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在攻擊清朝時常引用顧炎武“亡國”與“亡天下”的說法。我認為是一種惡意的歪曲引用。顧炎武原意很清楚：亡國指一個王朝滅亡，亡天下指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嚴重破壞，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亂，這叫“亡天下”。一般而言，一個王朝在王朝末期統治集團必然嚴重腐化墮落，并有嚴重的貧富分化，導致民不聊生和社會矛盾激化，再由此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所以按照顧炎武的標準，任何王朝的王朝末期都可以說是“亡天下”。再看明清之際：明朝末年漢族統治集團腐朽透頂，民不聊生，天下大亂。清朝前期滿族統治者朝氣蓬勃、奮發進取，在認真總結明朝滅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興利除弊，改善民生，振興文教，完善典章制度，強化皇權，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創造了康乾盛世的輝煌！乾隆朝，中原人口首次突破三億大關。兩相比較，明末與清前期，究竟誰才是“亡天下”？
明末最大的苛政莫過于三餉加派，清朝順治入關，馬上廢除三餉，并整頓賦役全書，廢除正稅外的一切苛捐雜稅。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康乾盛世歷史報告》在介紹清朝財政與社會經濟狀況時，明確指出：清朝前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商品經濟水平與工商業繁榮程度，也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的范文瀾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本第一編的緒論部分，在談及清朝時明確指出：清朝前期的封建經濟比明朝更繁榮，手工業和商業在明朝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沒有所謂“停滯”“倒退”的意思。
按唯物史觀，社會發展經濟是基礎。國家的賦役制度反映了一定條件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家教委哲學社會科學65項目之一的《中國賦役制度史》在明清部分明確指出：明朝后期的一條鞭法在張居正死后，由于政治腐敗，在實行中走樣。清初整頓賦役制度，不僅僅是重復明朝的一條鞭法，更在其基礎上改進深化：一方面更簡明了稅收程序，一方面提高了賦稅貨幣化水平，總體而言，符合封建社會后期賦役制度的發展趨勢。滿族統治者的政治表現很卓越優秀，“補課論”對他們不適用。
中國自古是多民族國家。要有效統治全國，好的民族政策非常重要。統治政策的好壞最終體現在統治效果上。清朝既然能在空前遼闊的疆域上實現空前有效的統一，奠定現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版圖，就足以表明清朝的民族政策總體而言是非常成功的。正因為有這樣雄厚的資本，清朝乾隆皇帝才會以自負的口吻批評明朝的民族政策，指出明朝漢官在對待邊疆民族時，當對方態度恭敬，則輕視侮辱人家，當對方態度強硬，則委曲調停，往往激發事端。原文見《清高宗實錄》卷1116。
中國封建王朝政治上傳統的內憂外患，內憂如皇帝的嚴重失德，權臣、外戚、宦官的專權亂政，文官黨爭，藩鎮割據等，外患主要是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在清朝，統統都被壓縮到最小程度。儒家講德治而非法治。德治強調統治者要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希望能有個“好皇帝”。歷代帝王，清朝帝王的總體素質最好。用前人的說法，就是“清代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用現代人最流行的話，就是“清朝無昏君”。站在儒家立場，歷代政治，清朝最完美。如果我們不與近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主義比，單在封建王朝范圍內比，清朝能給人一種近乎完美的感覺。中國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在清朝，都被發揮到極致，也就是最完善最完美的程度。就象孔子認為周朝的典章制度是對上古三代的集大成，清朝的典章制度也是對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集大成。清朝在中國歷史大進程中的地位相當于孔子推崇的周朝。
附錄一：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清朝強盛時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
白壽彝是老一代史學權威，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新派史學家，回族出身。不存在滿漢兩種形式的民族偏見，評價問題應是客觀公允的。由他主編，8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通史綱要》在清朝前期部分有個對比明清的簡要評論，帶有所謂“褒清貶明”傾向。內容如下：
大致認為：清朝強盛時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清朝不只沿襲明朝的制度，還很注意吸收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清朝對人民的剝削比明朝緩和。清帝沒有寵信宦官和多年不上朝的事。清帝與軍機處的關系比明帝與內閣的關系密切。在相當長時間內，清朝還能保持一個相當強大的形象，是有原因的。
同書又指出：清初廢除了明朝的匠籍制度，放松了封建國家對勞動者的人身控制。
四庫提要上說：“終明之世，邊患不絕”。
附錄二：
臺灣一些學者對清朝比較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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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所說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經圣祖、世宗、高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時間，共150年。除去世祖一代的18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134年，是清朝的盛世。這自然是個大致的分法，因為圣祖初年，國內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國內已漸有亂象。但這三朝至少有100年以上，是富強治安的。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漢唐盛世。可以與之媲美。圣祖的年號曰康熙，世宗的年號曰雍正，高宗的年號曰乾隆，因此史書上又稱這段時間為“康雍乾時代”。
清室以異族入主中國，統治極難駕馭的漢人，其國祚能長達268年，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這種成就，決不是偶然的。滿洲是一個具有頗多優點的民族，它的最大長處，是勇武善戰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虛心吸收外來的文化和人才。這些地方，與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的程度。
——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大中國圖書公司印行1977年1月增訂12版，第673頁
就中國歷史來說，清朝是相當修明的朝代。無論是開疆拓土、行政規畫，都不讓于漢、唐；若說到外戚、宦官，這些中國歷朝的通病，清朝幾乎免疫，可說還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中國傳統中的夷夏觀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種族立場上被歧視的地位；一是工業革命后的世界大變局，使它一直承受著在民族立場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隨時代的進步，其觀念已湮沒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卻隨時代的演變，愈演愈烈，回顧往事，仍然是更增憤慨。
——段昌國《中國近代史》，大中國圖書公司，1975年版，第4頁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擺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漢族本位主義觀點來看中國歷史的話，那么清代毫無疑問地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貢獻，厥為對邊疆的經營，使得近代中國的廣大版圖得以真正鞏固而確定。雖清季衰世，列強交侵，尤其是俄國在1850年至1881年間，對我東北、西北邊疆鯨吞蠶食，但至民國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遺留給中華民國的領土，仍廣達1120余萬平方公里。此一對我民族的豐功偉業，即以漢唐盛世版圖相況，亦不能與之比擬。
——呂士朋《清代的理藩院》，載《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3輯，第623—624頁
滿洲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襲傳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積極整理邊疆，增進邊疆與中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種關系，加強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備近代世界各國公認的關于領土主權所包含的基本內容，經過清代長期的統治，滿漢畛域，逐漸消弭，各部族之間，日益融和，漢滿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數部族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終于奠定版圖遼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清代前期的歷史地位及先民的貢獻，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故宮叢刊，1982年版，第1頁
清人入關以后，順治一朝，由于撫平南方反抗力量，戎馬倥傯，歲無寧日。康熙前期，又有三藩事件，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國家極少有建設與進步。直到臺灣內附、準噶爾部初降以后，再經雍乾兩朝，前后約100多年的時間，清朝在文治武功方面才有足以稱道之處，這就是史家所稱的盛世。盛清時代，國家力量增強，局面改觀，固然這與英明君主的領導有關；但是康雍乾三朝的人才輩出，可能也是造成盛世局面的一項重要因素。
——陳捷先《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家世及其發跡背景略考》，載《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3號，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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