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充滿了傳奇。縱觀他艱苦卓絕的革命歷史、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不知創造了多少恢弘奇跡、譜寫了多少傳奇絕唱！而這位歷史偉人在詩詞、書法這兩座民族藝術宮殿里的跋涉和探索，同樣也是不朽的傳奇。

    業余愛好   卻成大家

    毛澤東是杰出的詩人，也是卓越的書法大家，這一點早已舉世公認。但是這里有一個很重要也很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于詩詞于書法，并不是很職業專業的藝術家，而首先是一個業余愛好者。非常明顯，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導師，戎馬倥傯、南征北戰，作為共和國的政治領袖，日理萬機、鞠躬盡瘁，他的畢生事業，是階級翻身、民族解放、國家振興，他的終極追求是人類進步、世界大同。詩詞與書法，在他生活中雖占據一定位置，但與他的壯麗事業相比，畢竟只是一份“副業”，與他的偉大理想相比，也只是一種閑情雅志。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詩是在馬背上哼成的，而他的書法，也多半是在揮寫政治雄文之余信手所得。

    毛澤東作詩、寫字，純然是個人業余自娛自樂，既未拜過什么名師，進行系統訓練，也沒有參加過詩壇、書界的任何活動。他的作品和任何當代名家沒有師承淵源，也不屬于文壇藝苑哪一個流派。他是業余選手，他是圈外人士。1939年1月，他致魯藝詩歌社團路社的一封信中說：“問我關于詩歌的意見，我是外行，說不出成片斷的意見來……”近30年后，即1965年7月，他曾致信陳毅談律詩：“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毛澤東屢屢自稱“門外漢”，固然是謙虛，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業余心態。

    然而，就是這位自稱外行的詩詞、書法業余選手毛澤東，竟然登上了讓許多職業詩人、書法家都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峰！這兩座藝術高峰像孿生兄弟般聳立于云端高處，驚絕而峻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藝術史上乃至世界藝術史上的一大奇跡。

    無意為之   卻成絕唱

    毛澤東創造了詩詞與書法的藝術雙峰，讓人覺得只能仰望而又無可攀援。然而，這兩座藝術高峰卻是在不經意之間構筑的。他從不認為自己有什么藝術天賦，也沒有打算過要成為詩人與書法家，更無意要留下驚人之筆，創造古今絕唱。然而，“無心插柳柳成蔭”，正是這種無意才孕育了最深厚最強悍的力量，創造了不朽的藝術。

    這里有兩個關于毛澤東寫詩的真實故事。一個是關于《沁園春·雪》的。這首著名作品是怎樣誕生的呢？它是毛澤東1936年2月在陜北寫的。寫后便隨意將詞作放進了抽屜，這一放便是整整9年！直到1945年，他才將此詞抄寄給柳亞子，并稱是游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柳亞子慧眼識珠，即寫和詞一闕，破天荒地稱贊毛詞是“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然后，重慶《新民報晚刊》發表了毛詞與柳詞，立即轟動了整個山城乃至全中國！倘無亞子先生的慧眼，這首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詞篇或許還要等若干年才能問世。毛澤東另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誕生更加耐人尋味。據田家英回憶，1949年4月，毛澤東得知解放南京的喜訊，欣然寫下了這首七律，寫了之后又不甚滿意，于是揉成一團，扔進紙簍。幸虧田細心，從紙簍中撿起了這份手稿。1963年，田編輯《毛澤東詩詞》一書，拿出這份手稿呈送毛澤東，毛大吃一驚。至此，這首沉默了14年的偉大史詩才得以公諸于世。

    在書法上，毛澤東更是率性而作，天縱自然的典范。人們欣賞他的書法，常有這樣一種感覺：從局部看、從個別字看似乎不是很好，總體上卻是難得的紙上云煙。作者本人也好像只是信手涂鴉，無意求好，結果卻是自成一體，妙不可言。

