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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三人論香港
文/黃驚濤
楊錦麟，鳳凰衛視主持人，1986年隨妻子“攀親戚”來到香港，白天在電視上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嬉怒笑罵，晚上做夢的時候脫口而出的卻是粵語。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教授，1996年-1997年從美國耶魯大學到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1999年，在把女兒送進大學的第二天，即飛往香港，正式成為中文大學教授。
呂大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讀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個英鎊可以換算成幾個便士、幾個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國的度量衡，在數學上是考不出好成績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著雨。伴著夏雨，大多數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來時卻是新的一天。
“對于大多數香港人來說，‘九七’回歸的那幾天，只是一個比較長的周末或者假期而已，既沒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也沒有什么失落的情緒，只知道第二天是新的一天。”呂大樂說?！澳峭硐轮笥?，大家都平靜地睡覺了，等待新聞發生的兩千多名國外記者都大失所望地離去。”楊錦麟說。而那晚的王紹光則作為美國CNN的現場直播評論員，從CNN的視角，觀察了整個主權移交的全過程?！癈NN的第一判斷是：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了，而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啟。當然，他們對‘一國兩制’是有懷疑的，因為這個制度從來沒有過，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太緊了，而我認為‘一國兩制’中的香港，比比較松散的聯邦制州所享有的權力還要大。”王紹光說。
那一晚，很多香港人平靜地“回歸”了，而這一切，要得益于十三年的過渡期，或者叫“后回歸時期”，正是那段時期，一般殖民地移交主權前的那種彷徨、焦灼、失落甚乃躁進、恐懼的情緒，都大致被消化掉了；而大多時香港人那種重回母國的狂喜，也因為對大陸的陌生，而沒有如民族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如期到來。
英國人留下的危機
1970年代末，中英開始就香港問題接觸談判。那時候，中國大陸剛剛結束十年內亂，改革開放才開始起步，英國在中國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提出香港的前途問題，試圖占據談判的主動地位?！澳菚r候，香港也面臨一個問題，香港有些銀行房貸的期限是15年，如果到1983年還繼續放貸的話，就已經超過1997年了，而新界的租期到那一年就已經期滿了，所以‘九七’后香港到底怎么走，需要來直接解決?！眳未髽氛f。
即便自顧不暇，鄧小平還是冷靜地接過了英國人踢來的球，以堅定的態度，提出1997年時香港的主權、治權必須同時回歸。“當時，英國人還是想跨越‘九七’的，他們本來是還想繼續管理香港三十到四十年?！憋@然，“英國人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智慧和應對能力，也高估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性格中的共產主義因素，而忽略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因子。共產黨決不會做李鴻章第二，是以上要對得起列祖列宗、下要對得起子孫后代的決心來處理香港問題的。”楊錦麟說。
這樣，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正式確定了回歸的時間點和基本原則。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國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來。他們做了大量的手腳，或許是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記、更多的遺產，或許是不愿把一個完整的香港交給中國政府。
“香港中文大學本來是按照美制來建設的，但是港英政府硬生生地把它改成英制教育的模式，改成了三年。現在要改回來，至少要到2012年才能理順，而這牽涉到很多方面?！蓖踅B光說。尤其重要的是，在統治后期，港英政府不顧各種聲音的反對，以巨大的投入和不佳的選址，新建了新機場，并且大肆賣地。本來他們是打算把賣地的錢全部花光的，但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制止。
另外，港英政府還實行了“高工資、高福利、高房價”的“三高”政策，使香港的公務員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待遇，而如果回歸后對公務員系統實行減薪，必然會遭到公務員的反彈。
王紹光認為，深具殖民經驗的英國人，從來知道怎么去為交出主權的殖民地制造麻煩，比如將印度一分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等；而楊錦麟則進一步分析說，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人已經意識到，不能使香港像津巴布韋回歸后那樣搞得一團糟，以種下種族仇殺的禍根，也不可能像印巴分治那樣，還要留下一個克什米爾讓兩國交戰，所以，“它只能在戰略上和政策上，為回歸后香港的繁榮穩定留下很多的危機”。
一方面，英國人用它的“善治”，使香港人嘗到了甜頭，以留下殖民主義的余味；一方面大派利市，在最后的晚餐中進行資本和政治狂歡?！霸谙愀刍貧w這件事上，中國政府使用了經濟贖買的方式，來保證回歸的平穩”，“中央政府充分啟用原來的公務員系統，充分尊重國際財團在香港的利益和意見，這種贖買政策，是‘一國兩制’的另一種翻版”。
重新分配利益的開始
1996年8月，王紹光到中文大學訪學，他租了一套房，到一年后他離開香港回美國，這套房由500萬港幣增值到了900萬港幣，“這說明，當時香港人對回歸是充滿信心的。”然而，原來國際所擔心的政治方面沒有出現問題，倒是想不到的經濟方面卻出了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香港，樓價暴跌，很多購樓人變成了負資產，中產階級下游化趨勢嚴峻，失業率居高不下，香港一度陷入了管制危機，同時，新任特首與原有公務員體系的磨合互動問題等等開始浮上臺面，港人的心態也隨之波瀾起伏。
楊錦麟認為，在一個移民城市，每一次居民和投資者用腳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城市的信心時，實際上也是這個城市進行財富重新分配的一個契機。
在“九七”以前，香港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英資財團，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某些經濟領域依然為英資財團所掌控。比如百分之七十的房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發鈔權，都還在匯豐銀行手中；香港的航空，還是由國泰所掌控；香港大多數的零售業，依然是由怡和財團所壟斷等等。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英資在“九七”之后有撤退的趨勢。而在英資遞減的時候，美資卻在迅速崛起。目前，美資在港的投資占據第一的位置。美國商會在香港的影響力是最大的，美國商會在政治上的發言也最多。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編制達800人，這是全世界一個國家的總領事館人員最多的一個?！扒也徽摱ㄈA的美國背景，今天特區政府中的司長，幾乎清一色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從這里面，可以看出香港這個美麗新世界的變遷。另外，香港一些大學校長，和一些重要的公共機構的董事局主席或者CEO，像馬會主席等等，幾乎也全是有美國背景的。還有，在香港經濟最危難的時候美國迪斯尼公司乘虛而入，它們那塊地的租期達到了一百年，比原來新界的租期還長?！?/A>
為楊錦麟這一觀點提供佐證的是王紹光的感同身受。在中文大學政治系的11名教員中，除了一名英國人以外，全部是與美國有關系的人?！安贿^，人們只注意到了美資、英資的存在，可是別忘了中資在香港的興起，現在香港很多的地產投資商，都有中資背景，它們取代了原來日資的很多地位。”
經過十年變遷，各國資本在港的共生共榮，已經取代了一百多年來英資一家獨大的局面。
舶來品與傳統文化并存
歷經一百多年的耕耘，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血緣，也使香港成為華人社區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香港人中，有約五分之一的人有英裔血統。
