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炳章：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特征與動態

[選自《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楊炳章著，郭偉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出版。]

關于蘇維埃運動之所以在中國興起和發展的問題，當時的中央政治家和事后的歷史學家都曾列舉過各種各樣的因素。就一致看法而言，這些因素可以分為兩大類：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第一類因素包括國民黨政府內部各軍事派別之間的爭權奪利與分裂對抗以及中國農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狀態。在以上兩種客觀條件中，后者看上去雖不太明顯，卻更加值得注意。從中國歷史上看，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村社會一直是獨立于國家政權的自治區域，為農民造反、秘密結社以及惡霸、土匪和軍閥挑戰政府權威提供了各種可能。這些可能性經過共產黨員的新形式的宣傳鼓動和組織，變成了20世紀30年代有聲有色的農村武裝割據或蘇維埃運動的現實。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而中國各地的蘇維埃運動在本質上也有很大差別。在另一種研究中，這些差別或許可以成為專門討論的課題，但對我現在的這項研究來說，更為關心的是那些可以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整個蘇維埃運動過程中發現的幾項共同特征。

一、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黨對革命的一元化領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獲得并在整個30年代都一直強調的基本教訓之一。［15］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因在起義失敗后繼續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稱而受到責難；毛澤東在發動秋收起義時只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廣州起義要求建立城市蘇維埃或稱公社———所有這些舉動都標志著越來越強調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領導。從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領導武裝斗爭到1928年這一階段，在黨內軍內叫得最響亮的是這樣兩句話：“聽黨的話”和“跟著黨走”。特別是剛剛脫離國民黨的舊軍官如賀龍、彭德懷，更必須牢記在心，念念不忘。強調共產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除了表明要與國民黨徹底決裂并與之開展斗爭的決心外，還表現在若干實際工作方面，如進行馬列主義思想宣傳，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發動勞苦大眾，開展武裝斗爭，執行軍隊改革，特別是強調在各級軍官和地方干部中實行嚴格的組織紀律。

“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雖已成為人所皆知的口頭語，但尚未被普通老百姓（農民和士兵）所深刻理解。共產黨就是窮人的團體，共產主義就是每個窮人都可以獲得一份土地———這也許就是他們所能理解的一切。［16］不過，即使這種狹隘的理解，也已足以使他們加入共產黨，創建革命根據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無窮的力量反抗國民黨的統治。

共產黨的實際作用比其思想更加重要。黨的組織系統作為一種內部機制發揮著十分有效的作用。比如紅軍部隊每到一處，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與當地黨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系，以便搜集信息，獲得物資和人員方面的補給。而在撤離某個地方之前，則至少要安排一個黨的秘密支部以備后用。在蘇區和紅軍中，共產黨員發揮著領導、監督、鼓動和示范作用。他們由此而成為（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核心”和“先鋒隊”，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指示。

二、紅軍和武裝斗爭

創建自己的軍隊必須開展獨立武裝斗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破裂后所吸取的又

一條基本教訓。國共合作破裂時，共產黨所領導的群眾組織因松散而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被強大的國民黨軍隊給摧毀了，而且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17］1927年后，與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沖突已公開化，自然無須再一味地重復軍事斗爭的必要性。而創建一支新型的軍隊，有效地進行作戰并開展革命活動，則成為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

紅軍的革命特點后來被共產黨人歸納為“三大關系”———軍事任務與政治工作的關系、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軍隊內部官兵之間的關系。紅軍指戰員所受的教育是：不僅要做戰斗隊，而且要做革命的宣傳隊、政治上的工作隊和經濟上的生產隊。共產黨還教育他們，紅軍打仗不僅是為了贏得戰場上的勝利，而且是要最終解放被壓迫的農工勞動階級，使整個中華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為在紅軍中加強政治工作，下至各連排，上至紅軍總部都設立了政治委員和各級黨委，由他們在各個級別上監督軍事領導。軍隊要提倡為人民服務，團結群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紅軍內部紀律嚴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等等。［18］此外，還規定了紅軍官兵一律平等，穿著同樣的衣服，領取同樣的薪水；而且定期舉行組織生活會，讓廣大官兵不斷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三、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這一俄文詞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東江起義的時候。隨后，共產黨的各地組織也都相繼采用。起義農民們對這一詞匯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當成某個領導人的名字（也許是蘇兆征的別名吧！）。［19］然而，這個外國的詞兒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帶來榮譽與尊重。農民們聽到“蘇維埃”就像他們先輩聽到佛祖釋迦牟尼和上帝耶穌基督那樣肅然起敬呢！當農民從現實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實際含義后，他們便更懷著極大的熱情投身于蘇維埃運動。

