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引起報刊極大注意的所謂住宅缺乏現象，并不是說工人階級一般總是住在惡劣的、擁擠的、不衛生的住宅中。這種住宅缺乏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它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遭受的一種和以前一切被壓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幾乎是同等地傷害到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要消除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只有一個方法：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今天所說的住宅缺乏現象，是指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涌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戶愈加擁擠，有些人簡直無法找到住所。這種住宅缺乏現象之所以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只是因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階級，而且也傷害到小資產階級。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根據2017年7月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6年全國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是36.6平方米，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是45.8平方米。對比近期英國劍橋大學發布的一組研究數據發現，中國當下的人均居住面積要比歐盟中英國、德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都高，僅落后于北歐的丹麥。而根據《2016年社會藍皮書》公布數據中國家庭住房自有率高達95.4%，19.7%的家庭擁有兩套以上住房，住房自有率也早已位居世界前列。

　　住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

　　無論是對于富人還是窮人，對于男人還是女人，對于精英還是盲眾，住房總是個神秘的東西。自從穴居時代以來，對完善的居住條件的野望幾乎伴隨著整個人類社會文明史的發展;因為住房是人類進行再生產(休息、繁衍、娛樂、學習等)中最主要的物質空間與消費資料，所以很不嚴肅地說住房問題成為推動人類進步、體腦分工與階級分化的重要動力之一。

　　即使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大型政治性與消費性城市中，如何解決住房問題也總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古羅馬時代的皇帝們為平息自由民的怒氣，而不得不投入政府資源修建高達五六層的“廉價公寓樓”，而中國兩宋時期都城汴河與西子湖畔才子與官吏們“居不易”的怨詞至今仍在傳唱。

　　進入近現代資本主義時代，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更是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難題。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時期。恩格斯曾經在《論住宅問題》的序言中如此說明。

　　1872年，恩格斯發現自己“風投”并作為聯合創始人經常被點名邀請回答問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混進了“一些怪東西”，一查是從另一個奧地利版類似APP《人民意志報》上轉過來的六篇帖子，另一個創意室蒲魯東主義的醫學博士A.米爾柏格叨叨絮絮地談了一大堆怎么“在德意志民族復興關鍵階段”解決全民住房問題，并參照了已經復興的腐國和浪漫國的案例，開出了整整一療程的“治療住房問題的大力丸”。

　　恩格斯一見有人為“社會絕癥”開“萬應靈丹”，就怒不可遏決定懟回去，于是筆大如椽地留下了三篇長貼文。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而且恩格斯還意猶未盡，15年后的1887年在“德意志帝國政府”的“勸進下”專門把這三篇文章集成了一個小冊子，加寫了序言單獨刊行，這才有了今天馬恩經典著作清單中的《論住宅問題》。

　　相同的城市住房之難

　　恩格斯寫作《論住宅問題》的時代，歐洲各大城市當時正好處在這一“向大工業過渡”的進程中，住房問題成為絕大多數居民普遍面臨的問題。1871年“德意志帝都”柏林人口普查數據82萬人，60萬人居住在每戶只有兩個房間的住房里，10萬人居住在每戶只有一個房間的住房里，還有9萬人的居住條件更為惡劣，而且從1870年起相當一段時間內房租每年以5%-6.5%的速度在增加。

　　(1872年，德國工人被警察強制清除出租住住房)

　　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對英國曼徹斯特的“小愛爾蘭”有詳細的描述，

　　“1872年10月25日，曼徹斯特城內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個工人受了重傷。……去年夏天發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災，那時人們才發現，原來小愛爾蘭根本沒有被消滅，只是從牛津路南邊遷移到了北邊……在這些房屋上面，布魯克街最低處的鐵道高架橋下，行人每天來來往往，決不會料想到在他腳下深深的洞穴中還住著稱為人的生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每夜用來禁錮我們的工人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最可恥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

　　根據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統計，1840年前后，在曼徹斯特與利物浦這樣的發達工業城市，分別有約10%-20%的工人家庭(2萬-4萬人口)居住在地下室中。

　　雖然，星轉斗移，歷史發展到了今天，據說中國住房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已經得到空前的解決，但是歷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