除了血緣上的“遺產”，英國人還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遺產和精神遺產。港英政府廉潔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法治理念及法律框架，以及相對公平公正的營商平臺，都是其不可多得的正面價值。尤其是多年來形成的行會制度，如會計師公會、大律師公會等等，使得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約定俗成的咨詢、協商制度，對各行各業具有明顯的約束作用。這些制度，依然是成熟而穩定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人的契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我們華人所固有的，是舶來品，是在一個特殊的氛圍之下逐漸養成的，我相信這種契約精神與其他的正面價值，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抹殺?！睏铄\麟認為，“當然，英國人還留下了很多負面遺產，比如英文教育和粵語教育，這種教育，使得香港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他們心理上產生與中國的合理鏈接?！?/A>
語言是文化之鄉。但是楊錦麟并不認為香港因為母語的缺位，而成為一片文化沙漠?！啊幕衬@種說法，只是上世紀30年代一些無聊文人的一種炒作。今天的香港跟國際上任何一個大都會的文化是同步的，無論是高雅文化還是通俗文化都大量留存。這個地方，既消化得了最高檔的古典演出，也可以制造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新界，至今還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國人的宗族、傳統村落的原始生態。香港人對祖先的崇拜，對慎終追遠的講究，對讀書人的看重，它的家族觀念等等，比大陸還保存完好。港英政府是承認清朝的法律的，所以在原來‘包二奶’是合法的，一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簽署聯合國的婦女權益公約，才廢止一夫多妻制度，但是香港今天的遺產繼承制度，依然是以男丁為主。”
如此看來，混雜的語言并沒有磨滅香港人對中國的記憶，而語言的回歸在近年來亦已大為改觀。王紹光說，1996年他初到香港為學生授課，在普通話和英語的選擇中，多數學生選擇英語；但到現在，更多的學生則選擇了普通話。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英國的眾多殖民地中，香港有一個特別之處。它不像其他的殖民地，居民大多由當地的土著構成。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甚至是一個難民城市。
一百多年來，操著各地方言的中國人，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因為戰亂或生活所迫，逃到香港。對于很多人來說，這里只是他們的一個臨時避難地，待到戰亂平定，他們就企望回到故鄉；如果盤纏足夠，又會走向更遠的地方，走向南洋。
呂大樂1958年出生于香港，父母是廣東佛山人，國共內戰前來到香港。一直到1970年代，呂大樂的媽媽跟他說起故鄉的事情，提到廣州，從來都是稱“省城”。在她記憶的坐標里，她的情感的參照系還是原來的故鄉佛山。
小時候，呂大樂也覺得廣州是自己的“省城”，直到他考上香港大學，接受典型的英制教育，才對這種提法產生懷疑?！拔野职謰寢屖翘与y到這里來的，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外地人，對于香港的殖民政府，他們也從來不指望、不指責，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別人的政府，是別人的地盤?！?/A>
但與父輩不同的是，呂大樂對待殖民地政府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我爸爸媽媽他們是在這里寄人籬下，但我們這一代人是在這里出生、長大的，對這里很有感情。我們也知道香港是一塊殖民地，但是我們也會去關心政府的所作所為，覺得對于政府討厭的地方，要去批評它，所以1966年天星碼頭的暴動和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而產生的暴動，都影響了一代香港人去發出自己的聲音?！?/A>
呂大樂還說，在那個年代，對于“中國”的印象，確實是矛盾而模糊的。那時候，在香港街上買一份報紙，上面提到“中國”，用的都是民國紀年；講到“國慶”，也是指“雙十節”。直到1970年代，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在在顯示這個“中國”不是臺灣。
“在那個過程中，我們雖然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中國人，當然很明顯，我們知道自己絕對不是英國人，所以選來選去，我們首先只能先確定自己是香港人。——我們是一群長期在外面的中國人，但是又不是海外華僑的那一種?！?/A>
對香港及中國的認同
在1970年代，英國人開始改變自己的統治策略，在某些政策上采用征詢、協商方式，并且肅貪反腐頗有成效。在呂大樂上小學的時候，他經常會看到有警察在飯店吃飯不給錢的現象，但是后來這種現象越來越少了。英國人為自己的統治注入了柔性的色彩，這降低了香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反感。
“在1980年代初期，許鞍華重拍了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中間有一個情節，講紅花會的陳家洛抓住了清朝的皇帝，但還是把他放回去了。陳家洛對清朝的皇帝說，現在天下太平，我放你回去，你要答應以后對漢人好。這個片子很明顯地反映了當時香港人一些心態：這個政府不貪污，辦事效率很高，你對它還有什么要求呢？雖然，從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當然還是有很多問題。”
“九七”回歸后，對于初掌香港治權的特區政府，有些知識分子多有批評。“有時候我碰到政府里的一些官員，他們會說為什么當年港英政府這么做沒人批評，現在我們這么做你們就出來批評了？我就回答，因為原來的政府是別人的，現在的政府是我們的。原來的英國政府要照顧英國人的利益，這是不需要去追問的，因為那個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證英國人的利益。”
事實上，這種身份意識的復活，在楊錦麟看來，更明確的顯示就發生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的前后。“到1984年，香港人真正開始去思考‘我是誰’的問題，尋找自己的身份。這時候，他們有些人才會去參與政治。在原來，英國人是沒有給他們身份的，面對詢問，他們常常要猶豫很久，現在很多人都會脫口而出：‘我是香港人?！?980年代的香港文化人開始去寫香港，寫柴灣和一些海島，那時候，他們是用英國狄更斯寫英格蘭、蘇格蘭的海岬、威爾士的山坡那樣的筆觸來描繪他們心目中的家，這看起來很別扭，但是沒有辦法，他們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到今天，你已經看不到這樣的筆觸了?！?/A>
對于這種香港認同，楊錦麟認為是合乎情理的，“他首先只有認同自己的家鄉，才會對國家有所認同。他的國家認同才不是虛幻的。香港人有時候看起來很冷漠，但是每當緊要關頭，一旦家國有難，他們從來沒有缺席，像華東水災等等，很多香港人自己節衣縮食，也要大力捐款?！彼浀?，在1997年香港大球場舉辦一場盛大的足球賽時，當時，國歌奏響，很多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因為他們在一百多年的殖民過程中，已經習慣了英女王蒞臨香港的那一套禮儀?！暗墙涍^了幾年，漸漸地，當國歌奏起，國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覺地站起來，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雖然他們的很多人，還是不清楚‘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國旗上那五顆星代表著什么。”
而對于有些老牌的香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抵觸對于中國的認同，王紹光則認為，這是由于他們長期養成的“被殖民心態”，對于這些人，他認為他們雖然號稱是一群思維最開放的人，實際上卻形成了隧道型的觀察模式，只能從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另外，對于目前香港的中小學中正在加強中國認同的通識教育，他認為有必要且無庸置疑，“即便是在美國，每當國旗奏響，所有人都要起立致敬，有一次，有個女人在唱國歌時，把手放在自己的私處，這種褻瀆國家的做法，立即遭到了所有人的指責?！?/A>
不僅是在政治上、經濟上，而且也是在心態上，十年后的香港，正在往深層次上實現真正的“回歸”。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短短的歷史一刻，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香港告別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統治，重新回到了故國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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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歷史刻度：6·30-7·1
