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的效率
作者:想想想1
文革中的罪犯的處理似乎只有遇和張等人被大張旗鼓的報道和宣傳了，其他人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林昭是文革前的問題，李九蓮則是1977年被處死。
那么也就是說其他的案件基本應該可以判定為比較確鑿的，但是無論從遇案還是張案都十分荒唐可笑，以遇的私藏爆炸物，并有公開謀殺言論，張的作風糜爛，同時也有公開的反對言論，在當時被處以極刑都十分恰當。
在當年和幼女有性行為，是要判重刑甚至死刑的，但是在今天很遺憾的就被放過了。
在文革也好，在毛時代也好，作為一個新建立27年的新中國，我們在處理社會重大問題和失誤的時候都用了很少的時間，貪污浪費只用了不到10年，打麻雀只用了一年，浮夸風只用了57到61，四年，畝產萬斤只存在一年，四清擴大化只用了兩年，文革武斗只用了66到69，四年，打砸搶只用了兩年，反右擴大化只用了57到60年，四年，只有官僚主義使用的時間最長，從49年建國到66年，用了18年將近20年，到1970年基本解決了中國管理部門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其具體方法是干部精簡，下放，保持原來的工資或者是減少一部分，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但是保留干部待遇和資格，同時補充工農兵干部上調，但是工資待遇維持工農兵的福利標準而不是干部標準。
而在76年到78年以及之后的清洗過程中，就是大量的撤掉了這些工農兵的行政官員和人大代表資格，同時也清洗了文革的高效率。
在最近的中央電視臺節目中探討了黃河和長江的污染問題，這些問題來自85年左右，私有企業遍地開花的時代，而且這些企業也是根本不可能處理環境污染問題的，而關閉這些企業則需要降低經濟GDP的增長，這是這些地方政府難以承受的，因此才導致了污染等類似的問題在20年中也難以解決，根本達不到文革的效率。
從文革的資料來分析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除了緩解科技人員研究壓力的下放之外，當時的所有的操作都有利于科技人員的研究和進步甚至取得巨大的成就，比如袁隆平是53年畢業就到了湖南安江小縣城，直到61年進入水稻研究課題組，通過10年的努力，到了71年終于出現確實的成果，在73年獲得了成功，文革的動亂和反右和袁隆平先生沒有任何瓜葛。
而黃昆先生在1975年被調入半導體所任所長，那么我們的問題是他憑借什么呢？只因為鄧的重用還有1975年當領導的鄧楠的推薦，還是黃昆先生的實力在當時已經得到大家的認可，也包括官方，因此他的上任無可非議。
最近我們的中國航天又有了新進步，作為整星，火箭以及支持整體尼日利亞衛星上天，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很明顯，選擇不同的國家發射，火箭，衛星，勢必要付出更多的代價，而且在保障也有很大的困難，因為維護需要多個國家參與，顯然面臨的要比一個國家困難更大，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并且在這個項目之后，我們中國和尼日利亞在其他方面可以獲得更多的有利的因素，也就是資源合作等等。
而這個火箭和衛星上的標識都是漢語拼音，而不象其他工業設備上都俄文或者英文縮寫，這說明了中國人的智慧和體現了中國人的自豪感，也證明了延續毛時代做法的航天技術的成功，而在其他產業，我們已經很難看到這種情況，在那些設備上面，都是外國的牌子和公司的名稱，甚至系列號都是英文或者俄文，德文，日文等等，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與此類似的是俄羅斯現在的技術設備幾乎都是自己的，這證明了俄羅斯的技術勢力，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是能夠滿足自己國家建設需要的，而我們中國是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因此我們不會生產第四代核潛艇，因此我們需要購買俄羅斯的雷達和現代級驅逐艦等等，我們的機床也遠沒有達到俄羅斯的水平，汽車就更不要提了，這說明了中國的現代化和俄羅斯的現代化的巨大區別，雖然只有幾個領域還算接近，但是其他的大部分已然不能適應中國的建設發展了，而只有文革時期的建設效率才能滿足我們國家今天建設的需求，同時在技術上給予保障，能夠制造尤里多爾格魯基北風之神級核潛艇的國家怎么可能是窮國家呢，我們和俄羅斯還差得太遠太遠，也許十年二十年都難以追趕上。
而在文革中那些今天獲大獎的科學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干，并且即便是美國封鎖也在國際上獲得一定聲譽的情況才是真正的科技和建設大發展，而且當年的大協作精神難道能夠證明文革經濟崩潰和經濟水平低下嗎？顯然是徹底的謊言。文革時期，袁隆平等在科技上大發展的狀態絕對不能證明文革的經濟是糟糕的，反而是證明水平很高很好，尤其是核潛艇，飛船，各種飛機等等的研制過程都充分的證明了當時中國很有錢，而且當時的這些科學家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相當符合標準的，這些才是歷史的真正事實，和我們應該關注并且吸收先進經驗的歷史。
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的解決今天的困難和社會問題，提高中國社會主義先嗲化和工業化的建設效率，提高科技水平的自主提高為中國的建設提供更實在的技術進步的動力源。
從吳文俊先生的科學道路看毛時代的科技建設歷程
送交者:哈仕噶勒2日期:May20,2007 08:04PM
從吳文俊先生的科學道路看毛時代的科技建設歷程
在中央電視臺正在播出《引領科技創新的旗幟》，介紹有獨特貢獻的科學家，最近是吳文俊和袁隆平，他們都出生在解放前，經歷了積弱的中國的苦難，尤其是對日本人入侵中國的深刻體會。
