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國幫會走向社團化、政黨化的原因　　

作者：吳學文  2007-06-22

簡介：吳學文（1974－），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2005研究生，研究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史。

作者按：本文屬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項目編號：T0403。

　　摘 要：民國時期幫會向社團化、政黨化方向發展顯著，其原因主要有：民國后，由于周邊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幫會為了生存和發展，便于向上層社會流動，以實現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改弦更張，其目標、任務也隨之發生重大轉移。此時幫會內部構成也出現較大變化，其中下層中來自勞工界、商界和知識界成員比重大大增加，他們有較穩定的職業也較安分；其上層人物已基本上按統治者需要清洗而分化、重新整合，幫會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內外因素使得組建政黨和社團成為幫會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途徑。

　　關鍵詞：幫會 社團化 政黨化

　　民國時期，特別是國民黨南京政府統治時期，幫會1向社團化、政黨化方向發展顯著2，其中尤以上海的青紅幫為典型，如青幫3組織了恒社、仁社、忠信社等社團，洪幫4創立了俠誼社、至光社、中國洪門民治黨等組織。特別是抗戰后，幫會掀起了組建政黨團體的風潮，如洪門先后出現了中國民生共進黨、中國洪門民治黨、中華社會建設黨、民主社會協進會、中國民主合眾黨等，他們幻想中國實現多黨政治，幻想通過議會民主參政5。原來是下層社會的秘密結社，為何會以公開半公開的現代化的社團出現，目前學者對此研究的專門論著文章極少見，本文力圖對其原因作初步的探討。

　　一、目標和任務的轉移

　　在晚清時期，幫會政治斗爭的目標主要有反清、反洋教等，（這樣也有利于加強內部團結），如天地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6"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7孫中山先生也這樣認定："洪門者，創設于明朝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后代，故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結成團體，以待后有起者可藉為資助也。此殆洪門之本意也。"8幫會帶有正義性的斗爭目標曾經鼓動了大批底層群眾的參加，即使發動的一系列起義雖然屢屢被鎮壓，但仍能此伏彼起，連綿不斷，特別是與晚清政權相伴始終。這些起義規模較大的有雷再浩起義、李沅發起義、紅錢會起義、上海小刀會起義、金錢會起義、蓮蓬黨起義、李永和、藍大順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等。反洋教斗爭主要有九龍山事件、李洪事件、余棟臣反洋教起事等。由于幫會在起義中顯示了自己不可低估的力量，因而在一定時期也吸引了革命黨人的注意，并與之結盟共同反清，如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黃崗、七女湖、欽廉防起義、鎮南關起義、保路同志軍起義等，這也壯大了幫會的聲勢。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幫會寄生大社會，在反清和反洋教過程中，一直進行著平時的刑事犯罪活動，如走私、賭博、拐賣婦女、開設妓院、綁票伙劫、欺行霸市等等。9

　　進入民國后，幫會的正義性的面具或受滿族壓迫的漢民族的代言人的角色已失去，幫會存在的合理性就面臨很大的挑戰，但其上層人物是否就此罷休，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呢？這些既得利益者們當然不會，為了保住甚至擴大現有利益必須對幫會形式與內容作些調正。否則，既對下層民眾失去了號召力，又會引起現有的新政權統治者不安和猜忌。以前是作為正義的悲情的滿清統治的異端和反叛勢力而存在，如今再作新社會統治秩序的破壞者顯然不合適，且缺乏以前的號召力和根基不會成功的。如何改呢？幫會上層人士多少受著歐風美雨的熏陶，特別對那些與革命黨人合作過的，且有一定文化的頭目來說，效仿革命黨做法建立合法的政黨，不失為明智現存的路徑選擇。這樣為幫會的生存找到合理合法的理由，也讓政府少了鎮壓的借口，且有參政的可能。比如解放戰爭時期洪門中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員，"則熱衷于組建政黨，幻想在中國實現多黨制的民主政治，爭取議會中的席位和參政的機會。"10當然，也還有些洪門組織成員無能力追求此目標，便進一步劣化反而與流氓團伙結合，形成黑社會勢力。

