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雪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再認識

                             蘇　文

十九世紀以前的俄國是個"公社世界"。俄國的傳統公社（米爾）組織是專制國家在集權化過程中強化對農民的管束後形成的。到十六世紀，俄國農奴化、農戶公社化、專制國家中央集權化三位一體的進程趨於完成。農民屬於公社，公社屬於國家，而國家把農民公社賜予貴族，并從而實現專制國家對包括貴族與公社社員——農奴在內的全部臣民的嚴格控制。這種農村公社、農奴制與專制集權的三位一體構成了俄國近代化進程起步前的傳統體制。
進入十九世紀後，西學東漸，個性解放之潮沖擊著傳統的公社世界，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變革在俄國開始了，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俄國自由主義逐漸形成。一八六一年，俄國出現社會改革。
那場改革以"解放農奴"為口號，但在權貴利益本位的條件下"解放"的方式卻很特別；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劃為貴族私有（即所謂"割地"），建立貴族農莊。貴族因此由公社社員的束縛者兼保護人變成了化公為私的有產者。而農民雖不再是貴族之奴，卻仍然是公社社員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們從公社領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為減少，對公社的負擔卻因贖金而加重了。當時規定不是由農戶而是由公社向貴族支付贖金。公社則把這筆負擔按團結原則以富幫窮的形式分派下去，維持所謂"勤勞者為懶漢負責"的平均主義制度。總之，經過這場改革，公社的束縛依舊，而公社的保護作用卻因份地減少而下降。這就好像一個面臨"分家"危機的大家庭，家長盜走了家產的一半席卷而逃，卻把子弟們仍然束縛在大家庭中。於是，沖破大家庭的呼聲與索回家產、重建大家庭的呼聲在改革後都高漲起來，從前一呼聲中產生了自由主義反對派，而從後一呼聲中產生了民粹主義反對派。

斯托雷平的"黃金時期"

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間，俄國社會的改革要求與當局的守舊立場發生了沖突。蘇聯時期稱之為"第一次俄國革命"，并極力宣揚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派）和城市工人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然而實際上用英國學者Ｔ·沙寧的話說，城市罷工和起義在這兩年只是"起初一瞬間的革命"，實際影響很小。真正充斥這動蕩的兩年的，一是杜馬中以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為主體的反對派運動，一是鄉村中的"農民騷亂"。

一九零五年革命后，俄國政府的開明總理維特由於過分溫和而被沙皇解職，主張警察統治的戈列梅金與斯托雷平相繼登臺。他們對反對派使出了致命的鐵腕。一年之內，第一、二屆杜馬相繼被強令解散。後來產生的第三、四屆杜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中的席位從第一屆的一百七十九席猛降到第三屆的五十四席，基本喪失了對杜馬的關鍵影響，整個黨組織也處在癱瘓狀態，自由主義反對派尚且無立足之地，比他們更激進的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自更不待言。於是從一九零七年六月的"六三政變"，第二屆杜馬被解散起，俄國進入"斯
托雷平反動時代"。立憲民主黨人洛吉夫所發明的悲慘的幽默："斯托雷平領帶"
（指絞索）成了那個時代的特征。斯托雷平在全國建立軍事審判網點，專門審判參加了"土地恐怖"的群眾，幾個月內就以 "斯托雷平領帶"處死數千人，遍布全俄的絞架，終於把要求收回"家產"的"子弟們"暫時鎮壓下去。

一九零七年起，俄國開始了摧毀傳統公社、實行土地私有化并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上的"反動時代"與經濟上的"激進"改革形成了鮮明對比，使人們不知所措。反對派起先還力圖攻擊斯托雷平"改革不徹底"，但不久就發現遠不是那么回事，就連最"激進"者列寧也宣稱斯托雷平"最無情地摧毀了舊制度"，他的改革不僅"很徹底"，而且"勇敢"、"純粹"、"絲毫不妥協"，甚至於列寧們原先的土地綱領也"已經通過斯托雷平法案實現了！"

不言而喻，強者用鐵腕把弱者綁起來後實行的"分家"是談不上公正的。但一時看來，這樣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產權明晰，市場導向的農場經濟畢竟比種"大鍋"地，納"大鍋"稅的村社經濟有效率，而鐵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這種效率的發揮，於是產生了"斯托雷平奇跡"：從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四年間沙俄經濟持續高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年俄國糧食產量一舉超過當時西方三大糧食出口國美國、加拿大與阿根廷的總和，一九一三年的全俄糧食人均產量紀錄甚至一直保持到赫魯曉夫時代才被打破，俄國成了"歐洲谷倉"、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當時谷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

