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憶錄》

國共在秘密戰線上的較量

　　蔣介石撤逃臺灣后，從未放棄反攻復辟的幻夢，他一直強調“對大陸布建工作應依次以福建、廣東、浙江、江西等地方為當前派遣重點，并應確實控制鷹廈路，欲控制鷹廈路，須先控制浙贛路”。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在毗鄰中國的國家和地區，增設間諜站組，形成對我弧形的間諜特務包圍圈。美、蔣簽署《共同防御條約》。臺灣國民黨在美國策劃支持下，整頓強化間諜特務系統，形成由蔣經國指揮的特務體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國防會議”下設“國家安全局”，蔣經國以“最高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身份領導“國安局”，由該局督導“中委會二組、六組”、“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1955年3月1日，將“保密局”改為“情報局”，將“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和“內調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務單位并入該局；又將“內政部調查局”改為“司法部調查局”，統歸“國安局”督導。1953年3月，國民黨“中委會六組”和“西方企業公司”聯合組成“心理作戰總部”，進行“敵后建黨”，策動大陸殘余反革命勢力呼應活動。1954年至1956年，美蔣勾結，對我進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動。

　　面對當時敵情,我們始終把隱蔽斗爭這根“弦”繃得緊緊的，絲毫不敢懈怠。遵照黨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廳在反間諜情報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進去拉出來，爭取使用來自敵人陣營或與敵特有某種瓜葛利害關系的成員，施展謀略，支持情工人員，深入敵內，獲取情報，有針對性地實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敵特的陰謀。

　　1957年，國民黨召開“八全大會”（即“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大陸工作決議案》，大會收場，即出臺一個“黃龍計劃”，由蔣經國督促實施，責成“中二組”執行，“中二組”主任葉翔之負責具體組織實施，其中就有涉及對浙江省實施行動破壞的內容。

　　葉翔之是國民黨老牌特工，毛人鳳的心腹，曾任軍統局（后改稱“保密局”）行動處處長，人稱“冷血殺手”，曾經暗殺許多蔣介石的政敵，蔣介石親自授予“忠勤勛章”。到臺灣后，葉翔之先后任“保密局”辦公室副主任兼行動處處長、“保密局”局長。

　　浙江省公安廳緊張有序地開展工作，先后發出了《關于嚴防和打擊敵人的行動破壞活動的通知》等幾個文件，動員全省各級公安機關“必須切實注意敵我斗爭形勢的變化，提高警惕，在黨委的領導下，切實依靠群眾，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個行動特務，不響一顆炸彈”，要求“鼓足干勁，力爭把積案破光，對在偵察的專案，切實加強偵控、監跟”，對全省適合于敵特空投的54處場所由轄區領導分頭踏勘繪圖，布置了隱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點地區又作了專門部署。

　　同時從浙江省公安廳和全省公安機關抽調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揮情工關系，嚴密控制敵特動向，誘騙執行行動破壞的先遣特務2名，通過情工關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圖和敵特保持聯系，進一步揣摸敵特意圖。

　　1957年上半年，敵機6批32架次，竄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軍攔截火力圈能力，為空投特務測定安全系數。我們根據中央和公安部指示，與有關部門緊密配合，制造氣氛，迫使敵特認定“浙江的社會環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敵空軍B-26型飛機，竄入我省黃巖縣上空投放心理戰傳單，機上起火，墜落金清農場，領航員、報務員當場斃命，駕駛員2名和1名特務被捕，這更加證實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險”的。迫使“中二組”放棄了對浙江省空投武裝特務的計劃，及時粉碎了妄圖在浙東地區實施行動破壞的陰謀。

　　1960年5月，葉翔之又根據國民黨“八屆二中全會”對“策進大陸革命運動案”決議的要求，再次發動各系統特務“奮力推進”。要求全體特工“不怕死，不怕犧牲，創造革命歷史”，還將全國劃分為11個地區，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為重點破壞的目標。這些雖是敵人的紙上談兵、如意算盤，但都被我們及時獲得。當然，我們都認真地做了應對。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們多次獲悉，蔣介石已取得美國默契，準備乘我國內暫時困難的機會，動用10萬兵力進犯東南沿海大陸。他們準備了10萬雙布草鞋，計劃在溫州、臺州或浙閩接合部登陸，然后從平陽縣（今蒼南縣）下關至炎亭一帶撤退，以制造國民黨軍“光復”大陸得逞的輿論。這一情報得到各方面印證屬實。