　　由于幫會是封建性的組織，分裂成各個團體而各自為政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在新的環境中排斥異己，提高聲望，以與其他團體更好地競爭，更好地奪取政治權力及其他政治、經濟資源，成立社團或政黨是必然的選擇。如1936年夏，黃金榮為了與杜月笙鉤心斗角，指使門生成立了忠信社。黃金榮在組織榮社前對心腹說："你們可以搜集一些關于杜月笙的確實資料，由我親自向委員長告發。"11

　　二、面對打壓，改弦更張

　　民國初建，會黨以為對民國創立有功，不僅肆意破壞現存社會秩序，而且大肆奪權以擴大生存空間，有的甚至妄圖再走劉邦、朱元璋等人的老路，單獨組建封建王朝。如陜西光復后哥老會遍設碼頭，"兼辦糧臺，派款項，有的還理訟事，設私刑，其權居然在縣官以上。"12又如江西光復后，都督李烈鈞上任時，全省"幾于有匪皆兵，無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洪江（指洪江會），狐鳴篝火，一夕數驚"。13在安徽，由洪幫改組的壽縣"大把子香"，"其宗旨全為圖謀不軌，反對共和"，其頭目刻有"上書黑龍山大皇帝等字樣"的印章。14這就損害了現政府的權威，必然激化二者之間的矛盾，使得革命黨與會黨的同盟關系破裂，并促使各省政府當局鎮壓幫會。不得民心的幫會在威望甚高的且有強大國家機器的當局面前，只有連連退讓，改換門庭才可安穩地生存。

　　同時，革命黨通過辛亥革命奪取政權后，為維護新的統治秩序，也力圖取消、改造和引導會黨，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統治軌道上來。如1912年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聯合于右任、李燮和、譚人鳳、宋教仁等36人在上海發起中華和平會。該會章程第四條規定："本會附設崇正團。凡從前三點會、三合會、哥老會、天地會、八卦會、大刀會、小刀會、安清道友幫、紅須幫、在理教，凡未光復以前種種黨會，無非同抱復仇主義，今目的已達，俱須一律取消舊會名目，改為本會崇正團團員以合成一大團體。......倘仍各分黨派，擾害公安，或并秘密結盟，行為不軌，即系甘墮下流，為民國公敵，本會既負維持和平之責，即有保衛治安之權，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改散。"15

　　袁世凱上臺后為維護其獨裁統治對幫會是又打又拉，總之是加以控制和利用，不想讓它成為自己統治的威脅力量。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下令通緝參與起事的張堯卿、王金發、韓恢等會黨首領，還于1913年10月3日，發布《嚴禁解散湖南會黨令》。第二年的1月9日，又發布《嚴禁哥老會令》，不允許秘密結社。在袁世凱的高壓下，國內會黨活動主要是與革命黨合作的洪門遭到嚴禁（而與革命黨基本上沒什么關系的青幫倒是安然無恙）。16并對幫會實施分化和收買政策，如收買了會黨首領張堯卿和王金發等人，并對與革命黨結仇的幫會首領如徐寶山舊部張仁奎為江蘇陸軍第76混成旅旅長兼通海鎮守使。17

　　南京國民政府借助幫會勢力建立后，雖然蔣介石拉攏了一些幫會上層進入政界，如1927年5月任命杜月笙、張嘯林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事。1932年10月杜月笙出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會員。但蔣的最終目的也只是把它限定在維護現有統治秩序范圍之內，當幫會形成尾大不掉的勢態時就毫不留情的打壓下去。雖然抗戰后蔣介石曾宣稱要"實現民主憲政，還政于民"，18促使幫會掀起了組建政黨團體的風潮，以借機奪取更多更高的政治權力。但蔣的目的是讓幫會從秘密狀態下走出來，便于控制和利用。如蔣介石得知五圣山禮德堂代理堂主的樊崧甫組建民生共進黨事后，就派人找他談話，要求在其黨內安插軍統特務。軍統特務鄭子良欲成立幫會團體機構中華俠誼社東北分會，社會部卻于1947年7月8日發文指令不準成立，正在籌備之中的俠誼社南通、汕頭、廣州等分社也被通知停辦。19