由於農業的拉動，整個國民經濟也出現繁榮，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一九零七——一九一四）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從二十六億盧布增至五十一億盧布，其中外資由九億增至十九億多盧布，都翻了一番。一九一三年與一九零零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二十二點三五，而煤產量增長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棉花加工量增長百分之六十二，出口總額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國民總收入增長百分之七十八點八，制造業國民收入增長百分之八十三，農業國民收入增長百分之八十八點六，這些都是沙俄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市場之潮中，俄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商熱。一九零五年的政治熱情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人們關心的只是鈔票，維特在一九一三年感嘆道："這件事過去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稱'安寧'也有那么久了，但他所實行的制度迄今沒有改變，輿論對之也沒有反應，現在輿論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口袋里有多少錢……"

於是當年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尷尬中。海外"政治僑民"日久無聊，內訌成習，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內的派系愈來愈多，而社會民主黨內的兩派更於一九一零年徹底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黨，彼此從政見直到經費之類的瑣事都斗得不亦樂乎。而俄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更出現了急劇的分化，一九零九年出版的《路標》文集就是這一潮流的標志。正如書名所暗示的，它體現了俄國知識分子的"路標"轉向。

《路標》文集的七位作者都曾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反傳統的"西化"論者，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間大多以立憲民主黨人或同情者身份參與政治。但現在他們要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清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傳統。他們認為，俄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過於認同，其結果是使激進思想發展為激進的社會運動，這已不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錯誤，"而且是道義上的錯誤"。甚至宣稱："我們是什么人？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路標》的作者以總結和懺悔的口吻作出結論：俄國激進的知識分子走錯了路，應該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這就要求回歸傳統 ，回歸東正教、回歸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棄對"西方化"的追求。於是，《路標》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義走向文化保守主義。以譯介西學而成名的這七個作者，此時又成了宏揚"國粹"的一代宗師。

俄國知識分子的缺席

於是在斯托雷平時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化出了三種趨勢：

一是"尋神派"或東正教文化運動。它主張回歸傳統，整理國故，脫離（或曰超越）現實社會的變革，從事"心靈"的"拯救"，進行文化尋根活動，以求實現俄羅斯文化、斯拉夫文化、東正教文化的復興。

二是政治保守主義。許多人雖不愿鉆入象牙塔去整理國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們的姿態比起一九零五年來也大為改變了。其中，以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Ｂ.Ａ.馬克拉科夫為代表的一派實際上已成為秩序主義者，馬克拉科夫十分強調"法制"的必要，認為法制建立在憲政之上，為維護法制，就應當在任何情況下杜絕革命。更甚一步，他還認為僅僅置身革命之外還不夠，還應當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與政府合作來制止它。

三是立憲民主黨原方針的支持者。他們認為，一個自由派可以成為一個革命者，因為人們不能要求自由主義的政治行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統治者給定的任何一道法律。這里的問題也許在於能否堅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場。即使他們可以仍然堅持"自由"，卻很難堅持"公正"立場了。因為這時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會下層已經涌起了反改革運動，而這與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這一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的無所作為，與其說是出於蘇聯官方史學所稱的"軟弱性"，勿寧說更多地出於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義者所處的尷尬境地。

而另一個情況又使得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立場更加模糊。這就是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傳統時代，沙皇以"抑強扶弱"的"俄羅斯獨特的公社精神"，作為凝聚國民的精神支柱。"寧可一切土地歸沙皇，只要不歸地主"是俄國人忠君思想的現實基礎，斯托雷平改革摧毀了"公社精神"，使這一支柱不復存在。為了填補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辦法是極力強化民族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
斯托雷平一手扶植、建立了鼓吹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黨"，以"你們需要大動亂，我們需要大俄羅斯"為號召，攻擊反對派企圖渙散俄羅斯民族。他還在其任內多次出征芬蘭等地，親自主持強化俄國的殖民統治。而俄國的自由知識分子頗有些人很吃這一套，隨著俄國在民族主義的膨脹中一步步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在向右轉。

於是，俄國自由主義作為一股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在斯托雷平時代逐漸從歷史舞臺上"缺席"了。這倒不是說俄國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於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對傳統體制起著強烈的腐蝕作用，到一九一七年前夕這部貌似龐大的統治機器已經"自由"得松松垮垮，所謂文官要錢不要命，武官怕死更愛錢，個個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報國傳統信念者已如鳳毛鱗角。但是，那種作為社會公正象征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那種在變局來臨時的理性力量，卻已然消失。這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與一九零五年最大的不同之處。或許可以說，俄國那時就已差不多注定與自由憲政無緣了。

