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言夫：十年文革是與非 百年之后聽人評
 

文革十年，在中國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時隔40年，國內外不少人士提出對文革十年是與非進行總結，但也有西方右翼勢力通過電臺對文革進行妖魔化宣傳。人們不禁要問，目前反思、總結文革經驗教訓條件是否成熟？有人號稱專家、學者卻忘記了：千秋功罪，百年之后聽人評的古訓；忘記了文革對立面雙方遺老遺少相當部分都還活著、有的還掌著權、有的雖然“下野”，但仍有政治影響；忘記了文革檔案尚未解禁，你們對文革內幕又知道多少？所以還是遵循古訓：百年之后聽人評為好。

首先評價人物和事件，評價者的階級立場、政治觀點、對評價的人物和事件的正確與否是至關重要的；

其次：評價人物和事件，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去評價另一方，由對立面的一方評價另一方，不可能客觀公正；

第三、評價人物和事件，要等百年之后，對立面雙方遺老遺少，及相關利益者死光了、死絕了，由后人來評、第三者來評，才有可能客觀公正。第四充分占有資料、用唯物史觀評價人物和事件是唯一正確途徑。由此看來，目前對文革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還為時尚早。如果在條件不成熟時，去評價文革功過是非，非但不能總結出正確的經驗教訓，反而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一、評價者的立場觀點是至關重要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從人類分化成階級以來，對待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思想問題、戰爭與和平等問題，都是講階級性的，評價這些問題都是有階級標準的。有人說：什么階級標準？“成者王侯敗者賊”就是標準，這是統治者、統治階級的標準，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霸道邏輯、王道邏輯。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罵造反者、諸如罵李自成為“闖賊”，罵洪秀全為“長毛造反”“流寇”，罵梁山農民起義為“梁山賊寇”，罵“山大王”為“賊寇”，但農民卻不這么看，不管成功于否？都稱贊他們是農民英雄或綠林好漢。

再如上個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罵國民黨是“反動派”。

全國解放后，共產黨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等運動。對此，不同階級有不同標準，有不同結論。站到共產黨的立場上，站到人民立場上，三大運動是革命運動，好得很。如果站到地主階級立場和敵對立場來看，則是糟得很。這是因為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如果你是資產階級，你就歌頌資產階級，不歌頌無產階級，就自覺不自覺地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你是無產階級，就歌頌無產階級，不歌頌資產階級，就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階級本性所決定的。

現在來評價文革肯定意見相左。當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公開申明這次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公開申明這次革命是革資產階級的命、革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所以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遭到資產階級和走資派的反對和詛咒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必然用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標準、用維護私有制和傳統觀念的標準來反對、詛咒。如果資產階級和走資派擁護、贊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倒成了咄咄怪事，這就說明當年毛澤東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同流合污了，至少說毛澤東等人同資產階級和走資派沒有劃清界限。當年毛澤東到底劃清界限沒有？還是讓資產階級和走資派用行動來回答吧。

文化革命開始至今已經40年了，不同階級從不同產立場出發，都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著反思，意見不是趨向一致，而是更加相左了。因為40年的歷史沉淀 ：中國共產黨內到底有沒有走資派？這是文革的焦點，如果沒有，毛澤東出于私心，無中生有、排除異巳，現在把板子打在毛澤東身上則是應該的。如果當年人民看不清，而今看清了走資派的行蹤，那么當年毛澤東搞文革就是有遠見之舉，今天人民會有更清醒的認識。任何階級都代表本階級的利益，各階級有各階級的政治標準，講客觀公正是不可能的，所以目前國內外一些人士熱衷于總結文化革命的經驗教訓、評價文革十年是與非，是不可能客觀公正的，在評價之前，敢不敢亮一亮自己的身份；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學者還是無產階級學者？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是既得利益者還是弱勢群體？只有把身份亮明了，才會清楚你評價文革的動機，你評階文革使用的標準，因為評價人物和事件，評價者的立場，政治觀點，對評價的人物和事件的正確于否是至關重要的。立場不同，結論自然不同。

二、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評價另一方

評價人物或事件，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去評價另一方，這是最簡單不過的真理，然而，就這還有人弄不明白。比如張三同李四打架，你讓張三評價李四。或讓李四評價張三。張說張有理，李說李有理。因為他們是站在各自的立場指責對方的，他們往往掩蓋對己不利的事實，夸大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所以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不可能客觀公正。

再如，解放后，中共坐了天下，為鞏固新生政權，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如果現在把地主分子及其子女召集起來，讓他們評價土改，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說自己的父兄剝削農民多少代，多么殘酷，推翻他們，打倒他們是完全正確的。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有助于解放生產力，有助于時代進步。他們只有反對、仇恨共產黨和黨的干部，一有機會就翻案，過去曾組織過還鄉團，當政治氣侯適宜時就搞翻案，四川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的后代，不是已經翻案了嗎？1952年鎮反，1955年肅反，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如果把當年的反革命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召集起來，讓他們評價這些運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唱贊歌，只會仇恨和詛咒。所以土改、鎮反在中國歷史上是好是壞，有無進步意義，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來評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再如：我們現在監獄里關了好多犯人，如果把犯人召集起來，在不施加任何影響的情況下，讓他們講話，絕大多數人都是控訴我們的“不公”和“暴行”，直呼“冤枉”。對他們所犯的罪行避重就輕，恐怕不會有一個人說我犯了重罪，卻判了輕型，感恩戴德，三呼萬歲。

