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化發展經濟學與貿易政策新爭論的歷史背景

（2）英國《金融時報》討論張夏準和賴納特的新書（主要觀點的摘譯）

（3）評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新爭論

（4）另類教規：如何另類？能否另類？——演化發展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及其可行性

演化發展經濟學與貿易政策新爭論的歷史背景
   

束克東
     黃陽華

內容提要：賴納特和張夏準指出了自由貿易理論的局限性，以確鑿的歷史事實打破了發達國家的成功是因為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神話”，警告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送的自由貿易政策是導致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這種“異端”的學說引發了2007年在《金融時報》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異端”發展經濟學家之間有關發展中國家應該實行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的新爭論。這是自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針鋒相對的爭論，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和發展中國家發展前景暗淡的今天，這種爭論值得關注。本文簡要介紹賴納特和張夏準的經濟發展理論及其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  貿易保護  異端發展經濟學

Backdrop of the Latest Argument Betwee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rade Policy

Shu Kedong  Huang Yanghua

Abstract: Erik Reinert and Ha-Joon Chang argue the validity of infant-industry promotion theory, and proof almost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mployed protectionist policy when there were at the stage of developing by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in their monographs of 2007. This heterodox argument gives rise to the reaction of Neo-classical mainstream economists since it revealed the limitations of free trade theory and Neo-liberalist policy. The paper aims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latest argument between trade lib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caused by the two new books on Financial Times in 2007.

Key Wor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e trade; trade protectionism, heterodox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一、自由貿易爭論的淵源與新的爭議

貿易與經濟發展問題無疑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爭論最為激烈的競技場之一。梳理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可以發現，爭議的雙方基本上都是延續著如下兩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的貿易理論。斯密(Adam Smith)以分工的發展需要擴大市場規模為由，提出自由貿易理論，批判實為工業主義的重商主義。斯密之后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又擴展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提出了建立在抽象假設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貿易主張，被后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繼承，“要素價格均等化”就是這種貿易理論最具特色的代表。在經濟政策上，由發達國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政策“藥方”，具體體現在“華盛頓共識”中有關降低貿易壁壘等相關主張上。另一條主線是由落后國家的經濟學家從成功國家的歷史經驗中歸納出來的現實主義學說。主要代表是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的生產力理論（李斯特，1844[1981]）。該理論的核心是美國經濟學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雷蒙德(Daniel Raymond)和凱里(Henry Cary)等提出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美國體系”），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貿易主張。經濟政策的基本主張是通過貿易保護等政策培育本國幼稚產業的發展，直到本國產業在具備國際競爭力之時，才可以實行古典政治經濟學主張的自由貿易并從中獲利。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問題，幾乎伴隨著經濟思想史的全過程。

最近一次針鋒相對的爭論于2007年夏季爆發在英國知名報刊《金融時報》。爭論的導火索是挪威發展經濟學家賴納特（Erik S. Reinert）和英國劍橋大學發展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于2007年分別出版的兩本專著《富國如何致富而窮國為什么總是那么貧困》（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和《好心辦壞事——豐裕國家、失靈的政策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威脅》(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賴納特和張夏準兩位發展經濟學家無論是歷史導向的研究方法、經濟發展理論還是政策主張，都明顯沿襲了李斯特經濟學說的風格，通過對歷史上成功國家的經濟史、經濟學說和經濟政策的考察，對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和政策選擇作出了非常一致的回答。由于兩位經濟學家對歷史上發達國家走向成功的解釋，嚴重地違背了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和推崇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主流經濟學家的神經，在主流經濟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兼副主編沃爾夫(Martin Wolf)首先對張夏準和賴納特的觀點給予質疑和批評。隨即又有幾位主流經濟學家加入進來，包括蘇塞克斯大學教授溫特思（L. Alan Winters）、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潘納加里亞（Arvind Panagariya）、IMF前第一副總裁克魯格（Anne Krueger）和2006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地球研究所教授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張夏準隨后又針對質疑和批判做出了解答和反駁。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發展中國家應該選擇什么樣的貿易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是否應該實施幼稚產業促進政策和政府職能等相關問題。這場爭議充分表現了在全球化年代關于落后國家發展戰略的不同觀點，對于理解歷史上成功的發展經驗在當代是否仍然具有借鑒意義，發展中國家到底應該如何選擇發展戰略，以及發達國家究竟該怎樣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題都要重要的啟發價值。

  二、賴納特和張夏準的經濟發展學說

1、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提高經濟活動的質量

正如上文所言，賴納特和張夏準兩位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遵循了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國發展的程度……決定于它的生產力發展程度”（李斯特，1981：127）,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如斯密和薩伊等僅僅是強調財富本身的積累，忽視了作為財富的原因的生產力。財富的生產力“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李斯特，1981：118）。為了培育生產力的發展，同時要求物質資本和精神資本的積累，如科學和藝術，國家和社會制度、智力培養和生產效能的進步，即需要建立一個國家體系作為制度性的支持。工業對于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表現在如下幾點：工業能夠喚起并發展多種多樣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工業與科學結合產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促進基礎設施的發展；工業能夠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等等。建立關稅制度是保護國內工業的主要手段，如征收關稅，限制工業品的進出口數量等等。只有當一國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實行自由貿易。

