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p42－54

　　[內容提要]本文以國家與社會的視角，關注文革研究中對國家權力及其這種權力與社會群體間的關系的分析，更進一步擴大至關注國家領導人、權力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關系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從這一視角出發，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對國家層面上權力精英，特別是毛澤東的研究；二是對國家權力對社會群體影響的研究；三是對社會群體能動性的研究。特別是近年來出來的對社會群體能動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極權主義模型的解釋框架，而是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會性力量的新詮釋上。

　　Abs 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society concern in CulturalRevolution s tudies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analys is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operation of nation-s tate power and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groups over it；further，to the clarification the connection among nationalpolitical leaders 、power-pos ses sed elites and mas ses ，so as toacquire a better unders tanding on Chinese society.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 tudies naturally flow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firs t ，the s tudies of the top power-holders in the leading-level ，especially the Mao s tudies；second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 power on the social groups ；third，the exploration on the reflexive ability of social groups over nationpower as agent.In particular ，we should pay es sential attention toa new trend in the third approach mentioned above ：not yet confinedin the traditional totalitarianism model analys is，the academic eyeshotis switched and narrowed down to a new pos s ible interpretation of allthe social forces .

　　一

　　英國史家霍布斯鮑姆（Hobsbawm ，Eric J ）將二十世紀稱作是"極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開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簡稱為"文革"）無疑是這一"極端的年代"中的極端事件。對中國人來說，文革不僅是一個可供研究的學術領域，更意味著刻骨銘心的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文革是多重經歷的重疊，是多重情感的交匯，是中國現代社會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1976年文革終結以降，大陸有關文革的描述與回憶性文章呈現汗牛充棟之勢，但具有理論分析的研究性論文并不多見。學術界對文革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識形態已經定調，屏蔽了學術界對于文革的言說和表達的空間。中國的學術界所面臨的困境是——文革是一個不可涉獵的禁區，但又是認識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學術界有關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漸放開，在堅持意識形態大方向不變的基礎上，學術界有了更多與國外進行學術對話的機會，使得研究逐漸從政治導向轉到了學理導向。

　　與此同時，西方學術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紀念年都會展開文革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譯為中文。如Franz Schurmann 所說：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尋常的事件，這對于與之相關的研究領域的學者都是一次驚人之舉，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許多學者對于當代中國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給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課題。"（Schurmann，1968p.504）

　　這意味著諸多在文革前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種種預設隨著文革的爆發而呈現出新的形態，成為西方學界尋求重建理論的一種努力。而這些努力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主流理論、數據與資料的公開程度及學界的關注度等差異而呈現出了各異的學術成果。

　　1993年，王紹光在《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一書中指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對象選取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領袖取向和群眾取向。這意味著在文革中，在上層領導的爭權奪勢之外，還存在著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借用Lefebvre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認為文革也同樣是一系列的"平行運動"，激進的中央領導人和基層的造反派在為權力再分配的斗爭中的得益是平行的。這種判斷暗合了"兩個文革"的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時在上層領導和基層群眾中展開的。通過對于文革時期武漢地區的個案性的地方經驗的描述，王還指出了原先比較盛行的假設——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 ）對于文革中群眾運動的主導性影響的不成立。王通過一些個案訪談得出"（個人）在文革前社會中之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文革中參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數人在運動中其實是扮演了"逍遙派"的角色。同時由于四點原因，即（1）不一致的目標；（2）不適當的綱領；（3）畸形的傳播媒介；（4）靠不住的執行機構，從而使得毛對于文革的發展完全失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毛和群眾之間"偶像-崇拜者"的平衡關系，還群眾以歷史運動的主體性位置。通過將群眾視為能動的歷史行動者，作者強調了運動本身的邏輯，也完成了這樣一種預設——對毛澤東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當性的批判。（Wang ，1993）

