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1月29號馬云在烏鎮高調說出那句“一個月掙一二十億的人其實是很難受的，一個月掙一兩百萬的人那是相當高興。”的新金句之后不久，京東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在12月4號的烏鎮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就暗懟了馬云，順帶了懟了一個億小目標的主角王健林。

　　讓我們看看這位CEO是怎么說的，“中國還有幾千萬人極端貧困，這是富人的恥辱”。只是聽完這句話，你可能也會被他的平等精神和凌然大義所感染，當然，不只有你會可能這么想，下面這位教授對這段話的評價就更高了。　　

　　看哪!這是多么高的評價，顯現著共產主義的光芒，仿佛但凡是在大會上說兩句關愛人民群眾的好話，就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了。評論區的回復：“他們都是絕頂聰明的人，財富真的是智慧的回報。”更有點讓人難以相信博主竟是一位兼通政治經濟學的教授。

　　拋開這一切言論不提，劉強東等資本家，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投資扶貧，出于什么目的加入這場席卷全國的扶貧大潮，這行為背后的資本邏輯，恰恰是我們想要去剖析的。

　　“扶貧”背后的巨大利潤

　　我們常說，資本總是逐利而行的，這不僅是每一個身處市場經濟浪潮中的人的直覺，也被政治經濟學嚴謹的論述所證實。如果你發現，資本好像不求回報地投往某個領域，某個區域，那很有可能只是你沒有發現這個領域的利潤點，比資本鷹犬們的嗅覺晚了半分。

　　對于電商來說，交通和信息等條件在社會生產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廣大農村的市場潛力尚可挖掘——那里有著大量亟需銷售渠道以實現價值的農產品。我國2016年的城鎮化率僅為53.7%[1]，仍有近一半人口為農村人口，但農村網民的占比僅有26.9%[2]。這其中將近20%的差值，對于緊密依賴互聯網生態盈利的電商而言，是個不可忽視的增長點。同時，大量的農產品，特別是優質但卻缺乏上行渠道的農產品，與電商平臺的合作更是一拍即合。

　　京東生鮮事業部運營總監儲著鋆在今年七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說：“……2016年底，京東與東港就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首輪打造的“東港草莓”品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東港草莓在京東的售價是30多元一斤，超過北京市場平均15元一斤的價格。但由于品質口感非常好，上線之后迅速成為了網紅熱銷品……農產品上行是京東生鮮的重點發力方向。”京東高管所舉的案例，只不過是農村電商市場繁榮的一個形象縮影，早在2015年，農村電商市場規模已經達到3530億元，并預計在2016年達到4600億，將成為零售電商市場新的增長點。[3]

　　政府和資本的合作——利潤放大

　　在資本涌入農村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政府和資本的高度合作。

　　2016年1月22日，京東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簽署了《電商精準扶貧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并在發布會上闡明了京東加入的理由和合理性。而在這之前一年的11月，國務院也發布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精準扶貧體系，提出加快貧困地區的物流體系建設。就在前文提到的采訪中，京東生鮮事業部運營總監儲著鋆還說，“中國有很多地區有很好的農產品，但并不是都被人所知，京東希望通過與各地政府的合作，把優質產區的優質農產品賣往全國。”

　　那么，在這場資本和政府的合作之中，地方政府究竟扮演了怎么樣的一個角色?

　　首先自然是作為產業的引進者和產品的提供者的身份。鄉村的小農經濟在市場體系中處于嚴重的弱勢地位，只能盡力以差異化產品爭取高端市場，雖然這不過像是一整個廟的和尚搶一碗粥。當地方在扶貧的政策指揮棒下一窩蜂地鉆進發展特色農產品之后，隨之而來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在泛濫的“特色”產品中殺出重圍。在這種背景下，電商也就成為了救世主一樣的存在，而處于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的電商也可以從容地挑選最適合盈利的產品套取利潤。

