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探索

朱佳木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對這個國家的經濟建設有著巨大的、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影響。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此后的實踐證明，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不僅完全符合我國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嶄新的創造性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當初我們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錯的，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的探索是毫無意義的；更不意味著計劃經濟只有束縛經濟活力的弊病而沒有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憑主觀意志辦事的失敗教訓而沒有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成功經驗。對這個問題認識得是否清楚，不僅關系到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也關系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建設者的歷史評價。
    一、毛澤東選擇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
    有人認為，蘇聯和中國當初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思想的結果；尤其是中國，更是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這話有一定道理。馬克思通過對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狀況的考察，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即按比例分配社會必要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只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有意識地掌握這一規律，只能以自發的力量通過盲目的事后的調節做到按比例，只有到了“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人類才可能按照節約時間的原則，通過自覺的事先的計劃做到按比例。蘇聯和中國在革命勝利后都十分重視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并把它說成是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來源。但是，蘇聯和中國在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時，都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可以完全自覺地按比例分配社會必要勞動的社會條件。因此，把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當時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的根據，可以說理解上存在一定偏差。特別是后來為了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斷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更是脫離生產力發展實際的一種表現。另外，中國在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時，蘇聯已經通過若干個五年計劃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因此，中國在采用計劃經濟時，不可能不學習蘇聯，學習中也難免有照抄照搬的現象。然而，只要我們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再仔細、深入地加以分析就會發現，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當初所以選擇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對馬克思思想理解上的偏差，而在于它們從當時國內國際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
   （一）中國為什么要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
    關于這個問題，從1953年由中央宣傳部制發的充分體現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綱》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10多年中（從1921年開始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我國也只有建立了重工業，才能使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獲得為發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裝備，才能自己制造火車頭、鋼軌、貨客運汽車、遠洋輪船和飛機；才能自己制造輕工業的精密機器，擴大和建立新的輕工業；才能生產農業機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農業；才能建立現代國防工業，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辱。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工業化問題便同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等問題一道，成為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除了代表地主階級最腐朽力量的頑固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先后登場的一切政治派別，可以說都贊成在中國興辦工業，實現工業化。但對于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的問題，不同派別答案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從她誕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先掃除工業化道路上的兩個攔路虎，徹底反帝反封建，并為此提出了進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毛澤東將這些主張加以系統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他說：“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正是這一觀點，使中國工業化與反帝和反封建這兩個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
    至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毛澤東最初一直主張先通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來解決。他說：“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后，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其他主要領導人如劉少奇等，還多次表示，由于中國經濟落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不可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要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
    可是，到了1952年9月，毛澤東提出“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盡管這一思想與原先關于用10年到15年時間搞新民主主義，然后一個早晨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嚴重步驟” 的設想，在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最終時間安排上差不多，但畢竟在過渡的初始時間安排上大大提前了。中國共產黨的決策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其原因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國際形勢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主要是1952年出現了三個對中國工業化建設來說是新的重大情況，促使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中國工業化問題做出了新的思考，選擇了新的戰略。
    第一，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工業尤其是國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了較大增加。到1952年，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0%上升到43%，國營工業產值占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67.3%，鋼、鋼材、煤炭、水泥等重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比1949年有了大幅度提高（鋼1949年為15萬噸，1952年為135萬噸）。這就使我們開展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與建國初相比有了比較好的條件。
    第二，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明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早在1951年2月，毛澤東根據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和抗美援朝戰局趨于穩定的形勢，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黨中央據此決定從1953年起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一五” 計劃首先碰到的一個實際問題。就是以什么為指導思想，或者說從哪里入手，什么是重點？“經過對政治、經濟、國際環境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復權衡和深入討論之后，大家認為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決策層在編制“一五”計劃時，對于前一時期光著重發展農業、輕工業再著重發展重工業的思路進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構想。
