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論私有制社會與市場經濟

　　——兼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

　　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它是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市場的價格機制所引導的經濟體系。

　　私有制社會決定經濟的私有性，經濟的私有性導致交換的產生。有交換必有市場，交換經濟即市場經濟。市場中交換的是什么?是商品。故市場經濟又是商品經濟。

　　所謂交換經濟也好(就經濟的運轉形式)，商品經濟也好(就經濟的運轉內容)，市場經濟也好(就經濟的運轉場所)，實際上就是私有經濟三位一體的經濟運轉體系。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經濟的私有屬性，它雖有多種稱謂，實際上都是一回事。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經濟，不同稱謂只是從不同視角所給出的不同名稱罷了。

　　市場經濟的私有性本質，決定其一定是伴隨私有制社會的產生而產生，伴隨私有制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伴隨私有制社會的消亡而消亡。

　　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最成熟、最發達的階段。斯大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某一天，一位不愛看書、學習，只愛打牌、休閑的“聰明人”，突然發現了“新大陸”，發了一通議論：

　　“說市場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實際上，這只是類似“過了今天就是明天，過了明天就是后天”這樣兩句盡人皆知的廢話。但在特定條件下，它居然成了一種“創新思想”，成為了一種“理論”，這無疑是學術的一大悲哀!

　　古代中國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作為私有經濟的表現形態，在歷史上古已有之。

　　夏商奴隸社會(前21世紀——前770)是我們先祖邁入“文明”門坎的第一個私有制社會。伴隨私有制的產生，私有經濟之間的交換也就萌生，于是出現了最早的市場經濟。

　　據歷史學家郭沫若綜合對《易經》、甲骨文、金文的考證，認為早在商朝(夏朝尚無文字可考，姑且不論)，我國就有了“工商業的發達”與“貿易”(參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研究》)。商朝覆亡后，商的遺民又多從商，“商人”一名也由此而來。

　　比如，《易經》“旅卦”中的“六二”爻：“旅即次，懷其資，得僮仆”;又“九三”爻：“旅焚其次，喪其童仆。”

　　這些文字表明：1、早期的商貿交易都與“旅”相聯系，說明還多是行商;2、“資”從貝——即早期貨幣，交易都是通過貨幣(一般等價交換物)所進行;在奴隸社會里，人身買賣已成為一種常態——“僮仆”、“童”即奴隸，已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

　　誰都知道，市場經濟離不開商人。可以這樣說，市場經濟與商人是一對雙胞胎，是同時降世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市場是逐利的場所，商人皆為利而存。商人的存在與影響的擴大，充分印證了古代市場經濟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代(前770——前221)，也就是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交替時期，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歷史上涌現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商人。最具代表性的如：公元前7世紀的弦高，公元前6世紀的范蠡，公元前4世紀的白圭，公元前3世紀的呂不韋等。

　　弦高是鄭國的一名牛販子商人,經常往來于各國做生意。公元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轄地經商,途中巧遇要去偷襲鄭國的秦國軍隊。他情急生智，一面派人急速回國向國君報告敵情;一面自稱是鄭國的特使,受國君之命要饋贈12頭肥牛來犒勞秦軍。秦軍以為鄭國已洞悉秦的偷襲之計,既然對方已有準備、占不了便宜，隨即班師返回。這樣，弦高為鄭國消弭了一場亡國之禍，就此青史留名。

　　關于范蠡與呂不韋的故事，可謂眾所周知，毋需贅述。倒是白圭的事跡，值得一提。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專門為他作過傳：

　　“白圭，周人也(按：指周天子轄地——自古商業發達的洛陽)┄┄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將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白圭不僅是成功的大商人，且能總結出一套正當商人成功的“智、勇、仁”經商理論，被后人尊稱為“商祖”。

　　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階段，市場經濟不斷地得到發展與繁榮。

　　兩漢時期(前202——220)，張衡在《兩京賦》中，除了展現長安、洛陽的繁榮富貴、窮奢極侈的京都景象，同時也反映了商賈、游俠、角抵百戲等方面的面貌。其中就有“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的描述。到了唐代，都城長安——整體城市已有龐大的“東市”、“西市”著名商業區布局，這不能不說是市場經濟繁榮的表現。