　　本文將王紹光的"兩個文革"的思想拓展為"國家與社會"視角，關注國家權力及其這種權力與其影響下的社會群體間的關系，更擴大至關注國家領導人、權力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關系。以國家與社會的視角關注文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從這一視角出發，文革研究可有三大部分，一是對國家層面上權力精英，特別是毛澤東的研究；二是對國家權力對社會群體影響的研究；三是對社會群體能動性的研究。本文將沿著這三條線索展開梳理。

　　在歷史的長河中，文革成了一個標桿，可以接通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以理解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變，值文革開始四十周年之際，寫作本文，也是為了深入地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十年。

　　二

　　從國內外的研究看，"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主義"占有相當大的篇幅。對新中國的認識，西方學術界常常會將中國現代社會的變遷與偉人"毛澤東"聯系在一起，從這一意義上看，對毛澤東的研究就是對一個"領袖魅力型權威"社會的認識。

　　（一）極權政治與個人權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對毛澤東與新中國政權關系的理解上。這其中有兩個重要的預設：一是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二是毛主義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滲透。

　　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認識是將文革視為領導人理念的一種展示，賦予了毛澤東對文革的決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觀點具備一定的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責任——這場運動影響了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在于一個人。沒有毛澤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1992，p.206）。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一書較早地體現對毛澤東的重視，成為費正清的歷史主義觀點的典型表現。費正清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發表的《美國與中國》中將毛澤東研究規范化。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義"（Maoism ）的概念，凸現了毛澤東思想體系的"獨創性"，不僅成為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究中的一個關鍵詞。此后的研究出現了將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符號化的情形，并使毛主義成為了一種"類意識形態"話語。（Xiao ，2003）

　　麥克法考爾（Roderick MacFarquhar ）在《劍橋中國史》中撰寫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問題和毛主義的終結》中，將毛澤東自身思想的演變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進行交叉討論，從而將文革的過程看作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問題）和毛思想的展開（毛主義邏輯的鋪陳）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套歷史主義的方法論雖然強調了綜合因素對歷史嬗變的作用，本質上依然是"英雄史觀"和政治經濟決定論的一種變體。其研究方法并沒有更多的新意，在這一敘事下，文革變成了一場封建式的"宮廷戰爭"，成了"帝王將相"同場競技的舞臺。（MacFarquhar，1992）

　　中國明清史專家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 ）在《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一書中，嘗試綜合運用王陽明玄學、公羊學說、黑格爾哲學等一眾的中西方哲學思潮來透視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出"繼續革命理論"的思想元素。在作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只是眾多影響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思潮之一，而沒有將其視為其中最關鍵的要素。（Wakeman，2005）

　　施拉姆（Stuart R.Schram ）的《1949年至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一文，試圖將毛主義歸納為辯證法和階級斗爭這兩個理念；同時，他肯定了毛澤東對于"中國式的道路"的求索，這使得他在評價毛時采取了二分的態度。他依然具有一種歷史視角的學術關懷，從中國歷史傳統中尋找文革的資源，他甚至將毛與秦始皇相提并論。（MacFarquhar，1992）

　　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以傳記的形式回顧了毛的一生，認為毛是一個"粗莽的哲學家"，"推動毛前進的內在力量是對最殘忍的家伙們的憎惡，它出自毛個人的反抗意識".提到文革時，作者同樣堅持毛"在解放人民方面是光輝的，但在管理復雜的政治事務方面則是不成功的".作者力圖向我們呈現的仍然是一個中國舊式君主的形象，只不過這個君主剛巧又是一個不太成熟的哲人而已。毛雖然試圖建立平權，帶有民主的端倪，但卻具有基督教式福音主義的霸權特征。（Wilson ，1993，p.494，p.499）

　　上述種種研究還有很多，國內有不少譯著出版，但有兩點傾向值得注意。第一，有些作品帶有比較的、甚至是敵對的意識形態，以妖魔化中國的政治體制為基礎，對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形象進行污名化處理；第二，有些作品強調中國政治體制的前現代特征，將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神圣化。前者丑化了中國歷史，后者則簡單地將中國現代歷史回歸到"農耕文明的鄉土皇帝"時期。

