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放棄新民主主義？－關于俄國模式的影響問題

　　１９９５年春，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一年以后，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在一次會議上，就毛澤東在七大講話及報告中突出強調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問題，介紹了自己研究和學習的心得。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又進一步談到了這個話題。他不僅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當年的觀點，即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別強調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走了一段彎路，經過了許多曲折。本來，“新中國成立，按《共同綱領》規(guī)定，民族資本主義在五種經濟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適當?shù)匕l(fā)展。到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我們原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發(fā)生了變化。此后二十多年經過許多曲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走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始終按照《共同綱領》的規(guī)定，適當?shù)匕l(fā)展資本主義，保持多種經濟體制并存的局面，我們會少走許多彎路。

　　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恐怕許多人都存在著幾乎同樣的遺憾。而今公開披露并肯定毛澤東當年關于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的論斷，肯定建國初期《共同綱領》所規(guī)定的，以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為特征的新民主主義的制度才是當年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發(fā)展軌道，不可免地會進一步加強人們內心中的疑問：為什么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１９４５年還在強調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幾十年不變，僅僅幾年之后他就放棄并且否定了這一正確方針呢？

　　全面考察毛澤東當年為什么先是極力主張新民主主義，接著又迅速放棄新民主主義，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論我們怎樣認識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態(tài)度變化，有一點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來自俄國經驗和俄國模式的影響。本文擬就此做一歷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義問題的緣起

　　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關鍵在一個“新”字。歷史上的民主主義，是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開辟道路的。共產黨人在民主主義四個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認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的前提下，追求一個“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義問題的產生，首先就是同中國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

　　早在１８８２年，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他們的《共產黨宣言》寫俄文版序言的時候，就曾設想過落后國家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階段而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可能性。他們曾經認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象俄國這樣一個純粹的農業(yè)國是有可能同發(fā)達的西方國家一起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 不過，作為一種例外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顯然不曾討論過這種過渡的具體形式。

　　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由俄國革命引發(fā)歐洲革命，再由歐洲社會革命的普遍成功將俄國這種周邊的落后國家直接帶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情況，后來沒有出現(xiàn)。但２０年之后，俄國這樣一個剛剛步入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不久的落后歐洲國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實，促使列寧和他的共產國際不能不進一步正視這個極為現(xiàn)實的問題：無產階級能不能在落后國家起作用并把它們引導到共產主義？

　　列寧的觀點很明確：只要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和本國共產主義先鋒隊的領導，落后國家完全有可能通過“勞動者蘇維埃”這樣一種非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作為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仍舊寄希望于歐洲發(fā)達國家革命的廣泛爆發(fā)和勝利，他并非認為所謂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是指俄國，或者僅僅是指俄國，更不幻想落后國家可以一步越過資本主義整個發(fā)展階段。

　　俄國革命勝利后不久，列寧就特別提出了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來為俄國經濟的發(fā)展“補課”的問題。隨后，他進一步提出了“間接過渡”的思想，為恢復國民經濟下決心實行了允許資本主義適度發(fā)展的“新經濟政策”，以便彌補俄國資本主義發(fā)展不足所帶來的種種歷史缺陷。因為他相信：沒有建筑在現(xiàn)代科學最新成就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就沒有社會主義。俄國尚且如此，遠較俄國為落后的其他東方國家更不必說。在很長一段時間，他甚至懷疑象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是否存在著足夠的工業(yè)無產階級。當１９２０年共產國際二大召開之際，針對一些東方落后國家的代表大談要向俄國十月革命看齊的問題，列寧強調指出，對于大多數(shù)東方落后國家來說，那里的革命實際上還沒有達到俄國一九０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眾都還是農民的東方落后國家推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計劃，不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這些國家里首先成熟起來的，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 而對于埋葬封建制度來說，民主主義無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適當?shù)母锩淦鳌＊?/p>

　　中國革命應當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道理中國共產黨在它誕生的第二個年頭就已經明白了。但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而共產國際又是在俄國共產黨直接指導下工作的世界共產黨，因此，中國共產黨人這時很自然地習慣于依照俄國革命的模式來看問題。既然俄國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并沒有允許俄國發(fā)展資本主義就緊接著發(fā)動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中國為什么不能照此辦理呢？何況，列寧已經說明，只要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和本國共產黨的領導，落后國家就有可能走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那么，在蘇聯(lián)以及主要由歐洲國家共產黨組織起來的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再加上中國自身的共產黨，難道中國還有必要先經歷一個俄國一九０五年革命的失敗，讓資本主義發(fā)展一段，再來一次十月革命嗎？　對此，共產國際這時其實說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政治形勢已經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國際無產階級與國際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切被壓迫的落后國家與民族根據(jù)自己的痛苦經歷，只能站在國際無產階級一邊，而成為世界革命的一種助力。共產國際為幫助落后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要同那里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務則是建立農民和工人的共產主義組織，以便能夠領導他們走向革命和創(chuàng)立蘇維埃共和國”，從而“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不經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fā)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為此，應當努力使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從頭走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控制革命運動和把國家引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企圖 。

　　在這里，共產國際提出了兩個引人注目的觀點。第一，它貫徹了列寧的思想，肯定落后國家完全可以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和本國共產主義先鋒隊的領導下，直接走上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不必經歷俄國一九０五年革命后那段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時期；但第二，它確信，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不可能直接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它需要經歷兩次“過渡”，即第一步通過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暫時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先經過一定形式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再經過一定的發(fā)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

　　這種多少反映出列寧有關“間接過渡”思想的說明，沒有引起共產黨人的足夠重視。由于對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差距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所處程度的認識，差不多總是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tài)之中。

　　在１９２３年６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多數(shù)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程度和前途問題看法不一。陳獨秀、毛澤東等認為中國距離資本主義甚遠，除非發(fā)展一段資本主義，否則不僅無產階級太少，就是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遠不足以進行一場民主革命。張國燾、蔡和森等則相信，不論中國社會發(fā)展程度如何，至少無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到了可以奪權的程度，因為中國無論哪一支力量的發(fā)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發(fā)展速度相比。結果，三大決議模棱兩可地表示：“工人階級要反對資本主義而無政治上的自由權，必不能實行其經濟爭斗，發(fā)展其經濟組織”，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對資本主義，而應以軍閥制度為敵。但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國無產階級又必不當以‘國民革命’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無產階級務必“協(xié)力縮短自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過程，而達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無產階級

　　獨裁制，創(chuàng)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 

　　不論三大決議的措辭如何含混，至少我們從三大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出，陳獨秀、毛澤東的意見在當時的中共中央多半還是占上風的。因此，當幾個月后，共產國際指示肯定中國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個對外反帝、對內民主、沒收一切大資本并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革命政府 之后，陳獨秀等幾乎是公開斷言，現(xiàn)階段革命的勝利多半只能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充其量也只能獲得部分政權。他提出：“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只是“彼時若有特殊環(huán)境，也許有新的變化”，但即使那樣，無產階級在彼時多半也只能獲得若干政權。因此，“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沒有預計的必要，現(xiàn)在只有一心不亂地干國民革命”。 換言之，目前的中國革命程度其實不過是俄國的一九０五年，而非俄國的一九一七年。