賴納特和張夏準都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轉向高附加的行業，或者提高經濟活動的“質量”，這類活動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賴納特將經濟學說區分成兩大經濟學傳統（Reinert and Daastøl，2004）。一種是以資源最優化配置為核心的“交換經濟學”，另一類是以資源創造為核心的“生產經濟學”，這類經濟學發軔于文藝復興時期，經由重商主義經濟學和德國經濟學傳統（包括官方學派、德國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再到現代演化經濟學。這一傳統認為經濟發展是技術不斷創新的結果，成功的國家在于能夠通過持續的創新而獲得創新租金。賴納特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假設，排除了技術進步、報酬遞增以及協同效應的重要性（Reinert，1999）。不同的經濟活動具有“質量”上的差異，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具有動態的不完全競爭性，比低質量的經濟活動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與原材料的生產不同，工業或者制造業具有高質量經濟活動的性質。工業能夠提供持續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產生的報酬遞增能夠通過正反饋機制將創新的成果留在創新國內部。成功的發展戰略應該引導一國進入高質量的經濟活動，積極實施工業化戰略。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需要解決不斷提升技術能力的問題，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戰略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也是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

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則認為自由貿易能夠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其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不適合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應該發展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應該面對競爭壓力，因為競爭的壓力越大，生產者越有提高生產率的激勵。對外政策上鼓勵通過降低貿易壁壘，如削減關稅、取消數量限制等手段，實現貿易自由化。國內產業發展應該依照市場信號行事，政府不應該實施選擇性的產業政策，避免造成價格的扭曲。主張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將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的美國以及20世紀后半葉的東亞“四小龍”等歷史上成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塑造成為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經濟發展的成功者，供發展中國家效仿。加之20世紀中期諸多選擇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危機，柏林墻倒塌等標志性事件使得自由貿易理論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

賴納特和張夏準都對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政策的局限性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重申幼稚工業保護理論。賴納特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忽略了報酬遞增因素，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完全脫險現實，如不加甄別地誤用于現實世界，可能會產生糟糕的社會問題（賴納特，2007；Reinert, 2007:31,40）。張夏準認為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只是告訴發展中國家當前保護某些產業會遭受的損失，而沒有指出產業保護的長遠益處（Chang, 2006:33）。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技術創新能力、產品生產過程的進入壁壘和金融系統等都處于相對劣勢，如果發展中國家過早地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很可能被“鎖定”在產品附加值鏈的底端，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將失去追趕發達國家的動力，陷入“貧困陷阱”。與此同時，兩位經濟學家也反對因為貿易保護政策而忽視了競爭性的環境。發展中國家的幼稚產業在成長之前，的確需要保護、補貼等各種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掌握新近的生產技術和建立起有效的組織。如果沒有競爭的壓力，同樣不利于幼稚產業的成長和產業競爭力發展。但是兩位經濟學家都認為競爭的壓力不能來自于外國勢力。

2、對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反駁——以史為鑒

賴納特和張夏準不僅在理論反對發展中國家過早的貿易自更為有力的批評來自于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實施過的經濟政策的歷史性透視。張夏準首先講述了主流經濟學關于全球化的“官方”歷史，并討論其局限性（張夏準，2006：19-26；Chang，2007）。

按照全球化的這種“官方”歷史，英國在18世紀轉向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策。到了19世紀中期，因為英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這些政策的優越性也為世人熟知，各國也效仿英國開始貿易自由化，放松國內經濟管制。到了1870年左右，第一次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因國內產業的自由放任政策，商品和要素國內和國際間流動壁壘的降低，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和平衡的預算得以實現。這一時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這種自由化的良好勢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現了逆轉，各國紛紛“不明智”地重新提高貿易壁壘。1930年美國放棄自由貿易，通過了“聲名狼藉”的“斯穆特——霍雷”（Smoot—Hawley）關稅。德國和日本放棄了自由主義政策，不僅提高了關稅，還建立了與法西斯主義和對外侵略有密切聯系的卡特爾。1932年英國這個自由貿易的最大贏家又重新設置了關稅，第一次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瓦解。隨著世界經濟的對抗和不穩定不斷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終結了第一次自由主義世界體系。二戰后，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自由化通過早期的GATT（關貿總協定）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盛行。幸運的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違反自由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廢除了。20世紀70年代進口替代戰略的保護、補貼和管制的失敗顯而易見，而東亞經濟體實施自由貿易和吸引外資等創造了經濟奇跡表明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覺醒。1982年的債務危機使得眾多發展中家放棄了干預主義和保護主義，接受新自由主義。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達到了頂峰。而后隨著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進步，國際間的貿易和投資更為便利，對外開放對于一國的繁榮變得更為關鍵。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國際間的經濟治理體系也得以強化，首當其中的是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負責推動貿易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短期融資和長期投資。一言以蔽之，貫穿于全球化“官方”歷史的是自由化伴隨著經濟繁榮和發展，貿易保護和干預主義政策阻礙經濟發展。這種全球化的歷史廣為世人接受，也被假定為政策制定者引領國家通向繁榮的“路線圖”。

張夏準通過翔實的資料對上述所謂全球化的“官方”歷史進行反駁，證明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曾經和當今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走向成功并非是因為實施了自由貿易的政策。恰恰相反，這兩個國家在走向世界經濟霸權的過程中，都曾經是貿易保護最為嚴格的國家。以平均關稅稅率為例，1820年，英國和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分別為40-45%和35-45%，美國直到20世紀30年代，平均關稅稅率仍保持在40%的水平（張夏準，2006：23）。這兩國的關稅保護力度均出于同時代各國的前列，并且通過殖民主義或者“不平等條約”剝奪落后國家的關稅自主權或者將關稅設定在極低的水平（大約為5%）。

英國從16世紀開始，為了保護羊毛紡織業的發展，相繼實施了一系列嚴格的法規。如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立法禁止紡織品本成品的出口；1587年完全限制羊毛的出口；1699年的“羊毛法案”禁止進口來自殖民地的羊毛制品；1700年禁止進口印度棉織品。除此之外，英國還實施了其他多種保護主義的政策。到了19世紀，英國的紡織業擠垮了其他的競爭對手。從18世紀至19世紀初，英國的各項立法和政策中充斥各種保護主義的措施：減低或免征原材料的進口稅，提高出口商進口原材料的退稅水平；取消大多數產品的出口稅，擴大出口補貼；大幅提高進口關稅（張夏準，2006：32）。同時，限制殖民地發展競爭性產業，使其淪為母國原材料的供應地。

