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2016年牛津字典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匯“后-真相”(post-truth)，中外學者組織了多次圓桌會議對此加以討論。引發這一詞匯誕生的主導性事件是英國的脫歐以及特朗普的選舉成功，它們之所以被稱為“事件”，關鍵在于它們背離了大數據的預測結果，成為了正在蔓延開來的“數據化思維”無法理解的事實，借此，諸多專家學者判定，一個沒有“真理”(truth)的時代正在到來。但在筆者看來，以上事件的發生，其關鍵并不在于違背了大數據所構筑的真理，而在于彰顯出當代資本主義時代被大數據的觀念所統治而帶來的新的異化形態。這一時代被丹·席勒(Schiller D.)命名為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可謂實至名歸。這一詞匯的構筑實際上暗含著對大數據時代的兩點批判：首先，大數據所開啟的“全數據模式”的宏觀掌控本身正在演變為一種新的統治形式;其次，由于互聯網的發達而產生的共享性經濟發展模式仍然是以謀取剩余價值為旨歸的資本運行模式，其中蘊含著的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因此數字資本主義的討論在本質上應是批判的，而非描述性的。本文將著力于對數字資本主義運行中所產生的“共享”經濟的分析，揭示其在表面的“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共享觀念”之下，隱藏著的資本運作以及由資本引發的內在矛盾。

一、“共享”讓我們告別資本主義？

　　數字化生存方式的一個典型特點在于“共享”。互聯網以非中心化的方式傳播信息，所有人同時成為了信息的源頭與發布者。當共享信息轉向了對共享“物”的使用權的再分配，共享經濟的觀念就開始形成了。從理論演進來看，“共享”觀念進入經濟學領域可追溯到1978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社會學教授馬克思·費爾遜與瓊·斯潘思共同提出的“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但顯然由于缺乏技術支持，這一觀念的普及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展開。但由于協同消費所帶來的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的基本理念卻存留下來。這是一種在滿足個人需求的同時，分享沉淀資源，提高消費物的使用效率的理念。2010年雷切爾·波茨曼與魯斯·羅杰斯提出的“我的就是你的：協同消費的崛起”則更為清晰地道出了共享觀念中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轉變，即從對物的所有權的關注轉向了對物的使用權的強調。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充分發展，共享消費模式越來越被現實化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由Uber與Airbnb率先實現的出租車與民居的普遍共享，正在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服飾共享、辦公空間的共享以及“共享單車”成為我們的基本消費方式。從共享觀念與經濟生活的聯姻過程來看，共享觀念所滲入的僅僅是諸經濟環節中的“消費”環節。換言之，今天的經濟循環模式正在由“生產產品——消費——再生產”轉變為“生產產品——消費——再消費——再生產產品”，這種經濟模式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消費模式。然而筆者我看來，如果共享觀念的重心僅在于此，那么當學界普遍提出“共享經濟”的概念時，這將是一個詞語的錯配。

　　“經濟”(economy)概念的原意中包含著節儉、廉價。它的誕生天然以供給的匱乏為前提。換言之，因為供給不足，所以產生了經濟的計算。這種計算不僅產生了“剩余”的觀念，同時還堅持主張“剩余”需要被積累起來，這是以經濟為主導的社會所產生的一種普遍的觀念。正如法國思想家讓·鮑德里亞指出的那樣：“從市場經濟中產生出來的稀缺性本身并不具有經濟學的意義，它只是生產和再生產了經濟性交換。在這一點上，經濟性交換與原始的交換有很大的區別，在原始交換中并不知道存在著什么規定著人的本質的‘自然律令’”，這一自然律令被鮑德里亞視為“必需”。必需只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假定。在必需之外，有了剩余與積累。經濟的計算必要性由此而生。而共享則是一個與經濟計算無關的“使用權”的讓渡。它的側重點不再是計算生產抑或使用的成本，轉而強調在按需分配的意義上實現資源的共同占有。共享帶有原始共產主義的底色。因此，嚴格說來，經濟與共享的聯合應該算是一對觀念的錯配。如果我們堅持了共享的內涵，就已經摒棄了經濟的計算，如果我們堅持這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那么它要以價值的積累性為其最終旨歸，它必然要求在共享過程中找尋利潤空間。但在被理想化的共享觀念中，正如美國共享經濟鼻祖、Zipcar創始人羅賓·蔡斯所認為的那樣，“在共享經濟中，我們得到的永遠多于付出”。這一表述似乎宣告共享經濟的運行帶有著某種反-剩余價值的色彩，并由此宣稱，共享經濟會帶領我們告別資本主義。

