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簡短的論文中，我們將探索一種研究經濟增長、創新和競爭的新方法，這種方法與演化和適應性系統的經濟觀相一致。新方法使我們有望對經濟過程提出新的理論見解，啟發經驗研究的新焦點，也有可能為基于計算方法的適應性過程建模提供新的機會。經濟轉變（economic transformation）是這種方法處理的核心問題，正是因為轉變，增長才成為可能。經濟轉變具有質和量的兩個維度，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是演化故事的主線。質量維度與創新過程、“新”經濟活動的引入和“老”經濟活動的退出密切相關。數量維度則與持續的經濟結構變遷過程是不可分的。我認為，創新和競爭作為共演過程的動態理論可以為二者之間的聯系提供說明。
在這種方法中，新經濟活動的創生起著特殊的支配作用，正如我們將要論證的，經濟轉變中主要的動態要素是新的經濟猜想、可獲利活動的理論和模型的生成，它們將在市場上得到檢驗。對于這種系統，人們會問“它有怎樣的創造力？”，“它將新奇猜想的生成和嘗試置于什么樣的限度之內?”，“作為一個試驗系統它具有哪些屬性？”（Eliasson，1996；Rosenberg，1992；Foss and Foss，1999）。這種視野實質上是對經濟知識增長條件的考慮，廣義上說，它是對把物質、能量和信息轉變為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的有用知識增長條件的考慮。因此，更一般地，在知識增長的條件與基本上是永無止境的知識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我們對于這些問題的基本觀點是：經濟轉變是一種演化過程，正如所有的演化過程一樣，它可以被分解為三種要素：行為變異或微觀多樣性；將變異轉變為經濟變遷型態（patterns）的選擇過程；產生和再生行為變異的發展過程。正是這三種要素之間的相互依存確定了經濟轉變的過程。尤其是，如果沒有發展，演化框架是有嚴重缺陷的。演化不能簡化為僅僅是變異和選擇問題。正是通過發展過程，我們才有了產品和生產方法的創新，通過選擇過程，才有了不同經濟活動相對重要性的連續變化。因此，轉變與增長之間的聯系取決于滿足經濟需要的“更好的”方式能否隨時間推移而提升其相對重要性。
在這幅圖景中，經濟的制度框架是極為重要的。資本主義的選擇過程本質上是以市場為基石的過程，市場的作用是協調不同的活動同時對它們進行估價。價格通過協調而形成，這些價格決定了基本的商業理論的獲利能力。然而，市場制度不能被視為自然給定的。市場的建立和運行都需要消耗高額成本，市場通過與標準有關的一套規則和商業活動的習俗得以運轉，它們由法律或行政程序或者是非正式實踐加以規定。大多數市場反映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交互作用。其它制度同樣對發展過程有實際價值。科學和技術知識的增長特別地依賴于公共機構和私人領域間的交互作用，二者共同形成了知識的生成和傳播系統。這些系統反映了勞動分工的發展，知識在組織和學科中的應用，在這種創新的傳播過程中，企業在對來自各種渠道的不同種類的知識進行搜集和組合上起著獨特的作用。由于這些更高秩序的制度和組織是演化的，它們要經歷變異、選擇和發展的過程，所以，經濟轉變包括了制度結構內的演化和制度結構本身的演化。據此，我們可以開始揭示經濟演化的不同層次之間的交互作用。
有增長無發展的經濟理論
首先簡要回顧一下已有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很有用的。直到最近，這種理論的核心思想具有兩個特征。第一，它不是一種關于經濟增長率的理論，而是一種總量經濟以外生比率增長的理論。本質上，該理論試圖解釋增長過程中的各種程式化事實，包括所謂收入分配和資本生產率歷時的持久性。第二，經驗上，技術進步的速度是增長率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它最終與新知識的增長有關。殘余生產率（residual productivity）的研究已經使其成為無可置疑的事實，盡管有人在要素投入的測量上，采用了更純化（refined）和理論上一致的方法試圖縮小這種殘差。然而，在這種純化過程中，兩個問題變得混淆了。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精確地測量生產函數的移動（Nelson and Winter，1974；Nelson，1981）；第二個是十分獨立的問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并不相同。的確，在一個資本—產出率不變和增長穩定的經濟里，用每位從業者的產出所測量的增長是技術進步的后果，要素積累不會獨立地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因為，如果資本累積起著獨立作用的話，那么經濟的儲蓄率將隨時間而變動，但看起來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論斷（Prescott，1998）。這一問題由厄舍（Usher，1980）給出了完美的澄清，他宣稱：沒有技術進步就意味著沒有增長。