　　根據2016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全國進城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為 19.4 平方米，這一居住面積不能算低(但其中包含了從一線城市到四線小城鎮，從工廠宿舍到建筑工地各種居住狀況)，即使以此數字為標準，也與統計局公布的農村人均居住面積45.8平方米相比顯然仍然有相當差距。而根據這一報告更值得注意的是進城農民工的住房配備電冰箱和洗衣機的比重分別為 57.2% 和 55.4%，換而言之也就是有近一半的進城農民工居住地沒有電冰箱與洗衣機之類基本現代家庭居住設備，甚至還有13.5%的農民工住房沒有自來水，約30%的農民工住房沒有廁所;所以即使是人均19.4平方米的居住面積也可想其實際居住質量。

　　而居住狀況緊張的局面則在一線大城市更為明顯。以2013年北京調研數據為例，65%的外來人口居住在近郊區(四環以外)，50%以上的外來人口居住在五環以外，外來人口中租房居住的比例為81.4%，自購商品房的僅占0.7%，租住農民平房的占70.9%，流動人口的住房人均使用面積為5.6平方米，大多只能選擇“城中村”、地下室、工棚及群租房等非正規住房來存身。記憶猶新，5年前北京的那場暴雨中，就有若干“無足輕重的蟻族”溺亡在地下室中。(如下圖：北京2015年常住外來人口分布圖)

　　2015年《上海年鑒》提供數據顯示，73.4%的外來人口家庭租賃住房為主，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租用農村住宅達33.7%，人均租房面積在15平方米以下的占約6成，人均租金在1000元以下占約6成。(見下圖：2015年上海外來人口住房狀況分布)

　　當然，據說今年北京有望徹底消滅“地下室居民”，特別是以村民自治名義的出現“天價外來人口管理費”(每月2000元)后，更能“局地消滅外來人口”，但是面對全中國近3億的流動人口，要徹底消滅“蝸居蟻族”恐怕仍然是遙遠而不可及的目標，因為沒有這3億源源不斷涌向大城市與工業區的流動人口，所謂的“大國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北京某城郊地區村委會發布的外來人口管理收費通知)

　　你又被人均了!

　　星轉斗移，從統計數據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宏觀地”解決了住房問題，但是不少“窮到沒道理的”朋友(尤其是一線城市中工作的年輕網友)則驚呼“拖了祖國腳后跟”和“被平均”，顯然“個直感”(個人直接感受)與“普大喜奔”之間有不少落差。

　　魔鬼總在細節中。不少專家調查聲稱，中國目前對外公布的所謂“住房自有率”其實質上是“住房私有率”，其統計口徑：自有(私有)住宅建筑面積÷社會實有住宅建筑面積×100%。而并不是某些國家的“住房自有率”的統計口徑：(居住于自有產權的住房家庭戶數÷全部住房家庭戶數)×100%。

　　所以，該數據僅僅能表明有中國有90%以上的住宅是私人擁有的，并不能說明90%以上的家庭都住在自有產權的房子里，也無法說明90%以上的家庭都擁有自己的住房。(可參考“中國城市居民住房率世界第一嗎?”陳杰 2005)

　　而且中國的住房自有(私有)面積的統計中包括了所有中國公民、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在華外國僑民、外國人所投資建造、購買的住宅建設面積之和。國家統計局公布人均40.8平方米居住面積這一數據的信息景氣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也在近日對媒體《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確實目前統計的人均居住面積無法如中位數貼切反映多數居民的實際居住狀況，如果居住面積差異巨大，中位數居住面積會遠低于人均居住面積。

　　所以，住房私有分布越不平均，意味著越多的家庭沒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沒有足以安居的住房。當然我們相信單個“類思聰”的住房私有面積足以“先富帶后富”提高數十乃至成百上千“蟻族們”的住房自有率。

　　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還是Piketty團隊2016年的報告都指出，中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全國約三分之一左右的社會財富，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社會財富的三分之二。而且在城鎮家庭中房產占家庭財富的80%，在農村家庭中房產占家庭財富的60%。假如說住房分配與財富分配類似的話，即使考慮到不同地區的極差地租，以京滬兩地外來人口大約都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且住房租賃比率都在三成以上，那么中國不僅絕大多數人口的實際人均居住面積也會遠遠低于所謂的40.8平方米，而且實際“住房自有率”也絕不令人樂觀。

