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

楊奎松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以及中國革命的發生，得益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毛澤東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講的正是這種情況。但是,“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國人，包括中國當年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贊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俄國社會革命的理論在中國發生影響的過程,最初不能不受到中國社會復雜的經濟發展條件和思想環境的制約。

　　俄國恍惚? 國人恍惚?

　　19l7年11月7日,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把全世界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彼得堡上空飛揚的紅旗,使世界上所有資產階級政府感到心驚肉跳。這種惶恐的情緒迅速傳遍了各國輿論界，也同樣感染了自俄國二月革命以來一直憂心仲仲的中國人。

　　在此之前,經歷了無數次浴血斗爭才推翻了專制統治,卻始終不能擺脫動亂、分裂和列強壓迫的進步的中國人,從俄國一舉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中領略了極大的喜悅。但這種喜悅沒能持續多長時間。l9l7年4月開始,各報就陸續對“俄國社會主義流輩”、“抱極端主義者”、“極左黨”與臨時政府相抵牾,且力主與德國停戰議和的消息,表示嚴重關切。[2]有些甚至相信：“極端反對戰爭”之俄國社會黨首領列寧回國,與德國當局的“唆使”有關。[3]進而,關于俄國“黨派分歧,政令不一，職工與兵卒飛揚跋扈”；俄國前敵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會黨均產主義,多藐視命令及棄械潛歸者；布爾什維克運動罷工,俄國內又大起風潮之類的報道頻繁出現于各報。一些人甚至為此焦心如焚,揚言不能“隔岸觀火,漠然無動于中”。 [4]

　　然而,俄國革命的進程畢竟不因中國各報力主“急緩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過于激烈”，而有所改變。[5]由“激烈派”導演的新的“政變”,終于以急遽劇烈的方式突然發生了。面對近鄰的俄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人們不能不感到愕然、“困惑”以至“恐懼”。改良主義者的報刊首先沉不住氣了,稱布爾什維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蘭西革命之覆轍”,演成此“殺人流血之慘劇”。[6]他們認為：“俄國過激主義的傳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預防”不可。[7]即令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也不能不公開對十月革命表示嚴重的憂慮,稱二月革命“奮起為大破壞大建設大創造之事業”，吾人對此本“不勝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顛覆新政府”,“使全國重蹈于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亦又經驗之,乃較吾國為甚矣。”[8]一時間，人們對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充滿了失望的情緒。這就是革命的結果?!俄國“恍惚”，國人更不勝其“恍惚”!

　　“只要皮子永遠不冼濕……”

　　列寧在談論俄國舊知識分子對待革命的態度時,曾借用了一句德國諺語來形容他們一方面幻想解決社會問題，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暴力的心理，即“只要皮子永遠洗不濕,他們愿意把皮子洗一洗”。[9]這種評論和比喻同樣也適用于中國這時各種希望變革的進步知識分子。事實上，他們并非對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一無所知，在十月革命爆發前他們就已經意識到了。[10]因此,十月革命剛一爆發，許多報刊立即指出了它的“社會革命”的性質，認為“現下俄國內亂純為階級戰爭”，其發動者“以工場勞動者為基礎,祖述加爾氏及馬爾庫斯氏之社會主義,務以激烈手段實行”。[11]也就是這個“激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華革命黨人最初對十月革命“因不得不流血而告成”所抱的那種謹慎的贊賞；也使得向來對革命抱以反感的改良主義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對十月革命的“極端”和“過激”表示不滿。人們并非籠統地反對社會主義,“皮子”的確應該洗一洗，可是，怎么能把“皮子”洗濕了呢?