　　宋朝(960——1279)的東京、臨安，人口都超過百萬，其時堪稱世界最大的都市。其它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已多達46個。隨著城市的發展，市場經濟自然進一步發展與繁榮。一張《清明上河圖》，充分反映了當時市場經濟的欣欣向榮。專業的商貿城市也已出現——江西的景德鎮，已發展成為著名的“瓷都”;隨著市場貨幣流通的需要，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在中國誕生。

　　反觀歐洲，與宋朝同時期、11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等城市也已形成;但規模都不大，一般不過幾千人。到14世紀，倫敦才不過4萬人，在歐洲已算是大城市了。歐洲的市場經濟到14世紀以后、特別是在15世紀新航路開辟以后才迅速發展起來。

　　明、清前期(1368——1840)，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晚期，其時市場經濟已達到了非常繁榮的地步。

　　當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繁榮到一定水平時，必然會形成“資本主宰”的局面。這時，資本不僅占有了生產資料，同時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雇傭關系——占有了勞動力，由此形成了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封建主義私有制嬗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

　　歷史上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私有制社會，本質上都沒有區別。所區別的是，剝削者對勞動者占有方式的不同。從奴隸主對奴隸的完全占有，封建主對農奴的不完全占有，到資本對勞動以雇傭方式占有。所以說，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大特點。如果沒有被剝奪了生產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給資本的雇傭工人，就不存在資本主義了。

　　明朝中后期(15、16世紀以后)，在江南經濟發達地區的絲織行業，已開始出現了手工工場——“機房”，形成由“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早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雇傭關系)的萌芽。可惜，這一發展勢頭遭到17世紀40年代“明清易代”大動亂的嚴重破壞!據《明會要》與《清實錄·順治朝》資料，僅人口就銳減了三分之二(由明末的6330萬減至清初的1900萬)!社會經濟更是破壞殆盡。直至18世紀初，社會經濟才逐步恢復過來，市場經濟重新繁榮，并促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再度發展起來。

　　然而，由于清王朝腐朽封建統治的阻礙，始終實施“重農抑商”政策，封建地租過重，農民極端貧困，缺乏購買力(限制了國內市場);商人把積累的資金購置土地(坐收地租，一本萬利)，不愿用于擴大再生產;清政府長期實施閉關政策，禁止海外貿易(封閉了海外市場);國內關卡林立，對過境商品征收重稅;等等。所有這些，終于使中國歷史尚未跨入資本主義門坎之際，就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近代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得到高度發展——直至形成“資本主宰一切”的局面。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不斷增值與擴張的過程，是資本剝削、掠奪勞動與世界的過程，更是地區、社會不斷地兩極分化的過程。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把財富聚集到少數人的手里，并逐漸完成政治的集中——建立資產階級專政。

　　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排除了天然的、傳統的社會關系，“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共產黨宣言》)

　　西方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就是一個向外擴張、掠奪過程;就是奴隸貿易、鴉片貿易，以及血與火赤裸裸的征服與掠奪。資本迫使一切民族接受市場經濟秩序，把占有90%人口的亞非拉地區，變成為它們剝削、掠奪的對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附庸。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農村屈從于城市，使東方屈從于西方。

　　然而，資本增殖、擴張的無限性趨勢，與市場、購買力相對有限性，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悖論，是一個永遠無法克服的矛盾。市場經濟越發展，兩極分化越極致，必然是少數人的豪富與極大多數人們的貧困(包括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最終形成“99%對1%”之間的對立。結果必然是：生產的無限擴張與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用馬克思的話說，

　　“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共產黨宣言》)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爆發周期性“生產過剩瘟疫”的真正原因。

　　每當“生產過剩”危機來到之時，社會的“過剩”商品，就會堆積如山、賣不出去，市場經濟運行癱瘓——導致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社會陷入混亂。

　　一方面是，資本家們為社會物資即商品的“過剩”而發愁。為了保持商品價格，資本家就大批銷毀物資：咖啡和牛奶倒入大海;小麥和玉米當煤燒掉;千百萬頭牲畜被殺掉而不許人吃;棉花寧可被爛掉在土里┄┄

