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滿人特權是封建社會等級思想特權思想的一種體現,也是當時的統治民族滿族在中國的民族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一種反映。
除了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人類社會都有等級與特權現象存在。封建社會更是如此。在封建社會,人的關系有上下尊卑之分、遠近親疏之別,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用古代權威的儒家學者的話說,就是“愛有差等,理一分殊”。俗話說得好:“宰相家人七品官”。在清朝八旗制度下,滿人就相當于皇帝的家人,與皇帝的關系比一般臣民近,對國家要承擔特殊責任,清朝打天下又以八旗為主力,所以按照封建時代“親親”與“議功”的原則,給滿人享受特權完全正常。用我們儒家的說法,就是:“天理人情之至”。
清朝給滿人特權或特殊照顧,還是當時的統治民族滿族在中國的民族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反映。在中國各民族中,漢族處在最強勢,少數民族處于弱勢地位,漢族人口對少數民族呈絕對壓倒優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出身弱小民族的清朝滿族統治者,為了保護本民族利益不被漢人欺負和保護本民族的血統與文化不被漢族同化,他都必須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采取一些傾斜性的保護措施。就性質類比,就相當于現在發展中國家為保護本國弱小的民族經濟不被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吞并,就必須依靠行政手段干預經濟一樣。當然,這些措施不一定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但考慮到滿族自身的弱勢地位,用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形容,就是“情有可原,無足深究”。對一個出身漢族的皇帝來說,他根本無須擔心占全國人口絕大部分的漢族人民因為民族出身問題反對他,而一個非漢族出身的皇帝就有這個擔心。所以清朝給滿人特殊照顧,并非因為清朝皇帝特別自私,即老學者錢穆所謂的“私心”,而是由于統治民族滿族在中國的民族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這樣一個客觀形勢造成的。以往的漢族王朝沒有采取類似措施,并不是說漢族皇帝就特別“大公無私”,而是由于漢族自身的強勢地位使他沒必要采取這種保護措施。老學者錢穆《歷代政治得失》對清朝滿人特權現象的批評,錯在沒有結合當時的客觀形勢分析清朝為何要采取這種措施,僅僅根據滿人享受特權這一表面現象就從本質上否定清朝政治,定性清朝是部族政權,就是說他非常自私。但問題來了:如果清朝統治者非常自私,只照顧少數人的利益,那他又怎么能贏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認同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長期有效統治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大朝代?情理上就無法自圓其說。錢穆對清朝滿人特權現象的批評完全是以偏概全,拿現象代本質。作個比喻:錢穆批評清朝滿人特權的思維方式就好比一個人在錢穆面前說了些漂亮話,他錢穆也不結合客觀條件分析這個人為何要說這些話,就僅僅憑這些漂亮話本身就把這個人作為“好人”來看待??磫栴}很表面化。
滿人占全國人口的少數,所以清朝在給滿人特權時,也必須照顧多數人的利益,處理好滿人與非滿人的關系。處理不好這個關系,清朝對全國的統治就無法穩固長久。從清朝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長期有效統治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大朝代來看,清朝在這方面總體上是成功的。錢穆《歷代政治得失》指責清朝是部族政權的說法站不住腳。
老學者錢穆的名作《歷代政治得失》批評清朝是部族政權,意思就是說清朝政治是出于統治者的“私心”,只顧少數人利益。他的主要論據是兩條:一是清朝的滿人特權,二是清朝皇權的強化。就滿人特權而言,我認為從當時條件講完全是正?,F象無足深究。就皇權強化而言,我認為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完全屬于正?,F象。自秦漢以來,中國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模式都是世襲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在這種政體下,世襲的皇帝作為國家最高負責人,當然要對國家大事擁有最高決定權,同時對國家機器也要擁有足夠的控制能力。清朝強化皇權,用我們現代人的說法,就是“加強國家機器的組織性紀律性”:強調作為國家最高負責人的皇帝,必須對國事擁有最高決定權和對整個國家機器擁有足夠的控制能力。放在封建專制時代這個歷史背景下,完全屬于正?,F象。單純的強化皇權不能作為皇帝自私的論據。借用我們現代人“權利義務”的說法,皇帝作為國家最高負責人,當然要對國事擁有最高決定權和對國家機器擁有足夠的控制能力,這是他應有的權利,而教養萬民則是他應盡的義務。如果清朝在強化皇權的同時否定皇帝對天下萬民應盡的義務,那你可以說清朝皇帝很自私,但問題是清朝在強化皇權的同時并沒有否定皇帝應當教養萬民的義務,而且在清朝前期實踐得還很出色,以致有康乾盛世的輝煌。所以不能單單因為清朝皇權的強化就認定清朝統治者很自私。做個比喻:如果上海市教育當局任命錢穆出任上海向明中學校長,并實行校長負責制。那么錢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校長,必定會要求自己對學校事務有最高決定權和對學校各部門有足夠的控制能力。那你是否因此就指責錢穆很自私?錢穆《歷代政治得失》對清朝政治的否定性評價完全站不住腳!
錢穆推崇儒家。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德治而非法治。德治希望統治者有良好素質,在君主時代就是希望有個“好皇帝”。比較歷代帝王素質,清朝皇帝的整體素質最優秀。用前代學者的說法,就是“清代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用我們現代人最熟悉的話,就是“清朝無昏君”。所以按儒家標準,歷代政治清朝最完美。
錢穆曾表示不能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不能照搬西方標準來批評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但仔細分析錢穆《歷代政治得失》對清朝皇權強化的批評,你會發現錢穆實際上是在用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論,如程序民主、權力制衡等作為批評標準。一方面反對照搬西方標準批評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又用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論來批評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的政治,錢穆在這里豈非自相矛盾?
錢穆《歷代政治得失》我只是匆匆瀏覽過。給我的印象:錢穆在評價歷代政治時,似乎根本不考慮當時的客觀形勢。在錢穆眼里,一個統治者之所以制定某種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不是在于客觀形勢,而是僅僅在于統治者自身的主觀因素,即錢穆所謂“公心”與“私心”。讀過錢穆著作的歷史愛好者不知有沒有同感?
現在一些人很推崇錢穆,稱贊他是“國學大師”。我反對。讀書人做學問義理工夫最重要。義理工夫就是分析問題把握事物內在本質與運行規律的能力,實即理論思維能力,俗語所謂“悟性”。本質與現象不同。本質是全體,現象是個體。要把握事物本質,就必須使用辨證的方法,用聯系、系統的觀點分析問題。理論思維說到底就是辨證思維。錢穆不擅長辨證思維,看問題是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眼光。以錢穆《歷代政治得失》對清朝政治的批評為例,錢穆沒有結合客觀形勢對清朝的統治行為做系統分析,僅僅根據滿人特權與皇權強化兩個表面現象就從整體上否定清朝政治,完全屬于以偏概全性質,經不起辯駁和推敲。“國學大師”的稱號不適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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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