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南徙與京口僑置

陳敦平

　　東漢末年，北方經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江南卻逐步得到開發。先是董卓叛亂，“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余肉，臭穢道路”。“自此長安城中盡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1]。北方簡直成了人間地獄！曹操芟刈群雄，平定北方，見到中原慘破，感慨萬端，曾借古樂府詩題寫當時見到的情景，以抒發自己的胸懷：“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2]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說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3]。待到西晉統一，稍見清平之象，可又好景不長，晉武帝為鞏固司馬王朝的封建統治，大封宗室子弟二十余人為王，這些皇室貴胄在自己的封國內擁有政治、軍事、財政全權，遂為他們興兵作亂創造了條件。司馬炎死，其子司馬衷繼位，是為晉惠帝。惠帝愚昧癡呆，不通事故，由外戚楊駿輔政，皇后賈氏貪婪荒淫，狂暴專橫，引起了“八王之亂”。從晉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至永興三年（306年），歷時十五年，造成一場空前慘烈的大屠殺。由“八王之亂”招致北方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割據。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以及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之間互相砍殺，成為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一場浩劫。在這場長期的大破壞中，中國北部遭到極其嚴重的毀壞，使社會經濟喪失了自我調整的機能。主要是人口大量死亡和大量南流，土地荒蕪，墾殖無人；又因長期戰爭，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的平衡。史稱：“自喪亂以來，六十余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湮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4]這就是說，北方人口銳減到“百不遺一”，村鎮變廢墟，森林遭毀滅，井渠被湮塞，田地成荒野。這就必然導致自然災害特別頻繁、特別嚴重。人民生理茫茫，無所依歸。北方遭此戰亂，不僅顛覆了西晉王朝，使司馬氏在中原無立足之地，只好逃亡江南；而且關中和華北平原這兩大古老經濟區一落千丈，再也不能恢復它的原來的地位，全國的經濟中心移向江南，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影響深遠的巨大變化[5]。

　　江東，在這場戰亂中受災較輕。孫氏坐領江東時，充分利用天然的肥沃土地，興修水利，實行軍事屯田。“屯營櫛比，廨署棋布”[6]。說明屯田具有一定的規模。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東吳不僅利用天然的江河湖泊，而且致力于人工開河。《三國志》卷四十七記載：孫權在赤烏八年（245年），命校尉陳勛率領三萬屯田兵民鑿句容中道，從小其通向云陽（今丹陽市）西城，號破崗瀆。這條人工運河有上、下各七棣，從句容東南五里向兩個方向分流：東南流三十里入丹陽，西南流二十六里入江寧之秦淮。《太平御覽•吳志》又記：“岑昏鑿丹徒至云陽，而杜野（湖名，屬丹徒）、小辛（村名，屬丹陽）間，皆斬絕陵襲，功力艱辛。”說明東吳又在夾岡地帶開鑿了一條徒陽運河。東吳為開發太湖流域膏腴之地，改變行政體制，以加強對屯田區的領導。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吳分會稽無錫以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從吳嘉禾三年（234年）到晉太康三年（282年），無錫以西原吳郡的幾個縣（毗陵、武進、云陽、丹徒）作為屯田區，其行政建置異于非屯田區：廢除郡領導縣的建制，改設毗陵典農校尉領導各縣。毗陵典農校尉的治所設在毗陵（今常州）。明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此曾作這樣的評述：“吳人于江南，廢郡縣之吏，置典農之官，則谷粟充溢，雖疆場多事，恒無饑乏之慮。”但東吳及其后繼者的主要困難，在于缺乏人力去開發太湖流域大片土地肥力很高的沼澤地帶。由此，孫權在戰爭中不是大肆屠殺，而是擄掠人口。《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記載：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李術于皖城，徙其部曲三萬余人；

　　建安十二年（207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建安十三年（208年），復征黃祖，虜其男女數萬口；

　　建安十九年（214年），權征皖城，獲男女數萬口；

　　赤烏二年（239年），孫怡擊遼東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赤烏四年（241年），全琮略淮南，收其人民；

　　赤烏六年（243年），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

　　又，《三國志•吳書•諸葛悋傳》記載：

　　諸葛恪率眾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

　　《晉書•武帝紀》則記：

　　咸寧三年（277年），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

　　從以上史實看，當日江南是何等迫切需要北方的勞動力！

　　正當南方迫切需求勞動力的時候，北方大量人口南下。從司馬睿移鎮江東（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開始，北方流民相率過江，歷時甚久。《晉書•食貨志》說：士庶人等“奔迸流移，不可勝數。”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甚大的人口遷徙。當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譚其驤教授在其《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文中分析了永嘉喪亂后人口遷徙之大勢：北方東部人口遷徙到南方的東部，北方西部的人口遷徙到南方的西部。“江蘇省所接受之移民較之其他各省為特多，以帝都所在故也。見諸宋志者，計有僑郡二十三，僑縣七十五。其中來之北方諸省者以山東占極大多數（十五僑郡、三十九僑縣），河北次之（一僑郡、五僑縣），河南、山西、陜西又次之（河南，一郡、二縣；山西，三縣；陜西，一郡、一縣）”。（7）如果以僑州、郡、縣的戶口數當作南渡人口的約數，那么，截至宋世，南渡人口大約有九十萬，占當時南朝全國境內人口五百四十萬的六分之一。西晉時，北方諸州以及徐州的淮北共有戶約一百四十萬，若以一戶五口計，則其有人口七百多萬；依此而算，南渡人口占北方人口八分之一強。換句話說，永嘉喪亂，北方平均每八人中就有一人遷到南方。結果，南朝所轄的疆域內，本土人口占六分之五，北方僑民占六分之一。僑寓在江蘇的最多，約有二十六萬，而江蘇省境的南徐州（治今鎮江，轄鎮江、武進一帶）就有僑口二十二萬之多，幾乎占全省僑口的十分之九。其時，南徐州共有人口四十二萬多，僑口超過本籍人口二萬多。有史以來，移民之盛，莫過于此了。（8）實際上，南渡人口的數字要超過上述估計，因為世家大族蔭庇戶口，為數很多。蔭附的人戶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成為世家大族的佃客、部曲，其人數不會比在政府編戶齊民之內的北來僑民為少。（9）例如，被稱為“京口之蠹”（10）的刁逵，“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11），這樣眾多的佃客、奴婢中不可能沒有來自北方的流民。

