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確立

張星星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以極大的精力關注意識形態領域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思想教育，開展對資產階級等剝削階級思想和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批判斗爭，以確立社會主義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到1956年，新中國在成功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也取得決定性勝利，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一、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把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為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任務，積極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各項思想文化斗爭，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證，同時也為展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礎。在對各種反動的或錯誤的思想斗爭中，黨和政府一方面強調，“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批評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樣才能確立馬列主義——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權”；另一方面，根據黨和國家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個體經濟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會現實，認為“對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的思想體系，即非馬列主義、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要批評，但不能肅清，也肅不清。”
    這種對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既要批評又要慎重的態度和政策，一直延續到1952年。在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斗爭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學習》雜志先后刊登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第1期）、《論資產階級的“積極性”》（第2期）、《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第3期）等文章，反映出否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左” 的思想傾向。毛澤東對此提出嚴肅批評，并將中宣部《關于<學習>雜志錯誤的檢討》批轉全黨，要求“各級黨委組織宣傳文教工作人員予以討論”。毛澤東還在 3月 27日修改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的處理意見的指示稿上寫道；“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1952年9月5日，毛澤東又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于少數進步分子說來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1952年9月，毛澤東對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方法和步驟開始有了新的戰略思考。在9月24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根據《毛澤東傳》的記載和薄一波的回憶，“對毛澤東上述論點，中央其他領導人沒有提出異議”。但是，面對這樣一個重大轉變，一些領導干部在某些具體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上，同毛澤東的戰略思考確實存在一定差距。為了統一黨內特別是中央領導層對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認識，毛澤東在繼續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出深入思考的同時，先后對“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 和“四大自由” 等觀點提出嚴厲批評，并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各大區和省市要在適當時機召集有地委書記、專員參加的會議，展開批評討論，講清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批判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對干部中存在的資本主義思想及各種錯誤觀念及時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黨“務必抓緊對黨員首先是干部進行教育和批判”。
    與此同時，周恩來于9月8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第49次擴大會議上作《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報告，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全面闡述。9月24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在發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中，向全國正式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12月，由毛澤東做出重要修改和增補并經中共中央批準，發布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到學習和宣傳提綱的發布，是對全黨和全國人民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指明了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前進道路，使之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的偉大旗幟，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展開和確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導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礎。
    二、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破產的歷史必然性，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性選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執政黨，“馬列主義已經確定地在中國人民中間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1951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提出：“用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教育人民，是我們黨的一項最基本的政治任務。我們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教育自己和全國的人民。這就是今天在新形勢、新條件下，黨的宣傳工作的任務?！?BR>    毛澤東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新中國成立后，正式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成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了解中國革命歷史的迫切需要。毛澤東對《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高度重視，親自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訂，并為部分文章撰寫了題記和注釋。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澤東選集》第1—3卷先后出版，第1卷第1次印行即達106.6萬冊，第2、3卷的首次印行都達到150萬冊以上。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講話和論著，也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或以單行本面世。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及其立場、觀點和方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毛澤東思想愈益成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
    為適應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3日制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1953～1954年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對全黨集中學習“聯共（布）黨史”第9—12章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部分著作作出了具體部署，“要求全黨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實際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10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 1953～1954年干部理論教育的補充通知》，進一步明確了理論學習中應當參考的“關于中國經濟的文獻”，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更好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睍贤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規定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的完善，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加速發展的形勢下，為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毛澤東在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了“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的任務。他指出：“我們要做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BR>    針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教育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指出：“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黨內一些人有一個時期搞過教條主義，那時我們批評了這個東西。但是現在也還是有。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6月 1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黨重新學習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積極克服照搬蘇聯模式和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傾向，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探索和新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戰斗力。
    三、開展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和斗爭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痹趯ιa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斷深入的形勢下，毛澤東從1954年10月開始，以支持李希凡、藍翎合寫的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文章為契機，發動了一場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運動。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于 （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負責人。信中認為，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是“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并批評“‘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的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
    根據毛澤東的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立即召開會議，初步檢查了思想上的錯誤和缺點，檢查了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危害性的嚴重麻痹和忽視新生力量的狹隘作風。1954年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學研究者、作家、文藝評論家、報刊編輯，舉行《紅樓夢》研究問題討論會，一致認為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的批評具有重要意義，清算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的影響是一場迫切的嚴重的思想斗爭。12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部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討論和制定了批判胡適資產階級思想的方案。對胡適哲學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實用主義，由艾思奇負責召集；對胡適政治思想的批判，主要由侯外廬負責召集；對胡適歷史觀點的批判，由范文瀾負責召集；對胡適中國哲學史方面觀點的批判，由馮友蘭負責召集；對胡適中國文學史方面觀點的批判，由何其芳召集；對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尹達負責召集；對《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由張天翼負責召集；對歷來《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批判，由聶紺弩負責召集。隨后，《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同時批轉《中央宣傳部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通知指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這些思想斗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通過對我國知識分子所熟悉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來具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通知強調：“思想戰線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條極端重要的戰線，不加強這條戰線，不首先在這條戰線上取得勝利，就不能保證在實際斗爭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月 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須在知識分子中和人民群眾中開展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任務，強調“必須喚起全黨的注意，進一步認真地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各級黨委必須真正做到把思想領導當做自己領導的首要職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因此，黨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宣傳唯物主義的思想，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從而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便于在實際工作中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思想武器，改進黨和國家的工作，同時使廣大人民群眾脫離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大大提高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的覺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深厚的影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清理和批判唯心主義思想，是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借用兩個“小人物”的文章為由頭，發動了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思想斗爭。這是毛澤東建國前后就十分重視反對歷史唯心主義斗爭的繼續，從批駁艾奇遜的《白皮書》、宣告帝國主義者唯心史觀的破產到批判《武訓傳》的奴才哲學，又從《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擴展到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斗爭。這些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和斗爭，都是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思想占領意識形態陣地的重大問題。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環境里，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尚未占據顯著優勢，特別是在學術研究與文史哲等學科中，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響，滌蕩舊社會遺留的污泥濁水，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必須面對的一項重大任務。
    四、提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方針
    經過1954年10月以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和斗爭，特別是經過1955年底到1956年初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重大勝利。如何調動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為毛澤東關注的重大問題。同時，蘇聯的學術界和文藝界揭露出來的干預過多等問題，也促使人們從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中解放出來。
    1956年4月，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的同時，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4月25～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系》的講話。27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會上發言，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分別開，把那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28日，毛澤東在會上作總結講話，明確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問題。他說：“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倩R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偌覡庿Q’，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闡述十大關系問題，并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指出：“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谥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雙百方針”的提出，在學術界和文藝界產生了強烈反響，對推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貫徹“雙百方針”，《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多次批評意見，于1956年7月1日實行改版。在社論《致讀者》中指出：“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從它創刊到現在，一直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在任何一個社會里，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于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種見解。黨的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采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薄拔覀兊膱蠹埫纸凶觥度嗣袢請蟆?，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敝泄仓醒朐谂D《人民日報》編輯委員會向中央的報告時指出：“《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鞯攸h委今后也要強調地方黨報是地方黨委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薄度嗣袢請蟆返母陌娉蔀樨瀼亍半p百方針”的重要范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國在逐步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同時，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這既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要求，也是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重要保證。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同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也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1期《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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