美國是幼稚產業保護論的發源地，美國經濟學家創立“美國體系”，與宣揚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體系”相對立。在經濟理論上，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反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宣揚的自由貿易理論（Hodgson，2001：137-139；賴納特，2007；張夏準，2007：9-10；賈根良、黃陽華，2007）。但是在經濟政策上使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程度，相比于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中最為重要的手段是關稅保護。1816年美國的關稅法案使得幾乎所有工業品的關稅都達到了35%左右的水平，1832年通過的新的關稅法案將平均關稅水平率確定在40%的水平。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北方幼稚產業保護主義和南方自由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斗爭，北方的勝利使得美國成為幼稚產業保護政策最熱衷的實踐者，“甚至直到二戰時情況也沒有發生變化”（張夏準，2007：47）。在所謂的全球化“官方”歷史中被批評為“聲名狼藉”的“斯穆特——霍雷”（Smoot—Hawley）將美國工業品平均關稅稅率提高到了48%，“但是這一關稅稅率仍然位于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平均關稅稅率的范圍之內”（張夏準，2007：48），繼續保持了美國保護主義傳統。即使二戰后美國開始實施貿易自由化，降低關稅稅率，但是其他潛在的不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則更為積極。例如自愿出口約束（VERs）、《多種纖維協定》下的紡織品和服裝配額、農產品保護和補貼和單邊貿易制裁（張夏準，2007：49）。

從英國和美國的貿易政策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兩國在經濟發展階段都實施了嚴格的幼稚產業保護政策，其中貿易保護的力度都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持續時間長達幾個世紀或者百余年。兩國貿易自由化都是在獲得了世界經濟的霸權之后才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如“官方”歷史中所言：即通過自由貿易獲得經濟發展和繁榮。不僅如此，當本國世界經濟霸權地位被他國取代時，又會出現放棄自由貿易政策，重拾貿易保護主義的情形。如20世紀初期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之后，英國不得不于1932年放棄長達數十年的自由貿易政策，重新設置貿易關稅。英、美兩國在發展過程中實施的政策并不是個案，而是幾乎當今所有的發達國家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都曾經使用的一般模式。就連第一次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1870-1913）也是通過將殖民主義和不平等條約強加給落后國家取得的（如中國于1842年《南京條約》之后的多部不平等條約喪失了關稅自主權）。

日本經濟的崛起和二戰后的重建，以及東亞經濟體的成功發展過程也沒有明顯地偏離上述模式。日本于19世紀中期的“不平等條約”失去了關稅自主權，“隨著1911年各項不平等條約的廢止，明治以后的日本政府推出了旨在保護幼稚工業、降低進口原材料的價格和控制奢侈品消費的廣泛的關稅改革”（張夏準，2007：82），不同的是使用選擇性的政策，對某些關鍵性行業“給予強有力的保護”（張夏準，2007：83）。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將20世紀70、80年代“東亞奇跡”標榜成經濟自由主義的勝利，把東亞經濟體的出口成功“吹捧”為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教義正確性的證明。這種觀點也遭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如Amsden, 1989; Wade, 1990）。張夏準認為“東亞貿易政策同時融合了幼稚產業保護和出口促進兩個方面”（Chang, 2006:34），因為“成功的幼稚產業保護的關鍵是出口取得成功”
   （Chang, 2006:32），這正是英、美等發達國家的成功之道。

三、發展經濟學的重新定向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發   

看起來最近這場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的爭論的導火索是賴納特和張夏準兩位發展經濟學家專著的出版，但這場爭論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學術觀點的交鋒，顯露出來的近年來發展經濟學最新進展所積蓄的能量給主流經濟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賴納特和張夏準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思路相近，都推崇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方法對于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可參見賈根良、黃陽華（2006）對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方法的介紹）。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陷入低潮之后，這種通過對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的研究，共同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及落后國家發展問題研究的新發展，對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影響重大。

賴納特的研究應該歸于新熊彼特學派（Neo-Schumpeterian），這也是演化經濟學發展得最為迅速的分支流派之一。賴納特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的研究中，尋找為什么國家之間出現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答案。Reinert（1999）提出了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系統觀的經濟發展理論，隨后在編著的《全球化、經濟發展和不平等——替代性觀點》（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Reinert，2004）和《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賴納特、賈根良，2007）中系統提出演化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再到新著《富國如何致富而窮國為什么總是那么貧困》重申當前的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危機，為發展經濟學的重新定向和復興奠定了基礎。不同于賴納特更側重于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張夏準則更為直接地從經濟政策史的研究入手，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中為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提供值得借鑒的思路。

回到“富國為什么變富”的根本性問題，兩位經濟學家都認為幾乎當今所有的發達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使用過國家直接干預的幼稚工業保護政策，只是各個國家具體的措施會有些差異。為了保護幼稚工業，貿易保護主義是非常常見的措施。等到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到能夠和發達國家進行競爭時，它們會降低貿易壁壘，實行貿易自由化。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由貿易政策，并且反對其它的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保護。如通過殖民和“不平等條約”，輸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貿易理論，或者如英國廢除“谷物法”，以此要求其它國家也實行自由貿易。張夏準稱發達國家的這種做法為“踢掉梯子”，即禁止發展中國家再度使用發達國家在通向成功的過程中得以利用的好政策（如貿易保護），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當今的發達國家和國際性機構按照“華盛頓共識”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是“踢掉梯子”的行為。特別是WTO在大力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實行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與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使用過的政策嚴重不符。這既無助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升級，而且還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通過貿易保護來發展本土幼稚工業的機會。發達國家和國際性機構宣稱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但是發達國家構建的世界經濟體系和提供的政策建議卻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動力。張夏準認為這是“好心辦壞事”，賴納特則多次重申李斯特的主張：按照發達國家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他們所教導的去做。

參考文獻：

[德]李斯特，1981：《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賈根良、黃陽華，2006：“德國歷史學派再認識與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賈根良、黃陽華，2007：“施穆勒綱領與現代演化經濟學的起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挪]賴納特，[中]賈根良（主編），2007年：《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張夏準，2007：《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 J., 2006,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 London: Zed Books and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Chang, H. J., 2007, 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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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ert, E., 1999, The Role of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 26, No. 4~5.

