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集體利益，只有特定利益
共同富裕在印度只是夢

□ 環球財經記者  劉艷濤

在近幾年來中印比較、龍象之爭似乎已成“顯學”,印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又推動這種比較越發熱鬧。據稱，由于擁有“優越”的民主政體，由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驅動而不是外需拉動；由于印度服務業比重較大的經濟結構；印度可持續發展能力遠超中國⋯⋯諸如此類的邏輯在西方輿論和我國國內自由主義者中贏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同和宣揚。
2006年12月15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借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機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極力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今天中國的GDP約有一半貢獻給了投資和為世界其他國家生產凈出口，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費，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費占到其GDP的60%。”
無獨有偶，201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2010年印度經濟增長的預期為8.8％，10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將此預期提高到了9.7％。就連美國花旗集團2011年2月的一份報告也宣稱2050年印度GDP將躍居世界第一。
基于這些渲染，西方政客和某些媒體鼓動國際投資者投奔印度的信息此起彼伏。按日本財務省統計，2006~2008年，日本對印投資分別增長15.9％、27.1％，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以605家日資制造企業為對象實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資”調查結果也顯示，印度被視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資地。
可一切鮮亮說法和數據背后，還有一些數據與之相悖。2010年4月，印度政府統計數據顯示，印度人口約11.6億，但全國貧困人口總數達3.72億，比上次統計多出將近1億，而且貧困人口數量有增無減的趨勢正在蔓延。
2011年5月，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中心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印度貧困人口數量超過26個非洲赤貧國家貧困人口數量的總和。他們普遍營養狀況欠佳、熱量攝入不足、健康堪憂，文化程度尚達不到小學畢業。克里希那口中的手表、香水、下午茶時光及精英化討論，對大多數人來說就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玩笑。

“眾神之王”的失策
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印度人心中的“眾神之王”除了圣雄甘地還有一位就是印度前總理尼赫魯。1921年，甘地如此將初登政治舞臺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推向世人——“他的純潔如水晶通透，他的真誠凌駕一切懷疑。他是無憂無懼的騎士，在他的掌控下，這個國家便是安全的”。時至今日，在貧瘠的印度農村，完全未受教育的農民也會在家中掛尼赫魯的畫像。
不可否認的是，尼赫魯時代是印度最好的時代。在國際上，他主導通過調停朝鮮戰爭，獲得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在國內，尼赫魯通過推動譬如平價糧店制度等有利于民眾的政策，贏得了人心。但也是他的一紙公文，造成了印度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至今的貧困和分化加劇，也注定了這個以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度在近半個世紀里的動蕩和舉步維艱。
1947年印度擺脫了英國150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獨立。印度總理尼赫魯為了恢復英國殖民統治下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內經濟，從1951~1952年度開始積極推行連續多個“五年計劃”。但與甘地贊揚印度傳統村社生活中的自給自足和安貧樂道、譴責工業化是近代社會的萬惡之源的態度完全相反，尼赫魯認為：“上帝特別是窮人的上帝，窮人是上帝的驕子。這是一般的宗教態度。我不能了解這種態度，在我看來，窮困似乎是令人討厭的東西，應當反對和消滅，而不應加以鼓勵。”尼赫魯對工業化的推崇態度強硬而堅持。
在他的理念下，一種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和基礎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印度獨立后首先形成。印度政府將工業放在了比農業更加重要的地位，農業僅僅成為工業的一種附屬品，資本形成不足，前景黯淡。
尼赫魯也曾試圖推行農業機械化來改變印度的農業狀況。但是，印度的自然條件并不滿足農業機械化的基本條件，即土地占有規模大并且成片。同時，農業機械化必然會導致大量的農民轉向其他的產業，而印度又不具備安置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
這樣一來，在有限的農業機械化進程下，盡管有“綠色革命”的大幅度增產，但印度的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失敗的，農業發展幾乎停滯。
與農業發展困境相反的是，印度的服務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欣欣向榮。在“八五計劃”以及隨后的“九五計劃”公營部門發展項目開支中，科技與環境項目的投資從“七五計劃”中的1.4%增加到2.1%（后兩個計劃中的比例相同），投資金額從308.6億盧比猛增到了904.17盧比和1845.8億盧比。
時值21世紀初，盡管印度經濟正高速發展，印度的廣大農民卻獲益甚少。據2006年OECD（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2005至2006年度印度GDP增長率達8.4%，其中服務業增長了10.3%，工業增長了7.6%，而占總人口72%農村人口的農業僅增長3.9%。另據資料顯示，2009/2010財年，印度農業增長率更只有0.2%。