　　黨中央、中央軍委對此極為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根據中央指示，擬在浙南地區拉開一個“口袋”，先把蔣軍放進來，讓他鉆入我“口袋”，然后收緊“袋口”,圍而殲之。浙南地區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省軍區全力貫徹中央《關于準備粉碎蔣匪軍進犯浙南沿海地區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線委員會，吳憲副省長任主任。省軍區在平陽設立前線指揮部，軍地協力行動。人民解放軍某部一個軍南下溫州，在平陽—山門一線擺開。浙江省公安廳也緊急動員，加強了以溫州、臺州地區為重點的公安戰備工作，還派出由副廳長率領的20多人的工作組，指導溫州、臺州地區的公安戰備。溫州、平陽地縣公安機關組成若干偵察小分隊，深入平陽沿海一帶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當時計劃，如國民黨軍登陸，即把大批群眾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眾，夾雜我偵察人員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種面目應付敵人，掌握動態。時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領導一面加緊戰備，一面向黨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認為，敵人很可能是來沿海突襲騷擾一下，造點聲勢，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則，如果有意放他進來讓他向縱深推進，然后圍殲，恐負面影響太大。省委意見，如蔣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頭痛擊，消滅在灘頭和前沿陣地，使之有來無回。后來，黨中央、毛主席決定先發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華社電訊”宣稱我已做好充分準備，定能全殲妄圖進犯大陸之敵。

　　為了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意圖，在粉碎臺灣蔣軍冒犯的過程中，公安部要求我們，運用各種渠道、方式，迷惑敵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廳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報”，我都親自審閱，并報經省軍區和南京軍區首長同意，先后分幾次幾個渠道通給臺灣。大意是：滬杭、浙贛線軍隊南調緊張，轉業軍人重返部隊，基干民兵配發槍支彈藥，進入戰備狀態，溫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軍隊到達，舟山海軍部分南移，溫福公路軍車晝夜疾馳等等。并與省軍區協調行動，軍隊也做了夜間調防的陣勢，以“佐證”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獲悉，蔣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準備，“光復大陸”高調放低，軍事襲擾也就鳴鑼收兵了。

　　由于我們工作不斷深化，掌握敵人規律動向愈益準確。1962年至1966年間，獲得重大派遣特務線索476起，情報資料包括各種派遣、行動計劃625份，其中有“中美聯合中心”制訂的了解我東北地區、廣西地區（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項情報的《十字軍計劃》，陰謀在寧波、溫州、金華、福州、廈門、南昌建立永久性情報據點的《預警計劃》,以及進行行動破壞的《飛鵬計劃》等等五花八門的各種計劃。掌握了“中二組”在香港密藏行動器材倉庫的六個地方，為公安部提出的確保反敵特行動破壞徹底勝利作出貢獻。

　　1963年4月20日，國民黨“情報局”副局長兼“中二組”副主任沈之岳潛至澳門，部署對大陸的行動破壞。

　　這個沈之岳，浙江省仙居縣人，是戴笠手下一員干將，雙手沾滿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抗戰初期在上海、杭州誘殺過七八位中國共產黨黨員。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險進入延安！當時他化名沈輝，隨著一個教授訪問團來到延安。他自稱是訪問團中蕭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學過俄語，精通英語，槍法也很準。為了能夠進入延安，他特地研讀了幾本馬列著作，能夠講一通“革命理論”，裝扮成“進步青年”模樣。

　　進入延安之后，沈輝要求留下來“參加革命”。

　　沈輝在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甚至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擔任收發工作。不久引起毛澤東的懷疑，于是把他外調到浙江白區工作，他便借機得以重返戴笠軍統系統。

　　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沈之岳曾隨胡宗南在大陳島擔任情報站站長。當時，他派人潛回蔣介石故鄉奉化，將蔣母墓、豐鎬房、報本堂、雪竇寺的諸多景物，拍成照片，獻給蔣介石。蔣介石甚為稱贊。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將政治部主任。

　　后來，沈之岳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于1964年6月調任“調查局”局長。

　　這一回，沈之岳化名孫子超，在澳門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開一個房間，而實際住在“中二組”澳門特一組的駐地。沈特離臺前夕，我們就搞到沈到澳門住的飯店房間、證件、照片和進澳門的輪船班次、時間等詳細資料，以及入澳后活動任務、接見人員、與臺灣聯絡的信件和電報等情報，經我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當時，中央決策層曾考慮將沈之岳從澳門捉拿來大陸歸案，給蔣介石父子以顏色看看。后采取較緩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將沈在澳門和一批特務的活動情況，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岳驅逐回臺灣，沈之岳受到蔣政權撤職查辦的處分。這些都不出我們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敵特機關又一次掀起的陰謀破壞行動。盡管敵特機關懷疑他們內部有問題，但卻始終發現不了他們的“盲區”。

　　沈之岳1990年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并來過杭州，1995年在臺病死。

　　秘密戰線的斗爭，實質上是兩個敵對陣營的智慧之戰。那個時期，我們在與美蔣特務機關的反復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應對的辦法，能根據敵情的變化，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使我們的對敵斗爭出現了“敵人一進來我們就能發現，敵人一活動我們就能控制”的局面，斗爭顯得較為主動。“上海特派員”張毅自首

