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洗劫一個國家的財富，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殘酷的方式是什么?是軍事戰爭嗎?二戰那么慘烈，蘇聯從戰后到經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不過花了三年左右的時間。

　　答案是金融戰。被美國金融戰洗劫成功的俄羅斯二十多年都沒有恢復到以前的工業水平，而且按照現在的趨勢看，再給俄羅斯二十年，也恢復不了蘇聯時期的強大的工業能力。不光是蘇聯，被金融戰洗劫成功的阿根廷，現在一半多國民還處于貧困狀態，至今不能走出那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日本被美國金融戰洗劫，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經濟已經失去了銳氣。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二十年了，讓亞洲的四小虎，現在還是病懨懨的。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先祖，是為了宣誓要不忘初心，讓江山不變色，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放到現在來說，就是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戎，以前是指軍事戰爭，現在應該改為金融戰爭了。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的直接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大國之間的金融戰爭上升為戰爭的主要形式。戰爭，不管爆發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終極目的還是為了財富分配。既然用資本發明了更好的財富再分配方式，何必還要用軍事戰爭那種笨辦法。

　　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我們國家的共識;但是通向偉大復興的崛起之路，絕不會平坦，有很多荊棘，也有很多陷阱。有很多門檻需要跨越，有很多風險需要拆除。

　　現在，中國要解決的最主要風險，一是信仰危機，二是金融風險。信仰危機，突出表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中國革命道路被妖魔化，中國社會制度被丑化，這個是意識形態的輿論戰范疇。以前已經講過很多了，在此不再贅述，本文重點講金融風險。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心臟，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經濟就面臨著整體崩塌的可能，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也面臨被洗劫一空的危險。

　　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金融危機的另一種說法。防范金融出現系統性風險，就是防范金融危機。

　　如果說中國經濟六十多年，最大的幸運是什么?我認為是沒有發生過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也就是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

　　現在，防范金融危機，已經成為高層對經濟的最重要關注點之一。中央最近已經把防范金融性系統風險，作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最新一期政治局集體學習，更是把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作為學習內容。黨要管金融，不能把金融交給那些“芝加哥男孩”任性使用，這才是正確的姿勢。

　　高層的態度，說明了中國防范金融性系統風險的急迫性，當然也說明了中國現在金融的問題是很嚴重的。雖然還在可控狀態，但如果不及時化解風險，就可能失去控制。

　　要化解中國的金融風險，就要先了解中國的金融風險，是怎么來的。我不認為這是經濟自發的結果。

　　美國要讓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說難其實也很難，必須要讓這個國家按照自己期待的路線圖進行金融改革。說簡單其實也簡單，提前布局，提前培養人才，等待這些人走上金融的關鍵崗位。只是這個等待的時間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個好的獵手，就是要學會等待。

　　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來都是需要條件的。條件不具備，金融危機也沒有爆發的可能。新中國六十多年，沒有爆發金融危機，就是因為金融危機的條件一直不具備。這個條件，就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沒有自由化，想發生金融危機也沒那么容易。

　　尤其是進入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之后，現代的金融危機，都不是自發的結果，而是人為造成的，可以說是一個有“計劃”的過程。要出現金融危機，就必須先進行金融自由化。要金融自由化，就必須先金融改革。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日本，就是這么做的。本來日本是一個金融管制很嚴的國家，所以戰后的日本，長期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八十年代，是日本特別嘚瑟的時代，當時的日本富豪，喜歡全世界買買買，SONY購買“美國的靈魂”——好萊塢哥倫比亞公司;三菱重工購買“美利堅標志”——紐約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當時的日本富豪真是挺像現在的中國土豪。

　　在金融方面，日本就像一面歷史的鏡子，從當時的日本我們還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樣子。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先是在1985年接受了廣場協議，日本相對美元大幅升值，協定簽訂之前，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5%。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這一招當然也會削弱日本商品的出口競爭力，但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讓日本產生穩定升值預期，美元資本進入美國，套利，爆炒日本資產，把日本資產，主要是債市，股市和房市，都推向高點。這一切發生在美元的擴張周期，由美聯儲向世界提供廉價美元。就跟前幾年的美聯儲通過擴張資產負債表，向世界傾瀉美元一樣。

　　光有升值預期還不行，還必須解除金融管制，拆除金融防火墻，讓資本可以自由進出。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請美國人給制定金融改革方案，啟動金融自由化改革。當然，這樣的改革，也要師出有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名義就是：日本國際化。有沒有覺得很面熟?不錯，中國前幾年的金融改革，也是喊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口號。

　　人民幣國際化應該不應該?應該。但是要在合適的時機，按照合適的順序，做合適的事。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是時機錯了，順序錯了，結果也是可想而知了。這兩年，開始重視金融風險了，為了保外匯和匯率，限制資本流出，這等于暫時中止了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以人民幣國際化名義推動的金融改革制造的問題，卻不會隨之自動消失。日本當年以日元國際化名義放松金融管制，代價慘痛到無法想象。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把日本的金融防火墻給拆了，外國資本出入自由了。這個時候日本的資產價格已經快高上天去了。股市大漲，高到什么時候，日本的股市市場從1986年1月進入大牛市，4年上漲了3倍。再以日本房地產價格為例，日本人回憶：“其實一直到1980年，房價還和整個70年代差不了太多。真正開始瘋漲還是在1985年到1989年之間。1980年同樣一套30坪的房子在京都市中心還只要3000萬日元，漲得不算特別狠。但是1985年就要5000萬日元，1987年就要8000萬日元了”。到1987年底，日本全國土地的時價總額為1673萬億日元，是國土面積為日本26倍的美國全國土地時價總額的2.9倍(引自時代周報《日本房價啟示錄》)。

　　人類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從來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全球最大空頭大師詹姆斯•查諾斯2013年曾稱，中國當下的房地產熱酷似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巨大的房產泡沫規模無疑將載入歷史，并將對中國的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產生沉重打擊。據其試算，從建設成本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估值已升至GDP的300%~400%，而1989年日本的這一比例為375%。現在四年又過去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估值又增加了多少?