同一國度 不同世界
印度總理經濟顧問契特曾說：“印度經濟像一只孔雀，擁有非常漂亮的羽毛，但同時也有丑陋的腳。”印度社會中狂熱追捧、奉現代民族主義、民主和高度自決若圭臬的上層精英們，和仍然根深蒂固地凝結著專制威權的統治情結，并深深打上宗教、種姓的烙印的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形成了鮮明對比。
造成這種狀況的是1991年印度的經濟改革。當年，印度看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開放，也進行經濟改革。造就了一批超級富人，他們的老練或奢華絲毫不亞于西方富人。印度首富普雷姆吉，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排名第58位。《福布斯》雜志說，最富有的5名印度人總資產累計（248億美元）要高于英國前5富（242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8年3月1日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印度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收入分配不均現象加劇。1982〜1983財年，印度基尼系數為0.319，到1993〜1994財年降低為0.303，而到2004〜2005財年又上升到0.325。從1993〜1994財年到2004〜2005財年，最富的1%人口收入增加了70%，最富的0.01%人口收入增加了兩倍。而貧困人口則幾乎未能從改革中獲益。
同年3月6日公布的2008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似乎提供了佐證。根據該排行榜，2007年印度共有53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資產總和高達3409億美元，占印度2007年GDP的31%，遠遠超過中國（3%）和美國（11%）。
一邊是金錢成了數字符號的富豪，一邊是在生命線上掙扎的窮人。在孟買以北200公里的帕蒂帕達村，貧困落后舉目可見。每家幾乎都有一個腹部鼓脹四肢瘦弱的兒童。據官方的統計數字，2003年3月至2004年6月間，孟買周邊鄉村共有9245名孩子死亡。雖然當地政府否認這些孩子因饑餓而死，但醫院醫生說許多都是餓死的，官方則強迫他們在死亡書上填上其他致死原因。
 這里與孟買猶如兩個世界。印度目前有3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到1美元，占世界絕對貧困人口的1/4。世界銀行印度分行的經理M·卡特說，這個國家同時占據著“兩個世界”：第一個是經濟改革和社會變化已開始生根立足、經濟增長已改變人民生活；另外一個是，公民幾乎完全被公共服務、就業機會和光明前景忽略。
正如一位印度社會觀察家說，“印度的多元化讓人咋舌。你去看看手上的盧比，印刷著17種法定語言，而事實上我們擁有1000多種語言；信徒最多的印度教擁有3億多種神明；而政治上，我們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黨派，瓦杰帕伊政府創下過24個黨聯合執政的奇跡。在這個維度上，印度發展的緩慢低效，以及種種劣根存在，都情有可原。因為我們居然可以長期保持這個斷裂國家的穩定——在幾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游行、靜坐、絕食的環境下。”
如今，在印度眾多的旅游景點和涉外場所，一條醒目的標語隨處可見：“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議的印度）。“不可思議”成為這個古老并深蘊哲學傳統的國度為自己提煉的主題詞。事實上，印度的不可思議很大程度正來源于它極端的分裂感。階級之間、階層之間、種姓之間、宗教之間、性別之間、地域之間，橫亙著清晰且不易逾越的鴻溝。

