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伴隨毛主席革命一生的周總理
——為紀念周總理誕辰110周年而作
潘明光
在中國較長一個歷史時期的媒體和各種文字中，流行著許多用剝削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立場和觀點，通過“捧周貶毛”或“擁毛反周”而躍然紙上，不僅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敬愛的周總理之間的珠聯璧合整體，硬生生地要撬出一道深深的鴻溝，從而打造出適應赤裸裸個人利益和權力需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氛圍。這類作品以獸性才華和吃人理念為基準點，人妖顛倒、是非混淆、高尚與卑鄙倒掛，生造出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所謂的歷史真實，編造了一場場完全獸性化的豺狼相互殘殺的發展史。這些早已資產階級獸性化的文章的內容，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把本來清清的一潭池水攪得渾濁不堪，看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看越使人糊涂，越看越感到莫名其妙，越看越覺得人類根本就既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人性，也沒有什么忠貞和友愛，更看不到將來還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剩下的只有豺狼當道和虎豹稱雄的現實。縱觀毛主席與周總理革命一生的客觀真實，真正是國際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領袖、導師和舵手，與杰出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恒定關系。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相遇與相擁
周恩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心悅誠服及其對中國革命總目標的高度一致性，是兩人能建立起親密而默契關系的關鍵所在。雖然周總理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很杰出的人才，但能真正充分施展才華和水平，正是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正確領導才得已實現，而毛主席能夠成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杰出領袖和導師，也離不開周總理的大力支持和真心輔佐，由此兩人構建起了彼此之間相扶相成、相得益彰的特殊而又牢不可破的關系。周總理與毛主席的相遇和相知、相擁，則要追溯到二十世紀的20年代中期，在這個風起云涌、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革命策源地廣州就一見如故，開始了為革命事業的奔走，從而為后來的長期親密合作與相隨奠定了基礎。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內，盛行著教條的脫離中國實際，而把馬列主義革命原理書本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把蘇聯革命經驗專一化的，表面上看很“左”、很革命的錯誤思潮及其路線，這種錯誤泛濫幾乎徹底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而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和做法卻受到排斥和打擊。當時在黨內軍內地位和名望很高的周恩來，在革命戰爭實踐中深刻看到了“朱毛”探索“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根據地”戰略地位，深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道路，對毛澤東在軍事戰略中展現的才華和遠見卓識深深敬佩。
在毛澤東身處“孤立”境地，以及后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周恩來都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由此建立起了彼此依賴和支持關系。在當時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御戰略”斗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后方蘇區的中央局成員，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的發動群眾、誘敵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戰機，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意見，發生了嚴重分歧。寧都會議前期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后方中央局的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支持而氣勢很盛、咄咄逼人，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和“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矛頭直指毛澤東，毛澤東面對這種情勢沒有屈服據理反駁。在會議陷入僵持局面的情況下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不同意對毛澤東的無端指責，對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工作”的主張堅決反對，提出了：“一種是由我負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協助；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會議最后經過表決，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意見。
周恩來經過同毛澤東之間的長期而又堅固的密切合作，特別是紅軍開始長征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以在中共黨內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中，在政治上堅決支持毛澤東進入決策核心層，從而為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內的實際領導地位創造了根本條件。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在后來的和衷共濟、同喜共哀的近半個世紀的密切合作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主導地位形成以后，幾乎每天所有的軍事電報都送到周恩來手里，周恩來看后并考慮好自己的意見，再找毛主席一起對重大問題進行事先性的商量，然后經集體討論并作出相應的決策和部署。決定作出之后重大和戰略性的問題以及重要文電、文件由毛主席親自起草，具體貫徹執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協調貫徹落實則由周恩來負責，從而形成了政治軍事方面重大決策毛主席居核心和主導地位，周恩來居于負責協調、貫徹、督促等關鍵位置的格局。周恩來無論是在西安事變談判和重慶談判，還是跟隨毛主席轉戰南北、指揮國內的解放戰爭，在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戰略方針和堅持不懈地同各種反動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中，都發揮了核心的中樞作用。由于能充分發揮毛主席與周恩來各自優勢科學化格局的穩固發展，為中央蘇區的不斷鞏固發展和人民軍隊的迅速壯大，為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創造了決定性的領袖集體條件，構建起了配合默契卻分歧很少，打造出了一個個黨和人民軍隊從小到大、弱勝強的人間奇跡，為奪取新中國的紅色政權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了世人所熟知和廣為傳頌的歷史美談。
二 社會主義時期的深信與相隨
毛主席和周總理既是杰出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革命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杰出的最高級的領袖人物，更是二十世紀叱咤風云的世界著名無產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主席同出生于1898年3月5日的周總理，兩人在中國革命乃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道路上，以及在為中國乃至世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彼此之間無論是在艱苦歲月面對殘酷的國內外敵人，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艱苦歲月中，始終保持真誠相持和親密合作關系，兩人圍繞著共同的共產主義事業真日以繼夜、兢兢業業，頑強拼搏、鞠躬盡瘁，彼此所展現的信任和信賴，既是共產黨人之間的深厚同志感情，也是光輝的、永世長存的無產階級戰士典范，更留下了動人的、不朽的思想和業績。