　　在中國,最早坦率地表示歡迎十月革命的,是一群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創辦的雜志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個月打破了幾乎籠罩著國內輿論界的那種恍惚的情緒。而與此同時,俄國列寧政府日漸鞏固,其社會革命的主張迅速在歐洲各國發生影響的事實，也漸漸開始為國內進步知識分子所了解。于是,國內進步報刊不能不先后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對俄國問題的立場。5月27日,《民國日報》公開開始改變對俄態度，6月17日首次稱俄國為“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為“新派”。[12]7月6日,改良派的《晨鐘報》也被迫承認列寧政府施政方針“合乎民心”。[13]到19l8年夏季前后,人們終于開始承認十月革命的勝利了。孫中山甚至致電列寧政府,對其社會革命的勝利表示祝賀。《民國日報》也連篇累犢地發表文章,預言社會革命思潮“復波及東亞中國”，“此社會革命之不可免,而亦不能免也”。并主張：“昔以民權為先驅，民生為后勁者，今當翻然一變”，“民生主義當拔幟以興”。[14]就連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雜志的作者，也一改厭惡“極端社會主義者”之口吻，稱俄國革命“影響世界思潮增進人類福利者，則極無涯量”。宣稱社會主義“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勢，欲摧天而遏折之，勢固有所不能”，非細心研究不可。[15]

　　l9l8年底,社會革命果然如人們所預感的一樣,開始在歐洲大陸震蕩起來。一時間,歐洲各國赤潮洶涌,紅旗翻卷。人們敏感地意識到：“現在有一股浩浩蕩蕩的世界新潮起于東歐”,“俄國式的革命一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始終借助于日本報刊悉心觀察和研究歐俄社會革命形勢的李大釗,這時公開認為：“自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1shevism的凱歌的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此,他明確主張：“吾人對于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16]

　　“世界已根本改造”,中國“若不根本改革,焉能生存于未來之新時代?”改良派的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發出了這樣的呼喊。但是,這“根本改革”,或“根本改造”，是不是一定要象俄國那樣,做那種均貧富的勾當,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把國家弄到“四分五裂”、“天翻地覆”的地步呢?[17]深為中國前途憂慮的人們,對滾滾而來的社會主義潮流逐漸開始投以熱切的目光,他們中多數人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向理想中的社會主義走去。

　　“渾樸的趨向”? 混沌的趨向?

　　1919年,歐洲洶涌的赤潮正滾滾而來,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大聲歡呼這洶涌的赤潮,告誡國人：“只能迎,不可拒”,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擔心中國今天“知識程度”、“經濟程度”極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霧中口口聲聲地說什么“所謂社會政策社會主義者,實夙為吾國之所唱導”。甚至就連安福系頭子也吵吵嚷嚷地要發起什么“社會主義研究會”。[18]

　　馮自由對當時的這種狀況有過一種描述。他說：“這回歐洲大戰后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里的中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睡眼惺忪”幾個字,未必恰當。但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確如瞿秋白所說，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不十分清晰”。社會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9]可是，在社會主義的喧嚷中，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社會主義不應該是“激烈”、“流血”的和“破壞”的。也就是說，這社會主義不應該是革命的。因此,在19l9年開始的那些日子里,包括最早歡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釗等人在內,許多人多半都注意到了“民主”、“平和”、“未雨綢繆”的英國,熱切主張中國人應該學習“英國的進化”,“學英國階級退讓的精神,不要步俄國階級壓迫的后塵”。[20]一句話,主張改良的革命。

　　改良和革命,在今天無疑是兩個嚴格區別的概念。但當時它們及其相關概念的涵義卻要復雜得多。既要“革命”,又要改良,這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傳入中國的一個極微妙而又極特別的歷史現象。這種情況在孫中山等人以往的言論中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一方面,他們擔心“激烈派之實行均產主義,而肇攘奪變亂之禍”；另一方面,他們承認歐美社會弊病嚴重,想出“定地價的法”以為“社會革命”的捷徑,冀圖于“政治革命”的同時完成“社會革命”,一勞永逸地求得中國的社會問題“根本和平之解決”。[21]這種觀念正是“改良的革命”的觀念。因為所求在于“根本”,不是“皮相”、“枝節”,不是簡單的政府更替,因此未嘗不算“革命”；因為“解決”立足于“平和”、“互助”、“調和”、“漸進”和“忍耐”，因而又實實在在只是改良。這不是很矛盾嗎?是的。形勢是革命的,環境是革命的，中國社會主義傳播熱潮本身就是這種革命形勢和革命環境直接影響的結果,但人們最初卻主觀地力圖防止其革命性,寄希望于“根本和平之解決”。甚至不少人公開宣稱：“我們國家的建設,社會的組織,在目前這個時代”,“是絕不能夠照那階級壓迫的主義去實行的”。[22]