現在這一問題的后果令人十分窘迫。經濟增長主要歸于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增長，然而增長理論卻對應用（applicable）知識增長的條件卻保持沉默。內生增長理論試圖填補這個漏洞（lacuna），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已由瓊斯（Charles Jones，1995）所發展，很值得簡要地回顧他的核心論點。
經濟增長由思想（idea）的增長所驅動，在一個以穩定比率增長的經濟里，思想的存量也將以穩定的比率增長。為查實這一穩定狀態，瓊斯使用了思想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 for ideas）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由馬克盧普（Machlup，1962）首次提出的。這個概念的基礎是信息的非競爭性，即在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中，思想可以被使用任意次數，更有實際意義的是，在新思想的生產中，思想也可以被使用任意次數。在任一時點都存在著研究者可以使用的思想，其存量規定了尚未解決的一系列問題。給定思想存量，更多的研究努力最終會造成收益遞減，然而，研究努力也會產生新思想，進而改變了仍需解決的問題存量。在這種連鎖反應中，發揮作用的是作為自動催化（autocatalytic）過程的思想創生的動力學，即思想產生思想。這使馬克盧普對下面兩種情形做出了有趣的區分：擴大未決問題存量的新思想的發現（agenda increasing ideas）和減少未決問題存量的新思想的發現（agenda reducing ideas）。這些變化改變了當前研究努力的生產率關系，進而刺激資源向研究的傾斜。假定思想增長率取決于當前的研究努力和思想存量，使用同樣的框架，瓊斯確定了思想存量可以以恒定幾何速率增長的條件。如果這一速率存在，它將與當前研究努力的增長率成比例。瓊斯使之等同于人口增長率，他必須這么做，因為在穩定增長中，人口對任何活動生產的貢獻必須為恒定的。這一穩定狀態存在的條件是，思想增長率與思想存量之間的彈性小于1，這與減少未決問題存量的知識增長模式相一致，至少在比例意義上如此。但彈性依賴于什么，他沒有說清楚。
詳細闡明上述理論的原因是，與我們這里要討論的框架相比，瓊斯研究知識增長與經濟增長的方法處于矩陣中對立的另一端，這就是值得我們仔細陳述它的原因。
導致兩者產生不同的第一個來源是思想自身或其實際應用以穩定速率增長的概念。知識孕育知識是一個完全合理的想法，但它以穩定的幾何速率增長看起來似乎很難理解。甚至研究努力在總量上以穩定速率增長的想法也不含有研究產出穩定增長之意，這種觀察確實與科學和技術的增長歷時不均等相一致，就更別提應用速度的不均等了。問題就出在總的思想存量這個假定。思想是添加、相乘？還是以流行的組合方式相加的？在哪種情形下，思想存量的增長快于指數增長？無論是哪種加總過程，我們是否需要權數（價格）？例如，有了這個權數，有機化學中的思想才可以與保險服務生產中的思想結合起來。但這些權數是什么并不明顯，確實它們不會在市場價格中被發現。但是，如果把思想拆分成相似的群組，我們將遇到另一種困難。也就是說，對所有種類的知識來說，如果我們假定研究努力以相同的速率增長（從投入方面來看這是穩定增長的條件），它也將意味著不同的思想存量無法以相同速度增長，這使產出方面的穩定增長成為不可能。
看來很清楚，困難的根源是雙重的，它與宏觀經濟層次上的加總和穩定的知識積累速率的概念有關。這兩者都與把增長視為轉變的思想不一致，因為其定義已排除了有關經濟增長的所有程式化事實中最普遍的因素：結構變遷。在產品、生產方法、企業、產業、地區及整個經濟的相對重要性上，如果沒有持續的變化，增長就無從發生，結構上的這些變化是增長過程的一種結果。就像圣哲洞穴墻壁上的幻影一樣，經濟過程很容易被遮蔽：實際上它們就是增長過程。宏觀增長理論本質上的謬誤就在于沒有認識到結構變遷正是增長發生的方式。正如更明確地使用了演化方法的“新熊彼特”學者一樣，研究經濟、技術和企業史的學者很早就理解了這一基本論斷。兩次大戰之間的增長“理論家”，包括楊格（Young，1928）*、庫茲涅茨（1929）和伯恩斯（Burns，1938）也理解了這種事實。接受這些思想就意味著拋棄宏觀經濟學的方法，并抓住微觀差異和多樣性。這也是許多對北美制造業經濟進行詳細的縱向數據的研究的學者們得出的結論。他們在下面的問題上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生產率差異廣泛存在，甚至在同樣狹窄的產業內企業間仍然存在，差異歷時而持久存在，相應地，不同企業、產業的相對重要性的變化對總生產率的增長過程有貢獻（Foster et al.，1998；Bailey，1992；Baldwin，1995；Bartlesman and Domes，2000）。