　　1956年2月7日，國民黨“中二組”委任的“上海特派員”張毅，潛入杭州、嘉興等地活動，懾于群眾警惕性高，受我政策感召，向杭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們報告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后，決定從寬發落，并于4月23日召開大會，由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宣布對張毅不予起訴，市公安局還給予物質獎勵。《浙江日報》、《人民日報》分別發表《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走張毅所走的路》和《自動投案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出路》的社論。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以及塔斯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社、讀賣新聞等也先后轉發消息。我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放映了《兩條道路》專題紀錄片，在全國掀起了對特務、反革命分子強大的政治攻勢。

　　在我們浙江：

　　當時就有國民黨“中二組”杭州工作站獨立臺臺長、派遣特務曹湘海，在張毅投案自首得到從寬處理的當月，在杭州投案自首；

　　5月11日，又有“國防部二廳”經外勤人員訓練后派至浦江縣，企圖長期潛伏、搜集浙贛鐵路軍運情報的特務吳文鴻，向浦江縣公安局投案自首；

　　7月17日，“國民黨情報局”派遣的“括蒼山行動隊”周慶寶武裝特務6人，攜帶電臺２部、密碼5本、手槍9支和子彈500多發，偷渡潛入溫州，陰謀在括蒼山依靠親屬關系立足，但每到一處都遭到親友勸說，動員他們主動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誠。他們被迫化整為零，分散活動。19日，隊員林邦清潛至青田溫溪貴岙他姐姐家，林的姐姐和外甥都勸說他向政府自首，并牽制林的活動。林在無法脫身下，向鄉政府投案，交出槍支，并交代了周慶寶等5人的去向，我迅速捕獲這5名特務，全案告破。

　　至1957年11月，國民黨“情報局”派遣的少將特務鄭其祥，潛至衢州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機關投案，說是受我政策感召，要走張毅的路。

　　對張毅、鄭其祥，我們都安排了合適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張毅、鄭其祥雖有沖擊，但“文化大革命”后又落實政策，給予保護。

　　張毅的投案自首，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張毅，又名元謀、源茂，化名郭永壽、谷瑞生、鄭有慶、李東發，浙江鎮海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參加偽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后被選送松江接受軍統特務訓練。1938年到成都參加國民黨航空通訊訓練，擔任特種電臺通訊士。1945年參加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自稱中統局上海“特派員”。 1949年上海解放后，經舟山逃到臺灣，立即投靠國民黨空總二署（情報署）。1954年即轉入國民黨“中二組”，接受潛入內地的特務派遣任務。他曾三次偷渡均告失敗。這次是在國民黨駐香港特務組織的策劃下，持廣東梅縣“李東發”的春節回鄉通行證潛來杭州的。

　　其實，早在一年前，我方已獲得國民黨“中二組”謀劃派將官級特務張毅來內地的情報。我們對他在大陸的舊關系，可能落腳的地方，都做了嚴密細致的工作。所以，張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視線之內。

　　省公安廳副廳長叢鷺丹向我匯報說，張毅曾去杭州、嘉興找某某，某某勸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猶豫不定，叢問我怎么處置好。我當即告訴叢鷺丹，要爭取張毅為我所用，如他不主動來自首，要想個辦法，逼他來自首。叢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偵察人員在張毅即將登上火車離開杭州站的一剎那，把他“請”到了派出所。

　　偵察人員問他：你在杭州住了兩三天，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張毅立即承認錯誤，并作了檢討。

　　又問：你的名字叫張毅，為什么在入境通行證上寫“李東發”？

　　這時，張毅緊張起來，說不出話。

　　再問：你是浙江鎮海人，為什么寫的是廣東梅縣人？

　　一連串的問話，使這個老牌特務支支吾吾，答不上話，顯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張毅后來在交代自己的問題時說，在派出所從你們這三句簡單的問話中，預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設計的防線已守不住了，于是下決心投案自首……

　　張毅投案自首后，對他的處理，有兩種選擇，一是把他建為情工關系，繼續與國民黨“中二組”周旋；二是公開處理，以分化瓦解敵人，狠狠地打擊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囂張氣焰。

　　權衡利弊，我們選擇了后者。這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現在看來也是正確的。“二尤案件”的教訓