香港的最后一夜
Michel Setboun是法國著名的攝影師，以拍攝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和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而聞名于世，這位熱衷用鏡頭說話的重大事件記錄者，在“九七”回歸的特殊時刻，在不同場合觀察著香港人那一夜的表情：不舍、期待或不確定感，而更多的是參與歷史的激動。
文/Michel Setboun 編譯/李丹婷
苦甘參半的下午茶
推開極富英倫風格的門扇， 一縷午后陽光照射在繪有玫瑰圖案的精致茶具上。這個1997年的6月30日，對于Aid而言，似乎沒有什么變化。她同往常一樣，在赤柱的茶館享受下午茶。
“這里是香港異域風味最濃的地方，而享受下午茶，能夠讓人在紛亂的時候找到寧靜和和諧，中國的茶也是強調和諧。”Aid，這位因父親工作的原因而來到香港的英國女孩，到港后驚喜地發現在這里也能找到英國的下午茶感覺。
英國，大概是歐洲國家里惟一一個沒有咖啡文化的國家。也許是因為當年英國殖民者所帶回的文化習俗，讓它成為歐洲最具有“茶文化”的國度。英國政府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問題是何謂最“英國的代表”(The British Icons)。“一杯茶”曾經榮登榜首過好一陣子。
歷史上從未種過一片茶葉的英國人，卻用中國的舶來品創造了自己獨特華美的品飲方式。
“我認識的香港年輕人，他們更多地喜歡喝可樂或者咖啡，體會不到茶在甘與苦兩者之間完美的結合。”
一位英國人在香港悠然自得地品茶。只是，現在的香港，離英國越來越遠，離中國越來越近。
Aid手中透明精致的茶壺里，紅褐色的茶水慢慢被飲盡，一如窗外的香港，英國色彩悄然褪去。
赤柱的士兵們在收拾行李。最后一任牧師Neil Gardner，關閉了軍營里的教堂，下個月，這里就會被改造成倉庫。伴隨著風笛，士兵們最后一次降下蘇格蘭旗幟。明天，身穿蘇格蘭方格呢短裙的士兵，將取下英女皇及皇室成員的相片，連同打包好的銀具和旗幟，一同放在柳條箱里——它們的目的地是北愛爾蘭。
軍營里的廣場，一些穿著蘇格蘭裙的尼泊爾族士兵，還在很認真地操練。這是他們最后一次在香港的操練了。
30歲的隊長Bhakta Bahadur Malla，緊緊盯著軍樂團里的每一件樂器。“我服役已經有十年了，在香港呆了四年，我感覺這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現在，一切都結束了?！?/A>
此時煙花特別多
香港的回歸，所有的期待、感傷與不確定，在6月的最后一夜里，被歡慶的海洋淹沒了。
那種抑制不住的情緒，并非完全因為擺脫了被殖民的歷史，或者重回母親的懷抱。香港市民，還有外國人，他們走向街頭，參加派對，是出于能夠親身見證歷史的激動。
“全世界都把焦點放在我們身上，這讓我們非常驕傲?！盡s. Mak，這位26歲的白領說，“我還不知道將來會怎樣?！?/A>
“所有人都說，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日子，但實際上，今天和昨天，并沒有什么不同，我們的生活還是一樣繼續?！?/A>
至少有一點不同，警察在忙著更換原來印有英國皇家標志的制服。但是對于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星期一夜晚那場盛大的煙花匯演，沖淡了他們對權力交接的關注。
“大家都借此機會投入地尋找歡樂?！币晃辉诰瓢衫飬⒓优蓪Φ拿绹嗄暾f，“每個人都放5天假，每天晚上都有派對。”
數十萬港人聚集在屯門黃金海岸沙灘，觀賞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煙花匯演，隨著回歸時刻來臨的倒數聲，漫天繽紛，流光溢彩。
派對心情甚至擴散至香港會。這個有著百年歷史的私人會所，在殖民時代是英國貴族娛樂和社交的場所。早期曾不準中國人進入，華人富商何東爵士被拒入會便是一例。而在倒數回歸的夜晚，香港會派出的晚會邀請卡是各界名流爭相競得的香餑餑：并非是由于邀請卡上流著英國貴族的血統，而是因為香港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是觀看煙花的絕好場所。
當晚，因為下雨和煙火的熱氣，香港會面對維多利亞港的玻璃窗變得灰蒙蒙，影響了賓客們的觀賞。穿著雙排扣禮服的服務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拭擦玻璃。
英方告別儀式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亦添上些許感傷。晚上7時45分，英國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Last Post》中降下。
那場雨，讓人分辨不清彼此臉上的水滴是雨還是淚，告別與回歸，本是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了天公的一場雨，拉近了距離。
《時代》記者Barry Hillenbrand發自現場的報道說：“經過一場包含傷感情愫的告別儀式，香港，最后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國揮手道別。基本上，絕大部分的人并不在乎情緒，他們在期待回歸的歷史一刻，仿佛在觀賞聲勢浩大的表演盛事，因為自己就是主角，而顯得格外激動?！?/A>
相對于這種回歸的喜悅，也許彭定康會有他自己獨有的滋味。當天下午，盡管雨勢不減，眾多市民在上亞厘畢道排隊等候，看著彭定康離開港督府?！?/A>
“我覺得有點傷感，看著他離開。我是帶著女兒來的，因為我想讓她知道，英國人走了，卻不是不留一點痕跡。英國給香港留下的遺產，不能全部否定?！?3歲的護士喻淑文，目送著隊伍離去。
對于更年長的香港居民，他們更歡迎香港回歸，52歲的王伯揚說：“在我小的時候，在街上被一個英國人欺負過。這記憶我永生難忘。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但是我喜歡回歸?！?/A>
為了紀念自己的身世
在一些擅長思辨的人看來，明天永遠是個未知數，歲月悄悄流逝，意識難免迷失。于是，他們將往事泡在杯子里慢慢啜飲，為的是品味人間的美好，并支撐著困倦的心靈去迎接曙光。于是，懷舊的人靜靜坐在窗前，諦聽時間的腳步。
這就是當年香港都市生活的一個情景。
那些曾經熟悉至極的日常用品，每天都見到的標志，因為帶著濃厚的英國色彩，而要慢慢退出市民的視線：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消失，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
回歸前夕的香港，滿城爭說香港史，香港市民掀起一股詮釋香港的熱潮。香港的傳媒、出版、文化藝術界，紛紛推出香港歷史的作品，倏地刮起一股熱風，令人大有時光倒流之嘆。
從來沒時間回顧、只顧埋頭賺錢的香港市民，似乎對自己的身世多了一份關注。
1996年的最后幾個月，一股濃濃的懷舊情懷，伴隨著集體記憶而彌漫于社會。
在10年之后，他們的懷舊顯得更為強烈。
不過，這次的記憶尋找，帶有強烈的保衛色彩。
以利東街為重點的舊區重建而引發抗爭；破壞維多利亞港舊貌的中環填海工程一再遭到反對；在面臨消亡的皇后碼頭舉辦探討本土歷史的文學沙龍；中區域多利監獄、舊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等古跡建筑群的命運也再度引起關注。
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保衛天星碼頭行動。
天星碼頭已在2006年11月11日，走過了它服務港人的最后時刻。修建于1958年、不滿50年的歷史，沒能保住天星碼頭在這個國際商業都會中的地位，但48年從這里駛出、往返于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天星小輪，48年回蕩在中環的沙啞鐘聲，卻成了整整一代香港人無法磨滅的集體記憶。
最后一天，原本15分鐘一班的天星小輪，加開到6分鐘一班。往返港島與九龍的渡輪，全天共發送300班，搭載了15萬尋找回憶的香港人。
子夜12點，最后4艘“慈善告別航”的天星小輪由碼頭開出，它們拉響“摩斯電碼”的汽笛：一長三短表示英文字母“B”，長短長長表示“Y”，一短表示“E”，結合成“BYE”，然后載著1800位乘客緩緩駛離，作最后的告別。
天星碼頭，第一次如此名副其實地成為香港市民腦海里的星星，可望不可及。
而在近期，另一座碼頭也逐漸淡出歷史的舞臺。這個碼頭的名字有著濃郁的殖民色彩：皇后碼頭。殖民地時代，這里是香港政府官員及英國皇室成員所使用的碼頭。歷任港督上任的傳統，是乘坐港督專用游艇“慕蓮夫人號”抵達中環，在皇后碼頭上岸，并在愛丁堡廣場舉行歡迎及閱兵等儀式，然后前往香港大會堂宣誓。
同一天，皇后碼頭關閉，熊貓到了香港。
來香港做演講的英國總領事，斯蒂芬·布拉德利有此感慨頗深：“殖民關系已經離我們遠去了。對我們來說，同香港的關系現在僅僅是另一種外交關系，正如對香港來說，我們是另一個國家——盡管當然，我們對香港保留著一種特別的深情和興趣。”
在演說進行到尾聲時，布拉德利拿出一個白色的瓷罐，罐上裝飾著一個在湖邊垂柳掩映下的藍色涼亭的形象。他解釋說，這個罐子是1790年前后由中國制造的。它曾經裝滿茶葉并被運往英國。后來收藏它的人讓一名英國藝術家在其邊角處鍍了一層金。
布拉德利說，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可能就像這層金，最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磨損。
