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辯的農民》是古代埃及保存下來的篇幅最長、內容最完整的為數不多的幾篇文獻之一，它對研究古埃及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文獻敘述的是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農民胡恩因普用驢子馱著本地區的物產，去交換食物路上所發生的故事。在路上農民遇到了一個叫奈姆提·奈赫特的小官僚，他搶走了農民的驢子以及其他物產，還把農民毒打了一頓。迫于無奈，農民去京城向長官廉西申訴自己所受的冤屈。該故事通過農民之口譴責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發出了對社會正義的呼喚，深刻反映了古埃及社會當時存在的政治問題。
農民在向長官廉西進行申訴的過程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社會現實。
“法官們正在掠奪別人擁有的東西。左右輿論的人歪曲了正義。給予生命者卻身衰力竭，頹然倒地。安泰平靜者卻使人氣喘吁吁。調劑分配者難平自己的私欲。救濟危難之人卻是制造危難的禍首。……懲治邪惡者正在制造邪惡。”
“糧堆的測量者短斤少兩；為他人送糧者刮去他人的份額；按照法律進行指引者指揮搶劫。”
“和平的制造者變成了邪惡的制造者。完美者正在制造苦難……欺騙者將人間的正義減損。”
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這種社會政治狀況下以官吏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表現吧。
“（官吏們）強悍而有力”，他們的“手臂主動而積極”。他們的“心貪得而無厭”。“憐憫之心”與他們“失之交臂”。
“聆聽者，卻不履行聽的職責。”
“領袖本應該去懲處搶劫，然而卻成了作惡的榜樣。”
“（官吏們）是鱷魚之神的使者，超過了瘟疫之神沙哈麥特”。
“（他們是）蒼鷹，靠捕食可憐的鳥兒生存繁衍；（他們）“是屠夫……在屠殺中失去了所有情感；（他們）“是捕食不得的鱷魚”。
像廉西這樣的人民心目中的好官（文獻中講，廉西懲處了“該地區所有的強盜”），也變成了“偷竊的主謀，搶劫的元兇”，“遭到了奸佞的愚弄”，從而“受到了正義的責問”。
文獻中還反映了當時存在的賄賂行為。農民在第八次向長官廉西申訴過程中講到“官吏們送你源源不斷”。說到底，該文獻此處是在暗指當時官場中的賄賂行為。另外，該文獻中講到農民胡恩因普把自己遭受搶劫之事向長官廉西述說完畢后，廉西“當著眾官員的面，發布了懲罰奈姆提·奈赫特的命令。”但是，他的命令并沒有得到官員們的響應。相反，眾官員們卻為奈姆提·奈赫特開脫說：“難道有理由懲罰奈姆提·奈赫特，只因為他搶走了別人的泡堿和食鹽？”在眾官員的一番話下，長官廉西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變得“緘默不語，既不對眾官員們做出回答，也不對農民做出回答”。
通過這一情節，該文獻反映了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官吏們之間相互推委，已不再堅持真理，捍衛正義。總之，導致當時的社會出現了這樣的局面：“法律遭到破壞，政令遭到踐踏”；“善行遭到……損毀”；“應受懲罰的法官成了作惡的楷模”。
在當時這種黑白顛倒的社會中，出現了很多的不正常現象：
“消除病患者自己染疴臥病，剛正不阿者變成了唯諾之徒。”
“目明眼亮者變成了盲人，耳聰善聽者變成了聾子。”
“領導者（也變成了）誤導者”。
《能言善辯的農民》這篇文獻的斷代問題比較復雜，該文獻是中王國時代撰寫的，內容卻是以第一中間期為歷史背景的一篇作品。因此，文獻能反映的政治背景我們認為可以有兩個，即第一中間期和中王國時代。但是，筆者認為這兩個政治背景無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遺憾的是，在古埃及歷史上，不論是第一中間期還是中王國時代，這兩個歷史時期的史料都十分缺乏。不過倒是保留下來了一定數量的文學作品。例如，《聶非爾提預言》、《對美里卡拉王的教諭》、《一個人與其靈魂的辯論》、《卡凱培拉·塞奈布的苦訴》等文學作品。文學作品雖然是文學創作，但是它們往往以某些實際的事件或情況為依據，所以自然而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價值，換句話說，文學作品可以反映某些社會現實。
另外，《聶非爾提預言》、《對美里卡拉王的教諭》、《一個人與其靈魂的辯論》、《卡凱培拉·塞奈布的苦訴》，這些作品所創作的年代問題，目前尚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也就是說，這些作品究竟創作于第一中間期，還是中王國時代，則是很難說清楚的問題。鑒于《能言善辯的農民》這篇文獻所反映的年代的特殊性，即我們可以認為該文獻反映的政治背景是兩個具有很大相似性的背景，因此，筆者在此建議對這些文學作品進行模糊處理，即不探討這些作品究竟屬于什么年代，而只是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分析，從而為《能言善辯的農民》所反映的政治背景提供一些旁證。