"保守化"的精英與"激進化"的大眾

無論當局還是反對派，人們都往往把知識分子的情緒等於社會情緒，而把社會情緒的激進化歸結為某種精英的意識形態引導。這往往會引起一種幼稚的主張，即只要知識分子放棄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會發生。然而，俄國的情況卻是：當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知識分子中激進情緒高漲時，社會卻十分保守 ，尤其是農民，那時都還指望著沙皇的"抑強扶弱"。而當一九一三年前後知識分子作為整體而日趨於保守化的時候，社會卻積累了越來越強烈的激進情緒。當年的民粹派曾經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從"到民間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渾身的解數要發動革命而革命就是不來，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卻在所有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未曾去發動，甚至始料不及的情況下突然降臨了！

十九世紀的俄國盛行精英革命家，從貴族身份的十二月黨人到知識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紀之交便起了變化，最明顯的是沙皇俄國司法部門統計的"反國家罪"案犯中，工農比例迅速增長，而知識分子的比例日益縮小。

從一八八四——一九零三年十年間知識階層的"反國家罪"案犯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體力勞動者的比例上升了一倍半。這樣的趨勢到了一九零五年以後更加明顯，據一份統計，在政治性"罪案"中知識階層所占比例已由百分之四十九點一下降為百分之十六點四，而下層市民（包括工人在內）則從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三點九，農民也從百分之十九點一增到百分之三十七。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這一變化。從"公社世界"到私有產權，從傳統村社經濟到近代農場經濟，這在經濟學上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這種"分家"的方式是極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創造了"經濟奇跡"，一方面卻又在社會下層積聚了危機因素，而與改革前相比，這時下層的不滿有幾個明顯變化：

第一，隨著沙皇的形象從"公社之父"變成"公社破壞者"，傳統皇權主義的民眾心理基礎被破壞。因此，隨著改革的進展，精英層對沙皇的敵意在淡化，而大眾對沙皇的敬意卻消逝得更快。

第二，一八六一年，農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縛，而一九零七年後，農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護。由於改革以權貴利益為本位，代價、風險與成果、機會的分布極不公正，因而大眾中積聚了強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權崇拜消失的同時"公社崇拜"卻日益強化。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對抗改革的公社復興運動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會下層日漸洶涌的暗潮，在平時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機會，它就有可能泛及於社會表層，形成以"人民專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義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鐵腕固然使社會一時趨於安定，然而它畢竟與以"公社世界"為基礎的傳統權威不同，在壓制反抗的同時也在消解權威。一九零五年以前俄國的農村公社內部存在著較多的貧富差別，難於一致行動，而沙皇卻可以以凌駕於貧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斯托雷平改革後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立獨立農莊。他們是改革的受益者，但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不可能成為斯托雷平所設想的政府社會支柱。而公社本身卻因富人的退出而變成了貧弱戶的均一化團體，成為絕望者采取集體行動的最佳組織方式。到一九一七年，這種內部認同大為提高并且一致對外仇視富人的公社組織終於成了"農村大雪崩"的巨大動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對其形成制約。

斯托雷平改革對城市反對派運動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使民粹主義反對派運動死灰復燃。後者舉起了自由主義放棄了的社會公正旗幟，以反改革為號召，與下層的公社復興運動迅速結合。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因而從一九零五年時微不足道的小團體一舉成了一九一七年有百萬之眾的全俄第一大黨。"二月雪崩"之後，它不僅在農村蘇維埃中一統天下，在城市蘇維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與蘇聯官方史學的描述相反，當時沙俄流放地與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這些民粹主義者，而布爾什維克（它的成員主要是政治僑民）并不多。

總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 了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了與貪官污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至於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出現了不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了。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蕩）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了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公，還削弱了社會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了傳統道德秩序，也沖毀了公社精神、都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規范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發泄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了一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線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制"的確立。

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末日

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國雖然處於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但從精英層面上看并沒有什么"革命"先兆。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極力描述布爾什維克如何精心組織了"二月革命"，但實際上該黨當時不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動於海外政治僑民中。就在這年的一月，身居瑞士的列寧還不無悲涼地寫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的革命了。"看來此時年才四十多歲的列寧已在作終老他鄉的打算了。然而只過了四十天，意外的驚喜便從天而降：革命爆發了！而且轉眼便勝利了！勝利之快使他甚至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跡"發生了！