從這項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把微觀差異（本例中它與生產率和生產率增長相關聯）等同于只是對一般生產率水平的隨機偏離，有許多原因可用于解釋企業間存在的差異。這支持了一些管理學者有關企業異質性的論點，即每一企業都將在經濟記錄中寫上自己的簽名（Metcalfe，1995）。研究增長就需要一種非常不同的方法，演化觀的視角就是具體的體現。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視角的改變使理解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學方法成為第一個受害者（casualty）。我們可以在宏觀上對經濟加以測量，但這么做就必然把細節平均掉了（averages away），而這些細節對理解經濟增長過程是重要的。這決不是一種舍掉不必要的細節求得本質的統計問題。相反，正是在特定的市場情境中，行為和協調過程的微觀差異規定了增長是其后果的轉變過程。第二個受害者就是代表性行為的概念，或者更精確地說，整齊劃一的企業和家庭概念。我們的基本論點是，統計意義上的代表性行為在經濟轉變過程中也具有新生性質，更別提在不破壞所謂的行為一致性前提下引入創新有多么大的困難。因而，代表性行為的概念只不過是分析的產物，而不能成為其基礎的一個假定。群體中的代表性行為也會變化，甚至當他們的個體行為并不變化時亦如此。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一個多樣化行為的微觀世界中，在任何給定情形下，什么是代表性行為取決于個體行為被市場及其他制度協調的方式。當然，沒有更困難的概念要比企業家這個概念使代表性行為者的術語難以處理了。而且，由于企業家是變化的引導者，他們無法生活在均衡中，他們所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遠離均衡的經濟。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就與把新奇行為引入到經濟中聯系在一起的。顯然，在對經濟的演化適應性解釋中，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必須占據著特殊的地位。
研究視角最后一項改變特別難以處理，因為它涉及到拋棄經濟均衡思想的主張。它意味著經濟中不存在某種模糊的“長期”收斂于此的吸引（attracting）狀態。在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第一，經濟組織中的主導過程是協調，市場上買賣計劃的相等是關于特定時期的。如果我們確實認識到它的短暫性，正如它的開創者林達爾（Lindhal）和希克斯（Hicks）那樣，那么把它看作暫時的均衡也沒有錯。但把它看作暫時的秩序要好的多，因為它也是由協調引致的，是秩序而不是均衡（Loasby，1999）。當然，協調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層次上，我們可對協調做出以下三種區分：在給定產品種類的市場之中的協調；這些市場間的協調；最高水平的資本市場上儲蓄與投資的協調。這些不同層次上協調的相互聯系塑造了轉變過程，繪制了相應的演化圖景。第二個基本問題與知識的積累過程有關。知識不能在情境或時間長廊之外得以積累。因此，大量的知識來自市場過程的指引：供給者和消費者在市場過程中學會生產什么，從誰那里購買。這一事實把演化解釋和奧地利理論某些看法聯系起來了，后者將經濟演化看作是一個發現過程。接下來的推理是，當前每一暫時的秩序在其內部創造了改變該秩序的條件，對于創新追求中積累的知識來說，這是特別真實的。這正是熊彼特特別熱衷強調的論點：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自內部。當我們認識到所有的經濟過程都是在真實的時間中發生的，純粹的（mere）時間片斷意味著經歷事件并獲得新知識，那么這一論點就得到強化。如果我們努力去假定一些均衡狀態的存在（趨向均衡的運動不變），那么上面的兩個問題就顯得漏洞百出，因為這等于說當我們到達均衡時所持有的知識不變。除了正式的逃避問題外，它對于我們毫無意義。簡言之，當經濟處在均衡之外時，它就保持在均衡之外。但它們總是表現為秩序（如果可用術語表述的話），該秩序反映了由此引發的協調的型態。注意，這一論點比正反饋出現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更為深刻。這是由卡爾多提出的論點（1934），甚至當所有的生產和營銷過程在傳統意義上屬于收益不變類型時，它仍然會產生。正是趨向某種“均衡”的運動過程導致了均衡的消失。羅賓斯（1930）對此做出的區分也有助于我們對它的理解。靜態意味著保持給定的相關數據不變，在此條件下趨向均衡的問題也不曾發生。為了假定均衡，經濟必須處于這種狀態。相反，在靜態中保持不變的是生產要素的供給條件，以致于供給根據盛行的條件進行調整。均衡增長理論是這種靜態的一個特例，在這里，經濟活動的結構不隨時間而變化，盡管經濟活動的規模不是這樣。現在，核心論點是人們不能使知識的供給條件保持不變，正如我們已知的，知識是增長的關鍵。由于新知識的供給條件依賴于當前的知識狀態，沒有知識的變化，人們就不能進行經濟活動。當然，在現代經濟中，由于把非競爭性資源的部分配置到了知識的獲取、傳播并通過教育過程在人口中得到具體化，這種狀態就被強化了。