　　無須說,這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可能離開自身所處的社會條件和在這種社會條件影響下形成的世界觀來考慮問題。傳統思想的影響和階級分化遠不如歐美嚴重的社會現實狀況，使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看不到進行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國與歐美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這只是促使多數人像過去同盟會的人那樣,把這種差距看成是容易實行社會主義的重要條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激烈社會革命的重要根據。像以往孫中山把“定地價的法”,當成社會革命的方法,把國營鐵路當成跨進社會主義的臺階一樣,許多人這時提出的種種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帶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這種革命社會主義的色彩。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協的辦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經過激烈的徹底的階級斗爭”,“就能夠在政治方面,在勞動民眾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資本的權力和統治,消除雇傭奴隸制”。[23]然而,人們這時畢竟是在那里認真地幻想著,無論是“教育平等”、“普遍選舉權”和“地方自治”；無論是發展實業,“實現國民自治”,改正關稅,廢除厘金,實行累進地價稅和所得稅法；無論是實行慈善制度,規定工錢的最低限額,“推翻遺產制”或實現經濟的民治主義,人們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們看成是社會主義的,或達到社會主義的手段之一。他們這時還特別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運動”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主張改造社會先從改造個人做起,甚至開始“組織理想的小社會”，以圖聯合成大社會,實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為這個社會主義,不久一定要實行的”。[24]

　　惲代英對“這個社會主義”曾經做過說明,很符合人們這時的認識。他說：過去一提到社會主義，便想到“暗殺革命”,“其實所謂社會主義這名詞,本體便向來沒有甚么精確的界說。高到安那其布爾塞維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稱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謂社會主義的派別與意義敘述出來”。[25]這也就難怪人們要把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愿望，而就其實質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主張,以及某些社會政策之類的東西,也都當成社會主義的措施來認識和鼓吹了。張東蓀說得干脆：社會主義,就是一種“渾樸的趨向”。[26]

　　好一個“渾補的趨向”！實在地說,這時大多數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不就是一個混沌的趨向嗎!

　　“無產階級萬歲！”

　　由于當時中國社會“徹底成熟了的不是無產階級解放問題,而是政治自由問題,也就是（就其實質來說）充分的資產階級自由問題。”因此,決定了這個時候的中國多數進步知識分子一時還難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寧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及其條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數激進的知識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會的幻想圖景和方案來彌補運動所缺乏的歷史條件,并真誠地把宣傳這些空想的圖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國之道。19l9年到1920年間,在中國進步知識分子腦髓中泛濫起來的互助主義、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工學主義、合作主義、新村主義,和種種互助團體、“新村”等,不就是這種“精神”,或者說這種烏托邦真誠性的寫照嗎?歷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問題。