在朝鮮戰爭時期，吳文俊先生回到了中國，因為他和正常中國人的想法一樣，看到了一個強大和有希望的中國，終于不是在自己的國土而是在朝鮮阻擋了強大敵人的進攻，并且在朝鮮人民的幫助下戰勝了強大的敵人。
在50年代吳先生下到了基層，進入了干校，但是沒有被評為右派，當然在50年代他的成果也是累累，但是似乎在西方科技體系下的拓撲學走到了盡頭，因為在之后確實發展不大，在1970年左右，吳先生再次下放，當然也仍然沒有受到迫害，似乎這點給了他一些啟發，但是仍然沒有頭緒，在當時黨中央的建議下，科學家要學習一下中國古代的歷史，作為數學家學習中國數學發展的歷史，在這種閱讀之下，使得吳先生的茅塞頓開，進而對中國的古典獨特的數學研究方法產生了興趣，他說“為什么一定要跟著外國人走？我們的思路一定比人家差嗎？！”走不同于外國人走的道路，當然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國外的思維和先進經驗，而是要以我為主，走不同外國和避免知識產權糾紛的道路，實際上這種思維貫穿于當時中國建設的整個發展的各個方面，走不同于外國人發展的自己的快速的道路，吳先生正是這么走，他很快的取得了成就，在1974年已經開始數學機械學的創新理論建構，在1975年基本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體系，在之后的發展和成功就順理成章非常簡單了。
我們應該看到他的發展軌跡，“70年代后期，在計算機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他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傳統（即算法化思想），轉而研究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徹底改變了這個領域的面貌，是國際自動推理界先驅性的工作，被稱為“吳方法”，產生了巨大影響。”可見吳方法不僅不同于國外的其他方法是獨創，并且和文革時期的努力密切相關并且有明顯的繼承性。
當然袁隆平先生的道路幾乎一樣，1953年8月畢業后分配到湖南省安江農校任教，湖南省懷化安江，默默無聞的小縣城，默默無聞的貧困地區，但是就是在這種地方，他開始水稻雜交的探索，他的試驗田是在全國大協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分布在全中國的各個地區，也包括偏遠地區，但是他的身份使得他的成果受到了質疑，也在文革前的科學院不能獲得應有的鼓勵和地位，之后的道路見后面所附的新聞資料。
正是這種思想氛圍使得他們獲得了碩碩成果，看見接受采訪的吳先生，仍然穿著毛制服，上面還插著一支鋼筆，充滿自信，蔑視西方，也同時能感到他對文革和毛時代的感激，正視因為要學習一點歷史，才使得他在學術上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他們是引領中國科技創新的英雄，只是他們的年紀有些老了，還在承擔應該年輕人擔負的歷史使命，不能不讓人們感到遺憾和對先的中國科技發展產生憂慮。
因此我對此也產生了新的想法，即建立了我個人所堅持的哈方法，不要走別人走過的道路，要創新和回避麻煩，不要拾別人的牙慧，對一件事情要有自己的獨特的想法，為中國的各項事業的發展摸索新的道路。
而方法的比較則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基礎，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建設上，我們國家建設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是很不正常的，我們從來不能夠認真比較人均壽命，工業和現代化發展，當然也包括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的比較，在最近20多年我所看到的文章中很少的涉及到這些，而只是一味的討論中國的70年代甚至更早時期即毛時代和今天的國內，西方的80年代，甚至更晚的時期進行比較，即中國70年代比較發達國家的70年代，中國的70年代比較發達國家的80年代，等等類似的方式，在這種不公平的比較基礎上產生了各種的建設分析方法，并且進而獲得了種種荒誕可笑的結論，當然也有一些文章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但是卻提出了中國需要被殖民地化多少年的荒唐結論，這些人的看點確實涉及到了人均壽命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實質和步驟，但是卻寄希望于殖民國家的恩賜基礎上而全然不考慮一個國家也有正常的合適的自己的積累的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累方式，能夠使一個國家獲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同樣的更均衡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成果，因此這些觀點是不新穎而且非常荒謬的。
而哈方法提出的哈比較法的基礎建立在真實的國家建設發展歷程基礎上，認真的比對發達國家和中國毛時代的發展歷程，最終得到了在醫療，教育，人均壽命，和包含軍工的國家工業化在所有的技術指標上都大大的縮短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建設歷程，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見的，均衡發展的典范，最終在文革時期達到了頂點和顛峰狀態。