因而，如果我們把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變（它與實踐知識的內生增長相關）聯系起來，在我們開始對經濟增長進行思考時，我們就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非加總的和遠離均衡的思考方式。這就是演化的適應性方法的道路，現在我們就轉向對它的主要特征的研究。
演化內核：個體群方法
自然地，演化理論是對世界變遷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釋。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它們是關于一般動態過程中，所謂的實體（entity）的差異在絕對和相對數量上的重要性方面增長和衰減的理論。正如溫特所強調的，它們是關于生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的理論。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者來說，對經濟現象演化解釋的發展為他們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使創新、競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顯得特別有意義。在他們看來，均衡中的資本主義在術語上是矛盾的，這些思想特別強調把經濟轉變看作漲落（flux）、增長看作發展。那么，演化理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這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因為進化綜合論是一個已得到相當大發展和爭論的主題（Depew and Weber，1995，1999）。廣義的綜合選擇主義（synthetic selectionist）的內核已經遭到挑戰：一方面來自贊成偶發事件（contingency）和隨機漂移（stochastic drift）的言論；另一方面來自贊成新的自組織和非線性過程動力學的主張。與迪普和韋伯一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發展是對演化方法的豐富，它是一種對選擇、機遇和非線性動力學需要同時接納的豐富。畢竟，經濟是由大量的行為者通過許多種局部聯系并遭遇到大量噪聲的狀態中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確切地說，這就是復雜、適應性和演化的經濟變遷型態面對的條件。
在最近的對非線性經濟理論的概述中，布羅克（Brock，1999）提出復雜應包括下列生成系統（generating system）的維度：散布的交互作用、無指導之手的自組織、不同水平層級的聯結、永久的新奇、持續適應和偏離均衡的動態。相反，對演化過程的綜合解釋只強調三因素，它們是：變異原則，即一個相關群體的成員在傳遞選擇信號的特征上的變化；遺傳原則，即個體特征可通過合適的機制歷時被復制；選擇原則，即在特定環境下實體間的交互作用必然使一些實體具有更好的適合其生存和增長的特征。請細心地注意到，生存和增長不是實體的特征，而是它們卷入選擇過程帶來的后果。正是這種混淆常常使人們得出選擇理論是一種同義反復的錯誤的概念（Sober, 1984）。
現在布羅克所宣稱的這些屬性定義了復雜系統，可以很方便地被結合到更傳統的演化三步曲之中。因此，永久的新奇就與變異的創生有關，并使選擇過程遠離均衡。散布的交互作用是定義選擇過程的另一方式，交互作用的層級抓住了這樣的要點：選擇（和發展）可在多種相互依賴水平上進行。持續的適應是變異選擇過程的結果，秩序從中誕生而不是從上層強加而來。自組織（或奧地利學派的自發秩序）成為通往無意識或局部設計（local design）的通途。如果這種描繪是正確的，那么，在老的綜合和新的自組織復雜領域看起來幾乎沒有不協調之處。然而，這些不同方法間交互作用的成果需要得到詳細闡明。我們的猜想是，有關增長、創新和競爭的研究將為此提供一個適合的透鏡。
演化內核的顯著特征就在于，它關注的是群體和用群體統計特征的變化對演化的測量。這也就是說，它們關心的是給定群體中某種行為變化的頻率。哲學家們將之稱為個體群方法（population approach），把它與本質論方法（typological approach）相對立。后者關注的焦點是理想類型，在這種本質先于存在(essentialist)的思維方法中，所有對理想類型的偏離都被看作是偶然，它們不過是暫時的干預所導致的無足輕重的畸變。所以，它們將被忽略不計。正是這種推理導致了整齊劃一行為者的假定，這被演化主義者所深惡痛絕。在個體群思維看來，多樣性不是隱匿在基本（underlying）實在之后起干擾作用的困難（complication）；它就是基本實在本身、是變化的先決條件。有鑒于此，演化理論常被等同于統計理論（Horan, 1995）；不是在概率意義上的，而是關于在選擇和發展的壓力下總體分布的統計動差（statistical moment）如何隨時間而演化的理論。當然，這些動差由群體成員的數據組成，它們是描述性集合，不是任何個體的代表者，它們就是群體的代表。因而，有關個體群思維和選擇的基本論點是決定論過程引起統計上的變化。這沒有一點與選擇過程的運行或基本實體特征的隨機變異不一致。確實，按照選擇中性理論，不傳遞選擇優勢的特征歷時隨機漂移。這兩種方法是完全相融的。