　　后來，日本果然發生了金融危機。1989年，日元開始升息，利率從持續兩年多的2%調整到3.25%，很快，新任日本行長又把利率調高到4.25%。日本央行采取了緊縮銀根對策，土地價格下跌，隨之房價下跌，銀行出現呆賬壞賬。這是日本金融危機的內因，當然也有外因：美國因素。事實上，日本的這一波金融改革就是美國軟硬兼施的結果，等到時機成熟，美國資本就出手了。日本的貨幣政策開始緊縮后，美國投資基金大量買進日經225指數成份股，用拉高成分股的方式，推動指數上漲，同時在日經225指數期貨建立起足夠的沽空倉位后，開始拋售吃進的日經成分股，引起日經225指數的下跌，美國投資基金在股票市場和股票期貨市場同時運作，把日本股市的泡沫擊潰。

　　最后的結果是日本的股市跌去80%，房地產價格跌掉了90%。資產泡沫的刺破，也傳導到金融和經濟系統，大量銀行和企業破產。這場危機，打斷了日本高速發展的進程，迎來了停滯時代。日本的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一是外部有美國壓力，二是內部有內鬼配合。本來，不按照美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日本還不至于發生金融危機。

　　美國有計劃施壓，日本內鬼有計劃配合。內鬼，內鬼，內鬼，重要的事情說三遍。不光是日本，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也是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實施之后出現的，拉美國家當時主導金融和經濟改革的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對一群智利籍經濟學家的非正式稱呼，這些經濟學家都在芝加哥大學接受教育，西方國家設立各種基金或獎學金，為這些國家培養一批又一批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人才，經過精心包裝之后，然后輸送回他們的國家，影響他們的國家的學術系統和經濟改革。1973年，美國支持的依靠政變上臺的智利皮諾切特啟用了大約30個“芝加哥男孩”，以經濟自由主義來治理國家，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芝加哥男孩”并非只是智利的特有現象，從50年代起，美國中央情報局就開始資助芝加哥大學，為拉美國家培養經濟學家，灌輸新自由主義思想。這些經濟學家回到國內，得到重用之后，推動經濟改革，開出的藥方無一例外的就是經濟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就是美國向中國極力推銷的經濟改革方案。這些“芝加哥男孩”真是沒有辜負美國的培養之恩。以阿根廷為例，阿根廷自1989年阿根廷長期奉行的貿易自由化、經濟市場化和國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后，就放開了對外資的限制，沒有外匯限制，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出入自由。大量國有資產被出售，金融系統的國有股比例從改革前的1992年的82%下降為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40%左右，外資在阿根廷銀行的股份超過50%，這個時候就發生了金融危機。阿根廷的大量資產被外資廉價收購，，民眾收入大幅下降，全國半數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美國不遺余力的通過為其他國家培養學者的方式，對外輸出學術規范、思想觀點以及話語體系。這些培養計劃都是由美國的各種基金會出面，美國的基金會成為美國情報部門的觸手，這已經不是秘密。據美國作家馬克•佩里《美國中央情報局秘聞》一書：自本世紀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一些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加緊特工組織的發展工作，他們有計劃地每年在中國政府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美或赴美學習考察。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王紹光：中央情報局和文化冷戰)。

　　回到中國。改開之后，以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為主體，也給中國培訓了一批經濟學家(當然不會全部接受新自由主義觀點，但是有大部分人接受就夠了)。這批學者后來回國之后，也紛紛走上重要崗位，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成為一時的顯學，中國也啟動了經濟私有化的過程，經濟土豪批量制造，貧富差距迅速拉開。但是幸運的是，中國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滯后于美國的期待。

　　98年中國避過東南亞金融危機，一個原因是中國當時還沒有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還有堅固的金融防火墻，把外國投機資本擋在了外面，盡管當時中國的金融也是有很多問題，銀行壞賬比例很高，但是因為有堅固的金融長城，所以外資資本沒有辦法偷襲圍獵，金融危機就不可能出現。

　　從1994年1月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結束雙軌制，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長期是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匯率長期穩定在8.3左右。當時的人民幣匯率確實存在著低估的現象，但是也因此增加了中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壓低匯率，也是中國商品迅速占領世界低端市場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一切從2005年開始發生變化了。美國開始跟當年對日元那樣，開始拿人民幣匯率說事，給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當時中國政府雖然口頭上聲明美國的指責沒道理，但還是通過改革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變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開啟了長達十年的人民幣升值之路，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一夜之間升值2.1%，從1美元對8.2765元變為1美元對8.11元人民幣，到2014年1月份的最高中間價6.093。名義有效匯率升值30%以上，這還只是針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如果把歐元和日元的貶值考慮在內，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超過60%。