Reinert, E., Daastol, A., 2004, The Other Cano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economics, in Reinert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einert, E., 2007,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作者簡介：束克東（1976-），合肥工業大學人文經濟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史專業博士研究生；黃陽華（1984-），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史專業博士研究生。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賈根良教授的悉心指導。文責自負。

英國《金融時報》討論張夏準和賴納特的新書

（主要觀點的摘譯）
      

康健  王曉蓉譯

國家的成長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金融時報》2007年7月21日

……

韓國和印度的對比提出了經濟學中最為根本的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發展成功了，而有些國家卻失敗了呢？為什么韓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從貧困躍升到豐裕？而印度的發展直到那時（20世紀70年代以前）仍很低下，而現在卻好轉了呢？

賴納特的書名《富國如何致富而窮國為什么總是那么貧困》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問題……兩人（賴納特和張夏準——譯者注）的答案驚人的相似。

兩人都認為發展的第一要務是快速且持續的增長。因為只有在工業部門又快又持續的生產率增長才是可行的，所以只有工業化才能提供快速且持續的增長。為了工業化，國家必須提升技術和管理能力，他們兩人都認為，只有通過培育幼稚部門，這個目標才能夠實現，就像過去500年中每一個成功經濟體所做的那樣，對這些部門加以保護。

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霸權”——過去25年中有關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廣泛共識——剝奪了這些有用的工具。其結果是發展的災難，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所蹂躪的拉美和非洲，更是如此。WTO和諸多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更進一步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選擇恰當政策的能力。他們認為這與戰后歐洲復興時期的馬歇爾計劃以及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國對發展政策更容許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賴納特和張夏準的新書都基于類似的世界觀，但寫作方式和風格卻不同。賴納特的著作較少引起人們的憤怒，而更主要的是學術性的。他一直在與自19世紀以來的學術正統——新古典經濟學——進行智力斗爭，他視自己為“異端”并提出了一種替代性的“另類教規”。

賴納特的著作強調實踐經驗，反對先驗推理；他指出，自文藝復興以來，（落后國家的）成功之路是抑制進口的貿易保護，而不是遵循19世紀理論家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窮國依照比較優勢實行專業化，就意味著專業化于貧困。正如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所指出的，對一個國家來說，這是最要緊的事情。保護是有效的解決之道，自由貿易只有在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之間才是合適的。

張夏準的新書《好心辦壞事》篇幅更短，觀點更鮮明。他認為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人卻幫了倒忙，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政策選擇。其中限制了他們對外國直接投資進行管理的能力，過分地沉迷于私有化，限制了知識產權的獲取，過度關注金融穩定，過分強調腐敗和缺乏民主，還有更為重要的是過分強調文化的重要性。

與反對全球化的大部分著作不同，這兩本書是由嚴肅認真的人所著，值得閱讀。而且，我同意兩位作者更快經濟增長的目標，認同傳統經濟學忽略了動態經濟的演化性質這種觀點。我也支持工業化是增長的首要道路。最后我也同意，某些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具有危害性，首當其沖的可能是對便利地獲得知識產權的限制。

然而我還有一些重要的異議。例如，賴納特認為當代新自由主義者信奉“要素價格均等化”，該理論認為自由貿易會使得所有地方的工資和資本收益相等。事實上，學過這些理論的人通常明白該理論的涵義是相反的：為保證結論的成立需要滿足許多不太可能的條件。

新自由主義者確實相信，至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競爭性地出口制成品和相對高級服務活動的新機會出現了。確實，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的80%是制成品。

可以認為，這種成功最近是由中國支配的。但是，中國的人口是撒哈拉非洲和拉美的總和。賴納特相信，如果一開始就以世界市場上為目標，制成品出口可以產生增長和工業化的良性循環。當然，這是中國現在所要達到的目標

這引出了我在以史為鑒上最大的不同觀點。賴納特認為：“美國1820-1900期間的產業政策或許是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在通過自由貿易獲益前最好的榜樣”。從張夏準對19世紀例子的強調，他也同意這種觀點。

但是，這個例子對于當代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毫無意義。19世紀英美之間的技術差異，比如說與今天美國和埃塞俄比亞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既便如此，美國也用了50年的時間才追上英國。

美國還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陸國家，能夠吸引大量的移民勞動力，其中大部分都受過教育，產生了足夠讓當時技術創造的規模經濟發揮作用的國內市場，同時又容許國內激烈的競爭。這可不是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所出現的情況。客氣一點說，這個發展模式可不太適合埃塞俄比亞這樣的國家，更不用說乍得了。

    今天極少數（我會說沒有）發展中國家足夠大或者技術足夠高端，可以讓19世紀的保護主義模式發揮作用。從中國香港到中國大陸，韓國到愛爾蘭，從新加坡到中國臺灣，日本到芬蘭，這些過去數十年中的成功者，都不是自由貿易者（盡管有些是）。有些是依賴于外國直接投資（中國、愛爾蘭和新加坡），有些排斥外國直接投資（日本和韓國）。

    兩人都將世界經濟（貿易）置于發展成功的核心。這些經濟體都是外向型的、幼稚產業的培育遠高于保護的例子。……很明顯，相似的工具有多種的用途，產生不同的結果。政策的總體目標和細節都相去甚遠。

