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初，帝國主義問題就引起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廣泛關注。列寧、盧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人對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和本質、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帝國主義與金融資本的關系等問題就作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領土占領、殖民統治逐漸被經濟控制、政治威脅等取代，帝國主義以新的面貌呈現出來。美國著名學者大衛·哈維關于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理論分析、加拿大學者埃倫·伍德關于“超經濟控制”和“經濟法則”的歷史研究等都充分表明，雖然帝國主義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其剝削和掠奪的本質沒有改變。列寧關于“在研究現代資本主義形式變化的這一經濟科學的領域中，帝國主義問題不但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簡直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問題”的判斷，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能夠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財富、行使帝國霸權，關鍵是得益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殊地位，并通過這一地位不斷強化美國的帝國霸權。貨幣歸根到底是社會關系的體現，美元并非生來就是世界貨幣，也不是“天選之幣”，不可替代，它的權力和地位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外在表現。本文通過分析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內在矛盾，探究新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內在矛盾。　　

一、脫“錨”的美元:世界貨幣的內在矛盾及其發展

　　世界貨幣天然存在著兩個方面的矛盾:第一個是所有貨幣都具有的一般矛盾，即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內在矛盾以及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外在矛盾，這一矛盾在世界貨幣中表現為世界貨幣與外貿商品之間的矛盾;第二個是世界貨幣所特有的矛盾，即世界貨幣的質與量之間的矛盾。世界貨幣的質是指主權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作為世界貨幣，它所代表的價值量必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世界貨幣能夠執行其職能的內在要求。世界貨幣的量一方面是指世界貨幣的生產量或供給量，另一方面是指世界貨幣的需求量。隨著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的快速增長，世界貨幣的供給量或生產量始終趕不上世界貨幣的需求量，不僅產生了金本位制向金匯兌制的發展，而且最終產生了黃金的非貨幣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世界貨幣的質與量之間的矛盾。

　　當一國發行的主權貨幣即紙幣成為世界貨幣之后，為了保持其幣值的穩定性，要求該國所發行的貨幣與其所擁有的黃金儲備量相匹配，否則，如果一國發行的主權貨幣量大大超過它所擁有的黃金儲備量，雖然這能夠使主權貨幣發行國獲得一定的“鑄幣稅”，但同時也會產生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并使主權貨幣的可兌換性受到質疑，從而引發擠兌風潮，并將抽空主權貨幣發行國的黃金儲備，最終使主權貨幣的世界貨幣地位被動搖。正是由于主權貨幣作為世界貨幣所具有的這一矛盾，決定了主權貨幣的世界貨幣地位的維持和幣值的相對穩定，必然以一國的世界霸權為基礎。這是因為在發行國的黃金儲備增長量無法與世界經濟活動的快速增長一同增長時，只有通過建立霸權，才能一方面維持國際經濟活動的現有秩序，另一方面維護主權貨幣發行國的根本利益。

　　從世界貨幣的實際發展歷史來看，英國最早建立了金本位制世界貨幣體系。英國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和貿易國，與黃金自由兌換的英鎊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從19世紀末期起，英國經濟地位相對下滑，工業產品出口長期逆差，威脅著英鎊的可兌換性。為維持其他國家對英鎊的信心，英國通過從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掠奪財富、進行非法貿易等方式結清赤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已是強弩之末，黃金儲備所剩無幾(約占世界黃金總量的6.23%)，經濟、軍事實力更是一落千丈，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英鎊難以維持與黃金的自由兌換，被迫讓出世界貨幣的位置。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不僅未受戰爭拖累，反而大發戰爭橫財，在戰后集聚了大約占世界75%的黃金量。憑借著強大的黃金儲備和世界最大債權國的地位，美元成為世界主要的結算貨幣，建立了金匯兌本位制，即美元與黃金保持可兌換性，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間維持一定的匯率。但是這種看似可行的貨幣體系并沒有擺脫世界貨幣的內在矛盾。隨著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在戰后經濟的逐步復蘇和快速增長，這些國家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獲得了大量的美元外匯，短期美元債務甚至超過了美國的黃金儲備。對美元可兌換性的質疑引起了金融市場對美元的投機及歐洲等國手中的美元結存成黃金的要求，導致美國的黃金儲備不斷外流。1971年美國決定放棄美元的可兌換性，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1973年以美元為核心的金匯兌本位制崩潰。