　　空想的、或者說小資產階級改良的社會主義思潮,固然在理論上是不成熟的,實踐上是難以通行的,但在當時,它們卻起著一種特殊的歷史作用。因為，十分明顯，在它里面有著列寧所說的那些“可以為啟發先進階級提供寶貴材料的批判成分”。[27]這種“批判成分”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宣傳中幾乎隨處可見。有人已經公開發出“撲滅資本主義”、“推翻吃人的資本家”，“打破資本和勞動兩重階級重新建設”的呼喊。有人明確認為：“尊重大資本家、大地主之個人自由,不啻宣布社會上大多數人民之死刑”。連從來沒有使自己的主張超出過資產階級范疇的張東蓀等,也口口聲聲聲討資本主義的罪惡，主張社會主義。[28]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解，這種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家階級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惡情緒，在工人階級從單純的經濟斗爭轉向政治斗爭,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的過程中，不能不說是有積極意義的。還有,十月革命是俄國工人、農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國和中國一樣都是“農業國”,這促使許多人一開始就認真對待勞動問題和勞動運動。盡管當中國最早的以《勞動》命名的月刊編者申明勞動者當“聯群自救”，實行“社會主義”時；當《東方雜志》的記者鼓吹泛勞動主義,主張“今日下層苦力之民”“減少其勞動時間”，“讀書報,聽講演,討論政治,探索真理”時；當蔡元培、李大釗歡呼“勞工勝利”,鼓吹“勞工神圣”，呼吁人們“快去作工”，聲稱“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時,人們甚至還搞不清馬克思主義中那個“無產階級”概念的確切涵義是什么。但十月革命畢竟從一開始就迫使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去重視勞動人民，而在五四運動和日益激蕩的世界工人運動風潮的刺激下,他們畢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會主義觀念同勞動問題、勞動運動聯系起來了，并且日漸深入地認識到,所謂社會問題,核心其實就是勞動問題。因此,勞動運動的狀況,必然地決定著社會主義的狀況。盡管當時主張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的人來自不同階級和階層，但無論出于何種動機,把社會主義同勞動運動聯系起來,積極鼓吹勞動運動,宣傳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客觀上對于廣大激進知識分子和激進的青年學生了解剛剛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中國工農群眾的力量，促使他們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去，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啟蒙作用。

　　迄此,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勞動者所創造的生產物，大量被資本家、官僚、軍閥掠奪了去,造成貧富不均,這是社會組織、經濟組織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財產私人企業’八個字”。俄、奧、匈、德各國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徹底改革這貧富不平均的革命”,“這種風潮不久一定也要飛奔過來的”。[29]一些人斷言：中國今天固然“產業極不發達”,但中國并不需要資本主義,“由世界的趨勢看來，我們勞動階級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會主義不可”,“非打破這資本和勞動兩重階級重新建設新的社會不可”,否則中國的問題“是絕對沒有法子去解決的”。[30]于是,人們主張立即組織工會,舉辦工人教育,由“我們無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大大的團結起來,提攜著大多數的無識無產的體力勞動者,組織一個東方無產階級的大聯合”,“和資本家爭斗”。一些人甚至大聲喊出了“無產階級萬歲”這種帶有激烈氣味的口號。盡管這個口號當時實質上并不是革命的,人們多半也還是抱著那種混沌的社會主義觀,但不可否認,許多人已經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時代聯系起來,把社會主義同無產階級聯系起來,把自己改造社會的愿塑同即將成長壯大的中國工人的力量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不可避免地要導致社會主義概念的分裂,那種混沌不清的社會主義再也難像五色旗那樣在中國進步輿論界的上空飄揚了。

　　“遠遠的鼓聲動了”

　　遠遠的鼓聲動了。1920年元旦,頗負盛名的《星期評論》“新年詞”寫道：“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卷到遠東”。隨著這“新潮”的沖擊，社會主義聯合戰線不可避免地開始分裂了。

　　在19l9年初,社會上許多人對俄國革命仍然存在著許多誤解。“因為俄國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產出的地方,恐怕這種主義宣播出來擾亂世界”。[31]但這種情況在“五四”運動以后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多數進步知識分子漸漸“由盲目的反對態度,而漸趨驚奇的疑信態度”了，各種謠言漸漸的鮮有人信了,甚至連“恐怖政治”的罵名,也隨著“廢止死刑的布告”“漸漸消滅”,糧食缺乏的慘狀,也由大豐收“救濟”了。過去相信俄國“充滿了殘殺、擄掠、奸淫的罪惡”的人,現在反倒覺得這種消息“真是奇怪極了”。到了1920年,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的看法已大為改觀,許多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此,當俄國政府1919年第一次對華宣言發表之后,國內進步輿論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大聲宣布：“俄國布爾塞維克的主張,已經得到世界人類一部分的同情,不是軍閥政府等威權可以抵抗了”。他們疾呼：與俄國人民攜手并進“通力合作”，共同鏟除壓迫社會的軍閥、官僚、政客和資本家。[32]

