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前不久，人民食物主權推送了《中國養殖業資本化的大躍進：各地禁養區密集拆除中小養豬場》一文，指出中國養殖業規模化、資本化正在一條毫不留情地碾壓中小養殖戶的道路上進行大躍進。今天的推送以浙江省為例延續了這篇文章對中國養殖業資本化的討論。

　　曾經以拆豬場聞名的浙江省，在5月初剛發布了新政策，主張“自給”和“外養”相結合，在省內有環境承載力的縣區規劃養殖區，在不適合養殖的縣區以“訂單農業”的方式鼓勵浙商企業“走出去”養殖，提高省內的生豬自給率。

　　誠然，浙江省的這一新政是對此前大力拆豬場所留隱患的補救，擔心盲目“一刀切”導致生豬供應不足，一旦遇到惡劣天氣，外調交通受阻，肉品供應可能斷鏈。從這個意義上，強調省內自給有正面意義。

　　然而，這一拆豬場與建豬場的政策存在無法回避的兩大問題：一是此前的拆豬場行動以環保的名義很容易在實際上將主要整治對象對準中小養殖戶而致其出局，而如今的建豬場政策已明確提出支持浙商企業走出去到省外建設養殖基地。因此在這一場看似前后矛盾的拆豬場與建豬場的政策行動中，養殖主體已順理成章地從農民手中轉移到了資本手中。二是省內拆豬場與省外建豬場實際上只是將污染的對象轉嫁到了外地，而非真正解決了農業污染問題。

　　這在邏輯上，與“比較優勢”理論大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個邏輯在糧食生產領域早已進行了實踐。2001年，國務院在全國劃分了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和平衡區，結果不到20年間，在各省均以GDP為發展導向的情況下，全國已有過半省份糧食不能自給。主銷區更在良田變成工業區后，糧食不足幾乎不可逆轉。如今，這一邏輯又將再次用在生豬養殖上，從2015年的浙江、廣東開始，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規劃生豬禁養區、限養區、適養區。在國家一再強調糧食安全、國內糧食自給率不能低于95%的情況下，尚出現過半省份糧食不能自給的情況；在市場風險極高的生豬養殖行業，一旦劃分了不同的功能區，結果只能更不樂觀。“豬糧安天下”，兩大主要民生產業都以劃分功能區的方式進行，后果實令人心憂。

　　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出質疑：一邊在省內拆豬場，一邊在省外建豬場，浙江養殖業資本化富了誰？誰又在為這一場養殖業生產關系的變遷付出代價？

　　據農村信息報報道，近日，浙江省農業廳下發《關于促進省外養殖基地發展保障畜產品有效供給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在優先發展本地養豬業的同時，支持浙商企業“走出去”到省外建設生豬養殖基地。

　　在如今環保禁養形式嚴峻的情況下，浙江劍走偏鋒，鼓勵浙商“走出去”建供浙養豬基地，計劃2019外建商品生豬基地規模達到年出欄500萬頭。

　　曾經以拆豬場聞名的浙江省，如今大力發展“自給”與“外養”，用意何在?

　　據了解，因為環保禁養，2016年浙江生豬生產下降明顯，據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監測調查，2016年底浙江省生豬存欄573.83萬頭，其中能繁母豬存欄50.10萬頭，同比分別下降21.41%和17.96%，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連續16個季度下降，且降幅較大。

　　從2015年的浙江、廣東開始，全國大部分地區開始規劃生豬禁養區、限養區、適養區。其基本原則是，禁養區內的豬場要在規定時間內拆遷，而限養區、適養區內的豬場必須要配備響應的環保設備，也就是糞污處理一定要達標。上級政府在下達命令時每每強調，各地在執行禁養區政策時，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當方式，避免文件下達到地方層層加碼，盲目擴大禁養區，關閉所有豬場。

　　農業部畜牧業司司長馬有祥也不止一次地強調環保治理不能一關了之。前不久，馬有祥在發布會上表示，如果簡單的關停養殖場、禁養限養，它不是發展，那是不發展。如果每個鄉、每個縣都這么想、都這么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沒有臭、沒有污染，但也沒有肉吃了。

　　而某些地方簡單地、片面地理解生態優先，認為把豬場關了，就沒有污染了，就不需要治理了，“一刀切”的苦果該由誰來承擔?環境好了，豬也少了，俗話說“豬糧安天下”，在養豬規模劇烈萎縮的后果下，自給自足都滿足不了，浙江才想起“保障畜產品有效供給”。

