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解放前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整個社會的基礎產業是農業，大多數靠種植農業為生，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都很低，有限的剩余多數通過地租形式上交給地主和富農。而這一階層的畸形消費，常常使得有限的剩余無法流入工商業產品消費渠道，中國紳士們留給洋人的印象通常是：一個留著長辮子的老頭穿著長袍馬褂，在臥榻上叼著一根煙槍吸鴉片，他的小老婆在旁邊為他點煙捶背。
自從鴉片戰爭之后，英國通過在印度種植鴉片并公開運到中國來販賣，這是英國資本家們遭遇中國占優勢的自然經濟之后，為順利實現資本積累的創新和突破。根據英國政府與北洋政府的協定，自1908年開始分十年逐年減少鴉片輸入，于1917年終止合法與公開的鴉片貿易。本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多數國民種植糧食作物，剩余很有限，基本上不參加市場交易過程，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們無法提取到中國的有限剩余。最后就要出奇制勝了，只要一個人染上了鴉片煙癮，哪怕是賣兒賣女賣老婆賣房子，也要去購買鴉片，這樣就成功地把一個通常是不參加市場交易的人，強行拖進來了。就是在鴉片貿易中間，資本家才能順利地實現其資本積累過程，紳士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購買力最強的階層，他們成為癮君子，更是西方人提取中國剩余的一個關鍵環節。
人們都說封建社會總是伴隨著超經濟強制，因為那個時代的生產者――農民常常是自己控制著生產過程和剩余，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之外的強制，剩余總是難以順利轉移的。這與資本家自己就能夠控制生產過程和剩余分配的“強勢地位”完全不同。而鴉片貿易則是在“市場自由貿易”的面目之下，一種關于“超經濟強制”的制度創新。在民國的戰亂年代，各地軍閥通常都是保護本地的鴉片生產，幫助進行販賣，以“培養稅源”，畢竟這是一個現成的剩余提取手段。由于具有如此深刻的社會支持，因此鴉片煙毒危害中國百余年，而且愈演愈烈，最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的市場容量和剩余流動模式，這些與工商業的成長和發展均無關。
留在中國人心目中間的資本積累印象，沒有比鴉片貿易這樣一種剩余分配和提取方式更深刻的了。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共產黨政權就徹底禁絕了鴉片的生產和貿易，取締了黃賭毒，在1970年代已經完全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性病。在精英們看來，都是堵塞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門路。黃賭毒等項“第三產業”，在傳統農業時代的角色都是“強勢產業”，都是就人性中間的幾個最強烈的欲望去著手創造“有效需求”的，在剩余很少的時代還能夠促使人們轉移自身掌握的有限剩余。這些產業今天還繼續受到某些精英的支持，要求把這些地下產業“合法化”，加強管理和收稅，也是要開發人性和欲望中間的惡劣部分去促使第三產業興旺。有人就“繁榮娼盛”的狀況，編了一個形象的順口溜“無噪聲、無污染，一套被褥搞三產；交易做完貨還在，拉動內需促發展。”
在鴉片這種特殊的超經濟強制之外，中國人對資本積累的重要印象還來自于官僚買辦的積累道路。在舊中國由于剩余有限，資本積累過程針對的是個人非常有限的剩余，提取分散剩余的成本極端高昂，而且分散剩余的提取直接面對基本生存需要的替代運用方式，遭遇的反抗和不合作也是相當嚴重的，為此積累資本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鴉片貿易之外，常見的資本積累渠道還有兩個：一是依附國外壟斷資本，一是依托國內的政治權力，這個積累過程丑惡的歷史記憶，導致國人對資本的深刻惕戒，各種資本在舊中國的惡劣表現，都曾經作為共產黨論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的輿論資源。
1946年國共全面內戰爆發的時候，舊上海的一個資本家對他的學徒說“完了，老共要得天下了。”學徒不明白，老板解釋說“現在80％的人支持老共，99％的人反對老蔣，那老共還不要得天下嗎？”從抗戰勝利初期國民黨軍政要員們的“劫收”，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對于民族資本生存空間的擠壓，蔣政權終于耗盡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成功地支持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對于舊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批判和人們對其深惡痛絕，本身是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基礎和輿論基礎。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人們對資本的印象，主要是建國初打擊投機資本和三反五反運動中間確立的。1949年6月，上海剛剛解放，投機資本利用相對動蕩的經濟形勢，進行銀元投機，嚴重影響市場物價和民生穩定，上海市軍管會查封了證券大樓，抓獲了大批投機商。在隨后的“米棉之戰”中間，共產黨動用政權的力量，從東北等地搶運大批糧食和紗布等產品，進入上海等六大城市，在投機風潮最高峰突然一齊拋售，并同時收緊銀根，結果導致大量投機資本家破產及其背后的地下金融支持體系――私人錢莊――的徹底崩潰。
資本在新中國表演的第一個節目，是根據中國市場上基本民生產品的嚴重短缺形勢和高價格彈性特定，進行囤積居奇，在改變市場供給條件的情況下牟取暴利。新中國成立之初進行的穩定物價之戰和三反五反運動，拒絕資本積累轉嫁風險和成本給政權。資本家們自己把逐利動機和民眾的基本生存條件之間的矛盾，充分暴露給人看，結果是為徹底葬送資本主義的前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幫助共產黨政權完成了“一化三改”的輿論動員過程。
布羅代爾總是告誡人們要區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不同，舊中國的市場經濟很發達，人身的市場化程度都很高，但是資本積累條件卻仍然很差，積累過程難以順利完成。因為小資本控制市場風險的能力很差，也無法突破交易費用的限制去實現有效的聯合，只要是達不到美國那樣的“資本過剩”態勢，就肯定實現不了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緊密結合，在市場上就無法通過聯合安排來降低未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資本家的決策中間就永遠也不會考慮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沒有足夠的經濟控制權，就無法進行風險管理，也就沒有長遠意識，小資本在逐利動機下就常常是以短期利益為主，新中國之初資本的投機性與軟弱性的一次自我暴露，與1840年之后的百余年時間中間資本積累的主流選擇，在根底上是一致的：中國資本積累條件不佳的現實決定了資本無法順利進行和成長，資本積累的承載者資本家就無法超出狹隘的短期利益眼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資本又失去了政權和話語權的善意保護，與政權的強大動員能力相比，資本的控制權是極端弱小的。這一切也正如布羅代爾所言，不要以為離開了政權的保護資本主義還能夠生存。
其實中國的老百姓造就知道了，民間諺語說“窮不與富斗，富莫與官爭。”掌握資本固然能夠加強自身的控制權，使得富人對窮人的優勢很明顯，足以讓他們把人身市場化；但是資本支持的富人優勢，是遠遠不能與政權的力量相比的。投機資本家們應該不缺乏常識，但是短期利益的驅動之下無法兼顧后果罷了，這種只顧眼前利益而根本不考慮長期利益的決策模式，按照民間的說法就叫做“鉆頭不顧屁股”。
許多人在談論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常常提到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三改。這一路線已經明確宣布資本在新中國的末日，新中國整合人力物力的要素將要在私人資本之外去尋找了；同時投機資本興風作浪對應的市場現實是：高彈性產品的脆弱供求關系，這也預示著新中國后來采取的重大步驟：統購統銷。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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