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都相信，國際經濟正處于危局之中。大家都知道危機會隨時發生，所不能確定的是危機到底什么時候會爆發。這種危機感對于社會的各個群體都是真實的。對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窮人來說，隨著物價的不斷變動，生活越來越拮據。中產階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受到大力的擠壓，有傾向于再平民化甚至貧窮化的趨勢。在危機面前，各國政府似乎山窮水盡，沒有任何有效的應對危機的舉措，很多政策表現得越來越自私，即只考慮本國并且是眼前利益，結果導致更大的危機。

　　即使是在危機中正在大發橫財的金融階層，也感覺到了危機的真實性。這個群體屬于少數，他們是危機的真正受惠者。各國政府為了應付危機，動用納稅人的錢給金融行業注入了大量的支持，使得“危機”變成了“機會”。但是，即使他們也知道，經濟的這種運作方式不可持續，只不過是這個群體也難以在任何意義上，超越自私，為他們自己長遠的利益著想。相反，他們正在變本加厲，利用這種難得的機會，大撈一把。

　　各個階層的人們等待著的危機，既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延續或者惡化，也是各國政府自2008年以來無能拯救危機或者拯救危機無效的結果。危機發生了，大家自然希望有拯救者。那么，誰是拯救者呢？市場還是政府？西方還是非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美國還是中國？

　　至少到現在為止，人們對所有這些問題還沒有確定的答案。沒有答案自然就沒有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忙于拯救經濟，對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源沒有深刻的認識，所以各國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不僅病情沒有好轉，反而有了惡化，甚至又出現新的病癥。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各國政府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推出所謂的“救市”方案，把大量資金注入金融市場，金融業開始復蘇。但不久很多信奉市場的觀察家開始盲目樂觀起來，叫嚷著要趕緊“退市”，即政府從市場退出。因此，人們的關注點就轉移到了如何“退市”。但沒有想到，退市政策還沒有執行，新一波的經濟危局又來臨了。

　　很顯然，2008年開始的國際經濟危局的根源主要是發達國家，即歐洲和美國。歐洲和美國，危機的表現形式不很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則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歐洲國家主要是社會福利制度危機，高社會福利推動著政府債務危機。這是社會主義過度的產物。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經不足以維持那么高的社會福利。而歐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繼續通過政治方法來維持這種社會福利，危機成為必然。美國的社會主義成分不像歐洲那么高。但2008年出現的金融危機，也是美國政府意在提高社會主義成分的產物。美國政府想解決住房問題，讓更多的低收入階層擁有住房。不過和歐洲不同，美國政府想利用市場機制來達到這個目標，結果放松了對金融體系的管制和規制，最終也出現了問題。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與其發動的反恐戰爭、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家也有關聯。戰爭所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也是通過市場機制獲得，這也促使政府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

　　兩大制度性矛盾讓危機不斷

　　自從危機發生以來，不能說西方各國政府不努力。實際上，各國已經花了很大的努力來應付危機。問題在于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卻不能應付危機，反而眼睜睜地看到危機的深化甚至發生新危機呢？這就需要人們“從現象看本質”，超越危機現象，深入到西方經濟制度的內部，找到產生這些危機的制度根源。不難看到，西方今天現在正面臨著兩大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即金融資本主義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以及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兩大矛盾既是危機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難以掙脫危機，更使得新危機不斷產生。

　　這里先先來討論第一大矛盾，即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金融或者貨幣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或者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國家已經從工業資本主義(或者制造業資本主義)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首先應當說明的，無論從規模還是從性質來說，當代金融資本主義已經和昔日的金融資本主義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資本主義是和實體經濟(制造業等)聯系在一起的，是為后者服務的，金融就是要為實體經濟融資。盡管金融資本也有“投機”性，但這種“投機”性的交易還是和實體經濟相關。

　　但在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那里，“投機”或美其名曰“金融工程”本身就變成了主體。金融不再是為實體經濟融資，而是為了更多的為自身“融資”，用錢來套取更多的錢。這一套利過程，又是通過無數的“衍生產品”來實現的，而衍生產品的本質，就是根據市場價格變化設計，并通過各種市場變化來獲利的“風險規避工具”，抑或數學化的賭具。因此，當代金融資本主義也被稱為“賭場資本主義”。

　　在過去的工業資本主義那里，人們通過勤勞工作、創造發明而致富，而現在這些品德在金融資本主義面前變得一文不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描述的那些導致資本主義成功的因素，例如勤儉、節約、勤奮努力等美德，已經被金融資本主義所拋棄。與產業資本密切的經濟民族主義也蕩然無存。如今的許多投資銀行家是沒有國家概念，沒有道德底線，也無所謂社會責任的人。從前有個“美國夢”，即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功。這個夢現在不再現實。金融資本主義不需要傳統意思上的勤勞、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機會主義”。