　　盲目的“一刀切”導致生豬供應后續嚴重不足，一旦遇到惡劣天氣，外調交通受阻，必將出現肉品供應斷鏈，導致民心不安。基于此，我們猜測，浙江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意識到了豬場強勢拆遷引發的后果，而采取補救措施。當然，不只是浙江一個省，廣州、福建、江西、湖南等省的拆遷熱潮背后，也讓人不得不擔心出現同樣的問題。

　　養殖業需要科學穩定的發展，不能為了環保而環保。簡單粗暴的一關了之必將是飲鴆止渴。拆遷不止是拆，還應有遷;轉產轉業，實際上幫助了幾個?未來誰來養豬，誰愿意養豬?建議政府拿出可行的治污方案，不要一味的只知強制拆遷;環保部門摒棄以任務主義的心態來處理問題;政府部門不應以拆遷進度或者成果來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績，排名落后被問責也是萬萬沒有道理的。

　　鑒于此，我們呼吁，各省環保工作進行時不能重蹈浙江覆轍，要科學處理好發展與環保的矛盾，富民保民生。

　　如能在當地適合建豬場地方，由政府直接調出空地統一安排養殖戶建豬場，環保統一安排環保問題，這樣又達環保標準，養殖戶又不失業，地方吃肉也不愁，一舉幾得，何樂而不為呢?

　　最后，我們思考另一個問題：浙江大力引導支持養殖業主“走出去”養殖，不知其周邊省份如何設想?

　　把發展留給自己，污染帶給別人?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附件：浙江省農業廳關于促進省外養殖基地發展保障畜產品有效供給的意見

　　文章來源：養豬信息網;

　　原標題：曾經以拆豬場聞名的浙江省，如今大力發展“自給”與“外養”，用意何在?

　　附文

　　中國養殖業資本化的大躍進：各地禁養區密集拆除中小養豬場

　　作者：苑蘇文 黃姝倫

　　食物主權按

　　中國養殖業規模化、資本化正在一條毫不留情地碾壓中小養殖戶的道路上進行大躍進。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2016年一號文件再次明確農民主體論。然而現實是，在最近各地政府為環保而大規模清拆豬場行動中，中小養殖戶不僅因為豬場被關停而失去了生計，而且很多連補償款都拿不到。

　　2014年中小養殖戶因為市場風險已經遭遇了新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碾壓。那年持續低迷的生豬價格伴隨著飼料價格高企，中小戶遭遇收益減少和成本增加的雙重壓力，虧損慘重。與之相反的是，正大、溫氏、新五豐等大型養殖企業逆市擴張，加大生豬養殖規模30萬頭至400萬頭不等。可見，市場沒有農民主體論。

　　那么，政府有沒有農民主體論？最近各地的豬場清拆，涉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等地。其結果是，大部分中小農戶出局；同時，政府將加大對標準化示范場的補貼（年出欄0.5-5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由此看來，政府的眼里只有規模，也沒有農民主體。

　　政府此次的豬場清拆是為了解決農業污染問題。問題是，規模化能解決環保問題、養殖工業化能提供生態健康和食品安全這些民眾渴求的公共品嗎？從肆虐90年代的瘋牛病，到2003年爆發的禽流感，到2009年的豬流感，這些震駭全球的瘟疫哪一個不是與規模養殖密切相關？

　　農業的未來有兩條路，一條是以資本為主體的工業化農業；一條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組織化+生態農業。前一條是西方的老路，它對生態健康的負面影響已經被詬病、被反思。 既然中央提出農民主體論這一方針，那為什么在政策上、在財政補貼上卻走著碾壓農民的西方老路呢？　　

　　中國各地密集吹響了大規模豬場清拆行動的最后號角

　　因為靠近水源地，剛過了年，江西樟樹市臨江縣的農民簡民(化名)在村支書的帶領下，拆除了自家年出欄2000頭的豬場。上千頭的年出欄量在當地只算中等，生豬養殖是樟樹市的支柱產業，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豬場占總市場50%以上，如今，和簡民建在同一條河邊的豬場幾乎已經全部拆除。

　　粗放的畜禽養殖被認為是中國農業面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國務院頒布《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在環境敏感區域劃定“禁養區”、“限養區”，關閉或搬遷禁養區畜禽養殖廠。2016年底，國務院在《“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中為這項環保行動設置了最后期限：2017年底。