　　（二）精英群體及其互動關系的研究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各類研究開始將視野從毛澤東的身上擴展至其與上層精英的關系。英國學者克萊爾。霍林沃思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著重研究并敘述了中共黨史上"十次路線斗爭".在她看來，文革是毛澤東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運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社會及中共黨內實際情況的認識有誤，在于由此錯誤認識產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著邊際的使命感".（Holinworth ，1995，p.4）她開始將文革原因置于中國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環境中去思考，而不是簡單地訴諸于個人的道德品質或權力意志，雖然作者仍然強調了毛澤東復雜的人性特質和超絕的政治手腕對于文革發生的重要、甚至是決定性作用，但本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學界逐漸摒棄簡單的政治話語敘事和個人權力意志說的思維模式。

　　李澤厚認為，不能簡單把文革視作是少數野心家的陰謀或是上層最高領導的爭權奪勢，"這場'革命'的發動者、領導者毛澤東的情況極為復雜。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權力的政治斗爭的一面；既有憎惡和希望粉碎官僚機器、改煤炭'部'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懷疑'大權旁落'有人'篡權'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熱情、奮斗精神（即所謂'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師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導師和領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兩者是混在一起的"（Li ，2003，p.189）。

　　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史料詳實，試圖理解毛澤東"創造一個新世界"的主張，并強調正是這一理想最終形成了毛個人對抗中央集體的態勢。而種種問題的衍生，例如武斷專橫、批反黨集團、重用奸佞小人，都是基于這種"孤膽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結。作者觀察到了文革發動的原因和其實際后果之間的落差，強調了歷史發展本身的邏輯支配，淡化了個人對歷史的決定性力量。（Wang，2005）高皋和嚴家其撰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是文革研究領域重要的論著，它最后將文革發起的根源導向了中國對于一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缺失上，從而將歷史動因的探究對象由個人轉向了制度，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跳出單一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桎梏，尋求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努力。

　　三

　　隨著對文革的深入研究，出現了一種以文化和制度為紐帶的，強調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的分析框架。

　　（一）通過國家力量重構社會的努力

　　對文革的研究，許多學者對文革當中毛澤東推行的"反官僚制度與反不平等體系"等有廣泛的興趣，因為這些努力意味著通過國家或政黨力量來重構社會。

　　首先，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擯棄了科層制的官僚體制，在運動中，所有級別的國家機構都遭到了清洗，大量的國家干部被迫勞動改造，專業技術人員受到控制；所有規章制度被取消，取而當之的是政治忠誠。此時，建立起了一種新型的參與式民主，大眾有權來批評領導，實施了由革命委員會代表大眾來行使權力的體制革命。這樣的一種社會實踐，吸引西方的學者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圍繞著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一個大型的行政機構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規定和專業人員就能有效地發揮功能？第二，有效的科層制與大眾民主的實踐是怎樣的關系？中國的制度變革的實踐挑戰了現代管理體制中科層制的必要性。（Nee，1973；Whyte ，1973）

　　但文革結束后的社會變化使對科層制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新的空間，學者們看到"反官僚體制"的努力只是暫時的。在政治上積極和忠誠的同時，官僚機制更加龐大，大眾民主成為空洞的形式，專斷權力更加集中在各級組織的官僚手中。對這一現實的反思表明，毛澤東創立的替代科層制的大眾民主的政治模式，不是什么新的模式，而是一種"家長制"或"新傳統主義".（Walder ，1986）

　　其次，文革中實施了一系列的平均主義的社會政策和分配模式，這引發了學者們對由此引發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學術興趣，但學者的研究結果卻令人吃驚，那就是毛澤東式的發展模式加劇了多種不平等。

　　從城鄉差別看，一方面，是城市內和農村內存在明顯的收入平等，但區域間和城鄉之間的差距卻顯著擴大。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從五十年代的大約二比一擴大到三比一，甚至是六比一；這種差距取決于國家對城市住房和食品消費的補貼程度。（Parish ，1981；Whyte ，1986）