　　而且，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住房這種本來自我的(個人的)再生產所必須的資料也變得日益商品化與資本化，甚至成為今天資本投機的最主要工具之一;所以其市場價格越來越脫離居住功能這一本質特征，“投資價值”(投機屬性)越來越成為其市場價格的“噱頭”。正如大衛·哈維所說的，今天資本主義下的房屋供給，已經從追求使用價值為主，變成以追求交換價值為主。房屋的使用價值日趨變質，首先是變成一種儲蓄手段，其次是變成一種投機工具。也因此，住房雖然是重要的生活資料，但是其本身就是一種投機的資本。

　　故此，城市中的住房之苦確實是關系到廣大普羅大眾的切身之痛，但其中也仍然存在著重要和屬性截然不同的差別：對于廣大無產階級與底層民眾是缺乏維持基本的合理的生活條件的居住權(使用權)，而對于中產階層(小資產階級)是無力追趕或者勉為其難地擁有投機屬性濃厚(具有投資價值)的住房產權。

　　因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無論在百年前還是今天，關于住房問題都會成為輿論場中重要的呼聲，也是社會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主要關注資本主義市場不公平不合理的熱點之一;雖然這種呼聲通常更多會以全體人民的名義進行表達。

　　……現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現象，只是從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并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做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后果。……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正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住宅問題，決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同樣，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反過來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也決不是偶然的。

　　中產們的“萬應靈丹”

　　正像其他問題一樣，在歷史上有眾多的“江湖郎中”開出了各種妙方企圖一勞永逸地在市場條件下解決城市住房問題。例如，恩格斯指出的“ 一些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改良學者幻想人一獲得了土地所有權，也就獲得了鞏固的地位，仿佛是在地里牢固地生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經濟〈!〉都在土地所有權中獲得最穩固的基礎。然而，土地所有權的賜福的力量還遠超出這些物質利益之外。誰有幸能把一塊土地稱為自己的東西，他就達到了可能想像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他就有一個可以獨立自主地來支配的領域，他就成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權力，在困難的日子里就有了一個可靠的避難所;他的自我意識就增長起來，從而他的道德力量也增長起來了。因此所有權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深刻意義的……這樣一來，現在無可奈何地由市面情況的變動擺布的、總是依靠自己雇主的工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擺脫這種不穩定的境況;他會成為資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動產作抵押而獲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為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而招致的種種危險。通過這種辦法，他就會從無產者階級上升為有產者階級。”

　　這些“社會主義者”顯然對馬克思所說的“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很不以為然。

　　“有恒產者有恒心”，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為實現社會改良竭力宣揚的主張。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希冀通過個人的小私有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大私有(提供虛假的穩定與安全感)。希望能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而所謂將工人階級廣泛提升到“有產者(資產階級)”的地位(實際上是更多地將小資產階級提升到資產階級地位)。但他們從來不回答當每個人都成為了有產階級(或資本家)的同時，這些資本家又從哪里去尋找工人為自己打工?

　　作為小資產階級與工人上層的現實訴求中的關鍵一點，“住房問題”(自己擁有產權的住房)也成為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運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今天日常市場化解決住房的手段不過都早在恩格斯時代就已經屢試不爽的把戲，譬如分期付款的商業房屋貸款或者所謂的集資共建房。

　　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第二篇】中提及，這種獲取所有權的方法在英國建筑合作社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亞爾薩斯的波拿巴主義者來發明。為贖買房屋而付出的額外房租——同英國比起來——是相當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內漸次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300法郎的房屋。一個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僅僅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在這種場合，他就可以被趕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價的6 2/3%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價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數退還給他，但不付分文利息。……資本即使能夠辦到，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缺乏現象……

　　通常是由酒館主人發起，然后就每星期在他這里聚會一次——一些?？秃退麄兊呐笥?，如小店主、店員、推銷員、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小資產者，有的地方還有一個機器制造業工人或其他一個屬于本階級貴族階層的工人，……這些building　societes根本不是工人的團體，它們的主要目的也根本不是使工人購置歸自己所有的房屋。講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們，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務的人員等等;……這里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者和那些想要成為并且能夠成為小資產者的人，而是收入雖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總是在逐漸上升的人，例如店員以及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義上保持不變，實際上則隨著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長而降低。事實上只有很少數工人才能作為例外參加這種協會。他們的收入數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不能預先承擔十二年半的義務。不屬于這種情況的少數例外，若不是報酬最優的工人，便是工廠監工。