    第三，經過爭取，蘇聯同意對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給予全面援助。1952年7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擬定了“一五” 計劃的輪廓草案和準備請蘇聯支援“一五” 計劃的有關材料。隨即，中央書記處派周恩來、陳云等前往蘇聯，就“一五” 計劃中需要蘇聯援助的141個工業項目問題進行商談。斯大林明確表示，愿意在工業資源勘察、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及派人來蘇留學和實習等方面援助中國的五年計劃。這就使以重工業為重點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證。
    周恩來、陳云等在得到斯大林的保證后，于9月24日回到北京，當晚便出席了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匯報同蘇聯商談的情況。據薄一波回憶，那次會議主要討論的是“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毛澤東關于“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的思想，就是在那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的。
    為什么在討論“一五”計劃方針的會上，而且是在聽取周恩來匯報訪蘇情況之后，毛澤東提出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問題呢？這是偶然的巧合嗎？絕對不是。這恰恰反映了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蘇聯答應對“一五” 計劃建設進行援助和決定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這三件事情之間的內在聯系。它說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做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主觀上是為了加快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客觀上是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承諾。而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則是為了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
    （二）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為什么一定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第一，優先發展重工業要有大量的資金保證，而當時中國所缺少的恰恰是資金，需要有一種辦法把有限的資金集中起來。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時，家底十分薄弱，只有拿不走的約值80億元的官僚資本固定資產，加上民族資本家的資產，總共不過100多億元的工業固定資產。然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經濟與文教建設的支出總額為766億元，相當于300億美元（當時1美元約合2.5元人民幣）。其中，用于基本建設的投資需要427億元，相當于170億美元，遠遠超過當年蘇聯和印度“一五”計劃的投資額。當時，蘇聯雖然肯借錢給我們，而且有優惠條件（年息1%至2%），但總共不過17億盧布，約合 4億美元，僅占“一五”計劃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的3%多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實行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才可能把有限的資金集中起來，并把它們有效地使用到重工業建設中去。
    第二，優先發展重工業要有工、礦、農、林等原材料尤其是糧食供應的充分保證，而當時國內物資極其匱乏，糧食商品率很低，需要有一種辦法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擴大工業基本建設規模要求增加城市人口，相應地要增加商品糧；大規模進口蘇聯成套工業設備和工業原材料，要以肉類、蛋類等農產品出口償還，這些也要求相應增產糧食。在糧食單產一時難以提高，又沒有條件大面積開荒的情況下，要保證糧食增產，首先必須保證它的播種面積，這就個能允許什么賺錢就種什么，從而影響棉花、油料作物的產量。另外，擴大基本建設和發展工業生產需要煤炭、生鐵、鋁和木材等原材料，而這些也是人民生活和消費品生產所需要的，在發生矛盾時，必須首先保證基本建設和工業生產的供應。這一切都決定了只能實行高度集中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體制，以及高度集中的煤炭、生鐵、鋁、木材等物資的調撥體制。
    第三，優先發展重工業要有大量的工業技術和管理人才，而舊中國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這樣的人才，需要有一種辦法把已有人才盡快集中起來，并采用有效辦法盡快大量培養適用人才。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科技人員不到5萬人，屬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22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不過224人，加上地方的高級科研人員不足500人。面對這種情況，只能采取高度集中的勞動人事制度，并對大專學生采取統招統分制度。
    第四，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蘇聯的援助，相應地需要我們在經濟體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與其有所銜接。用今天的話說，這叫做“與國際接軌”。當時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何時交貨，何時進行設備安裝，何時試運行，都要按照計劃來做。如果我國沒有計劃，或者執行計劃不嚴格，合作就會很困難。這也是促使我們采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的一個因素。
    以上事實說明，毛澤東等黨中央第一代領導人之所以選擇計劃經濟體制而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同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一樣，是因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實現工業化。另外，因為要實行計劃管理，需要農業、工商業都按照計劃生產，反過來又促進了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成為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提前完成的因素之一。可見，問題的根子在加快工業化建設，而不是急于搞社會主義。
    關于為什么要實行計劃經濟，毛澤東在不同場合曾作過許多論述。他指出：“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他又指出：“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他還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在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有計劃生產的思想，理解上雖然存在一定偏差，但他之所以主張以計劃經濟作為我國的經濟體制，絕不是因為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是為了從中國當時國內國際條件出發，抓住國內經濟順利恢復、朝鮮戰局趨穩、蘇聯答應援助的歷史機遇，以統一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以便在財力、物力、人才等不足的條件下，較快發展經濟，較早實現國家工業化。總之，是為了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的較快發展。
    二、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取得的成果
    毛澤東在對計劃經濟的探索中有過失誤，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過重大損失。但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探索與那一時期所取得的建設成就是密不可分的。
    （一）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實踐成果
    1949年，當毛澤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積貧積弱的中國，工業十分落后。首先，工業產品自給率很低，鋼鐵為5%，石油為0.2%，車輛船舶為1.6%；其次，產業結構極不合理，機器制造業只占工業總產值的1.6%，而且基本是修配。對于當時的情況，毛澤東有過很形象的描述。他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然而，經過前四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我國生產力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農業方面：1976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產量由2200億斤提高到5800億斤，平均畝產由137斤提高到375斤，人均糧食占有量由 400斤（人口 5.5億）提高為638斤（人口 9.4億）。
    工業方面：1976年的工業產值是1949年的十多倍，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0%提高到64%。鋼鐵、煤炭、石油、電力、水泥、玻璃等重工業產品的產量，也都有大幅度提高。到1976年，我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而且，工業固定資產分布也由解放前沿海占80%左右，變為內地占一半以上，工業布局開始趨于合理。
    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新修堤防總長度為17萬公里，新建水庫8萬多座，并建成了許多新鐵路，鐵路營運里程由2.2萬公里增至4.6萬公里，使四川、云南、貴州、福建、新疆、青海、寧夏等許多省份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
    科學技術方面：在國力還不強的條件下，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洲際導彈和人造衛星；育成水稻矮稈良種；研制成功萬噸水壓機；紅寶石激光器；完成牛胰島素人工合成等。