很顯然，選擇單位和選擇環境在演化理論中要做出基本的界定。選擇單位是指如下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在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選擇環境則獨立于實體，它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framework）。在經濟演化中，它常常被指定為市場協調過程的一種形式，在這種市場協調過程價格得以被確定。現在，對選擇單位和選擇環境的界定需要仔細對待。在某種層次上的選擇單位在另一種層次上可能就成為選擇環境了。例如，當考慮它的內部發展及如何隨時間而演化時，原本在競爭過程中被看作選擇單位的企業就變成了它自身的選擇環境。這不是一個障礙，而是能豐富演化方法的有趣的挑戰。同樣使演化方法豐富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選擇單位不把選擇環境處理為給定的參數。例如，企業可以付出大量努力，以一種占優勢的方式建立一種選擇環境（當企業創建的專利標準成為市場標準時）。類似的，當出現特別稅、關稅或補貼時，企業可以將這種選擇環境轉化為它們的選擇優勢。演化方法需要認識到，選擇環境由參與其中的行為者構建而成，也可由外來的參加者規制而成；它們不是自然給定的，這就使我們有可能把選擇環境的構建看作“更高的演化”過程。上述討論與從波拉尼（Polanyi，1957）開始的經濟—社會文獻存在著強有力的聯系，后者強調制度化和經濟與社會過程的相互嵌入。
還有另一個理由用來說明，研究競爭、創新和增長的適應性演化方法不同于它的生物對應物，其原因就在于人類能動性的目的維度。當然，個體在獨個兒的當時采取行動，這也是確實存在的情況。這必然就使選擇僅僅限于與當時相關，但這并不妨礙對過去選擇結果的記憶和對未來的預期，它塑造了相關行為者的選擇特征。在任何取決于真實時間的任何過程狀態的解釋中，記憶和預期必定發揮著作用。顯然，這種解釋不可能是普遍意義上的理性的，也不可能是所有行為者以同樣的方式理解經濟過程的運轉。的確，時點的思考就足以使我們看到，與他人預期的不同正是變異發生過程的核心。而創新和創新戰略正是特異預期得以形成的過程。競爭過程的要旨就在于比競爭對手具有更好的世界模式，而不是與競爭對手在同一世界模式中競爭。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教訓：關鍵性的是要認識到演化解釋內在地不是生物學解釋，演化理論具有獨立于其應用領域的自身的邏輯。
兩階段和三階段過程
經濟演化通常被闡釋為包括先前變異（prior variation）和事后選擇（subsequent selection）的兩階段過程（Mayr，1982）。然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雖然這一概括在演化動力學中給我們不少啟發，但顯然它只是任何演化理論的一部分。關鍵步驟是要認識到，任何選擇過程都要摧毀其賴以存在的多樣性（variety）：正如列萬廷（Lewontin）所言：“演化消耗掉了它自身的燃料”。因此，演化理論不僅需要解釋個體群中最初存在的大量的多樣性，而且需要解釋這種多樣性的歷時補充（replenishment）。如果沒有新的變異（variety），演化過程將衰竭。
發展過程為這一謎團提供了答案，于是演化就成為包括行為多樣性的生成和毀滅在內的三階段綱要。經濟演化尤為如此，熊彼特對它的特征做出了簡要的表述：“創造性毀滅”，納爾遜和溫特（1982）以來演化增長理論的主要文獻對此也表示認同。而且，正是選擇過程和發展過程的相互依賴才構成了對演化增長內生解釋的關鍵。選擇過程的結果塑造了發展過程，反之亦然。從任何對創新、企業家精神及其與競爭過程的關系的經濟解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企業所掙利潤是競爭過程之結果，同時也是為新奇的生成提供可獲資源的重要決定因素。現代政府投入大筆財政收入，為新思想的發展和傳播提供資金。市場規模和市場上形成的相對價值誘導發展過程沿著合適的方向進行。通過這些方式，選擇過程影響著發展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看，發展改變了相關的選擇特征，進而將不同的選擇優勢在群體的實體間進行再分配。于是，對經濟轉變的速率和方向而言，選擇和發展過程之間的依存關系是重要的。新思想并不總是由那些最能盈利的或規模最大的企業提出進而改變一個產業的；新思想通常是由在另一產業內運營的企業或一個全新的有冒險心的企業提出的。這已經被企業的、技術的和經濟的歷史充分證明。然而，在給定的情境下，這種依存關系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又取決于發展和選擇過程是通過何種方式形成的，完整的演化理論應該通過更高秩序的變異、選擇和發展過程對這些形成的特征加以解釋。因此，對政策和國家作用的解釋，對相應的公共和私人領域邊界的解釋，在這里也是相關的。那些在發展過程中與企業間和企業與其他組織間協作相關的現象也能在此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下面我們將對此多說一點。
