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資本主義研究”編者按

　　由政見CNPolitics團隊在2014年12月首發(fā)，轉載已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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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為什么會爆發(fā)?這是近幾年西方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焦點。在紛繁多樣的解釋中，有兩類占據(jù)了主流地位：一類從金融市場本身出發(fā)，研究市場交易的機制本身如何強化了道德風險，將市場中的個體不斷引向危險的投機行為;另一類從組織變遷出發(fā)，研究美國的企業(yè)管理模式為何越來越強調短期收益，從而激發(fā)企業(yè)不負責任的牟利行為。

　　這兩種視角各有長處，但其局限也顯而易見：它們忽視了“市場經濟活動是發(fā)生在更大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中的”這一事實，也就等于斷然否認了金融危機背后有更加深刻的政治、社會根源。而歷史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為彌補這一缺陷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來的兩部歷史社會學著作，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副教授Greta Krippner的《發(fā)危機財》和西北大學社會學教授Monica Prasad的《過剩之地》，有利地揭示了社會沖突與政治決策如何塑造了美國的經濟活動，將我們對這場危機的思考指向更深的層次。

　　▼ Greta Krippner：政治危機如何導致經濟金融化？　　

　　Krippner開宗明義地指出，要理解金融危機的發(fā)生，不能不注意一個現(xiàn)象：自1970年代以來，金融活動在美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飛速提高，也就是“經濟金融化”。這一趨勢主要有兩大表現(xiàn)。第一，金融行業(yè)的企業(yè)利潤在美國全部企業(yè)利潤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第二，對非金融行業(yè)的企業(yè)而言，它們的生存也越來越依賴于從金融活動中獲取的利潤。換句話說，金融活動逐漸成為美國經濟的“軸心”。

　　Krippner認為，這一金融化趨勢源自于1970年代以降美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鼓勵金融市場發(fā)展的政策，而政府之所以出臺這些政策，是為了應對——或者說逃避——擺在其面前的棘手的政治難題。

　　對于任何一個社會動員能力強大、利益集團政治活躍的民主國家來說，政府面臨著一個永恒的頭疼事：各個社會群體會源源不斷地把自己的訴求拋向政府，努力迫使政府提供自己群體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在分配有限的各種資源時向自己傾斜。這一壓力強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fā)三大危機。一是各個利益群體在爭奪資源時的政治斗爭導致社會撕裂，帶來社會危機;二是如果政府想盡力滿足所有群體的訴求，必然帶來巨大的財政支出負擔，是為財政危機;三是如果政府無法很好回應社會群體的各種訴求，就會導致社會對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產生懷疑，這便是政府的合法性危機。當經濟發(fā)展勢頭良好的時候，這些都不是事兒，但一旦經濟發(fā)展停滯，政府的麻煩就來了。

　　讓我們把時間倒回1960年代末。當時的美國社會，正在告別二戰(zhàn)后持續(xù)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黃金時代”，開始露出經濟頹勢。經濟不景氣，政府面對的社會危機、財政危機、合法性危機就變得明顯而尖銳起來。政府緩解這些危機的辦法，是故意刺激通貨膨脹——通俗點說，就是通過印錢的方式在名義上將服務、資源和利益送到各個社會群體手中。

　　但顯而易見，通貨膨脹這個法子不可能有什么持久作用。 當各個社會群體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名義上拿到了好處、實際上被政府騙了的時候，他們對政府施加的壓力只會更大。另外，長期的通貨膨脹本身制造了更多的社會矛盾。所以，到了1970年代，那陰魂不散的三大危機又回到了政府面前。

　　社會危機，主要體現(xiàn)在各個社會群體對有限的信貸資源的爭奪。美國當時實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所以一旦通貨膨脹率逼近甚至超過存款利率，大量資本就會撤出銀行，去企業(yè)債券和國債市場尋找更高的收益。而一旦嚴重通脹成為一種長期現(xiàn)象，信貸機構吸收的存款大量流失，從而導致“貸款荒”。這種情況下，能自行發(fā)債的大企業(yè)不受影響，但中小企業(yè)和個體消費者卻找不到資金來源。更壞的是，大型商業(yè)銀行通過金融工具創(chuàng)新在一定程度上繞開存款利率限制來吸納資本，而它們的貸款只流向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企業(yè);而小銀行、儲蓄所囿于存款利率限制完全找不到錢，而它們所主要服務的小本生意、個體消費者也就喪失了貸款來源。這兩重不平等帶來嚴重的階級矛盾，利益最受害的廣大消費者不斷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干預信貸分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身處尖銳的資源分配矛盾之中，自然苦不堪言，最后決定——我們不擔這苦差事了，讓市場來吧。一系列金融去管制化政策隨之而來，尤其是1980年，存款利率上限被取消，分配信貸資源的責任徹底由政府移交給市場。這些政策的后果是， 存貸款利率應聲而漲，錢更貴了，而存款利率上漲也使得更多資本留在了信貸機構，信貸供應從緊張變成充裕。