的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顯得那么"突然"，從沙皇到列寧，從極左派到極右派，無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於一件"小事"：二月二十三日（俄歷）彼得格勒"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變成自發性罷工。沙皇懷疑杜馬參加騷亂的組織，於二十六日下令解散杜馬，不料杜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勢突變：派去鎮壓騷亂的首都衛戌部隊有幾個團率先嘩變，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調兵遣將卻無人理睬，終於被迫在三月二日服輸，臨時政府同日成立。歷經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僅僅在幾天之內便幾乎未經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這樣的劇變令人頭暈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Ｂ·卡萬史夫後來說，"誰也沒有想到可以發生的革命會如此臨近"。事實表明，這次革命既不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任何一個左派政黨有計劃地組織發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姆斯季斯拉夫基回憶說："革命來臨時，我們這些黨人還像福音書中熟睡無知少女一樣。"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晉季諾夫則說："革命猶如睛天霹靂，不僅使政府驚慌失措，也使杜馬與各個社會團體措手不及。對我們革命者來說，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興的事情。"正如后來著名革命史作者Ｈ·蘇漢諾夫所言："沒有一個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幾乎誰也沒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開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開端"。反對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當尼古拉二世讀完杜馬主席關於首都開始發生革命的電報後，他說了一句被載入史冊的話："這個胖子又來對我胡說八道，我甚至無需回答他。"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劇變仍然發生了，而且一旦發生便一瀉千里，不可遏制。從二月到十月，俄國社會幾乎是處在一個急劇"激進化"的連續過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種政治力量不管原來信奉什么"主義"，此時都卷入了一場"激進比賽"之中。正如盧森堡所說 ：沙皇的傀儡──最反動的第四屆國家杜馬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一個革命機關"。為了搶占潮頭，這個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幫杜馬"不但抗旨逞強，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時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職能。從國家杜馬臨時執行委員會到後來的四屆臨時政府，俄國政壇八個月之內五易其主，一屆比一屆更"左"，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命民粹派，最後在十月的冬宮之夜，後兩派中的最激進者（社會民主黨（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又推翻了兩派中較正統者（社會民主黨（孟）與社會革命黨）控制的末屆臨時政府。當時人們對這一後來被稱為"十月革命"的事件并未感到過於吃驚，以為不過是八個月來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罷了。直到次年一月立憲會議被解散，六月左派社會革命黨被趕出政府，人們才恍然大悟：在"人民專制"中，更嚴厲的鐵腕誕生了。

在這一大潮中，斯托雷平的改革一開始就成為過街老鼠，盡管在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國人（包括下層在內）絕對生活水平實際都有提高，但社會上的不公正感在戰時困難的觸發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無論持何種主義的政治力量，當時都在抨擊斯托雷平，并許諾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風。臨時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員會首任主席在五月十九日該委員會首次會議開場便譴責斯托雷平改革，斥責斯托
雷平"為私人而對公有土地發動掠奪"，并表示臨時政府立即糾正這種"專橫的"
不公正。在聯合臨時政府中任農業部長的社會革命黨領袖也宣布，在廢除斯托雷
平法案之後，"新的改革將從這些深層生活中涌現"。對改革的清算引出了"社會"對"個人"的專政，作為個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也厄運難逃了。

主要代表知識界的立憲民主黨，這時的處境與一九零五年判若宵壤。這個以
"立憲"為名的黨一反常態，力圖推遲立憲會議，因為它預感到這一會議將是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公會的再版，然而沒想到這個會議剛開場，就被比它更激進的蘇維埃所驅散。蘇維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其中最主要要求就是肅清"自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接著在取締了立憲民主黨後，又宣布把整個知識界都列入鎮壓對象。列寧為此致信高爾基，勸他不要"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歷史已經過去八十年，如今俄羅斯面臨又一次變局，於是學者們又在討論：到底是狂熱的知識分子折騰了人民，還是狂熱的人民折騰了知識分子？

這個官司也許是永遠也扯不清的，但回顧這段歷史，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理智與公正常常是互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樹立起社會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喚理智。而這個形象自由主義者不去樹立，民粹主義者就會去樹立，這恐怕才是自由知識界的厄運之源。

第二，在知識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學理價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為，只要知識分子"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為證。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歷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國學者認為沒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沒有二月"雪崩"，這不無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這場改革應當不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這段歷史更基本的啟迪在於：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是社會的頭腦，更應當是社會的良心，平時是如此，在大變動時期更是這樣。"良心"膨脹到企圖充當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縮到無視公正時，"痞子革命"怕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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