　　不過，共產黨人這時對于中國革命程度問題的估計，很大程度上其實并不是從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程度出發(fā)的，它更多地是從現(xiàn)實的力量對比的角度來考慮的。因此，進入到１９２５年，隨著國共黨內合作的矛盾目趨尖銳，而中國共產黨已迅速從一個只有百十人的小組織變成一個開始對國民革命發(fā)生重要影響的群眾性組織，不僅中共，就是共產國際中許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開始發(fā)生微妙變化。它們很快開始相信，中國共產黨完全有可能對中國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領導的作用。因此，張國燾等人的看法又漸漸開始占了上風。在這一年１月由共產國際代表直接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選中央的毛澤東落選，三大時落選的張國燾重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與此同時，四大決議指出：現(xiàn)階段的中國革命絕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第一，它固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繼續(xù)，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導到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須由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既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無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和領導，決議明確提出一個問題：“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就顯示出與會者大多數(shù)人已傾向于把中國革命的程度上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相類比。盡管還沒有誰能夠說服全體與會者相信，中國用不著再經歷一個俄國的一九０五年，但多數(shù)與會者畢竟贊成把這個問題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當時的力量對比聯(lián)系起來。用決議的話來說，這個問題“必得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定之” 。這等于說，中國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當然，決議反映出會議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實上，不少激進一些的共產黨人根本上就主張一步跨入社會主義。他們在會下發(fā)表的文章中宣稱：無產階級本身就是為了取得政權來參加國民革命的，與其讓資產階級得到政權，成為日后革命的障礙，不如在革命過程中就將其連帶推翻，把國民革命直接引導到社會革命的道路上去。 

　　否定中國革命后可能出現(xiàn)一個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嘗試，在１９２６年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當時，蔣介石發(fā)動了“三二０”事變，把共產黨人趕出了國民黨中央。力量對比極端不利的嚴峻現(xiàn)實顯然使中共領導人對四大決議的說法產生了懷疑。陳獨秀很快表示，過去忽視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依據(jù)目前資產階級已經占據(jù)了國民革命主導地位的事實，即使國民革命成功，中國革命也到不了俄國的一九一七年，向資產階級奪權的問題不可能迅速提上議事日程。他們公開承認：“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的資本主義必然要發(fā)展起來”。 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暫時強大，與中國必然要走一段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這在共產國際看來似乎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至少，共產國際關于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觀點已經肯定，即使中國的經濟發(fā)達程度相當于俄國的一九０五年，也不等于說它必定要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fā)展階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過幾個月后，共產國際就明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１９２６年底舉行的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通過決議重申：中國的民主革命未必會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發(fā)生在資本主義沒落時期，它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共同斗爭的一部分”。中國革命的前途“將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個國家將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這將是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fā)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

　　至此，關于中國革命前途問題的討論和搖擺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后，中共中央公開承認：“在今日以前，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乃死守著數(shù)千年以來形式邏輯頭腦的錯誤，即是我們自己頭腦中，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仿佛多做一點便違反了革命的鐵律”。國際的決議則明確“指示我們必須準備整個的中國革命能夠一氣呵成，而不可在主觀上注定了我們必須有第二次革命的運命”。這樣就指明了無產階級取得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極端必要性。不過，１９２７年初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畢竟不等于“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因此，中共中央雖然注意到一旦“由無產階級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環(huán)境，而是要造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政治環(huán)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國革命可能需要分兩步才能走上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確講，即使革命勝利，也要先“由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做到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集中鐵路、航業(yè)、礦山、大工業(yè)，于國家機關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會主義”。 

　　中國革命有沒有一個“過渡時期”？

　　僅僅確定中國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的，這還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觀點。新民主主義的重要思想內容，是要承認，即使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國仍必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來發(fā)展生產力，才能走向社會主義。但是，十分明顯，在大革命失敗之后，共產黨人在很長時間并不這樣認識問題。即使是那些曾經一直認為中國革命是在一九０五年的中共領導人，當他們發(fā)現(xiàn)俄國革命的失敗經歷正在中國重演的時候，他們很顯然更期望這種失敗不是俄國的一九０五年，而只是俄國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那次短暫的挫折。讓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這樣的看法。

　　國共分裂剛剛成為現(xiàn)實，他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說，中國革命只是遭受了暫時的失敗，它從失敗到復興絕不至于象俄國１９０５年革命那樣要等十二年的時間，其失敗的程度不過“類似于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敗”，只要過幾個月－“經過半年，經過一年”－革命就會重新走到大街上來了。 為此，他很快就主張共產黨人要準備打出蘇維埃的旗幟來。這自然使部分中國共產黨人“聞之距躍三百”。毛澤東明確講：“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從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０五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 

　　為了一步成就俄國的十月革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國十月革命，接連組織發(fā)動了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武裝暴動。他們竭盡全力地把所有懷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連蘇聯(lián)駐中國的外交官員也不顧一切地參加到中共 的暴動行動當中來了。為此，他們毫不猶豫地把俄國式的蘇維埃，也照搬到中國來了。

　　“蘇維埃”在俄語中是“會議”的意義。它之成為特有名詞，完全是俄國革命本身的產物。它是在俄國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中出現(xiàn)的工人代表會議的一種簡稱，最初是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但很快就變成具有工人起義機關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質的一種權力機構。到１９１７年，這種勞動群眾自治政府性質的政治機構再度出現(xiàn)，并且日漸成為與上層立憲會議相抗衡乃至與政府相并立的一種事實上的政府。布爾什維克由于成功地在蘇維埃中逐漸取得了優(yōu)勢地位，因而很快把蘇維埃變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義機關，并在革命勝利后直接把蘇維埃當作了蘇聯(lián)權力機構的形式和名稱。

　　顯然，蘇維埃本身有著作為起義機關和政權機關的兩種性質。作為起義機關，它是適合于俄國工人斗爭需要自發(fā)產生并在一種政府無力制止的環(huán)境中發(fā)展起來的，它同時也是一種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爾什維克、孟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各種革命黨派代表在內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毫無疑問，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組織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極為嚴重的中國，自發(fā)地形成甚或人為地制造這樣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和代表性的起義機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絕大多數(shù)共產黨人這時也很少存在這樣的幻想。他們更加重視的其實還是作為政權機關的那種蘇維埃。只不過，作為一種特殊權力機構的蘇維埃，除了產生代表的獨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集權制了。按照俄國模式提出的蘇維埃政策目標，自然著力于實行共產黨領導的階級專政。它不僅要剝奪資產階級等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反對派在政治上的發(fā)言權，而且在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嚴格設定階級界限。這樣一來，蘇維埃革命的性質就難免要發(fā)生嚴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蘇維埃革命擔負著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雙重任務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羅明那茲。他關于蘇維埃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的觀點，是隨著蘇維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現(xiàn)的一種必然的邏輯混亂。當莫斯科開始按照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方式開始在中國各大城市中組織武裝暴動之后，他就斷然宣布說：如果現(xiàn)在仍然把中國革命看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不夠了。“目前，革命如不遠遠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決這個革命的任何一個任務”。“中國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不得不既沒收外國資本的全部大資產，也沒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巨額財產”，因此，應當明白承認：“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已經過去”，“不論按形式來說，還是按內容來說，或是按其動力和成分來說，它都具有新的社會主義的性質”。 

　　既然過去的盟友已經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羅明那茲的說法在邏輯上就不是毫無道理。多階級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變成了工農民主專政，國民革命變成了徹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變成了仇敵，中國革命的動力只剩下了最激進的工人、最貧苦的農民和城市貧民，這一變化確實很像是從俄國二月革命轉變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標已經開始轉向了資產階級，中國革命當然也就具有了社會革命的性質。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資產階級，一面在經濟上還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認資產階級有積極作用，豈不自相矛盾？況且事實已經證明，當革命起來之際，就連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都絕對不能顧惜，更遑論資產階級？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土地革命畢竟不能和社會革命同日而語，工農民主專政畢竟也還不能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習慣于把俄國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并不等于說莫斯科的領導人相信中國與俄國處于同一發(fā)展水平。根據(jù)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水平和革命進展的程度，共產國際仍舊相信中國革命有一個不同階段的問題，反對兩步并作一步地將二者簡單地混淆起來。在這個問題上，共產國際領導人一面很快批評了羅明那茲的所謂“無間斷的革命”的說法，肯定“目前中國革命所處的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要想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同時認為這個革命是‘不斷革命’，這種傾向是錯誤的” ，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針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種種困惑，做了具體的解釋。