事實上，歷史的車輪總是不停地從我們身邊碾過?；屎蟠a頭和天星碼頭留給每一代人的回憶的不盡相同。正如那些在天星碼頭帶著孩子拍照留念的父親所說，“孩子總要知道，他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婆怎么生活的，這些集體回憶，她長大，學校不會教她”。
重要的是，記憶能夠代代相傳。當然，歷史要靠實物講故事，香港的故事會怎樣講下去？
有關十年前6月最后一天的回憶，街頭通宵狂歡后的Ms. Cheung，這個21歲的大學生仍記得，當時正在精神充沛地逛街，“回歸后商場書店的貨物沒有任何不同，這里還是和昨天一樣。”
這就是是香港。對英國痕跡的紀念，不是因為感激英國人或者憎恨英國人，純粹是出于懷舊，純粹是為了紀念自己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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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回歸十年之果，種因于廿年前
陳冠中，生于上海長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讀于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及波士頓大學傳播學院。1976年創辦香港《號外》雜志并任總編輯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監制及策劃多部香港及美國電影的制作。從1990年代起，穿梭于內地、臺灣及香港之間，從事媒體、文化和娛樂產業經營，目前在北京居住。
陳先生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評論”的先行者，曾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波西密亞中國》、《香港三部曲》等。最新發表的作品是《我這一代香港人》。
采訪整理/劉五丈 衡曉靜
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貧w的這十年，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不知道怎么辦。以前的理論、經驗完全沒有用了。對于回歸后的國家，香港市民也還需要進一步的熟悉。金融危機后，香港經濟經歷了長時間的停滯，從2003年開始恢復。香港人現在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并且努力解決。
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是個偽命題
“九七”回歸之后，香港人的國家認同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香港的媒體、政治人物、社會學家都喜歡討論這個問題：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但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個偽問題。我在北京遇到很多人，有人說“我是河北人”，有人說“我是上海人”，但是從來不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但是香港的社會學家做調查，就將“香港”從“中國”中抽離出來，要香港人做選擇：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這是社會學家人為制造出來的政治分裂。香港回歸后，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港人不可能不“親中”，不親中親什么？在普通香港民眾心目中，這早不是一個問題了，但政治人物還拿這個來做本錢。
我有次在香港講課時問，有誰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請舉手，只有一個人舉手，因為他是馬來西亞人。所以說“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純粹是個偽問題，是硬制造出來的分化。有的社會學家問香港人，你喜歡回歸前，還是回歸后？其實喜歡什么時代與香港回歸是否有關都值得懷疑。這完全是社會學家制造出來的分別。
我有大陸朋友在香港工作過，說香港是比中國更中國的地方。比如香港還有“差人”、“衙門”之類的叫法，中國傳統節日也比較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一些傳統如地產傳兒不傳女等，也傳下來了。中國近代史上有兩次對傳統文化產生重要沖擊的運動，一次是新文化運動，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在大陸遭到清洗時，香港的很多傳統文化卻一直保存到現在。有一個大陸朋友跟我講，從1949年建國一直到90年代，大陸的學生40年沒讀過經典。但香港中小學生的中文課上要背誦大量的四書五經經典篇目。這些例子說明，香港比中國更中國。
但香港人對當代中國缺乏了解，對中國當代史的理解有嚴重障礙。比如，大部分人不知道各省的首府。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不了解中國國情，不了解國家文化。這個國家文化包括一整套意識形態、思維習慣以及行為方式等等?，F在，香港人要與大陸中國交往，需要學習。
回歸十年之果，種因于二十年前
其實香港回歸大陸這10年來的情況，大部分在80年代已決定了。在1980年代，香港在很多方面發生了轉型，比如說，在經濟方面，香港從一個生產城市改變成為一個金融城市。文化方面從純粹進口變成生產和輸出，本地文化出現。香港的社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移民社會變為一個當地居民為主的社會。
1980年代，香港經歷了去工業化時代，我們一下子從工業社會轉到服務社會，同時帶來了大量財富。世界很多國家，在去工業化時代衰落下去，但香港并沒有做出什么努力，為什么反而發展得很好呢？因為香港的金融與房地產很好。這與中英聯合聲明中的附件三有關。其中規定港府每年出售土地僅限于五十公頃，不包括批給香港房屋委員會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的土地。在此背景下，香港的地價暴漲。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的地價翻了十幾倍。再加上1983年港幣與美元掛鉤，國際熱錢大批涌進香港。房地產、股票和銀行三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哄抬香港的房地產業和股市，最終導致了1997年的金融風暴。在此期間，香港沒有建立有優勢的新產業。直到1997年金融風暴的爆發，香港人才一下子醒過來。原來房地產業也會崩潰。
1997年，香港人均年收入是25000美元，當時英國是210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香港還是25000美元，但英國已是35000美元。香港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幾。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即家庭月收入在8000港元以下，在1997年所占比例是13%，現在已經上升到23%。這10年間香港有一半人以上在走下坡路。城市居民貧富分化嚴重。
香港目前占盡了各種好處，沒有種族文化沖突，財政獨立，也不需要向中央交稅，法制狀況良好，也不要軍費。擁有這么好的條件，卻沒做好，實在是說不過去。拿環保問題來說，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地區，但是空氣質量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香港也稱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承擔減排義務。香港的節能更是達不到歐盟標準。政府在環保問題上，能不做事就不做，能躲就躲。政府要只想做事，就會受到800人選舉委員會的限制。
在總結香港1980年代的成功時，香港人的經驗只有一條，就是做一個法律的平臺，根本沒有想到做出香港自己的比較優勢。到了1997年，整個香港從高層到低層的人，實質收入都有增長。但金融風暴后，情況大變。以前我們認為，只要美國好，我們就好；中國好，我們就好。但風暴一來，美國沒事，中國大陸沒事，我們怎么完蛋了？1997年之后連續7年，中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香港沒有跟上。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2003年。香港經濟為什么低迷？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過去10年，香港沒做什么事。公允的講，從1970年代起，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比如，七天帶薪假期，公共醫療，海底隧道，公房與租房建設，廉政公署成立等等。當時這些政策都受到了強勢利益集團強烈的反對。但港督都做了出來，因為他是獨裁者。與港督相比，特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特首是由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的，他只需要向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負責，而800人代表著很多強勢利益集團?？傊痪湓挘厥滓鍪?，不敢得罪特殊利益集團。所以10年間，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在努力維持中產階級的活力，但是香港任其自然發展。香港金融業有發展，但那是富人的產業；工業抽空了，我們又不制造新的產業出來，就產生了兩極分化。這都是1980年代種下來的。因此國家領導人批評特區政府“議而不決”香港媒體也批評他們“進退失據”。