　　另一方面是，廣大勞動人民饑寒交迫，流離失所，許多人被凍餓而死。僅以世上最“富”的美國為例，1930年美國總人口為12，320萬。1929——1933年一場危機，居然有900萬人就是因為社會物資“過剩”被活活餓死，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

　　據1932年9月出版的《幸福》雜志估計，其時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而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志則認為：“應該說至少有75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60%)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

　　每一次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社會就會像發生過一場大饑荒或經歷了一場毀滅性戰爭，總會吞噬社會的全部生活資料，這無疑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罪惡。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危機，往往求助于發動戰爭。一句話，近代的所有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無疑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市場經濟惹的禍。(如今人類已進入熱核時代，如果再發生帝國主義戰爭，其后果必定是人類的毀滅!)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深刻地洞悉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不可救藥的頑疾——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占有性之間造成的矛盾，這才為人類開出了一張救治良方——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讓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讓位于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讓社會生產只是為了滿足社會人們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少數人的盈利!這才有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并誕生了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

　　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市場經濟，但它只姓“社”、不姓“資”。它應該有如下幾個特征：

　　1、為鞏固工農聯盟、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而存在。

　　私有制社會制度，在人類已歷經了五千多年的歷史。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最后一個私有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后，能不能就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社會呢?不能!否則，那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分為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亦即低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這“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寫道：

　　社會主義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斯選集》第三卷第89頁)它還只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性社會。

　　就經濟領域而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剝奪剝削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像中國對民族資產階級則通過贖買)，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但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去剝奪勞動者——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小私有者，對他們只能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他們走集體化的道路，轉變為集體經濟，融入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最初階段，這種以農民為代表的小生產的普遍存在，無疑就是“舊社會遺留的痕跡”。即使引導農民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如歷史上存在過的蘇聯的集體農莊、中國的人民公社，那也還只能是集體所有制經濟。要完全把農業的集體所有制經濟轉變為農業的全民所有制經濟，那應該還有非常漫長的道路要走——這應該會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不同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階段存在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斯大林說：

　　在社會主義時代，“為了保證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發展蘇維埃商業，即國營商業和合作社——集體農莊商業”。(《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只要農村尚未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農業經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必然存在。

　　2、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毛澤東主席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對社會主義階段的市場經濟，有著更深的獨特認識。他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有過一次談話。其中講到：

　　“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按：指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只有當社會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全部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又說：

　　“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按：即市場經濟法則)，作為有用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我看還有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人民公社都必須發展能夠賣錢的東西。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504——505頁、第499頁)

　　“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同上，第504頁)

　　在毛主席看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市場經濟，不僅不是一種為了消除“舊社會痕跡”的無奈;更應該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跨越“卡夫丁峽谷”(指未經歷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落后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尤其必要。完全可以利用它來發展生產，滿足人民需要，更好地為集體農民的共同富裕服務。

　　3、主要是社會主義經濟內部兩種所有制之間的運作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姓“社”，它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體制(即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內部運行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為更好、更早地實現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主席在給《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修訂過程中提出：

　　“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進行生產。既要發展直接滿足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必須盡可能廣泛地發展商品性生產。這種商品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507頁)

　　可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完全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的，其結果一定是發展、壯大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就像南街村那樣)，而不是個體私有經濟的繁榮。

　　4、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運行。

　　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護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然也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運行。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斯選集》第三卷第99頁)

　　列寧更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進行的一系列的會戰，這些會戰只有通過剝奪資產階級才能完成。”(《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62頁)

　　社會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在經濟戰線上的斗爭決不會停息。這就決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運行。凡是資產階級損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切行為，必須予以打擊和制止。

　　社會主義的市場在運作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消極面問題。對此，毛主席在有關論述中雖然沒有展開，但他的結論是明確的：“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499頁)

　　這就提醒人們：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在搞社會主義，最終目標是奔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只能用來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如果有損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消極方面”，就應該加以“限制”。

　　可悲的是，現在有人戴著共產黨員的面具，實際上卻是背叛共產主義信仰的市場拜物教信徒，故意混淆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本質區別，鼓吹利用市場經濟來大力發展私有經濟與外資經濟，其結果必然是走上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邪路，這難道還有什么疑義嗎?

　　自由市場經濟萬能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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