　　在馬克思對資本運行的分析當中，剩余價值產生于勞動力變成為商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工人在超出必要勞動而繼續做工的時間被馬克思稱為“剩余勞動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內的勞動消耗則被稱為剩余勞動。勞動者被剝削的事實正在于這一榨取剩余勞動的過程當中。換言之，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得到的”總是少于“所付出的”，其所形成的剩余價值在流通中完成對資本的轉化，并在消費中將其加以實現，這正是資本這架利潤發動機自發運動的整個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共享經濟在其現實的運行模式當中真的能夠實現所謂“得到的”多于“付出的”，那么我們的確可以告別資本主義了。但在共享經濟的展開過程中，事實是否確實如此?

　　讓我們以共享經濟的運作模式為出發點來展開分析：在共享經濟中，存在著一個普遍的三元結構：共享物資的供給者(剩余產能的釋放者)——共享平臺的經營者(依托于互聯網技術所運營的第三方)——共享物資的需求者(剩余產能的消費者)。在對這一運行過程較為樂觀的分析當中，有學者指出，其中存在著參與各方產生的合作剩余，換言之，在每一次共享中，供給者通過閑置資源的利用獲得了收益，需求者以較低成本獲得了對需求對象的使用權，同時共享平臺收取服務費。整個過程似乎是共贏的。在這一共贏過程中，不僅剝削不再存在，這些經濟主體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資本邏輯的有效抵抗。

　　在此，筆者并沒有這般樂觀的審視態度。共享經濟的現實運行方式也絕非是一種單純的共贏。因為在其整個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始終滲透著帶著剝削原罪的資本。2017年5月，聚美優品的創始人陳歐出資3億投資深圳街電科技有限公司，拿下60%的股權，并出任董事長，進軍共享充電寶市場。這一舉動開啟了新一輪的共享經濟的融資過程。這一最新的共享經濟的發展類型為我們重新鮮活地展開了所有共享模式運作的基本步驟。縱觀目前各色流行的共享經濟，從滴滴出行到共享單車，都無一例外：最初，它們都依賴于資本的最先投注，即在經濟界被稱為“估值”的過程。換言之，共享經濟首先以某個觀念來換取“資本”的優先介入，這種先投注、后收益的運行模式從來不曾違反貨幣-貨幣增值(G-G’)的資本運作。于是，共享經濟的實際展開過程并非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是一個產能剩余——平臺分配——剩余產能的消費的過程，而是一個從資本的投注到新資本的接盤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貨幣的增值得以實現。在共享經濟的運作當中，最早一批資本的投注所獲得的資本增值并不是源于“共享”觀念所消化的剩余產能帶來的“剩余價值”，而是資本在新一輪投注中預“估值”的增加，這是一個典型的G-G’的過程，帶有金融資本運作的基本特質。因此為了完成這一資本周轉所帶來的自我增值，在所有的“共享”經濟模型的運行開始，如何提高預估值就成為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因此無論是滴滴出行、共享單車、Airbnb在其運行最初以用龐大的資本勾勒出充滿誘惑的共享性藍圖，從而圈定出一個廣闊的用戶市場，這種預先的“讓利”成為了共享經濟最初的資本“成本”，如同生產性工業當中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投注，它包括著向過剩產能提供者與消費者的雙重讓利。前者似乎以“無償”的方式獲得平臺的推介，后者則以“低廉”的價格獲得自己想要的產品。在這一層面上，或許可以說我們所獲得的多于我們所付出的。然而，隨著用戶群的增長，這一共享經濟的理想狀態注定將被迅速替代。原因很簡單，因為共享經濟的理想狀態只是共享資本投注的觀念“成本”，它的資本原罪會推動其向“盈利”模式迅速過渡。