    不僅如此，兩本書都沒有很嚴肅地討論現在的追趕型國家必須怎么做。賴納特建議非洲或者拉美內部實行自由貿易，對外高筑貿易壁壘。但是這種發展中國家之間偏向性的貿易協定，是將區域內更落后國家的收入轉移到相對落后國家的一種方式。

    更糟糕的是保護越重，收入轉移（因而政治反感）就越多。……更高的壁壘，即使是合意的，也只有當各國都朝著一個共同的（single）的勞動力市場發展時才具有政治可能性，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

韓國和中國臺灣是特例。只要拋棄新自由主義共識、重拾保護措施就會帶來成功的說法毫無道理。但是兩位正確地指出，那些主張只要自由貿易就行了人是不對的。發展沒有靈丹妙藥，發展型國家可以發揮作用。有些失敗了。但也有些成功了。

    相對成功的發展中大國，比如中國和印度，必須接受并受到全球規則的限制。不能讓他們搭便車。但是應該允許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選擇自己的政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需要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少數沒有外國直接投資也可以。

    張夏準正確地指出了施加于發展中國家的某些限制是不正當的，尤其是知識產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應該享有發達國家對其開放市場的好處，但是應該允許他們走自己的路，無論是自由放任還是其對立面。它們會犯錯誤。任其決定，這才是主權的真諦。

艾倫·溫特思（L. Alan Winters）的回應

2007年7月24日

馬丁·沃爾夫的評論切中要害。他指出了賴納特所主張的19世紀模式，張夏準也常常作此論調。這些主張至少需要一點證據的支持，在21世紀有合理的對照，畢竟我們一般不提倡19世紀的醫學和工程學。其中一個失敗的對照是19世紀的增長率遠慢于今天政府和人民的預期。下列數據（來自于麥迪遜）對比了1978年后的中國和歷史上大國最成功的工業化的增長率。當今世界經濟和全球領導者的表現可比歷史上強多了。

歷史時期的年度增長率

1700-1820 世界 0.5%，
   英國 1%

1820-1870 世界 0.9%，
   英國 2.1%，
   美國4.2%

1870-1913 世界 2.1%，
   美國3.9%

1978-2004 世界 3.1%，
   中國 7.5%

    另一種視角看中國

1978-2004 世界 3.3%，
   中國 9.6% （世界銀行）

阿爾溫德·潘納加里亞（Arvind Panagariya）的回應

2007年7月25日

……

考慮一下賴納特提出的如下建議。非洲（或者拉美）國家之間應該自由貿易，高筑貿易壁壘隔離區域外國家。馬丁·沃爾夫對這種建議做出了猛烈的理論批判。但是因為賴納特更為推崇實踐經驗而不是先驗推理，那試問過去60年中有哪個實現持續快速增長的國家是依照他主張的戰略發展的呢？一個都沒有。

確實，在過去的60年中每個實現持續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在大致非歧視性的基礎上迅速地擴大出口的，而這種出口增加的大部分是來自于與發達國家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難以想象一個非洲國家可以依靠其他非洲國家作為增長的動力。

賴納特和張夏準兩人主張幼稚工業保護都主要是依賴于韓國的經驗。但是他們都誤讀了韓國經濟史。1963-72年間，韓國年增長率為9.5%。除極少數的例外，這一時期韓國的政策大都是產業中立的。幼稚產業保護論者影射的重化工業（增長）驅動力直到70年代初期才開始。接下來10年，1973-82，年經濟增長率下滑至7.2%。

不僅如此，韓國支持重化工業驅動力的各種措施導致了韓國70年代后期的宏觀經濟危機。這場危機使得韓國最終放棄重化工業驅動力，在80年代初實行系統的自由化。這些措施最終使得韓國重返增長的高速通道，1983-90年增長率重回9.9%。

如果幼稚工業保護正如兩位作者所宣稱的那樣靈驗，就必須解釋為什么印度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為什么表現地如此糟糕。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印度和韓國年增長率都為4%。60年代初韓國放棄進口替代政策，選擇外向型經濟并取得了近兩位數的增長率。印度在60年代中期失敗的自由化短期實驗之后，轉向了激進的保護主義和干預主義。印度試著禁止一切產品的進口，發展國內生產。1965-81年間，印度的年增長率才區區3.2%。

自由貿易的批評者喜歡論述僅僅自由貿易并不是發展問題的答案。這好比擊倒一個稻草人一般：幾乎沒有自由貿易的提倡者會認為自由貿易本身足以將一國送入高增長的軌道。我自己就要出版的著作《印度：一個即將出現的巨人》之所以長達五百頁，是因為我詳細說明了印度為了實現并維持兩位數的增長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改革。如果自由貿易是改革所需要的全部內容，那么，我可以不到用一百頁就可以完成這本著作。就像其他自由貿易提倡者一樣，我意識到外向型經濟的貿易政策體制本身并不足于保證持續的快速增長。但是我也明白外向型經濟的政策體制也常常是必須的，所以我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對此給予解釋。

馬丁·沃爾夫的回應

2007年7月30日

我感謝艾倫·溫特思、阿爾溫德·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支持我的評論，我同意他們所說的觀點。當然，我同意外向型經濟對成功發展的重要性，也同意19世紀美國經驗對當代發展的意義不大，也不同意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明智的傾向性的貿易協定以及導致報酬遞減的進口替代。

我想“我方”——當然是正確的一方——的同仁還要認識到如下幾點困難。

首先，工業化確實一直都是繁榮的成功之道。因為這個部門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所以具有生產率的較高增長率。制造業的高生產率推動了總體的實際工資增長。不僅如此，報酬遞增產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它們是正反饋效應的結果，這是單純的工業主義者所忽視的。同時，如果沒有巨大的競爭壓力，工業化也發揮不了作用。這就是為什么進口替代模式最終都歸于折戟沉沙。因此，正如克魯格評論道，一國不可能僅僅專注于工業，更不是強調保護本國市場就可以成功的實現工業化的。但是仍然可以繼續關心如何推動有效的工業化政策。