丹特瓦達的槍聲
啤酒大王馬爾雅曾說：印度沒有集體利益，只有特定利益。而這是造成印度貧困和兩極分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與農業發展困境相反的是服務業卻躍升顯著，占據了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軟件外包和離岸呼叫中心的水準堪稱一流。早在70年代中期，印度就在孟買建立了電子出口加工區，成立了電子部。在西方媒體的話語表達里，中國被習慣性地稱作“世界工廠”，印度則被冠以“世界辦公室”的名號。而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和以傳統農業為主導的農村在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更是引發了收入的不均衡分配以及深刻的社會問題。
在印度，8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中的種姓制度在印度社會中根深蒂固。種姓制度把人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種姓為婆羅門，第二等種姓為剎帝利，第三等種姓為吠舍，第四等種姓為首陀羅。同時，在首陀羅之下，還有大量沒有等級的印度人，被稱為“賤民”，同時，印度只有2%〜4%的人口是婆羅門，他們占據著全國60%的工作崗位，而占總人口25%的賤民卻只有不到1%的工作崗位，并且大部分的低種姓人口都生活在農村，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
可以說，印度社會被人為地分成各個階層并且很難互相融合，其城市化進程從根基上來說就被人為地排斥。這也可以從一定角度解釋印度現在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少數高種姓的印度人在城市中擁有著不菲的收入和體面的社會地位，他們拒絕低種姓的印度人與自己生活在同一階層的社會中，共同分享印度經濟發展帶來的優越物質生活。
除此之外，印度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兩極分化，是印度種姓制度的社會外延。
據資料顯示，印度男性的識字率僅為55%和64%，印度女性的掃盲問題遭遇巨大障礙，成人識字率始終不足50%。可有意思的是，印度有很多國際知名的大學，如印度理工學院的優秀畢業生甚至可以與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和法國的綜合大學的畢業生相媲美，并且許多人已經成為美國硅谷中的領軍人物。但是，在印度的學生中，僅有10%的學生能進入大學，接受這種精英式教育，又只有更少的人能夠搭上印度軟件業的快車，分享印度經濟的增長成果。
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和讓·德雷茲給出以下幾點概括：第一，保守的高等種姓認為知識對低等種姓不重要或不合適；第二，某些激進地區相信現有的教育體系是壓迫下層階級的工具或殖民地時期的殘余。
有壓迫就會有反抗，極度的不平等和貧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也使得印度國內連年動蕩不安。
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爾邦丹特瓦達一陣槍響，戳破了印度“繁榮”的畫皮，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和切蒂斯格爾邦警察部隊圍剿印度共產黨反政府武裝不成反遭伏擊，80多名官兵喪生。此后幾個月，印度軍警又屢遭印共武裝打擊。
經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現行政治秩序將長期面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銳復雜的國內矛盾威脅，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政策還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反政府武裝已在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對現行政治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鎮壓反政府武裝的能力，其霸權主義色彩濃郁、超越國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燒身，加劇和制造矛盾。
其實早在2004年此種矛盾已然凸顯。2004年5月份議會選舉中執政的人民黨失利就是人們憤怒情緒的宣泄。新上臺的國大黨政府把彌合兩個印度的鴻溝作為優先的任務。在印度中部農村地區控制著一個“國中之國”的納薩爾派武裝分子，就試圖利用日漸上升的社會不滿情緒進行冒險。這一年的11月25日，納薩爾派武裝分子在一次伏擊中打死了17名警察，該組織的首領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只要窮人憤恨壓迫性的政府，我們的戰斗就會繼續下去。”
瓦奈克教授說，窮人正在覺醒，農村中的不滿情緒和年輕人的期望值危機正在加劇。展露的財富讓他們看到他們想要的那種生活，但他們旋即意識到，這種榮華富貴的夢想對他們來說無異于癡人說夢。
2010年，鑒于國內貧富差距過大的現實，印度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長概念。在就業、教育和福利制度等多個領域通過法案，旨在使多數窮人受益、縮小貧富差距。但目前仍無法預測其效果如何。畢竟，印度政府的行動能力，因新富人階層在稅收上的欺詐行為而大大地削弱了。正如印度慈善事業的最大捐助者，不是印度任何一位富豪，而是美國人比爾·蓋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