這幾年，香港人的危機感十分嚴重了，一方面是上海的威脅，因為中央要支持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的物流業發展也感受到了廣東的競爭壓力。大家覺得應該做些事了，因此2003年是覺醒點。2003年以后，香港的經濟逐漸好轉。第一波刺激因素是自由行，香港的零售業有了很大起色。第二波是內地公司香港上市。香港的股市也在漸漸好轉。這幾年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很大。
香港明天會更好
香港現在面臨很多問題，而且都很嚴重，比如貧富分化問題，環境問題，經濟結構問題。但是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我對香港的未來很樂觀。
首先，香港需要發展一些新產業，如服務業、創意產業。大學和醫院是香港的優勢，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像北美的很多城市，巴爾的摩、費城等，它們只是靠醫院和大學就支撐起了整個城市，并且發展水平相當高。目前香港的創意產業只占GDP的3%左右，而倫敦是15%。所以，香港在這一方面還大有可為。這也是香港與其它國際發達城市競爭的資本。
其次，香港需要引回一些技術含量較高、能耗低的制造業。之前，香港把所有的制造業都遷到了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因為那里的勞動力成本低。但是這樣造成了香港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一些低收入者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完全喪失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這很不利于社會的良性循環與發展。像巴黎、新加坡這些與香港比較有可比性的城市，都保留了頗具規模的制造業。所以香港需要自己的制造業，但是要高技術含量，比如制衣業等等。
最后，我對新特首曾蔭權先生抱有很大期望。他現在沒有競選的壓力，而且中央政府對他也很支持，他沒有做不好的理由。接下來的就是好好執行基本法，實現香港的民主化。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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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教父”鐘士元
他是幾十年在港華人的最高代表，既獲得過英女王冊封的騎士最高榮銜GBE爵位，人稱“大Sir”，又曾被鄧小平斥為“孤臣孽子”。在他的身上，體現出一個殖民地老牌精英的復雜身份。
文/黃驚濤
1997年7月1日，香港會展中心。
在董建華宣誓就職后，有一位八十歲的老者走上前臺，率領曾蔭權等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用很不純正的普通話，向董特首宣誓。這位老者，就是重返政壇、擔任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的鐘士元老爵士。
6月29日上午，進行回歸儀式彩排，當老爵士以極不靈光的普通話向董建華模擬宣誓時，便引得全場大笑，董建華更是一度笑得流淚。
為了幫助老爵士在7月1日那個莊嚴的場面上不致出錯，香港廣播處長專門送了一盒以普通話宣誓的錄音帶，讓他反復練習。他的同僚梁錦松更是主動請纓，擔任他的臨時普通話導師，即便是在交接典禮和宣誓儀式之間一個多小時的空隙時間，梁錦松都一直把他牢牢捉住，督促他苦練普通話版本的宣誓詞。
那短短的幾分鐘，老爵士終于順利“過關”。在隨后與國家領導人拍照留念時，走到他面前的江澤民突然用廣東話對他說：“你的普通話我聽得懂?！辩娛吭⒓从闷胀ㄔ捇卮穑骸爸飨膹V東話比我的普通話好。”一時間，引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來。
第二天，在前總督府舉行了香港大紫荊勛章的授勛儀式。鐘士元與安子介、霍英東等12人，獲得了回歸后香港的最高榮銜，從此可以在其英文姓名前加上“The Honorable”，及在姓名后加上“GBM”簡寫。
而早在1963年，鐘士元即被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1978年，他獲英國Knight Bachelor爵士銜，1989年，又獲GBE爵士銜。在大不列顛帝國的騎士勛章獲得人中，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微軟總裁比爾·蓋茨、長江實業李嘉誠以及后來的特首曾蔭權都只獲過KBE(爵級司令勛章)，而鐘士元所獲得的GBE(爵級大十字勛章)，比KBE級別要高，所以，他常常被稱為“大Sir”。
從“大Sir”到“GBM”，標示出鐘士元香港“政壇教父”的尊崇地位。
在港華人最高代言人
1917年，鐘士元出生于香港，父親是一個祖籍廣東佛山的鄉下小子，后來在港成為五金商人，其母親是這個五金商人的第三位妻子。23歲時，鐘士元以工程系惟一一名一級榮譽畢業生的成績，從香港大學畢業。1951年，在英國昔菲路大學取得工程學博士學位。1958年，在周錫年擔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時，鐘士元被任命為該會委員，從此開始了他四十余年的公職生涯。
鐘士元，這塊政壇的“老時鐘”，在他的身上，記錄了幾十年香港華人榮辱的關鍵時刻。
在香港的政治史上，鐘士元一度被稱為“永遠的臨時議員”。在殖民統治中，港英政府設置了行政、立法兩局，作為咨詢機構，向港督提供建議。由于港督對本地人不熟，因此在委任兩局議員之前，先以臨時議員試用。1965年，鐘士元成為臨時議員，做了三年多才“轉正”，是歷史上做得最長的一位臨時議員，因此，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給他取了外號，叫“永遠的臨時議員”。
在鐘士元之前，周錫年是香港華人社會的領袖，也是香港行政局的首席華人議員。在當時，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為華人代表。由于港府的高級官員都是英國人，華裔人士根本沒有機會做到司級官員。政府要知道本土民情，主要是透過兩條途徑，一是兩局華人議員，一是在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大班。因而，被稱為華人代表的兩局議員，對港府的施政有很大影響力。周錫年作為行政局首席議員，也就是華人的首席代表，享有崇高的地位。
從1974年開始，鐘士元擔任立法局首席議員，一直到1978年。在1972年，他亦成為行政局議員，1980年，又被委任為行政局首席議員。鐘士元以雙料首席議員的身份，終于成為周錫年之后在港華人的最高代表。
“孤臣孽子”
代表華人在政治上發聲的鐘士元，曾因被鄧小平斥為“孤臣孽子”而留諸香港回歸史中。
在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前的幾年里，是兩國展開多輪拉鋸談判的關鍵時期。英國人試圖在談判中占據主動，以便最大程度地保護英人在港的利益；中國高層則堅持原則，在有關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寸步不讓。兩相堅持中，港人的心態隨著談判進程的一波三折而跌宕起伏，并表現在股市漲落、港幣兌換美元等經濟領域。
作為華人在港政壇的第一號人物，鐘士元認為，兩國交涉，必得考慮港人的心情。在談判中，香港應該作為談判的第三方而出現。這種談判桌的“第三只腳”理論，引起了其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不滿。
1984年6月21日，在許家屯的安排下，鐘士元與鄧蓮如、利國偉三人組團訪問北京。23日上午十時，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會晤了代表團。
據《香港回歸歷程：鐘士元回憶錄》記敘，“鄧小平先行發言，他在會談時態度顯得相當強硬”，鄧小平對三人說：“中英的談判你們是清楚的，這個問題我們會和英國解決，而且這些問題決不會受到任何干擾，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A>
鐘士元繼續與鄧小平談到港人的信心問題，并且表明自己發表意見，絕非為個人利益，因為他到“九七”之時，已經正好八十歲，不再會有任何要求。
但是鄧小平打斷他的話，說：“概括來說，你們說香港人沒有信心，其實是你們的意見，是你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弊詈筻囆∑秸劦礁廴酥胃鄣目尚行?，他說：“將來香港由誰來治理，我們有個界線，將來香港政府及其附屬機構的治理人員，主體上應是愛國者……他們的任務是把香港搞好?！编囘€強調，“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個銅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們(香港人)的擔心是多余的。”
正是在這次會晤鐘士元和前一天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中，鄧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構想。
雖然遭受鄧公的訓斥，然而鐘士元一直認為，自己既然是港人代言人，就應該把他們的心聲、心情毫無保留地呈給中央，以供最高層參考。