　　2014年，美元結束了貶值周期，開始進入升值周期，2013年12月23日，美元指數也僅為80.54，并且開始放風美元升息。全世界的資本開始回流美國，又引起全球金融的滔天巨浪。歐元貶值，日本貶值，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俄羅斯的盧布，紛紛倒下。一直到2015年8月，人民幣成為跟隨美元升值的唯一國家，人民幣跟隨美元升值的結果，就是出口發動機熄火，出口導向的中國工業迎來窒息的時間段，沿海地區大量的出口加工業關門的關門，走人的走人。

　　對于外向型經濟體，匯率才是經濟的第一指揮棒。匯率升值，壓制本國商品出口，經濟壓力會沿著出口導向的產業鏈一直傳導到上游企業，一直到資源采礦業。中國一直到2015年811匯改，人民幣跟著美元在全球貨幣叢林中高高在上，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也跟著走高，有貶值預期，就會有資本外流。2013年，世界就開始預測美元升值，從2014年1月份到2015年8月份，二十個月的時間，是人民幣貶值的最好時機，這個時間窗口被中國央行人為關閉了，麻煩和代價隨之而來。

　　到了8月11日，央行才開始慌了，811新匯改，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當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大跌1.8%，此后三個交易日累計貶值4.45%。呵呵，要不挺著不貶，要不就來一個猛的，加劇了市場對人民幣的悲觀預期，資本的外流加劇。

　　一直到今天，環顧全球，人民幣表現最為堅挺。雖然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但無疑貶值幅度是最小的，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和龐大的經濟體量發揮了作用。雖然經濟也遇到了困難，但如果用比爛的角度，中國經濟也不是最差的。

　　但是代價也是很慘痛的，外匯儲備，快速減少了四分之一。外匯的大量流失，意味著進入中國的資本不但帶走了資產價格推高的利潤，也套匯成功。如果是8塊錢進來，6.5出去，就算進來不動，也有可觀的利潤空間，這個利潤也會表現為中國的外匯損失。如果算上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所得，那么這個損失就更為巨大。

　　資本游戲，一進一出之間，就是巨量財富的轉移。

　　以前通過戰爭手段轉移財富，搶劫財產，現在通過金融游戲，輕松搞定，不見痕跡，只留下一地雞毛。

　　要在中國復制一場日本式的金融危機，需要人民幣升值，形成可靠的升值預期，外國資本流入中國，把匯率推高，制造匯率堰塞湖，積聚巨大的下跌勢能。這一步已經通過強迫人民幣升值實現了。

　　然后美元開始升值，美元開始回收，資本開始回流，人民幣跟著美元挺了二十個月，歐元日元帶領其他貨幣迅速貶值，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資本流出，帶走利潤，帶走財富，并快速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一步也基本實現了。

　　但是，要制造一場“完美”的金融危機，光有匯率的有計劃升值和有計劃貶值還不夠，還需要拆除中國的金融防火墻。資本的外流，是需要快速進出通道的，兵貴神速，才能猝不及防的發動一場漂亮的金融圍殲戰。這一步用人民幣國際化的口號來推動，就跟當年的日本用日元國際化的名義一樣。金融自由化也是寫在佐利克報告里面的，美國給中國的藥方，跟當年給阿根廷的藥方，給俄羅斯的藥方，只是這次目標變成中國。接受美國藥方的，都先后發生過金融危機了，沒有一個例外。

　　中國的金融防火墻，還沒有全部拆掉，但拆掉了大半，標志是當時宣布的中國資本項目實現基本可兌換。滿足了這個條件，人民幣才可以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資本賬戶細分為7大類11大項40個子項。根據周小川的講話，完全不可兌換的有5項，其他35項已全部或部分實現了可自由兌換。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又表示，下一階段的人民幣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改革將率先實現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

　　看周行長近年來的表態：13年，周小川：中國將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4年，周小川：人民幣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改善，資本賬戶可兌換的步伐將穩步提升。實現人民幣更大范圍的國際化確實需要一個條件，應該大體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周小川：2015年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7年，周小川又提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成為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不管它叫什么，本質就是金融自由化。

　　IMF將資本賬戶細分為7大類11大項40個子項。根據周小川最新的講話，完全不可兌換的有5項，其他35項已全部或部分實現了可自由兌換。有人形容，如果把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的完成比喻為一條百公里道路的貫通的話，之前的99公里已經修通了，還有最后一公里需要打通。

　　但是，距離一場能夠撼動中國經濟基石的金融危機的條件，拆除金融防火墻還是不夠的，金融危機，不只是要做空匯率，還要做空利率，實現雙殺，通過利率飆升，才能讓中國的經濟鏈條全面崩潰。做空利率的前提，是要接觸利率的管制。所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也被提上日程。2016年3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

　　總之，要把利率和匯率都交給市場，這就是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而這恰好也是制造金融危機需要的前提條件。

　　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就是要拆除中國的金融防火墻。這是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條件。

　　人民幣升值了，金融防火墻也一段段拆除中，距離一場金融危機的實現還缺少什么工具?還需要提供給資本用起來順手的金融核武器。第一顆是外匯期貨，這個不在中國的在岸市場就可以實現，早就具備了。第二顆是股指期貨，已經通過金融改革準備好了，其威力在2015年的那場股災中，已經顯示威力。第三顆是國債期貨，也已經有了。2013年，證監會批準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開展國債期貨交易。

　　任何改革都是有內在邏輯的，金融改革也不例外，有些邏輯，可能你站在中國立場上看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站在美國立場上去看，邏輯就會變得清晰。金融改革當然也是有路線圖的，這個路線圖，似乎可以在佐利克的世行報告里面找到。

　　這一輪金融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是通過貨幣超發，金融加杠桿等方式，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還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讓實體經濟走出困境了?是解決了以前的問題?還是制造了新的問題?答案很明顯。現在高層高度重視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的“芝加哥男孩”又在復制拉美的故事，但是，你以為這就是全部嗎?