在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擔任黨主席和周總理任政府總理同時達26年，成為全世界連續任職最長久、最優秀的重要領導人。毛主席成為世界是杰出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而周總理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歷史完全證明了兩人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是不可分離的事實。在兩人的關系中，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起著主導的作用，而周總理的主張和做法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特殊功能，如果兩人離開了彼此的真誠支持與配合，都不會有后來十分成功歷史和現實，也不可能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宏偉成就。
毛主席善長并且善于通過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來推動和實現革命的目標，周總理則是一位是以身作則并以鞠躬盡瘁來感化人民的行家。毛主席在革命與建設大政方針的研究和確定上，總是從哲學角度和革命與建設總目標的戰略上思考問題，且吃得透、看得準、看得深；而周總理在自己參與研究的路線方針確定以后，則將具體的行政與經濟事務承擔下來親自去處理。自然地形成不成文的毛主席把握黨和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方向，而周恩來則注重把握國家經濟發展建設的分工合作模式，相互之間也自覺地遵守這些默契，各自都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政治責任，形成了鞏固的政治態勢。周總理對毛主席的思想脈絡十分清楚并且心領神會，能夠創造性地準確把握和善于貫徹到各項工作與實際中，毛主席對周總理辦事的細致周密也十分稱心和放心。由于周總理被毛主席的哲學思維和統率能力所折服，也就自然地扮演著執行者、“配角”的角色，用周總理的話來說就是：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
周總理深深知道毛主席高瞻遠矚，比自己看得高看得遠，立場也就始終站在毛主席一邊，所以對深入發動群眾來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消除共產黨內修正主義，保證政權始終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的科學內涵認識。十分深刻透徹。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曾出現了多種精心包裝的“走資派”要復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逆流，但由于有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密切配合，發動了旨在清除不恥于人類的臭狗屎的運動，客觀上有效地遏制了這些梅毒和瘟疫的擴散與危害，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發動還是深入的過程，周總理都贊成并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決策，并成為主要的參謀者和推動者、執行者。周總理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僅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達到的終極目標贊同，而且在出席無數次紅衛兵的大型報告會、座談會，以及小型的、個別的會見談話中，都高度贊揚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反修防修，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給予了深層揭露與批判，用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阻止著拋棄社會主義的種種陰謀詭計，身體力行地終其一生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
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新中國建立后，自始至終杰出核心領袖的高度默契——前有毛澤東主席對共產主義的高瞻遠矚，后有周恩來總理的具體貫徹落實，在國際上堅持反帝反霸并全面戰勝了帝、修、反的顛覆和破壞，從根本上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性質，保障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正確道路。經過兩位偉人最成功的密切合作和艱苦努力，最終把一個人口多、底子薄、落后和散亂的舊中國，建設成了初步繁榮富強和凝聚力十分強的中國，粉碎了資產階級各式各樣的猖狂進攻。新中國在毛主席與周總理神交和心心相映的領導下，保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蒸蒸日上，保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屹立世界東方的不敗之地，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始終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道路勝利前進。周總理對毛主席的強力輔佐和支持，既為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也為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如何反修防修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
三 暮年時期的相伴和相別
雖然毛主席和周總理兩位革命領袖有著出身、性格差異，但由于革命志向和向共產主義奮斗的理想高度一致性，及其與生俱來就有的把勞苦大眾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神圣責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偉人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把全部的畢生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全人類的進步事業，不僅獲得了中國各族人民的敬仰和愛戴，也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贊譽和尊敬。當病魔纏身、活動不便的毛澤東主席得知周總理患癌癥后，心情非常沉痛，嚴肅地關切著病情的發展變化，每次都親自審閱周總理有關醫治的病情報告。周總理同樣也關心和關注著毛主席的身體，即使在彌留之際也仍然惦念著毛主席健康并問醫生：主席的身體怎么樣？我沒什么要緊，你們要好好保證主席身體健康，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胸前佩戴的是毛澤東頭像和“為人民服務”像章，枕邊放著的是毛主席的著作，這確切地反映了周總理心中人民和毛主席位置的內心世界，以及偉人之間動人心魄的革命情誼。當1976年1月敬愛的周總理停止呼吸的同時，年長五歲的毛澤東主席也在此八個月后與世長辭，標志著兩位偉人驚天動地合作時期的終斷。
在中國長期的革命與建設歷史上，周總理與毛主席形成的同生共死牢不可破造豐碑的關系，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舞臺上所留下的錦上添花時代，深厚友誼譜寫的一曲浩然正氣的凱歌，為繼續革命的共產黨人樹立了光輝的典范。特別是偉人之間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同仇敵愾，彼此信任、長期合作、互相支持、互相關心的革命情懷，構筑了成功合作共事創輝煌的典范，其巨大影響已遠遠超出了中國的國界。周恩來與毛主席之間情同手足同殞共落不約期，同光共輝總相宜的關系，是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巔峰智慧交融的象征，在人民心中毛主席與周總理已經不僅僅是代表著兩位杰出領導人，而是中國共產黨黨、人民軍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的靈魂及精神的最高精華。這既是中國人民值得驕傲的精髓，也是世界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值得驕傲的財富！雖然周總理和毛主席都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思想和名字早已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永遠地熔鑄在了人類發展史的里程碑上，永遠銘刻并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毛主席與周總理崇高而又永恒的實踐點亮的明燈，將高高地照耀著后人向美好的共產主義而奮斗！
注：本文為《昆明地區紀念周總理誕辰110周年大會》專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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