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使稅收真正發揮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　　

朱明熙　　

2011.10.6.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危險的臨界點，它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最主要的矛盾和問題，因此，我國必須改變目前這種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和乏力的稅收征管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和財產稅制度，以及相應的更為基礎的各種經濟和政治制度，并對如何調整、改變和完善我國的稅制結構、稅收征管制度和相關的基本制度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稅制結構  稅收征管  貧富差距  經濟秩序  政治體制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的經濟和社會形勢可以用一言以蔽之，即處于危機爆發的邊緣。一方面是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嚴重抑制了中國經濟內生發展的最重要的引擎――內需，撕裂了中國社會，斷裂了改革共識，破壞了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和諧，使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和政府的認同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人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命運產生深深的憂慮。另一方面是由于稅制結構的不合理和稅源監控、稅收征收的乏力，而使得我國目前的稅收對急劇拉大的收入分配和財產占有的差距的調節很不到位，很不給力。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加快進行稅制結構和稅收征管調整，使稅收能夠真正有效地發揮這方面的調節作用，使中國能夠避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為此，一、必須破除“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神話，加強國家對貧富差距的調控。二、必須進行稅制改革，盡快建立和完善調節貧富差距的個人所得稅制和財產稅制。三、必須大力整頓經濟秩序，堅決懲治官員腐敗和權錢交易，嚴厲打擊行賄受賄和一切非法經濟活動，改革預算制度，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不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上層建筑，加強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使我國盡快由“稅收國家”進入“預算國家”，使“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真正落到實處。同時為有效的稅收征管和稅收調節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必須破除“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神話，加強國家對貧富差距的調控?！　?/p>

要想調節貧富差距，扭轉兩極分化的趨勢，首先必須破除“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神話。這些年來，我國的一些人，特別是一些身居要津、聲名顯赫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專家學者教授們，都信奉并不斷鼓吹一個自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認為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其理論依據就是庫茲涅茨的“倒U理論”或者說“涓滴效應”。該理論認為，貧富差距開始會因為市場經濟的引入而逐步擴大，但隨著市場的完善和經濟的發展，它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自動出現逐步縮小的趨勢。據說這一理論就是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中得出的，這也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視為一條經濟規律廣為宣揚。既然是一個經濟規律，那么，我國這些年來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就是必然的；既然是必然的，那就是不可抗拒的。誰要是主張調節它，誰就是違背了經濟規律，就是要恢復舊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復辟倒退，最終結果必然是普遍貧窮。而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之所以還在不斷擴大，在他們看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經濟還不夠發達，蛋糕做得還不夠大。因此，要進一步進行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發展經濟，進一步做大蛋糕。只要市場機制完善了，經濟發達了，蛋糕做大了，貧富差距自然而然就會縮小了。至于要到什么時候、什么程度才算市場機制完善了，經濟發達了，蛋糕做大了，貧富差距到了可以自動縮小的時候了，這些“市場萬能論”者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一個準信兒，只有仰望星空，祈求上帝了。或者只有一句“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 的虛無縹緲的類似畫餅充饑的托詞來搪塞了。　　