與演化解釋分析框架相關的是，選擇與發展之間存在著正反饋關系，并伴有大量的噪音因素減弱這種正反饋。一般而言，發展是與選擇相關的自動催化（autocatalytic）過程，是一個新知識驅使經濟遠離均衡的永無止境的過程。類似地，經濟轉變也是永無止境的，這恰恰是因為信息生成和信息向實踐知識的轉化過程是自動催化和永無止境的。這正是經濟體系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其歷史是永無止境的原因。馬歇爾（1898）認識到，經濟活動直接和間接地改變了知識，知識的每一次改變都為行動的改變創造了條件，這又進一步導致知識的改變，永無止境，人們對此完全無法預測。經濟體系必然是“永不停息的”，時鐘決不會倒轉（福斯特，1993），這就是資本主義組織體系獨特的性質。而且，組織體系是競爭性的，這并不是因為它們具有均衡屬性，而是因為每一種經濟狀態在迎接挑戰上都是開放的；正是新奇的生成成為戰勝這些挑戰的手段。市場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們促成了對新機遇的調適，同時創造激勵以誘發對現狀的新挑戰。它們在靜態意義上是否有效率并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市場機制具有使經濟體系向更有效率狀態演化的能力。這正是知識的自組織為什么成為演化故事的一個基本部分的原因。在這里，波普（Popper，1985）對我們是有幫助的，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澄清了知識的累積是一個擴展（unfolding）過程，已有可能性的實現使新可能性的明確提出（specification）成為可能。由于所有的知識都是臨時的，所以我們只能局限于我們目前的所知，一直到某些更好知識的出現，無論對經濟世界的猜測，還是對自然和人為世界的猜測，這都是真實的。正是知識生成知識這一事實把選擇和發展聯在一起，使經濟演化表現出正反饋過程的特征。復雜適應性的演化過程為我們捕捉這一動態提供了最有希望的方法。
復制器動力學（replicator dynamic）：選擇、秩序和協調
如果演化是新奇和漲落的雞尾酒（cocktail），那么，在一般分析水平上，我們如何創建任何使理解成為可能的論說框架（semblance）？秩序和協調之間的聯系為此提供了線索，并就演化的方向和速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邏輯。在本節，我們將考慮演化過程形式化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模仿者方程（replicator equation）。自費雪（Fisher，1930）以來，它就成為研究選擇過程的主要工具。該方法運用了選擇特征分布在統計上的特性，用分布中的群體動差（the population moment）來解釋演化的變遷。即便在一個實體特征固定的群體中，也存在著群體水平上的演化變遷，這正是復制分析的主要見解。而且，我們可以將選擇單位等同于經濟單位（或簡言之企業），從而直接將復制過程與競爭過程的思想聯系起來。
就增長理論而言，模仿者也激發了這種思想：群體中的不同實體在增長率上不同但又相互依賴，不同的增長則直接把我們引向了結構變遷。關鍵性地，實體或實體任何系綜（ensemble）的增長，不能被視為趨向某一吸引點（attracting point）的收斂過程；由于我們先前討論的那種力量，這種狀態不可能存在。相反，模仿者界定了分布動態，實體相對地位的變化取決于它們特殊的選擇特征如何圍繞著當前群體平均值而分布。所有動態運動都要遠離平均值原則。這些過程具有許多一般性特征。
由于每一選擇特征歷時變化，而且它的變化取決于其特征及當前群體中其他特征的分布，因而群體就平均化了。這是剛才我講的費雪定理的結果（Metcalfe, 1998）。
無論個體特征是否代表了實體層次上的某些優化原則，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群體演化確實反映了優化原則。即，在復制器動力學中，適宜群體平均值的變遷速率比任何其他選擇過程要快。
因為動態運動不是由對吸引子（attractor）的偏離而引起的，所以這一方法避免了許多與多重均衡有關的困難，避免了均衡的變動快于作為基礎的調適過程這種情況。
在選擇和發展的示例性模型中，使用模仿者過程只是一個序幕，但它有助于我們更正式地勾勒出該方法的一般特征。