　　對俄國革命認識的改變,進一步促進了激進知識分子改良觀念本身的變化。他們曾經對泛勞動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以及工讀主義等漸進的、改良的社會觀,抱以極大的熱忱。然而，所有這些主義幾乎都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碰得鼻青臉腫。這對于一心致力于“組織理想的小社會”,企圖最終取代舊組織舊制度的有些人來說，打擊是極其慘重的,教訓也是寶貴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一些激進青年“因此更信共產主義,曉得現在社會底經濟組織,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壞是不可少的”。[33]

　　對各種改良的社會觀發生疑問,迫使人們進一步去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經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共產黨宣言》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陸續開始被譯成中文。許多人頭腦的社會主義開始由改良走問革命。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迅速生長起來。

　　必須指出,這時促使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大批產生的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是人們探索社會主義前途的革命的理論需要,和這種需要的實際滿足。在激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向革命的社會主義邁進的時侯,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派維經斯基等人先后來華，送來了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維經斯基于1920年4月來華后,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在上海同陳獨秀、李漢俊、戴季陶等“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舉行了多次座談,使他們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他們過去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使他們中一些人從俄國的生動事例和俄國人所帶來的理論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同實際變革運動結合起來的巨大作用,從而溝通了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在思想上的聯系。這一歷史條件的變化，無疑促進了相當一批激進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維經斯基來華前不久，還在主張“大家狠狠心腸拿出一部分剩的價值(他們說是什么紅利)來，辦幾個貧兒公育院”,以此等改良的辦法救濟貧困、發展生產的陳獨秀,迅速接受了俄國的社會革命理論,對列寧的國家學說和革命學說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并很快就開始“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34]

　　同年8月,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中國產生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上海共產黨發起組。不久,北京、廣州、武漢、濟南、長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產生了一批共產主義小組織。這對于后來的中國，無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當然，更多的人還在徊徘,而不少人則是懵懵懂懂地跟著往前跑。這些人知道一點一滴的改良不會產生他們希望的結果,因而他們期望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們畢竟還是有些摸不著底。社會革命的“鼓聲”越近、越急，他們就越是容易搖擺。不過，到底還是有不少人開始和改良的社會主義分道揚鏢了。

　　走俄國人的路一—這就是結論

　　1920年下半年,隨著共產主義小組織的產生,在中國知識界中,出現了--個以早期共產主義者為核心的，由相當一批激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組成的政治團體,并開始了有系統的宣傳介紹列寧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的活動。他們積極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向青年灌輸革命思想,組織青年到俄國去學習。他們還按照俄國的方法,深入勞苦工人群眾，傳授文化知識,啟發工人覺悟,幫助工人組織各種團體,創辦各種工人刊物,號召工人們“準備共產革命的運動!”“和資本家階級開戰”，宣稱中國不發生社會主義則已,“若能發生,則只有俄國式的社會主義”。[35]這一切使堅定的改良主義者梁啟超沉不住氣了。他斥責道：中國哪來的“新式企業組織”，既無“新式企業組織”,何來“勞動階級”?中國之勞苦者連謀生就業都不得，何以為勞動運動?既無勞動運動，又何以為社會主義!?就連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也看出中國發生“勞農革命”的危險來了。他告誡中國人：若想社會主義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36]

