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之后——六十年代在今天
莫里斯·迪克斯坦 著
沙湄 譯
六十年代的一個非同尋常之處在于,那十載春秋直至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與我們同在,通過寫作與之相關的書籍,那個時代的積極分子不斷地在想象中再度經歷青春;他們那些保守的反對者,那些因飛黃騰達而變得乏味乖張的人,則永遠不厭其煩地將六十年代引為一切罪惡的根源。正如每次銀行倒閉或贖取抵押品權利之取消都讓人們想到大蕭條時期,任何社會激進主義、反戰抗議或性放縱的跡象都會喚起對六十年代的記憶。盡管那十年中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屬于另一世界——屬于一場拖了很久但結局糟糕的鬧哄哄的宴會——六十年代仍不失為一個可觸及的神話,一串熠熠生輝的回憶,一個所有社會爭論開始分道揚鑣的轉折點,也是廣泛地彌漫遍及于我們整個文化中的價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續而失敗,六十年代革命卻似乎由于失敗而得以延續。這一切怎樣發生?為什么發生?何以六十年代對我們持續影響至今?
近年出版的研究這一課題的著作主要論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方面——越南戰爭,學生激進運動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長壯大,民權運動反戰運動,血腥騷亂,暗殺,街頭示威,以及大學校園暴動。我自己在《伊甸園之門》(1977)中的方法則有不同。在并未忽視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誰能對此視而不見呢?——我著重強調了生活的變化,強調了那個時代遷移變幻的感受和道德風氣。反戰示威在里根和布什時代周期性的死而復生顯示了六十年代遺產的一個方面,一套對政治的習慣性反應方式和一個抗議策略的武庫。但在情感和道德觀念中爆發的革命才最是六十年代價值觀確證了自身的不朽之處。六十年代絕不僅僅是年青人長發蓬蓬游蕩于街頭的時代;它也是許多人驀然回首審視自身生活的時代,其后果至今仍可感知。
情感風貌的這種變化也延伸到了政治領域。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式到頭來證明是轉瞬即逝的,那種逐漸形成的政治態度則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自毀于芝加哥街頭,當麥克高文(McGovern)的競選活動被尼克松壓倒優勢的勝利徹底擊潰,當戰爭和征兵的結束削弱了大規模抗議的基礎,作為一個全國性運動團體的六十年代左派也就走到窮途末路。只有當諸如核武器、種族隔離、中美洲問題、或(更為夾纏不清的)波斯灣戰爭之類爭端引起緊張的激烈情緒和道德義憤時,那些戰術手法才得以重演。六十年代留給后人的不是一場群眾運動,而是指向軍事和政治領導者的一種深刻的懷疑態度,特別是在戰爭與和平、環境問題、官方謊言和腐敗、對個人權利的威脅等問題上。
然而,搖擺不定的事態戲劇性地發生轉變:隨著經濟問題在七十年代早期變得日趨緊迫,保守反動勢力開始高漲,其中包括一場中產階級的稅收起義,并有羅納德里根跳將出來充當其代言人和受惠者。更為傳統的價值觀念——宗教、家庭、愛國主義——占據了顯要地位,許多美國人在當時嘉年華會般的動蕩不安中畏縮退卻。
在文化意義上六十年代似乎也氣數已盡,許多領袖人物感到那個時代難以為繼。風格迥異的作家如艾倫.金斯堡等并未在七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更安靜、更“正常”的氛圍中蓬勃成長。曾經熔鑄結晶出一個時代的感覺能力的垮掉的一代詩歌和黑色幽默,僅以悄無聲息的邊緣方式與后來的時期毗連。一些政治藝術開始顯得陳腐背時、過于激烈,而以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為典型代表的名流冷性文化卻綿延不絕,六十年代的那一部分永遠都會有源源不斷的銷路。
對于六十年代的藝術家和演藝界人士,毒品和烈酒是主要的職業性的危險之源。自我毀滅的人物如杰克.凱魯亞克等把自己消耗得油盡燈枯。對另一些人而言,自然進程導致了其消亡:前輩的蠱惑人心的煽動家——例如保羅.古德曼和赫伯特.馬爾庫塞費盡了唇焦舌敝的教導并從舞臺上消失無蹤。其余的如蒂摩西.利亞瑞之流則淪為職業小丑,將他們那嘩眾取寵的把戲搞成了表演業。魯賓和湯姆.黑頓等輩乘著名氣與野心之舟直奔主流,激進的喜劇式人物如艾比.霍夫曼和狂熱分子如馬克.拉德則被迫轉入地下。