　　1962年，蔣介石軍事冒犯東南沿海的陰謀失敗后，加緊了特務活動。臺灣等待潛入的武裝特務，多次進行以攻擊我沿海機場、碼頭為目標的水底爆破、海上攔截和灘頭偵察等訓練和演習。“國防部情報局”、“特情室”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灣的“美國海軍輔助通訊中心（NAGG）”合作，從1962年至1964年間，開辦各種特工訓練班，共訓練了600余人，其中被“東引反共救國軍指揮部”選調的有200人，內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蔣經國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雋，負責空投、偷渡的特種作戰部隊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軍兩棲部隊情報處長、水上爆破分隊隊長等人，先后到馬祖、東引檢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區偷渡、滲透活動。已發現有14座電臺、8艘船艇用于特務運輸、聯絡活動。蔣軍船艇在浙閩外海捕捉我省籍漁船62艘，從漁船民身上搜取情報和獵取衣服雜物，供特務潛入時偽裝掩護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臺灣蔣軍偵察機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閩接合部山區偵察飛行。6月，臺灣成立了“聯合空降特遣隊”，美國幫助臺灣空軍改裝的P-2V飛機，頻繁地進行夜間低空多方向飛行訓練。情報證實，臺灣蔣幫組織小股武裝特務偷渡或空投入區騷擾，已是蠢蠢欲動。

　　浙江全省，特別是沿海各地公安機關，進一步落實全線布防，即“海面觀察監視，海岸警戒守衛，地面控制偵察”三道防線。加強同駐軍部隊和有關部門聯防，在一定范圍內向群眾進行反敵特武裝偷渡和空投的敵情教育，使軍警民筑起東海長城，厲兵秣馬，萬眾同心，嚴陣以待。“三道防線”是在解放后沿海斗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沿海群眾，包括漁船民，經過民主改革，發展生產；進行階級教育，劃清敵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國、人民的事；加強邊防部隊建設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強偵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設。這“三道防線”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強大威力，使我們牢牢地掌握斗爭的主動權，取得一個個輝煌的勝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時刻，發現某些環節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況，引起了我們的警覺。

　　1963年1月29日，象山縣蓮花公社蚶岙大隊治保干部嚴保華（32歲，共產黨員）向墻頭區公安特派員報告，尤爾誠、尤阿魁已乘逃跑下海的原船回來，去過蚶岙村歐連生（即原來幫“二尤”租船的人）家，因歐去象山西周公社探親未遇，二尤回到停泊在蚶岙的船上去了。象山縣公安局接到報告后，立即派偵察員趕到港口，在當地民兵配合下，將二尤逮捕了。

　　尤爾誠、尤阿魁是寧海縣峽山人。尤爾誠1954年3月間駕運輸船裝木炭去上海，中途被大陳蔣軍擄去，關押３個月，被蔣軍發展為特務之后放回。放回后經我們審查，他交代了敵人曾布置他搜集我軍情報，進行反動宣傳，策動地富反壞分子下海的情況，但隱瞞了參加特務組織、長期潛伏、發展組織等關鍵情節。放其回家后，作為特嫌分子，布置一般的監視控制，未起作用。1961年尤爾誠開始活動，先后發展了尤阿魁等7人為特務，建立“中國反共青年聯社”特務組織。他給特務機關規定的香港轉信地址去過信，沒有回音。

　　尤爾誠于1962年9月2日，偕尤阿魁從象山蚶岙租了一條船去臺灣，和“情報局”聯系，要求給予武器、電臺、經費補給。因遇風浪受阻，12日到了馬祖島，由“情報局”閩北工作組將兩人送往臺北芝山巖“情報局”單訓室受訓，“情報局”局長葉翔之親自交代任務。其間，友鄰部門已數次獲悉二尤擬趁我捕魚季節從大陳島附近潛返大陸的情報。我省公安廳將二尤和船型照片等通報沿海各公安機關預作控制。象山縣公安局還派出一名教導員去石浦港守候。

　　二尤于1962年12月25日在臺北芝山巖“情報局”受訓結束，26日葉翔之親自送行，30日抵達馬祖，1963年1月18日，駕原船從東引海面駛返大陸，21日進入平陽縣海域，29日到達象山蚶岙。

　　此時，正值農歷除夕，千家萬戶送舊迎新，敵人鉆了空子，二尤沿途經過5個縣、6個港口，活動了8天，都被蒙混過關。在平陽海面遇我邊防大隊巡邏艇，執勤人員上船檢查，發現船上有國民黨特務機關印發的心理戰傳單、臺灣產的食品，包裝的塑料袋上印有“馬祖”字樣，檢查人員問了一聲：“這是什么？”二尤回答： “是吃的東西。”二尤說著，便從袋子里取出凍米糖，要送檢查人員吃，分散了檢查人員的注意力，結果檢查人員沒有深究而了事。

　　二尤繼續北上，船至樂清黃華海面，遇我民兵盤問，勸其進港避風，二尤不從，民兵將其“行駛證”扣下，命令其進港。二尤強調缺油，還是不從，民兵將“行駛證”交到大隊部，要二尤風靜后去大隊部取證。二尤熬過一夜，翌日，壯著膽子到黃華民兵大隊部取證，值勤民兵竟然二話沒問，將“行駛證”還給了他們！