　　美元脫離黃金，宣告了可兌換(黃金)的世界貨幣體系的徹底結束，在沒有其他貨幣可以與美元的信用相比擬的背景下，美元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元取代黃金成為世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詳見表1)。在黃金非貨幣化的世界貨幣體系里，浮動匯率合法化。但是浮動匯率并沒有解決世界貨幣的內在矛盾，相反，由于脫離了與黃金的可兌換性，美元喪失了維持其所代表價值穩定的外在約束。美元雖然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但是美元的發行量完全由美國決定。對于主權國家來說，貨幣發行往往以本國經濟目標為首要考量。一國的經濟目標除了幣值穩定之外，還有就業、經濟增長等其他目標。當不同的目標發生沖突時，美國政府很有可能(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犧牲幣值穩定這一指標。這就決定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隨著德國、日本等國家的迅速崛起，不穩定的美元迎來了德國馬克、日元等強有力的競爭者。為了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與曾經的英國一樣，走上了國家霸權之路。　　

二、帝國的“新衣”:平等交易掩蓋下的不平等

　　充當世界貨幣的美元按渠道劃分可以分為兩類:官方渠道的美元和用于私人交易的美元。官方渠道的美元是指包括各種類型美元債券在內的、由各國央行所持有的美元類資產。對于除美國外的其他國家來說，這一類美元的獲得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直接購買由美國國會批準發行、經美國財政部設計的美元債券;二是在國際外匯市場上購買美元或美元債券;三是直接申請美元貸款。通過官方渠道獲得的美元直接形成該國的外匯儲備，用于調節國際收支、本幣匯率等。私人交易的美元主要以票據和現金儲備等形式存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通過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出口、接受美元資本投資等形式獲得美元，這些美元被私人持有，或經由商業銀行結匯、換匯，在各國央行形成外匯儲備。私人渠道的美元雖然是美聯儲印發的，但本質上是美國政府以未來稅收為抵押，從美聯儲借來的、需要支付利息的債務。可以看出，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本質上是美國政府的一種債務關系，所謂的“美元本位”實質上是“債權本位”。

　　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它的運動路徑可以看作是以美國政府為中心、在世界各國央行之間往返的循環運動。但是這種運動是非對稱的，對于通過貿易順差等方式獲得了大量美元的國家來說，這些美元在本質上是債權，美元匯率的變動會嚴重影響該國外匯資產的市場價值。為了保證所持有美元債務資產的安全，這些國家被迫成為美國債券發行的固定買主。截至2016年1月底，美元國債在我國外匯儲備中占據一半。自1976年首次出現貿易逆差后，美國一直是持續逆差(如圖1所示)。隨著美國貿易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美元在美國與其債權國之間的運動表現為不斷加強的、背離美國的單向凈流動。而對于美元外匯嚴重不足的國家而言，為了獲得足夠的外匯儲備用于外匯市場、國際貿易等需求，只能用抵押本國資產的方式來獲得美元貸款，從而成為美國的債務國。這些國家為還本付息往往最終只能出售本國資產，從而進一步喪失在國際貿易中通過出口盈利獲得美元的能力，債務規模不斷累加。美元在美國與美國的債務國之間的運動表現為持續加劇的、面向美國的單向凈流動。在這兩種運動中，美國都是絕對的受益者。在前一種運動中以低息獲得無須償還的貸款，在后一種運動中以低成本發行的美元獲得高額利息。　　

　　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在全球范圍內運動，其本質是美元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獲取各種經濟利益。在國際貿易市場上，新自由主義鼓吹的自由貿易的背后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不平等交換體系的建立。美國推動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擴張，說服或強迫發展中國家放棄對商品、服務市場的保護，以使美元資本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占有被私有化的資產。憑借著龐大的資本規模和技術優勢，美元資本通過直接投資或外包生產、垂直分工等方式，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以美元資本為軸心的全球生產和經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成為廉價勞動力和商品的供應者，美國在享受廉價商品的同時，以美元資本回流的方式占有其他國家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

　　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體系不僅體現在產業分工上，還體現在美元對商品定價、貨幣單位的壟斷上。因為即使在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可供貿易商品總值不斷下降時，美元依然能夠廣泛參與到與美國無關的國際交易中，充當最主要的定價和交易貨幣。這樣，在美元匯率發生大的波動時，本國資本也不受影響，甚至可以損人利己。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1982年撰寫的《動亂年代》中寫道，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價格上漲，主要是美國推動的。美國政策制定者利用石油輸出國組織施行的禁運，推動石油價格猛長，這種大幅度的價格上漲并不是該組織所計劃的。美國的目的是改變歐、美、日三大經濟區的收支平衡狀況，美國估計在對付石油價格猛升的問題上，日本和西歐都會遇到比美國更大的困難。美國從親手制造的危機中攫取了巨大的好處，在這一過程中成功地縮減了其收支赤字。