　　羅素先生輕而易舉地說出了一些人長時間來冥思苦想，猶豫不決,且難以啟齒的“心里話”。那些曾經一度向社會主義尋求出路,參加過宣傳和主張社會主義的行列,在熱熱鬧鬧地叫喚了一陣改良的社會主義之后,終于發覺中國還遠沒有達到照社會主義樣式實行的條件，由此以往,勢必造成俄國式的前途，甚至搞成“偽勞農革命”。[37]于是,他們的態度日益右轉了。不久前還參加過同維經斯基座談的張東蓀到“內地”轉了一圈以后,“忽然”發現自己過去“及早提倡”社會主義的主張不過是“空談”罷了。他這時急忙借用別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主張：“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癥就是貧乏”。故“中國即有社會改造,亦當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稱中國決不應當經過資本主義的彭一湖,也發現“從前以為后進國總占便宜”,社會主義容易實行的想法“錯誤”了，明白了“社會的進步是走的,不是跳的這個道理”,確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他們開始為中國的資本家鳴不平：“彼輩所處之地位已極可憐,而尚欲攻擊,實在太忍。”中國前途之“不堪問”,在于外國資本主義壓迫中國實業的發展,社會主義者們何不去“聯絡各國社會黨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呢?[38]

　　這些改良的社會主義者的態度,這時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與那些試圖把自己同工農勞動群眾聯系起來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不同的了,與大批還屬于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思想觀點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們注意到中國經濟上的極端落后，確信中國絕不能越過資本主義，而一步邁向社會主義。他們懷著極度疑懼的心情來看待日漸活躍和組織起來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層勞動群眾,相信其中相當部分“無產業”、“無知識”的下層群眾甚至可能是社會的一個潰瘍,向他們灌輸社會主義的結果難免會造成“均貧富”的“偽勞農革命”。

　　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不可避免地展開了。如果說過去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曾經一再出現調和以至混合的情況的話,那么，這一次的討論則是一次徹底的分裂了。在同樣主張變革，同樣渴望中國走向美好未來的進步知識分子階層的兩端,在政治立場上已是互相對立的兩種勢力。在一個對新思潮趨之若騖，相當多數知識分子急切地盼望著一步摘掉中國老大貧弱帽子的時代，大概很少有人會愿意中國繼續跟著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向前走。幾乎同樣落后的俄國的榜樣作用，激發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發難在社會輿論上一開始就不能不處于劣勢。張東蓀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發表,立刻就遭到眾多報刊的同聲譴責。張東蓀等人盡管很快打起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旗號,卻再也無法掩飾其主張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意圖。面對這種情況，那些開始熱衷于走俄國革命道路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們老實不承認這些人是我們底朋友”,革命與改良決不能調和。[39]

　　對于這個時候剛剛轉向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選擇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這種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正如毛澤東在解釋他的這一選擇時所說過的，那實在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同毛澤東一樣，許多人過去想避開政治,單純從經濟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著手來改造社會,但實踐的結果終于明白：“設若不把現存的政治勢力打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礙,絕對達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產黨》月刊的作者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在中國干社會革命，除了“把現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階級地位去，藉著政治的優越權，來改變經濟組織”，“再沒有第二個方法”。[41]

　　不言而喻，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人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他們思想轉變的程度和趨向。而實踐，自己的和俄國的實踐則給了早期共產主義者一個強烈的印象,促成了他們世界觀的轉變,也把大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推到革命的社會主義一邊來,推到同情俄國革命的一邊來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42]事實正是如此,1921年7月,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社會革命在中國開始步入了它的實踐歷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了。與此同時，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因此在中國大地上漸漸成了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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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Ⅰ卷，第9頁。

　　[2] 參見《晨鐘報》1917年4月4日;《民國日報》19l7年4月14日等。

　　[3] 《民國日報》19l7年5月12日等。

　　[4] 同上注，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5] 周春岳：《調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號,19l7年6月15日；記者：《廿世紀世界之大變化》,《太平洋》第1卷,第3號,1917年5月15日。