其實，只要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近現代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西方國家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貧富差距會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而自動縮小的“倒U”規律，說穿了，它只不過是一些人編造出來的忽悠人的鬼話。不錯，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三百多年的歷史上的確曾經出現過貧富差距縮小的現象，具體講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這段短暫時間，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出現的恰恰是相反的現象，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但沒有自動縮小，反而卻在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1861年－1914年間是美國工業化社會崛起的階段，也是自由市場經濟興盛的時期，這個時期又被美國人自己稱之為只有市場和資本剝削的自由，而沒有廣大勞工不被剝削的自由的“工資奴隸”的“鍍金時代”。在這個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社會矛盾也不斷積聚尖銳，而且，這個時期同時也是資本與權力相互勾結政治上相當腐敗的“政黨分肥制”時期。這一趨勢的扭轉是在1913年出現的“進步運動”之后，尤其是30年代大危機的“新政”以后，更為確切地說是在二戰以后到70年代這段期間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的時候。按照克魯格曼教授在《美國怎么了？》這本書中的說法是“新政”以后的“大壓縮”時期。在這個時期，通過政府一系列的調節才使得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中產階級也才逐漸形成，并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比如美國在1946—1963年的18年間，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就一直保持在90%左右。從1964年開始，美國實行減稅政策，一直到1981年的18年間，最高邊際稅率也在70-77%之間波動。[1]）。而恰恰在這個時期，是西方國家現代歷史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危機相對緩和，社會相對平靜的時期，因此也被人們稱之為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但令人遺憾的是，好景不長。由于70年代的經濟滯脹和凱恩斯主義調節政策的失靈，從80年代起，隨著更多的市場和更少的政府干預，更低的稅收和更少的福利這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美國的貧富差距又開始拉大，以至于美國人驚呼“中產階級正在消失”。而且，這一曲折的歷史變化過程不光出現在美國，也同樣程度不同的出現在其他西方國家。2008年之所以爆發席卷全球的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關（據黃樹東先生講，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的2008年，其基尼系數就達到0.47，與30年代大蕭條爆發時的0.43的基尼系數差不多。）。此次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不斷出現的罷工、游行、示威，以及最近英國爆發的震驚世界的“騷亂”等等，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這次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的徹底破產，它也同時宣告了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所謂經濟規律的徹底破產。其實，只要稍微認真研究一下西方國家二戰以后到70年代這段期間為什么會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短暫現象，就會發現，它恰恰不是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結果，而是政府一系列經濟、財政、稅收以及社會政策調節的結果，而政府之所以調節的背后，恰恰是人民大眾的不斷抗爭，不斷罷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國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實行一系列“福利國家”的政策，調節市場機制的結果。市場經濟之所以不能自動調節貧富差距，反而要不斷擴大貧富差距，最終不斷導致經濟和社會危機，從根本上講，是市場競爭的“叢林法則”和資本的“唯利是圖”，即資本積累的本性所決定的。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樣，市場經濟只要沒有相應的制約就必然導致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這是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所一再證明了的一條誰也否認不了的客觀規律?！　?/p>

二、必須進行稅制改革，盡快建立和完善調節貧富差距的個人所得稅制和財產稅制。　　

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稅收之所以對貧富差距的調節相當乏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現行稅制結構的不合理。比如，我國缺乏調節財產貧富差距的房產稅和一般財產稅，以及遺產和贈與稅。而現行的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個人所得稅，也由于落后的分類所得稅制和難以有效監控稅源而基本上起不到“削峰填谷、抽肥補瘦”的調節作用。之所以財產稅制遲遲不能出臺，之所以個人所得稅改革一直難以作大的改動和調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經濟秩序、收入分配秩序和財產分配秩序的混亂，到處都存在或大或小的漏洞，使稅務部門很難真正監控稅源，因此也很難發揮其調節作用。對此，我們將在下一個問題中作深入分析，這里只談如何調整稅制結構?！　?/p>

首先，應當盡快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即將現行的分類所得稅制改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將現在的固定扣除改為按家庭具體情況扣除；將按個人為單位征稅改為按家庭或者個人為單位征稅；將按月或按次征稅改為按年征稅；甚至可以考慮適當降低稅率，將45％的最高邊際稅率下調為40％，在邊際稅率10％－20％之間增加一個15％的檔次。對此，人們已多有研究和論述，我在此不再贅述。我只是強調一點，個人所得稅的帶根本性的改革是否能夠推出，在多大程度上推出，不是取決于人們的愿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實的可能性，說到底就是經濟秩序和征稅秩序是否能夠真正規范。類似的財產稅系列的稅制的改革和建立也是這樣。　　

其次，建立和完善財產稅系列的稅制。首先，應當盡快推行房產稅，調節財產占有上的貧富懸殊。如前所述，財產占有上的貧富懸殊目前已經成為擴大貧富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一邊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占有數套數十套甚至近百套的住房，用于投機增值，炒買炒賣，推高房價；一邊卻是廣大需要住房的民眾因為扶搖直上的房價而“望房興嘆”，買不起房，租不起房，甚至一輩子充當“房奴”。房產占有上的貧富懸殊已經成為目前最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在上海、重慶試點摸索出經驗的基礎上，盡快推出房產稅，無疑對抑制投機，緩解民生，調節貧富差距，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是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房產稅的推行，關鍵在于黨和政府是否能夠下決心，敢于碰硬；經濟秩序和稅收征管秩序是否能夠規范；房產稅具體如何征收。在房產稅具體如何征收上，我認為劉植榮先生提出了比較好的設想，他認為，房產稅可以不按第二套及其以上的房產征收，而是按面積征收，比如，給每個人人均50平米的寬免額，超過50平米以上的房產就要征收。稅率可以考慮按照市場評估價值和占有的面積大小實行1－3％的累進稅率，不夠50平米的可以享受相應的補貼。這樣既可以保護老百姓享有基本的居住權，防止離婚熱潮；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屋的投機炒作，平抑房價；還可以鼓勵人們減少住房面積，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　?/p>