　　船到象山石浦港，二尤8次登岸，探聽虛實，并購置食品和兩本電報明碼本，以及被指定編密碼用的《新華字典》、《紅巖》兩本書。

　　留守石浦港的公安局教導員因業務不熟悉，工作不得法，沒有發現任何線索。

　　直到1月29日，二尤船抵蚶岙，才被發現捕獲。二尤供認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積極準備向浙江沿海偷渡小股武裝特務的動態，二尤負有投石問路、了解我沿海布防情況的任務。

　　二尤案暴露了我們沿海設防措施缺乏具體化、干部群眾思想麻痹兩大問題。“三道防線”二尤沖過了兩道，到第三道找關系人時才被發現。

　　我帶著問題，于1963年3月到沿海地區進行調查。先到寧波、寧海、象山、臨海，是從陸路走的；從椒江乘部隊的炮艇經大陳、溫嶺、樂清到溫州狀元橋上岸，是從海上走的，并帶了寧波公安處長魯冰、臺州公安處長于克家同行。到溫州后，與溫州公安處長苑寶芳、副處長丁履甫一起又到平陽、瑞安等縣進行調研，一路上同各地同志交換意見，并在溫州召開座談會，著重研討反間諜特務偷渡問題。我在會上講了話。

　　我當時分析，認為二尤是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拋出的一塊“探路石”，下一步可能會有較大的動作，我們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兩個多月后發生的接二連三的敵特偷渡登陸，證明了當時的預見。我那時認為進一步加強沿海的工作已刻不容緩，于是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指導思想，“人民解放軍武裝守衛與發動群眾加強對敵斗爭相結合；嚴密治安行政管理與加強秘密斗爭相結合；長期打算與逐步建設邊防相結合；平時與戰時相結合”。同時強調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協調組織有關部門，一致對敵。

　　我建議沿海各縣恢復海防委員會，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委員會。

　　我明確要求沿海工作的同志，特別是縣以上領導同志，必須樹立兩個觀點。從思想上樹立起牢固的鞏固國防的觀點和加強對敵斗爭的觀點。必須教育黨員、干部和群眾，要懂得對臺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不論是爭取和平解決或準備武力解決，都必須加強對敵斗爭，特別是政治斗爭。即使臺灣與大陸統一了，只要帝國主義存在，還必須百倍提高警惕。保衛國防，這是我們長期的斗爭任務。現在干部和群眾，思想麻痹，就是缺乏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沿海工作才能切實加強起來。

　　此后，全省公安機關，特別是舟山、寧波、臺州、溫州四個沿海地區公安機關和邊防部隊，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都認真地聯系當地實際，采取措施，軍警民加強聯防協作，檢查落實邊防工作，強化“三道防線”，嚴陣以待。對二尤案件則給予公開處理，《浙江日報》作了報道。筑起“無形的長城”

　　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臺灣特務機關在美國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務10股，其中6股為我軍警民殲滅，總人數58名，計俘獲34名、擊斃20名、自斃3名、投案自首1名。除2名解決在第三道防線外，其余都解決在第一、二道防線。繳獲長短槍72支、電臺8部、密碼8套、“太武”訓練班訓練內容記錄2本，擊沉軍用小艇１艘，繳獲小木船4只、橡皮舟1只，以及一批子彈、手榴彈、炸藥、定時炸彈、偽裝衣物、偽裝印章、證件、相機、收錄機、望遠鏡、指北針和心戰傳單、金條、人民幣等。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陸，折返臺灣。在我省迎頭痛擊美蔣特務偷渡襲擾活動的同時，福建、廣東等地同樣取得重大勝利。

　　新華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報》，揭露美蔣特務的陰謀。《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祝東南沿海軍民殲滅登陸敵人的勝利》、《祝再次全殲美蔣武裝特務的重大勝利》、《無形的長城》、《粵閩浙沿海軍民再殲九股美蔣武裝特務》和《來者不拒、全部殲滅》的社論。蔣介石怨天尤人，斥責部屬，猖獗一時的臺灣特務海上騷擾活動，被迫收斂。

　　在浙江沿海登陸，被我殲滅的這６股武裝特務分別是：

　　（一）臺灣國民黨“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反共挺進軍31支隊”。由原“特情室太武訓練班第3支隊”改編，代號徐威力，計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 時，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雋親自送行至基隆海軍碼頭，交太（湖）字25號艦艇送到東引。26日下午3時，由東引出發，當晚8時，至平陽縣官山（現屬蒼南縣）東約15海里處換乘橡皮舟，太（湖）字25號艇返回。11名特務于27日零時在大漁灣門州壟登陸，都換穿偽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冒充沿海巡邏，通宵趕路，企圖向內陸竄進。因每名特務都穿大皮靴，負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時，走了4個小時，又回到距登陸點僅2公里處。