考慮一組數量固定的實體，每一實體用選擇特征向量x加以描述。這些特征是實體的固有屬性，假設它們此刻保持不變。在同一選擇環境中交互作用這一事實使它們構成一個群體，同時正是對同一選擇過程的體驗（experience）才決定了某一實體是否為群體中的一員。交互作用過程對選擇特征加以評估，理論上將它們轉化為選擇優勢的分布，正是這些優勢決定了其在群體中增長率gi的分布。在任一時點上，群體結構可用每一實體所占整個群體的份額si加以描述。
現在考慮群體中某些選擇特征xj。平均值由xj = ?sj xij定義。對決定過程而言，這一平均值的變動率為
現在
這里，g = ?si gi是整個群體上升的速率。從這里，我們得出了費雪定理的第一陳
述。
這里我們用所求（in question）特征與實體增長率間的協方差（用群體份額作為權數）來測量該特征群體平均值的變化率。也就是說，演化等同于交互作用（correlation），選擇理論解釋了這種交互作用是如何被決定的，它怎樣隨時間而變化。這一協方差是基本協調過程的產物，它取決于選擇特征如何轉化為選擇優勢。注意差異增長理論是如何一開始就建構在這種分析之中的。任一實體，一旦其增長速率快于群體平均增長速率時，它的相對重要性就會上升，其選擇特征型態就會對相關群體的平均水平產生更大的影響。平均實體——如果你愿意可以稱為增長率的代表性實體——在群體中的相對重要性恒定不變。這也是為什么它是代表性的原因。差異增長與結構變遷二者間的聯系（link）導致了費雪定理對增長率的獨到解釋。根據對g的定義，可推知
這里，Vs(g)是群體中增長率的方差（用si表示權數）。如果個體增長率恒定，則它給出了費雪基本定理（Fisher’s Fundamental Law），即
這樣，選擇總是提高群體增長率，用他的話講是群體的平均適應性。相反，如果假定平均增長率是固定的，那么
平均而言，單個實體的增長率必將隨時間下降。這與早期的增長經濟學家（Kuznets，1929；Burns，1934）所講的減速的增長相對應。
發展是如何安置到（fit into）該圖景中的呢？利用特征xj的平均值，我們很容易的就加進了第二階段的發展，于是
平均值的變動率是選擇和發展效應的總和。（當然，根據離散原則（in discrete terms），也將有第三階段的交互作用。）。發展效應反映為市場份額的擴大，它用來權衡單個實體的發展平均值。
將上面的思想放在一起，我們就得到了創新、競爭和增長理論的主干（backbone），下面是一個說明性例子。
一個說明性例子
下面的例子將為選擇、發展和它們間的交互作用提供一個最簡單的連貫的解釋。它是一個極為簡化的模型，而在更一般的演化過程中，群體中的實體擁有不同的多重選擇特征，情形要比這復雜的多。
考慮由n個企業組成的一個群體，每個企業生產同樣的產品，企業間的區別僅僅是產品生產中單位成本的不同。單位成本hi獨立于企業運行范圍之外。該產品市場是完美的，因而每個企業都要求為產品設定相同的價格p，每一單位產出所獲利潤為p = hi。企業在生產能力擴張中拿出同樣份額的利潤（每一產出單位）用于投資，它們有同樣的資本—產出比率。于是，每一企業的增長率僅為
這里f值等于投資的每一單位資本存量所獲的利潤。
在每一時點上，每個企業的產出是企業群體總產出的一部分，用si表示。產出的總增長率為 ?si gi = g，假定這一增長率與市場需求的增長率相等。
這些假設界定了一個簡單的以復制動態為基礎的選擇過程。于是，任一企業的市場份額的變化率為
將它與（1）合并，變為
它是與平均的復制動態過程的基本距離。
群體結構將發生連續的變化，無論何時，那些比群體平均水平更有效率的企業將提高其市場份額，而對那些效率低于群體平均水平的企業而言，情況則恰好相反。選擇產生了轉變，這是市場對單位成本存在微觀差異的企業進行協調的結果。
這一論斷的意義在于，hs － xi的區別不是恒定的，它隨市場結構的變遷而歷時變遷。變遷的型態以我在別處所講的費雪定理為基礎，該定理由卓越的英國遺傳學和統計學家費雪（1930）首次提出。
進而，考慮群體中平均單位成本 的變化率。由于此刻 是固定的，
這里，Vs（h）是產出份額，用來測量群體中企業單位成本的方差。根據費雪定理，通過有利于更有效率的企業產出的再分配，選擇降低了平均單位成本。
該過程單獨就能使 收斂到最有效率的企業的單位成本上，而其他所有企業的市場份額趨降至零。簡而言之，由于群體中一切有用的多樣性都已經消耗殆盡，選擇過程將停止。鑒于此，我們需要一個通過對單位成本的分配再生出多樣性的發展過程。
發展
盡管顯然有許多方法可以把單位成本的創新引入到我們的分析圖景中，但我想使用的方法仍然以古老的技術進步函數思想（Kaldor，1957）為基礎。這里我們引入動態報酬遞增思想，即企業投資和增長越快，其生產率上升的速率或單位成本下降的速率也就越快。于是，令
其中β表示報酬遞增彈性，ai表示企業特異的創新速率。在這個技術進步函數中，增長率的出現是選擇和發展交互作用（link）的結果。選擇決定了增長率的分布，而作為其結果的技術進步改變了單位成本的分布。選擇和發展是相互依存的過程。
于是
是群體中單位成本平均下降速率。在該表達式中，正是協方差 和 項才將選擇和發展聯結在一起。現在我們容易得到 。結合選擇和發展，平均單位成本的整體下降速率就變為
這就是我所發現的最基本的講述特定企業群體內演化故事的方法。市場增長的越快，單位成本下降的速率也就越快。創新的平均速率越大，單位成本下降的速率就越快。在有些情景中，把ai看成是由隨機過程生成的并把as看成該過程中期望變動的時間也可能是有幫助的。