　　１９２８年６－７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們再三要求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于眾多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問題作出明白的說明。他們希望知道：蘇維埃革命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如果說中國目前的蘇維埃革命已經不是過去意義上的民主革命，難道不是因為它本身已經具有了某些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果說中國革命現(xiàn)在不存在社會主義的任務，那么為什么又要求我們必須支持革命中一切勞動群眾的平均主義行動，這難道不是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當然在經濟上也要與蘇維埃政權為敵，這時難道我們也不能沒收他們的企業(yè)嗎？中國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將走向社會主義，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時、何種條件下、以及如何實現(xiàn)這種轉變呢？是否共產國際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注定了中國革命必將在相當一段時間穩(wěn)定在民主革命階段，并以此作為過渡呢？ 

　　要讓處于革命重大轉變關頭的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從各種各樣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矛盾中解脫出來，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即使共產國際領導人本身這時也同樣被大量的問題所困擾，他們遠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他們只能根據(jù)他們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來揣測他們想要知道的東西。他們自己也未必能把許多復雜的問題搞清楚。但是，他們是共產國際，是上級，是權威，不論他們是否真的充滿自信，他們也必須運用他們的思辨能力，依據(jù)俄國革命的經驗，對一切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并據(jù)此給出具體的政策。不過，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在大會上的解釋仍舊有引人注目之處。

　　他一方面告訴中共代表：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土地革命可以滿足作為小私有者農民要求土地和財產的愿望，但這不是社會主義。因此，現(xiàn)階段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它與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之處僅僅在于，這場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指導的并包含著反對資產階級的內容，革命的動力主要是工人和農民，并且是以農民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實現(xiàn)工人和農民的聯(lián)合專政。但也正因為如此，這場革命就其實質而言，應當說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即使是工農專政的政權本身也“都帶著很大的小資產階級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們了解，中國的經濟狀況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差距。他明確認為：中國革命其實只相當于俄國的一九０五年。即使俄國１９０５年的工農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權，“在當時的基礎之上也并沒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不能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雖然可以說中國現(xiàn)在面臨的世界形勢與當時俄國所面對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舊可以想象，中國“將來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要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幾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國共產黨人很快奪取了政權，推倒了資產階級，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以內還是“不動搖他的經濟基礎的”。他甚至懷疑：“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或是說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之問題，乃是一種特別的方式”，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恐怕不能依靠中國這種經濟基礎來獨立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點將必然的不同于現(xiàn)在的蘇聯(lián)和將來的歐洲國家。 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說法并沒有被納入到俄國人幫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決議案當中。決議案除了繼續(xù)肯定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以外，對于中國革命的前途僅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而已，它甚至絲毫沒有提到布哈林所著力強調的革命轉變的經濟因素。像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反復討論的那樣，它依舊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的強弱視為革命轉變的唯一重要條件，聲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必須由斗爭的力量來決定”，即“只有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能夠決定”。 這種說法嚴格說來只會加強相當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幾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當?shù)馗嬲]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較快過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國內的機關報卻在宣傳：“工農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并無萬里長城阻隔著，非要經過多少年或等到生產力發(fā)達到了美國的時候，才可以到社會主義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們在現(xiàn)時革命中的積極與獲得的力量如何而定”。 而六大決議中關于轉變條件的說法，實際上還默認了這種觀點的合理性。這當然為人們進一步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李立三是第一個把中國必須迅速從二月革命轉變到十月革命的觀點理論化的共產黨人。 １９３０年，圍繞著迅速組織蘇維埃全國政權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發(fā)生了一場重要的理論爭論。當時，中國唯一有可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只有農村根據(jù)地，但堂堂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農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對任何這種嘗試。他們堅信，蘇維埃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居主導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須暫時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全力奪取一省乃至數(shù)省的政權，以便使蘇維埃中央政府能夠確實得到鞏固的疆界并對全國形成很大的影響。但這個時候的共產黨并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通過少數(shù)中心城市的暴動和紅軍的進攻，暫時奪取了部分城市，在強大的國內國際敵人的聯(lián)合壓迫下，也難以堅持。因此，作為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確提出了以中國革命推動世界革命，通過世界革命來保障中國革命的重要觀點。依據(jù)列寧的理論，他宣稱：中國是整個帝國主義殖民統(tǒng)治鏈條中的一環(huán)，中國革命的爆發(fā)必須促成世界范圍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總決戰(zhàn)，因此，不僅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局部鞏固起來的可能，而且沒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權的開始，就是轉變的開始。這里不但沒有兩個階段，而且也沒有間隔”。 

　　針對中共中央如此頑強地表現(xiàn)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得不接連組織力量，分門別類地制定了１０個以上的有關中國蘇維埃各種政策的決議和文件，以具體規(guī)范中共中央的理論思維。在關于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未來發(fā)展道路的問題上，共產國際第一次做出了詳盡的指示。

　　來自共產國際的決議顯然不反對李立三關于中國革命包含著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雙重任務的說法。它聲稱：中國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的成分不同，它不僅沒有聯(lián)合資產階級并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且是在同時反對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去實現(xiàn)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結果，中國的民主專政必將沒收那些屬于中外資本的企業(yè)，這意味著中國的民主革命將不得不采取一些極其重大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強大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支持，所有這些都使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可以在國家政權上順利地實現(xiàn)對農民的領導，而且可以通過與貧農群眾的聯(lián)合影響農民支持一切必要的過渡措施。因此，中國革命在許多方面已經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前提條件，它的勝利，自然會開辟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前景，并大大縮短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時間。

　　但是，與李立三不同的是，決議強調認為：中國社會自身的物質的和經濟的條件，決定了它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必然是漫長的，要比俄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經過更多的過渡階段；決定了中國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資本主義從社會關系的所有方面排擠出去，特別是在農業(yè)方面消滅了封建壓迫與剝削之后，資本主義必然會表現(xiàn)出相當?shù)陌l(fā)展趨勢。一個小農經濟占優(yōu)勢的國家，革命的任務不是消滅小農經濟，而是改造小農經濟。因此，一切非資本主義的過渡措施，必須努力同農民群眾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為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步驟，應當考慮到各個地區(qū)社會結構的區(qū)別、農民群眾組織與覺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陳規(guī)陋習的影響，避免使無產階級脫離自己的同盟者。同時，共產黨應當通過革命的政權機關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經濟的地位，為發(fā)展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逐步創(chuàng)造

　　優(yōu)越的條件。它們可能需要通過下列步驟才能達到，即沒收外資；沒收一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企業(yè)和資本；將土地、水域和灌溉設施等收歸國有；對各種企業(yè)實行監(jiān)督；逐步推動勞動者實行合作化，進而根據(jù)自愿的原則在國家?guī)椭聦嵭屑w化；利用制訂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的方法，使國家日益增強其經濟實力，等。 

　　一方面繼續(xù)承認中國革命包含著某些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步驟，一方面強調物質的和經濟的條件將極大地制約著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時間表，因而要求中國共產黨了解，他們走到社會主義還要經過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多少是一種進步。它至少沒有像以往一樣簡單地憑借主觀愿望和所謂力量對比來談論革命轉變問題。決議甚至第一次根據(jù)俄國革命的經驗，對“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發(fā)展步驟以及生產方式的問題，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解釋，肯定了它所具有的過渡性質，從而使人們可以比較具體地去設想：在未來中國革命勝利之后，可能存在著一個以創(chuàng)造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為基本目的的、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但是，這是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發(fā)展階段呢？沒有人能夠清楚回答這個問題，一年以后共產國際也只是把這個“過渡時期”與蘇聯(lián)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了某種程度的區(qū)分。這種區(qū)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寧過去關于“間接過渡”的觀點，也不同于布哈林關于中國革命只相當于俄國革命的一九０五年的說法，但共產國際至少同意說，即使是中國的工農民主專政政權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勝利，它也不會迅速轉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它可能會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以便逐漸為中國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相應的物質條件。

