市縣的重要領導人，成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推行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基本力量。而被鎮壓下去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對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積極力量。
盡管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使造反派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少人由于在文革及揭批查中受盡迫害傷透了腦筋，對革命喪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數做生意發了財，甚至做了資本家，疏遠革命了。但是相當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積極力量。他們對搞資本主義、搞私有化、搞腐敗最為不滿，他們最迫切要求改變現狀，也有斗爭經驗。從我們今后要發展革命隊伍壯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義進行斗爭的戰略上看，不管在原黨政機關干部中，還是工礦企業工人、工程技術人員中，這部分人都是我們十分重視的社會力量。
六、如何評價文革的"三分錯誤"
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是客觀的，正確的。
如同歷史上任何革命造反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濤，它在沖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時，也沖擊了某些本不該沖擊的事物，傷害了某些本不該傷害的人。其實，在任何一場戰爭中，無論怎樣英明的統帥，也難以保證自己的火力在摧毀敵軍的同時，絲毫不給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損失。正像毛主席說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當然，錯誤是客觀存在的。比如在"全面內戰"的武斗中，確實是死傷了一些人。這不能說不是教訓。但是，和當今社會的兇殺、犯罪、礦難、車禍、黑社會、吸毒、艾滋病等死亡人數相比，恐怕一年的數量足以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總和還要多。
還有一些"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因為自己受了沖擊，就耿耿于懷，聲淚俱下地控訴"文化大革命"，甚至把"參加五七干校勞動"說成是"勞改"，把"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作"迫害"，可是，看看他們在五七干校勞動時照片，一個昂首挺胸、神采奕奕，和他們的控訴文字是在對不上號。事實上，文革后期，95％以上的干部，包括黨內二號走資派在內，都被解放出來，安排了工作。難道進五七干校，參加一些勞動，比爬雪山過草地還難嗎？這恰恰說明，文革前脫離群眾、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的他們，最需要這種"勞改"和"迫害"，最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觸及靈魂。
分析"三分錯誤"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條：
（一）干部和群眾沒有經驗。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它與以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同,它不僅提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允許人民群眾結社造反，而且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組織的領導人）作為了革命的對象。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傳統和常規，超越了干部和群眾的經驗范圍。《十六條》中規定："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于是，群眾的這種"識別"的過程，也就可能是他們犯錯誤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現了人們靈魂的大暴露。在干部和群眾中，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法權觀念，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潮、傾向和行為都表現了出來。這樣，在干部和群眾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也就不足為怪了。對此，我們只能看作這是為了探索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這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問題所付出的必要代價。不言而喻，無產階級只要保住了政權，不管付出多么高昂的代價，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為無產階級如果失去了政權，也就失去了一切，會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
（二）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著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移運動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
后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面造謠；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沖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于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斗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斗爭--合法的斗爭和非法的斗爭。"與此同時，由于歷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始終存在著一股很強的保守勢力。無疑，這股勢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
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在不斷排除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與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運動每前進一步，都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營壘內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其中破壞力最強、給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他們以"左"的偽裝出現，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里，卻在密謀"解放在歷次運動中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伙地地道道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分子。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批陳批林"斗爭發展成為一場全黨全軍全國范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也偽裝成為"反對林彪"的好漢；還有的人，由于林彪叛黨事件的發生，灰心喪氣，認為毛澤東看錯了人，對毛澤東的偉大產生了懷疑，由革命派變成逍遙派。實際上，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偉大，識破了林彪集團的陰謀，跟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派遭到屠殺的時間就會提前。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七、如何理解"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作為一位對唯物辯證法運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偉大哲學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1972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毛澤東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么多，很多人都是跟著喊的。1976年毛澤東在病危中，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于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輝煌，可是他卻說自己畢生只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準備工作便完成了。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不是指的人民群眾。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澤東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為什么少、反對的人為什么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人"們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干部幾乎都受到了沖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組織的一種"運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黨的"九大"以后，毛澤東同志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后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國沒有幾個人。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由三種人組成：
第一種人，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盡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干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澤東在談到這種人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人無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種人，是那種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靠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斗，現在應該享受"的人。他們可能并不像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但是他們已經滑到資產階級泥坑中去了。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們忠誠于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干，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革到自己頭上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人的沖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忍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志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群眾這也不許干，那也不許干，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同志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時，終于想通了，然而，后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并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由于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采取反對、算帳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干，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干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強大逆流，致使運動反反復復，明爭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澤東逝世，終于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歷史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于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跟隨著走資派，歡欣鼓舞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不獨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一切為了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犧牲的先烈和一切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人們的悲哀！
2001年3月整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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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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