　　財政危機，主要體現(xiàn)在美國政府為實現(xiàn)各種政策目標而開支無度同時又難以加稅而導致的債務高企。糟糕的是，在1980年前后的幾年，美聯(lián)儲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拒絕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 。美國國內的資本供應越發(fā)緊張，美國政府如果繼續(xù)赤字財政，則必然導致其他企業(yè)和個人難以借到錢。而這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了：由于美國國內資本緊張造成利率飆高，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得國際資本流動變得大為容易，于是外國資本被美國的高利率大量吸引過來。當里根政府看到這一現(xiàn)象時，無疑大喜過望：終于找到新債主了!一系列推進跨境資本流動自由化的政策隨之出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資本市場在美國政府的努力下形成了，國際資本排山倒海一般涌入美國，一邊負擔著美國飛速擴張的財政赤字，一邊為美國國內的信貸市場提供幾乎無窮無盡的資金供應。

　　合法性危機，集中體現(xiàn)在美聯(lián)儲身上。在通貨膨脹形勢嚴峻的1970、1980年代，美聯(lián)儲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者，無疑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經濟體運行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都會被社會公眾認為是美聯(lián)儲施政的問題，從而激發(fā)社會不滿、動搖其合法性基礎。為了逃避這種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美聯(lián)儲走向一條不斷推卸責任、由主動干預市場轉向被動迎合市場的道路。在1980年代，美聯(lián)儲試圖動用多種相對“隱形”的政策工具，使得利率水平看起來更像是市場決定的，盡力縮小自己的存在感。而當這一方式變得不可行之后，1990年年代美聯(lián)儲干脆逐漸避免使用任何政策工具來干預市場，而是通過向市場釋放政策信號、塑造市場預期的途徑，引導市場在反應過程中“自動”達成政策目標。當公眾相信他們看到的經濟問題是市場規(guī)律——而不是美聯(lián)儲干預——所致，美聯(lián)儲受到的合法性挑戰(zhàn)也就不復存在了。美聯(lián)儲通過放權給市場，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但同時美聯(lián)儲也在不斷喪失干預市場的主動權，變得越來越聽命于市場。

　　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創(chuàng)新，為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鋪平了道路(當然，這并非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他們制定政策時只是想著如何化解眼前的政治危機)。一方面，隨著國內各種金融管制的取消和外國資本的涌入，信貸市場中再也不差錢。源源不斷的資本供應帶來了飛速的信貸擴張，而信貸的擴張自然給這些信貸的經營者——金融機構——帶來了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利率管制的取消和緊縮的財政政策，使得利率長期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劇烈浮動。對實體經濟來說，高且不穩(wěn)定的利率帶來難以負擔的成本和極大的風險，使得非金融企業(yè)也越來越傾向于放棄實體生產活動、轉而通過金融渠道牟利。金融化過程一旦開啟，就一發(fā)不可收拾，即使在1990年代利率水平大幅回落后，金融化的勢頭也無法逆轉。再加上美聯(lián)儲干預市場能力不斷減弱，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成了不受限制的自我膨脹。

　　簡而言之，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根本上是一個政治故事。當1960、1970年代經濟增長停滯、社會矛盾爆發(fā)、政府成為利益分配矛盾的焦點時，政府選擇用推卸利益分配責任、把一切交給市場的方式逃避難以承受的政治壓力。這背后的潛臺詞是“你們就別找我了，我不管了還不行嗎”。執(zhí)政者希望，市場可以代替政治決策來分配稀缺資源，而各個社會群體無休無止的利益訴求也可以被價格機制所約束。Krippner將這一責任轉移的過程稱為“去政治化”。