　　(二)

　　比軍事戰爭還可怕的是金融戰，但最可怕的是我們對金融戰的危害沒有警惕和防備，我們自己按照對手的期待和引導，自己走進了埋伏圈。美國作為當今發動金融戰的行家，已經做到了，讓目標國家自己把自己放到砧板上。

　　中國距離一場金融危機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所以中國現在面臨著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因為是基本具備還沒完全具備，所以還沒變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但即便如此，金融的形勢已經近乎危如累卵。前些年積累的問題，已經變得處理起來有相當難度。處理積累的金融風險，是檢驗中國執政能力的一次大考。前面主要說到了，金融對外開放的問題，今天就主要談談金融對內改革的問題。

　　回頭來看中國2012年是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分水嶺， 2012年之后中國啟動了金融市場化改革，但是這場市場化改革，卻被中國的芝加哥男孩們導向自由化。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必須黨管金融的原因，金融如果交給專業人士去管，甚至要搞成類似于美聯儲那樣的獨立性的機構，那就真的離金融災難不遠了。

　　在金融市場化的大旗下，一行三會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主線是簡政放權，本質是放松監管，給市場主體更大的自由度。現在回頭總結，這些改革措施的結果，金融系統的改革主線，就是給銀行松綁，給金融加杠桿，給繼續推高資產價格提供彈藥。

　　在美元已經升值，人民幣匯率承壓的情況下，中國最怕什么?最怕資產泡沫繼續膨脹，因為這樣會增加中國的資產價格對外國資產價格的落差，進一步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造成壓力。但是怕什么就反而來什么，從15年到17年，中國的資產價格在金融杠桿的推動下，非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又出現了一個暴力增長。

　　這些資產爆漲現象又是怎么來的呢?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主要是從金融部門的改革創新中來。

　　一行三會，在應對金融戰的方面，協調作戰的能力比較差，但是在推動金融改革方面，吹大中國的資產泡沫的反面，卻是不約而同，配合默契，都在各自的一畝三分地里不遺余力的推動中國經濟杠桿放大再放大。

　　13年到17年，一行三會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一時有讓人眼花繚亂的感覺。我們選擇幾個重要的，看看都發生了什么。

　　央行：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銀行同業存單。

　　證監會，推出股指期貨，國債期貨、融資融券，

　　保監會，項俊波上任以來，上任之后推出一十三條，幾乎把能放開的投資限制都放開了。

　　我們揀重要的說。先說央行，央行的改革創新清單，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第一篇已經說了。今天說這個同業存款。

　　一二線城市房價的目前這種增長方式，不是市場的剛需能夠支撐的，主要是房地產被作為金融產品爆炒的結果。但是房地產這么高的價格，最終的推動力還是資金。這么海量的資金從哪來的?這才是理解房地產價格走勢的正確邏輯。

　　在人民幣貶值，外國資本整體是流出的狀態下，支持中國資產繼續上漲的，那就是來自國內的資金供給。國內能夠提供資金供給的，首先是傳統的銀行系統。央行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商業銀行也可以通過信用創造機制，把基礎貨幣的增加放大為供應給資產市場的廣義貨幣的暴增。本來如果按照中國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大體能夠把一塊錢的央行增加的基礎貨幣變成五塊錢的廣義貨幣，這個杠桿放大率就是五倍。銀行本來就是做杠桿的，所以，很多私人資本都想去開辦銀行。銀行是資產市場資金的最重要的源頭，但不是唯一，因為還隨著金融改革，出現了影子銀行。影子銀行在2014年就已經占到了社會融資總額的三分之一。

　　央行在2013年推出一個允許商業銀行繼續放大杠桿的超級大殺器：銀行同業存單。銀行可以通過互相之間的存款，在原來的居民和企業存款之外，又多了一個信用創造機制。

　　為什么同業存款這個政策，具有強大的資金杠桿放大能力?這要從銀行的信用創造機制談起。本來，銀行的信用創造機制是這樣的：有人在銀行存入五塊錢，銀行就會同時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和負債端記上這五塊錢，負債增加五塊錢的同時，資產也增加了五塊錢。假定銀行存款準備金是20%，那么就要從這五塊錢里面拿出一塊錢，作為存款準備金，交給央行。而另外四塊錢，就可以變成貸款。客戶不管是一個還是幾個，貸走了這四塊錢，也是要先存在這個銀行賬戶上的，這個銀行相當于又增加了四塊錢的存款，然后這四塊錢，又可以拿出五分之一作為存款準備金，其余的繼續放貸。這樣貸出又存入的游戲進行了一輪又一輪，最后總的結果就是存入一塊錢，銀行可以貸出四塊錢，還有一塊錢交給央行，總共是五倍的杠桿放大，這就是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機制。信用創造就是可以通過這個機制無中生有的創造貨幣來。當然，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是在變化的，2012年還是20%，現在已經降為16.5%了，那銀行的杠桿就高于5了。