根據哈方法，在中國的文革時期從70年代開始在經歷了60年代后期的官員大更替之后，在初步的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官僚化問題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醫療衛生，教育等事業都達到了滿足社會建設基礎的輝煌的頂點，尤其是在工業產品和體系的自主化程度上都達到了極致，其表現為是以兩彈一星為基礎的工業的完全自主化生產，甚至在當時可以毫不費力的進入中國大飛機的工業化量產。但是很可惜在78年后開始了一系列高精尖項目的研發中斷也包括升級換代，核潛艇，宇宙飛船，青藏鐵路，大飛機，汽車，電視，機床，重型工業設備，軍用飛機，飛機發動機等等，而這些產業在今天中國的表現都非常的令人遺憾，并且產生了國產受讓技術火車動車組這樣非常荒唐的世紀謊言，這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和社會建設是極為不利的，盡管中國70年代科技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是確實中國最自主的和比較完善和能夠騰飛的時期，就只需要10年就可以突破一個國家建設必然經過的技術成熟度壁壘了，只需要10年就可以進入中國科技大發展的雪崩時期了，只需要再忍耐，在堅持10年，就可以全面開花了，但是很遺憾因為資金的短缺和國家建設方向的調整，以及以我為主的引進方式的放棄轉而是依賴國外技術的引進徹底的斷送了中國的科技飛躍狀態，進而導致了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停滯不前。
對于一個小國可以擁有玉碎的國家建設狀態，古巴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如此，但是韓國和臺灣地區等雖然富裕但是連玉碎的機會都沒有，香港和新加坡永遠是被大國凌辱的狀態，而對于中國，印度，巴西等類似的大國卻是不能承受玉碎的結果的，那給一個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將是非常可怕的后果，30年代工業化基礎非常差的中國面對能夠生產航母和飛機的日本就是如此，所以包含國防現代化和基本自保能力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確實沒有提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和文化基礎，中國人必須面對這一點。
因此要產生中國的自主創新必須在思想方法和思維方法上減少西方的影響和束縛，從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吸收營養并且進行當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改造，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面向未來，面向進步，就象文革時期的動畫片，那是中國動畫片的最輝煌時期，產生了大量的結合傳統民族審美和技術的作品，結合了木偶，剪紙，年畫，皮影，國畫，工筆等等優秀的傳統技法，引入了中國的民族的動畫創作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產生了一大批健康向上活潑可愛形象優美的中國的民族的可愛的動畫形象，這是中國寶貴的財產并且可以在國外產生文化效應和效益的健康的動畫形象。這些才是真正的創新。
希望每個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獨特的歷史認知方法獲得有利于國家建設的有效方法，而不是一些治標不治本的小打小鬧，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不依靠自身的建設，通過捐助和公益解決國家建設事業的，這種公益和君主值得鼓勵，但是該有更值得鼓勵的各項建設事業需要國家的計劃和統籌。在最近熱播的《51號兵站》中居然大炫賭技，實在不知道這個導演想什么？不是進水就是被門夾扁了吧，真是荒唐可笑，這種學香港的小伎倆，實在是丟人現眼。
“1968年，湖南省文革委員會成立，毛澤東提名華國鋒進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就任副主任；1969年成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1970年2月，他成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文革主任。袁隆平的研究小組作為新中國的工農兵學員研究小組，就推翻西方學術思想的政治決心和研究方向而言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得到了湖南省文革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在物質和人員支持上給予的充分的肯定。此后，這個課題小組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1970年袁隆平帶領的小組在海南三亞南紅農場附近的一塊野外沼澤地找到了一大片正抽穗揚花的野生稻，這一發現令他們喜出望外，而在這里發現的一株三個稻穗雄性異常的野生稻植株，就是他們久尋不到、渴望已久的“野敗”（雄蕊敗育的野生稻）。
次年，他們的研究小組經過連續幾個月在田間地頭的生活，終于收獲了5顆沉甸甸、金燦燦的雜交種子，正是這5粒種子成功推翻了西方學者對雜交水稻的斷言，也正是這5粒種子作為中國自己的研究發現改變了世界。1971年，袁隆平在湖南省文革委員會的支持下調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同時繼續完成雜交水稻的課題研究。1971年在袁隆平的提議下通過省文革委的支持，發動聯系全國十三個省市文革委調配相關農業科技人員，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協作式攻關。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帶頭下，終于完成了水稻雜交“三系”配套的創舉，這一創舉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水稻生產上利用雜種優勢獲得成功的國家，袁隆平以此為科學依據發表水稻有雜交優勢的觀點，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種的禁區，徹底推翻了西方學者幾十年來關于“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的斷語。