　　但諷刺的是，市場并沒有分配稀缺資源，因為隨著海量的國內、國外資本被美國信貸市場動員起來，信貸再也不是稀缺資源了。同時，價格機制也沒有約束大眾的利益訴求，因為美國社會對信貸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不管錢有多貴，美國民眾借錢的熱情依然高漲——當然，由于資本供應的充足，利率也不會高到十分夸張的程度——使得信貸市場一直在擴張，并未有周期性回縮。因此，金融活動的日益發(fā)達就用這么一種怪異的方式滿足了社會各界訴求、平息了利益沖突，制造了一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象。

　　然而，就像通貨膨脹只能幫政府暫時逃避危機一樣，去政治化于政府而言也并非一勞永逸的萬靈藥。正如2008年我們所看到的一樣，經濟金融化是不可持續(xù)的，它只是延后、而非解決了美國社會棘手的利益矛盾。在市場手段失效后，美國政府能重新通過政治途徑來解決由利益分配沖突引發(fā)的危機嗎?此間的挑戰(zhàn)在于，在“去政治化”將近四十年后，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政治行動力，不具備進行有效政治干預的條件了。同時，由于社會利益沖突被“去政治化”長期掩蓋，美國政治系統(tǒng)尚未建立一種不同利益方討價還價、達成共識以決定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機制。這樣看來，2008年后美國政治極化加劇，恰恰是四十年前政府“去政治化”的直接惡果。正由于此，金融危機遠不止是一次市場危機那么簡單，而是更為深刻的政治、社會危機的反映。

　　▼ Monica Prasad：信貸主導的消費經濟模式何以形成？　　

　　應該說，Krippner的研究成果雖然具有很強的分析力度，卻也留下了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其中最關鍵的是，美國社會的信貸需求為何如此旺盛——或者說，美國人為什么這么愛借錢?畢竟，源源不斷的資本供應如果不能被足夠多的信貸需求所消化，信貸擴張和金融業(yè)膨脹也還是無從談起。

　　其次，1970、1980年代的金融去管制化恰恰說明了：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對金融活動有很強的管制。事實上，在二戰(zhàn)后的二三十年里，美國的金融管制之嚴格遠遠甚于歐洲各發(fā)達國家，而美國的金融去管制化，不過是把金融管制程度降到和歐洲差不多的水平。同樣的管制程度，為什么在歐洲就沒什么事，而在美國造成了經濟快速金融化的夸張后果?

　　再次，雖然在Krippner的分析中，美國政府在1970、1980年代的一系列政策是偶然、不過大腦、情急之下的逃避危機之舉，但這后面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必然性——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美國社會的某些結構特性使得“刺激信貸擴張和金融發(fā)展”注定為執(zhí)政者在進行棘手的決策選擇時提供了一條“最小阻力道路”(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Prasad的研究成果說明，如果我們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把時間從1960、1970年代再往前推多半個世紀，回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

　　那時的美國，正趕上農業(yè)生產力以大躍進式的速度飆升的年代。猛增的農業(yè)產出看似是好事，但悲劇的是，當這種猛增遇上緊張的貨幣供應和依然孱弱的購買力，就造成了全球性的農產品價格急劇下跌和恐怖的通貨緊縮。在通貨緊縮危機中，美國農民自然是首當其沖：他們殫精竭慮地提高農業(yè)生產，卻發(fā)現(xiàn)生產再多也賺不到錢、還不起貸款。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通過政治行動訴諸于政府，希望政治干預能緩解他們的經濟困境。而巧合的是，當時的美國政局，正是代表新英格蘭地區(qū)新興工業(yè)利益的政治力量和南部保守勢力互相制衡的局面，在這種勢均力敵的情況下，代表中西部地區(qū)農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就成了關鍵的“搖擺票”，獲得了與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在通貨緊縮之下叫苦不迭、而又擁有了強大政治影響的農民，便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成了塑造美國政策的關鍵角色。

　　農民的訴求其實很簡單：政府得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社會購買力、刺激消費，需求上去了，農產品價格也就上去了。與此相關的一個訴求是，政府不能坐視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任憑貧富分化加劇——因為貧富分化會損害社會整體購買力。另外，由于農民極度依賴貸款來獲取購買生產工具所需的錢，而農產品價格下跌又使得農民常常還不上貸款，因此農民還需要政府提供強力的破產保護。