　　而幫會中也有象洪幫組織俠誼社那樣主動全力抹煞自己的背景，竭力以公開合法的社會團體面目出現，來爭取民心和政府的支持。如它聲稱"俠誼社是無黨無派，既非洪門，也非青幫，又無神明，亦無偶像，它純粹是一種一種人民立場，一種改造社會的民意團體"。20

　　三、向上層社會流動必然的選擇

　　清政府時期由于幫會作為一個反政府的異端勢力存在，向上流動的空間自然阻塞，而且屢受打擊。另外，由于自身狹隘的民族主義認識（大漢族主義思想和仇恨滿族心態）使得幫會不愿與清政府合作。最后，對現有社會統治的不滿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使得幫會不甘追隨清政府而分一杯羹。晚清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不斷，社會動蕩不安，天災人禍連連21，民不聊生。清政府已經失去其統治合理性，權威性深受挑戰，統治基礎大大削弱。與其受統治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的招安，不如學歷史上的劉邦、朱元璋等人起義重建江山。但在民國成立后，憑幫會能力再造新政權已經不可能。幫會頭目便靠著曾是革命黨盟友關系，以功臣姿態向當前執政派提出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利益訴求。這是比較可能和可行的做法與選擇，也是幫會反清的動力所在和奮斗目標。

　　的確，辛亥革命后，幫會在受到各種政治勢力利用而地位上升的大好形勢下，曾企圖用落后的幫會體系即"洪家天下"建立政權。如1911年10月，湖南軍政府成立后，焦達峰做都督，"各屬哥弟會黨，風起云涌，招搖鄉市，僉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22但具有落后性和破壞性的幫會，對現存民主共和新秩序的造成相當大的危害，前文已有所述。這顯然引起了公眾很大的非議，也給了政府嚴令取締幫會的把柄。如同盟會會員、長江巡閱使譚人鳳等人給內政部警務司的呈文就指出，"吾國社會夙稱復雜，而糾結盤踞足以為國家和平之障礙者，尤莫如會黨。"23為維護現存統治秩序，浙江都督朱瑞上臺后遵從袁世凱的命令，嚴厲取締會黨，宣布如"擾害公安，防礙政治，或陽托結會集社之名，陰為作亂犯上之舉，是為國民之公敵"，對于"別立會黨""通令各屬文武嚴密查拿，妥為禁止解散"。24幫會也因而受到沉重打擊，對此前文也有所表述。這使得有眼光的幫會頭目想洗掉給公眾和政府留下的惡劣印象和形象，避免遭受覆亡的命運，力圖躋身上流社會，更好實現自己利益。于是中華國民共進會、社團改進會等幫會組織應運而生，并盡力消除其鬧事謀亂的團體和黑社會印象。

　　雖然幫會在北洋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生存空間都受到打壓，但都爭取一切機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成立黨派社團或加入革命黨，一心要冠冕堂皇地融進主流社會中去（當然，除此以外，幫會頭目納入社會上層的途徑還有多種，如在商界、軍界、警界中發展人員。）1914年3月，安徽青幫大字輩孫漢武被柏文蔚在上海任命為旅長。251925年美洲洪門致公堂拉上陳炯明和唐繼堯等名流組建中國致公黨。青幫大亨杜月笙，竭力參加二三十年代各類賑災慈善活動，換得"慈善家"的美名和上海資產階級的好感，并加深了政府要員的信賴，由此他不僅于1929年獲準正式加入上海特別市總商會，還促使恒社這個新型幫會社團于1933年成立，還把官吏、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等上層人士拉進社團，作為其基本依靠力量，鞏固了自己的根基。又如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新建協會）在面對國民黨當局控制和取締的壓力下，指示各分會，改換名稱，"如該省社會處局確有成見時可改為企業公司等名稱"。26并要他們適當收縮幫會活動，作好準備，伺機反擊和發展。