　　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宣告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無疑可以看作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具體實踐這種“過渡時期”在政治上的一種嘗試。然而，把社會革命的目標和任務納入民主革命軌道本身對蘇維埃運動就是致命的，人們沒有可能把政治和經濟區(qū)分開來。徹底反對一切剝削階級，包括反對和排斥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別的極端傾向，不僅使蘇維埃政權在與比它強大得多的國民黨軍事機器的尖銳對立中，無法取得蘇區(qū)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蘇區(qū)內部的階級斗爭也經常處于異常緊張的狀況。到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民族矛盾日趨尖銳之后，由于四面出擊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顯了。依據(jù)現(xiàn)實的利益需要，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充其量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產生的特殊背景

　　強調中國的非資本主義前途，承認革命后的中國需要一段過渡時期，還不等于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之“新”，一個關鍵問題是領導權。因為一般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國民黨來領導，而以非資本主義發(fā)展前途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為了使之區(qū)別于舊的民主主義革命，強調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義說的產生，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抗日戰(zhàn)爭這一特殊環(huán)境下，共產黨與國民黨斗爭的特殊需要的產物。毛澤東確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義，才有助于共產黨爭取領導權的斗爭，才有助于推動中國戰(zhàn)后走上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

　　領導權問題是由共產黨放棄蘇維埃革命，以承認南京國民黨政府為中央政府，實行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為代價實行國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據(jù)現(xiàn)實的利益需要改變蘇維埃革命的路線，最初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事情。鑒于蘇維埃革命的極端政策嚴重地損害著共產黨人的生命力，在當時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根據(jù)共產國際關于變“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的提議，毫不猶豫地開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階級政策。瓦窯堡會議決議提議，給予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切實保護小資本工商業(yè)；歡迎民族工商業(yè)資本家和華僑資本家來蘇區(qū)投資設廠；停止沒收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允許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蘇區(qū)政權管理工作；不再以社會出身來限制黨和紅軍的發(fā)展工作，等等。隨著中共中央進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斗爭，和重新肯定小資產階級乃至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動力，富農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產國際前此規(guī)定的各項蘇維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經根本取消了。 用不著用蘇維埃政權去代替國民黨政權了，用不著去反對地主富農乃至資產階級了，用不著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和資產階級的產業(yè)了……，也就是說，無論是革命的動力、革命的對象、革命的任務、革命的方法等等，統(tǒng)統(tǒng)都改變了。其結果，不僅是“工農蘇維埃”不復存在，就是“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義。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明確提出，可以與國民黨政府討論蘇維埃和紅軍的改制改編問題。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共產國際發(fā)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棄蘇維埃的名義，提議由“中國共產黨發(fā)表聲明，主張建立統(tǒng)一的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主張在普選基礎上召開中華全國議會和成立中華全國國防政府”，而蘇區(qū)將愿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加入這一統(tǒng)一的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參加中華全國議會，并準備在自己區(qū)域內實行適用于全中國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擁護，它甚至斷言：這“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shù)慕y(tǒng)一戰(zhàn)線的口號，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qū)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夠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為著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斗爭以自由活動的舞臺”。 

　　不過，從現(xiàn)實的力量對比出發(fā)，民主共和國還只能是斗爭的口號而已。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明確表示愿意“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及“在特區(qū)政府區(qū)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隨后，中共中央在與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中正式表示了“擁護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的態(tài)度，兩黨談判很快取得實質性進展。 根據(jù)９月間達成的最后協(xié)議，原蘇區(qū)政府和紅軍從此正式成為南京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統(tǒng)轄下的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結果，至少在形式上，共產黨１０年流血犧牲力圖推倒的國民黨反成了中國領導的和支配的力量。

　　這個時候共產黨的武裝只有４萬余人，根據(jù)地只有陜北一隅之地，與國民黨大約１８０萬軍隊和遍及大半個中國的統(tǒng)治范圍形成鮮明的對照。力量對比的嚴酷現(xiàn)實，是促使共產黨作出如此之大讓步的關鍵。不管中共領導人怎樣在內部強調：“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國民黨是過渡的”，合作之初，他們并沒有看出在短期內有改變這一力量對比的現(xiàn)實可能性。因此，他們不能不承認：“目前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種情況不僅會繼續(xù)下去，很可能還會到抗戰(zhàn)勝利以后。這也就是說，國共兩黨不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準備共同建國。共產黨最終取代國民黨可能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照毛澤東的估計，很可能“中國在此長期抗戰(zhàn)及建立民主共和國期中，談不到社會革命問題”，只能努力爭取“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爭目標確定在：“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lián)盟的民主共和國！”

　　承認蔣介石國民黨居于領導的和基干的地位，這使得共產黨人在設想未來這個“工農資產階級聯(lián)盟的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上不能不大傷腦筋。這是因為，他們深信，中國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資本主義的，但有誰能夠保證蔣介石國民黨會按照共產黨人所指引的這條道路走下去呢？毛澤東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確提出，第一，必須努力使黨和紅軍逐步發(fā)展壯大居于實力領導地位；第二，必須設法改造國民黨。毛澤東估計，只要能夠做到這兩點，未來的中國可能不需要來一個如同俄國十月革命那樣的流血革命，因為“中國可能和平的走到社會主義”。當然，這種和平的過渡方式可能需要經過一個復雜的轉變過程，包括從工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聯(lián)盟，轉變到工農小資產階級聯(lián)盟，再轉變到工農民主聯(lián)盟。面對現(xiàn)實，他坦然承認：“由南京占優(yōu)勢到延安占優(yōu)勢，這須要長的過程，這依靠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的提高”，一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僅僅在于，“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非資本主義前途”。 

　　關于國共長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國的設想，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的政治報告中有著清楚的說明。毛澤東明確肯定：“抗日戰(zhàn)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的地位”，抗戰(zhàn)的發(fā)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因此，國共兩黨的合作將是長期的，這種長期的合作應該并且可能決定著戰(zhàn)后兩黨的共同建國。“所謂抗戰(zhàn)建國，照共產黨的意思，究將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呢？”“一句話答復：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至于這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具體內容，概括言之，“就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國家”。具體言之，就是：“第一，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它不受任何外國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國獨立的友邦和平往來，共存互惠。對于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愿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tǒng)一的政府。第二，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國內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級官吏是民選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設立人民代表會議的國會與地方議會；凡十八歲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階級、男女、民族、信仰與文化程度，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國家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質上保證之。第三，這個國家是一個民生主義的國家。它不否認私有財產制，但須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勞動條件；農民有土地，并廢除苛捐雜稅重租重利；學生有書讀，并保證貧苦者入學；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夠充分發(fā)揮其天才。一句話，使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書讀，有事做。”比較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由共產國際幫助修改通過的具體解釋三民主義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對于抗戰(zhàn)勝利后準備建立的這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設想，是相當溫和的。他這里對民族主義的說明，由于考慮到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形勢，沒有明確的反帝內容；其對民權主義的說明，由于考慮到國內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形勢，沒有明確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組織的權利的內容；其對于民生主義的說明，同樣由于考慮到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關系，沒有關于將一切有獨占性質和規(guī)模過大之中外企業(yè)收歸國有，節(jié)制資本、分配土地等內容。 

　　可惜，即使對這樣一種明顯地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內容的合作建國方案，蔣介石國民黨也絕難接受。因為，蔣介石不僅沒有與共產黨共同建國的愿望，而且根本沒有與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愿望。蔣介石與共產黨妥協(xié)，只是時勢所迫，被迫“容納”。因此，“容納”之后，他仍就是要設法削弱共產黨，或者將共產黨合并于國民黨 ，而共產黨又必欲發(fā)展壯大，雙方之間的磨擦沖突自然不可避免。

　　國共合作不過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開提出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建議之后不久，國民黨為防止共產黨力量擴大的有計劃的“防共”“限共”的各種措施就紛紛出臺，并付諸于實踐了。國共雙方的關系迅速開始惡化。共產黨人自然也開始逐漸對原先改造國民黨的設想失去信心，對他們剛剛確定的爭取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方針發(fā)生動搖。這種情況必然要促使他們對中國政治的未來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計。