　　通過積極參與利益集團政治，農民的這些訴求一一被政府兌現(xiàn)了。1898年，美國通過第一部正式的破產法，對借款方破產后的責任免除程度到了驚人的地步。1927年，美國政府正式通過法律，不準銀行跨地區(qū)開設分行——因為農民擔心，銀行的自由擴張會使其成為壟斷巨頭，加劇資本集中和貧富分化。然而，一個由地方性小銀行組成的金融系統(tǒng)抵抗風險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1930年前后，隨著新一波農產品下跌導致農民還不上貸款，大量銀行倒閉，成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時，羅斯福政府拯救金融業(yè)的努力和農民希望政府刺激消費的訴求發(fā)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如果能用一系列政策來鼓勵人們用貸款來進行消費，那么既幫助了金融業(yè)，又提高了購買力，一石二鳥，豈不美哉?鼓勵貸款消費、尤其是貸款買房的政策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紛紛出臺。1934年，政府主導建立了住房貸款擔保體系。1938年，“房利美”成立，住房貸款的次級市場出現(xiàn)。而與此同時，由于在農民利益的推動下，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防止資本過度集中、加劇貧富分化的嚴厲監(jiān)管體系，美國政府依然維持著強有力的金融監(jiān)管框架。

　　將歐洲各國同時期的政策發(fā)展道路和美國進行對比，能發(fā)現(xiàn)一種十分有趣的差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國同樣受到通貨緊縮困擾，但由于通貨緊縮問題的根源并不在這些國家內部，歐洲各國政府紛紛選擇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解決問題——不讓美國農產品進來，本國農產品的價格不就不下降了嘛。然而貿易保護主義必然帶來貿易摩擦，惡化歐洲各國關系，因此成了世界大戰(zhàn)的助推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各國普遍把經濟政策重心放在戰(zhàn)后重建、尤其是工業(yè)重建上。這其中重要的一環(huán)，便是壓低工資水平、限制消費、鼓勵儲蓄，把攢下來的資本投入到工業(yè)再生產、尤其是出口行業(yè)的擴張中去。這種鼓勵生產、壓低工資、限制消費的政策，必然導致民眾廣泛不滿。作為妥協(xié)的一部分，政府不得不承諾為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福利和生計保護，以換取民眾的支持。而這，就成了歐洲式福利國家的雛形。

　　從這一角度看，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本質不同，在于對待消費的態(tài)度。歐洲諸國一個勁兒限制消費，而美國不遺余力地鼓勵消費。而這一路徑差異的歷史后果是，歐洲諸國出現(xiàn)了規(guī)模龐大而完善的公共福利體系，而美國出現(xiàn)了以信貸為主導的消費經濟。某種程度上，公共福利和私人信貸確實具有等價的作用：如果民眾能相對容易地借到錢，去市場上購買住房、醫(yī)療、教育等“商品”，即使還不上貸款也由于強大的破產保護而不用承擔什么后果，這實際上不就和政府直接向人們提供住房、醫(yī)療、教育一樣嗎?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福利”，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鼓勵貸款消費、降低貸款難度、減輕借貸者的償還責任來實現(xiàn)的。

　　羅斯福新政時期建立和鞏固的，便是這樣一個鼓勵人們借錢消費、破產保護強大的體系。而與此相悖的是，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jiān)管力度依然極強，限制了金融機構提供信貸的能力。這就成了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一個內在矛盾。在二戰(zhàn)后的十余年，由于經濟高速發(fā)展，這一矛盾還沒有顯出來。然而當1960年代后期經濟速度放緩之時，金融機構在嚴格監(jiān)管的制約下，完全不能滿足美國消費者日益增長的貸款需求，這就使得金融去管制化成為了美國民眾的普遍訴求。由于信貸在美國人的經濟生活中已經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公共福利的職能，“能借到錢”在很多人眼中已經成了一項公民權利(civil rights)。因此對于民權運動人士來說，為少數(shù)族裔、女性、窮人降低貸款門檻，成了追求“社會公義”的一種途徑。因此，“信貸擴張”神奇地成為了美國右派和左派在1970年代的共同呼聲。

　　而金融去管制化之后的美國，雖然在管制力度上和歐洲各國近似，但美國消費者不斷飆高的信貸需求迅速推動了信貸擴張和金融行業(yè)的發(fā)達。而在歐洲，許多民眾生活所必要的服務和資源都由公共福利體系提供，所以歐洲民眾沒什么借錢需要，也就不會出現(xiàn)信貸擴張。換句話說，經濟是否金融化，其實和一國社會公共福利體系的強度、規(guī)模大有關系。