　　四、變化的幫會，變化的主流意識

　　到了民國時期，幫會內部構成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其中下層人員中出自商業界和勞工界的大大增加，流氓無產階級勢力和游民勢力也只作為從屬力量而存在（雖然他們許多人從事工廠、碼頭的監工和打手等，并進行偷竊、搶劫、拐賣和妓院管理等罪惡的非法活動，但并非總占多數）。有穩定職業者相對而言較安分守己，而幫會此時也只想利用現有統治秩序實現經濟和政治利益最大化，難有反抗或推翻政府的野心和念頭。拿俠誼社來說，其組織構成中社會下層群眾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從該社上海各分社社員職業和社務等情況表中（見表1）看出來。其內部構成明顯地是不再以流氓無產階級為主，這也多少阻遏了幫會繼續劣化與黑社會化的趨勢。這也與俠誼社眼光向下，注意在工人等下層勞動人民中發展社員做法有關，如宣傳加入了的工人"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生活問題、職業問題、家庭問題"。27俠誼社果然在勞工界擴展勢力發展很快，"在工人群中確頗為活躍，以碼頭工人，紡織工人為主"。28這也是幫會與其他政團等爭奪群眾求發展的必然選擇。

　　表1 俠誼社上海各分社情況一覽表 （1947年2月26日）

　　分社

　　成立時間

　　規模

　　主要負責人

　　社員職業

　　社務情況

　　邑廟辦事處

　　1946年10月

　　196人

　　主任潘震，副主任陸善明，辦事處書記為皮鞋業同業公會秘書胡釗呤

　　以該地工商界職員居多

　　主任活動能力頗強，組織尚稱健全

　　南市辦事處

　　1946年10月

　　約300人

　　主任張公明（碼頭帳房）不經常到辦事處，一切事務由楊尚志負責

　　工界社員有蔴油業，豆腐業工會理監事及少許之碼頭工人

　　組織散漫，并無業績可言

　　虹口辦事處

　　1946年5月19日

　　376人

　　主任史福民（第四區裝卸業理事并為輪船業裝卸工會負責籌備人之一）

　　工人居半數，有186人，以第四區裝卸業工人居多

　　業務無甚，惟對各社員頗多聯絡

　　中區辦事處

　　1946年10月5日

　　146人

　　主任馮國民（中醫兼三輪車業工會顧問），副主任丁頌安（商業中華職業工會秘書）

　　其中，工人42人，商人65人，學界11人

　　對外并不作積極活動

　　榆林辦事處

　　1946年12月9日

　　約200人

　　主任吳錦章，副主任糜古山，蔣德甫

　　以魚市場職工及恒豐紗廠工人較多

　　成立不久，尚無業績可言

　　滬東辦事處

　　1946年8月25日

　　170人

　　主任李學文（拳教師）

　　以紡織廠工人居多

　　無甚作為，但在地方頗有潛勢力

　　滬西辦事處

　　1946年8月27日

　　893人

　　主任嚴子良，能力頗強

　　以翻砂工人，紡織工人，豬鬃業工人，四區造船廠工人居多

　　在當地頗有力量，為該社辦事處中最健全之一處

　　浦東辦事處

　　1946年10月10日

　　300人，實則大多散去，僅存百余人

　　主任張佑民（軍校出身，曾打游擊多年）甚為干練，副主任張敬敏（公和祥碼頭為稽查長）

　　以碼頭工人及商業從業員居多

　　社務并無推展，惟張個人頗為活躍

　　資料來源：《社會局派員視察俠誼社報告》，上海市檔案館藏，案卷號Q-32-2

　　又如杜月笙的恒社拒收無業流氓，審查社員資格的標準是有無一定的社會地位。到1934年4月該社共有社員223人，其中黨務4人，工界5人，學界5人，軍界11人，自由職業界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等，在一般社員和常務理事中，工商界人士的比例均超過半數。可以說它的成員基本上是社會上流人士29。