從理論上講，蘇維埃或稱工農兵代表會議，是一種徹底的民主制度，它能使全體勞動人民充分地參與政府的管理與決策。［20］而事實上，根據地的各級蘇維埃領導人通常是黨和紅軍自上而下任命的，大致起著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很少吸收鄉村的農民，更不用說工人和士兵了。盡管如此，由于新政府采取了集體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較之以前，這種體制要民主得多。特別是在基層村鎮中，農民選舉自己的蘇維埃領導人，因此享有參與管理的大量機會。在那里，蘇維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個居民委員會或職業協會組織。

蘇維埃制度起到了一種橋梁作用，它把共產黨和紅軍與群眾運動以及社會組織從上到下聯結起來。雖然在共產黨人是否真正要創造一種更加完美、更加民主的政治體制這一問題上可以有所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共產黨人鞏固根據地，動員農民支持其革命武裝斗爭的過程中，蘇維埃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土地改革

土地分配不公，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的一個通病。這一現象簡直可以說已經使得中國農民養成了一種“土地拜物教”的心理，農民的這種心理已超出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實際需求。縱觀中國任何農民起義若不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張來吸引貧困的農民，是很難取得成功并有所作為的。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土地改革，這一點反映在當時中共中央的各種文件決議上。［21］實際上，從1927年到1937年這整整10年的時間，都被共產黨人稱為土地革命時期，甚至干脆叫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雖然在對待中農和富農的態度問題上黨和紅軍領導層一直存在著爭論，但是沒收地主的財產（主要是土地），把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這一基本原則在20世紀30年代中共土地改革綱領中卻從未受到過懷疑。這就足夠了。土地改革政策與蘇維埃機構是共產黨人的兩大根基，在此基礎上，他們已經能夠在農村貫徹“群眾路線”，開展“人民戰爭”了。

這個時期也面臨著一系列疑難問題，當時的中央政治家也曾經提出，現在的歷史學家也難以回答。共產黨應該是（或曾經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絕對一元化領導嗎？能不能把紅軍的戰斗力看成是與他們的革命熱情成正比的？蘇維埃制度應該是（或曾經是）民主參與還是權力集中？土地改革與群眾路線是能夠直接把革命戰爭引向勝利的魔力棒嗎？概括地說，應該把這些革命措施看成是絕對目的，還是僅僅把它們當作實現其他目的（或許不太崇高）的權宜手段？這些問題既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

暫時拋開這些問題不談，若簡單比較一下國共兩黨在上述問題上的不同之處，我們就會明白：共產黨人的革命思想及其特征在實踐上強化了他們的政治力量，為他們與國民黨開展軍事斗爭提供了極大優勢。與共產黨不同，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都未能在省級以下發展自己的地方組織；國民黨的軍隊帶有職業化政府軍的全部特征，不同普通老百姓發生任何關系，也不過問農村農民的社會經濟問題；國民黨的地方行政基本上還是“一長責任制”，省長、專區專員、縣長分別在少數職員協助下全權負責各轄地的行政事務，縣以下就不好管了；對國民黨來說，土地改革問題更不必談了。

另一方面，也應該認識到，一個政黨在自身力量上的增長不一定就能使它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戰爭的勝負取決于交戰雙方投入的兵力多少以及他們各自的努力程度。蘇維埃運動并不是什么與世無爭的獨立社會，實際上它構成國共斗爭的一方罷了，它的興衰浮沉或者戰爭的形式不僅取決于共產黨人的實力和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執掌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人的實力和努力。

直到1930年初，紅軍和蘇區都還沒有形成規模，活動分散，且多數是南方各省。各個根據地之間沒有必要的聯系，也沒有聯系的必要。各地紅軍還沒有直接對國民黨的中央軍開戰，他們要應付的是駐守在各省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即民團、警察和各省地方部隊。

國民黨政府的軍事體制極為復雜，因時因地而異。鑒于本項研究的目的，我把目標放在南方和中南各省，也就是國民黨中央政府影響最大的地區，同時也是共產黨起義最活躍的地區。1930年國民黨軍事機構改組以前，它的最大單位是軍，基本的作戰單位是團。除直接受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中央軍約50萬人作為全國的機動兵力外，南方每個省份大約有2 ～3 個軍，6 ～9 個師、18～27個團的兵力駐守，總共得有6 萬至9 萬人。［22］這些部隊一般由各省府調遣，駐扎在省城和一些專區所在地。在縣城一級沒有正規部隊駐防，只有保安隊、憲警隊大約300 人～500 人。在縣級以下的鄉，則只有地主和鄉紳扶持的地方民團武裝。作為他們的競爭對手，共產黨人在每個蘇區有1 000 人至5 000 人的紅軍部隊在介于專區和縣之間的級別上作戰，有50人至200 人的赤衛隊在介于縣鄉的級別上作戰，還有一些青年小分隊分散在小城鎮和農村游擊活動。* * 這也是一個大致的分析。例如在1929年底，共產黨的主要軍隊大致如下：毛澤東和朱德的紅四軍有3 000 人；彭德懷和滕代遠的紅五軍有2 000 人；賀龍的紅三軍有3 000 人；徐向前的紅一軍有1 000 人；鄧小平和張云逸的紅七軍有3 000 人；方志敏的紅十軍有1 000 人。每支紅軍部隊都占據2 至5 個縣作為其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另有5 至10個縣作為其勢力范圍。每一個中心縣通常擁有一支由幾十名到幾百名業余士兵組成的赤衛隊。