    這種奇特的否定之否定，尤其表現在他的行、草書：總體布局出其不意，軸線變化奇妙莫測，黑白對比大起大落，線條質感渾然無跡，署款題名更放縱不羈。同為現代書法大家的沈鵬，曾這樣評價：“強調個性，強調自我表現，純然是高屋建瓴、所向無礙、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的氣概，著眼總體戰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爛漫而毫不顧忌膠柱鼓瑟之成規。”而毛澤東1963年手書自己的詞篇《憶秦娥·婁山關》，更是被書法家公認為現代中國書法史上的絕品。書卷望去蒼蒼茫茫，無天無地，像殘陽蕭瑟，如屈鐵盤絲，猶危峰疊嶂，似巨浪排空。整個作品骨全肉瑩，光彩照人，而點畫橫豎，卻無跡可求！這是毛澤東妙手偶得的神來之筆，更是他特有的藝術氣質所孕育升華的生命之歌！

    不入明流  反成正果

    毛澤東鐘情古典詩詞，但他所屬的時代早已不是風流唐宋。古老的詩詞藝術差不多已全部燃盡了它的光芒，新文化運動后新詩崛起，更是完全取代了她在詩壇的位置。毛澤東深知這一點。1957年1月，他致當時的《詩刊》主編臧克家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載束縛思想，又不易學。”話雖這樣說，可他還是不入時流寫他的舊詩，不料這一寫卻寫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他成功地使行將沒落的詩詞藝術又煥發了生機！誰也沒有想到，在古典詩詞日暮西山的20世紀，居然還有人能寫出如此完美的古典詩篇，像唐詩宋詞那樣膾炙人口，像李杜蘇辛那樣震古鑠今！而這個人竟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巨大成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給正在衰亡的舊體詩注入一支強心針和興奮劑，使這種古老的民族藝術至今仍得以生存延續。有人說，毛澤東開辟了古典詩詞的新紀元，這種贊譽并不為過。

    在書法方面，毛澤東也是不入時流，執意已學。19世紀以來的書學時流是什么呢？簡而言之，是重碑輕貼，碑學大盛。所謂碑學，是指重視對碑刻、銘文、甲骨書法的臨摹和學習。碑學由清初鄭燮、金農發其機，阮元導其流，鄧石如揚其波，至清未包世臣、康有為推波助瀾，終于形成一股書壇主流。進入20世紀，書法名家繼續高舉碑學大旗，大多尊碑抑貼，而毛澤東似乎不以為然，他終生與貼為伴。青少年時代，他多習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羲之《蘭亭序》及晉唐小楷。40年代末住進中南海，條件的寬裕，他臨寫法貼進入佳境。王羲之、王獻之、王珣三人稀世墨跡（即“三希堂法貼”）被他反復把玩臨習。1949年去蘇訪問，時間短暫，也不忘隨身帶上它。50年代中期，毛澤東臨貼的興趣由楷書移向草書。1958年10月6日，他致信秘書田家英說：“請將已存各種草書字貼清出給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歌決。此外，請向故宮博物院負責人（是否鄭振鐸？）一詢，可否借閱那里的各種草書手跡若干……”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涉及書法的信件，透露了他晚年的書法觀—主攻草書，也表明他一貫的臨貼主張。這封信公布后，引起書界很大震動，有些書論家稱它“發聾振聵”，“宣告150年碑學時代之結束”。此后，毛澤東集中臨習草書大家懷素的《自敘貼》、《論書貼》、《苦筍貼》等，草書技藝突飛猛進。進入60年代，他的書法一年一個面貌，篇篇珠玉，令人驚嘆。就這樣，一位不入時流的書法愛好者，竟一舉成為草書大師，摘取了中國書法藝術的桂冠。當我們再回看中國書壇近百年來幾十位高手，能進入草書的也僅是二三人而已。而這二三人的草書器局比之毛澤東，似乎還相差很遠。從毛澤東草書中，隨意揀出一篇成熟之作，足以讓許多專業書家為之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