　　幫會的上層成員與統治者聯系密切，比較安于現狀，只圖在政府成員構成中有一席之地，最理想的是能成為參政黨，以鞏固和擴大本幫會和個人的生存空間。

　　俠誼社理事長鄭子良和恒社名譽社長杜月笙，他們都與當權派聯系密切，或者說竭力靠近甚至討好當局，努力調適一切與政府之間的誤會，避免一切來自政府的不必要的麻煩。如鄭子良曾擔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自治委員，國民黨中央農工部委員等職。30抗日時期"歷任第三戰區編練處督導及設計委員，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少將，策反專員兼湖嘉蘇駐軍聯合指揮部少將代指揮官等職務"。31鄭也著意吸收國民黨軍警政界人士參加該社，便于搞好政界關系。在1947年鄭子良接受軍統負責人毛人鳳的指示，吸收軍統特務加入本社。1947年8月10日鄭等人在致上海市社會局局長的函中，聲稱該社遵守"政府法令、擁護國策、協助建設為宗旨......愿以集體力量協助政府，效忠黨國，安定社會，完成統一，為本社同人惟一之職責"。32

　　再如杜月笙，憑著派幫會人員積極協助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的功勞、與蔣等政界要人的交情和搞慈善活動等換來的良好形象，打入政、工、商、金融界，33同時也不忘與國民黨竭誠合作，做到軍統與恒社互相滲透的地步。當國民黨勢力還不能直接在租界抓捕共產黨時，杜月笙就憑著與租界當局特殊關系做蔣不能做的事。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承認，"共黨秘密組織，因杜月笙的交游廣，耳目多，不時得以破獲。"341936年蔣介石50歲生日，恒社購買飛機為蔣祝壽，在《恒社月刊》第10、11期合編紀念號刊出吹捧蔣的文章。

　　其實，由于現政府有意的對其進行勢力滲透和清洗等原因，此時的幫會上層人物基本上按統治者需要重新洗牌。稍夸張地說，與統治者合得來的留下，不合者則去，應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話。如前所述，袁世凱就對不太安分和順從的洪門進行打擊，對依附他的青幫進行拉攏。蔣介石也是如此，對愿仰承其鼻息的青幫特別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三大亨扶植、庇護，對不聽其話的王亞樵☆☆☆百般壓制，派人刺殺了王亞樵解散☆☆☆。當張嘯林在抗戰中欲做漢奸時就派人暗殺他。當幫會初建時加以控制利用，當不能很好掌控就取締。如國民黨CC派控制的社會部一再打擊新建協會，社會部部長谷正綱認為"掌握幫會是屬于社會部的事"。35新建協會就是在保密局的策劃下于1946年10月成立的。又如洪門民治黨成立之初就由中統特務占據統治地位，并把持了該黨的組織部長和秘書長職務。幫會只有與現存的統治者合作并安分守己，或者解散幫會，除此別無他路。幫會要發展，其最好的身份和途徑就是建立與現存統治者合作的合法的政黨。

　　總之，進入民國后幫會中下層中來自勞工界、商界和知識界成員比重大大增加，他們有較穩定的職業也較安分，其上層人物已基本上按統治者需要而清洗，幫會也因而分化、整合而重新洗牌，這使得幫會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組建政黨和社團以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并提高合法政治地位的意識成為主流。

　　五、結語

　　幫會在清政府垮臺進入民國后，外部環境和面對的形勢已出現較大變化，對此前文已述，由于爭取很大的合法生存空間是主要的目標，所以幫會生存發展支點也就由農村轉移到城鎮，從較封閉的封建文化圈中打開缺口被動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從秘密狀態走向公開或半公開狀態，從原先下層社會的民間秘密結社，已逐步跨入中上層社會，并逐步變秘密活動方式為公開的黨派競爭方式，其宗旨也由"反清復明"變為"爭取民主，改善民生"之類36，這也是幫會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必然的路徑選擇。