　　“東港大米、東港草莓、東港梭子蟹、東港大黃蜆、東港雜色蛤等農產品很早就成為了國家級的地標性產品，但是，由于過去沒有進行品牌化和產業化運作，并未發揮出應有的價值，互聯網和電商無疑打開了一道大門。”時任東港市市委書記楊乃文的這番話也正折射現有環境下地方政府和電商合作的關系。

　　其次就是作為國家扶貧補貼政策的執行者。在國家精準扶貧的大旗之下，我們發現，有許多針對民營企業雇傭建檔貧困戶的補貼政策。對于包括電商在內的資本來說，一個極為有利可圖的局面也就形成了，無論是雇傭這些農民做任何工作，本身也就只需要付出相對極為低廉的薪資水平，享受貧窮帶來的人力紅利，如今更有國家專項政策補貼，確實是錦上添花，資本大鱷們也就當然蜂擁而入了。　　

　　某省的扶貧補貼政策

　　一邊倒的輿論——資本下鄉是誰的施舍？

　　在理清了電商資本下鄉的邏輯之后，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背后的利益鏈條：

　　一方面依托于廣闊農村尚未耕耘過的商業土壤所蘊含的巨大增長潛力，另一方面又有地方政府在扶貧政策下的優惠政策和補貼。電商資本下鄉，無論他是否打著扶貧的旗號，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資本交易。

　　“劉總在內部說過很多次，如果只是考慮成本和利益，我們就不會來做扶貧這件事。”京東執行副總裁藍燁說，“但這絕對不僅僅是公益的，農村市場就擺在那里，我們必須提前投資。”

　　從這位高管略顯矛盾的發言中，顯然可以發現，劉強東作為大眾認知中京東的代表，他的言行都和他的“臉盲”論、馬云的“鄉村教師”身份是一個性質，早就成了企業營銷的一部分，越是大場合炮就打得越響，吃瓜群眾還是反著來理解比較好。

　　資本為了逐利而精明地選擇自己的目標，把觸角伸向每一個可能的角落，還努力拉攏地方政府擴大利益集團，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要面對無法續命的危機。

　　目前看來，在京東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中，資本家從中獲取可觀的利潤，地方政府發展了地方產業，記下幾筆亮眼的功績，廣大農民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收益，這個三角結構似乎運行得還頗為穩固，然而我們一定不能忘了這里面的利益失衡。京東的“扶貧”只是做了供應渠道上的轉換，并沒有給整個農產品市場創造新的需求，有人被“扶”起來了，自然就有人跌下去；那些被放棄的供應商或許因為產品單一或價格過高，或許因為沒有政府介入的優厚條件，又或者只是缺乏“貧窮”這一要素作為賣點，便只能另尋他路了。

　　京東大可以在商品界面里加上“扶貧”兩個大字喚起消費者的善心，然而對消費的刺激總是敵不過產量的過剩，消費者的胃口和錢袋都不會無限制地膨脹下去，京東可以在新的商機面前大費周章，當然也能在利潤見薄時抽身而退，留下農民無能為力地吞下市場風險的苦果。

　　最為重要的是，農民以低廉的價格把農產品賣給企業的時候，他們仍然處于產業鏈的最底端，將自己生產的剩余價值貢獻給下游的資本巨鱷。恰如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大舉投資不只像國內媒體宣傳的那樣宏偉而仁慈，而是引發了許多地區居民的激烈反抗，在資本主義關系下，貧困者不過是獲得了被直接剝削的機會，卻沒有主動翻身的可能。

　　這樣的剝削關系，卻還因為大佬們扶貧的幌子，收割著輿論支持、口碑和道德制高點，而這些，不也是從這些所謂被扶貧群眾那里創生出來的嗎?在今天，資本已經愈發發現，這些輿論上的“剩余價值”——口碑，企業道德，信譽等等，有著越來越重要的變現潛力。

　　這也是現代資本，二戰后的資本主義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他想給資本、資本主義以體溫，但是如果你有一把鐮刀，去劃開資本的動脈，你就會發現，流出來的還都是冰冷而且污穢的血。

　　[1]來自國家統計局。

　　[2]來自《第四十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

　　[3]來自京東大數據和京東云提供數據支持的《2016中國農村電商消費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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