《聶非爾提預言》這篇文獻的重點是針對當時社會動亂的描述。文獻中有這樣的記載：
“一切好的東西都不見了。大地凋敝了，（好像）律法注定了讓它這樣：已做的事物遭到損害，現在的一切空虛讓它空虛，無人理會，而那些從未做過的事，現在卻做了。”
“土地縮小了，（但是）他的行政人員卻很多。土地荒涼不毛；（但）稅卻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量斗很大，而且量時總是滿得上尖。”
文獻中記錄了當時古埃及社會官僚機構的臃腫，官員的增多，農民負擔的加重等現象。同時，更說明了政府官員的營私舞弊，搜刮民財，導致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卡凱培拉·塞奈布的苦訴》（又譯為《僧侶安虎對自己靈魂的談話》）中講到：
“變化正在發生，不像去年那樣，一年比一年更騷亂……遍地是悲傷”。
“我的痛苦是長期的和難以忍受的……所有的人把他們的希望寄托于欺詐之上，正當的談話被拋棄。”
《一個人與其靈魂的辯論》并未直接描述社會的動亂，但從作者的悲觀厭世的情緒來看，無疑是社會大動蕩的反映。作者在字里行間流露出社會動蕩不安和人際關系的顛倒：
“今天我能對誰訴說？沒有公正的人，大地上留下了作惡的人。”
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古埃及農民的地位和狀況又是怎樣的呢？古埃及社會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農民是構成古埃及社會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美國埃及學家J. H.布雷斯特德(J. H. Breasted)在20世紀初期，根據中王國時代的契約歸納出古埃及社會的4個階級，即世襲貴族（hoty-o）；官員（sr）；市民（njs）和農民（suty）。雖然布雷斯特德僅僅用契約文獻來劃分階級關系是不全面的，至少從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來看，沒有揭示出社會中的真正的階級關系及其社會地位，但是，無論如何，他卻反映了農民位于社會最底層的地位狀況。雖然農民是構成古埃及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他們地位的低下，以及古埃及社會教育的壟斷，因此，古代埃及保存下來的反映農民的生活狀況的文獻則幾乎沒有。這為我們研究古埃及農民狀況帶來了不便。在中王國時代保留下來的一篇《關于對各種職業的諷刺》文獻中，作者為了教導兒子安心讀書，竭力宣揚書吏的優越性，并對比了其他各種職業與書吏之間的差別，其中描述了當時的農民、手工業者等的生活狀況，從而為我們了解古埃及社會中農民的地位和狀況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文獻中這樣講到：
“農民，他的帳單是永恒的（按：講的是欠繳的稅款）。他叫嚷著（或譯為‘他的聲音很高’，即表示不滿）……他更勞累……他未受損傷，就像在獅子中間未受損傷那樣，而疾病是感受到了……”
由此可見，在當時古埃及社會中，農民所處的地位是比較低下的，生活狀況也是比較惡劣的。筆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即農民的名字在該文獻中只出現了兩次，而其他之處統統以“該農民”代替了。因此，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很可能反映了古埃及社會中農民地位的低下。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以胡恩因普為代表的生活在下層社會的農民發出了對社會黑暗的控訴。從故事的內容來看，我們看到農民表面上是為自己失去了財產，向廉西申訴冤屈，請求歸還財物。其實，農民控訴的卻是整個官僚統治階級，因為農民在向長官廉西的多次申訴中，農民不是就事論事，申述自己的財物遭受搶劫之事，相反，農民申述的是正義的丟失，真理遭受放逐等社會現象，以及為官者的職責等大道理。由此看來，我們認為農民控訴的是當時的整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
廉潔奉公，懲治貪污腐敗，幾乎是現代各國政府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貪污腐敗等不良現象的滋生是伴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而必然出現的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能言善辯的農民》這篇文獻，我們發現距今3 000多年前的古埃及社會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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