　　[6] 滄海：《革命后之俄羅斯政變》,《太平洋》第1卷，第8號,1917年11月15日。

　　[7] 東蓀：《過激主義之預防策》，《國民公報》1919年Ⅰ月29日。

　　[8] 孫洪伊：《吾人對于民國七年之希望》(社論),《民國日報》l9l8年1月1日。

　　[9] 《列寧全集》第26卷，第376頁。

　　[10] 參見庶熙：《革命與生計問題》，《晨鐘報》1917年3月30日；滄海：《俄德社會黨之和平運動與德政府之狡謀》,《太平洋》第1卷,第4號,1918年1月l5日,及《晨鐘報》l9l7年4月13日，《民國日報》1917年4月14日，9月18日，等。

　　[11] 見《民國日報》1917年12月13日；《順天日報》l918年l月20日。

　　[12] 《民國日報》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

　　[13] 見《晨鐘報》1918年7月6日。

　　[14] 《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3頁；華林：《革命之趨勢》,《民國日報》l918年7月27日；楚愴：《三大主義之途中》(社論),同前,1918年6月30日。

　　[15] 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太平洋》第l卷,第10號，19l8年7月15日；彭蠡：《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同前。

　　[16] 羅家倫：《今日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l期,l9l9年l月l日；孟真：《社會革命一-俄國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李大釗：《Bolshevim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言治》季刊第3冊,l918年7月1日。

　　[17] 見《國民公報》1918年1J問22日.(30)知非：《勞兵會真可怕》,《國民公報》,1918年11月19日；《國外大事述評：俄國包圍過激派之運動》,《每周評論》第4號，l9l9年1月l2日；并見《每周評論》第3號，l9l9年l月I5日。

　　[18] 見《李大釗選集》，第110，l17頁；澤東《創刊宣言》，《湘江評論》創刊號，l9l9年7月14日；參見季陶：《對付“布爾色維克”的方法》《星期評論》第3號，19l9年6月22日,藹人：《社會改革與勞工報酬》,《南洋》第4期,19l9年8月l5日；傖父：《對于未來世界之準備如何》,《東方雜志》第l5卷,第10期。

　　[19] 馮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1920年；《翟秋白文集》第l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5頁。

　　[20] 參見季陶：《社會民主化的英國政冶》,《星期評論》第4期,19l9年6月29日；李大釗：《戰后之世界潮流》(三),《晨報》l9l9年2月9日；《國外大事述論.英國的勞工大會》,《每周評論》l919年3月l6日，等。

　　[21] 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l卷，第326－329頁。

　　[22] 參見《梁喬山答知非、若愚兩君書》,《晨報》1919年6月23日；季陶：《工人教育問題》，《星期評論》第3號；本社同人：《關于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同前，第2號，l9l9卒6月l5日，等。

　　[23] 見《列寧全集》第l8卷，第349頁。

　　[24] 參見若愚：《勞動者的權力》,《晨報》l9l9年5日2日；一湖：《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每周評論》第20號,19l9年5月4日;陳獨秀,《實行民冶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l號,1919年12月l日；本社同人：《關于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東蓀：《過激主義之預防策》，《國民公報》1919年l月29日；丁業新：《推翻遺產制》,《南開思潮》第5期,l920年2月8日；《李大釗選集》，第238頁；沈仲九：《我的人生觀》,《星期評論》第2l號,l9l9年l0月26日；張東蓀：《社會主義與中國》,《時事新報》l919年1l月6日；劉秉麟：《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可以實行?》，《新群》創刊號,l919年ll月。

　　[25] 惲代英：《社會主義論》,《少年中國》第2卷，第2號，1920年8月。

　　[26] 見《李達文集》第4一5頁。《毛澤東給肖旭東蔡林彬并在法諸會友信》,《新民學會通信集》；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每周評論》第29號,1919年7月6日；東蓀：《我們為什么要講社會主義?》，《解放與改造》第l卷，第1號，1919年Ⅰ2月。