    文教衛生方面：解放前高等學校畢業生累計只有18.5萬人，而1949年至1976年高校畢業生近33萬人。1952年科技教學人員僅為4.2萬人，而1976年已達44萬人。1949年只有醫院266家，而1976年已有 6萬家。與新中國成立前相比，上世紀 70年代中期人口死亡率由2.5%至 3.3%下降到0.7%；嬰兒死亡率由20%下降到3.5%；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35歲提高到67歲。
    以上不難看出，雖然在這26年期間，我們受到過“左” 的干擾，有時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制定計劃不科學，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 那樣長達10年的動亂，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另外，經濟體制過分集中，缺少市場調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慢，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畢竟把中華民族與世界先進工業國的差距大大縮短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
    經驗告訴我們，凡事有利必有弊。對任何事情作歷史評價，關鍵要看它在當時的作用及日后的影響是利大還是弊大。只要利大于弊，其歷史意義就是積極的，歷史評價也應當是正面的。十全十美，只有利沒有弊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二）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理論成果
    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理論成果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和談話記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記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述里。這些成果是他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理論成果。如果僅從計劃經濟的角度，特別是發展和突破蘇聯計劃經濟理論的角度，我們可以把這些成果歸為以下五個方面。
    1、關于學習蘇聯計劃經濟的態度問題
    由于中國共產黨進行計劃經濟的經驗和干部準備都嚴重不足，因此，向已實行計劃經濟近30年的蘇聯學習是很自然的事。毛澤東說：“我們要進行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很艱苦，經驗又不夠，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毛澤東也指出：“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外國經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只能供參考。”他的這些思想為我們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了先河，不僅在當時，也在后來改革開放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2、關于計劃經濟客觀性的問題
    計劃是由人事前預先擬定的行動方案，本質上屬于觀念性的東西。而規律有其客觀性，是不能隨意制造或消滅的。因此，制定計劃的人如果不尊重客觀規律，不認真調查實際情況，計劃就很容易出主觀主義的偏差。毛澤東在1958年底經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后指出：“計劃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說的，可能和現實不能混為一談。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劃。”他還指出：“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3、關于計劃建設的指導方針問題
    毛澤東通過對我國計劃建設實踐的總結和對蘇聯經驗的汲取，提出了指導我國制定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的一系列正確思想。這些思想主要體現在對一些重大關系的處理方針上。
    在處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要以重工業為經濟建設中心；另一方面要工農業同時并舉，要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投資計劃。
    在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為了準備反侵略戰爭，必須加強國防建設，抓緊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適當減少軍政費用，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他指出，一方面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有全國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另一方面，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國一盤棋，反對把個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對收入過分懸殊；另一方面，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不要只顧一頭，要反對平均主義，提高工人工資，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使農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
    在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把重點放在發展生產上，如果生產增長很快，即使積累比重大一些也沒有危險；另一方面，對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顧，要處理好基本建設中“骨頭”和“肉”的關系，提高社會福利事業，做到既保證重點建設，又照顧人民生活需要。
    在處理大規模建設與勤儉節約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強國，必須保證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骨干企業的建設資金；另一方面，要把節約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的工業基礎，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反對浪費，勤儉建國。
    在處理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照顧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點放在為人民長遠利益的打算上，一時還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
    在處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上，他提出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禁運、封鎖，積極同國外進行經濟、科技交流，吸收外國投資；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國內市場，把工作基點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
    4、關于編制計劃應當遵循的原則問題
    首先是綜合平衡的問題。毛澤東認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他指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其次是要尊重價值規律。毛澤東明確贊成斯大林關于只要有國家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就有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就會起作用的觀點。他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同時，他認為斯大林關于商品生產只限于個人消費品的說法“很不妥當。它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于商品的”。
    5、關于計劃的貫徹方法問題
    計劃經濟是一種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來組織經濟的經濟體制。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管理權限主要集中在國家行政機構，因此，在管理上會較多地采用指令性計劃的手段和行政手段。但毛澤東時代又發揚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優良傳統，既重視紀律約束，也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例如，對于因為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矛盾而忽視和違背國家統一計劃的現象，就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與行政措施雙管齊下：一方面做統一思想的工作，強調執行國家計劃的必要性和嚴肅性，要求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另一方面，嚴格執行黨和國家的政治紀律、行政紀律，對不聽招呼、我行我素的給予嚴厲批評，直至紀律處分。毛澤東在1956年4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只有國家的統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還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平衡，沒有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全國的工業化就搞不起來。我們在講地方的獨立性、講地方獨立自主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極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他在1953年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還指出過：“在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強調要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多數服從少數，這個少數是代表多數的）。”