　　當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婦女到門州壟海涂作業，發現有反動傳單和國民黨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斷是有敵人從海上登陸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隊報告情況。7時，王家大隊黨支部書記姚存許通報中墩和龍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動，包圍可能有特務躲藏的安峰山，進行監視控制，在山上又發現特務丟棄的棉被、電臺、藥品等物。

　　上午11時，縣公安局偵察員和邊防部隊一個班趕到現場。聽民兵報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跡，經研究分工，邊防部隊迅速逼近吃水坑，幾路包抄上去，頓時“繳槍不殺”的呼喊聲震撼山谷。敵“31支隊”參謀長楊廷堯（四川萬縣人）、中隊長屠永興（定海人）、陳金明（平陽人）、黃滿貴（淳安人）舉手投降，哀求饒命。口供證實，他們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巖石下隱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標，敵開槍頑抗，副班長胡壽林在敵人左側，架機槍壓住敵人火力，不幸中彈犧牲。戰士們見副班長倒下，憤怒的槍火便集中射向敵特。在槍戰中，敵支隊長吳鎮（蘭溪縣人）、大隊長楊大榮（安徽安慶人）、唐永謀（湖南人）、中隊長徐道元（湖南人）、施鵬（杭州人）等5名特務被擊斃，副支隊長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斃，大隊長兼軍醫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這次戰斗中，繳獲卡賓槍8支、子彈2000余發、炸藥5磅、手榴彈7枚、橡皮舟1只、電臺2部（含丟棄的1部）、密碼2套、馬達1臺、對話機2部、收錄機2臺以及金條、金戒指、人民幣、糧票、藥品、偽制證件和心戰品等。臺灣特務機關要求這股武裝特務登陸后，深入浙南山區，建立游擊基地，務求“隱蔽、生存、鞏固，點燃大陸反共火焰”。結果是，他們一登陸，就遭到鐵拳痛擊。

　　（二）臺灣“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反共挺進軍11支隊”。共有12人，于1963年7月22日，由“特情室”上校處長陪同，在基隆港登上太湖號護衛艦，緊跟一條“成功2號”機帆船，于23日凌晨3時到達玉環縣坎門鎮東30多海里的洋面，換乘“成功2號”機帆船，3名護送人員和太湖艦返回東引，并約定，登陸后派一人返回東引報告登陸經過。當天晚上8時30分，“成功2號”船駛抵甌江口外雙排島附近海面，特務化裝成漁民，換乘2只木質小釣魚船，每船6人。支隊長王范輝和參謀長王金厚率領一船在前，由中隊長余志芳領航；副支隊長王宜堂率領一船在后，由中隊長南桂芳領航。兩船相距1000米，約定在永嘉縣梅園登陸，化裝成當地山民，晝伏夜行，要求在10天內到達永嘉、仙居兩縣接合部，建立括蒼山游擊根據地。小船駛至甌江口遇上大風，兩船距離拉大，失去聯系，前船于零時10分在梅園以東400米的老虎巖靠岸，沉沒了小船，向北橫穿公路上山。后船于零時30分在梅園以東700米的百畝田靠岸，其中5人也穿越公路上山。但南桂芳沒有上岸，約定由他駕小船返航報告登陸情況。

　　永嘉縣梅園距甌江南岸溫州市區僅6公里，穿越公路就可上山，是永嘉縣此次反偷渡活動的重點布防地區。24日凌晨１時，永嘉縣公安局副局長賈明銀、羅浮區派出所指導員麻銀星、永嘉縣兵役局副科長馮榮策、民兵陳聰生等巡邏至此地，發現特務登岸時遺留的物品，立即報告地市公安處（局），公安處隨即報告省公安廳。縣委迅即召集有關部門，組織了5000多民兵，形成三道包圍圈。縣公安局由局長、副局長帶領40多名公安干警趕到現場，向特務可能流竄的勝美尖山上阻擊。凌晨5時，公安處長、偵察科長、公安支隊副支隊長、參謀長、直屬中隊長、軍分區作戰科長率領干部、戰士趕至特務登陸的地點延伸2.5公里范圍包抄。公安廳政保處處長劉德芳帶領偵察干部黃榮波等星夜驅車趕赴溫州，協助指揮圍殲戰斗。

　　上午7時30分，在勝美尖南側山岙中發現這股特務，經呼喊“繳槍投降，寬大處理”不成，特務依托山巖險峻。雙方槍戰至9時，殲敵6名（斃4名、俘2名），我副支隊長尋永成和公安戰士李日銀中彈負傷，直屬中隊長曹福平在攀登峭壁追擊時受傷，繼續戰斗中又被手榴彈擊中犧牲。中午12時，在勝美尖東側發現另5名特務，經過20分鐘猛烈槍戰，擊斃3名，俘1名，另１名逃至中村，無路可走，向民兵投降。