　　當今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也已經有了質的變化。現實的情況是，雖然實體經濟還是依賴于金融經濟，但金融經濟可以脫離和獨立于實體經濟而運作。這是一種單向面的依賴，即實體經濟依賴于金融經濟，但后者不必依賴前者。昔日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為給實體經濟融資，這是金融資本本來的意義。但今天的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目的已經不在此。金融資本控制大量的資本或者貨幣，其目的是為了更大量的資本或者貨幣。

　　金融資本主義扼殺經濟創新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貨幣資本主義。因為實體經濟仍然依賴于金融資本，今天很多制造業已經被金融資本主義所控制。金融資本也已經不是為了實體經濟的創新，而是在扼殺著大量的技術創新。一旦金融資本感覺到一種新的技術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或者沖擊的時候，擁有龐大資本的金融業就會買斷技術發明。

　　從前，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大魚吃小魚”，至少大魚把小魚吃到了肚子里，養大了自己。但現在不一樣。金融資本只是把“小魚”殺死，棄之于垃圾，免得“小魚”日后長大威脅到自己。(由于資本主義體系這個巨大的變化，原來經濟學的貨幣和實體兩分的概念不存在了。金融資本既控制貨幣發行，也成為了最大的“實體”，居于當今經濟體系的核心。)

　　在成為當今資本主義的絕對核心之后，當代金融資本主義明顯呈現出三大趨勢。第一是金融資本挾持了政府，甚至整個經濟。金融資本(例如華爾街)往往是“過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其邏輯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個經濟)拉倒；因此，你如果還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須把我救活”。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為了拯救經濟，美國政府動用了大量的納稅人的錢來拯救美國的金融業。但是，荒唐的是，金融業的復蘇并不表明實體經濟的復蘇。因此上面提到的單向面的依賴緣故，金融業一旦被救活，它根本沒有意向來挽救實體經濟，拉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相反，金融業還是根據自己的邏輯發展。當然，除了威脅政府，金融資本實際上也早已經開始操控政府決策。例如，西方國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稅的思想，意在遏制過度投機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這個思想還只停留在思想。要把此思想轉化成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難。原因很簡單，金融業用其巨大的財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也沒有促成美國政府推動這個立法進程。

　　第二，當代金融業不產生就業。不產生就業是當代金融業的性質決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資本最具有流動性，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資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拯救了金融業之后，美國金融資本并沒有意圖來擴大國內的投資，拯救實體經濟；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發展中國家，因為在那里，它可以獲取遠較國內高的收獲。

　　其次是當代金融業的技術性質。當代金融業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是用貨幣炒作貨幣，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電腦化的行業。從其所雇用的員工的結果來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術操控人員(那些畢業于著名大學的優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員)，不需要傳統金融業所雇用的大量雇員。因此，華爾街在不斷制造著富翁的同時也在解雇大量的員工。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最近抱怨說，失業已經成為美國的“國家危機”。這兩個特點，加上上面所說的金融對技術創新的扼殺，表明如果金融資本主義照此發展下去，其越發達，就業情況就會更加糟糕。

　　金融資本天然的反民主特質

　　第三，當代金融業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貨幣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馬克思的術語的話)，不管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這也是金融資本的本質決定的。只有當一切貨幣化了的時候，它們才可能成為“流動性”的一部分，才可以進入金融交易的過程。金融資本要求各國政府放松對資本的管制，要求開放資本賬戶，要求用貨幣來量化財產的價值，等等，這一切都不難理解。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金融業也不需要傳統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權力的干預。相反，在很多領域，金融資本主義需要政治權力來幫助推進事物的“貨幣化”進程。這典型地表現在新自由主義和專制政權之間的精誠合作。在一些專制國家，私有化運動遠較民主化國家來得有效和徹底，在那些地方，權力和資本的結合推動了私有化運動，私有化又推動著“貨幣化”，最終又服務于資本與權力。

　　誠然，并不是說沒有政府認識到貨幣化的弊端和惡果，但幾乎沒有政府能夠拒絕金融投機為其所帶來的“快錢”(短期內的經濟景氣)，并美其名曰“生產效率”。這方面，美國表現得最為顯然。因為政府需要大量的錢，就放松對金融業的監管，讓金融投機大行其道，在國內和國際興風作浪。對美國來說，因為其金融系統控制了整個世界，美國通過其金融業的投機，把其他國家已經貨幣化了的財富轉移到美國來。有這么大的好處，美國政府是不會對金融業實行真正有效的監管的，盡管金融業這樣做也在其國內制造很多問題。

　　有人指出，如果當時奧巴馬政府不雇用金融業者，而是來自實體經濟部門的人來做政府的經濟顧問，情況可能所有不同。這話并非沒有一點道理。雇用金融資本者做顧問，或許能夠看到金融資本是如何操作的，但是政府則很難對金融業出臺真正有效的管治和規制措施。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奧巴馬政府或者當今的其它政府，也都是GDP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在作怪。金融業是來錢來得最快的行業，有哪個政府真正想限制其發展呢？很多國家的政府寧可等待著未來更大的危機，也不愿或者沒有實際能力來促成金融資本的轉型。

　　作者鄭永年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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