　　所以，這些所謂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住宅問題，其本身收益者往往是中產階層(小資產階級)，而并非有益于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即使有少數“工人上層”參與其中。而且越是今天，這種住房的本身居住價值越是居于次要地位，而以其投資價值作為其市場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這我們只要稍微關注一下即使在北上廣深這樣城市的租售比就能了然于胸，更不用說結婚期間關于房產證上登記人名博弈也足以反映這一點。

　　正如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分析的……擁有價值一千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根據相關的購買力和英鎊匯率計算，當時德國1000塔勒約等于當時的135英鎊，19世紀80年代的135英鎊約合今天12萬3千英鎊-20萬3千英鎊(約和120萬-200萬元人民幣)。(在線查詢13世紀以來歷史上不同時期英鎊之間價值兌換比例的網站 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ukcompare/relativevalue.php)

　　固然我們不應該機械地套用導師的話語，但結合恩格斯與大衛·哈維的分析，我們可以坦白地說今天在中國一二線城市擁有自己住房產權的“工薪階層們”決不再是什么“無產階級”，而更多是如多數他們自我定位的是這個社會的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在不考慮本身資產的情況下，有些左翼簡單地用所謂“城市工薪階層”來套換“無產階級”的概念恰恰是缺乏階級認識的結果。

　　導師之所以不同于那些販賣“救世良方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就在于導師明確地打破了幻想：

　　這也是為什么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喜歡去強調，在“社會中真正中等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之間有著“絕對的內在同一性”，而且當前的社會改造過程的“幸福的結果將首先”正是為這些真正中等階級所“享受”，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所“享受”。工人進行當前的社會革命“首先”是為了小資產者的利益。其次，在小資產者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之間有著“絕對的內在同一性”。既然小資產者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與小資產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運動中也就與無產階級的觀點同樣正當合理了。而這種主張兩種觀點權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無產階級被壓制的再生產成本

　　為擁有私有住房而痛苦到徹夜輾轉反側的小資(中產階層)與工人上層(無論他們是本地土著還是外來的高薪專業人員)的痛苦，顯然與作為無產階級這一階級整體的痛苦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無論是在珠三角眾多加工廠生產線上工作的外來普工還是香港家庭中做家務的印尼或菲律賓傭工，都不會考慮在自己工作所在地擁有自己具有產權的住房，而至多考慮如何能夠有不與他人沖突的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這并不是因為產權住房的問題超出了他們思考能力范圍，而是因為這種“住房”考慮與他們的實際收入之間幾乎是“光年之差”。

　　在世界范圍內數以十億計的農村精華勞動力離開農村，加入到本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作為底層架構參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生產鏈中。固然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主要收入日益來源于工業收入，次要收入來源于農業收入等其他方式)也受無合理居住條件之苦，但在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這不是憑他們個人努力與一般性的政策所能解決的問題;并且與他們為維持日常最基本的再生產成本，更不是“不可忍受之痛”。而正是這樣的廉價的生產成本才能維持在后發國家發展初期的“出口導向的后發優勢”與資本追求的高利潤率。

　　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紀后半葉德國近代工業化的進程中，“德國既不能用價格來擊敗英國，又不能用質量來擊敗法國。……德國人慣用的先送優良貨樣后交劣等商品的騙人手法，……構成我國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業至多只為小商品供應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則大部分由農村家庭工業來供應。”

　　如果直接將德國換去，可以用來描述上世紀以來幾乎一切后進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與地區的必經之路，如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他們龐大的鄰國。

　　正如， 恩格斯在《序言》說明的：在比較早的歷史階段上曾經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礎的東西——農業與工業的結合，占有房屋、菜園和土地，穩定的住宅——現在在大工業的統治下，不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鎖，而且成了整個工人階級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資無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礎，并且不僅個別工業部門和個別地區是這樣，全國各地也是這樣。……在《第二篇》中提及，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民經濟學的鐵的規律”，就等于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于節約出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交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交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會成為某一種資本，但不是歸他自己所有的資本，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