　　北方流民像潮水般地涌向京口，僑居江蘇，除因“帝都所在”外，交通條件也是重要原因。京口之地北對邗溝，經邗溝入淮河，由準入泗，再由泗入荷，復由荷水入濟水（黃河支流），江、淮、河、濟遂一線貫通。（12）這是北方流民南下京口的一條最便捷的水上通道。

　　大批北方農民的南來，使許多原來的荒野被開辟成良田。他們從北方帶來的轅犁、蔚犁，耜刃寬大，便于深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生產工具。他們幫助江南人民學會使用糞肥，普遍推廣牛耕，逐漸改變耕作方法，變粗耕為精耕。由于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加之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農業產量大大提高了。（13）史稱：“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晉孝武帝司馬曜的年號，公元376一396年）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宋孝武帝劉駿的年號，公元457一464年）之際，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14）史家雖或有溢美之辭，但確也如實地反映了江南迥異于北方的情景。

　　對北方南來的士庶，東晉及南朝政府設立僑州、郡、縣，予以安置。據史，“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15）東晉時，于京口僑置徐、兗二州治所，晉陵郡（郡治京口）有僑郡十八，其中南東海郡治所在丹徒、南瑯玡郡治所在金城（今句容寶華鄉西部）、南蘭陵郡治在丹陽（16）。宋元嘉八年（431年），寄治丹徒縣的三縣均有實土：郯縣在丹徒縣的峴西，朐縣又在峴西之西，而利城縣則位置不詳。句容境內“僑置臨沂、懷德、同夏等縣于瑯玡鄉”（17）。祝其（江蘇）、裹賁（山東）二縣僑置在曲阿（今丹陽）縣境。只要注籍僑州郡縣戶口簿上，就可以獲得優復（免調役）等等的優待。在當時，兵役和國家租調的重負成為編戶農民破產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對僑州郡人民的這一優待政策無疑對吸引中原地區人民奔涌向南起了很大作用。

　　北來的世家大族，互相標榜門閥，地望成為他們高貴的標識。如瑯玡王氏是北方世家，隨司馬睿過江，東晉政府在江乘（句容北）境內僑立瑯玡郡，南朝宋時改稱南瑯玡郡。北方的瑯玡郡有臨沂縣（瑯玡王氏就是這一縣的人），于是又在句容瑯玡鄉僑置臨沂縣。封建門第觀念影響深遠，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還能見到市區里某些公館掛著標以某姓出生地的門牌，如“合肥李公館”、“常州盛公館”等等，便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由于僑置造成州中有州、郡中有郡、縣中有縣，使行政系統和地理區劃嚴重紊亂。所以，南朝宋孝文帝曾下令廢止僑寄法，實行“土斷”，即把行政與地域合而為一。但到南齊時僑寄法又有所恢復，直到隋統一后才完全取消。

　　譚其驤教授曾說：“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雜、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產于是區，則品質又精。……故蕭子顯稱南徐州曰：‘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于列傳中查之，則祖逖，范陽道人；劉穆之，東莞莒人；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劉粹，沛縣蕭人；孟懷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內山陽人；劉祖康，彭城呂人；諸葛璩，瑯玡陽郡人；關康之，河東揚人：皆僑居京口。”（18）著名的《文心雕龍》學專家楊明照教授亦謂：“京口為南朝重鎮，且系人文薈萃之區。”（19）如此說來，稱南朝時的京口為江左人才淵藪，并不過分吧！

　　［注］

　　（1）《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

　　（2）曹操：《蒿里行》，見《評選古詩源》卷五，上海文瑞樓印行本。

　　（3）王粲：《七哀詩》，見《古詩源》卷六，中華書局1963年6月新1版。

　　（4）《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傳附孫綽傳》。

　　（5）參閱傅筑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6）左思：《吳都賦》，見《文選》卷五。

　　（7）（8）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載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第十五輯，1934年6月。

　　（9）參閱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五章第二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10）［元］《至順鎮江志》卷二十一《拾遺》。

　　（11）《晉書》卷六十九《刁協傳附刁逵傳》。

　　（12）參閱《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第216一217頁，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3）參閱《長江水利史略》第四章第一節，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4）《宋書》卷五十四《孔季恭等傳•史臣曰》。

　　（15）《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16）《嘉定鎮江志》考之《太平寰宇記》。

　　（17）中華書局影印［清］《古今圖書集成》本第113冊第29頁。

　　（18）前揭譚其驤氏《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

　　（19）楊明照《我和<文心雕龍>》，見張世林編《學林春秋》第200頁，中華書局199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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