　　這時的南桂芳沒有直接回東引，他是洞頭島人，想回家探望母親。他一人駕著小船于24日凌晨３時到達大門島，將小船隱蔽好后，躲進一個巖洞觀察動靜。是日凌晨4時，大門島黃大岙大門公社社員朱美者等7人，在神前涂海邊發現一條半沉半浮的木質小船，船上有操舟機一臺、空油箱4只，判明是特務偷渡，立即報告了公社，公社急報溫州市公安局和當地駐軍，并封鎖全島。公安局政保科干部徐包龍趕到洞頭，當天傍晚在大門島召集外逃特務、海匪、反革命分子的家屬開會，宣傳政策，南桂芳母親也到會。當晚9時多，南桂芳潛至其嬸母家打聽，嬸母見南后驚訝地說：“你果真來了，趕快去坦白，你娘剛剛去開過會，主動坦白會寬大的。”并立即找來了南母。南母纏住南桂芳不放，稍后，便拉著兒子向公安干部自首投降，繳出卡賓槍1支。

　　至此，敵“11支隊”12名特務全部被殲，共繳獲卡賓槍7支、加拿大手槍12支、子彈1500余發、手榴彈11枚、美制定時炸彈2枚，以及電臺2部、對講機、收錄音機、金條等物甚多。臺灣特務機關妄圖建立什么“敵后游擊根據地”又成泡影。

　　（三）浙江公安廳陸續獲得情報，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經過所謂“洪武”、“威海”訓練班受訓的特務整裝待潛。果然，他們緊步“特情室”連續慘敗的后塵，派遣“浙江反共救國軍獨立30支隊”，妄圖“到括蒼山區生存發展，配合大軍反攻”。我及時獲悉特務登陸預定地段，省公安廳派出一個工作組，和臺州公安處、溫嶺縣公安局一起組成戰斗隊伍，到溫嶺、玉環沿海各重點地段作了部署，駐軍船艇加強了海面巡邏。敵“30支隊”，共7名特務，受“情報局長”葉翔之接見訓話后，于1963年8月25日13時，乘“情報局”1號船，并有2號船作掩護由臺北淡水起航，26日20時至我省披山以東偏北20海里（預定為披山東10海里），換乘有操舟機的塑料小艇，時速達30海里，預定當晚可到達玉環、溫嶺接合部的茅草山，登岸后立即內竄，拂曉可抵達橫山谷岙，然后通過元寶山，計劃用 7至12天進入括蒼山區。由于換乘塑料艇的地點與預定地段的距離拉大，小艇行駛2小時后，發現迎面有兩個黑黑的影子（系我巡邏炮艇）就繞道前進，結果駛偏方向，靠近三蒜島南側，已是凌晨4時，且油料耗盡，恰遇我溫嶺莞岙東峰山流水坑村漁民潘小玉、張加忠等10人出海的兩條漁船。“30支隊”特務見漁船便呼叫“救命”，企圖誘抓漁船，視情登陸或逃回臺灣。在對話中漁民發現他們的形跡可疑，沒有靠攏，以正在吃早飯為由拖延時間。漁民經商議，趁朦朧晨霧，潘小玉船駛返石塘鎮報告情況，張加忠船距“30支隊”特務船200米處停機監視。東方露出魚肚白，“30支隊”證實已受漁船跟蹤監視，便開槍強迫張加忠船靠攏。張不從，腿部中彈。此舉進一步暴露了其偷渡特務的身份，張加忠便加速返航，向石塘邊防哨所報告。

　　“30支隊”自我暴露，欲逃無望，便在三蒜島巖崖下，將小艇、電臺和部分物資沉入海中，將報警鴿子放回臺灣，攜帶槍支、彈藥和手榴彈登上三蒜島，企圖向島民要船逃回臺灣。領航員孔伯榮見已入甕中，就用手雷自斃。

　　三蒜島有居民25戶78人，以種地捕魚為生，安居樂業，愛憎分明。“30支隊”剩下的6名特務仍抱僥幸心理，到了礁山頭，遇上正在施地瓜肥的島民，要船沒有，附近又無藏身之地，隊員金興法也用手雷自斃。島上男女老少聞聲趕來，與“30支隊”對陣，島上的鄉人民代表郭加良等三四人向5名特務喊話，宣傳政策，動員他們放下武器。特務向郭加良哭拜，哀求放他們一條生路，郭等肯定地說：“你們繳槍，保證能活命，如果帶來的東西全部繳了，還可以得到獎賞。”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反復宣傳，特務同意繳械，5名特務在距群眾50米處放下武器。老漁民劉阿良對特務挨個搜身后，讓他們坐在地邊，等待石塘鎮來人接收。