　　養豬場首當其沖，在生豬養殖過程中，糞便處理不當產生的污水極易造成水源污染，中國出臺了《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結合“最嚴”新環保法，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等地開展了大規模的豬場清拆行動。

　　雞年春節后，環保整治死線臨近，中國各地密集出臺加強畜禽“禁養區”落實工作方案。根據總體方案，禁養區包括飲用水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區等人口集中區域等。

　　小豬場被關停“得不償失”，大企業過環評反獲補貼

　　在水網豐富的南方地區，生豬養殖產業規模大幅削減。浙江2014年9月底就開始對畜禽養殖大力度整治，2015年其生豬年存欄和出欄量分別減少24.3%和23.7%。在江西樟樹，曾作為支柱產業的生豬養殖遭到整治：全市的6871戶養豬場中，計劃關停6522戶養豬場，豬場關停率近95%，欄舍面積減少79%。

　　簡民的養豬場曾經申請到政府發放的環境改造補貼，并用這筆錢建立了污水處理池。但他承認，處理池并沒有達到當地的環保部門要求，再加上位于禁養區，最終關閉的結果也在情理之中。

　　簡民認為，這是樟樹市發展粗放養殖業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目前建成的幾千家豬場，基本上都沒有進行前置審批和環境影響評價報告。”他說，2011年《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出臺后，很少有企業真正達到排放標準。

　　中國大部分養豬場都正在為環保付出代價。山東濟寧魚臺縣一位養豬戶告訴財新記者，由于位于禁養區，農民貸款修建的豬舍被拆除。高價購買的小豬還未養肥就不得已低價賣出去，損失慘重。而當地政府以沒有養殖證為由，不提供拆遷補償。

　　拆除豬圈“得不償失”，是養殖戶的心病。盡管《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規定，劃定禁止養殖區域，或者因對污染嚴重的畜禽養殖密集區域進行綜合整治，致使畜禽養殖者遭受經濟損失的，應當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補償，但各地實踐情況不一。

　　比如，有媒體披露了天津寧河區的補償方案：各類豬舍補貼從300-550元/平米不等，母豬產仔、育仔床2500元/套。存欄生豬按母豬1000元/頭、仔豬360元/頭、育肥豬280元/頭進行補貼。這一方案普遍獲得養殖戶的認同，但許多地區并未達到這一水平，甚至并不是所有被拆除者都獲得了賠償。簡民稱，在樟樹市只按照拆除面積進行了補償，生豬自行處理。

　　不過，在樟樹市，依然有幾百家養豬場留了下來。其中不乏一些雖然處于敏感區域，但是規模巨大的龍頭企業、納稅大戶，這些企業經過環評，在被認定達到“綠色生產”標準后，并未被關停，還獲得了環保補貼。

　　“政策對于小豬場肯定不利，但另一方面，從整個行業來說也有利于解決環境污染、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等問題，中國就是因為散養戶太多，才導致了很多的問題。”一位畜牧業內專家告訴財新記者。

　　農業環保整治：依托龍頭企業實現規模化養殖的契機？

　　“環保空前加壓，是集中治理農業環境突出問題，大力推行高效生態循環的種養模式。”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艷麗告訴財新記者，中國正以規模化種養基地為基礎，依托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也明確指出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經營結構。

　　對生豬養殖來說，豬出欄大于500口，就可算作規模經營。根據《全國生豬發展規劃(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國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2%。比2014年底的41.8%增加超過10%。

　　根據上述文件，到2017年，中國將在原有4179家國家級示范場的基礎上，再創建500家示范場。此外，還將加大對標準化示范場的補貼，年出欄0.5-5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每個項目單位可補貼50萬-100萬元，用于改擴建、良種和糞污、死豬無害化的環保項目升級等。

　　另外，此次整治，勢必導致生豬區域養殖產能發生調整。水網較少、糧食豐富，土地廣闊的東北及內蒙地區正向南方生豬及飼料企業拋出橄欖枝，大型生豬養殖企業溫氏、大北農都已經宣布了在東北興建1000萬頭生豬養殖場的計劃，此外還包括雛鷹農牧 700萬頭、正邦600萬頭、中糧300萬頭的項目。

　　然而，獲得政策扶持并有能力轉移的多為大生豬企業。中小規模養殖戶因生態禁養而被迫將豬欄拆除后，大多都不知道下一站該去往何處。陳艷麗強調，各地在執行禁養區政策時，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當方式，確保政策執行公平公正合法，防止在目前供給偏緊的情況下大面積拆除對生豬養殖業造成重創。

　　文章來源：財新網，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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