駐各省的國民黨軍隊貪圖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們是被部署在那里的），無事則安，對共產黨人在下面發動農民、建立蘇維埃、打擊民團和警察不聞不問。在沒有各省軍隊介入的情況下，共產黨人逐步地消滅國民黨的地方武裝，擴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活動范圍。然后，他們開始興趣大增，開始攻打縣城。雖然在縣保安隊面前往往吃敗仗，但他們卻不受什么太大損失，退回鄉村就是；而一旦他們奪取縣城，趕走了保安隊，這種勝利可就具有重大意義，并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一兩個縣城落入共產黨人之手，國民黨各省政府便開始坐臥不安起來。他們紛紛調兵遣將，開始對“造反者”發動圍剿。如果暴動發生在各省邊界地區，那么圍剿作戰就由有關各省聯合發動。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不論哪一支紅軍部隊都很難打敗國民黨的一個軍或殲滅其一個團。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交戰受挫后，紅軍就撤出縣城，撤到下面鄉間或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開展斗爭。國民黨的進攻部隊在奪回縣城逼走紅軍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勝利并立即撤兵，結果使共產黨人得以恢復他們原來的根據地，或是在日后創建新的根據地。國民黨政權內部的矛盾與沖突為共產黨人發展勢力制造了良機。一旦國民黨中央軍與其他軍事集團之間爆發戰爭，駐守各省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就會被調往前線作戰，留下的少數兵力將會集中駐防省城，而在區縣兩地則顯空虛。在這種情況下，紅軍自然不會忘記乘機搶占新的地盤并補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說是紅軍和蘇維埃活動的一般動態和軌跡。對國共兩黨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對抗所進行的總體考察表明，國民黨政府在共產黨人舉行暴動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軍事控制是相對穩固的。當共產黨的勢力構成嚴重威脅時，各省的軍隊便開始進行討伐。在歷次戰斗中，國民黨軍勝多敗少；在整個圍剿戰役中，他們也幾乎全部勝利。盡管如此，他們卻很少能夠根除共產黨在某一特定區域的力量和影響。共產黨人依靠他們與農民大眾的密切聯系、令人神往的農業綱領、高尚的精神風范和嚴格的組織紀律，不久便恢復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現出更加強大的發展勢頭。

紅軍部隊一般采用游擊戰的戰術，這種情況更多的是為了適應當時的客觀環境，而不單純是某個領導人的創造發明。強敵進攻時，弱小的紅軍就做必要的后退，到農村去和敵人周旋；紅軍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環境，自然要神出鬼沒，聲東擊西，以便尋機作戰。敵軍撤退時，他們又化零為整，乘勝追殲。這套打游擊的戰略戰術不僅為毛澤東在井岡山所運用，其他根據地的紅軍隊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過。* * 朱德和毛澤東的部隊提出了“十六字訣”，而彭德懷和徐向前的部隊則分別運用了“石磨戰術”和“八句話原則”。當然應當指出，游擊戰可以根據各紅軍部隊的領導人及其自身狀況而具體靈活采用。

注釋：

［15］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28年7 月9 日通過，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 集，256 ～281 頁。決議案說，在過去的一年里，導致失敗的最重要的情形是“黨的機會主義政策，它使得黨不能保持獨立性，不能對同盟者進行階級批判，不能擴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 冊，92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73.

［17］參見《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1927年8 月7 日通過，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 集，218 ～252 頁。該文件指責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忽視獨立的武裝斗爭的右傾機會主義態度。

［18］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載《毛澤東選集》，2 版，第4 卷，1 241 ～1 242 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 冊，98頁。

［20］參見《斗爭》雜志，1933年2 月4 日社論。

［21］參見《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該文件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沒收土地并實行土地國有化）是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經濟和社會內容。”

［22］這一估計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為基礎而進行的一個大致的分析。參見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2 版，第1 卷，58～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另見《文史資料選輯》，第62輯，41～42頁，北京，1982.1930 年以后，在國民黨大多數軍隊中，軍改成了師，師改成了團。

[選自《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楊炳章著，郭偉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出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