    當然，由于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實踐成果，以及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年代的局限性。但正如列寧所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只要抱著這樣的態度，我們就不難看出，毛澤東的這些探索成果，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基本解決了中國工業化在當時向人們提出的歷史性課題，對于我們鞏固新生政權，改變落后面貌，初步形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迅速提升國際地位等等，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三、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意義
    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實踐成果，為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
    如前所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進行了四個五年計劃建設，在我國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五”時期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的156個工業項目，實際施工的有150項。這些項目后來都成為我國工業的骨干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基礎性作用。在“三五”和“四五” 時期，我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又新建了攀枝花、酒泉、包鋼、太鋼等一批鋼鐵基地，西南、華中、銀川、成都等一批工業和精尖產品生產基地，大慶、遼河、大港等一批油田，劉家峽、丹江口、葛洲壩等一批水利樞紐工程，還有南京長江大橋，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以及遍及全國的“五小工業”（小鋼廠、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礦、小機械），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創造了條件。在“四五’時期，經毛澤東批準，我國還先后兩次共動用40多億美元，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包括1.7米軋機、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這些項目在改革開放初期陸續形成生產能力，因此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如果我們把頭四個五年計劃建設比喻為打地基，把后面的建設比喻為蓋高樓，那么一般說來，打地基階段的成效不大明顯，但如果樓蓋得快，蓋得高，蓋得牢，則說明地基打得好。
    （二）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的理論成果，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累了寶貴經驗
    做出將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是1992年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大報告指出：“它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而所謂宏觀調控，是指運用計劃手段、經濟手段（主要是財政和貨幣政策，其實質是人有意識的事先調節，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計劃調節）、行政手段（實質是指令性計劃）、法律手段，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某些不足和消極作用，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平衡，保證整個經濟的全面發展；并且在某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環節中，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等等。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因此，它雖然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絕不是與計劃經濟截然割裂、相互對立的，彼此之間必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聯系。否則無法解釋，全世界有那么多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唯獨我們在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之后能長時期保持那么高的發展速度，不斷取得那么多顯著的建設成就。2006年8月31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2006年貿易和發展報告》，指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施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沒有取得主張進行這種改革的人保證能得到的結果。”“如果你們看一看傳統的發展思想和宏觀經濟理論，再看看中國過去20年的情況，你就會發現，95%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會得出中國的情況是不可能的結論。” 因此，報告說：發展中國家應更多地實行政府干預政策，并通過與中國相類似的方式發展國民經濟。由此可見，國際上也存在這種看法，即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成功，秘訣在干始終沒有放棄計劃經濟的長處和優勢。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搞經濟計劃的有益經驗，完全應當也可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借鑒、所繼承。
    既然如此，毛澤東在探索計劃經濟過程中所取得的某些理論成果，對于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當然也就不會失去積極意義。其中有些經驗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雖然不那么適用了，但蘊含的有關社會主義建設一般規律的認識，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有著重要價值。還有一些反映客觀規律的認識，當年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行或實行得不太好，但在今天對于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來說卻是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
    今天，我們早已擺脫了產能不足、商品短缺的局面，即使資金和某些資源不足，也可以通過國際市場加以調劑解決。但是，舊矛盾解決了，新矛盾又出現了。對此，重溫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在探索計劃經濟中取得的理論成果，認真總結和借鑒過去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大有益處的。比如，面對學習外國經驗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堅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走自己的路，不搞教條主義，不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思想；面對指導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注意搞好綜合平衡，反對盲目攀比速度和以農業為基礎，使各種重大比例關系協調的思想；面對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以及積累與消費、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中央企業與地方企業等關系的思想；面對資源短缺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的思想；面對科技創新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思想；面對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毛澤東關于嚴肅黨的紀律，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反對鬧獨立性的思想。顯而易見，這些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并沒有過時，而且很有現實意義。
    最近，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其中既有經濟手段，也有必要的行政手段。例如，發出了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開展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檢查工作的通知，廢止各級政府層層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資指標做法的通知，要求對各地投資一億元以上的新開工項目登記清理的通知等等；對土地、能源等稀缺資源的開發利用，下達了指令性的控制指標；對鋼鐵、水泥、房地產等過熱行業，采取了上收貸款審批權、土地審批權和規定小戶型在總建筑面積中的比例等一系列措施，并對違規行為開展了查處專項行動。上述措施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是難以想象的，而在我國近兩年特別是最近一年的宏觀調控中卻起到了積極和有效的作用，有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這也說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當年為探索計劃經濟而積累的某些重要經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最后，我想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的三句話作為這篇研究心得的結束語，那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毛澤東“是從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遠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指南”。“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2期《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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