　　１９３９年５月，共產國際根據(jù)英國駐華大使秘密出面“調停”中日戰(zhàn)爭和國民黨忽然加緊“限共”、“反共”活動的情況，判斷英美正在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提醒中共中央謹防國民黨妥協(xié)投降的危險性。 鑒于１９２７年國共關系破裂的沉重教訓，中共中央迅速開始告誡全黨：必須警惕“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斷言這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所決定的。由于中共中央這時確信國民黨的主干是資產階級，因此，它相信，國民黨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據(jù)此，中共中央一面繼續(xù)強調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是“黨的基本任務”，一面已經判斷地主資產階級必然叛變，國民黨必將分裂，“那時，共產黨將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全國人民望共如望歲”。毛澤東明確提出，現(xiàn)在就必須“把三民主義照著國民黨第一次大會那樣解釋”，使之成為“真三民主義”，一方面以此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假三民主義”相對抗，一方面則準備使戰(zhàn)后中國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產黨的意愿發(fā)展。他由此開始斷定，戰(zhàn)后一定會出現(xiàn)一個“革命民主政權”。 

　　要確定地相信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共產黨將能夠成為重要的決定力量，這在國共實力對比極其懸殊的１９３７年是不可能的；在這種差距已經開始縮小，但共產黨還缺少鞏固基礎的１９３９年，也還是頗為困難的。然而，在１９４０年，當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１９３７年的４萬余人發(fā)展到將近５０萬人，它的根據(jù)地已經從陜北一隅之地擴大到整個華北敵后地區(qū)，中共有了穩(wěn)固的發(fā)展基礎之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澤東明確告訴外國記者：與國民黨戰(zhàn)后合作的問題今天還談不上，除非將來國民黨能夠同意“實施我們的綱領”，“否則就有困難”。其實，中共這時所設想的戰(zhàn)后建國綱領的主要內容，仍不過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經濟上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資、地主減租減息，即實行民主政治、保證工農群眾合法權益之類，它甚至仍準備承認外資并保護其權利。但即使是這樣一種低水平的建國主張，他們認定國民黨也是根本無法接受和做到的。因為他們已經清楚地知道，國民黨既不想與共產黨合作，也不想實行扶助工農的政策。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沒有具體系統(tǒng)地形成有關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相區(qū)別的觀點，但他關于“真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或是“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區(qū)分，已經顯示出他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正在形成之中。 

　　終于，共產黨人開始放棄與國民黨共同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目標，重提共產黨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了。只是，他們這時對于這個“民主共和國”的認識，已經與前大不同了。毛澤東宣稱：“在中國的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果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而在今天，當世界已經劃分成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即使無產階級還不能獨立的承擔起革命的領導責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領導者之一，并且必將對國家的未來發(fā)展發(fā)生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國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建立起“各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新國家，這個國家既不同于已經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不同于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必然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那么，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將具有什么樣的內容與特征呢？毛澤東指出：第一，“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從而必然要形成“各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第二，它“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并實行由國民大會到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qū)民大會，乃至鄉(xiāng)民大會等各級大會選舉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發(fā)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實現(xiàn)“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將在經濟上實行“節(jié)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政策，一方面將大銀行、大工業(yè)、大商業(yè)歸為國有，“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一方面“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同時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 

　　概括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說明，不難看出他所談論的新民主主義，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據(jù)前此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于落后國家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觀點而來的。比如，他關于世界已分成兩部分，中國革命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觀點；他關于中國必然走上新民主主義發(fā)展道路的原因，是因為世界上出現(xiàn)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出現(xiàn)了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的觀點；他關于新民主主義是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tài)，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的觀點；他關于新民主主義在經濟上的任務是“節(jié)制資本”、“平均地權”，即一方面要將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的大銀行、大工業(yè)收歸國有，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來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的觀點，顯然都可能從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和共產國

　　際的相關指示中找到說法。對此，毛澤東直言不諱。他明確講：他“是根據(jù)斯大林的理論的”。當然，反復談論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過渡這一話題的俄國領導人和共產國際，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沒有談到，也不曾設想過這種“過渡”本身是否會具有某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tài)和國家形式。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的貢獻顯而易見。他的新民主主義觀，最引人注目之處也就在于，它明確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勝利后會建立一個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相適應的，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幾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它雖然是“過渡的國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種國家形式”。在這個社會和國家中，不僅“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且“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 

　　這還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設想的那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嗎？當然不是。無產階級起主要領導作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lián)合專政；各級民眾代表大會選舉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將大資本收歸國有及沒收大地主土地，等等，無一不是表現(xiàn)著共產黨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個已經成為過去的“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或工農民主專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是肯定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是主張聯(lián)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外、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中間勢力的，是強調對社會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實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張允許不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強調要讓資本家有利可圖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據(jù)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提議設立的抗日根據(jù)地“三三制”政權（即所謂政權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主張確實沒有超出民主主義的范疇。它在某種程度上，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承認的，也許更接近于國民黨一大時所宣布的那個綱領，也就是毛澤東再三強調的那個“真三民主義”。

　　當然，毛澤東理想中的新民主主義是以突出強調無產階級領導和參加領導為特色的，是以尋求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前途為目標的。在這一點上，新民主主義的階級意識相當鮮明。因此，我們似乎不能簡單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過程，看成是一個單純的理論總結和系統(tǒng)發(fā)揮的過程。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澤東和王明之間圍繞著《新民主主義論》曾經爆發(fā)了一場爭論，爭論的核心就是該不該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排除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外。這場爭論清楚地表明，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確實是有鮮明的政治針對性的。這也就難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以來，他就明白宣布：“抗戰(zhàn)與革命是一個東西”，“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是同時的，不是民族革命過去之后，再來一個民主革命階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當政之時，中國的問題就“不能有徹底好轉”。真正的徹底的好轉，“只有在共產黨參加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成立之時”。

　　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

　　俄國領導人和共產國際曾經詳盡地解釋過中國革命所應經歷的不同政權階段問題。據(jù)他們說，第一個階段應當是“全民族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時期，實行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聯(lián)合專政；第二個階段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必然要轉到反革命營壘去，就會進到工、農、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聯(lián)合專政的階段；第三個階段“不大可靠的和動搖的”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將脫離革命，自然就會開始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聯(lián)合專政的階段，即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最后一步社會革命到來，大部分農民退出革命，無產階級單獨掌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就開始了。 

　　按照斯大林有過的解釋，中國革命早在１９２７年就已經經歷了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三個階段的全過程了。如今，盡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作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主張顯然仍舊不出“全民族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范圍。而他所以強調未來國家政權還只能是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四個革命階級的聯(lián)合專政，自然還是對當時的力量對比深思熟慮的結果。注意到毛澤東這個時候發(fā)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談到未來政權的領導力量時，還只能用“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這種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辭，幾年后即將此段大加修改，刪去“或參加領導”的字樣，加上新中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這種毫不含糊的語句，不難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義觀時，雖然有志于取代蔣介石國民黨，但考慮到革命的階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對斗爭目標的設定仍相當謹慎。也正是基于這種原因，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敵后根據(jù)地陷于嚴重困難期間，我們甚至看到，毛澤東要國民黨代表轉話請理論上已經被排除在統(tǒng)戰(zhàn)對象之外的蔣介石放心，說：共產黨主張“現(xiàn)應實行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義，議會制的民權主義”。至于社會主義，中國絕“不會在英美德日之前，而會在他們之后”，因為“現(xiàn)在無條件”。 

　　在渡過了抗日戰(zhàn)爭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之后，特別是看到１９４４年國民黨軍隊在日本軍隊發(fā)動的新攻勢面前一敗涂地的慘狀，長期堅持敵后并深受新民主主義前途鼓舞的共產黨人對國民黨更加鄙視，相信國民黨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恰在這時，美國官方通過派遣觀察組等形式表示了對共產黨力量的重視，這自然激起了毛澤東決心打破國民黨一黨統(tǒng)治的強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澤東也并沒有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當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向毛澤東透露美國政府有意促使國民黨放棄一黨統(tǒng)治，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領導人對提出這種等于公開否定國民黨政府正統(tǒng)地位的斗爭口號是否明智，還十分躊躇。直到聯(lián)合政府的口號一炮打響，毛澤東才轉而承認自己估計不足。 