　　當資本以“共享”的觀念完成了固定用戶的圈定之后，共享經濟就開始了它的壟斷資本的運作階段。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雖然已經看到了壟斷資本的可能性，但對于壟斷資本的普遍化的估計不足。在馬克思眼中，壟斷的形成只有人為的、自然的抑或偶然的壟斷。只有到了恩格斯以及隨后諸如列寧、盧森堡等人所生活的年代，壟斷資本才逐漸成為資本的主要形式。但在馬克思對于資本自身內在矛盾的考察中，的確包含著對這一趨勢的預估。例如在談及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之際，馬克思指出：利潤率的下降與利潤量的增加可以同時發生，“利潤量審核在利潤率較低時也會隨著所投資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這同時需要有資本的積聚，因為這時各種生產條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資本。這同樣需要有資本的集中，即小資本家為大資本家所吞并，小資本家喪失資本”。對于馬克思而言，這是新一輪的生產條件與生產者之間的分離。“正是勞動條件與生產者之間的這種分離，形成資本的概念;這種分離從原始積累開始，然而在資本的積累和積累中表現為不斷的過程，最后表現為現有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和許多人喪失資本(現在剝奪正向這方面變化)。”

　　這種壟斷趨勢在20世紀資本的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顯著的表現方式，卡特爾與托拉斯的形成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樣態。資本的集中化，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由于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經濟運行結構之間的矛盾。這是發生在“生產性”社會當中資本維持自身持續發展的一種方式。

　　在生產性社會中，壟斷的形成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經濟危機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在危機時期，當大資本家要在市場上奪取地盤，排擠小資本家時，他實際上就是利用這個辦法，即有意識地壓低自己的利潤率，以便把小資本家擠垮”。因此，這一過程是緩慢而持久的。但對于以非生產性為其盈利方式的共享資本而言，壟斷的形成卻成為了貨幣增值，即資本形成的唯一條件。于是，為了獲取接盤資本的擴張，壟斷的形成是迅速的。從19世紀80年代，即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之后，壟斷資本的形成用了接近百年的時間，而共享資本，從其開啟資本運行模式之后，到其壟斷形態的形成卻僅需要三五年間就可完成。以滴滴出行為例：滴滴打車于2012年9月9日在北京上線，2016年8月1日滴滴宣布收購Uber，市場占有率超過了90%，基本完成共享出租行業的壟斷，時間只用了四年。即2016年8月之后，滴滴打車開啟了漲價模式，在一年內，各類出租車漲價近乎30%，同時，滴滴在對司機與乘客的不同收費標準當中所賺取的差價，正在使其由一個資源分配平臺轉變為舊有的收取“份錢”的出租公司。在此，其壟斷利潤的盤剝與壟斷資本的運行模式的開啟昭然若揭。雖然是否盈利仍是一個問題，但毫無疑問，對于滴滴公司而言，共享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已經完成。

　　換言之，共享經濟不僅沒有讓我們告別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是當代壟斷資本發展的最新形態，它用一個新的觀念(“共享”觀念)換取了資本，并推動資本的自我周轉產生利潤，在這一過程當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了生產性資本用了上百年時間所完成的壟斷資本的運行方式。而壟斷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其內在矛盾不是消除了，而是更為尖銳了。

二、共享-資本的內在悖論

　　共享資本作為一種有效的壟斷資本形態，因為其借助于共享觀念，以及新的媒介方式(互聯網的分享平臺)，其表現形態上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其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了對于資本的革命性與顛覆性，但這究竟是對資本邏輯的整體顛覆抑或只是用一種資本運作方式對另一種資本運作方式的替代?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引導我們回到共享經濟與資本邏輯之間內在關聯的考察。

　　一個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共享資本的運作是否可能有效克制資本主義“利潤率”的下降趨勢?一般利潤率是各個不同生產部門的平均利潤率，利潤率的計算方法是m/C，即剩余價值與總資本的比率。在馬克思對資本的“考察”當中，“在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時，同一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因為隨著資本的自我擴張，資本有機構成中的不變資本不斷增加，由此帶來了總資本中不變資本的增加，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必然呈現下降趨勢。馬克思進一步推論到：“資本構成的這種逐漸變化，不僅發生在個別生產部門，而且或多或少地發生在一切生產部門，或者至少發生在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因而這種變化就包含著和某一個社會的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變化，那么，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這種逐漸增加，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逐漸下降。”換言之，資本為了自我增值卻不得不在不斷提高固定資本的基礎上讓資本貶值。這種下降的趨勢是資本拓展的界限之所在，也因此成為顛覆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條件。