董建華的護航人
鐘士元的在港地位并未因鄧公的斥責而被削弱，他一直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至1988年退休。1992年，又先后被中央委任為港事顧問、預委會成員和特區籌委會成員，顯示出他在港的聲望與資歷。
據他本人在回憶錄中透露，1995年，鐘士元在北京舉行的預委會會議時，有一晚他單獨和魯平在慣常入住的港澳中心房間內討論一些事情。就在他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魯平忽然問他是否有意角逐首屆特首。
他告訴魯平，自己已屆七十八歲，年事已老，精力有限，倘若再年輕二十年，自己一定會積極考慮參選，但現在卻是“即使有心亦實在無力”，無論選舉成功或失敗，恐怕都負荷不起。
自己不參選，但鐘士元最終卻成為游說和協助董建華參選的關鍵人物。
在1996年1月，鐘士元在一次會面中，曾游說董角逐首任行政長官。董雖推辭，但表示會仔細考慮這件事。往后，他與董建華經常會面，談論籌委會及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宜。
1996年8月，董建華終于決定參選。9月開始，董組建了包括現任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前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等人在內的核心助選班底，而鐘士元無疑是這一班底的領頭羊。他利用豐厚的政治人脈，為董建華積極拉票，終于確保董以高票當選。
次年，在董建華的力邀下，這位政壇大Sir又重新出山，出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相當于原來港英政府的首席議員)，為董保駕護航。至1999年，他終于退出經營近五十年的政治江湖，其時，有香港傳媒送給他一幅
漫畫：在他的卡通形象上，打著“真正退休”四個大字。也從此，香港的政治江湖里，不再有“元老”和“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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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皇帝”鐘逸杰
作為港英政府中的二把手，他因傾向中國，而被視為英國人的“叛徒”。當有些香港人在尋求居英權之際，這位被英女王冊封的爵士，選擇香港為自己的家鄉。
文/謝智衡
2007年，被人尊稱為“鐘叔”的鐘逸杰在港居住已有整整五十年。
鐘逸杰是他的漢語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許多在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樣，他不僅給自己取了個儒雅的漢語名字，還能使用熟練的粵語和普通話，并熟悉中華文化。
十年來，他不斷呼吁公源毓楹蟮南愀巰腫?，呼吁给新的香港以时间和耐心?/p>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國大陸的英國政府官員。那是1973年，中國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風波尚未散盡。
頭發灰白的鐘逸杰不但是英國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冊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中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職。
他的回憶錄《石點頭》，依然在香港各大書店熱銷。這本回憶錄，記錄了香港過渡期以及回歸前后的社會變化，包括從“沒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過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決定留下不走。
“我們退休后繼續留下來，因為我們幾乎對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鐘逸杰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在香港我們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對于老香港來說，鐘逸杰是英國派來的“新界皇帝”；對于那些經歷前途談判的香港人來說，他們可能認為鐘逸杰只是一位親近中國的前英國殖民地官員；對于香港的新生代來說，他們或許只能從爵士這一稱謂，推斷鐘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國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動者
1954年，牛津大學文學碩士鐘逸杰，開始為英國政府服務。這年，他到馬來亞(即現在馬來西亞)出任殖民地官員。3年后，29歲的鐘逸杰奉調新職。他和一群從大陸來的難民來到香港。那時，香港的主要產業是縫紉便宜的絲綢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著錫制的屋頂，里面住著各地涌入的底層人士。
甫一抵港，鐘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職。他先后在荃灣、離島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與現在香港民政署內的政務官相似，主要負責管理區內民生事務。與政府一些核心官階如布政司相比，這些鄉村的管理工作雖然看起來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會的傳統核心，他們較其他政府官員更了解市民的思維及生活模式。
純粹英式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鐘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新界，與當地鄉紳建立了良好關系。這對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響頗深。
鄉村理民官的工作讓鐘逸杰展示了自己靈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計劃征收鄉村土地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住房的龐大需要。為了降低征地及發展的成本開支，鐘逸杰參考其它新市鎮的發展模式，推出“丁屋權”政策。在“丁屋權”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將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撥給鄉民作為建筑用地，鄉民可通過賣出建筑用地來享受到發展的成果。這一政策深受鄉民歡迎，他們將地權賣給發展商賺取利益，間接加速了鄉村城市化的過程。
上世紀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應不足仍然是社會嚴重問題。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區大部分住宅過分擁擠。很多人則自行在公地上建設寮屋，用錫皮頂的小房子構建了環境惡劣的社區。
1973年，鐘逸杰被提拔為新界政務司司長。這位片區新長官的首要任務便是輔助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實施“十年房屋計劃”，發展六個新市鎮及興建多個公共屋村，為150萬人提供設備齊全的居所。
雖然這一計劃最終花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但香港房屋問題也因此得到緩解，市民可以低廉的價錢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擺脫了過去的惡劣生活環境。這一政策獲得聯合國的特別贊揚，并成為鐘逸杰最重要的政績，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礎。
然而，土地發展政策也為鐘逸杰添了麻煩。在2005年，他被立法會傳召，以解釋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灣發展計劃中所擔當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
迪斯尼樂園開幕后，附近愉景灣的樓價急升。根據當初的發展計劃，愉景灣為度假用地，但后來卻變成為豪華住宅用地。這令時任新界政務司司長的鐘逸杰備受質疑，認為他在土地規劃事務上，有偏袒地產發展商之嫌。
英國人里的親中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實行集中管理，沒有地區管理的概念。但當新市鎮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區中，各區也產生了不同的問題，讓港英政府十分吃力。這時，政府開始意識到地區管治的重要性，鐘逸杰提出區議會制度，在香港十八區域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成員由港督委任，主要負責向政府提供有關地區政策的意見。他還求見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區議會的成員由選舉產生，藉以加強區議會的認受性。