其次，世界級的企業絕非橫空出世。我知道有些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起步時并沒有借助政府的支持，最好的例子應該就是印度的軟件業。但是豐田、現代和三星可不是這樣。假如沒有政府的早期扶持，日韓那時能建立世界級的制造業企業嗎？或者說，這些國家只是依賴外國直接投資，這有可能是可信嗎？

再次，確實所有的成功國家都是從豐富的勞動力起步并從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開始的，而印度則是從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起步。但是我們應該怎么對待那些擁有豐富的要素稟賦且初始工資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呢？他們應該怎樣進入真正的發展過程呢？

最后，我們也要承認，在通過激進的自由化獲得巨大成功（比如中國和印度）的同時，也存有很多的失望，此時我想到了巴西和墨西哥。明智的人應該從這些經驗中領悟到什么呢？

我知道絕對不能重返過去失敗的進口替代政策。我會在后面的專欄中說明這一點。但是我們十分清楚自由貿易的局限性。所以還是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吧。

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的回應

2007年7月30日

上世紀50-60年代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工業化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我同意經濟增長肯定是窮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但是這并一定意味著工業化是達到這一目標的不二法門；更為重要的是，將工業化置于經濟政策的核心極可能是錯誤的。所有部門機械化和增加生產率會導致工業部門比其他部門更為快速的增長，但只這是恰當政策的結果。因為很可能是農業生產率增長——整體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部分——會將收益轉向引導農業工人轉到工業（和服務業）活動，因此，關注工業化作為一種工具，而不是結果，即使不出現停滯，也會導致低增長。

不僅如此，正如賴納特和張夏準那樣，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把貿易保護作為一種主要的政策工具，企求通過推進工業化來實現快速增長。很多慘痛的經歷表明并非如此。許多國家采用“進口替代”政策，利用進口限制或者高筑貿易壁壘（無限制地）保護新生工業。大量經驗表明為什么這種戰略失靈。沃爾夫的觀點是正確的，但還不夠充分。

并不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而主要是“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導致了令人失望的低增長率。各國前仆后繼，各個產業相繼建立起了高成本的壟斷或雙寡頭壟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保護壁壘之后卻是高昂的成本。長期以來，因為每次新工業潮流都比前一次消耗更多的資本和更高的成本，導致了增長率的下滑。但是新工業一旦建立起來，政治家不能或者不去降低保護，工業主義者的政治權力增加了。有趣的是就業的增長也不明顯，因為大部分的生產者選擇資本密集型的生產工藝。

毫無疑問，外向型的貿易政策本身不會導致令人滿意的增長。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決定要這么做，那么，外向型經濟會導致在政策制定時考慮基礎設施、低關稅（促進必需投入品的進口）和相對靈活的勞動市場，以及其他能夠刺激增長的經濟活動領域。

我想提到某些國家，前面提到的中國（pre-China）因開放而快速增長。沃爾夫提到在中國之前取得舉世矚目增長的韓國和中國臺灣。確實韓國在快速增長時期（1960-90）并沒有完全放棄保護，但是關稅率大幅削減，取消了數量限制，對與進口品進行競爭的生產者的保護力度沒有大于出口激勵。也要注意到出口的激勵是“一刀切”的，對所有的出口者都一視同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很難判斷，究竟是保護主義導致了成功（如19世紀的美國），還是盡管有保護但仍然取得了成功。

最后，在具有相似要素稟賦和商品價格的國家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關稅同盟），人們已經嘗試過這種做法，但最終都沒有發揮作用。雖然世界經濟體系的某些方面不利于窮國的快速增長，但所需要的答案是必須認識到國際經濟的快速增長可以為窮國提供潛在有力的支持，并且支持WTO的變革將會進一步改善世界經濟的運行。盡管當前的世界經濟并非盡善盡美，但是相對于自給自足或者大多數貿易都是在具有傾向性的貿易集團內部進行的世界而言，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給予了窮國更為美好的希望。

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的回應

2007年8月2日

……

我很贊賞兩位作者（指張夏準和賴納特——譯者注）解答這些大難題的想法。但是我們不應該同意他們的這種觀點：因為生產率的增長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部門，因此，制造業總是最好的賭注，就像過去總是這樣一樣。這種觀點忽略了有些打算進入服務業生產的國家，沿著均衡軌道，服務部門相對價格上漲會準確地補償該部門生產率增長的缺失和不足。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么就沒有人投資服務部門了。

新古典主義的“藥方”是不要考慮所謂的產業發展最佳方向問題，把它留給市場去解決：市場在短期內就能決定一國的比較優勢是什么。我突然意識到這種方式是決定論的和機械論的。我在幾篇論文中討論了中國發展的理論問題：中國轉移西方在過去幾十年中領先的技術，同時出口西方在技術上幾乎沒有什么進展的服裝等產品（在這方面的一個信息是：當中國越來越接近前沿時，其工資水平上漲將導致制成品出口出現令人失望的局面，最終或多或少要復制美國模式。此處中肯的信息是先前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西方目前為止僅獲得少數技術收益的領域。更廣泛一點講，一國的比較優勢完全是人為創造的，特別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國的創新史。

但是，更深入一點，很明顯一國——如果給定了任務，就是它的市場——必須考慮到外國長期經濟發展的方向。比如說這種前景取決于市場給各種各樣企業資產確定的價值——商業空間、設備和各種員工等。這沒有確切的答案。……