　　然而，共享資本的誕生是否可能成為克服這種一般利潤率下降的解決方案?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在對貨幣資本家的討論當中發現以利息為特征的資本形態的運行或可在某種意義上“阻止一般利潤率下降”，這一點的確值得我們關注。今天的共享資本正在成為突破單個部門的共享觀念，拓展為可以延伸到各個生產、分配與消費的部門之中一個普泛性的運作模式，那么其所帶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也就可能在未來成為一般利潤率計算中無法忽視的一種參考指數。

　　通過馬克思的論述我們看到，導致一般利潤率逐漸下降的重要環節在于“不變資本”相對于“可變資本”而言增長更快，從而導致總資本的提高。在數字資本主義到來之際，這種機器對于人工的排擠，一方面似乎表現得更為徹底，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表現為對知識階級的無限依賴，例如掌握著各色信息平臺的設計、規劃以及操作的人們在總資本的構成比例也在不斷提高。由此，我們似乎看到了不變資本(人工智能化機器的運用)與可變資本(知識階級)的共同增長。兩者的比例關系是否能夠帶來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就成為一個問題。依托于數字資本主義的普遍化而產生的共享資本的運作，則以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共同下降來彰顯一般利潤率下降的不可能性。共享資本運作主要依托于共享平臺的構建，在共享平臺構建中，必要的不變資本(平臺運行所需的技術設備)以及可變資本(維護技術設備的技術人員)都并不直接產生資本的增值，資本增值所依賴的共享資源的供給者卻又無需通過共享平臺預先購買其相應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對于作為共享經濟的滴滴公司而言，它只是作為一個中介，將供給與需求鏈接起來。但一旦其壟斷地位形成，滴滴公司的盈利模式逐漸成熟之后，那么其價值增值部分的產生則近乎帶有零成本運行特質。共享資本的運作方式正在將資本即剩余價值的現實化過程從馬克思時代的“生產”環節轉變為“分配”環節。換言之，資本的增值在共享資本的運作當中不是發生在“生產”當中，而是發生在“分配”當中。那么在一個不再直接擁有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資本運行模式當中，即便剩余價值(m)不變的情況下，由于直接帶來資本增值的總資產(C)趨近于零，其利潤率是否將是不斷增長的?

　　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股份制所帶來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時指出的那樣，這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一個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共享資本其實是金融資本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在其中，資本的自我增值所依賴的仍然是資本接力賽式的投注。這一資本的原罪必然要求不斷接盤的資本最終要去找尋資本真正增值的利潤點。也就是說，共享資本的發展不可能僅僅依賴于資本預估值的不斷擴展而帶來的接盤資本的增值，最終它遲早要將這種資本的增值落實到剩余價值的實現，例如滴滴公司實現壟斷后的漲價，其中開始收取的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差價已經構成了共享資本直接產生的剩余價值。這一部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方式較之生產領域中的剝削更為直接，更為徹底，它在某種意義上徹底規避了對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預先投注所帶來的風險。依賴于數字化信息平臺本身的增值而產生資本的增值，這是數字化資本主義的新形態。從其中，我們看到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最富有價值增值能力的不是生產部門中勞動力在其剩余時間中所生產出的剩余勞動，而是大數據構筑的數據平臺。虛擬化的信息正在成為某種數字-物(digital object)，成為最富有生產力的資本依托物。