1981年，鐘逸杰調任政務司供職。這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發展改革進程。
二戰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議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但一直不獲英國政府批準。鐘逸杰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敏感時刻，舉行殖民地統治下首屆區議會選舉，不但首開殖民地選舉的先河，也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的檢討報告時，小心翼翼地設定了選舉模式，將小部分的立法會議席改為由地區直選產生，而大部分的議席由專業團體內部選舉產生(即功能組別)。這個制度被不少人抨擊為保守方案。
“代議政制”改革報告推出后，鐘逸杰獲任命布政司司長，成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員。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訪北京期間病逝，鐘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個月后，他退出公務員行列，成為港督衛奕信的特別顧問。
在中英談判的十年間，鐘逸杰先后與麥理浩、尤德及衛奕信緊密合作。這三位港督在中英問題上態度溫和，與北京關系良好。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鐘逸杰亦較多考慮中國的利益及立場，并批評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讓香港成功過渡。這也引起一些派別人士不滿。
香港回歸前，鐘逸杰接受中國政府的聘請，出任港事顧問及香港特首的選委。這更讓一些居港英國人大感失望，認為這是一種背離英國的表現。鐘逸杰回憶錄透露，幾位前港督曾秘密書信，要求英國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對多方批評，鐘逸杰沒有選擇沉默。他任職于以親建制的工商界會員為主的工商專業聯會，又在回歸后大力推行“兩院制”作為香港的普選過渡方案。
有人說鐘逸杰為個人利益，而放棄了他的祖國利益。鐘逸杰則強調，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場出發，從來沒有個人考慮。正當許多香港人紛紛尋求居英權時，這位英國人卻選擇香港為他新的家鄉，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員，回到英國鄉村，在喬治時代風格的古屋里，打發退休時光。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評價他說，很少有人對曾經執政過的地方和管理過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對故鄉或故國的忠誠。
回歸10年過去，鐘逸杰已79歲，但仍保持了勻稱身材，并愛穿正裝長褲和皮鞋，襯衣上總打著得體的領結。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個頭銜，為各種慈善活動往來奔波，當然，也少不了對各種問題的不斷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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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森林里的一百個國度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Gordon Mathews認為，重慶大廈是這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大樓，他曾經在這里找到過100個人，完全來自100個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民族。也因此，重慶大廈被近期的《時代》雜志評為亞洲最國際化的地方。
這座大廈里面的人生百態，最能呈現出香港的多元價值。
文/ Gordon Mathews 采訪整理/由珊珊
從2006年5月開始，我每周在重慶大廈住1-3天，進行了一年多的調查。大部分時候，我就是和人說話。我坐在便宜的餐館里，等著和進來的人聊天；我也坐在我一個朋友的店里，看顧客來往；我還在那里給政治避難的人講課。
于是，我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先說政治避難的人吧。他們有幾百人，大部分來自南亞或非洲，包括斯里蘭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烏干達、贊比亞等等。很多人在本國發起過政治運動又失勢了，害怕在國內遭到逮捕或被迫害，逃到香港來。其中我認識的一個，在國內被警察把一只眼睛打瞎了；另一個，腿上還留有一顆子彈，說是被自己國家的軍隊打的。他們住在重慶大廈里，由于是難民身份，不能工作，只能靠基本救濟為生，每天領點豆子和面包以為三餐，困頓艱難。很多人沒有合法身份，卻憋不住要出去走走，或提心吊膽，怕一旦被發現，就要被送進拘留所；或四處流蕩，無所事事。
這很可悲，因為很多這樣的人其實極富才華，在本國也是中產階級。我在那里給他們上英語課，但實際上我們只是討論時事，他們根本不需要我來教英語，絕大部分人英語都說得很好。他們本可以做更多的事，卻是不能。
重慶大廈里最大的人群是世界各地的生意人。他們可能來自牙買加、墨西哥、厄瓜多爾，或者沙特阿拉伯，總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在這里安營扎寨。這群人中，以非洲手機販為最多。我估計，現在南亞和非洲正在使用的手機有20%來自重慶大廈。
這些商人無數次向我抱怨過，他們不能完全信任中國廠家。譬如向中國的廠家訂了1000件藍色襯衫，但貨運回國了才發現，只有600件是藍色的，剩下400件變成了黃色，賣不出去；或者衣服的材料已被改換過。
最有趣的是中國假貨。很多非洲國家的人認為，我們很窮，為什么要穿真的Armani？我們確實可以買假冒的Armani。但問題是，如何使假貨進出中國和非洲的海關？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有個非洲過來的人，看我一眼，就能判斷我穿西服的尺寸是多少。他練就這番眼力，是因為他每次回國，都要帶回去20套左右的西服用以賄賂官員。在他的國家，他是不給錢的，只用西服行賄。
還有大量的假手機，各種牌子型號，從中國涌出來。我在重慶大廈里見過假手機交易。有意思的是，買賣雙方在交易過程中，“假貨”這樣的字眼從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制造”，換句話說，在某些特定語境下，“中國制造”就意味著“假貨”。但更多的時候，他們還不這么直接。舉例說，一次交易中，一個賣家出示了一款新的諾基亞手機，要價400港幣。買家會說，我只出180港幣。如果是在一場正規的交易中，嚴肅的買家還價不可能壓這么低，他大概只會降到340港幣。所以當買家只愿意出180港幣的時候，賣家立即明白，對方的言下之意就是，他要買“中國制造”產品。
生意人在香港停留的時間總是很短暫。一個手機商，可能每次只在香港停留四五天，他們把買到的手機放在行李箱里，然后就走了。
還有一種住客，是持旅行簽證來香港的工人。他們大部分來自印度，因為印度生活困難，寧可飛到香港打一段時間的工再回去。他們許多在餐館、客房服務，或者幫人裝運貨物、打包裝。旅游簽證一般最長180天，這期間這批人就住在重慶大廈。
真正長期住在重慶大廈里的人，是客房老板。他們幾乎都是中國剛解放的時候從大陸過來的，很多來自上海，還有些來自福建。他們在重慶大廈里經營客房，自己也住在這里。
王家衛的《重慶森林》毀了重慶大廈。它使絕大部分的香港人對重慶大廈深懷恐懼，不敢進入。
事實上，重慶大廈并不比香港的任何一座普通公寓樓更危險。
這里有大概100間客房，房價通常在100-200港幣，極其便宜，所以世界各地的生意人愿意選擇住在這里，以節約成本。大部分時候，各種族之間都能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因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有一個相熟的巴基斯坦手機經銷商，專賣手機給非洲人。他們經常講價還價，場景很好笑，一個人用計算器打上價錢280塊，另一個打200，這邊又打260，那邊又打220，有時還爭得很激烈，但無關文化和種族。
在重慶大廈被搶劫的可能性非常小。我在那里住了許多晚，從沒見過一起搶劫案。我惟一聽到的一起搶劫，是一個大陸來的妓女，堅持讓她的非洲顧客去洗澡，然后拿著他的錢財走了。但這也只是我道聽途說而來，作不得數。
在重慶大廈里，并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黑社會聚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本地的黑社會分子根本不敢進重慶大廈——他們不懂英語。
如果你上網搜索，可以發現很多古老的關于重慶大廈的網站，都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充斥著犯罪、火災和毒品，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在過去三年里，重慶大廈一直很安全。最大的變化是重慶大廈的業主們加強了聯合，使大廈的走道和公共區域里布滿了閉路電視，有效地減少了犯罪。此外，垃圾回收改善了，客房雖然很小，但很舒適干凈。附近雖也有妓女游蕩，但她們都不在大廈里做生意。