　　同時，我們要看到幫會的根性是封建的，即便為了自己生存和發展需要，對內在內容和外在形式作了不少的變化，竭力依附剝削階級政權，雖然染上了近代化的色彩，但其落后性和反人民性的本質不會改變，37這也決定了它與未來的中共政權幾乎成水火不容的態勢，必然在新中國建立后被取締而走到歷史的盡頭。

　　（原載《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注釋：

　　1 封建幫會就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建立起來的，但他們畢竟不是血緣的家族組織，具體說來，"幫"是以師徒宗法關系（其本身也是封建家法的延伸）為紐帶，是封建行會的變異形態；"會"是以兄弟結義關系為紐帶，是血緣家族的變異形態。19世紀末以來，幫與會互相滲透、混合生長，人們遂以"幫會"統稱之。見周育民、邵雍著：《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頁。《辭海》認為幫會是"舊中國封建性的民間秘密團體的總稱。源于封建時期按同業（如手工業幫）或同鄉關系結合的各種組織。"《辭海》（二），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3頁。

　　2 關于幫會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成果可觀，限于篇幅只簡要介紹如下，著作方面主要有：周育民、邵雍的《中國幫會史》、邵雍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蘇志良、陳麗菲的《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郭緒印的《洪幫秘史》、秦寶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會的蛻變》、秦寶琦的《洪門真史》、胡珠生的《清代洪門史》、劉才賦的《通天教主-杜月笙與國民黨政權》、胡訓珉、賀建的《上海幫會簡史》、戴玄之的《青幫的源流》、蔡少卿的《中國秘密社會》，帥學富的《中國秘密社會史》、馬西沙、程歗的《從羅教到青幫》、渡邊惇的《近代中國的秘密社會：清末民初的青紅幫》、戴維?凱利的《庵堂與漕船：18世紀的羅教與水手行幫》、（澳）布賴恩?馬丁的《上海青幫》（周育民等譯）等；論文方面主要有：邵雍的《袁世凱執政時期對秘密社會的政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06）、移元的《民國時期幫會的蛻變與黑社會的形成》（《社會科學》1996/10）、樊衛國的《近代民族資本與上海社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6/02）等。

　　3 但青幫并不是反清性質的秘密結社，其在政治上的消極態度是由其依附于清朝漕運制度的經濟地位決定的。見周育民、邵雍著：《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頁。

　　4 天地會及其各種支派統屬于洪門。洪門又稱洪幫，也稱紅幫。洪幫原為民間下層社會的秘密結社，長期以秘密活動方式反對清王朝的統治。洪門支派有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哥老會（也稱袍哥）、紅布會、紅錢會、金錢會、江湖會、仁義會、小刀會、致公堂等。見郭緒印：《洪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第6－9頁。

　　5 郭緒印：《洪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

　　6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5頁。

　　7魏建猷主編：《中國會黨史論著匯要》，南開大學出版社，第17頁。

　　8 孫中山：《建國方略（1917－1919）?有志竟成》，《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1981年第2版第195頁。

　　9 周育民、邵雍著：《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270頁。

　　10 郭緒印：《洪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1 黃振世口述、何國濤整理：《我所知道的黃金榮》，中國人民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舊上海的幫會》（5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頁。

　　12朱敘五、黨自新：《陜西辛亥革命回憶》，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頁。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頁。

　　14《神州日報》，1913年3月15日。轉引自周育民、邵雍著：《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頁。

　　15 陳其美等《中華和平會章程·第四章組織》，翠亨孫中山故居收存提供，黃彥、李伯新編著：《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后），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0頁。