至于其他項，Cs(h, a)表示單位成本與創新速率二者間的協方差，其值也隨著隨機創新的速率而歷時變動。但Vs(h)是關鍵項，它通過系數f(1－b)將選擇和發展聯結起來。
盡管這個分析框架十分簡單，但該原理同樣適用于當企業具有復合的選擇特征，以及考慮企業的進入和退出時的情形（Metcalfe，1998）。
知識體系與勞動分工
盡管上文陳述的這種簡單的思想有助于我們闡明知識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這種方法的效用也僅限于此。它確實把我們從由總生產函數、完全競爭和經濟均衡構成的線形思考方式中解放出來。我們可以將微觀差異、創新和市場協調的作用結合起來，得出一種遠離均衡的關于經濟是如何增長的解釋，將其取而代之。即，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將新奇的創生轉化為競爭過程，進而引起經濟轉變和結構變遷。它們確實為我們開辟了一條以非線形適應性過程為主旨進行正式建模的新路徑，。然而這顯然是不夠的。除了市場之外，資本主義還有其他更多的運行機制。我們對發展過程的強調允許我們去探索其他的——尤其是那些指引和限制知識增長的制度框架的作用，去探索這些制度是如何與市場過程交互作用的。多西（Dosi，1997）把“技術軌跡”看作是研究與創新相關的新奇理論的基石，這是一個有用的起點。它告訴我們，知識并不是隨機增長的，相反，它根據指導的變異規則運行，與之相伴的則是強有力的對任何技術機會搜尋的約束。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商業機會。在對經濟變遷型態的解釋中，創造力約束和創造力激勵同樣重要，許多約束根植于諸如那些以知識為基礎的信念（profession）等制度之中。
第二個起點是在創新體系思想上經驗的和理論的研究（Freeman, 1987；Nelson，1993；Carlsson，1995；Edquist，1996）。這些思想可追溯到亞當·斯密和他的真知灼見：知識的生產和應用反映了勞動分工，“哲學家和專業化者”之間的分工特別重要。在現代創新體系中，它反映為實踐知識生產中日益增加的迂回過程，組織專業化、學科專業化和知識類型的日益多樣化。這種系統觀要求在不同分析范圍上對活動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連結（connections）做出區分。然而，勞動分工隱含協調之意，而知識市場并沒有為其提供協調；這不是一般規則。知識生成和組織使用間的交互作用典型地圍繞網絡而建構，網絡內相互的利益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協調。現在，這些相互聯結（interconnection）型態不僅對于新奇出現的速率和方向是決定性的，而且它們自身也被更高秩序的制度化過程所解釋。人們不禁要問：創新體系是如何出現、發展和陷入衰落的？
下面是對這一系列問題的一個回答。在一個經濟體內，國家的和產業的專業化組織及其形成科學技術基礎的能力，并不是靠其自身單獨形成一個創新體系的。它們通過對新知識的積累、儲存和傳播而形成創新體系，但這并不能單獨的生成新奇的創新。在這種情境中，正是企業扮演著從相關的科學和技術體系中獲取能力進而形成創新體系的角色。創新體系由地方構建，用于加強特定企業的競爭優勢，而在單獨的企業或企業群對競爭優勢的搜尋中，創新體系得到積聚和拆分。創新體系中各種組織間的聯系型態是流動的，這使企業在創新過程的聯結中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它們是唯一擁有創新意圖和戰略利益的組織，是唯一能將如此之多的分散的科學技術知識與市場和組織知識結合在一起的組織。它們的創造力在于這種組合作用。這一系列論證的明顯結果是市場過程與創新體系過程的共演（Nelson and Sampat，1999），它們彼此相互滲透，一起出現、增長和衰落。這里，我們再次給出了關于經濟增長的形成中選擇和發展過程交互作用的不同的理論視野。
總結性思考
總之，上面的討論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強調新奇、創造過程和交互作用行為者之間協調的重要性，進而確認為什么經濟學必須要遠離均衡。均衡資本主義在術語上是完全矛盾的，我已在上文簡要說明為什么我這么認為。這一系列論斷顯然已經開辟了一條激動人心的道路，促使我們去探索以行為者為基礎的模型的模擬。然而，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為什么這是一條研究經濟學的好方法，我在前文已就此做出了回答：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不斷形成選擇和發展的組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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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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