　　由此可見，共享資本的運作方式并沒有帶來資本消失，相反反而更為依賴于資本固有的運作方式。因此它并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自身固有的矛盾。依賴于資本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證明，馬克思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質在于“把現有的資本價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值這個價值的手段。它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包含著：降低利潤率，使現有資本貶值，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任何一種生產經營方式只要仍然依賴于資本邏輯方式在運行，那么它就仍然無法逃離資本自身內在發展的悖論。滴滴公司依賴共享觀念所賣出的預估值，在其最初拓展階段，必須以不斷讓利的方式來圈定用戶，因此就其目的而言，我們無法說共享經濟讓我們獲得的更多，因為消費者獲取利益的背后，它只要仍然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為了“生產者社會”而生產，那么最終這種獲利一定會迅速被蒸發。然而在滴滴公司漲價之后，加之國家政策的相關規定，滴滴公司的運營司機大幅度減少。根據北青網財經的相關報道，滴滴公司“380億估值悄然幻滅”。這意味著滴滴公司以資本獲利為目的的壟斷式擴張在現實的運作當中并沒有帶來資本的增值，反而帶來“資本貶值”。這是其借用共享觀念來融資所帶來的一個共享資本的悖論。這一悖論，與馬克思意義上資本發展的悖論或許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共享觀念自身被資本化之后必然趨向的一個悖論。共享觀念，本身是一種帶有原始共產主義的觀念指向，它在其理想狀態之上，本身并不以盈利為目的，而目前，這一觀念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首先作為吸納資本的一個口號，但最終卻以探尋盈利模式為最終指向，于是，當盈利模式一旦啟動，其運營方式就會與共享觀念相背離，而如果無法啟動相應的盈利模式，那么共享經濟又難以維系。這正是共享背后資本運行所帶來的必然悖論。

　　由此可見，共享資本的運行不僅天然帶有著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悖論，同時還帶有著其獨特的僅屬于共享資本自身的悖論，因此這一帶有理想主義的觀念在資本邏輯的運作下，其處境的確“左右為難”。

三、共享資本與“剩余”資源

　　共享經濟運行模式中另一個富有玫瑰底色的變革在于其對于“剩余”資源的再利用。這一再利用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對于閑置資源(包括過剩資本與過剩的不變資本)的再分配;其二，對于剩余勞動力的再吸收。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這種再利用產生的可能性結果：其一，這種對于沉淀資源的再利用是否能夠真的實現某種符合綠色環保觀念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剩余勞動者的再整合，消化了過剩人口，是否能夠有效緩解其勞資之間緊張關系?甚至其獨特的勞動方式是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解放勞動者?

　　首先，對于剩余的、沉淀的資源的再利用是共享觀念進入經濟領域最直接的切入方式。共享模式的創始者之一Airbnb就是以閑置民居的有效利用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用戶群體。但這種帶有“環保”標簽的共享觀念一旦被資本所吸納，那么其對于資源的再利用卻不過是資本在利用同一成本所進行的第二輪的積累性生產。例如我們以共享民居為例，民居，是完成了購買的房屋，在房屋交易的過程中，房屋作為商品而包含的剩余價值已經通過交換價值的轉換實現了出來，民居對于擁有民居的房主來說僅僅具有使用價值，因此也就脫離了資本積累的經濟循環。(在這一意義上說，僅供自住的房產，在其使用價值的意義上并不存在資本的增值，房價的高漲，并沒有改變房屋的使用價值)。而一旦共享民居介入之后，民居的使用價值被再一次轉換為交換價值，從而實現了第二次剩余價值的實現。資本也出現了第二次的積累。盡管在這一共享民居當中，需求者也獲得低于一般酒店價格的價格獲得了相應地區的居住權，但不可否認的是，只要這一共享仍然停駐于有償共享的意義上，那么它就無法擺脫資本運作中對于“剩余”價值的追求。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剩余價值的產生所依賴的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剩余勞動的生產，即活勞動是剩余價值的主要源泉，那么在共享經濟中，剩余價值則主要來源于生產的不變資產的再使用之中，即死勞動，似乎無需借助活勞動而直接變成了剩余價值的源泉。但無論是活勞動還是死勞動生產剩余價值，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不會變化。它們的運行法則都是以降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為己任。在這一意義上說，對沉淀資源的再利用，與綠色環保并不必然的關聯，在其資本增值的推動下，甚至會產生與后者相對抗的結果。

　　因為資本積累需要資本的增值。在資本無限增值的沖動之下，在對“剩余”的不變資本的再利用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新的剩余的不變資本的加入，同時更需要的是共享平臺所提供的與之相關的信息推送。例如當我們預定了巴黎16區的民居住宿之后，系統會相應地推送附近的美食、景區，這些看似方便的信息推送，同時也是共享平臺獲取數據化利潤的有效方式。換言之，它以軟廣告的方式實現價值的增值。當這種增值進一步達到飽和趨于飽和的時候，那么共享平臺背后的資本是否會摒棄這種所謂“剩余”不變資本的整合利用，而直接購置共享資本產生所需要的不變資本?換言之，當共享的閑置民居不能滿足需求的時候，Airbnb是否會直接建造用以共享的民居?讓原本閑置資產的再利用直接變成為固定資本的直接介入?這種操作的可能性實際上已經在共享單車的介入之后化為現實。