此外，遺產和贈與稅也應當予以考慮。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個事實，遺產和贈與稅并不是對所有繼承遺產和接受贈與財產的人都要征收，而是主要對超過一定寬免額的富人征收。此稅開征的目的：一是調節貧富差距，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激化。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富二代”、“富三代”養成驕奢淫逸，好逸惡勞，不思進取，成為垮掉的“富二代”、“富三代”。為什么當年小布什取消遺產和贈與稅時，巴菲特、比爾·蓋茨的父親等富人反而反對，其道理就在于此。為什么日本戰后經濟高速發展，但貧富差距卻一直不大，長期保持在基尼系數0.3以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此“普世價值”和先進經驗，我們一定要認真汲取，“洋為中用”?！　?/p>

最后，這里還要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在陸續推出這些改革和調整措施時，一定要相應地降低流轉稅的稅率和比重，或者不降低稅率但同時應當降低和取消一些基金和收費。一句話，就是在一段時期內，一定要在保持寬口徑的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穩定的前提下來進行這些改革和調整，切不可一邊改革、建立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一邊保持原來的流轉稅的稅率和比重，或者保持各種基金和收費不變，從而加大老百姓的稅收負擔。　　

三、必須大力整頓經濟秩序，整肅吏治，落實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權利?！　?/p>

如前所述，目前稅制結構的調整與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國的經濟秩序、收入分配秩序和財產分配秩序是否能夠有效地規范，是否能夠真正堵塞四處逃逸的或大或小的漏洞，是否能夠使數量巨大的各種隱性收入變得公開、透明，一句話，是否能夠使稅務部門真正監控和掌握稅源。2010年5月17日《經濟參考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富人善逃稅 稅收加劇貧富差距》的文章，記者在文章中談到，由于目前的稅收監管在富貴階層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區”，由此造成了貧富階層實際稅負不公。記者調查發現許多富人就是靠偷稅漏稅迅速發家的。記者引述有關專家的話說，如果不首先解決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監管難題，出臺再好的政策也將是一紙空文。[2]從這個意義上講，稅收要真正發揮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其實功夫在稅外?！　?/p>

對此，人們也多有論述，比如，整頓金融秩序，嚴格控制現金交易，廣泛使用信用卡和支票結算；銀行、保險、工商、海關、統計、財政、稅務、住房、社保、公檢法等部門利用計算機網絡和信息技術組成一個統一的監控平臺；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都只擁有一個統一的身份號碼，不管是領取收入、獲得財產、銀行存取款、繳納稅收、買賣住房、饋贈財產等等，都只能使用這個統一的身份號碼，從而使目前處于地下狀態的巨量的“隱性收入”轉為地上的公開收入，以堵塞各種違法亂紀、行賄受賄、貪污腐化、偷稅漏稅的漏洞，最大限度地減少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機。應當說現在的計算機和網絡信息技術已經提供了相關的技術條件，問題的關鍵在于為政者敢不敢推行的決心和膽識，說到底就是敢不敢“革自己的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尚且都能夠做到，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么就做不到呢？根據“治亂世當用重典”的古訓和國內外的經驗，為了建立起規范的經濟秩序，我國當前特別需要對整個經濟秩序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徹底的“大掃除”，通過治理整頓，通過嚴刑峻法，建立起規范的經濟秩序。為此，應當充分發動人民群眾，打一場“治理整頓經濟秩序”的“人民戰爭”。為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除了廣泛號召和動員廣大群眾檢舉揭發一切破壞經濟秩序、違法犯罪、行賄受賄、貪污腐化、偷稅漏稅的行為以外，對于違法亂紀和各種犯罪的行為，一旦查實，甚至可以考慮按照一定比例的金額獎勵檢舉揭發者，同時應當建立起嚴格的、有效的保護檢舉人的制度，切實免除檢舉人的后顧之憂。比如美國國稅局就給予舉報人涉稅額15%～30%的獎勵。根據美聯社2011年4月8日的報道，費城某公司會計向國稅局舉報老板逃稅2000萬美元，該舉報人就獲得450萬美元獎勵。[3]據王紹光先生在《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一書中講，中國近代以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政府基本上收不起一分錢稅收。國民黨統治時期，經過宋子文的稅制改革，能夠收取50％的稅收。而在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以后的短短幾年時間里就能夠收取90%以上的稅收。歷史的經驗值得高度重視和汲取?！　?/p>