在作家群落中,或許生命力最強的幸存者是那些在較早年代中定型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他們只是簡單地將時代場景的變換和個人生活的沉浮跌宕當作其原始主題。如菲利浦.羅斯和約翰.厄普代克。這類對文化變遷始終警醒的觀察家也能夠適應一種激進主義已是明日黃花、政治義務靠邊站、時尚與消費成為原動力的氛圍。那些在五十年代已經成熟的人們更容易適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六十年代,極少有作家和制片人能夠很好處理當時人們為之焦慮震撼的對時局的關切。很久之后,姍姍來遲的關于越南戰爭的小說和電影泛濫成災,包括雖有簡單化之嫌但雄渾有力的作品如《現代啟示錄》、《野戰排》和《生于七月四日》,這表明了公眾想象力最終能夠忍受我們的全民性創傷。但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天才作家得以擁有一種直接與那一時代的混亂回應共振的風格,如梅勒和沃爾夫等。
然而,即使當六十年代分崩離析時梅勒和沃爾夫仍富于創造力地繼續維持生機,這也僅僅是通過求助于截然不同的主題才得以實現。梅勒求助于《劊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中美國腹地駭人的陰郁荒涼和枯燥乏味,這部作品以一種與他慣常的第一人稱巴洛克文體風馬牛不相及的紀實風格寫成;沃爾夫則轉入對太空計劃故作驚人之語的描述(《正確之事》,The Right Stuff)和取材于郊區生活的諷刺兮兮的報告文學(《時髦擺飾的焚燒堆》,The Bonfire of Vanities),其中描繪了刑事司法體制和傳媒對生活方式豪華時髦、血統純正高尚的中層白人是何等的不公平。盡管其作品極具可讀性,沃爾夫仍是一名喬裝成小說家的新聞記者。他的強項是:具體細節的了如指掌;太空計劃的操作和人事方面的內情,城市叢林中從上到下的社會性的紛繁難懂之處。加上他那保守的政治主張,與主題保持距離的花花公子式的冷漠超然,在金錢、階級、文化時尚方面能說會道、油腔滑調的吸引力,這一切使沃爾夫成為唯一一位能在里根時代左右逢源的六十年代作家——正如安迪.沃霍爾,這一成就愈發表明了他的局限。
六十年代是一個在藝術中進行狂亂恣肆而往往短命的實驗的時期,映射出日常生活的動蕩不安:從意識流和偶發藝術到后現代小說和迷幻搖滾歌詞。起初,這場音響與意象的狂歡節的副作用招致了其對立物的出現——雷蒙德.卡弗那莫名其妙地產生效應的低調節制的藍領現實主義,使人聯想到海明威,以及卡弗的年輕仰慕者們時髦雅致的極簡抽象藝術;迪斯科時代圓潤悅耳的通俗音樂風格和七十年代以機械方式批量生產的搖滾樂;由照像寫實主義肇始的肖像繪畫的復興,其特征是平板單薄、如美術明信片般的對庸凡生活的抽象。這種搖擺不定之感以一種向保守風格的表面上的回歸為標志,試圖遮蔽六十年代在藝術中造成的真正沖擊,這一沖擊注定使雜亂無章的兼收并蓄主義和再無單一風格能夠一統天下的文化多元主義決堤而出。這對于某些藝術家是解脫,對于許多批評家是堪為憂慮的,但是對于文化企業家,特別是藝術販子,它變成了賺上一筆的大好機會。
幸虧有對文化新花樣的難填欲壑,先鋒派成了不錯的行當,既有利可圖又名聲顯赫,既時髦風雅又嚴肅不茍。當文化與金錢日益盤根錯節地膠著在一起;當公司財團成為博物館、藝術節和公共電視廣播業的實力雄厚并且往往是好管閑事的扶持者;當興旺發達的藝術市場實質上成為興旺發達的股票市場和不動產市場的衍生物;作為一股破除舊有傳統信仰和反對的力量的先鋒派開始喪失其意義。在這一方面和許多其它方面,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對六十年代的拙劣模仿,使其成為可能的正是六十年代熱衷于實驗的勁頭。
但是,這種風格樣式雜亂無序的激增有其積極的一面,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闊胸襟在新奇事物與時尚的漫無節制的迴旋擺蕩中確定下來。至今二十多年來,在對肆無忌憚和標新立異進行令人眼花繚亂地追逐的氛圍中,抽象派繪畫與具象派繪畫,實驗小說與現實主義小說,自由體詩歌與形式嚴謹的詩歌,硬搖滾與軟搖滾,無調性音樂與調性音樂,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大家統統和平共存,平安無事。超然物外,晦澀艱深的藝術家如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成為時髦所趨,而慷慨激昂、因襲守舊的故事寫手如辛西婭.奧西克(Cynthia Ozick)和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也十分入時。