　　和幾乎所有的共產黨人一樣，越是接近抗戰(zhàn)勝利，毛澤東就越是希望能夠盡快出現(xiàn)革命的變化。因此，聯(lián)合政府的口號未必是共產黨人最理想的選擇，毛澤東就明確講，它其實還只是一個最終走向革命的過渡性的口號。但是，至少兩大因素制約著共產黨人提出更為激烈的斗爭口號和斗爭目標。第一仍是力量對比。比如毛澤東在談到目前還不能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時，就明確講過，“日本人還在前面”，“外國人還要他”，“群眾還未覺悟”，“他還有相當大的反動力量”，如此等等。這就如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當初猶豫要不要提出聯(lián)合政府口號時的情況一樣，不管他們怎樣看不起蔣介石國民黨，具體比較起來，他們還是不能不承認，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濃了一點，力量對比就肯定對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論制約。毛澤東是熟讀過列寧的《兩個策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的。他很清楚先有資本主義，后有社會主義的道理。對俄國，列寧尚且抱怨資本主義太少，斷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夠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形式來實現(xiàn)，也不過是“要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fā)展”，更何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毛澤東所謂中國現(xiàn)在實行社會主義“無條件”，所謂英、美、德、日將會走在中國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即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大工業(yè)。因此，還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向來訪的美國記者許諾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是自由主義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國商人，也不會在我們的綱領中發(fā)現(xiàn)可持異議的東西”。為了與美國的合作，共產黨人還考慮過要不要改變自己的名稱的問題。所有這些，說到底都是為了“中國必須工業(yè)化”這個目的。因為他們這時相信：“在中國，這只有通過自由企業(yè)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 

　　列寧《兩個策略》一書中關于落后國家與其說苦于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得不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本主義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的論斷，對毛澤東這時的影響甚大。抗戰(zhàn)勝利在即，毛澤東對通過聯(lián)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權，充滿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下，如何制定正確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政策，不致重蹈蘇維埃革命時的復轍，對于毛澤東還是一個極大的難題。聯(lián)系到１９４８年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多次要求訪問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請教有關建國方略的各種問題，不難想象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可能是怎樣一種心態(tài)。他這個時候突出宣傳戰(zhàn)后中共不會改變民主革命的要求，轉向社會革命，多半就是從爭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宣傳需要和列寧現(xiàn)成的理論觀點出發(fā)來考慮問題的。１９４５年３月中旬，他甚至在與美國外交官的談話當中明確表示，共產黨人沒有馬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侈談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思想’，因為它不現(xiàn)實”。“不管是農民還是全體中國人民，都沒有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而作好準備。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他們不會準備好的。必須經歷漫長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業(yè)時期。” 

　　斷言在轉向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會有一個“漫長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業(yè)時期”，如同相信在中國要實現(xiàn)工業(yè)化“只有通過自由企業(yè)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一樣，明顯地區(qū)別于毛澤東５年前開始提出新民主主義觀時的說法。在５年前，毛澤東在談到新民主主義經濟時還是突出強調“國營經濟”的，對“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僅僅以“不禁止”三個字說明之。而如今，他不僅泛泛強調資本主義要“廣大發(fā)展”，而且確信中國的工業(yè)化必須要借助于資本主義私營企業(yè)的生長和外國資本家的投資，斷定新民主主義階段將不可免地要有一個以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發(fā)展為特征的漫長時期。對于這種變化，在隨后舉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釋和說明。

　　毛澤東在內部報告中明確承認，新的提法“與《新民主主義論》是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的，雖然也強調要有三種經濟成分，肯定“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fā)展的”，但重點在于強調私營經濟，即“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

　　為什么要強調“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呢？從毛澤東說明的理由看，首先還是一個力量對比的問題。他強調說，國民黨“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我們只有九十一萬軍隊；他們有國際地位，我們沒有；他們有兩萬萬人口，我們只有一萬萬人口；他們有六十年的影響，我們只有二十四年的影響”。因此，即使是聯(lián)合政府，也仍然存在著三種可能性。“一種是壞的我們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們交出軍隊，他給我們官做”；“第二種形式上廢止一黨專政，實際上是獨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種是以我們?yōu)橹行模覀冘婈牥l(fā)展到一百五十萬以上，人口一萬五千萬以上時，政府設在我們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不可能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而且還要準備不得已時“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種可能性。毛澤東所以突出告誡共產黨人不要“太急”，務必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許諾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絕不會超過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要求，這不能不是考慮之一。也正因為如此，當“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fā)展個性，不贊成發(fā)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特別是對中國戰(zhàn)后政治進程影響極大的美國人表現(xiàn)出種種疑慮的時候，從孤立蔣介石國民黨，促成國內和國際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需要考慮，具體地說明共產黨人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fā)展的寬容態(tài)度，解除中間勢力的疑慮，爭取他們的支持，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共產黨提出任何一種政策策略主張，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種理論依據(jù)的。在這方面，毛澤東也絕不例外。他關于共產黨人不怕資本主義，反而要提倡資本主義廣大發(fā)展的觀點，很明顯從列寧那里來的。從毛澤東在他的報告和說明中多處提到和復述列寧在《兩個策略》中的論述，可以確切地知道他這時對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列寧的這篇著作。

　　列寧的《兩個策略》寫于一九０五年革命前夕，它著重批判了俄國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力圖回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經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直接邁入社會主義的幻想，突出強調了俄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而是資本主義太少，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民主革命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掃清道路，才能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理由。毛澤東以此為依據(jù)指出，我們黨內許多人其實就存在同俄國民粹派一樣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張不要經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直接由封建經濟發(fā)展到社會主義經濟。這顯然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列寧“他們肯定俄國要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我們不要怕發(fā)展資本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寧就想要一個資本主義而不可得”。俄國尚且如此，更何況落后得多的中國。“現(xiàn)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jù)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fā)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fā)展”。這個方針必須幾十年不變。否則，“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的說明中，對于“廣泛地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好處和它的必要性，卻并無深入的解釋。他關于“廣泛地發(fā)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說法，主要只是援引蘇聯(lián)的例子。那意思是說，“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xiāng)村的富農消滅”，更何況中國？至于中國為什么必須要允許資本主義存在，而且還要“廣大的發(fā)展”，他可以稱之為解釋的只有兩點，一是說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說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對社會向前發(fā)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fā)展的”。至于為什么需要大量的資本主義，它究竟如何有益社會，如何有利于社會主義，還是沒有說。 結果，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的觀點講是講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卻是一個問題。

　　“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毛澤東為什么沒有深入解釋清楚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的理由，嚴格說來同列寧的那本《兩個策略》沒有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有一定關系。

　　通觀列寧的《兩個策略》，其中關于俄國為什么需要“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fā)展”的解釋，歸納起來只有兩條：一是說資本主義是必由之路，俄國的任何一種民主改革和經濟改革，即使是最徹底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比如說通過群眾起義建立起工農民主專政，結果也“不能觸動（如果不經過革命發(fā)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資本主義的基礎”，至多只能實行民主主義、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開辟道路，“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yōu)樯鐣髁x革命”，“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的范圍”。二是說俄國“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于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得不夠”，因為俄國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程度“有絕對的利害關系”，工人的解放必須經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會主義，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大發(fā)展的殘余，對無產階級絕對有利。