　　今天中國全國約有近3億流動人口(人戶分離人口，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約1億，全家離開本省的流動人口約3000萬到5000萬，60歲以上流動人口約1800萬)。根據統計早在2002年前后，農村人口的非農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但是大量進入城市的半無產階級仍然不得不將自己的家庭(留守老人與留守孩子分別有5000-6000萬)留在農村，并依賴于半自給自足已經殘敗的小農經濟作為家庭再生產的保障。由于戶籍分離條件下，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被排除在了其工作地的城市化的進程之外，整體降低了廣大勞動人民家庭維持再生產的生活成本們，也就是壓低了市場上的工資水準。

　　如果說過去城鄉戶籍分離是為滿足資本的需求(統治者)主動壓低勞動者再生產成本，而今天在城市合理生活成本極其昂貴的條件下，城鄉戶籍分離本身成為對廣大外來勞動者低生活成本的保障，其中土地的秘密(私人家庭的土地使用權)居功至偉。根據2014年的一項調研有74%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在城市長期居住，但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

　　降低再生產的生活成本一個最主要特征就是數千萬最精華的青年勞動力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和工業城鎮帶周邊的的集體宿舍、城中村與老舊住房中，他們被隔絕在當地社區(醫療、教育、廉租房與文化娛樂)等相關服務之外，并可能被征收額外的生活成本。這也導致外來人口流入地區長期社保盈余，僅東莞一地每年社保盈余就高達八九十億元人民幣;而與此對應的是一些中西部人口輸出大省的社保長期入不敷出(即使今天可以社?？缡∞D移也只保證個人賬戶資金全額流轉，而統籌部分只能轉移60%，使外來工流入地區的社保資金池與本地小資坐收漁利)。

　　這在另一個方面也可以解釋關于中國住房自有率畸高的問題。幾乎在農村地區半無產階級的農民家庭都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們暫且不論這些住房的居住質量與條件，但是人均面積自然不少)，不過這些住房本身實際使用率并不高，日常僅有留守老人與兒童日常居住。除非重要的傳統節假日，否則在很多農村即使婚喪嫁娶這些極為重要的活動也很難湊集足夠的青壯勞動力。這也導致農村所謂的大量的自有居住面積是無效居住面積。如果按舊統計口徑(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無法在家照顧孩子與老人)約有6000萬留守兒童，也就意味著至少3000萬戶以上農村家庭的居住面積有一半實際無效。

　　特別是按照現在各地婚姻(市場)普遍的風俗，男方購買私有住房是婚姻這一法律關系的必要前提條件，即使條件不允許他們在房價畸高的一線城市買房，不少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外來技術工人或白領(特別是已婚者)往往會選擇節衣縮食甚至不惜借貸在老家的省會城市、二三線城市(級差地租相對較低)購買住房或者還貸供房。而這些二三四線城鎮住房除了偶爾逢年過節有人暫時居住，或者部分得以出租，平時多數時候只是空置而已，這同樣造成了大量的“無效居住面積”。

　　由此造成了在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中才會出現的怪象。在其他地方擁有相對舒適住房的的人卻在實際生活中無法擁有合理的居住條件，被迫蝸居在條件極其惡劣的住房中，由于資本的需求蓄意壓低廣大勞動者個人的再生產成本，使半無產階級作為整體迄今無法實現城市化。

　　解決住房問題? = 消滅資本主義

　　既然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同樣遭受“住房之難”，為何要刻意區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呢?為何不能將這些遭受壓迫與剝削的勞動人民團結在一起提出相當的訴求?因為事實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訴求并不相同，小資產階級訴求的所謂住房公平的原則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對擁有(住房產權)恒產的追求也意味著對現行秩序的尊重(否則任何個人的恒產無論多寡都無法得到保證)。而對于最廣大的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而言，住房產權與合理的居住權完全是兩個概念，他們要解決的住房問題首先是也只是“合理的居住權”的問題，而并非是可以繼承與交易的“私有產權”，甚至如果要在新社會實現廣大無產階級的“合理居住需求”也必須要像剝奪資產階級一樣，剝奪小資產階級對于住房的私有產權。而且只有擺脫私有產權的束縛，無產階級才能真正實現歷史的進步，有組織的團結起來反抗的力量。

　　正如恩格斯強調的，事實上現代大工業把先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手工業工人變成一個完全沒有財產、只靠出賣勞動力才能維持生存的無產階級這正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進步。……對于我們城市工人說來，遷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土地所有權對于他們只能成為一條鎖鏈。如果讓他們有自己的房屋，把他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壞他們反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西班牙《解放報》【第一篇】：統治階級最老練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建立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就必須負起沉重的抵押債務，才能得到這種住所，于是他們就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他們被束縛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離開，只好同意接受向他們所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