　　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的自由流動成了財富再分配的工具。美國利用多種手段促使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把其他國家納入到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中，進一步強化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實質不是促進財富生產，而是對世界財富和收入進行再分配，從而實現“掠奪性的積累”。在全球日漸統一的金融大市場中，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所有國和投資國，可以通過利息、匯率的調整，影響資本的流動方向和世界財富的再分配。美元降息，美元資本對外流向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國家，以產業資本或生息資本的形式瓜分其他國家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一旦美元升息，這些資本將攜帶所瓜分的剩余價值回流到美國，實現財富的跨國流動。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將會增加，債務國將不得不出售本國資產以償付本金和利息;美元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債權將會縮水，債權國所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遭受嚴重損失。考慮到美國既是債務國又是債權國，既是資本輸出地也是資本回流目的地，美國可以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求相應地調整本國貨幣政策，以轉移其他國家財富的形式實現其貨幣政策的目標。20世紀70年代，為改善美國國際收支狀況，美元大幅貶值，導致了兩次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的通貨膨脹;20世紀90年代，為刺激低迷的國內經濟，通過美元加息吸引資本回流，致使東南亞資本外逃、債務增加，進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后，相較于歐盟、日本貨幣政策效果的有限性，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成效顯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得益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量化寬松政策產生美元加息的預期，促使國際資本向美國流動，拯救了因次貸危機而深受影響的美國資本市場，在美國國內經濟有所好轉后，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又使得美元利息提高，推動了美元升值，減輕了美國政府的對外債務負擔。與此同時，在美國經濟恢復的過程中，其他國家可能因為資本突然大量流出、國際債務巨額變化而產生巨大損失，甚至陷入危機。

　　金融資本形式的美元不僅是轉移其他國家財富、對外輸出危機的工具，而且進一步保護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美元資本滲入到其他國家的產業部門、金融部門之中，使各國相互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使得即便美國經濟實力下滑，由于其他國家金融市場與美國深度相關，也難以放棄美元選擇其他貨幣作為世界貨幣。這一點在2007年金融危機后表現得尤為明顯，即使美元的不穩定和衰弱已成為共識，但其他國家因為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被迫繼續維持美元廉價的信用。

　　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其世界貨幣的不對稱運動中，能夠通過跨國公司、金融資本等形式在全球范圍內掠奪財富，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霸權的支撐。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美國的核心地位并非僅僅依靠技術優勢，更重要的是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的支撐。正是在美國軍事實力的脅迫和攻擊下，美元保證了其在世界貿易中主要的商品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計價單位地位。為了確保海外美元資本的風險回報，美國通過政治施壓，以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彈性的市場準入規則等方式，對美國的海外投資者利益進行強勢保護。也正是因為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受到美國政府的控制，當美元資本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其他國家政府承受著多方面的壓力，美國投資者在海外可以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在金融市場上，美國政府通過威逼利誘等手段，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給予美元資本暢通無阻的通行權;在強行對其他國家金融市場干預的同時，不顧其他國家的利益和抗議，根據美國資本的利益訴求調整美元利率、匯率等。可見，強大的國家霸權正是維護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的根基。　　

三、末路的美元:資本無限積累的欲望與美國不斷衰落的實力

　　為了應對主權貨幣執行世界貨幣職能的內在矛盾，美國以霸權支持美元的地位，產生了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即在全球范圍內通過收取鑄幣稅、不平等交換、操控金融市場等方式，掠奪其他國家生產的財富，但是這種新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模式所具有的一系列矛盾也注定了美國霸權地位的必然衰落。

　　首先，美元債務增加與保持國內低通脹的需求之間存在著矛盾。上述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運動路徑的分析表明，為了滿足國際貿易投資對美元的需求，美國需要對外借貸美元，或者通過長期保持貿易逆差釋放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美國經濟實力遙遙領先于其他各國，再加上美元與黃金掛鉤，美國更傾向于通過對外貸款和援助的方式輸出美元，再通過貿易順差將美元回收。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滑，再加上沒有了黃金的束縛，美國更依賴于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再通過資本回流收回美元。此舉雖然有效地保證了其他國家對美元的需求，但是隨著美元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促使美元發行量持續增加，相應地增加了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釋放通脹壓力，美國除了借助于美元外流向外輸出通脹外，還極力控制國內物價水平和工資的上漲趨勢。從20世紀70年代末里根政府開始打壓工會、壓低工人工資起，美國就把壓低工人工資作為防通脹的重要工具。為了有效控制工資，美國甚至不惜犧牲本國實體產業，以全球化產業分工等方式將產業資本轉移到海外，再以進口的形式獲得海外生產的廉價商品，以降低本國工人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成本。而此舉導致了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進一步加劇了經常項目的赤字，進而推高了美元的債務規模(如圖2所示)。這種以債務維持經濟繁榮、以壓榨全世界工人階級來維持本國資本利潤的運作模式，使得通貨膨脹的風險蔓延至全球。當通脹壓力達到世界經濟可以承受的臨界點時，美元崩潰的大危機必然席卷世界。　　