除此而外，我認為，上述整頓和規范經濟秩序的行動是否能夠真正取得成效，關鍵在于黨和政府是否能夠卓有成效地整頓黨風，整頓吏治，清除腐敗，嚴肅黨紀國法。我國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近年來之所以快速發展，大有躍居世界前列之勢，甚至連許多西方人對此都瞠目結舌，覺得不可思議。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與一些黨員干部和政府官員利用人民授予的權力，大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上下其手，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搜刮民財有關，而且目前腐敗的金額是愈來愈大，層次是愈來愈高，范圍是愈來愈寬，性質是愈來愈惡劣，甚至到了喪心病狂令人發指的程度，以至于老百姓說，現在是“無官不貪、無惡不作，沒有最壞的，只有更壞的”。 前不久，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進行的“未來10年10個最嚴峻挑戰”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第一大挑戰為“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有82.3% 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二大挑戰為“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有80.6%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4]由此可見問題之嚴重程度。而且，當今整個中國社會風氣之壞，道德誠信之差，已經到了令人憂心忡忡甚至不能容忍的地步。這一切之所以發生，從根本上講與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有關。面對這一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人們在憂慮，在彷徨，在吶喊！對此究竟怎么辦？　　

我曾經在《我們到底要實行什么市場經濟？》和《優化稅制必先優化政府》的文中提出標本兼治，長短結合的政策建議。　　

從治本之策來講，我們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真正落實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一、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逐步廢除各級人代會代表的事實上的“委任制”，推行直選制，使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只代表少數權貴、資本、買辦和文化精英的利益；強化人代會的最高權威，加強人代會對政府、公檢法和其他一切權力機關的監督和制約。同時，先黨內后社會，逐步以直選制替代各級官員的委任制，從制度上促使各級政府官員眼睛向下，而不是兩眼朝上，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落在實處，而不是僅僅落在口頭上。二、規范黨政官員和一切政府部門的行為，政府制訂的法律法規、政府的預算收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行為必須要公開、透明、依法辦事，隨時接受人民的審議和監督。尤其是要加強人民群眾對政府財政收支活動的監督與控制，政府部門的一切收支必須全部進入國家預算一個籠子，絕不允許有預算之外的政府收支甚至“小金庫” 存在，各級政府的一切預算收支必須做到統一、公開、透明和規范，必須加強各級人代會和人民代表對預算收支計劃和調整的嚴格審議、批準和質詢的權威，預算收支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的隨時監督和質詢，絕不能任由各級黨政領導“拍腦袋”隨意支配使用。同時要切實加大預算支出結構的調整，大力整頓和嚴格控制“三公經費”和行政支出，努力打造“廉潔政府”，突出民生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性質的支出，使稅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三、從制度上切實落實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日常監督的權力，尤其要充分保護和發揮網絡和輿論的監督作用。目前，許多貪官污吏的落網常常是首先從網絡上揭發出來的。實踐證明，網絡是一種很厲害的人民監督武器，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極力封鎖網絡信息，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我們要充分發揮網絡和媒體的作用，通過實行人民大眾普遍的、及時的監督和制約這種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把政府這頭怪獸關進籠子里”。 　　

從治標之策來講，一、目前應當盡快將紀檢、監查、審計、司法等監督部門實行中央垂直管理，減少監督中的阻礙，強化監督力度，使它們逐步成為類似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反腐部門那樣的“利器”。二、從當前來講，更為迫切的是需要采取雷霆手段，通過大力整肅吏治，嚴懲腐敗，挽回人心，樹立正氣。俗話說得好，“治國就是治官，官治不好，國必然治不好?！睘榱酥喂伲紫缺仨殢狞h和政府的高級干部開始，抓腐敗，建制度，樹理想，一級抓一級，花大力氣，層層抓到底。比如，收入和財產以及交易等規范的經濟秩序的建立，就有賴于黨員干部和政府官員的帶頭作用。如果首先從中央政治局開始帶頭公布家庭收入和財產，然后從上到下一級抓一級，認真的而不是敷衍塞責的層層落實下去，我就不相信經濟秩序沒有整頓不好的。想當年，建國初期，毛澤東為了防止干部的腐化墮落和成為官僚特權階級，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并且發出“誰要是搞腐敗，我毛澤東就要殺他的頭，我毛澤東要是搞腐敗，人民也可以殺我的頭”的鏗鏘誓言，結果換來了幾十年的吏治清明和世風清正。因此，只要我們有一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就不信“春風喚不回”。反腐敗可以說是一場大戰，也是一場惡戰，如果這一仗打不贏，結果必然會“黨將不黨，國將不國”。什么改革開放，什么實現現代化，什么中國的民主、富強，什么實現共同富裕，統統都會見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狀況如何，政府的狀況如何，是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前提！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