　　列寧的上述解釋中明顯地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他關于資本主義是必由之路，即所謂“以商品生產為基礎并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fā)生交換關系的社會，在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說法，與在中共黨內早已深入人心的有關“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而列寧關于即使實現(xiàn)工農民主專政只能實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的基礎，不會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的說法，同樣不符合自１９２３年以來共產國際就反復強調的，民主革命要將一切有獨占性質和規(guī)模過大的中外企業(yè)收歸國有，從而越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的觀點。第二是他僅僅強調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對于工人覺悟和組織的重要意義，絲毫沒有說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對于俄國社會的當前和未來，特別是對于社會主義的前途，在經濟上有什么重要意義。對于主要依靠組織教、育和提高農民就取得了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突出強調無產階級必須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對整個資產階級公開的階級斗爭中受到訓練和教育之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很難理解的。

　　利用新民主主義作為一個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以便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這不僅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說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可以說是新民主主義說立身之本。因為新民主主義說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創(chuàng)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概念，從而明確肯定了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勝利到逐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間，存在著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用幾十年的時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幾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條件下，補上資本主義工業(yè)化這一課，并穩(wěn)步地實現(xiàn)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令人遺憾的是，關于補課的必要性問題，事實上沒有解決。

　　客觀地說，毛澤東未能深入地解釋清楚這個問題，也確實有一定的原因。這首先在于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yè)國，毛澤東從未跨出過國門，除了２０年代初一度在湘贛邊做過工運之外，他２０多年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和農民打交道，對何為資本主義大工業(yè)，它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內在聯(lián)系如何，確像他后來所承認的那樣，“陌生得很”。僅僅從馬克思、列寧的書本里了解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是很難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在推進人類文明程度，以及實現(xiàn)社會主義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有深切體會的。其次，馬恩列斯系統(tǒng)論述過渡問題的著作就少，直接談到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寧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統(tǒng)論述這方面問題的幾乎沒有。再加上過去革命程度距離過渡問題還遠，注意收集不夠，因此，從已知的情況看，毛澤東這時利用來做他新民主主義過渡說參考和指導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寧的《兩個策略》，再有也就是《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了。 但無論是《兩個策略》，還是《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僅 沒有能夠在理論上把這個問題講透，而且還有自相矛盾之處，這自然也妨礙了毛澤東對問題的認識。隨著抗戰(zhàn)勝利，內戰(zhàn)開始，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問題迅速變得更加復雜化了。 首先受到考驗的就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隨著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廣大農民強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１９２７年曾經遇到過的幾乎是同樣的問題出現(xiàn)了。當年，由于兩湖地區(qū)大批獲得解放的無地少地農民不顧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熱潮，曾經導致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嚴重破裂。如今，絕大多數(shù)剛剛解放的農民不滿足于共產黨抗戰(zhàn)中實行的較為溫和的減租減息政策，甚至不滿足于中共七大剛剛提出的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強烈地要求平分土地。要滿足農民的要求，就必須準備承擔像１９２７年一樣的民族資產階級退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風險。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提出了“沒收封建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的口號，準備“資產階級跑掉”。 

　　緊接著，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滿足下層工農勞動群眾的強烈革命愿望，同時又要保護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又成了一個極端困難的問題。按照新民主主義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曾接二連三地發(fā)布指示，糾正基層組織各種打擊侵害工商業(yè)者利益的“左”傾政策，“反對‘左’傾冒險主義”。他們甚至再三提醒全黨注意：“不要忘記，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別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陷于孤立，處于極端危險的地位，而在我黨與國民黨破裂時期，黨內主要危險傾向，曾經是現(xiàn)在仍然可能是‘左’傾冒險主義。”毛澤東也一度公開批評了在黨內和相當一部分激進的工農群眾中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傾向，稱其為“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思想。 

　　但是，自從１９４６年４月毛澤東出于奪取政權的需要，開始認真研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之后，他對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熱情。從他在這部系統(tǒng)論述消滅資產階級國家的著作中幾乎所有寫有“革命”、“消滅”、“暴力革命”的詞組和段落旁邊，用粗筆一遍一遍地劃杠圈圈的情況，不難看出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他對列寧所強調的來自資產階級的反抗充滿了怎樣一種戰(zhàn)斗的渴望。其實，從反復讀過多遍的《兩個策略》之后，毛澤東就已深悉列寧對資產階級的不信任。《兩個策略》一書中關于資產階級天性妥協(xié)變節(jié)、關于對資產階級同盟者應當“猶如對敵人一樣”、關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資產階級民主派對革命就愈有利的說法，幾乎比比皆是。在蔣介石國民黨還是強大對手的情況下，毛澤東對資產階級還多所顧忌。隨著蔣介石國民黨大勢已去，無論從現(xiàn)實需要的角度，還是從俄國革命經驗的角度，毛澤東很難不注意到集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寧所留下的這些充滿火藥味的經驗之談。畢竟列寧說得好，無產階級的前途“不是離開階級斗爭，而發(fā)展階級斗爭，擴大階級斗爭的范圍，加強階級斗爭的自覺性、組織性和堅決性”。 

　　強調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在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８－９月間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了。看來絕大多數(shù)人只是很勉強地接受了關于只有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fā)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說法。如果我們自己能夠經營商業(yè)、發(fā)展工業(yè)，我們有什么必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來做這一切？而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確信不移，由于共產黨已經掌握了政權，接收了大批官僚資本，建立起占國民經濟比重１０以上％的國營經濟，他們完全有可能用各種行政的、經濟的手段，來阻止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至少，我們現(xiàn)在必須設法限制那些無益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營。比如，人們開始懷疑“保護工商業(yè)”的口號是否正確，因為如果說資本主義工業(yè)還有些發(fā)展生產的作用，純粹投機倒把性質的資本主義商業(yè)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同樣，私人性質的銀號、錢莊更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為什么不能全部由國家接管過來？另外，我們不要把國家的錢貸給資本主義企業(yè)，去幫助它們，而應設法使它們轉移到國家的手里來。總而言之，不少領導人相信：“我們不能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來，而后再去打倒他”。我們應當努力發(fā)展社會主義因素，而對于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即使不能立即消滅，也不應當幫助它來發(fā)展。

　　通過大批沒收國民黨官僚資本，使自己能夠如此順利地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國營經濟的基礎，這對于大多數(shù)共產黨人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澤東坦率地承認他開始在提出新民主主義設想時還不清楚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區(qū)別，因而缺少了沒收官僚資本一條。直到１９４７年年底才意識到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已經占到領導地位上來了。再加上農民的合作社經濟，按照列寧的理論，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即是跟社會主義走，它本身也就帶有社會主義性質了。因此，毛澤東在九月中央政治局會上開始說：現(xiàn)在就應該講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了，盡管整個國民經濟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但應看到，這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經濟體系。

　　顯而易見，正是由于人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取得了對國家的控制權，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態(tài)度，特別是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開始發(fā)生微妙的卻是極為重要的變化。劉少奇在九月會議的發(fā)言中明確認為：既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包含著幾種經濟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固然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但也不要對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估計不足”，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要來跟我們爭領導權，要把國家引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在隨后的講話中也特別提醒黨的領導人：“現(xiàn)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有兩種形式，競爭和沒收，現(xiàn)在還要聯(lián)合資產階級反帝、反國民黨，聯(lián)合它發(fā)展生產，沒收現(xiàn)在還不要，但競爭現(xiàn)在就開始了。

　　九月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嚴格說起來還較比謹慎。因為他們估計，國營經濟所占比例還很低。毛澤東說：“連資本主義工業(yè)在內，整個近代機器工業(yè)的生產量頂多占（國民經濟的）１０－２０％”。因此，他們認為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還不能一下子搞掉資本主義經濟。同時，他們知道，“沒有機器就不能有社會主義”，而中國工業(yè)化水平還太低，因此，毛澤東提出，蘇聯(lián)在工業(yè)基礎及國有化程度高于我們很多的情況下，革命后還花了１２年的時間才開始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我們中國恐怕還要更長一點的時間。但是，既然明確了資產階級就是下一個對手和敵人，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容忍，自然就轉化為一種純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１９４９年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黨內始終在強調階級斗爭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只是暫時的同盟者，要時刻提防其叛變的可能性；宣稱：進城以后，必須時刻牢記階級立場，時刻不忘階級斗爭。一切文件、文章，凡講到階級問題的，都是深刻的；凡沒有講到或講清楚這個問題的，都叫做膚淺。 