　　簡而言之，美國消費者對信貸的旺盛需求，源于羅斯福新政時期建立的鼓勵貸款消費的政治經濟模式。而當人們不斷增長的信貸需求和嚴格的金融管制在1970年代形成尖銳的對立，金融去管制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在Prasad眼中，造成金融去管制化和信貸擴張的幕后元兇，并非政策制定者，而是作為一個龐大利益集團的美國消費者，而美國消費者之所以對貸款消費這樣癡迷，是因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于美國農業(yè)發(fā)展造成通貨緊縮而帶來的一系列政治后果——鼓勵信貸消費的政策框架和公共福利體系的欠發(fā)達。

　　但令人擔憂的是，私人信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發(fā)揮公共福利的作用，但和公共福利相比卻有著明顯的劣勢。一方面，私人信貸不具備社會再分配功能，無法向公共福利一樣“劫富濟貧”;而另一方面，不斷降低的貸款門檻和寬大的破產保護帶來極高的借貸風險，而不斷擴張的信貸又為金融市場中的投機牟利活動提供了寶貴土壤，兩者相互作用，終于帶來了我們所看到的嚴重危機。而危機過后，美國有可能重塑政治經濟體制、破除對信貸消費的依賴，轉而建設更龐大而完善的公共福利體系嗎?這又談何容易。

　　▼ 歷史社會學的力量

　　看到這里，也許有些讀者會疑惑：這還是社會學嗎?誠然，金融活動、貨幣政策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范疇，然而從根本上說，以上兩本著作中的分析視角卻是十分“社會學”的。盡管在具體論點上存在分歧(毋寧說是相互補充)，但這兩項研究的根本視角是一致的：即使在美國這樣看起來十分推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家的政治決策依然能以十分深遠地方式影響經濟活動的發(fā)展，而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政治決策在本質上是由一個社會的利益矛盾沖突和國家-社會關系決定的——這便回到了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分析立場。

　　從根本上看，這兩部社會學著作體現(xiàn)的對歷史進程的觀察角度，和歷史社會學領域的傳統(tǒng)立場一脈相承。歷史當然是重要的，但這種重要性并非體現(xiàn)在“過去的制度會幾百年保持不變”這種簡單幼稚的層面，而是以更加復雜的方式展開：過去的制度，塑造了特定的社會利益格局、為參與政治博弈的各方提供了特定的激勵和限制，也約束了制度革新中可能的道路選擇。換句話說，制度是在不斷變化演進的，而這種變化又是被過去的制度所影響和制約的，這就是歷史發(fā)展中的動態(tài)美感。

　　與此同時，這兩部著作也體現(xiàn)了歷史發(fā)展進程中諷刺與荒謬的一面：無論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農民，還是197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絕不會想到，他們當時的政治行動為美國經濟的將來埋下了要命的禍根。很多時候，歷史事件能點燃一條復雜而怪異的因果鏈，其對后續(xù)歷史進程的影響往往超出甚至違背當時事件參與者的預期。更多時候，歷史中的行動個體只是單純考慮如何應對眼前的危機挑戰(zhàn)，完全沒想到他們的行為會如何影響未來，而這些個體在危機面前的應對方式，恰恰極大地塑造了歷史走向。這樣的“非預期性后果”是如此多見，以至于它更像是歷史跟人類開的一個永恒玩笑。

　　需要指出的是，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并非是金融危機爆發(fā)以后的“事后諸葛亮”。Krippner的著作脫胎于她的博士論文，而她著手開始進行這一研究的時間是1995年。Prasad的研究始于2005年左右。這種“未卜先知”體現(xiàn)的，是兩位學者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敏銳洞察力。雖然目前看來，社會科學基本沒有可能精準預測歷史向什么方向發(fā)展、經濟危機何時爆發(fā)，但社會科學中歷史研究的力量在于，將眼前的現(xiàn)實放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從而揭示現(xiàn)實發(fā)展所遵循的歷史邏輯。雖然“以史為鑒”更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當我們對現(xiàn)實事件的歷史意義有了更深的了解，至少在面對當下的挑戰(zhàn)與危機時能更為謹慎一些。

　　參考文獻

　　Krippner,Greta. 2011.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of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asad,Monica. 2012. 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of Pover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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