　　其次，美元資本過剩與國內投資不足之間存在著矛盾。因為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元資本可以不勞而獲，無須經過商品生產和流通過程，而以金融資本的形式參與全球剩余價值的分割，獲得高額利潤。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的最大化是資本的唯一目的，參與金融市場成為美國產業資本決策的出發點，由此產生了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資本積累服務于金融利益而不是社會再生產，美國國內的實體經濟處于停滯甚至是衰退狀態;另一方面是金融資本吸收的巨額財富產生了大量的投資需求，卻沒有足夠多的實體財產供金融資本以證券化的方式進行投資、交易，形成了大量的由于看不到有利可圖的出路而被閑置的過剩資本(與過剩的勞動力相伴隨)。20世紀90年代后，在寬松的金融管制環境下，這些過剩資本不斷創造出以股票、利率、匯率等虛擬物為標的的期權、期貨、掉期等金融衍生品，造成了經濟繁榮的假象。次貸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這種依賴虛擬資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脆弱和美國“去工業化”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相較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制造業產值占世界的比重超過40%，2015年這一數值不足20%。雖然奧巴馬在任期內一直呼吁海外資本回流，以實現“再工業化”，但是效果并不明顯。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從13.2%下降到12%。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寄希望于通過優惠的稅收制度鼓勵本國實體產業的復興，但是美元資本會主動放棄過去那種依賴金融資本運動的不勞而獲的盈利模式嗎?

　　最后，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與高額的預算赤字之間存在著矛盾。大衛·哈維曾引用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的觀點指出:“資本的無限積累必須建立在權力的無限積累之上厖資本的無限積累進程需要政治結構擁有‘權力的無限積累進程’，以通過持續增長的權力來保護持續增長的財產。”資本的本性就是積累，無限積累的資本必然要求不斷擴大的國家權力來支撐。為了滿足美元資本不斷積累的欲望，美國以世界貨幣資本的形式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財富，不斷擴大軍費開支。特朗普在寫給國會的信中所說的“沒有安全，就沒有繁榮”，深刻地暴露了美國經濟繁榮的背后支撐就是強大的國家軍事實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了保證美元地位和海外美元資本的利益，美國的國防預算支出在整體上一直保持著增長趨勢。雖然2010年到2015年期間美國的國防預算支出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遠遠超過其他國家。2016年美國國防預算支出再度上漲，高達6050億美元，比中、俄、德、英、法、印等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與不斷增長的巨額軍費開支相對應的是不斷刷新紀錄的國家預算赤字(如圖3所示)，預算赤字的增長所帶來的國內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的壓力意味著美國的赤字規模不可能無限制增加，留給美國軍事開支進一步擴大的空間越來越小。通過軍事強權維持本國資本無限擴張是充滿矛盾和危險的，除非美國的經濟實力永遠保持在超級大國的水平，否則一旦政治權力的積累落后于資本的無限積累，美元資本的時代就將結束。　　

四、未來展望:新秩序的建立

　　美元作為一種主權貨幣，從其作為世界貨幣之日起，由于其固有的內在矛盾，始終與美國國家權力結合在一起。美國以政治霸權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支持美元資本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掠奪和積累，是偶有戰爭、壓迫長存的新帝國主義。這種看似平穩的資本積累模式因其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注定了“帝國長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個矛盾激化并最終使美元為核心的世界貨幣體系崩潰之前，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資本積累體制仍將在一定時期內維持和延續。

　　尼克松政府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中國目前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美元外匯儲備國，卻沒有相應的貨幣認可度和規則制定權，可以說是“美元問題”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目前這種不平等的、并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仍會存在的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中，中國需要繼續保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球性思維，積極主動地融入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化過程中。在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后，必須繼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不僅是為了確保我國的國家利益，更是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改革不平等的國際貨幣秩序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建立一種平等互利的世界貨幣新秩序。這種新的世界貨幣秩序不僅要克服主權貨幣執行世界貨幣職能的內在矛盾，超越單一主權國家發行世界貨幣的局限性，而且要克服因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掠奪性積累所導致的矛盾，超越資本積累的邏輯。新帝國主義本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反對不平等的新帝國主義，從根本上來說仍然必須以批判和反對資本主義為前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需要為完善世界貨幣體系提出“中國方案”。另外，新帝國主義在促進資本積累的同時，也加劇了資本與勞動、帝國主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未來新秩序的建立，也將有賴于全球勞動階級的團結斗爭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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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邱海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敏，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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