由此可見，評價人物或事件的正確于否？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去評價另一方，俗話說不能聽一面之詞，斧不能朝一面砍，古今中外為什么要設立審判機關呢？審判機關就是以第三者身份去評判是非以示公正的。誠然，在階級社會，法律、法治機關都是為一定階級服務的，但是古今中外都認識了一條相對真理：就是不能由對立面的一方去評價、處理另一方，因為對立面的一方對另一方，只有仇恨心理，報復心理和整倒對方的動機，讓對立面的一方去評判、處理另一方，只有往死里整，只有報復，只有極端，而不可能客觀公正。

三、千秋功罪百年之后聽人評

千秋功罪，百年之后聽人評是有科學道理的。一是百年之后，對立面雙方遺老遺少及相關利益者都死光了，不受人為因素干擾；二是經過歷史沉淀 ，許多當時保密的東西逐步浮出水面；三是擋案解禁了，大量材料可供資證。如果在條件不成熟之時對文革作出評價，一是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二是對立面雙方遺老遺少及利益相關者，會從中干擾。此事不能做，即便作了也不可能客觀公正。百年之后，這些人為的因素不存在了。比如我們現在評價秦皇漢武，評價唐宗宋祖、評價雍正乾隆、評價慈禧、光緒，就比較能客觀公正，就不受人為因素的干擾。現在評價孫中山、蔣介石，恐怕就不能縱橫馳騁；評價中共元老，就更不能縱橫馳騁。有些元老雖已作古，但他們的子女，相當一部分作了官，你說他們父母好倒還罷了，你說半個不字，他們豈能與你善罷干休。所以，一些所謂的中外學者，表面上好像不偏不倚，實際上代表資產階級，即使他們對文革作出評價，也不可能客觀公正。因為階級的局限性，他們無法理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的胸懷、無法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加之檔案未解禁，他們對文革內幕知之甚少，按理說他們就無資格、無能力對文革作出評價。在目前情況下，傷害文革雙方任何一方，都會受到干擾。如果認為毛澤東過世，歷史發生了異轉，評價文革向著得勢的一方傾斜，那么，所謂客觀公正就更不可能了。以對文革更不可能客觀公正的評價示人，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嗎？只能贏得新的罵名。

四、充分占有材料、用唯物史觀評價文革才是正確途徑

歷史學家評價人物和事件同政治家有別。政治家評價人物和事件是站在個人和小集團立場，絕大多數是以“成者王侯敗者賊”標準去評價人和事的。所以有句古話：什么叫理？理字旁有個王字，也就是說王說的就是理，統治者說的就是理，誰有權誰就有理。歷史學家則是從歷史事實出發，不是為某一家、某一集團服務的，盡管歷史學家也受階級的制約，但歷史學家比較尊重歷史事實，比較能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尤其先進的歷史學家，他懂得歷史從何處來，歷史向何處去的規律，他掌握了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比如，當年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罵國民黨是“反動派”。歷史學家決不會站在國民黨一邊罵共產黨“共匪”，也不會站在共產黨一邊罵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會從國共兩黨產生，發展、成長、壯大，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來評價國共兩黨。比如對國民黨推翻清朝封建皇帝，開始把封建帝國引向現代化國家，這就是國民黨在歷史上的貢獻；共產黨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事業，推翻了封建主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男，推翻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變落后的農業國為工業國，“雄才偉略千古雄，工農掌權第一功；‘兩彈一星’制成后，三足鼎立蘇美中”，這就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在歷史上的貢獻，這是比較客觀的。

歷史學家只有掌握先進的世界觀即唯物史觀和先進的方法論即辯證法。才能在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對所研究的人和事得出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結論。例如，在一千多年前，武松打死老虎，在當時被稱作打虎英雄；倘若現在有人打死老虎，非但不是英雄，反而成為罪犯，同樣是打老虎這個事實，但時間、地點、文明程度不同，結論也迥異。

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說資產階級是剝削者，是沒落的、腐朽和反動的。歷史學家則認為：在民主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先進的，資產階級革了封建主義的命，大大解放了生產力，創造了比有史以來社會財富總和還多幾倍的業績，使人類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就是資產階級對人類的貢獻，這就是唯物史觀歷史學家的中肯許價。

文革十年是與非，百年之后聽人評，事過百年之后，對立面雙方及利益相關者都死光了、死絕了。再由具有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家，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考察研究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在歷史上的作用、地位、功過是非；考察研究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尤其突出的是研究高饒事件；彭黃張周事件；劉鄧事件；林彪事件；鄧小平事件；王張江姚事件；華汪事件；胡趙事件發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影響，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進行考察研究，從國際國內風云變幻的大背景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把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查清楚了，十年文革就塵埃落定浮出水面了。才有可能對文革十年是與非作出正確評價，得出正確結論。之所以講有可能，是因為十年文革是與非太復雜，很可能像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樣，始終意見統一不起來，成為千古爭論的熱點。

鍾禮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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