1974年以后雜交水稻技術得到全國性推廣，僅1974年至1978年，中國的水稻單產從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他和他的課題小組研究成果，成功解決雜交早稻“優而不早，早而不優”的技術難關，實現早、晚雙季雜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國雜交稻的第二次大發展，形成一個多類型、多熟期、早、中、晚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為中國增產糧食三千多億公斤。
1978年他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常委，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并提名申請中國科學院院士。然而令袁隆平想不到的是，北京和南京兩所著名的高校研究院的兩位老資格院士，支持西方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他們一貫認為水稻沒有雜交優勢，還發了不少論文來證明這一觀點，并且他們的學生也都是院士。而且由于袁隆平僅僅是國內大專畢業的工農兵學員，農校中專教師，幾乎沒有什么論文，英文根本就不懂，那段時候在國際刊物上一篇文章也沒有，因此不同意增選袁隆平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在湖南省領導長年堅持下，在得到朱容基的關照后，袁隆平才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
從歷屆國家科技最高大獎看文革時期的科技效率
驚聞青藏鐵路美國產機車故障頻頻，這種假大空的浮夸現象絕不能在繼續了
中國是歷史悠久，淵源流長的文化大國，也是技術不斷進步和發展的大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在中國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荒謬的現象，國家政府有能力進行自主技術的發展而不進行，在封建時代中國屹立在世界顛峰，技術自主不需要擔心，學習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不在話下，自從清朝以來，由于文化認識問題，難以吸收西方先進文化也可以理解，而民國和國民黨時期，由于內憂外患，自身能力非常低下，不能吸收先進技術也非常正常，但是在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了信箋技術的重要性，我們處于國家的和平時期，卻盲目和沉迷于引進技術而不能自拔，是盤古以來的破天荒的最不可思議的時期，因此產生了鐵道部這樣的荒唐的部門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拋棄了國產高原列車后，使用的美國產列車故障頻頻絲毫不讓人覺得意外，列車的維護需要足夠的技術基礎，而基于技術保密，國外公司難以提供給國內技術人員足夠的技術內容，因此鐵道部的技術部門難以提供列車使用中各種相關故障的維修技術，而國外的技術人員也絕對不可能常駐國內跟蹤機車的使用，這樣無疑提高了公司的運營成本，同時由于對中國道路和環境以及一切相關配合的了解，自然故障頻頻就不難理解了。
在這種引進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對鐵道部，對這種引進方式，對后面的腐敗和建設方向產生極大的疑問，這些損失將由鐵道部的什么級別的領導負責？
鐵道部說51長假的鐵道運營能力提高不是來自長假而是動車組的使用，這不是瞪眼撒謊嗎？這樣的狀態不僅讓外國人舒適的賺中國人的錢，而且還讓這個世界的其他人嘲笑和羞辱中國人，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都沒有發生過，必將在中國以后的歷史上被寫上丑陋的一筆。
為此，我個人懇請網友聯名上書彈劾鐵道部領導等相關責任部門，也懇請黨中央和政府給人民一點希望，調查購買國外列車后面的貪污腐敗問題，撤換掉這些不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政府高級官員，讓他們承擔引進失敗的責任，并且承擔法律責任，讓中國人在世界上還有點起碼的尊嚴。
觀察最近幾次國家科技最高大獎的獲得者，在文革時期的成績都已經絕對的斐然，由此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文革時期中國工業化自主技術的輪廓，那樣的科技進步才是真正的實在的誠實的，讓世界尊重并且享有尊嚴的發展建設狀態。
2002，金怡濂，78歲：
70年代初，金怡濂敏銳地認識到雙機并行在性能、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維性上比單機將有較大提高，提出了雙機并行計算設計思想和實現方案。70年代后期，金怡濂與其他科學家一起，主持完成了多機并行計算機系統的研制，取得了我國計算機技術的突破。他運用Markov鏈隨機過程方法，分析主存供數矛盾，提出了混合互連網絡方案，解決了多機系統中互逢拓撲結構的難題；運用疊堆原理，分析、解決了小信號高速傳輸問題；提出系統重新組合，運行、維護兩個系統并行互不干擾的思路，提高了機器的可用性。
2003，劉東生，87歲：