　　從2013年12月，到2017年，銀行同業存單從300多億，到現在7萬多億的存量。4年間暴漲近200倍。7萬多億的存量，在不需要交存款準備金的情況下，可以創造出多少貸款出來，窮盡你的想象力去想象吧。

　　反正這些多出來的貸款，最終都會流向經濟體。在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很低的情況下，實體經濟得到的貸款總量是有限的，絕大多數增加的貸款，都涌向了資產市場，而房地產又是首要的資金接盤俠。

　　從人民銀行推出這個大殺器以來，中國資產市場的變化幾乎是立竿見影。從14年到15年，先是股市;從15年股災之后，又轉移到房地產市場。

　　那么思考題來了。央行為什么要推出這個同業存款大殺器，而且一直堅持到2017年，難道不知道這個大殺器對于資產價格意味著什么嗎?如果說13年出臺這項政策的時候，銀行還沒有預測到美元要升值，人民幣將會面臨著貶值的壓力，那么15年到16年呢?

　　當然會有人辯解說，央行此舉，初衷是因為2013年經濟增速面臨著下行壓力，為了給實體經濟增加資金供應，解決實體經濟貸款難的問題。但是，請注意這個但是，實體經濟出現困難，中國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第一位的原因，要歸功于央行的高匯率政策，也就是一直到2015年才改變的相對美元升值匯率政策。中國之前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出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動機。中國一再跟著美元升值，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日本和歐元都隨著美元升值而開始大幅貶值了，幾乎其他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了，人民幣還跟著美元升值了20個月，導致人民幣的匯率高高在上。

　　不要小看這20個月，現在的很多經濟問題，病根來自那20個月。很多中低端出口的利潤本來就低，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了這么多，出口發動機不熄火才怪。出口發動機熄火，中國的經濟增速不下降才怪。

　　大量的出口企業陷入虧損和破產邊緣，受損的豈止出口加工企業，整個產業鏈都會受損，一直會傳導到資源加工和采掘業。中國經濟產業是需要升級，中國經濟增長發動機也需要轉變為內需，但是能在內需發動機還沒有建起來，就先用匯率把出口發動機捂個半死嗎?整個出口產業鏈條的實體企業，都陷入困境，他們要不就是不需要貸款來增加產能，因為增加產能也沒利潤，要不就是需要貸款來彌補周轉資金，但是又沒有辦法貸款。

　　也就是說，央行先用一只手，通過匯率政策，把中國出口帶動的實體經濟捂個半死，讓他們對貸款要不是有力無心，要不是有心無力;然后，用另一只手，以挽救實體經濟的名義，放開貨幣供應閘門，向經濟體大量放水，結果呢，主要是涌向資產市場，資產價格，主要是房地產價格就迎來又一波飛漲。

　　人民銀行這幾年，真是沒少折騰。挺著人民幣不貶值20個月，造成了人民幣匯率的被動;2015年實在挺不住了，又緊急貶值，方式也簡單粗暴。現在人民幣的貶值預期還沒有消除，人民幣還面臨著美聯儲升息和縮表的威脅，中國辛辛苦苦三十多年積攢的外匯儲備卻已經消耗了四分之一還多，流出的資本，很多都是在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七八塊錢進來的，六塊多錢出去，這一進一出，不考慮其他投資收益，這意味著中國多大的財富被帶走。

　　如果在美元升值開始，就趕緊跟隨歐元和日元貶值呢?那損失就會小得多，也沒這么被動。匯率不跟著美元亦步亦趨到2015年，實體經濟斷不至于這么困難，也就找不到理由啟動同業存款這種杠桿大殺器，也就不會有今天這么嚴重的金融高杠桿和資產高泡沫了。這就好比，日本都發動九一八了，還不趕緊組織抗日。非要拖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才開始抗戰，抗戰形式當然就變得嚴峻了很多。后面還會提到央行的人民幣匯率保衛戰，采取的也是國軍的打法。

　　現代經濟，央行對經濟的調控作用遠遠高于財政和稅務部門，央行掌握著利率和匯率這兩個現代經濟最重要的指揮棒。

　　在現代經濟中，央行才是真正的經濟的總指揮部。央行的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為有利。央行通過利率和匯率，就可以確定經濟的走向。財政部的財政資金再多，也是有限的，但是央行可以創造信用，刺激經濟，財政的刺激是有限的，金融的刺激才是王者。對于內向型的經濟體，利率是最重要的經濟指揮棒，對于外向型的經濟體來說，匯率也是重要的經濟指揮棒。匯率升降五個點，就會決定出口企業還有沒有利潤。利率增加或減少一個點，對企業的財務負擔都會有重要影響。做企業的這一點很清楚。何況，央行還有提高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等辦法，簡直就是個百寶箱。

　　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國的央行，目前已經享有其他部委所不享有的相對獨立性。這種相對獨立性，主要是指：

　　第一，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二，中國人民銀行除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以外的有關貨幣政策事項做出的決定，報國務院備案即可。

　　但有人并不滿足于此，還有人在鼓吹應該賦予央行更大的獨立決策權。早在2007年，FT中文網，就登載《中國應確保央行的獨立性》，呼吁“應該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授予央行獨立的決策權”，建議“中國可以參考美聯儲下屬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人事任命機制”，他給出的理由是“由于在短期內，政治利益和貨幣政策存在天然的利益沖突，因此將行政權和貨幣政策制定權分離，是確保經濟在長期中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

　　2012年，中國的自由派公知大V賀江兵在《華夏時報》撰文，認為雖然周小川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連任央行行長，為中國央行的獨立性實實在在加了分，但中國央行的獨立性依然不夠。

　　恩，有人主張軍隊國家化，要獨立于黨，同樣一幫人也在主張司法獨立，同樣要獨立于黨。那么主張央行的獨立性，是要獨立于誰呢?