　　在今天年輕一代的勞動人民中，在繁華的大都市中擁有市場價格數百萬元私有住房(哪怕大部分購房款是貸款的或者住房只是從家人處繼承與轉讓所得)的小資產階級與(小資化的)工人貴族也會同樣被這一資產的枷鎖所束縛(而成為私有產權的奴隸)，對大多數這些“小資們”而言，除非遇到足以改變個人命運的驚天事變，否則他們既無現實的需求也無反抗的勇氣去進行偉大的社會變革。

　　而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歷史經驗給我們提供一個非常鮮明的將工人階級重新改造為小私有者的過程。

　　從1970年代末農村開始推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將作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土地的使用權重新分配給農民家庭，以便為市場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又不必承擔過多的社會保障費用。在此稍后，1990年代開始城鎮地區隨著整個經濟體系的私有化，推動在市民中的貨幣化分房或私人購買原來廉價居住的公租房，最終逐步實現住房的全面市場化與私有化，于是大量的半無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在這一過程中重新“被贖買”成為小私有者(小資產階級)，其中少部分躍升為資產階級。而隨著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與去福利負擔化的進程，增強了農民工和原國有企業工人(新市民小私有者)之間的隔閡與歧視，一定程度上協助瓦解原國有企業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動員與抗爭。而隨著級差地租的獲利性日益明顯，這些私有房產增值的得益者也成為現行私有化政策的重要社會基礎，并為近來大行其道的社會保守文化意識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蒲魯東主義者)哀嘆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殊不知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并被驅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行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了。

　　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城鄉差別越是小，國家通過直接與間接對房地產市場干預越是有力強勢(既包括向居民直接供給住房，也包括對住房擁有人課征如遺產稅和房產稅等“均富稅收”)，確實住房問題相對越不嚴重。而那些越是在政策上放任自流的國家，其國內住房問題越為嚴重。所以，最終要解決住房問題不是要授予無產階級私有住房(變成小業主)，而是必須要剝奪對住房的私有產權，由暫時的國家(并最終由社會)共同掌握。

　　但是由于這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所以即使暫時的、局部的與階段性的解決住房問題也無法從長遠上根治這一問題，并時常會出現反撲。如近來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西北歐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當局為壓縮社會支出而將本已改良的社會公共服務重新私有化，這些國家的住房私有率有大幅攀升。瑞典通過住房權協會購買使用權(亦可說間接所有權)的家庭在1990 年至2010 年間增長了49%。即使如此，目前瑞典有36.7% 的家庭租房住，22.1% 的家庭購買了房屋使用權(集體產權)，也僅41.1% 的家庭擁有私有產權的自己住房。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會成為某一種資本，但不是歸他自己所有的資本，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對于一切歸根結底是會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所謂社會改良辦法都是適用的。如果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來，那時工資也就會相應地降低;如果它們一直只是個別的實驗，那末它們作為個別例外而存在這個事實，就證明大規模實現這種改良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

　　歷史上的畸形工人國家革命后通過征用私有住房來解決城市住房缺乏問題，在實踐上問題與教訓不少，解決辦法乏善可陳。例如，如何解決分配中的官僚特權與官僚主義，如何平衡重工業、輕工業和民眾基本生活的問題，如何協調工農業、體腦間與城鄉間剪刀差等問題。但是，在工人國家中，住房的公有化意味著即使存在使用的不平等與特權不公，但其無法從根本上實現繼承與交易這些私有產權最根本的特征。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只有既面對現實又充滿想象力，絕不將自己拘泥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訴求的藩籬中，才能在社會的徹底變革中尋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新路徑。

　　所以，恩格斯留給我們的忠告就是：不能寄望于通過解決住房問題(類似的局部民生問題)來解決社會問題，不要如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一樣寄望在不改變所有制的條件下來消滅制度之疾。而且只有通過廢除資本主義才可能根本性地消滅城鄉對立，只有徹底消滅城鄉差別(也包括工農差別與體腦差別)，也才能根本解決住房問題。

　　(對于)住宅問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不能消滅這種對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銳化。……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著手消滅城鄉對立，消滅這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已弄到極端地步的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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