197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在距離哈爾濱到齊齊哈爾鐵路支線小站不遠的克山縣委招待所，一起搞克山病研究的同事李士榮出差從北京回來了！李士榮向劉東生報告的好消息是：不久前，周恩來總理請一位日本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做世界環境保護的報告，環境污染帶來的如克山病這樣的地方疾病問題，已引起周恩來總理及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
“研究小分隊需要有一個研究黃土的專家參與病區水土調查，這樣，我從1969年就開始到陜西等地調查。我在調查中發現，在黃土高原一些地勢較為平坦的地區基本沒有克山病，在溝壑縱橫的地區，克山病的病例就很多，就不難得出克山病的成因與水土中的微量元素有關的結論，后來有些同志進一步研究發現，這是因為水里缺少硒元素，硒元素的嚴重缺乏導致了當地群眾克山病的發生。”劉東生說：“據國外有關文獻的記載，也有因為土壤里面缺少硒這種元素，牲口吃了當地的草導致肌肉壞死。聯系到我國發生克山病的情況，我們研究分析了陜西、黑龍江等省當地的水、土、糧食，人的頭發、指甲，發現病區普遍缺硒，而非病區基本不缺硒。”
1964年，劉東生開始研究青藏高原，甚至在“文革”期間也沒中斷。
1954年開始從事黃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著述了"黃河中游黃土"，"中國的黃土堆積"，"黃土的物質成份與結構"等獲國家科委科技成果二等獎，70年代又繼續開始黃土的科研工作，即結合生產實踐又帶動了第四紀發展，結合新技術，新方法對黃土進行更加深入系統研究，從古氣候角度出發，建立了國際上公認的洛川坡頭黃土標準刻面，為試圖解決黃土與深海沉積對比做出了關于海陸地層及古氣候對比的工作。
2006，李振聲，76歲：
小偃6號品種來源:西北植物研究所1975年以小偃5號（意大利ST2442/464作母本，小偃96作父本雜交）的姊妹系7014-5-2經紅寶石激光處理后選育而成。
2005年，葉篤正，91歲：
葉篤正院士的主要科學技術成就如下：
(1)開創青藏高原氣象學
60年代，青藏高原的冷熱源作用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聯邦德國的H.弗洛恩等許多學者認為,青藏高原地面對大氣的感熱加熱（見大氣能量）是顯著的，其地形性的降水,尤其是高原東南側的孟加拉國地區,降水的潛熱加熱有更重要的作用。70年代，人們揭示了更多有關青藏高原地區的天氣和氣候的特征，對青藏高原的熱力作用，進行了更多的分析研究。人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流體模型模擬實驗和數值試驗（見大氣運動模型實驗、大氣運動數值試驗），得到不少有意義的成果。
1977年，中科院大氣物理所二室模擬組在《中國科學》上發表了《夏季青藏高原流場三維結構的模擬實驗》的研究報告。
1979年12月，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葉篤正、高由禧等的研究專著《青藏高原氣象學》出版。它總結了中國氣象工作者多年來在高原氣象學領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對青藏高原及其鄰近地區氣象學的系統論述。
1970年代，與人合作創立大氣運動適應理論
(3)創立東亞大氣環流和季節突變理論。葉篤正與陶詩言等發現東亞和北美環流在過渡季節(六月和十月)有急劇變化的現象，這一發現對中國天氣預報有重要意義。他們還發現阻塞形勢的建立和崩潰常伴隨著大范圍環流形勢的強烈轉變，它的長期維持則帶來大范圍氣候反常現象，從而證明了阻塞高壓在持續異常天氣預報中的重要性。這些發現和理論成為研究東亞氣象學問題的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國天氣預報的重要基礎。國外的學者在10多年后，由于1976年冬季北美出現極其寒冷的天氣，才開始提出各種系統理論，并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2005年，吳孟超，85歲：
60年代首創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體中肝葉手術禁區；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臟海綿狀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診治體系，較早應用肝動脈結扎法和肝動脈栓塞法治療中、晚期肝癌；
1975年，一個來自安徽的農民找到吳孟超，遠遠看去患者像一個懷胎十月的孕婦。當他的腹腔被打開時，一個巨大的藍紫色腫瘤隨著呼吸上下起伏，讓在場的醫生感到毛骨悚然。吳孟超用了12個小時成功地切下了這個腫瘤，36斤的重量至今保持著世界紀錄。這個病人一直活到現在，后來有媒體回訪他時，陸本海正在田里干活，他的體重也長了15斤。
2000年，袁隆平，77歲：
1972年，農業部把雜交稻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范圍的攻關協作網。1973年，廣大科技人員在突破
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礎上，選用1000多個品種進行測交篩選，找到了1000多個具有恢復能力的品種。張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為代表的優勢強、花粉量大、恢復度在90%以上的恢復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發表了題為《利用野敗選育三系的進展》的論文，正式宣告我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這是我國水稻育種的一個重大突破。緊接著，他和同事們又相繼攻克了雜種優勢關和制種關，為水稻雜種優勢利用
2001年，黃昆，享年86歲，05年去世：