上星期六，我問一個客房老板，她最喜歡的客人是哪種人，她說是非洲穆斯林，因為他們大多言出必行，舉止得體。而她最不喜歡的，其實是中國大陸客。很多旅行社安排的住宿非常便宜，就把客人帶到了重慶大廈。游客根本不知道會住在這樣的地方，來了看到后，很震驚。
我曾和一個從廣州來的旅客聊天，問她感受如何，她說她不喜歡非洲人，覺得非洲人“好恐怖，好臭”。他們也看不起印度人。很多中國人的種族歧視很嚴重。
日本游客則不同。他們通過日語網站和旅游手冊，對重慶大廈很了解，慕名而來。日本不是個多種族的國家，所以日本人到重慶大廈來，想看看其他人種是什么樣子，他們在那里就餐，和人聊天，顯得輕松愉快。
此外，還有歐洲和美國游客，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曾經的吸毒者。大概在1970-1980年代，重慶大廈是很多西方癮君子的旅游圣地，據說在這里充斥著毒品。今天，仍會有個別西方游客在重慶大廈住下，緬懷過去，覺得這是個浪漫的地方。
現在的重慶大廈里，開了大概七八家高級飯館，由于媒體的推薦，吸引了很多本地食客。但當他們去飯館的時候，顯得很害怕重慶大廈本身。所以你經常見到香港人一進入大廈，就快步疾走，迅速穿過大廈進入飯館，然后覺得自己又安全了。這很傻，但是是事實。
而在這些本地人集中的飯館里，你會覺得和在香港其他的高級飯館一樣。我不常去，因為我的研究對象們，不去那里。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12:15 mangazine.名牌
匯豐銀行的十年命運
文/翁又
匯豐大樓與中銀大廈的風水暗戰
在香港太平山下的金融商業中心區——中環，聳立著許多宏偉的建筑。坐落于皇后大道中1號的匯豐銀行總部大廈，如同一艘等待起飛的宇宙飛船，而成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建筑師諾爾曼·福斯特的大膽設計，為這個城市帶來了建筑美學上的最大聲譽，直到貝聿銘設計的中銀大廈崛起，才稍稍被比下去。
那段關于匯豐與中銀建筑美學的比拼，早已超越了英國人福斯特與華人貝聿銘之間的較量，更多是被賦予了中英誰將主導香港經濟的意義。
曾經耗資10億美元之巨興建的匯豐銀行大樓，是香港的地標建筑，與它的前身、上海外灘的那座西方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一樣，都被視為英殖民主義的象征。
這一由蘇格蘭人創立的銀行，由于在近代中國，它是英國資本控制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構，又曾領導對華貸款的各國銀行團，提供政治借款和鐵路、礦山等經濟借貸，在中國人的眼中，從來是經濟侵略的代名詞。
1985年，貝聿銘在興建中銀大廈時，覺得一定要使鄰近的匯豐大樓這一殖民統治標志相形見絀，以展示“中國人民的抱負”。果真，他后來利用極小的地盤和區區1.3億美元的資金，興建了那座充滿了鋒利棱角的大樓。
在風水師如律師一樣無處不在的香港，陽光照在中銀大廈的玻璃上然后反射到匯豐大樓的墻上，這被風水師解釋成是劈向匯豐的刀子。為了維護自己的風水，匯豐銀行在樓頂架起了兩門大炮，直對中銀大廈，以破兇煞。
當然，這種兩相較量，并沒有兩敗俱傷，匯豐繼續領跑，中銀也生意興隆，共同支撐起香港的經濟繁榮。
如果仔細考察各家銀行的資本來源，香港的金融版圖，堪稱世上最為復雜的混血系統。三個不同背景的發鈔銀行，來自全球各地的二百多個金融機構，競相向往來于此、膚色各異的主顧們延攬業務。
華人大班領銜
1865年3月和4月，匯豐銀行分別成立于香港和上海, 如果從HSBC的全稱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來看,它幾乎就是一家中國銀行的名稱。
與1997年前相比，現在的匯豐銀行也實際上像是一家中國銀行，盡管它在世界上的重要都會都有業務。
雖然這座大樓的結構用鋼件是在英國制造的，玻璃、鋁制外殼及地板是在美國制造的，服務設施組件則是在日本制造的，但是，站在這座高達 178.8米 的海外“混合制造”大樓前，就會發現每天進出大樓的匯豐員工多為說著廣東話的香港本地人，歐美人僅是人群中的點綴。
匯豐銀行有句著名的口號可以很好地詮釋這種景象：“環球金融，地方智慧?！痹谙愀郏瑓R豐擁有的18032名員工當中，超過90%是香港人。
尤其重要的是，至2007年，匯豐手握大權的董事會高層幾乎全部由華人大班擔任，在匯豐董事會3+1的管理架構中，已由土生土長的香港本地人鄭海泉擔任主席，馮國綸和史美倫擔任副主席，他們構成了匯豐的“三駕馬車”，只有英國人邵高銘擔任總裁兼行政總裁；而在“九七”回歸前，其董事會的頂端全部為英國人。目前，以鄭海泉、梁高美懿為代表的本地人，更是已經進入了母公司匯豐控股集團23名總經理的名單。
“匯豐的政策一向是以最理想的人選來擔任最適當的職務，而不論國籍和種族，當然匯豐的人事變動也是希望能實現本地化?！编嵑Ｈ诮邮懿稍L時說。鄭是匯豐創立133年以來首次擔任亞太區董事局主席的華人，也是在匯豐集團內職位最高的華人。
鄭海泉并無特殊背景。他于1948年出生于一個6口之家，父母為水果小販。自1978年進入匯豐銀行，他的晉升是一步一個腳印，1986年成為匯豐首席經濟研究員，1995年任匯豐總經理并隨后進入董事會，1998年調任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2005年接替艾爾敦成為亞太區主席。
堅信中國市場
1995年6月號的美國《財富》(Fortune)雜志，曾經發表過一篇名為《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的文章，談論到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現象及選舉制度等等，認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認為，該文代表了西方對香港回歸后的普遍看法。
然而，讓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沖擊香港的，是經濟而非政治問題——剛剛回歸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頭遇上18個月的“亞洲金融危機”。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狙擊戰后，港府才終于擊退“金融大鱷” 索羅斯，渡過了危機。
這場世紀大戰，讓香港經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匯豐也未能幸免。
1998年，香港經濟不僅沒有繼承1997年5.3%的增長，反而呈現出5.1%的倒退，當年匯豐銀行凈利潤下降了46%，這在匯豐140年的歷史上是跌幅最大的一年，以致當時的匯豐董事會用“艱辛的一年”來形容，而1998年的匯豐口號也改為“與你并肩，邁向明天”。
不過，由于早就意識到香港的經濟必然會隨中國內地的騰飛而共榮，匯豐對自己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
香港回歸前一年，時任匯豐主席的英國人施德論和行政總裁艾爾敦就聯名簽發的年報序言表示：“那些對香港前途表示懷疑的看法，實在是欠缺充分的理由……我們認為香港最燦爛和光輝的日子正展現在眼前，香港的未來亦充滿了卓越的商業發展機會?！?/A>
那一年，匯豐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將上海分行遷往浦東，并在上海經營人民幣業務，加上年底批準的大連分行，它在內地擁有了7家分行和三家代表處。
1998年，匯豐武漢代表處又升級為分行，深圳分行推出人民幣業務，重慶代表處開業。
“匯豐從來沒有間斷過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即使在金融危機那樣困難的時期也沒有絲毫動搖。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給香港和匯豐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事實證明，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也在挑戰中得到鞏固?！眳R豐亞太區主席鄭海泉回憶說。
2007年4月，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開業，目前在內地共有員工2500人，其中有95%的人才來自于本土。在過去5年時間，匯豐在內地的總投資額高達50億美元，遙遙領先于其它外資銀行。
按照匯豐的計劃，未來幾年的發展重點將放在中國內地及在內地增設網點，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在內地的分支機構網點達到40至50家，是現有規模的一倍。
回首十年，“九七”前西方的猜測顯然是一種“杞人憂天”。有香港人士說，與其它內地的大城市相比，香港更像是一個受寵的孩子，享受了從CEPA到大型國有企業到香港上市的多項優惠政策所帶來的各種好處。
和很多地方不同，港幣的發行由渣打銀行、中國銀行和匯豐銀行分別完成。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一些具有殖民統治色彩的元素從港幣上漸漸消退，新式樣的鈔票大批進入流通市場。
截至2006年底, 匯豐銀行不僅繼續保持本港最大發鈔銀行的地位，還在當地擁有319家支行,在香港成年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三擁有該行的個人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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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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