　　從性別差別看，一方面，婦女被動員進入公共領域，成為社會的一員；另一方面，學者們認為，婦女就業并未降低兩性間的不平等，反而產生了新的更復雜的問題，婦女依然要擔負繁重的家務勞動。問題的關鍵是，不是革命提高了婦女的就業，而是對家庭結構的改造，如以戶為單位的居住制度、從夫而居等使男性獲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強化了傳統家庭制度。

　　從代際流動看，文革期間，學校的學制縮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些政策使地位獲得機會完全平等，被稱為是一種"去分層化"，但這種中止年輕一代地位獲得的狀況是在關閉學校、凍結工資和停止職位提升的狀況下發生的。（Parish，1984）但也有學者看到，在文革期間，按照政治標準劃分"出身"的辦法全面影響了不同群體對各種生活機會的分配狀況，血統上的政治身份導致了那些父輩是被剝削的階級、黨員等在招生、分配工作和提升上的不同優先權；技術專家和知識分子等屬于中間地位群體；而以前的剝削階級、國民黨分子的后代們則受到歧視。（Kraus，1981；Whyte ，1975、1985）學生和工人們強烈地意識到這些人為的地位標記，并對友誼以及紅衛兵運動中的政治派系形成重要影響。（Chan ，1985；Unger，1982）

　　劉小楓認為，"文革的實質是，政治不平等的制度中，各階層之間或階層之內以政黨意識形態為斗爭符碼的政黨國家一體化結構的內在沖突。"（劉小楓，1998，第430頁），因此"文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群眾運動，而是政黨運動群眾的運動".（劉小楓，1998，第398頁）

　　（二）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

　　有學者注意到文革中精英集團或黨組織與廣大群眾之間的關系。李鴻永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團企業動員和操縱群眾，但黨組織的控制力一旦削弱，社會中所有潛伏的力量和矛盾就會表面化，這使得群體運動依靠自身的力量前進。群眾組織把官方意識形態和政策當成追求小集團利益的工具，合則擁護，不合則拋棄。嚴重的官僚化使黨和群眾的關系疏遠，并淡化了人們對平等的要求。在組織上，激進的群眾組織主要是由無特權的社會集團組成；保守派主要由那些出身優越的成員組成。（Lee，1978）

　　White 在分析文革中的暴力問題時，將中國社會的矛盾模式引入分析框架，在他看來，暴力反映了中國社會三種主要的矛盾，在這三種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產生了文革，這些矛盾是：第一，身份的認定，如扣"帽子"（工人、干部、地主、反革命）的做法將人分成三六九等，這種等級的劃分賦予了人們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第二，組織內部的領導與群眾的關系，這種關系依然是一種人身依附的關系；第三，周期性的群眾運動，正是這種周期出現的群眾運動使得暴力合法化。（White，1989）

　　Whyte 的《中國的小群體和政治儀式》一書較早地分析了中國國家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改造民眾的艱難程度。他用"遵從結構"的概念來分析中國民眾的力量。從服從的類型看，有三類服從，即基于威逼和強權的強制性服從、基于獎懲的功利性服從、基于信仰的規范性服從。不同的服從類型需要不同的組織形式。毛時代的國家目標是通過廣泛的小群體組織制度使國民達到很高程度的規范性服從；但結果并不盡如人意。一方面，國家不得不對一些重要的組織中的人實施獎罰制度，以增加服從程度；同時，對于獎罰較少的地方，如農村，服從程度則大為降低。對于城市中的工作組織來說，國家只能通過強制的或功能的手段實現民眾的遵從。（Whyte，1974）

　　有學者認為，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化系統絕非渾然一體，相反，它包含了許多不協調、有時甚至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澤東、劉少奇的務實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多層面而不單一的儒教傳統。有些文化主體被國家全力推廣，但其他的則得到農村社區機構，特別是家庭和親屬關系的支持。如在廣東農村中，干部和群眾在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以不同的方式將這些文化重新組合。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文化構件的重新組合的互動，發展出各種影響到干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動方式。農村干部的行為表明，國家深受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而社會亦被國家所改造。國家和社會都不是西方模式的"現代"政治組織或"傳統"意義上鄉村社區。但兩者都極具中國特性，是一種獨特的、不斷變化的、包含昨日和今日的中國文化的各種成分混合體。（Madsen ，1984）

