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

全文見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zc/P020040711278763281967.pdf

 

 

周 飛 舟

導 論

1959-1961年，在中國歷史文獻中通常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嚴重困難”時期①，也是國外一些文獻中提到的“災荒”時期。在此三年期間中國大陸各地普遍發生了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有些地區因此導致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從現存的歷史文獻來看，我們可以判斷災荒自1959年春就開始了，有些地區自1958年冬就出現了糧食緊張的狀況②。如果從國家統計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頒行的人口統計資料來看，1959-1961這三個年份的死亡率明顯高于其他年份①。

 

 

這次災荒除了規模巨大之外，還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首先就是災荒的起因一直模糊不明，聚訟紛紜。以前的認識是主要由于“自然災害”引起，近年來有學者提出災荒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還有經濟的、政治的因素起作用。國外的學者付出較大努力去尋找導致災荒的主因，但結果也是莫衷一是。其次是這次災荒持續的時間之長，較為罕見。歷史上只有由大規模瘟疫、戰爭導致的災荒才持續時間比較久。由于糧食短缺而導致的災荒，通常可由政府救荒，在一兩年內控制災情。糧食災荒持續三年，說明政府在救荒過程中反應不夠迅速。

 

 

1984年，托馬斯٠波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在《理論與社會》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斯大林主義、災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征購》的文章。在文章中，波恩斯坦對比了蘇聯30年底初和中國50年代末發生的災荒，認為與蘇共相比，由于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和農民的關系更為密切，所以農村的災荒不能用政府蓄意剝奪農民剩余來進行解釋。通過對50年代末中國糧食統購統銷的考察，波恩斯坦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中國政府在農村糧食狀況緊張的情況下仍然實行高征購的政策？按照他的看法，政府對農民生活一直甚為關注，救荒尤恐不及，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波恩斯坦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個災荒反應和救助的問題：政府救荒行動較慢，是因為不知實情嗎？災荒規模如此之大，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知道，又為何不作出反應？

 

 

筆者在本文中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以往的研究將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央政府的反應上，比較注意大的政治事件、尤其是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但是我認為，研究政府的反應和采取的措施將眼光僅僅局限于中央政府是遠遠不夠的。在災荒時期，中國各省間的死亡率不但有著極大的差異，而且省級政府的行為決策也對災荒的嚴重程度和肆虐時間有著極大的影響。我們即使回答了中央政府是否知情的問題，也難以解釋這種省際間的巨大差異。因此，本文將利用省級的糧食分配數據和一些歷史性的文字材料，主要從省級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考察他們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根據省級歷史數據的分析結果，我發現，省級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災荒的實情，而且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只是由于許多省級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即使求援也已為時太晚。再者，由于統購統銷體制造成的省際和省內糧食銷售和調撥能力上的局限也使得對災荒的救援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