　　央行的相對獨立性的結果如何呢?事實勝于雄辯。不加強黨對金融的領導行嗎?

　　央行給商業銀行增加了杠桿空間之后，這些資金，并不只是涌向房地產市場，也會涌向一切有更高利潤的市場。比如，2015年的股市配資有利潤，就大量流向配資市場。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5月底，證券公司資管、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專戶共有來自銀行、信托、保險的資金近13萬億元，其中來自銀行的資金占了90%。用加杠桿的方式快速推高了股市，然后就發生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做空屠殺。

　　(三)

　　央行在給銀行系統增加信用杠桿，其他三會也沒閑著，也在通過各自的方式，給自己監管內的金融企業，增加資產的杠桿空間。

　　證監會干什么了呢?證監會的改革清單主要有股指期貨，國債期貨、融資融券。篇幅所限，今天只說股指期貨，該會的主要成績單，2015年那場股災，就很難說跟他“適時”推出的股指期期貨沒關系。

　　股指期貨本身就是高杠桿的游戲，它也被很多人指責為15年的那場股災元兇。后來為了救市，最后也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股指期貨的交易。

　　中國的股指期貨，畫虎不成反類犬，致使中國的股票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結構不平衡：一是中國的股指期貨，在期貨市場上實行的是保證金制度，做空一手股指期貨的成本僅為股指期貨價格的百分之十幾。二是，股指期貨實行T+0 交易制度，股票現貨市場則是T+1，這種不同步，成為中國獨有的特色。三是，中國的股指期貨可以“裸賣空”，就是不賣出手里的股票就能做空，就可以反復做空套利，無限做空!美國股市里你要做空必須先賣出你手里的股票，才能做空。四是，美國的股指交易還設置了熔斷機制，而當時的中國股指推出時候，就沒有這種設計。

　　當然，不是說美國的股市設計就是完善和完美，股市怎么設計，都是資本要獲利，大資本都擁有著其他人沒有的信息優勢、資金優勢和政策優勢。即便美國經過長期的探索，交了那么多高昂的學費，但股市依然會有失靈的時候。因為資本為逐利就整體不理性，市場本身也是不理性的。必須借助看得見的手，才能使市場的失衡不至于崩盤。

　　中國2010年推出股指期貨以來，股市一直到2014年，就沒有好過。中國股市的表現，被很多人說成是熊冠全球，這說法并不為過。有了股指期貨的上證50和滬深300指數，做多A股的大藍籌股價，很容易面臨著股指期貨的打壓。因為股指期貨交易是保證金制度，可以以小搏大，所以只要股市上漲出一定空間，做空就有巨大利潤，做多就有風險。

　　2013年，隨著央行推出的同業存款，以及其他三會也在給監管企業加杠桿，中國金融開始杠桿大躍進，金融杠桿多出來的海量資金，得找到投資去處。

　　因為自從2011年1月“新國八條”限購限貸政策出臺后，一直到2015年為了去房地產庫存出臺3.30房地產新政，一二線城市因實行嚴格的限購政策，所以資金主要選擇涌向股市，一時間股市上做多的資金力量已經超出了原來的股指期貨品種上證50和滬深300指數的做空打壓能力，這才有了2014年開始的杠桿牛市。本來如果股市健康增長，是有利于通過股市來解決中國企業高負債的問題，但是杠桿資金的加入，讓中國股市坐上了火箭，迅速漲到5000點，在網民笑逐顏開的同時，也創造出巨大的做空空間。

　　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證監會發布《關于加強證券公司信息系統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各證券公司不得通過網上證券交易接口為任何機構和個人開展場外配資活動、非法證券業務提供便利，證監會開始清理場外配資。6月15日(星期一)，股指開始暴跌。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僅17個交易日，滬指從5166點跌至3507點，暴跌32%，股票總市值減少20萬億人民幣，慘烈空前。

　　很多人把證監會在2015年6月13日這一天清查場外資金作為股市由牛轉熊的導火線。清查場外配資，會減少推動股市上漲的做多資金供給，這會一定程度的改變股市的多空力量對比，但是，跌的這么慘烈，遠超常人想象，到現在很多股民還在站崗，有一些配資炒股的人，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其實，真正的股市做空大殺器已經提前在4月份已經備好，提供者正是證監會。

　　如果沒有證監會在2015年4月份推出中證500這個股指期貨的新品種，中國股市的多空轉換不會如此之快之猛。正是因為2015年4月份證監會推出的這個中證500，讓股指做空，有了以很小博超大的戰略級武器。如果只有上證50和滬深300指數，想做空中國股市，需要大量的資金做空中國的大盤藍籌股，這個成本還是很高的。但是有了中證500，那就大不一樣了。中證500指數，是一個專門針對創業板和中小板設立的期貨指數，管理層為了提高股指期貨的交易量，在制度設計上降低保證金，鼓勵裸賣空，鼓勵高頻交易等，這些漏洞都在其后不久的股災中得到充分利用。

　　在證監會推出這個新交易品種時候，就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很多中小股民認為，中證500指數是喝中小股民血的不公平指數。然并卵，任性的證監會還是人言不足恤的推出了這個交易品種。就在推出之后兩個月，這個交易品種就發揮了它對中國股市的大規模屠殺功能。