　　華爾德的"新傳統主義"強調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相互滲透，傳統文化和社會已經以許多方式在中國國家結構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現在國家是部分建立在庇護與受護之間的個人關系之上，而并非是普遍性的行政系統規則。新傳統是相對于現代而言的，任何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過程中都會存在改變原有的某些傳統，同時保持某種連續性，這種轉型就是一種"新傳統".華爾德提出了"庇護關系"的概念，在中國單位組織的制度文化中，核心特征是一種庇護關系網絡的存在，這種關系主要存在于工廠領導與各級分子之間。這種關系在西方也存在，但相對來說并不普遍，人們往往將其歸于正式組織中的非正式結構，而不是正式結構的一部分。而中國的單位中，這種庇護關系系統是不能離開正式組織而單獨存在的，這種關系受到官方的支持，是其組織角色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關鍵點在于，個人忠誠、制度角色的履行和物質利益是聯系在一起。華爾德通過對中國單位制的研究提出，單位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庇護者-受庇護者"的庇護關系所形成的基本單元，其中領導處于絕對的權力地位，而職工或是爭當積極分子，或是發展與領導的私人關系，以爭取由單位配置的有限資源。（Walder ，1996）

　　四

　　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帕森斯理論的終結，這意味著社會學者再也不把社會看成是一個整合的、自我平衡的體系，而是將社會看作是各種社會結構形式的混合體——包括家庭、當地社區、利益群體、地位群體等。它們由某種權力結構組合起來，這些權力結構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在對各個歷史環境的因應中發展起來。如果沒有大體系的瓦解，則"傳統"的、前現代社會不會因革命性變革而消失。由這個理論角度出發，中國研究就展示出一幅社會群體的組合圖景，一些舊社會的殘余仍然存在，并且與現代國家的權力相抵觸。（Madsen ，1999）

　　以毛澤東作為研究對象反思文革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文革畢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盡管其是由毛直接發動的，然而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紛紛參與其中，并且直接改變了運動的方式和進程。就文革研究而言，最初受到關注的社會群體僅僅局限在黨和國家干部、人民軍隊、紅衛兵以及工人造反派，承認這些群體在這場政治運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政治敘述的意義上成為重要的方法論基礎。一些學者反對將這些社會群體作為上層領導人爭權奪勢的注腳和投射，而是將其看成是重要的社會行動者，由此開辟了文革研究的另一路數。

　　（一）大眾利益與大眾運動的自我邏輯

　　李鴻永（Hong Yung Lee）1975年就注意到，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運動"中，一些社會集團發現了他們的利益訴求，并激烈地要求改變中國政治體制；而另一些社會集團則力求維持現狀，在群眾和精英層中都發生了激進派與造反派的分化。其基本的區別是：前者認為運動的對象是"走資派"，后者認為運動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問題突出了出來，并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對于工人來說，經濟因素對其派別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一般來說，地位較低的合同工、臨時工、小廠工人等構成了激進派的主力。（Lee，1975）

　　陳佩華（Anita Chan ）提出一種"社會沖突模式"來理解文革。她認為，如果將文革說成是一場以老干部為一方，以毛和四人幫為一方的權力斗爭，根本就是抹殺了人民，尤其是抹殺了紅衛兵青少年在文革中的作用。她強調，在文革中群體分裂為嚴重對立的兩大陣營，即保守派和造反派，這種對立反映了文革前一直存在于中國社會中的矛盾。（Chan ，1992）

　　有學者則認為，在整個文革運動進程中，中國的普通民眾所展現出的驚人的政治行動能量使得我們絕對有理由舍棄原本占有主導地位的解釋路徑——極權主義模型而轉而尋求其他將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社會性力量的新的詮釋方法。（PerryLi，1997）這些研究是以紅衛兵群體和工人群體的研究為主要內容。