1975年，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邀請黃昆做學術報告，他的新穎見解和精彩論點給半導體所及廣大科研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許，鄧小平正是通過當時正在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工作的鄧楠，了解到了關于黃昆的一些情況
1968年夏，黃昆毫無根據地被懷疑加入過國民黨，在一段時期內被隔離審查。
在生活上，黃昆也和大多數知名科學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的工資被扣，在北大中關園二公寓的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也被安排搬進另一戶人家。這樣，黃昆夫婦加上兩個已是大小伙子的孩子，只能擠在一間臥室中。
1968年，北大、清華一大批教師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邊的鯉魚洲農場勞動，許多人因此患上了血吸蟲病。黃昆還算幸運，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北大200號”參加“斗、批、改”運動。他每個星期回一次家，上百里的路，全靠騎自行車來回奔波。北京的冬天經常刮強勁的西北風，刮風騎不動車，黃昆就只能推著車，一步一步地頂著風往前走。
“北大200號”主要搞半導體生產，要求教員到生產一線帶學生。在“北大200號”，黃昆焊過塑料通風管，也做過晶體管集成電路。
1970年以后，北京大學招收了一批工農兵學員，學校安排黃昆和韓汝琦給這些工農兵學員講授半導體物理課。面對這批學生普遍缺乏數學和物理基礎知識的現狀以及這些學生將來大部分將會從事半導體技術工作的現實，他打破了傳統的系統講授的方法，總結概括出從事技術工作所必要的物理概念，避開詳細的數學推導和深奧的物理背景，采用模擬的辦法，定性地給出必要的結論，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雖然黃昆邊干邊學，干得不錯，但是“北大200號”的主要任務畢竟是生產半導體器件，而黃昆的特長是研究與講授半導體物理學和固體物理學，因此，“北大200號”的工作和他的專業很不對口。當時，北大、清華兩所大學被“四人”的黨羽遲群和謝靜宜把持，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遲遲得不到落實。
1975年9月，在一次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同志“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著名的“匯報提綱”）會議上，鄧小平義正詞嚴地指出：“有位老科學家，搞半導體的，北京大學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科學院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余研究的。這種用非所學的人是大量的，應當發揮他們的作用，不然對國家是最大的浪費。他是學部委員、全國知名的人，就這么個遭遇。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調到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個黨委書記，配后勤人員。”
朱邦芬
1948年生于上海市，原籍江蘇省宜興。197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1年獲清華大學固體物理碩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與黃昆先生提出的半導體超晶格光學聲子模型被國際上稱作“黃朱模型”。
2001年，王選，69歲，06年去世：
1974年8月，我國制定了國家重點項目“漢字信息處理工程”(簡稱“748工程”)。北京大學從1975年開始從事其子項目“漢字精密照排系統”的研究工作，王選作為技術負責人領導這一科研項目。他在調研了國際技術發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決策：跨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學機械式照排系統、歐美流行的第三代陰極射線管式照排系統，直接研制國外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采取跨越式發展的技術路線。
但總的來說，整個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前半期對王選來說是一生中苦難頻多的階段，1966年，和很多不問政事的技術骨干一樣，“只專不紅”的王選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被關到京郊昌平，進過學習班。
但更大的痛苦則是1961年，積勞成疾的王選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每餐一碗稀粥加一小碟黃醬”的艱苦生活境遇，罹患胸科重病而纏綿病榻，曾去上海養病三年之久而不能工作。
至1974年，王選仍在病休之中，靠每月40余元的“勞保”維持生活。一段經常被提起的故事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從事激光照排研究的王選，從中關村到地處和平街的情報所查閱資料，公共汽車票是二角五分錢，王選經常少坐一站，以省五分錢。由于沒有經費來源，對于字數不多的書頁，經常靠手抄。
之后，一場大病襲擊王選，低燒不退，胸悶憋氣，呼吸困難，轉院多次未曾好轉，王選回上海養病，一去三年。