女權主義作為一場運動的勝利在后1970時代是反常的、不具代表性的,那時的運動很難找到追隨者,也很難引起關注。正如此前在六十年代產生的一系列運動,特別是正如民權運動,女權主義更是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反復無常的混合物——立法目標和經濟目標,自我形象方面深刻的個人改變,在兩性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的身份認同感,這一切時常摻雜在一起。當代女權主義由不平等和歧視的具體問題開始發難,但也從對個體如何思考自身生活具有真正沖擊力的,辯證法的社會歷史著作(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和文學史著作(米勒的《性別政治》)入手。
女權主義更多地是通過媒介覆蓋面和諸如小型覺悟提高組之類的個人接觸贏得了婦女們,而不是通過全國婦女組織之類的大型機構。婦女們尋求并實現了對自己身體更自主的支配以及擺脫屈辱角色和陳規老套的自由。墮胎權成為女權主義者和宗教保守派之間激烈爭執的一個領域,已婚婦女提早進入工作行列使學前兒童的日間照管成了緊迫的經濟問題。甚至當女權主義在政治意義上陷入困頓,在爭取平權修正案正式批準的運動中也遭挫折,其文化影響卻蔓延開來。多虧大眾傳媒,女權主義觸動了許多不參加任何組織、很可能也不自許為女權主義者的婦女們的敏感神經。這正是許多六十年代價值觀滲入主流的方式。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遠比任何形式的利他主義更與個人成長的理想顯得氣味相投。里根政府的自由市場信念使自我奮斗合法化,甚至使之成了在社會上大受歡迎的事物。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在一個富于經濟品性的時代迷失了政治方向,轉化為七十年代洋洋自得的“唯我”的一代和八十年代野心勃勃、專注自我的年輕專業人員。不管他們的起薪是多少、生活是如何盤算周密,這些青年人依然是他們所降生的六十年代的孩子。嗞嗞冒汽的可樂代替了煙霧騰騰的大麻煙卷,慢跑運動和參加健身俱樂部代替了混跡于嬉皮士群居村,在華爾街尋找黃金夢而不是在佛蒙特鄉野探求理想國,他們令人費解地與似乎已遭到他們諷刺嘲弄的六十年代價值觀保持著密切聯系——尤其是追求當下自我實現的價值觀。
六十年代價值觀和態度最忠誠的傳承者莫過于六十年代人本身。在《伊甸園之門》結尾處我預言道:“我們還會聽到他們的聲音的,因為雖曾如此吵鬧張揚,他們并未充分暢所欲言。那在異常年輕時共同地和個別地贏得了集體盛名的一代人尚待留下獨立的、個人化的影響……大部分人消失在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家庭、行會和職業中。”在為1968年4月接管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的罷課學生舉行的二十周年聯歡會上,令人驚異的是他們之中有這么多人仍以某種方式對昔日理想保持著真誠。他們的頭發比過去短了,但沒人穿西裝打領帶。他們很晚才生兒育女——并且把孩子們都帶來了。一些曾以英勇無畏之姿邁向新社會的人事先恐怕萬萬沒有預料到自己也會進入核心家庭。
在瀟灑自如、不拘禮節的舉止之下,他們似乎被一種情緒所感動,即他們是特殊的,因為無論多么短暫,他們曾扮演過歷史性的角色。沒有曾標志著老左派步入中年的那種戲劇性反轉的跡象。這些激進分子中極少有人依然活躍于政壇,但許多人已成為關心社會的作家、編輯、教師、電影制片人或工會組織者,并將昔日信奉的宗旨貫徹到新的職業生涯中。另一些人則主張局部行動主義,在學校董事會或社區委員會中擔任職位,組織各種運動來阻止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空地的開發建設。極少數人似乎只是一味抨擊痛斥金錢!全然不顧里根時代的繁榮期倫理。顯然,一些共同的責任感會繼續決定他們未來生活的方向。
隨著這一代人開始占據權威地位,他們的理想使社會制度、風俗慣例和個人生活大為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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