　　許多情況是沒有想到的。在毛澤東最初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構想的時候，他甚至還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無產階級領導地位問題，以至于不能不用“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這樣不十分確定的措辭。同樣，當毛澤東開始意識到共產黨在未來過渡時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領導權之后，他對動搖于國共之間的國際國內中間勢力的擔心仍較多，更沒有估計到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會給自己留下舉足輕重的經濟實力，因此還在為共產黨未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而不安，不能不格外注重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民主主義社會與新民主主義國家構想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情況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但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構想，缺少著對作為一個獨立發(fā)展階段（革命后的社會及國家）所應有的基本矛盾的規(guī)定，他始終堅持這一未來政治構想的“過渡”性質，肯定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或“過渡的國家形式”。種種情況顯示，在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問題的考慮中，力量對比仍舊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旦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經濟上也都順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們明確提出把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資產階級列為主要敵人，就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了。事實上，在中共中央確定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新時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為一個設想中的既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又區(qū)別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邏輯上就已經不存在了。因為毛澤東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決定著事物的性質。既然規(guī)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當然也就規(guī)定了這個新社會的基本性質將不可能是民主主義的，它只能是以反對資產階級為基本任務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而那種構想中的以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混合經濟為特征的具有獨立發(fā)展形態(tài)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從此失去了存在的理論基礎。

　　簡單地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來規(guī)定過渡時期的社會性質，這在理論上未必是正確的。因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才是社會的基本矛盾，當一個新社會應運而生的時候，生產力總是落后于生產關系，而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發(fā)展生產力就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只是當生產力的發(fā)展已經大大超越了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表現(xiàn)為生產關系內部矛盾沖突，實際反映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才可能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為解決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這一矛盾現(xiàn)象的主要途徑。新民主主義無論是作為一個新社會，還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它的主要任務理所當然地首先都應當是發(fā)展生產力的問題，即是要補上資本主義生產力發(fā)展這一課的問題。因此，即使我們按照毛澤東《矛盾論》提供的方法來分析問題，也不難看出決定這段時期社會性質的主要矛盾，應當是落后的生產力與剛剛得到改造的相對先進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不應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應當是生產力而非生產關系。不分時間、條件、地點地一概把生產關系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產關系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當成是決定社會性質的關鍵，相信按照理想模式解決了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就可能造成理想社會，這很難說不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qū)。很可惜，深受俄國模式影響的毛澤東恰恰陷入了這個誤區(qū)中。

　　毛澤東再度深受俄國革命模式影響的情況，從１９４８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他和不少與會者都在拿中國革命的程度同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相比的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顯，毛澤東這時已經在考慮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問題了。盡管幾乎所有與會者更多地談到的都是“和平轉變”，但問題是，準備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動員令已經發(fā)出。在對照了俄國革命的經驗之后，他很明確地提出了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的時間表：１５年。而這個１５年，不過是參照俄國十月革命后那個１２年的過渡期提出來的。照毛澤東的說法，俄國十月革命后差不多還花了１２年的時間才最后向資本主義發(fā)起全面進攻，中國更落后，自然要更長一點時間。但不論時間長短，在這里，理論上已經不存在了那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概念了。因為，既然蘇聯(lián)那個１２年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的這個１５年當然也只能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而絕不可能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發(fā)展時期了。

　　其實，革命轉變問題的提出，對于熟讀了《兩個策略》和《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毛澤東來說，也絕非偶然。任何稍微細心地讀過《兩個策略》一書的讀者都會記得，列寧在這本著作中的一個中心旨意，就是主張盡早盡快地排斥資產階級，以便加速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因此，盡管列寧宣稱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不可避免，他同時卻一再強調提出：“在具體的環(huán)境中必須提出具體的政治任務。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是變化的。”“民主共和制一爭取到手，資產階級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就將全部完結，而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斗爭就會開始。……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為了不致留下任何曖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澤東格外推崇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更是直截了當?shù)匕l(fā)揮了列寧的這一革命轉變思想。它指出：“列寧在力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國時，絲毫沒有想停留在民主階段上，把革命運動的規(guī)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任務這個范圍之內。恰恰相反，列寧認為民主任務一完成，無產階級和其他被剝削群眾爭取實現(xiàn)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馬上就應開始。”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

　　毛澤東是唯物論者，他理論上“承認總的歷史發(fā)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運用列寧主義的理論和革命謀略指導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再加上俄國革命的榜樣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他一面講：“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xiàn)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一面卻更加強調“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xiàn)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說的提出，到實際上放棄的整個過程，就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問題的這種矛盾看法。他一方面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觀點出發(fā)，肯定中國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會主義，必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另一方面又從中國革命的經驗和俄國革命的模式出發(fā)，側重于依據(jù)現(xiàn)實政治力量對比的強弱，來決定這一階段的存廢和過渡時期的長短。

　　當然，從提出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到明確否定存在著一 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經歷了一個短暫的過程。畢竟建國初期屬于民主 革命的諸多反帝反封建的問題還沒有最終完成，新政權還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和相當艱巨 的經濟恢復工作，社會主要矛盾還不能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同時，所謂“外部 斗爭”和“外部矛盾”還極大地影響著共產黨的國內方針和政策。毛澤東還不主張四面出擊 ，樹敵過多，不同意說“今天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強調還需要利用民族資產階級來協(xié)助恢復經濟、發(fā)展生產，特別是要聯(lián)合民族資產階級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因此，我們看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還使用了新民主主義的提法，肯定了政治上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和經濟上的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做法。毛澤東以后也還在說：“新民主主義時 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此等等。但是，即便如此，從劉少奇19 49年7月4日提交給聯(lián)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即可看出，這種認識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很快就會發(fā)生變化。劉少奇的報告明確提出，盡管新中國成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將會日益突出，但考慮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爭”，即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 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矛盾和斗爭，仍然會長期存在，因此，“內部矛盾”和“內部 斗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處于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可能需要10—15年的時間。顯然，從實踐上看，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矛盾和斗 爭，短短幾年之后就不是新中國最突出的問題了；從理論上看，決定一個新社會性質的，最 終也還是要取決于其“內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短短幾年之后，毛澤東以及 中共中央的認識發(fā)生改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

　　隨著新中國建立后解放全中國任務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鎮(zhèn)壓反革命等重大斗爭相繼獲得勝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大任務基本結束了，按照１９４８年九月政治局會議的理解，社會主要矛盾自然變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與此同時，國民經濟順利恢復了，不僅政治上的力量對比問題已經根本解決，經濟上的力量對比問題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決了。毛澤東在1952年９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講：工業(yè)中國營資本已經占到了６７.３％， 商業(yè)零售中也占到了４０％，國營經濟，即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已經取得了優(yōu)勢的和主導的地位，即使從經營的角度，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來取代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可能性已經很明顯，民族資產階級和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似乎可有可無了。

　　面對這一形勢的變化，或者毋寧說是力量對比的決定性改變，在1952年6月，毛澤東就正式開始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緊接著，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見之后，根據(jù)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5日正式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yè)化和對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論者。在舊的矛盾解決之后，他總是會堅決地提出新的斗爭任務以解決新的矛盾。在意識到1949年建國的革命任務大功告成，而新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后，他很清楚地看出，他已經具備了邁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現(xiàn)實可能了。在明明可以提出更高的斗爭任務，開始大踏步地追求進一步的理想目標的情況下，繼續(xù)泛泛地談論和肯定新民主主義，勢必會使人們拘泥于“過渡”的概念而止步不前。因此，他開始公開否定新民主主義存在的必要性了。他宣布說：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事實上已經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盡管在建國最初的兩三年里，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還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問題解決之后，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人決不會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上，他們“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爭取盡快全面實現(xiàn)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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