　　石塘鎮委收到潘小玉等船只的報告，立即報告公安局和哨所。7時30分，海軍從披山、大陳出動4艘炮艇，封鎖三蒜海域，斷敵逃路。縣公安局、人武部、邊防大隊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時30分趕到三蒜島，向群眾接收了支隊長高小玉以下5名特務和武器裝備等，當日下午押至溫嶺縣公安局。

　　三蒜島漁民智降武裝特務，一時傳為佳話，軍警民又高奏一曲凱歌。5名特務坦白比較徹底，免予刑事處分，后來安排在長興國營林場勞動就業。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雋為慶賀蔣介石生日和國民黨“九全大會”的召開，派出6艘特務船，先后從臺灣淡水出發，到閩浙接合部海面，試圖抓捕我漁民進行報復行動。當到達南麂長腰山島附近海面換乘橡皮舟時，我海軍奉命攔截，將敵艇擊沉。擊斃8名、俘虜5名武裝特務，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五）1963年11月9日，臺灣“情報局”局長葉翔之從威遠大隊洪武訓練班挑了8名精干特務，組成“浙江反共救國軍獨立第16縱隊”，親自授銜訓話。 11日20時，從淡水碼頭啟航后，誤入下大陳島。19日上午6時30分，我駐島部隊3連6班戰士蔡基茂去雷臺山執勤巡邏，發現特務遺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隊報告。我軍便布置了火力包圍圈，向躲在山洞內的敵特喊話。在政治攻勢下，8名特務接連出洞繳械投降。他們原奉命要上天臺山以示成功，向國民黨“九全大會” 獻禮，還要爭取去奉化發電報，祝賀蔣介石壽辰，結果都成了泡影夢囈。

　　（六）臺灣特務機關像輸紅了眼的賭徒，還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雋，去美國求得撐腰，于1964年4月返回臺灣，堅持要繼續搞小股武裝偷渡活動。計劃報到“國家安全局”和“最高國防會議”，再報蔣介石審批，蔣批“緩辦”兩字，計劃退回時，蔣還口頭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暫不準搞武裝游擊。”

　　時隔幾天，徐人雋賊心不死，換了一個花樣，以“短期突擊性派遣”為由，再報蔣介石，獲得批準，徐人雋喜出望外。于是又拼湊了一股以王達明為頭子、5人組成的所謂“反共挺進軍蟠龍小組”，王化名李靜芳。該組于1964年4月30日16時30分在基隆和平島乘成功2號艇出發。5月1日22時30分，在披山島外 40海里處令該組特務換乘“河泥溜”小船，劃到披山外10海里處的洛嶼島附近，被溫嶺縣釣棚公社高巖大隊漁民發現。當我漁民誘騙這股特務上船予以活捉時，被王達明覺察，他搶先登上機帆船，并開槍打傷我兩名漁民后，持槍掌舵，強迫加速，企圖逃回臺灣。溫嶺103號漁業指導船聞訊追趕，11時30分在披山以東 3海里處截住，王達明（樂清人）頑抗，被擊斃，4名特務被俘。

　　美蔣特務機關對大陸的偷渡特務活動徹底失敗，待潛特務只得暫時儲藏起來。1965年初，蔣經國革了徐人雋的職；對屬下紅極一時的葉翔之也革職查辦。我們則對潛特做好嚴密的架網查控工作，毫不懈怠。臺灣特務機關，尤其是“中二組”，為討好美國，配合美帝侵越戰爭，制訂了《蕩寇計劃》，陰謀對我浙贛、粵漢鐵路實施行動破壞，阻滯援越物資運輸。公安部召開專門會議，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廳向全省公安機關發出了反行動破壞、反偷渡襲擾斗爭的意見，落實偵控措施。

　　從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對敵斗爭的前沿陣地，更是國內秘密斗爭的一個重要戰場。經反復較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取得了全勝。成功是主要的，失敗或付出代價是個別的，有的則是難以避免的。現在回憶起來，斗爭是那樣的波瀾壯闊，有聲有色，驚心動魄！之所以能夠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靠黨的領導和公安部的統一指揮，認真執行黨中央為隱蔽斗爭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和原則，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深入進行內線作戰的結果。 

　　隱蔽戰線的情報工作、偵察工作是整體作戰，站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輕重的，只有黨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細末，從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擇；只有公安部才能從全國“一盤棋”的思想作出決斷。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蔣間諜特務反復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衛局，特別是當時主管這條戰線的副部長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豐富的斗爭經驗，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和支持。在斗爭的實踐中，也鍛煉造就了一支多謀善戰的骨干隊伍。應該說，浙江省公安廳原副廳長叢鷺丹，也是一個好助手，他肯動腦子，在一些案子的處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揮藝術，在這點上是功不可沒的。

　　我講的都是過去的事，成了歷史。現在情況不同了，但歷史可以借鑒。隱蔽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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