　　共享單車不同于其他共享經濟的關鍵點在于它從啟動之初就并非是“閑置”、“過剩”資源的再利用，它從一開始就是包含著預先的不變資本的投注，共享單車是為了“再利用”而被投放出來，它是共享經濟被資本化后所呈現出的核心矛盾的顯現。進一步說，共享單車是一個數據-物的物化形態。首先，它的開啟與運行都依賴于互聯網的支撐;其次，它被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轉讓對其的所有權，而僅僅是為了轉讓其使用權。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被“再利用”。或者說，它被以“過剩”資產的方式被生產出來。這一特質在其他共享平臺上還在展開的過程中，例如滴滴公司正在轉變為一個新的出租車公司，它完全有可能在未來的發展中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出租車與司機。因此，各類共享經濟模式的大量涌入實際上是過剩資本的再消化過程。而資本的過剩正是資本利潤率下降的一種典型表現。馬克思這樣去界定資本過剩：“所謂的資本過剩，實質上總是指利潤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潤量的增加來抵消的那種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這樣——的過剩，后者是指那種自己不能獨立行動而以信用形式交給大經營部門的指揮者去支配的大資本的過剩。”換言之，共享經濟的產生正是過剩資本探尋新資本出路的有效方式。而這一方式的普遍化，從反面說明了當代資本運作中，平均利潤率正在下降的基本趨勢。同時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共享單車的普遍化并沒有帶來資源的節約與環保，恰恰相反，由于對于共享單車市場預估值很高，大量的單車類型如潮水般融入市場，不僅造成了原有城市空間的擁堵進一步加重，而且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性消耗。而共享單車，在我看來，近乎是所有共享觀念資本化可能走向的最終歸宿。因此，我們理應抹去那些被裝點了綠色、環保色彩的共享觀念，轉而探尋控制這一無節制的新資本的進一步蔓延。

　　其次，共享經濟中的另一個神話在于對勞動力的解放。比如它似乎解放了勞動者與資產者固定的雇傭關系，讓勞動者真正成為了“自由”出賣勞動力的人們。這里的“自由”，意味著勞動者可以在自己的閑暇時間里，在并非完全處于生活所迫的意義上，以體驗的方式來參與到共享資本的運作中。比如將自己閑置的居所在一段時間內出租，讓自己由一個租客瞬間變成房東，抑或一個私家車主也可以在上班路上瞬間變成為出租司機。這種角色的多樣化轉變所豐富的不僅是生活方式，同時還是勞動者工資的構成結構。這種豐富化在某種意義上似乎讓我們想起那種早上打漁，下午捕獵，晚上從事批判的非分工化的“理想生活”。而且勞動者由此可能增加的收入，也的確成為了一個可以直觀得到的個人財富的增長。然而，被資本所統治的社會內在矛盾從來不因為經濟總量的擴張而失去其基本的結構。換言之，當遍布全球的發達城市已經或者正在步入所謂的豐盛社會之后，嚴格意義上的“無產者”的消逝并不意味著與資本對抗的社會力量的消逝。資本，作為一種無限增殖的強制性的邏輯，它所帶來的矛盾是結構性。即資本的內在結構決定了總是存在著結構性對抗關系，一邊是占有生產資料，并因此占有生產資料所帶來的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一邊是缺乏生產資料，在勞動中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者。今天，這一勞動者可以擁有自己的固定資產(房產、汽車)，甚至占有公司的股份，但只要其收入的來源仍然依賴于勞動所得，并且這種生產勞動所得總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其產品從未歸入個人直接使用，那么其與資本家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就從未改變。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勞動者的生存狀態只是發生了表面的變化。澎湃新聞2017年6月7日在對安東尼奧·奈格里的專訪中指出：當你坐在星巴克時，價值榨取過程就已經完成。這一說法看似通俗，卻準確道出了當下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樣態。在互聯網普遍化的時代，靈活的勞動時間、靈活的勞動力再整合成為了勞動者的勞動方式的特質。在共享資本的運作之下，這一特質得到了最為顯著的表現。我將其稱之為“靈活性剩余勞動的再剝削”的過程。這一命名意味著我的立場：即在這種靈活性勞動中，剝削從未被弱化。但對于這一剝削形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它是對于剩余勞動的一次“再”剝削，在共享資本當中，這種“再剝削”被美化為對剩余勞動力的再整合。