　　[27] 見《列寧全集》第17卷，第35頁。

　　[28] 一湖：《中國的經濟社會還應該經過資本主義時代嗎》,《晨報》19l9年l2月l日；玄廬：《吃人的資本家》，《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1920年5月1l日；玄廬：《工人應有的覺悟》，同前，第46號，l920年4月18日；劉秉麟：《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可以實行?》；東蓀：《社會主義與中國》,《時事新報》19l9年ll月6日；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l卷,第l號，l919年9月l日；東蓀：《我們為甚么要講社會主義?》，同前，第l卷,第7號,Ⅰ9l9年Ⅰ2月1日。

　　[29] 一湖：《二十世紀之大問題》,《晨報》l9l9年5月l日。

　　[30] 參見季陶：《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旨趣》,《星期評論》第，l920年2月29日,徐蘇中：《勞動會議與特殊國》,《星期評論》(新年號)，1920年l月3日；去吾：《社會主義與勞動問題之關系》,《南洋》第2號,19l9年7月22日；季陶：《關于勞動問題的雜感》、仲九：《香港機器工會的同盟罷工》，《星期評論》(勞動紀念)，1920年5日l日；玄廬.《工人應有的覺悟》,《星期評論》第46號,1920年4月l8日。

　　[31] 慰慈：《俄國的新憲法》,《每周評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

　　[32] 慰慈,《俄國的新憲法》,《每周許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

　　(6l)仲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星期評論》第42號,l920年3M日。

　　(62)參見《浙江學生聯合會答俄國勞農政府書》,《錢江評論》第9期,1920年5月2日；淵泉：《我國確立對俄方針之必要》,《晨報》l920年3月26日；《答俄國勞農政府的通告》,《時報》1920年5月2日；季陶：《俄國勞農政府通告的真意義》,《星期評論》第45號,1920年4月ll日;仲九.《學生運動的過去與將朱》,《星期評論》第46號,1920年4月l8日；《李大釗選集》第238頁;毛澤東.《學生的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l卷,第2號，l9l9年12月I日；仲九：《我的人生觀》，《星期評論》第2l號,l9l9年10月26日。

　　[33] 參見季陶：《我對于工讀互助團的一考察》,《星期評論》第42號,1920年3月2l日；周炳林：《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么樣運動》,《國民》第2卷,第2號,l920年6月。

　　[34] 參見陳獨秀：《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4號,l920年3月l日；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新青年》第7卷,第5號，l920年4月l日；陳獨秀：《談政冶》,《新青年》第8卷,第l號,l920年9月1日。

　　[35] 參見記者：《共產黨的粵人治粵主張》,《勞動者》第2號,l920年l0月10日；張赤：《打破現狀才能進步》，《勞動界》第6冊,1920年9月19日；立達：《勞動者與社會主義》,《勞動界》第16冊，1920年11月28日；《社會主義底發生的考察和實行條件底討論與他在中國的感應性及可能性》，《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4號,l92l年。

　　[36] 見楊端六：《與羅素的談話》,《新青年》第8卷,第4號,l920年12月l日；《羅素講演錄》，《世風》創刊號,l921年。

　　[37] 見《新青年》第6卷，第4號；《改造》第3卷，第6號，1921年1月15日。

　　[38] 東蓀：《答張君勱書》（續），《時事新報》1920年7月14日；彭一湖：《我對于張東蓀和陳獨秀兩先生所爭論的意見》，《改造》第3卷,第6號,l92l年1月15日；東蓀：《答高踐四書》,《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l2月l日。

　　[39] 施存統：《讀新凱先生〈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新青年》第9卷，第6號，I922年7月l日。

　　[40] 《毛澤東給肖旭東蔡林彬并在法諸會友信》，《新民學會通信集》第3冊；無懈：《奪取政權》，《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

　　[41] 無懈：《奪取政權》，《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C.T：《我們要怎樣干社會革命》,《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

　　[42] 見《毛澤東選集》第1408－1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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