　　（二）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分析

　　Elizabeth Perry 和李遜合著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一書力求人性化地對工人運動進行解讀，并尋找一種對工人行動的更有解釋力的分析方式，那就是要分析工人分化的基礎，探討工人運動與同期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行動間的關系，以及解釋中國社會主義體系內部變化的潛能。該書通過對上海工人的分析來討論"大批判"（popular protest）的本質，作者放棄了從宏觀的角度整合各種因素的努力，而是遵循就事論事的原則，用不同的理論框架解釋文革中出現的不同類型的暴力沖突。作者認為，即使是在國家的威權之下，大批判的行動也并非是以無定式和無組織的狀態進行，而是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更是有著緊密聯系的紐帶，呈現出多樣性。雖然文革一直被稱為"大亂"，但是它同時也孕育了一大批自下而上的組織。毛澤東思想主導下的國家，與其說是壓制了群眾，不如說是催生了"集體性意見分歧"（collective dissent ）的可能性，這種具有集體性的不同意見，在地方領袖的主導下，大眾無組織的行動轉變為清晰可辨的不同的社會聯系，并實現了大眾行動的組織化過程。作者強調，文革中所出現的真正了不起的并不是壓迫性政治氛圍自上而下的滲透，而是自下而上的有組織的大眾的政治反應，以及這些政治反應表達出來的多樣性。（Perry Li ，1997，chpt.Ⅰ）

　　該書將上海工人分為三種類型：造反派、保守派、經濟主義派，并應用不同的解釋框架，辨識出三種不同的行動取向。造反派意在挑戰黨內的某些權威；保守派則極力維護那些權威；而那些經濟主義派的組織則渴求社會經濟中正義的實現。工人們各有各的目的并且為此而苦心鉆營：造反派、保守派、經濟主義派分別效忠于不同類型的領袖，他們的行動分別建立在相異的動機之上。這些明顯的差異性，正如我們之前所闡述的，只有依循不同的分析傳統才能夠得到最佳的解釋。

　　作者特別強調在1966年至1967年中國城市中刮起的"經濟主義風"，這一風潮在地域上的差異正表達了中國普通民眾中社會經濟狀況斷裂之大的現實。民眾的分化一部分是被國家政策生產出來或加以惡化的。普通市民明顯的區隔表現為：階級出身的好壞、城鄉戶口的差異、正式工與臨時工的差別、國有制企業與集體所有制企業相對的分化，這些分化明顯是社會主義者們倡導的產物。不管怎樣，即使這些對立項都是國家強制的結果，但上述類別的劃分確實生產出了互相對抗的利益訴求，而這些訴求便構成了一種群體政治格局的基礎。在文革期間，受惠于國家的分化策略的群體漸漸趨向于形成保守的組織。

　　對此他們使用Walder所強調的庇護與忠誠之間的非正式網絡關系，強調保守派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在文革之前與黨內的庇護主義的非正式網絡有著緊密的聯結。他們是典型的激進主義分子，團體中領導人和副手、普通黨員、勞動模范、共青團員和其他一些公認的積極分子。"（Walder ，1987，p.82）這一群體盡管明顯地被國家規則所形塑，但利益群體這樣的"委托-代理"的網絡結構在其他的政治體系中也可以找到。造反派是文革中最復雜且事后證明最有影響力的工人行動派的一支，作者使用了與傳統分析相去甚遠的分析框架，強調了中國政治格局并非是鐵板一塊，而是一直存在著一種對抗的亞文化，一些膽大的個人會躍起挑戰權威人物，反映了政治大環境中的個人雄心和智謀的巨大的政治能量。這些并不是"心理依賴"的人格特質——渴望臣服于上級領導所能夠解釋的。那些奮起挑戰權威、批評黨委和工作隊的工人是一群不同尋常的、無畏大膽而且雄心勃勃的工人，他們精力充沛同時又暴躁易怒的人格特征往往脫胎于他們艱苦的家庭狀況，滋養于經營在正統的黨組織生活邊緣的暴徒無賴的亞文化。北方籍貫人士、貧民區的童年生活以及青年時代的幫派經歷都為造反派領袖的"培養"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Perry延續了她的地緣政治的理論，強調地緣性的身份認同在造反派的派系發展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在作者關注社會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社會圖景：一些工人深陷黨內庇護網絡中，他們傾向于采取服從的策略，成為保守派；一些工人從那些與正統的政治網絡不相適宜的亞文化中獲取了力量，挑戰黨內權威的霸權，成為造反派；還有一些工人表現出對于物質補償的極大的關注，要求獲得收入補償、改善工作環境等等，他們對捍衛或是打倒黨內領導人這樣的政治游戲并不感冒。也就是說，單位制所誘導的絕對不止是順從和依附，還有挑戰和抗衡，兩種態度都指向了個體的工作場所中的權威人物和體系自身的結構性特征。（Perry Li ，1997，chpt.Ⅶ）。

