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薩金特研究了經濟政策永久性調整對經濟的影響、理性預期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經濟史論和宏觀調控政策理論及實踐；西姆斯則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政策臨時性變動和其他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從以往的情況看，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頒給在理論上有重大創新，并對解決突出現實經濟問題有重要貢獻的學者。比如，1976年的獲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就是在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滯漲現象的情況下，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說，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體系。2008年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則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特征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成功預測了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當前，美國經濟持續疲軟，歐洲債務危機不斷加劇，世界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多數人預測今年的諾貝爾獎可能頒給研究政府債務和財政問題的專家，或是從事金融、微觀機制領域研究的經濟學家，因為這些正是目前西方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但意外的是，兩位從事宏觀經濟研究、推崇自由市場的新古典主義派學者最終獲獎。另外，自1995年盧卡斯獲獎后，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頒給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而同一個理論的代表人物兩次獲獎鮮有先例。這表明，西方經濟學界急切地想尋找一種藥方來有效緩解當前的經濟危機，并重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而不是單純提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主張。但遺憾的是，這個愿望看來落空了。不僅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頒給誰，著實為難了諾貝爾獎評委會，而且整個西方經濟學界也似乎有些病急亂投醫了。
經濟自由主義不是西方經濟解困的良方
這次獲獎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經濟主體是理性的，不會犯系統性錯誤，同時假定市場能夠出清，多數時候都處于均衡狀態。由此而來的推論就是政府失靈和政策失效，政府最好的策略是“無為而治”。同時，理性預期學派傾向于認為信息是完全的，金融產品之間沒有明顯區別，金融與經濟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可以被忽略，貨幣和金融體系只是覆蓋于實物經濟之上的一層面紗（這一“貨幣面紗觀”來源于19世紀末期瑞典學派創始人魏克賽爾的理論）。因此，理性預期學派本質上屬于新古典學派，奉行自由市場理論。
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盡管凱恩斯革命打破了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萬能理論，但后來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古典學派，仍然堅信市場是有效的。特別是“華盛頓共識”盛行之時，市場化、自由化被放在至高的位置，市場失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淡忘。
但這次經濟危機重創了經濟自由主義信條。根據自由市場理論，銀行家追求私利的過程提高了全社會福利，監管者通過解除或放松監管，也將促進私人部門繁榮，而事實上這兩者恰恰是導致此次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同時，危機表明，即使個體行為是理性的，整個系統的結果也可能非理性，市場不但不能出清，而且可能持久地偏離均衡狀態。亞當？斯密在其著名的《道德情操論》中，談到自利貪婪只是在市場條件下資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誡世人要講道德。凱恩斯在其金融不穩定假說中，描述了投機行為可能擾亂金融穩定，并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交互作用下導致經濟危機。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更直言不諱地指出，“有效市場假說”是經濟思想史上最驚人的錯誤，現實世界中，信息是不對稱的，是可以操縱的；經濟個體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往往存在“羊群行為”等非理性表現；市場不是完全有效率的。可惜的是，這些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深刻洞察與告誡，在危機前的繁榮時期，都被人們遺忘了。
凱恩斯主義也不是拯救西方經濟的靈丹
此次經濟危機也同樣沉重打擊了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長期以來，美國在國際上利用其儲備貨幣地位，以國家信用擔保民間信用，大量向新興市場國家等借入外債，導致消費過度和外部持久失衡；在國內，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國民過度舉債，超前消費，“寅吃卯糧”，透支未來購買力，導致居民資產負債表全面惡化，代際購買力失衡。而歐洲各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陸續推行高福利、高消費政策，實施全民醫保、縮短工時、失業和退休保險等，致使不少國家政府債臺高筑，出現巨額赤字，并最終釀成危機。
因此，歐美國家經濟危機盡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現行西方經濟運行模式的危機，都是由于其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奉行以消費促進投資和供給的理念，無限制擴大全社會需求，致使產出無法滿足“過度需求”而釀成的惡果。凱恩斯主義不但拯救不了滑向衰退邊緣的西方經濟，相反是導致這次經濟危機的理論禍端。
過度模型化是一種錯誤傾向
薩金特和西姆斯均為數量化大師，看重模型的漂亮形式，但不重視模型的實用性。當前，西方經濟學普遍強調數理模型，往往忽視理論和思想內涵，使得經濟學與現實經濟的脫節越來越嚴重。此次危機的發生，或多或少與基于復雜模型構建的金融衍生產品有關，而看似精巧的數學模型幾乎沒能為預測危機提供一點幫助。
過度模型化的另一個表現是西方經濟學對均衡的強調，由此帶來很多問題。首先，單純的均衡解忽視了時間的存在，只有結果，沒有過程。其次，現實經濟和金融運行始終處于非均衡狀態，非均衡是常態，而均衡是非常態。西方經濟學將均衡概念機械地用于解釋經濟和社會現象，也從根本上抹煞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區別。
西方經濟學能走出危機嗎？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一次嚴重經濟危機往往是經濟理論發展和創新的轉折點。18世紀后半葉，歐洲封建制度行將解體，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工業革命即將到來。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寫出了偉大的《國富論》，提出了市場經濟由“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的理論。200多年來，這一理論一直指導并促進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一定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經濟在光環下危機四伏，生產盲目擴大與有效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日益突出，接踵而來的“大蕭條”宣告了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破產。凱恩斯在其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常態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場機制并不能保證市場出清，政府有必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運行。凱恩斯的理論不僅解救了大危機中的西方經濟，而且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石，統治西方經濟學達數十年之久。20世紀70年代，“滯漲”現象的出現使得凱恩斯主義陷入危機，貨幣主義、供給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再一次重塑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隨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曾經較長時期被打入冷宮的經濟自由主義又一次成為經濟學的香餑餑。
2008年9月，擁有150多年歷史的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引發了席卷全球的經濟金融危機。與“大蕭條”和“滯漲”一樣，這場危機也是一次對既有理論巨型而真實的社會實驗。它表明，西方國家現有的經濟運行模式可能走到了盡頭。一方面，經濟自由主義難以克服人性的貪婪，市場并非有效，貨幣和金融體系也不是一層可有可無的面紗。“有效市場假說”的提出者尤金·法瑪，這位一直以來呼聲很高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兩度與諾獎失之交臂。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彌補有效需求不足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很可能導致過度需求和債臺高筑，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
那么擺脫危機的路究竟在何方呢？宏觀審慎管理、量化寬松政策和巴塞爾Ⅲ，都意味著不能讓市場自由化走過了頭。最近如火如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表明，要防止市場象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樣過度膨脹。而削減政府債務、取消高福利政策等，又顯示政府的干預也不能過度。
難道未來西方經濟學將走一條介于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之間的中間道路？不久前，美國政府將14.3萬億美元的聯邦政府借貸上限提高2.4萬億美元，但同時表示在未來十年削減赤字2.1萬億美元。這一看似矛盾的方案表明選擇的兩難：擺脫當前危機必須削減赤字和債務，但恢復經濟增長又得依賴消費和投資的擴大。諾獎得主西姆斯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對世界經濟如何走出困境“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也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歐美經濟將經歷一個長期的低增長期和衰退期，尋找有效擺脫危機的方法依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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