　　后來，有人揭露，國內外的空頭們通過股指期貨惡意這樣做空股市：

　　1、空頭通過股指期貨做空，由于期指T+0，每天都開空單，當日結清賺錢。

　　2、空頭每天在股票現貨市場，把上證300和中證500等標的股票不計成本往跌停上砸。

　　3、逼迫標的股票的配資盤踩踏賣出

　　4、臨近收盤用做空期指賺的錢，在股票現貨市場跌停板買入大量籌碼。所以大家會發現股市每天下午2點半準時大跳水，千股跌停。

　　5，第二天開盤，繼續做空中證500期指賺錢。

　　6，用前一天跌停板上買入的籌碼，繼續砸盤，往跌停上砸，逼迫融資盤平倉出來。

　　7，周而復始運作，直到股市崩盤，造成民眾不滿，社會動蕩。

　　因為有了中證500這個股指期貨品種，當時就有人分析，借助這個做空工具，用500億資金，就可以把中國上萬億交易量的股市砸爆。500億拋單足以把上千只創業板的股票砸到跌停，然后因為很多人是配資炒股，因為創業板股票的跌停造成了自己的股票池觸動了強行平倉線，殃及大盤股這個池魚，隨機也會引起大盤股的暴跌。

　　有人計算過，如果有人有1000億的資金池，拿出500億買入股票在股市上惡意砸盤，砸到跌停板也只區區50億!拿出剩下500億做空股指期貨，期指是八倍杠桿，賭贏一個跌停就賺400億!去掉股票現貨市場做空虧掉的50億，還能每天凈賺 350億盈利!如果有更多資金，連續做空更多天呢?那會賺多少?這真是比白粉還賺錢的交易機會。

　　面對比做白粉還高的收益，資本自然就趨之若鶩。馬克思在書中引用的那句名言，平時總被人遺忘又會在出事之后被人提起：“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這句話揭示的資本逐利本性至今都沒有改變。

　　何況，這是在證監會的金融創新提供的政策空間，是證監會把這種做空獲利合法化的，資本怎會不充分利用?

　　后來就是中國政府動用萬億資本救市，最后不得不把股指期貨的交易限制到幾乎等于廢掉的程度。這一波證監會的金融創新，效果如何?還需要多說嗎?

　　保監會呢?保監會的項已經落馬。他上任這幾年，中國的保險業迎來了春天。本來，保險承擔著特殊的保障功能，所以，就必須把投資安全放在第一位。項之前，國家對保險資金的使用管制的還是很嚴格的。項上任之后，推出投資新政13條，涉及投資債券、股權和不動產、理財產品等證券化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貨，還可以參與境外投資進行委托投資等。保險公司由此可以參與投資銀行、證券和信托等發行的投資品種，以及委托其他投資管理機構管理保險資金。這意味著保險資金的投資范圍將打破以往體內循環的封閉現狀，實現與銀行、證券、信托的對接。

　　保費由此也開始大量涌向資產市場。以前保險業是中國金融市場配角的保險企業，一下成為市場的主角。保險公司任性的買買買，成為資產市場的一景，寶能通過前海人壽，在資本市場上一時風光無限，勢頭逼人。保險資金的松綁成為推動中國資產價格上漲的重要推動力。

　　還有一個銀監會，是吧，他也沒有無所作為。僅說一例，2014年6月30日，銀監會宣布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自2014年7月1日起，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所對應的貸款和“三農”專項金融債所對應的涉農貸款等6項，將不計入貸存比(貸款)計算的分子，而銀行對企業或個人發行的大額可轉讓存單等兩項計入分母(存款)。我國1995年頒行的《商業銀行法》規定，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即存貸比)不得超過75%。分析人士稱，此次調整存貸比計算口徑，理論上商業銀行釋放流動性最多可超過8000億元。

　　一行三會都在通過不同的方式，實現了同一個目標：讓中國金融杠桿瘋狂起來，讓中國資產泡沫更大更強。

　　但這還不是泡沫資金來源的全部，還有一個是影子銀行。

　　2017年3月份的廣義貨幣(M2)增速創下去年7月以來的新低，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卻超預期增長，說明銀行業通過表外非標渠道對房地產企業和融資平臺公司的放貸活動依然活躍。這是說的什么意思?銀行業現在不僅做著傳統的銀行業務，還做起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這些業務因為不屬于傳統銀行的考核和監管范圍，不被列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內，可以逃避監管。這些表外業務，被大量的引導流向了房地產市場和其他資產市場。

　　影子銀行是怎么來的呢?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曾經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影子銀行是市場的產物，是金融創新產物。嗯，總之，也是中國改革金融創新的工具。

　　目前對“影子銀行”本身的概念、定義并不統一。但比較被接受的通論認為，影子銀行是在傳統的金融體系以外從事信貸、資金融通等機構和業務。在今年中國的市場現實中，影子銀行主要涵蓋了兩塊：一塊是商業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銷售的類信貸類產品，比如信托公司銷售的信托產品，另一塊則是以民間高利貸為代表的民間金融體系。

　　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PBoC)表示，去年來自信托公司和影子銀行部門其他實體的融資金額創下歷史紀錄，占到全年總融資規模17.3萬億元人民幣(合2.9萬億美元)的30%，高于2012年23%的比重。