“那時侯的王選身體雖然不好，外表看起來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項目來非常用心，而且有種志在必得的霸氣。”金東瀚回憶，他1971年到北大無線電系當老師，無線電系流傳著一句話“計算機系的骨干是無線電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指王選。
1974年，王選與金東瀚分別申請北京市的科研項目，金東瀚申請到的是關于地震方面的課題，而王選則申請的是漢字排版方面的課題，“當時稱為漢字字符的創建工作。”
1975年，僅是北京大學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選，提出攻研漢字精密照排，而當時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統，美國流行第三代照版系統，王選的這一想法讓很多人吃驚，見諸媒體的一則消息寫到當年有人對王選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當時，王選已重病十年，靠拿勞保度日，每月40來元，關于生活拮據的一個例證是，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為了省五分錢；資料復印不好報銷，他就自己抄。
王永志（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者）
王永志，1932年出生于遼寧省昌圖縣。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1961年畢業于莫斯科航空學院，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2年至今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
幾位大獎獲得者的資料，在76年左右都已經獲得成就，只是不在世界上被承認.
葉篤正院士的主要科學技術成就如下：
(1)開創青藏高原氣象學
60年代，青藏高原的冷熱源作用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聯邦德國的H.弗洛恩等許多學者認為,青藏高原地面對大氣的感熱加熱（見大氣能量）是顯著的，其地形性的降水,尤其是高原東南側的孟加拉國地區,降水的潛熱加熱有更重要的作用。70年代，人們揭示了更多有關青藏高原地區的天氣和氣候的特征，對青藏高原的熱力作用，進行了更多的分析研究。人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流體模型模擬實驗和數值試驗（見大氣運動模型實驗、大氣運動數值試驗），得到不少有意義的成果。
1977年，中科院大氣物理所二室模擬組在《中國科學》上發表了《夏季青藏高原流場三維結構的模擬實驗》的研究報告。
1979年12月，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葉篤正、高由禧等的研究專著《青藏高原氣象學》出版。它總結了中國氣象工作者多年來在高原氣象學領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對青藏高原及其鄰近地區氣象學的系統論述。
1970年代，與人合作創立大氣運動適應理論
(3)創立東亞大氣環流和季節突變理論。葉篤正與陶詩言等發現東亞和北美環流在過渡季節(六月和十月)有急劇變化的現象，這一發現對中國天氣預報有重要意義。他們還發現阻塞形勢的建立和崩潰常伴隨著大范圍環流形勢的強烈轉變，它的長期維持則帶來大范圍氣候反常現象，從而證明了阻塞高壓在持續異常天氣預報中的重要性。這些發現和理論成為研究東亞氣象學問題的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國天氣預報的重要基礎。國外的學者在10多年后，由于1976年冬季北美出現極其寒冷的天氣，才開始提出各種系統理論，并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2001年，黃昆，享年86歲，05年去世：
1975年，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邀請黃昆做學術報告，他的新穎見解和精彩論點給半導體所及廣大科研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許，鄧小平正是通過當時正在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工作的鄧楠，了解到了關于黃昆的一些情況
1968年夏，黃昆毫無根據地被懷疑加入過國民黨，在一段時期內被隔離審查。
在生活上，黃昆也和大多數知名科學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的工資被扣，在北大中關園二公寓的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也被安排搬進另一戶人家。這樣，黃昆夫婦加上兩個已是大小伙子的孩子，只能擠在一間臥室中。
1968年，北大、清華一大批教師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邊的鯉魚洲農場勞動，許多人因此患上了血吸蟲病。黃昆還算幸運，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北大200號”參加“斗、批、改”運動。他每個星期回一次家，上百里的路，全靠騎自行車來回奔波。北京的冬天經常刮強勁的西北風，刮風騎不動車，黃昆就只能推著車，一步一步地頂著風往前走。
“北大200號”主要搞半導體生產，要求教員到生產一線帶學生。在“北大200號”，黃昆焊過塑料通風管，也做過晶體管集成電路。