　　在注重群眾運動的能動性的方法論基礎上，Perry進一步引入了一種"情感模式".Perry認為，在文革中，原本存在的勞動人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二元對立的階級沖突已然不存在了，所以不得不生產出主觀定義的階級敵人，以此催化情感革命，在群眾運動中，"文革不過試圖再一次證明不穩定的和流動的個體感情在群體政治的語境中是如何可能的".情感工作在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不斷被注入新活力，只是到了文革的批斗大會的形式，情感工作才真正達到了它的極限。雖然此時所依賴的是早就存在的大眾反抗的傳統，但卻更進一步將這一實踐系統化為有意識的政治和心理學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情感模式"的討論重要的是在方法論上強調：情感不應該簡單地作為非理性的和殘余的意識被舍棄；相反，情感的姿態和表達方式，卻具有獨一無二的改變言說者的能力。（Perry，2001）

　　五

　　今天研究文革，應當更重視其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的意義，我們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中國現代歷史，雖然有許多的反思性文章看到了文革帶給中國的"災難"，但是也應當通過研究文革了解中國社會，以防止更多的社會危機。文革應該成為研究的模本，成為理解中國社會的中介，這是我們在從事文革研究時應該致力的一種觀念。美國學者德里克在強調要重新恢復對文革的研究時指出：

　　正因為出現這種歷史被抹殺的情況，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復文革的歷史事件地位，這不但是為了讓我們以一種批判的態度正視它，也許更重要的是要恢復我們的批判自覺，好讓我們亦能以批判的態度正視那些因為抹掉革命歷史而被束之高閣的現代問題。（Dirlik ，1996）

　　這需要從幾個方面對歷史的反思。

　　第一，需要多元的理解分析框架。在這一點，Perry強調的不同的群體應當應用于不同理論來理解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中國社會下的個體絕不可能是些"原子化"的個人，中國社會在表面的同一性之下隱藏著各種利益的分歧與沖突，這將成為中國社會向一個現代性國家發展的原動力。這種情形在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會以豐富多彩的形式表現出現。

　　第二，要看到文革的破壞力，也應看到文革在大破壞的同時產生的正面影響，即不僅看到文革的失敗與弊端，也看到文革前的弊病；看到文革帶給中國人對暴力和"動亂"的拒絕姿態。文革促成了中國人反思中國政治制度，并改革中國制度的愿望。正是經過文革，人們政治覺悟和以前大不一樣。人民在文革中享受過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組織，利用大字報等手段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希望。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經歷，人民認識到自己的合法權利，并會依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的合法權利。（Meisner，1986）文革雖遭否定，但卻給中國社會留下了持久的東西，反官僚、反權威的精神是人們的寶貴經驗，青年一代學會了獨立思考。

　　第三，需要去魅化地對日常生活進行研究。追溯文革研究的變遷，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西方在文革研究中都遇到了自己的困境：中國不斷壓抑，而西方不斷窺視。文革對中國是個禁區，于西方則是個黑洞。我們的確無法將歷史和政治截然分開，歷史敘事的權力一直都是政治威權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但是，認識歷史的目的歸根結底在于真正認清我們自身，以明確我們的歷史境遇和責任擔當。