　　穆迪2016年4月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廣義影子銀行資產增長30%，截至2015年底，總量超過了人民幣53萬億元，相當于GDP的79%。因增長迅速，過去幾年影子銀行在銀行貸款和資產中的占比越來越大(截至2015年底，在銀行貸款和資產中的占比分別達到了58%和28%)。核心影子銀行2015年資產規模達22.2萬億元，同比增長3.7%，占廣義影子銀行資產的比重為41.4%。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14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含委托貸款和委托投資)余額70.44萬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2.74萬億元，增長22.07%。表外資產規模相當于表內總資產規模的 40.87 %，比上年末提高 2.75個百分點。其中，委托貸款10.69萬億元，委托投資4.26萬億元，承兌匯票9.83萬億元。

　　金融創新力度遠遠超過了監管能力，金融創新創造的風險也遠遠超過了預計，導致了一場金融混亂，金融的風險迅速積累，突出表現在金融高杠桿和資格泡沫上面。所以決策層現在強調的兩點，就是把控制金融風險、抑制資產泡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這波金融創新，還有一個重要的“成果”，打破了中國金融業分立經營的格局。現在商業銀行在傳統的表內業務之外，也有很多理財類的表外投資業務，并通過銀行委外等業務，涉及其他業務;保險公司的投資閘門幾乎全部放開，項的保險新政13條，打破銀、證、信、保邊界;影子銀行和互聯網金融的大發展，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實際做起了類銀行業務，侵占銀行的傳統業務領地。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等業務，已經實現了相當程度的混業經營。

　　隨著金融創新， “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基合作”、“銀證信合作”、“銀保合作”等同業合作方式的普遍存在，給銀行涉足投資領域提供了通道，各路資管新政的實施使得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都具備了作為銀行理財資金池通道的條件，監管難度越來越大，風險控制能力也面臨挑戰。

　　分業經營的監管體系始于美國，起因是美國政府認為，引起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股市崩盤，罪魁就是美國金融體系的混業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導致證券市場上的投資、投機活動泛濫，引發了資本市場的崩潰和大量商業銀行的擠兌倒閉。為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控制，美國政府決定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嚴格劃分開，1933年出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1999年，在美國銀行的長期游說下，美國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有關條款，結束了美國長達65年的分業經營歷史。然后，金融工具創新不斷，缺乏監管的衍生品市場迅速膨脹。時間并沒有過很久，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引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很多美國人這次又開始檢討混業經營的危害。

　　近年來，幾乎要陷入破產風險的德意志銀行，困境也是來自混業經營。這家德國最大的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并不是傳統銀行業務，而是金融投資業務。截至2013年底，這家銀行持有超過75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交易品，是德國GDP的二十倍左右。如果這家銀行倒下，又會迎來一場金融大動蕩。

　　已經開始步入混業經營的中國銀行的風險究竟如何呢?恐怕現在還沒人說得清楚。對于當前金融市場亂象所積聚的風險，郭樹清直言不諱地表示：“當前，部分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層層嵌套，底層資產看不見底，最終流向無人知曉。”

　　這波金融業的發展，還有一個后果，是導致中國的經濟已經出現了脫實向虛的趨勢。2016年，12月18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董事長傅成玉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說：“中國經濟已經不是脫實向虛了，已經是脫實成虛了”。所謂“脫實成虛”是指中國的金融業已經可以脫離開實體經濟自我循環了。

　　因為實體經濟幾乎不賺錢了，三行一會閃轉騰挪，以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為名的金融創新，資金都沒有流向實體經濟。金都在金融體系內空轉，通過錢生錢的游戲，實現增值。但是金融業是不創造財富的，財富，最終還是來自實體經濟。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始面臨美國一樣的煩惱。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8.4%(2016年底)，其比重超過美國、日本等多數發達國家，僅次于以金融業和航運業為經濟支柱的新加坡，金融業利潤占比亦遠超美國。

　　為什么我們會走到今天這個狀態?讓美國的很多煩惱在中國復制?當然，一個問題是，當年在美國培養出來的那幫芝加哥男孩有太大的話語權，與過去我們耳熟能詳的王明式的蘇聯教條不同，現在這些人腦子里面，早就被灌輸進去了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場教條，認為市場具有自發的調節功能，市場的機制就是最理想的最符合自然狀態的機制，可以實現自動均衡。當然，內鬼也不能排除。上次股災，不就發現了內鬼了嗎?難道內鬼只在證券系統存在?

　　看到一篇文章，說在一個級別相當高的會議上，領導敲著桌子說：“有扮兩面人，也有有恃無恐的，有的內鬼就在會議室內。”無論是2015年股災，還是2016年的保險野蠻人，內鬼一直都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毒瘤。管理層曾警告，金融問題致命是人為的，是不作為、亂作為所造成的。我希望這個事是真的，因為這說明高層已經注意到內鬼問題。沒有內鬼配合，美國那套金融戰，根本就沒效果。

　　現在大體可以明白，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讓人頭疼的問題，是怎么創造出來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造成的后果，還不只是這些我們提到的直接損失，還有我們現在正在面對的深不可測的系統性風險。而美國，正在通過加息和未來的縮短資產負債表，要擠破中國的資產泡沫，只要泡沫一破，金融杠桿的傳導功能，就會一直延伸到銀行系統。美國正在中國身邊搞小動作，也是為了這個目的。用金融戰讓中國經濟出現大亂，是美國阻擋中國崛起的唯一機會。然后再用多年的思想戰打下的基礎，把經濟危機變成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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