　　16 邵雍：《袁世凱執政時期對秘密社會的政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第130頁。

　　17 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7頁。

　　18 蔣介石：《為慶祝抗戰勝利對全國同胞廣播詞》，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9月3日。轉引自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頁。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45年5月）中認為，本次大會"應該集中注意者"之（二）點是"確定實施憲政，完成革命建國大業。我在去年國民參政會開會時，以及今年元旦對全國的廣播，兩次說明我們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決心。"并說，"我們如不能頒布憲法，實行憲政，則建國就無基礎"。見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第903頁。在國民黨《第六屆第二次中央全會·開幕詞》（1946年3月）中反復重申，"抗戰建國同時并進本是我們既定的國策，而及早實施憲政還政于民更是我們一貫的夙愿。我嘗說：'我國實施憲政以后，必須使各政黨在民意之前以和平方法作公開的政治競爭，乃為符合于民主的精神。'現在這一個過渡階段，正是我們與各黨派相互觀摩，相互砥礪，以開創民主規模的時期。我們就要作實施憲政以后的準備，我們要與各政黨出于同等的地位。"見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第1030頁。

　　19 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

　　20 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

　　21 "新中國誕生前的百余年間，幾乎是無年不災，無災不烈。"見李文海、程歗、劉仰東、夏明方：《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中國史學會主編，榮孟源、單士魁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6），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頁。 "焦大哥為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尚秉和《辛壬春秋》，又見同明、志盛、雪云編，粟戡時等《湖南反正追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頁。

　　23 《社團改進會群進會申請立案檔選·(一)社團改進會·一、譚人鳳等致內務部警政司呈(1912.9.2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季刊)，1982年第1期，總第五期,第36頁。

　　24 朱瑞：《通告國民勿入黨會私買票布》，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浙江省圖書館編：《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567頁。

　　25 《倪嗣沖致袁世凱、參陸兩部電》（1914、10、25），杜春和編：《白朗起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頁、第99頁。

　　26 山東省檔案館藏：徐亮、曾堅代電（1947年6月）。轉引自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頁。

　　27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警察局普陀分局關于俠誼社文件》，案卷號Q144-2-12。

　　28 上海市檔案館藏:《社會局派員視察俠誼社報告》，案卷號Q-32-2。

　　29 《恒社社名錄》（1930年4月）。轉引自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

　　30 張憲文、方慶秋：《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5頁。

　　31 上海市檔案館藏：《俠誼社入社須知》，案卷號Q130-29-11。

　　32 上海市檔案館藏：鄭子良致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函（1947年8月10日）。轉引自轉引自邵雍：《中國秘密社會史叢書-民國幫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頁。

　　33 例如杜月笙于1929年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932年10月出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會員，1933年為大達輪船公司董事長，1934年為中華國產棉布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1937年為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和淮南礦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務董事，1929年為中匯銀行董事長，1935年被推選為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并任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

　　34 章君谷：《杜月笙傳》第二冊，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頁。

　　35 文強《戴笠其人·（六）爬上頂峰的經過》，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沈醉、文強著：《戴笠其人》，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頁。

　　36 郭緒印：《洪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37 辛亥革命前，無論是洪門弟兄還是青幫門生，都把"道"和"義"看作是人生的行為準則。革命后，青紅幫失去了反清斗爭的目標，隨著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變，便在這病態的社會里迅速墮落為江湖流氓勢力。其突出表現就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益，諸如販運鴉片、拐賣人口、開賭場、設妓院、占地為霸、綁架勒索、包辦殺人......早期那種"取之有道，行之有義"的人生信條，已蕩然無存。包穎、張士杰、胡震亞著：《青洪幫秘史》，（香港）中原出版社1998再版，第231-233頁。如黃金榮、杜月笙經營的三鑫公司一直做鴉片的提運業務，生意興隆。青幫是上海黑社會中集團的重要淵源，紅幫有不少勢力與青幫或流氓合流形成新的集團，從事黑社會勾當。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集團就是一個摻雜了傳統幫會成分的新式的城市流氓集團。見蘇智良、陳麗菲： 《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頁、第119－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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