最后一點，當一國創新時——建立或者以某種速度采用新產品和(或)新方法——它可能（幸運地）創造他不曾有過的比較優勢。……因此，看起來我們已經找到了發展之道：讓每個人都關心他能在那些方面以全球市場為目標而創新，以便獲得最佳的經濟收益和個人成長的機會。

問題是一國的國民或許缺少對不同于自己國家的外國市場的認識。他們的落后是因為他們發展滯后。因此，兩位作者可能是對的：最不發達國家從事的大概是那種傳統的、標準的和沒有風險的制造業，但是，即使他們在這些工業做的最好，他們也無法擺脫欠發達狀態。發達國家可以給予欠發達國家資金和專家支持，以幫助它們提升效率，或許它們的技術實踐能夠上一個臺階；也可能有助于減少疾病。但是，除非或者直到一國之人對良好的投資機會具有老道的直覺或者天賦，否則這個國家就無法擺脫欠發達狀態。

張夏準的答復

2007年8月3日

雖然我們之間存有分歧，但馬丁·沃爾夫如此認真地看待拙作并深思熟慮地撰寫評論，本人感到高興。然而，他對我關于貿易的觀點的論述容易給人造成誤解，令我頗為悲哀。

首先請讓我澄清我并沒有宣稱“徹底的進口替代”（across-the-board import substitution），可是馬丁看起來多處隱含這一點。我想他不是這個意思，但從溫特思、潘納加里亞和克魯格的評論中可以看出，他的誤解給我的觀點蒙上了不妥的印象。我在拙作中花費了很大的篇幅解釋為什么貿易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敢說我比上面提到的幾位同仁都更為支持貿易，但這并不等于自由貿易是促進貿易和經濟發展的最優方式。

從18世紀的英國到20世紀后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成功的經濟體長江后浪推前浪，起先運用多種政策措施（雖然不是每個經濟體都采用過，最主要的就是貿易保護），為他們的生產廠商創立空間，在能夠與海外更好的生產商無論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出口市場展開競爭之間，以幫助它們提高生產能力。有些情況下保護比較簡短，有些則比較漫長——日本的汽車產業在最終成功地在國際商場贏得一席之地前，需要將近40年的保護和補助（但這種保護不只是對日本人而且對每個人都是好事，因為這些政策最終創立了世界上最高效、最環保的汽車產業）。然后，成功的保護主義背后的真意常常是為了更好的對接世界經濟。

有些國家過去實施過的“徹底的進口替代”和我提倡的有意圖的（雖然不一定是更弱的保護主義，你只要看看像平均關稅率就會明白）保護主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感覺自己只是在平衡食譜上建議添加適量的紅酒，卻遭受因刺激伏特加大量消費的非難。

并不是所有的保護主義國家都獲得了成功。很多國家表現差強人意。但是，我在拙作和學術著作中用證據說明了大部分成功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保護主義。較有代表性的是有些國家在豐裕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進行了貿易自由化。大部分過早采用自由貿易的國家都已經失敗了。我所指的不僅是最貧困的國家。有許多中等收入的國家也有相似的經歷——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巴西，馬丁本人在回應他人的評論時引用了這兩個國家。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殖民主義和不平等條約時期采用了自由貿易，曾有過可憐的增長（如果它們還有增長的話）。近來，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發展中國家在保護主義的“舊社會”增長，可比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自由貿易）的20年增長快得多。拉美在1960-70年代“凄苦的舊社會”的人均收入增長率是3.1%。在新自由主義1980-2004年的“燦爛新社會”只有0.5%。即使我們排除80年代調整的十年，1990-2005年拉美的增長率也僅為區區1.5%。不僅如此，最近拉美的增長率已經下跌了（2000-2005年僅為0.6%），而這時應是拉美收獲改革（有些國家已經持續了將近20年）成果的季節。

當論及（所謂的沒有意義的）以史為鑒時，馬丁幾乎只關心美國的案例。這不難理解，這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實施了百余年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頭子”確實令人震驚，因為它后來一直被認為是自由貿易的化身。和克魯格在評論中一樣，馬丁認為美國“盡管”是保護主義的，但美國的成長卻是個例外。我不同意這種解釋，但是即使是那樣，他又怎么解釋今天所有的富國過去都曾經實施保護主義的事實呢？或許美國盡管實施保護主義但仍然成功是因為龐大的市場，但是臺灣和芬蘭這樣的微型市場又如何解釋呢？如果大規模、高素質的移民抵消了美國保護主義的弊端，像瑞典或者德國這些在19世紀晚期高素質人才流失但實行保護主義的國家又怎樣解釋呢？也許把美國看成一個“特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還有其它幾十個國家都當成“例外”，這個理論就明顯是漏洞百出的（這樣做讓我想起前哥白尼時代通過繪制“本輪”（epi-circles）來論證“地心說”[1]）。

我承認馬丁說我沒有充分說明窮國應該怎么做。這是我研究的一個不足之處。但是，我想提醒馬丁，韓國1961年人均收入是82美元，連加納179美元的一半都不到，韓國在50年代后期被USAID稱為“無底洞”。如果韓國可以做到，為什么其它國家就不能嗎？我承認今天最貧窮的國家比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面臨的挑戰要大得多。但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富國和多邊機構無法容忍韓國過去曾使用的“民族主義”政策。拙作懇求改變這種狀況，應該允許（發展中）國家選擇他們所需和所希望的東西，正如我前文有言，這種選擇通常能產生更好的結果。馬丁在他的評論的最后比我還好地總結了這種觀點，所以我就不在展開說明了。

至于艾倫·溫特思和阿爾溫德·潘納加里亞的評論，如果他們用刺眼的字眼（潘納加里亞說“難以令人信服的”，溫特思把我的觀點比作“19世紀”的醫學），我希望他們至少認真地閱讀拙作（或者至少更仔細地看看評論，因為除了貿易領域，馬丁對我的評論還是很公正的）。我的觀點在他們的漫畫中變成了這種情況：僅僅關注貿易，建立在過時的模型上，缺乏經驗證據，對此我拒不承認。