　　從全球看，對文革研究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承認中國的文革已超出中國國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并特別深入地影響全球各地的政治運動。從法國的林蔭大道到秘魯的貧苦鄉村，文革不僅在理念上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戰略的原則，同時在實踐上也提供了激進變遷的經驗。我們只有把文革理念和實踐看作是二十世紀這個"極端的年代"中政治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才能更好地判斷其理念、價值和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 Marxism.In 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Mao Zedong`Thought.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Chan，Anita.1985.Children of Mao.Seattle，WA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Ⅶ

　　Chan，Anita 1992.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rmen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eal Revolution Factionalim and Periodization，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No.1.

　　Kraus ，R.C.1981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e ，Hong Yung 1975.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Cultureal Revolu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64Decmber.pp.645-83.

　　Lee ，Hong Yung 1978.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 Case Study.Berkeley ：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dsen，Richard.1984.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86.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Nee ，Victor.1973.Revolution and Bureaucracy ：Shanghai in theCultural Revolution.In Nee ，V.and Peck，J.（eds.）.China's UninterruptedRevolution.New York，NY ：Pantheon ，pp.223-414.

　　Parish，William L.1981.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Problemsof Communism 29：37-53.

　　Parish，William L.1984.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J.Watson（ed.）.H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New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84-120

　　Perry ，Elizabeth J Li Xun ，1997.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estview Press.

　　Perry ，Elizabeth 2001，"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第4期。

　　Schurmann ，Franz 1968.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ger ，Jonathan.1982.Education Under Mao：Class and Conflictin Canton Schools ，1949-1980.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Walder，Andrew 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華爾德：1996，《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Walder，Andrew G.1987.Commun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Workers'Politicsin China.In Victor C.Falkenheim ，ed.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White ，Lynn T.1989.Policies of Chaos：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Whyte ，Martin.King.1973.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The Maoist Critiqu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149-63.

　　Whyte ，Martin.King.1974，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in China.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yte ，Martin.King.1975.In 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China Quarterly 64：685-711

　　Whyte ，Martin.King.1985The Politics of Life Chances in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In Y.M.Shaw（eds.）.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Boulder ，CO ：Westview ，pp.244-65.

　　Whyte ，Martin.King.1986.Social Trends in China ：The Triumphof Inequality ？In A.D.Barnett and R.Clough （eds.）.ModernizingChina.Boulder，CO ：Westview ，pp.103-23.

　　德利克：1996，"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37期。

　　高皋、嚴家其：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

　　哈里。哈丁：1992，"危機時期的中國"，載麥克法考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霍克海默：1997年，《霍克海默集》，上海遠東出版社。

　　霍林沃思、克萊爾：1995，高湘、尹趙、劉辰誕譯，《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澤厚：2003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李澤厚、劉再復：1995年，《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劉青峰（編）：1990年，《歷史的反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劉青峰（編）：1994年，《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青峰（編）：1996，《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小楓：1998年，《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

　　邁斯納：張寧、陳銘康等譯，2005年，《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邁斯納：張瑛等譯，1992年，《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麥克法考爾、費正清：1992，《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曼海姆：黎鳴、李書崇譯，2000年，《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

　　薩義德、愛德華。W ：王宇根譯，1999年，《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

　　史華慈、本杰明：陳瑋譯，2006年，《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汪暉、陳燕谷（主編）：1998年，《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

　　王逢振（主編）：2000年，《六十年代》，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2005年，《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紹光：1993，《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王正毅：2000年，《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威爾遜、迪克：19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歷史巨人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魏斐德：李君如等譯，2005年，《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吳樂道：《文革與中共對反制度化組織型模之尋求：歷史與比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81年。

　　蕭延中：2003，"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類型、概念與意義——為《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出版而作"，《教學與研究》第12期。

　　蕭延中：2005，《巨人的誕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徐友漁：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張化、蘇采青（主編）：2000年，《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

　　趙文詞（Richard Madsen ），1999，"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載涂肇慶、林益民（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Oxford Unviersity.

　　佟新：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100871

　　沈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10087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