1970年以后，北京大學招收了一批工農兵學員，學校安排黃昆和韓汝琦給這些工農兵學員講授半導體物理課。面對這批學生普遍缺乏數學和物理基礎知識的現狀以及這些學生將來大部分將會從事半導體技術工作的現實，他打破了傳統的系統講授的方法，總結概括出從事技術工作所必要的物理概念，避開詳細的數學推導和深奧的物理背景，采用模擬的辦法，定性地給出必要的結論，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雖然黃昆邊干邊學，干得不錯，但是“北大200號”的主要任務畢竟是生產半導體器件，而黃昆的特長是研究與講授半導體物理學和固體物理學，因此，“北大200號”的工作和他的專業很不對口。當時，北大、清華兩所大學被“四人”的黨羽遲群和謝靜宜把持，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遲遲得不到落實。
1975年9月，在一次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同志“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著名的“匯報提綱”）會議上，鄧小平義正詞嚴地指出：“有位老科學家，搞半導體的，北京大學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科學院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余研究的。這種用非所學的人是大量的，應當發揮他們的作用，不然對國家是最大的浪費。他是學部委員、全國知名的人，就這么個遭遇。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調到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個黨委書記，配后勤人員。”
朱邦芬
1948年生于上海市，原籍江蘇省宜興。197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1年獲清華大學固體物理碩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與黃昆先生提出的半導體超晶格光學聲子模型被國際上稱作“黃朱模型”。
2001年，王選，69歲，06年去世：
1974年8月，我國制定了國家重點項目“漢字信息處理工程”(簡稱“748工程”)。北京大學從1975年開始從事其子項目“漢字精密照排系統”的研究工作，王選作為技術負責人領導這一科研項目。他在調研了國際技術發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決策：跨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學機械式照排系統、歐美流行的第三代陰極射線管式照排系統，直接研制國外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采取跨越式發展的技術路線。
但總的來說，整個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前半期對王選來說是一生中苦難頻多的階段，1966年，和很多不問政事的技術骨干一樣，“只專不紅”的王選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被關到京郊昌平，進過學習班。
但更大的痛苦則是1961年，積勞成疾的王選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每餐一碗稀粥加一小碟黃醬”的艱苦生活境遇，罹患胸科重病而纏綿病榻，曾去上海養病三年之久而不能工作。
至1974年，王選仍在病休之中，靠每月40余元的“勞保”維持生活。一段經常被提起的故事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從事激光照排研究的王選，從中關村到地處和平街的情報所查閱資料，公共汽車票是二角五分錢，王選經常少坐一站，以省五分錢。由于沒有經費來源，對于字數不多的書頁，經常靠手抄。
之后，一場大病襲擊王選，低燒不退，胸悶憋氣，呼吸困難，轉院多次未曾好轉，王選回上海養病，一去三年。
“那時侯的王選身體雖然不好，外表看起來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項目來非常用心，而且有種志在必得的霸氣。”金東瀚回憶，他1971年到北大無線電系當老師，無線電系流傳著一句話“計算機系的骨干是無線電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指王選。
1974年，王選與金東瀚分別申請北京市的科研項目，金東瀚申請到的是關于地震方面的課題，而王選則申請的是漢字排版方面的課題，“當時稱為漢字字符的創建工作。”
1975年，僅是北京大學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選，提出攻研漢字精密照排，而當時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統，美國流行第三代照版系統，王選的這一想法讓很多人吃驚，見諸媒體的一則消息寫到當年有人對王選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當時，王選已重病十年，靠拿勞保度日，每月40來元，關于生活拮據的一個例證是，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為了省五分錢；資料復印不好報銷，他就自己抄。
王永志（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者）
王永志，1932年出生于遼寧省昌圖縣。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1961年畢業于莫斯科航空學院，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2年至今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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