艾倫認為我的論述建立在“19世紀模式”上，所以不夠嚴肅。艾倫的這種觀點非常不幸。如果他閱讀過拙作，他就不能批評我提倡19世紀的模式——因為我的討論緊跟當代實踐，比如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還給予本國產業大量的R&D補助，以破壞日本和芬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嚴厲管制。如果這場討論中有“19世紀”的思維，那就是艾倫盲目地認為人類知識的進步是線性的。這種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業已被證明是有問題的，但是，當這種觀點進入社會科學時，今天沒有科學哲學家愿意嚴肅地對待之。有趣的是如果人類知識真的是線性進步的話，那么新理論就總是更好的，艾倫就會面臨更大的麻煩，因為保護主義理論要新于自由貿易理論。最后，我認為將對手的理論貼上貶義詞（“19世紀”）的標簽是不妥的。假若我將艾倫和他的同仁表述成“美國奴隸主和做鴉片生意的英國帝國主義分子竭力主張的自由貿易理論的辯護士”，他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呢？

阿爾溫德認為韓國重化工業的失敗驗證了自由貿易的智慧的觀點，如果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許多的重化工業都出現了問題（伴隨著世界衰退的早期問題）——就像伊恩·利特爾（Ian Little）那樣第一次提出來的話，或許還有些意義，但是今天看來就不嚴密了。直接先擺事實吧。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確實經歷了一些不順，但是這部分地歸因于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及相繼出現的全球衰退，不僅僅是因為重化工業化計劃。而且正如阿爾溫德自己所說的，韓國在這次危機之后也沒有放棄重化工業化計劃。韓國重組并關閉了一些預期表現不佳的企業，但是仍然支持表現不錯的企業。最后，如果重化工業化是失敗的，那么，阿爾溫德又如何解釋80年代之后大多數的領先工業——鋼鐵、造船、汽車和電子——都是通過重化工業建立和促進的工業呢？重化工業可是有悖于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建議的。（這也是到了20世紀90年初連伊恩·利特爾自己都無法解釋的問題）。

對于阿爾溫德把印度作為一個例證來說明幼稚工業保護是不好的，我可以承認，并不是所有的保護主義政策都將成功，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印度的保護主義都沒有很好的管理。無論采用什么戰略，他們都將歸于失敗。我在拙作所論述的是與傳統智慧相反的觀點，即保護主義戰略比自由貿易戰略獲得成功的勝算更大。引用印度放棄幼稚產業保護的例子，好比說因為有個五十多歲的人還靠父母過活，所以要廢除父母的養育。

安妮的用詞比艾倫和阿爾溫德兩君有禮貌多了，但是反對意見可不見少。她說當韓國“在快速增長時期（1960-90）并沒有完全放棄保護，但是關稅率大幅削減，取消了數量限制，對與進口品進行競爭的生產者的保護力度沒有大于出口激勵”。這種認識在90年代初就已經被研究東亞的學者否定了。請讓我為她補充一些證據。20-30%的平均關稅率在當時仍然是較高的水平。而且平均關稅率掩蓋了巨大的變化——韓國有些產品免稅，有些關稅高達100%（這也與她所說的“無差別對待”政策不符）。數量限制就更為普遍了——明確的數量限制可比安妮和她的同仁們知道的要多得多，許多數量限制因為通過國內法的方式實施（比如監管國有鐵路公司的法律），所以不是很明顯。最重要的是，直到80年代韓國都進行嚴格的外匯配給。許多商品的關稅在紙面上是相對低的，但是卻因為在政府優先完成的規劃上排在后面，所以難以付諸實踐（好比面對有效的無限關稅率）。

最后，我同意菲爾普斯在他的評論中提出的大部分觀點。雖然表述不同，但他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幾乎和我完全一致。正如他很簡潔地論述的那樣，我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完全是人為創造的”。換言之，經濟體依照特定的方式發展，因為某地的某人有意識地決定在特定的領域“為獲取技能和知識而投資”。同樣地，企業的管理者做這種決策時，常常明確地違反市場信號（諾基亞的電子業務虧損曾長達17年），政府可以，也經常應該反著市場信號決策。但是，如果永久地將一國和國際市場經濟隔離，將會導致朝鮮那樣的災難，但是至于終極目標是完全對接國際經濟，（像日本70年代前那樣）保護汽車產業長達40年，或者（像韓國70年代初那樣）不按照世界銀行的建議，設立國有鋼鐵壟斷工業也許是正當的。

以上就是我閱讀艾倫、安妮和阿爾溫德的評論的一些感想。我好比一個人寫了一本推薦地中海飲食的書，這本書被一個著名的反脂肪營養學家評論了一番，他本無心機地以為我推崇所有脂肪的有益品質，而我推薦的僅僅是橄欖油。這已經很不妙了，然后，后來的其他一些反脂肪的營養學家讀了評論文章，一看到“脂肪”這詞兒就起了巴甫洛夫反射，揮舞著美國的肥胖數據和蘇格蘭心臟病統計數據，控訴我促成了各種脂肪的過量食用。我很遺憾地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在拙作第三章結尾時說的話是正確的——“貿易對于經濟發展太重要了，所以不能留給自由貿易經濟學家”。

 譯者簡介：康健（1984-），中國人民大學-莫納什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王曉蓉（1967-），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咨詢部，經濟學博士，副館員。

[1]
      在托勒密的天文系統中，行星被認為是沿著一個稱為“本輪”的小圓周運動，其中心在以地球為中心的一個更大的圓周上運動，其軌跡為環繞地球運行的行星的軌道。——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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