　　共享資本所謂整合沉淀性資源，其中隱含著對剩余勞動力的重新整合和再利用。這種剩余勞動力其實不過是馬克思所謂的“過剩人口”。對于馬克思而言，這種“過剩人口”是資本的生產過剩的必然產物，換言之，這多余出來的人口是相對于多余出的資本而言成為“剩余”。這又是一個結構性的剩余。因此，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本身是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一種表現方式。共享資本對于這種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在某種程度上或可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危機，但其內在的剝削屬性從未改變。

　　它隱含著兩種剝削：首先，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剩余勞動力的再整合，是將原本溢出資本邏輯的力量重新納入到資本體系當中。從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來看，對于革命主體的執著探尋始終是其理論的最終歸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希望寄托于一群所謂“邊緣人”當中，例如女性主義者，綠色環保主義者，黑人與青年人等等。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始終是資本邏輯的溢出者。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到來之際，他們所堅持的一種溢出正在被新的資本運行方式所吸納，例如在此我們所關注的共享資本，就正在將環保主義的基本觀念直接轉變為一種新的資本邏輯。那么與之對應的諸多剩余勞動力也在新的資本運作中找到相應的吸納方式。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那些與資本主義相對抗的諸多要素(與資本相左的觀念以及那些帶來資本危機的剩余勞動力)在資本的拓展中重新成為了促進資本發展的肯定性要素。

　　其次，勞動者的靈活性參與，例如在共享資本中，勞動者勞動身份的不斷轉變(例如私家車主向出租車司機的轉變)，意味著人們在自己的非生產性時間當中再一次遭到資本邏輯的剝削。勞動者一天的時間，在資本運作的社會體系下應該包括三個部分：生產對等于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創造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以及為了勞動力的恢復與培養所需要的非生產性時間，即休閑時間。這種時間的區塊劃分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人為分割。因此我們產生了所謂八小時之內與之外的鮮明對比，度假之所以對于現代人來說變得極為重要，恰恰是資本剝削不斷加重的一種表現。現代人正在日益陷入一種極端異化的生存方式當中：“只要肉體的強制以及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而共享觀念的滲入正在侵蝕這種對異化勞動的逃避。換言之，共享資本正在用利益的杠桿“強制”人們將自己的休息時間轉變為創造剩余價值的時間。共享資本以“靈活性”“自由”的方式實際上完成了對非勞動時間的進一步盤剝，這是對剩余勞動更為徹底的榨取。

　　由此可見，在共享資本的運作中，其一直標榜的對于“過剩”(剩余)資源的再利用，其實隱含著更為徹底的結構性剝削。因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于，在此其所謂的“過剩”，包括資源的過剩、人口的過剩以及一個人休閑時間的“過剩”，都是一種相對過剩，它們都是在資本的增殖邏輯當中成為“過剩”的。也就是說，當某一類資源不再成為可以直接產生資本增殖的時候，它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剩余的”。這本身就是一種被資本異化了的觀念。對于諸多熱衷于對非經濟性社會的研究者而言，例如莫斯在《禮物》中對于毛利人的研究，這種剩余的觀念從來不存在于原始社會的經濟體系當中。由此可見，共享資本所津津樂道的對于“沉淀”的、“剩余”資源的再利用本身不過是資本自我擴張之下的美好托詞罷了。

　　總而言之，共享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新階段，在其帶有玫瑰色彩的宣傳口號之下，從未改變的是資本的剝削邏輯與剝削體系。我們不可能希望任何一種被資本所推動的運行模式可以脫離資本自身的發展軌道。因此對于這一新經濟模式，我們需要對其保持著清醒的認知。無可否認，共享觀念本身擁有著一個美好的愿景，但共享觀念的真正實現不僅需要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同時還需要資本邏輯真正的徹底退場，否則的話，共享觀念所勾勒的美好藍圖最多不過是新資本誕生的催化劑，其最終實現的都不過是資本進一步的開疆擴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